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实证史学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实证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西方实证史学是指18世纪末期、特别是19世纪以来兴起的一种史学思潮，它是对18世 纪启蒙时代学者，将史学哲学化所带来的史学危机的一种反拨，是一种将史学学科化和 科学化的思想倾向。实证史学包括以兰克及其学生为代表的兰克史学和以巴克尔为代表 的实证主义史学。西学东渐中的实证史学，除留学生所带回的兰克史学思想外，主要包 括通过日本传入的西方实证史学，以及对西方实证史学如巴克尔《英国文明史》、伯伦 汉《史学研究法》和朗格诺瓦、瑟诺博司《史学原论》的翻译和传播情况。
一、巴克尔的实证主义史学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巴克尔是英国实证主义史学家，其代表作是《英国文明史》。国内较早介绍巴克尔及 其史学的是1902年广智书局刊印的、“中国广东青年”翻译的《泰西政治学者列传》( 日本人杉山藤次郎原编)中的《邈克尔传》，该书介绍了巴克尔的生平和写《英国文明 史》的情况。1903年，南洋公学译书院据英文原本译出了卷一的前五章，前附作者传略 ，并把巴克尔的观点概括为十个要点加以介绍。1906年到1907年《学部官报》第三至二 十八期，又刊载了魏易节译的该书的前三章。与此同时，汪荣宝的《史学概论》和浮田 和民的《史学通论》等书，也对巴克尔的史学及其实证方法有所征引和介绍。梁启超《 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地理与文明之关系》的观点也受到巴克尔的影响。1932年，朱谦 之《历史哲学大纲》第六章第五节有专文介绍巴克尔的历史哲学。(注：朱谦之：《历 史哲学大纲》，民智书局，1932年版。)1936年和1946年，由胡肇椿翻译的《英国文化 史》上册和中册先后出版。
由胡肇椿翻译的《英国文化史》上册共包括七章：历史研究的方法，自然定律的影响 ，形上学者所应用的方法，道德定律与知识定律的比较，宗教文学及政治的影响，历史 文学的起源，由16世纪至18世纪的英国思想。
美国史学家J·W·汤普森在《历史著作史》下卷第四分册说：“巴克尔藐视传记家和 历史家似乎已经养成的单纯编辑事实和资料的习惯，并大胆提出在远为广阔的归纳法的 基础上搞‘历史科学’。能干的批评家认为他的著作是用演绎法说明物质原因对人类文 明的影响的伟大尝试。巴克尔的记述虽说并不完美，但从来还没人否认他的书很有见地 ；除了那结论以外，他对当时青年人的激励也是不应当忘记的。”(注：汤普森著，孙 秉莹等译：《历史著作史》下卷第四分册，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611页。)
巴克尔的史学观点主要包括：首先，历史学是一门科学，人类社会与自然现象一样是 有规律可循的。“研究历史之方法及人类活动规律性之证明的叙述，这些活动本为思想 定律及自然定律所支配：故两部分之定律皆须研究，且不恃自然科学，历史亦不能成立 。”(注：博克尔著，胡肇椿译：《英国文化史》上册，中山文化教育馆编辑，商务印 书馆发行，第1页，第127页。)人类活动受着精神规律和自然规律的支配，必须研究这 些人类活动的规律并加以证明。历史学家的责任就是要说明各民族的历史进程都是有规 律的，只有通过揭示因果关系来阐明这种规律，才能把历史学上升为科学。因此，不借 助于自然科学，科学的历史学便无以成立。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起决定作用的规律有三 种，即自然规律、道德规律和知识规律。自然规律是指土壤、气候、食料、财富等自然 界的各个方面因素对人类产生的影响。土壤、气候等对人的影响，对社会财富的创造和 分配，对阶级的形成、对政治和社会不平等现象都有着重大的意义。自然条件对人的影 响力量与人类知识的进展程度成反比。道德规律是静止不变的，也是长期起作用的因素 ，但最终起决定作用的是知识规律，因为自然环境只有通过人的思想才能发生作用，人 的智力和知识才是决定性的因素。每个文明国家的历史都是知识发展史，在支配人类进步的两种规律中，精神规律比自然规律更为重要，知识是支配人类的惟一力量，当人类 只有对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充分认识，当人类能够不受限制地对知识和规律加以科学的 应用时，人类才能获得最大的利益，从而推动文明的发展。
