汉唐间河西走廊地区农牧生产述略（之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河西走廊论文,汉唐论文,农牧论文,之二论文,地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三
隋唐是统一中央集权的大国，河西作为与西方商贸的枢纽，发挥了重大作用。
隋代，河西常受吐谷浑与突厥的侵扰。先后任命贺娄子干与乞伏慧为凉州总管，便与“边塞未安”密切攸关。文帝让凉州总管“勒民为堡，营田积谷以备不虞”。贺娄子干上书云：“陇西河右，土旷民稀，边境未宁，不可广为田种。比见屯田之所获少费多，虚役人功，卒逢践暴。屯田疏远者请皆废省，但陇右之民以畜牧为事，若更屯聚，弥不获安，只可严谨斥候，岂容集人聚畜，请要路之所，加其防守，但使镇戍相接，烽候相望，民虽散居，必谓无虑。”〔48〕由此可知，隋初在河西营田，得不偿失，除了自然条件制约外，还有社会环境不宁的影响。宇文弼谈到突厥侵扰，“黠虏之势，来如激矢，去若绝絃，若欲追蹑，良为难及”。因此，优先安定社会环境乃是田作的重要前提。其后，炀帝在政局纷扰时，《隋书·炀帝纪》称，“盛兴屯田于玉门、柳城之外”，这种短暂行为，肯定不会有积极成果。
隋唐之际，“家富于财”的武威姑臧人李轨乘乱起兵，很快占有五郡，与吐谷浑、突厥交结，嚣张一时，但被“凉州奕世豪望”的安兴贵兄弟“引诸胡众”迅速击败了，由此可知，凉州境内社会矛盾极为错综复杂。唐太宗贞观初，凉州都督李大亮说：“河西氓庶，积御蕃夷，州县萧条，户口鲜少，加因隋乱，减耗尤多。突厥未平之前尚不安业，匈奴微弱以来始就农亩，”〔49〕充分展示了社会安定对农事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唐平定高昌后，每年要调发千余人去那里防守。褚遂良疏谏称，“王师初发之
，河西供役之年，飞刍輓粟十室九空。……设令张掖尘飞，酒泉烽举，陛下岂能得高昌一人菽粟而及事乎？”自长安至西州五千多里，其中半数以上里程要跨越河西地区，运粮应役，困累无穷，如果在途中发生乱事，则将前功尽弃。玄宗开元时，韦凑反对四镇经略安抚使郭虔瓘募兵五万人出征安西，他严肃地说：“一行万人诣六千余里，咸给递駄，并供熟食，道次州县，将何以供？秦陇之西，人户渐少，凉州已去，沙碛悠然。……纵令必克，其获几何？”〔50〕举此二例，可知河西地区对长安与西域间的交往承担了很繁重的负荷。
玄奘西行求法，目睹“凉州为河西都会，襟带西蕃，葱右诸国商侣往来，无有停绝”〔51〕。所称凉州自然是就城区而言，并不涉及凉州所辖广大地区。其后，陈子昂在武则天执政时说：“顷至凉州，问其仓储惟有六万余石，以支兵防，才周今岁。虽云屯田收者犹在此外，略问其数，得亦不多。”〔52〕可见经历了六七十年发展，凉州农作仍不够发展。
唐代河西仍是多民族聚居地。吐谷浑、吐蕃、回纥、突厥等族不时在此交争，贞观六年（公元632 年）契苾族酋长何力率部落六千余家降唐，被安置于甘、凉之间，经历了八九十年，至开元八年（公元719年）十一月，突厥战败了唐河西节度使杨敬述， 才被迁往他处〔53〕。
唐高宗时，吐蕃与吐谷浑连年交战，吐谷浑失败，“走投凉州，请徙居内地”。不久，突厥势力复兴，攻占铁勒在漠北的故地，迫使回纥、契苾、思结、浑部，徙居甘、凉之间。玄宗“开元中，回鹘渐盛，杀凉州都督王君
”，切断了安西通往长安的通路〔54〕。《旧唐书·地理志》记吐浑、兴昔等“八州府，并无县，皆吐浑，契苾、思结等部，寄在凉州界内”。说明众多少数族人确是聚居于凉州。开元时，河西节度使崔希逸镇守凉州，“时吐蕃与汉树栅为界，置守捉使”。他建议双方“各去守备”，撤除守备后，“吐蕃畜牧被野”。（《旧唐书》卷一九六上）可知彼此大设关防，是很不利于生产发展。