其次，在史学方法上，巴克尔反对麦考莱和卡莱尔不承认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因此也 根本不相信历史能成为科学的观点。巴克尔主张像维科、孟德斯鸠、黑格尔和孔德那样 致力于探讨历史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寻求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既然承认了历史发展 的规律性，就必然会反对把历史视为偶然现象的堆积和超自然力量的干预，他批评兰克 学派同辉格学派一样，都不重视历史的概括。主张历史科学不是仅让史料自己说话，从 而获得事实的真相，科学的特征是建立规律，具有法则式的研究倾向。(注：伊格尔斯 著，赵世玲等译：《欧洲史学的新方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33页。)史学家 在收集了史料之后，就应当分类整理，使之系统化，然后进行概括，以便发现史实之间 的因果关系和规律，使历史从孤立的、个别的现象记录变为连续的、可以理解的记载。 “事实证明，人的行为虽然以先辈为指导但实际上决不是无规律可寻的。无论其行为表 现得多么反复无常但仅仅是庞大的宇宙秩序中的一部分，同宇宙秩序一样受着严格因果 关系的制约，而限于我们目前的知识水平，对这个宇宙秩序只能窥见其大概。”(注： 博克尔著，胡肇椿译：《英国文化史》上册，中山文化教育馆编辑，商务印书馆发行， 第1页，第127页。)
第三，在历史研究和著述的基本方法上，巴克尔主张史学家要把视线从宗教、政治、 军事、外交的狭小范围，扩大到物质生产、经济关系、各种制度、科学技术、思想意识 、文学艺术等领域中去。应把人类、社会、民族及其文化当作历史的主要内容，应当记 述人类的全部活动、民众的生活和知识的传播过程，应当探讨支配社会发展、民族命运 和文明进化的规律。因此，在对待史料、史实的态度上和在编纂方法上，巴克尔也坚持 科学的态度。
总之，巴克尔所代表的实证主义史学，要扩大历史研究的范围，把人类整个文明史均 纳入历史研究的范围，坚持历史学的科学方向，坚持用自然科学知识来解释人类社会的 发展，坚持史料批评方面的科学方向，坚持追求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性。
二、伯伦汉与《史学研究法》
伯伦汉的《史学研究法》写于1889年，1937年由陈韬译成中文，作为王云五主编的万 有文库丛书之一种，在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比朗格诺瓦、瑟诺博司的《史学原论》(1 897年初版)早，在西方影响很大，是实证史学理论和方法论之代表作。
该书的主要内容和观点包括：
关于历史学的定义：“历史为人类演化之学，从可知史学所从事者，为一广大而多方 面的关连之有生气的全体。兰克曾谓史之任务，不在无生气的罗列材料，而在求其有生 气的理解，俾吾人可知革一时代内人类之趋向若何，其所追求者为何，所获得者以及所 达到者又如何；兰克此言，吾人实首肯之。”(注：伯伦汉著，陈韬译：《史学方法论 》，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5页，第10页，第14页，第63页，第185-186页，第495 页，第497～498页，第522～523页。)又引兰克的话说：“欲使科学能发生影响，必先 使其科学而后可……，必先去其致用之念，使科学成为客观无私者，而后可语致用，而 后能发生影响于当前之事物。”(注：伯伦汉著，陈韬译：《史学方法论》，商务印书 馆，1937年版，第5页，第10页，第14页，第63页，第185-186页，第495页，第497～49 8页，第522～523页。)历史是一种社会科学，“史之任务，在以已往之事实，说明人类 社会状态之产生及形成。”(注：伯伦汉著，陈韬译：《史学方法论》，商务印书馆，1 937年版，第5页，第10页，第14页，第63页，第185-186页，第495页，第497～498页， 第522～523页。)但是，作者不同意巴克尔把历史学等同于自然科学。(注：伯伦汉著， 陈韬译：《史学方法论》，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5页，第10页，第14页，第63页 ，第185-186页，第495页，第497～498页，第522～523页。)
在历史的科学与艺术的关系问题上，兰克曾谓“历史兼为科学与艺术之二者，其精密 及资人参考，科学也，其对于高尚之精神能予人以趣味，则又为艺术也。……兰克氏亦 深知此种二重任务之难以实现，仅足悬为至高之理想，故其结论仍谓一历史著作之最要 条件，在于求真，所叙述者必须与事实相符，科学的贡献，实为其最重要之事。”
历史研究的方法可约之为四类：“其一为史料学，专论史料之搜罗采集，其二为考证 学，在鉴别史料以及确定事实性，其三为综合的观察，在认识事实之意义及其间之连系 性，其四则为叙述，系将所认识之事实，按其连系性表出之。”“从事于史料学时，必 须先有综观是也。”“批判的研究也，公平的综观也，客观的叙述也，凡此种种，均互 相连系，其目的在求完全之真理而已。”(注：伯伦汉著，陈韬译：《史学方法论》， 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5页，第10页，第14页，第63页，第185～186页，第495页， 第497～498页，第522～523页。)
考证，“历史考证之任务，在将史料之可靠性及其所表述之事实，判断的确定之，或 指出其或然性可至于何程度。然此为其积极的任务，其消极的任务，则在指出某种事实 及情节之不可信。”这种考证就是一种判断：“一部分是关于史料与事实间之关系，一 部分则是关于事实与事实间之关系。”而历史考证的主要任务是确定事实性。“历史必 经有方法的考证后，乃得成为科学。”对历史学客观性的新解释：“故凡一种知识，系 以人类所有之一切工具求得之，能尽与实在性相应者，即得谓之客观的知识。故每种科 学，均可含有其所能达之客观性，而此客观性之程度，则除人类之禀赋而外，兼与对象 之性质及应用于其上之工具有关，换言之，与各该科学之材料及方法亦有关也。倘有一 种知识，其客观性远在此项可及的客观性之后，则吾人可称之为主观的。因人类之一般 的禀赋及科学之材料为已有而无多变化者，故其能否达于该项客观程度，主要者在于认 识之方法。至于此方法之主要任务，则就此方面言之，在将材料尽量的与吾人之认识能 力如是相连系，使其适合于吾人之认识目标，力求避去吾人自然禀赋上之影响。凡能尽 量如此之方法，吾人称之为客观的，落于其后者则谓之主观的。缘此，不仅一科目方面 之方法与结果可相比较，且数科目之间，亦得相互比较也。惟客观与主观之概念，自均 为相对者。”(注：伯伦汉著，陈韬译：《史学方法论》，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5 页，第10页，第14页，第63页，第185-186页，第495页，第497～498页，第522～523页 。)强调历史学研究和认识工具与方法的扩张，强调历史学客观性的相对性。
关于历史学的客观性与考证及综观之关系：在史学的客观性问题上，“如以为仅有客 观的考证，即可解决一切，无须有客观的综观者，则其错误殊甚，盖此项机能之间，在 在有其连系，为不可分开者也。”“史学内所可达的客观性至于何程度，此与综观最有 关系，吾人已屡言及之。史料之运用，是否能合于客观性，此与综观有关；史料学之探 求史料，将隐而不易见者抉出之，俾搜集能臻于完备，此与综观有关；其他如考证学之 知注意于事实性，将不良之史料加以整理，使其能适于吾人之用，此亦与综观有关，故 如综观不能尽其职，则极有价值之史料，往往易被忽视，或可使考证学失其用，误采不 良之史料。……在其他之材料方面，亦多有如此者，必待综观之范围扩大而深入后，乃 能注及之，因而材料得所补充，客观知识方始可能。须知人类动作之各方面，相互间均 有密切之关系，故必一方面有进步，他方面乃能随而有进步也。”“在研究之低等的机 能方面，综观已能如是决定其客观性之程度，在高等的机能方面，自更不待言矣。”( 注：伯伦汉著，陈韬译：《史学方法论》，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5页，第10页， 第14页，第63页，第185-186页，第495页，第497～498页，第522～523页。)