随着唐朝国力增强，包括河西在内的整个边疆局势迅速发生了重大变化。武则天有句名言：“王师外镇，必藉边境营田。”“恭勤不怠”的娄师德，在河陇等地检校营田长达四十多年，“民夷安之”〔55〕。由是，自武周以至玄宗盛世。唐代河西屯田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发展。
武周垂拱二年（公元686年）， 陈子昂纵论河西形势说：“河西诸州，地居边远”，“比者国家所以制其（指吐蕃）不得东侵，实由甘、凉素有蓄积，士马强盛，以扼其喉，故其力屈，势不能动。”而目前却是凉州地广，存粮甚少，“凉府虽曰雄藩，其实已甚虚竭”，“今国家欲制河西，定戎虏，此州不足，未可速图。又至甘州，责其粮数，称现在所貯积者四十余万石，今年屯收犹不入计。……甘州地广粮多，左右受敌，其所管户不满三千，屯田广远，仓蓄狼籍。……今瓜肃镇防御仰食甘州，一旬不给，便至饥馁，然则河西之命今并悬于甘州矣。……得甘州状称，今年屯收用为善熟，为兵防数少，百姓不多，屯田广远，收获难遍，时节既过，遂有凋固，所以三分收不过二，人力又少，未入仓储，纵已收刈，尚多在野”〔56〕。他如此具体地揭示了凉甘地区发展农作的不平衡，甘州地区自西汉以来农作已有较大发展，随着唐代的屯田经营，生产是继续有了新的长进。
凉州地区的田作，此后也有了迅速发展。武则天晚年，郭元振任凉州都督，突厥、吐蕃不敢侵扰，“夷夏畏慕”，使“甘州刺史李汉通开置屯田，尽其水陆之利。旧凉州粟麦斛至数千，及汉通收率之后，数年丰稔，乃至一匹绢籴数十斛，积军粮支数十年”〔57〕。说明凉州都督区内屯作已有发展。《唐六典》卷七记开元盛世的河西屯田数，赤水36屯，大斗16屯，建康15屯，甘州19屯，肃州7屯，玉门5屯。 其中赤水、大斗、建康均在凉州境内， 按《通典》卷二记开元廿五年（公元737年）令，“隶州镇诸军者，每五十顷为一屯”。显而易见，凉州屯田在唐代盛世是有了重大进展。陈子昂说武则天时，甘州有40余屯，开元时仅存19屯，说明屯田规模是在不断发生变化。沙州仅玉门5屯， 陈鸿《东城老父传》记“河州敦煌道，屯田，实边食，余粟转输灵州，漕下黄河，入太原仓，备关中凶年”。所言显有夸大，但敦煌有屯田大致不会虚假。唐代屯田收入，《通典》卷二记天宝八年（公元749 年）全国岁收一百九十一万多石，河西屯收二十六万多石，约占全国的14%。
需要顺便说明，唐前期所置十道或十五道中，并无河西道。它是景云二年（公元711年）五月，自陇右道分置。在此之前， 元年十二月，“置河西节度、支度、营田等使，领凉、甘、肃、伊、瓜、沙、西七州，治凉州”〔58〕。天宝盛世，“河西节度断隔吐蕃、突厥，统赤水、大斗、建康、宁寇、玉门、墨离、豆卢、新泉八军，张掖、交城、白亭三守捉，屯凉、肃、瓜、沙、会五州之境，治凉州，兵七万三千人”。（《资治通鉴》卷二一五）
官府屯田而外，河西还有更多的民间田作。《中国古代籍帐研究》第342—343页引大谷2835号文书，记武周时，沙州逃户在甘、凉、瓜、肃等刑，“例被招携安置，常遣守庄农作，抚恤类若家僮”。河西诸州招怀沙州的逃户参加田作。说明诸州民间都在努力发展农业生产。
沙州敦煌出土武周、唐玄宗与代宗时的众多户籍残卷，分别记录了当地各户受田的具体情况，诸如口分田、永业田的差异，已受田、未受田的不同。在田地各段的四至中，可以看到诸如买田、自田、官田、勋田、观田、墓田、退田等等田名。斯2593号《沙州志》云：“沙州者，古瓜州地。其地平川多沙滷，人以耕稼为业，草木略与东华夏同。”〔59〕沙州民户广泛田作，那是一目了然的。
玄宗开元中，瓜州刺史张守珪打败了入侵的吐蕃，“瓜州地多沙碛，不宜稼穑，每年少雨，以雪水溉田，至是渠堰尽为贼所毁，既地少林木，难为修葺，守珪设祭祈祷，终宿而山水暴至。大漂材木，塞涧而流，直至城下，守珪使取充堰。于是水道复旧，州人刻石以纪其事”〔60〕。它很形象地说明了河西少雨，修渠的迫切性和使用雪水在内灌溉的重要性。