总括起来，历史学的认识过程是：“由确切的问题出发，史料学为之搜罗史料，考证 学将其加以考证，以识别其真伪，确定其中之事实性；于是藉解释之助，求其对于所欲 认识的因果关系之意义；综结及复述，使吾人知此项关系之所在；而用尽量客观的价值 判断后，吾人可认识事实间之关系，以及其与演化上之整个及一般间之关系；最后则叙 述法将所得之结果，尽可能的不失其真而叙述之。于此，吾人对于叙说的历史所要求之 审美兴味，以及借鉴的历史所要求之心理训育的意义，自亦当可能的顾及之，惟须将其 置于科学的目的之后，故一切个别事实，均视为连贯的演化系列中之要素，而此项演化 系列，则为人类全部社会演化中之事也。”(注：伯伦汉著，陈韬译：《史学方法论》 ，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5页，第10页，第14页，第63页，第185-186页，第495页 ，第497～498页，第522～523页。)
三、朗格诺瓦、瑟诺博司与《史学原论》
朗格诺瓦是法国国家图书馆主任；瑟诺博司是巴黎大学历史教授，年青时留学德国， 学习史学。朗格诺瓦的著作传入中国的只有与瑟诺博司合著的《史学原论》，《史学原 论》一书于1897年8月在巴黎出版。1926年李思纯的中文译本，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本书认为历史学是一种科学，在从事某项历史工作时，首先是要搜集材料，然后，对 其进行外形鉴定或称之为外考证。对于此项工作，朗格诺瓦和瑟诺博司有一个比较客观 的认识，他们认为：“校仇考证鉴定之学，在平常众人于卑近肤浅之标准中，每为人所 轻视。反之偶有一二人，对于此事又极端颂美之。然在此逾量之推崇，与逾量之轻藐二 者间，自有一公平之准度存焉。”这种态度就是一对于认为外形鉴定是“劳精敝神琐屑 细碎之分析工夫，加以怜悯及嘲笑，诚不值一噱。”这项工作之重要，可以概括地说， 考证是历史研究“必需之事”，但也不可夸大外考证的作用。
此外，内考证也相当重要。内考证就是对史料作者所记载内容真实性的鉴定。此鉴定 工作之目的“乃欲对于一史料，发现其以何缘而被主认为真实。目前之史，仅为一长久 工作之最后结果，其中详情细节，则其史料著作者未尝以告吾人也。彼曾考察收集其事 实，且也构造辞句，写成文字。此等工作，与他人彼此之间，完全别异，然又非能完全 成为准确也。于此则对于著作者劳力之结果，加以分析，辨别其工作之或未能完成，则 反对其结果，乃必需之事。分析之为物，乃鉴定工作中所必需者。一切鉴定之起始，皆 为分析。”这个工作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分析史料内容所含，是为积极的命意释义鉴 定，为人史料著作者之命意所必需。”二是“分析史料当制成时之状况，是为消极鉴定 ，用以证真著作者之所传述。”(注：朗格诺瓦、瑟诺博司著，李思纯译：《史学原论 》，第101～102页，第116～117页，第176页，第281页，第284页，第209页。)关于内 容的鉴定，有两条“普通规律”一是“科学的真实，非由彼保证之辞而建立。吾人欲承 认一种例证，必须由特殊之理论推断而信其为真实，在或种方式中，吾人固可遇见，若 干史料著作家之所纪载，实为充分可信，但此事吾人不能预知也。于此设为规律，吾人 必须将其离立之每一项纪载逐个加以考验，用以决吾人能组成充足理论以信仰之与否。 ”二是“史料鉴定，不可囫囵整块为之。法当分析史料与其质素，用以离立其所含有之 各个记载，且更分别考验之。有时一单独之句，含有数项之记载事物，必须逐一分离而 鉴定之。”(注：朗格诺瓦、瑟诺博司著，李思纯译：《史学原论》，第101～102页， 第116～117页，第176页，第281页，第284页，第209页。)例如：一桩买卖，我们必须 辨识其日期、地址、卖者、买者、与其所买之物，价值及其一切情形之各条件。