敦煌出土户籍残卷记各户每一地段所在位置以及它的四至，广泛与水渠密切相关。如天宝六载（公元747 年）敦煌郡敦煌县龙勒乡都乡里程什住户，“一段伍亩永业，城西七里平渠。东渠，西渠，南河，北渠”。又如大历四年（公元769 年）沙州敦煌县悬泉乡宜禾里手实索思礼户，“一段玖亩口分，城西十五里瓜渠。东渠，西渠，南路，北渠”。如此等等，突出说明了当地田亩依赖水渠灌溉。
敦煌出土伯2005号《沙州都督府图经》记甘泉水（今党河）“分水以灌田园，荷锸成云，决渠降雨，其腴如泾，其浊如河，加以节气少雨，山谷多雪，立夏之后，山暖雪消，雪水入河，朝减夕涨”。“（州城）西北又分一渠，北名都乡渠，又从马圈口分一渠，于州西北流，名宜秋渠。……五谷皆饶，唯无稻黍，其水溉田即尽，更无流派”。“宜秋渠，……在州西南廿五里，……其渠下地宜晚禾，因号为宜秋渠”〔61〕。将沙州水渠对农事的作用言之凿凿。敦煌出土伯2507号《开元水部式》残卷云：“河西诸州用水溉田，其州县府镇官人公廨田及职田，计营顷亩，共百姓均出人功，同修渠堰。若田多水少，亦准百姓量减少营”，“沙州用水浇田，令县官检校，仍置前官四人，三月以后九月以前行水时，前官各借官马一匹”〔62〕，这是将河西用水溉田加以法制化了。早在武周时，陈子昂已指出，甘州诸屯，“皆因水利，浊河溉灌，良沃不待天时，四十余屯，并为奥壤”。水是农业的命脉，河西水流更有其特殊性。敦煌因地制宜，大修水渠，使点滴水流都能得到充分使用。
唐代盛世，河西官私田作都获得了重大发展，屯田收入以外，官府仓储也大为丰满。《通典》卷一二记河西正仓粮70万石，和籴粮37万石，义仓粮38万石，都大大超过了陇右道的收入。可以推知，河西的粮食生产实是盛况空前。
与此同时，安定的社会环境对河西畜牧生产也很有利。《资治通鉴》卷二○七记风阁舍人崔融言：“江南食鱼，河西食肉，一日不可无”，“一朝禁止，百姓劳弊”。（《文苑英华》卷七六八《断屠议》）一日不可缺的肉食习俗，正是以大量牲畜的繁殖为前提的。郭元振为凉州都督五年，“牛羊被野，路不拾遗”。开元时，突厥出兵“掠凉州羊马”，唐代凉州产马仍很负盛名〔63〕。
《元和郡县志》卷四○甘州张掖县祁连山，“张掖酒泉二界上，美水茂草，山中冬温夏凉，宜放牧，牛羊充肥，乳酪浓好，……作酥特好”。山丹县焉支山，“水草茂美，与祁连山同”。甘州张掖人赵武孟“以驰骋佃猎为事”。（《旧唐书》卷九二）瓜州普昌县，“冥水，自吐谷浑界流入大泽，东西二百六十里，南北六十里，丰水草，宜畜牧”。《唐六典》卷三记“甘、肃、瓜、凉等州（贡）野马皮”。宋人程大昌云，野马皮制靴，骑而越水，水不透里，极为可贵。
玄宗天宝末，安史叛乱发生，边防兵内调，吐蕃乘机迅速攻没河西诸地。法人戴密微撰《吐蕃僧诤记》第二章历叙吐蕃在占领区推行蕃化统治以及所在居民进行反抗诸事实。唐文宗时，遣使至西域，“见甘、凉、瓜、沙等州城邑如故，陷吐蕃之人见唐使者旌节，夹道欢呼，涕泣曰：皇帝犹念陷蕃生灵否？其人皆天宝中陷吐蕃者子孙，其言语小讹，而衣服未改”〔64〕。很可概见陷蕃百姓强烈的反抗政治意识。宣宗时，“张掖人张义潮募兵击走吐蕃”，“奉瓜、沙、伊、肃、甘等十一州地图”进献，“缮甲兵，耕且战，悉复余州”。唐授予张义潮归义军节度使，由是开启了前后相继的张氏和曹氏的归义军时代。
吐蕃占领河西后，气势一度很盛，但其内部社会矛盾也在迅速增涨，鄯州都督尚婢婢与其宰相论恐热的交争很激烈，下层奴婢嗢末的反抗也是方兴未艾。吐蕃贵族统治正在迅速走向没落。原先被吐蕃安置在甘州一带的回鹘也是日趋衰弱。吐蕃人与回鹘人的畜牧生活固然仍在进行，敦煌文书中所见“牧羊人”例为胡姓，正是他们从事畜牧的良好例证。另一方面，吐蕃人与回鹘人也确有一些在从事农作。王建所述凉州吐蕃人，“多来中国收妇女，一半生男为汉语，蕃人旧日不耕犁，相学如今种禾黍”。回鹘人在甘州，“其地宜白麦、青
麦、黄麻、葱韭、胡荽，以橐驼耕而种”〔65〕。以驼耕地，种植春麦等粮食作物。
《敦煌资料第一集》比较集中收录了吐蕃占领时期的多件贷麦（粟）契，借者或“无种子”，或“缺粮用”，借贷利息极高，若不按时交纳，“仍任掣夺家资牛畜，用充麦直”。契约通常注明使用汉斗。借贷人既有汉人、少数族人，还有出家的和尚。“敦煌大蕃、久陷戎垒”。但他们仍在继续广泛种麦。
五代后唐时，“凉州郭外数十里尚有汉民陷没者耕作”。后晋时，高居诲出使西域，“自凉州西行五百里至甘州，甘州，回鹘牙也。……自甘州西始沙碛，碛无水，载水以行。……西至瓜州、沙州，二州多中国人，闻晋使者来，其刺史曹元深等郊迎，问使者天子起居”。由于雨少，“地无水而尝寒多雪，每天暖雪消乃得水”。北宋太宗时，“殿直丁惟清往凉州市马，惟清至，而境大丰稔”〔66〕。这些都说明归义军时代的河西仍有相当发达的农业。
元朝人马端临曾经综合评论说，河西“自东汉以来，民物富庶与中州不殊”〔67〕，所言大致属实。自汉至唐的统一安定时期，全国范围内一派生产兴旺景象，唐前期的天宝盛世，自长安西尽唐境，“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所言虽有夸张，但有一定事实为基础。包括屯田在内的官私农作促进了河西的欣欣向荣。如果以一百多年盛世的唐前期和同样是一百多年的五凉混乱时期相比较，更可以清晰看出社会安定与否对河西社会的严重影响。有了良好生产基础，吐蕃占领时期的暴力未能彻底摧毁农事，田作畜牧均在低调进行。至北宋真宗以后，河西地区相继为西夏所占。《西夏书事》卷二七记宋神宗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西夏银夏等地大旱，“运甘、凉诸州粟济之”。《契丹国志》卷二一记西夏贡马、駞、狐、兔等物。表明党项羌统治河西期间，它既是畜牧区，更有相当发达的农业，已不复是过去那种单纯畜牧经济，且比晚唐五代进步，成为比较发展的农牧兼作区了。
注释：
〔1〕《史记》卷一一○《匈奴传》，第2879页； 《汉书》卷九四上《匈奴传》，第3734页。中华书局点校本，以下所引诸正史均同。
〔2〕《史记》卷一二三《大宛传》，第3161页； 《汉书》卷九六上《西域传》，第3890—3891页。
〔3〕《元和郡县图志》卷四○《陇右道》，中华书局1983 年点校本，第1017—1018、1022页。
〔4〕《太平寰宇记》卷一五三《陇右道》， 清光绪八年金陵书局刻本，第1页下。“后元六年”误， 史无其年。《汉书》卷六作元鼎六年，又卷二八下《地理志》作后元年。何者为是，待考。
〔5〕《汉书》卷五五《霍去病传》，第2479—2480页。
〔6〕《史记》卷一一○《匈奴传》，第2909页， 司马贞《索隐》引《西河旧事》，而张守节《史记正义》引《括地志》记为《西河故事》；《太平御览》卷五○《地部》引《西河旧事》，又引《凉州记》文字都相同，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版，第244页。
〔7〕《汉书》卷六一《张骞传》，第2692页， 又卷九六下《西域传》，第3902页。
〔8〕《资治通鉴》卷二○元鼎二年，中华书局点校本，第658页；《后汉书》卷八七《西羌传》，第2876—2877页。
〔9〕《汉书》卷六九《赵充国传》，第2977页。
〔10〕〔11〕〔14〕〔18〕〔26〕谢桂华等：《居延汉简释文合校》，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第34、61、208、623、57页。
〔12〕〔日〕永田英正：《论礼忠简与徐宗简》，《简牍研究译丛》第二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5—57页。
〔13〕《汉书》卷二四上《食货志》，第1139页。
〔15〕《汉书》卷九六下《西域传》，第3907页。
〔16〕《后汉书》卷七六《任延传》，第2463页。
〔17〕《汉书》卷七《昭帝纪》元风三年条注引，第229页。