历史学为一主观之科学，单个的历史事实是只是一种观念上的存在形态，它是否真实 ，要看它是否符合我们整个理论的要求，因此，这是史料的性质所决定的，“故历史之 为学，终不免为一种主观之科学。吾人若以分析真实对象之真实分析方法，推之于主观 印象内心分析之学，实为不当于理。”(注：朗格诺瓦、瑟诺博司著，李思纯译：《史 学原论》，第101～102页，第116～117页，第176页，第281页，第284页，第209页。) “故知历史之学，须严禁其仿效生物学所用之科学方法。”同时也因为历史这种“单独 特件事实”之故，所以历史学不可能成为一种“纯粹科学”。
“历史之为学，非观察之科学，而推理之科学也。”(注：朗格诺瓦、瑟诺博司著，李 思纯译：《史学原论》，第101～102页，第116～117页，第176页，第281页，第284页 ，第209页。)关于历史学的用途：“惟历史之主要用处，乃以其为一种知识文化之工具 ，于此其道有数端：第一，即实际使用历史方法之研究，其原则已叙述于本书中。此等 方法，最足以强健人之心理能力，而矫正一切轻信之习惯。其次，历史陈列各种殊异之 社会于吾人之前，使吾人了解及承认其风俗习尚之变迁，并示吾人以一切社会皆常变化 ，使吾人狎熟于一切社会形式之变动，而将吾人畏惧变更之传染病，治疗痊愈。最后， 对于过去一切进化之默默加考察，使吾人能了解一切人类变迁，皆由惯习革易与世系更 新而成。凡人类进化，决非与动物进化为同一原因所产生，故历史之学，更能使吾人获 免于适用地一切生物学之类同定律(自然选择，生存竞争，遗传习惯之类)，以说明人类 社会之进化。”(注：朗格诺瓦、瑟诺博司著，李思纯译：《史学原论》，第101～102 页，第116～117页，第176页，第281页，第284页，第209页。)
四、《史学方法论》和《史学原论》对中国史学界的影响
台湾学者杜维运认为陈韬所译伯伦汉之《史学方法论》和李思纯所译朗格诺瓦、瑟诺 博司的《史学原论》“译文都颇似天书”。(注：杜维运：《与西方史家论中国史学》 ，第328页。)而陈韬所译伯氏之书，杜维运据姚从吾生前所告，“陈氏可能根据日译本 翻译”。(注：杜维运：《与西方史家论中国史学》，第334页，注56。)梁启超所受伯 伦汉、朗格诺瓦、瑟诺博司的影响是很明显的。据与梁启超同时的李宗侗回忆：“中国 史学方法论第一部书是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梁先生到欧洲去的时候，我恰好 住在巴黎，他请了很多留法学生给他讲述各门的学问，恐怕史学方法论亦是其中之一， 不过他另补充上很多中国的材料，但其原则仍不免受外国人的影响。(注：《二十世纪 之科学》第九辑《人文科学之部》“史学”之前言，正中书局，1966年版，第1页。)又 据杜维运先生所说：“笔者撰写《史学方法论》一书期间，曾将梁氏的《中国历史研究 法》与郎、瑟二氏的《史学原论》细作比较，深觉二者关系极为密切，梁氏突破性的见 解，其原大半出于郎、瑟二氏。”(注：杜维运：《与西方史家论中国史学》附录三， 第339页。)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66页：“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即无 复史之可言。史料者何?过去人类思想行事所留之痕迹，有证据传入今日者也。思想行 事留痕者本已不多。所留之痕，又未必皆有史料的价值。有价值而留痕者，其丧失之也 又极易。因必有证据然后史料之资格备，证据一失，则史料即随而湮沉。”
朗格诺瓦、瑟诺博司《史学原论》第17页：“史学家凭藉史料进行其工作。史料是以 往人类思想与行为所留下的痕迹。然而在这类思想与行为之中，极少留下清晰可见的痕 迹，且易遭遇意外而澌灭。举凡未曾留下清晰痕迹的一切思想与行为，或其痕迹约已消 失无踪了，则历史即从记载，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人类过去重大时期的历史，由 于史料缺乏，永不可知晓。所以没有史料，就没有历史。”(注：此为杜氏据英文所译 本，李思纯之中文译本，见正文第1页，可资参考。)比较两段引文，前者所受后者之影 响，卓然可见。