〔19〕〔日〕尾形勇：《汉代屯田制的几个问题》，《简牍研究译丛》第一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62—296页；参看《中国屯垦史》上册，农业出版社1990年版，第221页。
〔20〕《史记》卷三○《平准书》，第1439页，又卷一二三《大宛传》，第3176页；《汉书》卷二四下《食货志》及师古注，第173页， 又卷六一《李广利传》，第2700页。
〔21〕〔24〕《居延新简》，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235、228、260页。
〔22〕谢桂华等：《居延汉简释文合校》，第497页； 参看〔日〕吉村昌之《汉代边郡的田官组织》，《简帛研究译丛》第一辑，湖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184—205页。
〔23〕转引赵俪生《汉屯田劳动者所受剥削之性质与数额上之差异》，《西北师院学报》1982年第2期，又见同氏《中国土地制度史》， 齐鲁书社1984年版，第76页，赵先生说是1972年出土新简，我通读《居延新简》而未见，心存疑惑，持此请教谢桂华先生，确知未收入。“卒作簿”名，采用谢先生意见。
〔25〕《汉书》卷六一《李广利传》，第2700页，又卷九六下《西域传》，第3913页。
〔27〕沈元：《居延汉简牛籍校释》，《考古》1962年第8期， 第426—428页。
〔28〕《后汉书》卷三一《孔奋传》，第1098页，又卷二三《窦融传》，第799页。
〔29〕谢桂华等：《居延汉简释文合校》，第499页， 按许慎《说文》七上禾部，“
，谷名”，中华书局1963年版；《宋本玉篇》卷一五禾部，“，穄名”，中国书店1983年版，第288页。
〔30〕《三国志》卷二七《徐邈传》，第740页； 《晋书》卷二六《食货志》，第784页。
〔31〕《三国志》卷一六《仓慈传》注引《魏略》，第513页； 《晋书》卷二六《食货志》，第785页。
〔32〕《晋书》卷八六《张轨传》，第2225页；《太平御览》卷八三八《百谷部》引《前凉录》，第3744页。
〔33〕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上卷上《言语》注引《西河旧事》，中华书局点校本1983年版，第146—147页。
〔34〕《魏书》卷九五《吕光传》，第2087页。所称“饿死千余口”，据《晋书》卷一二二《吕光载记》，第3071页；《资治通鉴》卷一一二，第3536页，均记为“饿死十余万口”，疑近真实。
〔35〕《晋书》卷一二六《秃发傉檀载记》，第3152—3155页，又《秃发利鹿孤载记》，第3145页；《资治通鉴》卷一一四义熙二年四月，第3590页，又卷一一六义熙四年五月，第3666页。
〔36〕《晋书》卷一二六《秃发傉檀载记》，第3152—3155页，又卷一二九《沮渠蒙逊载记》，第3196页。
〔37〕《三国志》卷三○《乌丸鲜卑东夷传》注引《魏略·西戎传》，第859页；《晋书》卷一二二《吕光载记》，第3061页。
〔38〕《后汉书》卷一六《邓训传》，“元和三年，卢水胡反畔”，第609页。
〔39〕《晋书》卷一二六《秃发乌孤载记》，第3143页；又《秃发傉檀载记》，第3149页；又卷一二九《沮渠蒙逊载记》，第3197—3198页；《资治通鉴》卷一二一元嘉六年夏，第3812页。
〔40〕《晋书》卷八七《李暠传》，第2259、2263—2265页。
〔41〕《资治通鉴》卷一一九永初元年七月，第3736—3737页；《晋书》卷八七《李歆传》，第2268—2271页。
〔42〕《资治通鉴》卷一二三元嘉十六年八月，第3874页；《魏书》卷三五《崔浩传》，第822—823页。
〔43〕《魏书》卷一一○《食货志》，第857页， 记“马二百余万匹”；《通典》卷二五《太仆卿》作“马三百余万匹”，中华书局点校本1988年版，第706页。