何炳松《历史研究法》序：“德国朋汉姆(按指伯伦汉)著作之所以著名，因其能集先 哲学说之大成也。法国朗格罗亚、塞诺波著作之所以著名，因其能采取最新学说之精华 也。一重承先，一重启后，然其有功于史法之研究也，则初无二致。吾国先哲讨论史法 之文学，亦何尝不森然满目?然今日之能以新法综合而整齐之者，尚未有其人耳。”(注 ：何炳松：《历史研究法》，商务印书馆，1927年版。)
在《通史新义》中，“著者之作是书，意在介绍西洋之史法。故关于理论方面，完全 本诸朋汉姆、朗格罗亚、塞诺波三人之著作。遇有吾国史家不约而同之言论，则引用吾 国固有之成文。书中所有实例亦如之。一以便吾国读者之了解，一以明中西史家见解之 大体相同。初不敢稗贩西籍以欺国人，尤不敢牵附中文，以欺读者。”
何炳松又说：“本书所述之原理，十九采自法国名史塞诺波所著《应用于社会上之历 史研究法》(Ch Seignobos:La Methode Historique applique aux Sciencce Socials) 一书。著作虽略有疏通证明之功，终未敢掩袭他山之美。”(注：何炳松：《通史新义 》，《自序》，上海书店据商务1930年本影印，第19页。)而《应用于社会上之历史研 究法》一书，实为《史学原论》一书之“撮要节本”。(注：朗格诺瓦、瑟诺博司著， 李思纯译：《史学原论》，译者弁言。)
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傅斯年所写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 趣》一文中，标举了史语所的三项主张，其中之一就是：“将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 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又在1930年9月13日致王献唐的信中，说：“敝所设置之意 ，并非求继续汉学之正统，乃欲以‘扩充材料，扩充工具’为方术，而致中国历史语言 之学于自然科学之境界中。……拙著《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意在标举此 意，以求勿为正统汉学者误为同调。”(注：《近代史资料》总91号，第137页。)主张 进行科学的历史研究。这个思想是受西方实证史学影响的。傅早年留学英国和德国，在 柏林大学选修历史语言学课程，柏林大学是兰克史学的重镇，而兰克史学又是欧洲近代 史学的代表。傅回国后的一系列主张，显然受到了其影响。而且，我们发现，其“将历 史学建设地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的主张，与朗格诺瓦、瑟诺博司的《史学原论》有 着密切的关系。而其原话则是“历史学之于此，正与地质学古生物化石学同一立足点。 ”(注：朗格诺瓦、瑟诺博司著，李思纯译：《史学原论》，第101～102页，第116～11 7页，第176页，第281页，第284页，第209页。)傅斯年的表述，既有吸收，也有误读。 (注：详见拙文：《20世纪中国史学思潮研究及相关问题》，《史林》2002年1期。)虽 然，两者之间的关系却是密切的，而且前者出于后者，也是不容置疑的。
1932年，李璜曾出版《历史学与社会科学》一书，包括历史学与社会科学、历史学方 法概论、欧洲文化史导言、历史教学法旨趣等，共四篇，是李氏1924年到26年间在各大 学的演讲稿，主要介绍瑟诺博司之说。(注：杜维运：《与西方史家论中国史学》，台 湾东大图书公司，1981年版，第319页，附录二。)
张荫麟对瑟诺博司关于默证法的介绍，杨鸿烈《史学通论》、《历史研究法》对伯伦 汉《史学方法论》和朗格诺瓦、瑟诺博司《史学原论》两书的引用和介绍。在《史学通 论》中，在论及史学的功用时，杨鸿烈的观点显然受到《史学原论》的影响，并加以发 挥。比如，杨氏认为史学可以使我们不要养成轻信的习惯，可以将我们畏惧改革的传染 病治疗得好，使人们明白社会进化的原理等，(注：杨鸿烈：《史学通论》，商务印书 馆1939年版，第113～137页。)这些论述都可以在朗格诺瓦和瑟诺博司《史学原论》中 找到类似的说法，说明杨氏所受西方实证史学的影响是很大的。