〔44〕《魏书》卷六九《袁翻传》，第1542—1543页；《北史》卷四七，第1715—1716页，文字全同。
〔45〕《周书》卷一九《宇文贵传》，第314页， 又卷二○《贺兰祥传》，第338页。
〔46〕《太平寰宇记》卷一五二《陇右道》，第8页上； 《周书》卷三七《韩褒传》，第661页，又卷二五《李贤传》，第416页。
〔47〕《周书》卷三二《申徽传》，第556页， 又卷三九《韦瑱传》，第694页。
〔48〕《隋书》卷五三《贺娄子干传》，第1352页，又卷四○《王世积传》，第1173页，亦言“凉州士旷人稀”。
〔49〕《旧唐书》卷六二《李大亮传》，第2388页。
〔50〕《旧唐书》卷八○《褚遂良传》，第2736—2737页，又卷一○三《郭虔瓘传》第3188—3189页。
〔51〕惠立、彦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一，中华书局点校本1983年版，第11页。
〔52〕〔56〕《陈子昂集》卷八《上西蕃边州安危事》，上海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93—195页。
〔53〕《资治通鉴》卷一九四贞观六年，第6099页，又卷二一二开元八年，第6742页。关于“六千余家”，《旧唐书》卷一○九《契苾何力传》作“千余家”，第3291页。
〔54〕《资治通鉴》卷二○一龙朔三年五月，第6335—6336页；《旧唐书》卷一九九《铁勒传》，第5349页，又卷一九五《回纥传》，第5198页；《新唐书》卷二一七上《回鹘传》，第6114页。
〔55〕《旧唐书》卷一八五上《王方翼传》，第4802页，又卷九三《娄师德传》，第2976页。
〔57〕《旧唐书》卷九七《郭元振传》，第3044页；《新唐书》卷一二二本传记稻收丰衍，似在甘州种稻，第4362页。
〔58〕《唐会要》卷七○《州县分望道》，丛书集成本，1936年，第1213页；《资治通鉴》卷二一○景云二年五月，第6666页；《新唐书》卷六七《方镇表》，第1861—1862页。
〔59〕斯2593号，转引王仲荦《敦煌石室地志残卷考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版，第143页。
〔60〕《旧唐书》卷一○三《张守珪传》，第3194页；《新唐书》卷一三三本传作“耕者如旧”，第4548—4549页。
〔61〕伯2005号，转引王仲荦《敦煌石室地志残卷考释》， 第110—114页。
〔62〕伯2507号，转引刘俊文《敦煌吐蕃唐代法制文书考释》，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28—329页。
〔63〕《资治通鉴》卷二一○开元八年十月，第6743页；《旧唐书》卷一九四上《突厥传》作开元九年秋，第5175页；《新五代史》卷七四《吐蕃》，第913页。
〔64〕《旧五代史》卷一三八《吐蕃》，第1839页；《新五代史》卷七四，第914页；《五代会要》卷三○《吐蕃》，第357页。
〔65〕《全唐诗》卷二九八王建《凉州行》，中华书局1979年版；《新五代史》卷七四《回鹘》，第916页。
〔66〕《宋史》卷四九二《吐蕃传》，第14152—14154页；《新五代史》卷七四《于田》，第917—918页；《宋会要辑稿·方域》二一之一四至一五《西凉府》，中华书局影印本1957年版，第7668页。
〔67〕《文献通考》卷三三二《舆地考》， 中华书局影印十通本1986年版，第2537页。
标签：汉书论文; 旧唐书论文; 晋书论文; 河西走廊论文; 开元盛世论文; 唐朝论文; 资治通鉴论文; 突厥论文; 汉唐论文; 中华书局论文; 食货志论文; 新五代史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