陆懋德《史学方法论》自序说：“近时欧美各邦人士，本其科学方法，以治史学，故 其成绩往往过于吾国。至于德人柏尔亥谟氏(按指伯伦汉)及法人塞奴朴氏(按指瑟诺博 司)之言史法，其精密尤非吾国前人所及。此外英美学者亦多采取其说以著书，故西方 专言史法之作，多能胪列条文，与人以便利。夫举艰深之理，而示以坦易之途，此固科 学之尚，而为吾人之所求者也。余昔年在北京清华大学，师范大学，辅仁大学，均曾主 讲史学方法，每于援引吾国旧说之外，多采取西人名誉，以为补助。盖学问之道，无所 谓中西，但取其长而求其是而已。”(注：陆懋德：《史学方法论》，北京师范大学史 学所1980年校印本。)
“至1889年，德人E.Bernheim,Lehrbuch der Historischen Methode出版，于是历史 方法之书，始成为学界之威权。至1897年，法人Ch.Langlois及Ch.Seignbos之
Introduction aux Etudes Historiques出版，于是历史方法之书，始有简明的教本。 近年欧美各国关于历史方法之著作日多，而大抵均奉此二书为指归。大约后人之说虽多 ，而其基本法则，仍不外乎此二种著作。”(注：陆懋德：《史学方法论》，第12页。) 高度评价了伯伦汉和朗格诺瓦、瑟诺博司等人的著作和方法，而且通观陆氏《史学方法 论》一书，其对伯伦汉和朗、瑟二氏之书，征引之处，随处可见，其论考证的章节，简 直就是直接的移用。足见，这两部书对中国史学界所产生的深刻影响。
西方实证史学在20世纪中国史学学科化建设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对中国史学 从传统向现代形态转变过程中所出现的一系列的理论和实践问题，都提供了有益的回答 ，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第一，实证史学进一步确立了现代史学有关历史进化的观念。无论是巴克尔的文明史 、伯伦汉的《史学方法论》，还是朗格诺瓦、瑟诺博司的《史学原论》，都对历史的进 化观念进行了强调，并切实论证了历史的进化过程以及进化过程中所出现的各种理论问 题。在这些著作中，不仅确立了进化论的观念，而且把人类社会的进化变迁，与庸俗进 化论进行了进一步的区分。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有了辩证的更进一步深入的认识。对 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有了初步的认识。
第二，完整的文献批评的方法和手段。西方史学家以自然科学观念为基础，以内考证 和外考证为中心的文献批评的方法和手段趋于科学化，对包括文献的来源、作者、版本 、内容、事实等方面的考证方法，对中国史学界均产生了积极有效的影响。中国是一个 有考据传统的国家，西方的实证史学观念与传统考据学特别是乾嘉史学的传统相结合， 形成了20世纪前半期波澜壮观的新历史考证学思潮。
第三，对历史学的重大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地探讨，为历史学的学科化建设和科学化 发展道路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比如，历史学的科学性与艺术性、主观性与客观性、 考证与解释、综合与分析、历史的叙述以及对历史学与相邻学科的关系等，对历史学的 重大理论问题均有深入系统地探讨，为中国史学从传统向现代蜕变中所必然出现的一系 列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现成的答案，因而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这种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