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太地区信息产业发展模式和中国信息产业对策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亚太地区论文,模式论文,对策研究论文,信息产业发展论文,中国信息产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信息已经被视作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和现代社会的重要战略资源，信息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已成为生产力、竞争力、综合国力及社会经济成就的关键因素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由于知识经济涵盖了信息经济，信息经济的发展又充分体现了知识经济的特征，因此一个以知识和信息为基础的、竞争与合作并存的全球化市场经济正在形成。本文将以亚太地区信息市场、信息产业和信息经济的发展模式为参照系，研究我国信息产业的对策调整。
一、亚太地区信息产业的发展模式
近年来，亚太地区日益增多的上网用户已经给世界信息装备制造和信息服务业注入了无限生机和活力，在1995年世界500 家最大公司排序中，从事计算机及办公设备、电子和电器设备及通讯业的60家公司被排名，其总销售额达到1.62万亿美元，其中美国公司最多（24家），日本公司居第二（14家），但日本的销售额高于美国。韩国和加拿大分别有3家和1家公司榜上有名。目前美国、日本和新加坡三国信息科技产品贸易额占全球市场份额的51.3%。在亚太地区中，最具代表性的美国、日本及“四小龙”在世界信息产业中都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他们信息产业的发展模式不同，但其经验对我国的信息产业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1.美国
美国的信息产业发展模式实际上是一种宏观管理与市场自由调节相结合的模式。美国模式充分体现了社会化大分工的鲜明特点，国家的高层推进主要是从规划和政策引导入手，特别注意发挥地方政府和企业的主导实干作用。具体说来，国家在鼓励信息产业各部门、各企业自由经营、自由发展的同时，通过间接手段调控信息产业发展的规模、速度与方向，控制信息产业的结构与总量。政府将投资用于信息相关的其他产业，通过其他产业的发展变化来带动、促进和限制、规范信息产业的发展过程；通过国际贸易扩大和压缩信息产业的最终产品需求以调节产业的扩张和收缩。美国的NII计划， 就政府如何在信息高速公路建设中发挥作用的问题，以9项原则和目标进行了具体规定， 其特点是：有限介入，宏观协调和引导，以政策、经济杠杆调节，以立法手段支持，在具体问题上进行组织协调和灵活管理；扩展全民服务概念，搞好自身信息向全民的开放，政府在信息高速公路建设和信息化进程中充当裁判员的角色，发挥催化剂的作用。美国的信息产业发展模式也是在这9 项原则指导下的产物。
目前美国的信息科技产品贸易在世界排名第一，其贸易额占全球市场份额的25%。据统计，全世界信息产业1997年总投资大约6100亿美元，其中美国占41.5%，远远超过日本和欧洲其他发达国家。高投入带来高产出，美国1997年生产总值增幅中的三分之一来自以网络化和数字化为主要特征的信息产业，在过去三年的经济增幅中有27%要归功于高科技企业。在这些高科技企业中，表现最突出的就是与网络技术直接相关的企业，其他企业效益的增长也大都得益于网络技术的推广和应用。网络化潮流刺激了美国经济的发展。根据国际电信联盟1997年9 月的一份报告表明，全世界因特网用户中约三分之二分布在美国和加拿大， 21 .9%分布在欧洲大陆，6.3%分布在亚洲，3.7%分布在大洋洲， 而拉美及非洲仅分别占1%和0.6%。近年来，美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企业生产效率的提高都与其在信息技术特别是网络化建设方面的领先地位分不开。
2.日本
日本式的政府干预模式实际上是一种中观产业层次的干预。国家直接调控信息产业运动的全过程，包括产业目标确立、产业技术政策、产业组织协调、产业布局调整、产业保护策略实施和产业国际化等内容。这种管理模式下，政府只在宏观与微观的结合部——中观产业来有效地组织信息经济，将国家政权高度凝聚的力量渗透到信息生产过程内部，来推动信息产业的发展，并逐步激化企业的活力，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优化信息产业发展内部环境。这种国家干预模式通过产业政策的专指性、实用性和功利性，直接干预了信息产业的资源布局、投资、分配、产业发展步骤、人才的培养、技术和产品的开发以及与此相适应的金融、税收、财政和立法活动，多方位地为信息产业的实施提供保证。
日本政府特别重视人才和技术两大要素。把人才作为促进信息产业全面发展的关键要素。把专业人才的培养和计算机的普及相结合，成立了中央信息研究中心，并建立了严格的信息处理技术人员考试制度。在技术保障方面，日本政府高度重视信息处理技术的研究开发。国家的信息处理技术的研究开发主要是通过大型的研究开发计划来进行的。 如1966年至1977年间，日本政府使用半导体集成电路，开发了第三代超高性能电子计算机；1971年至1980年开发了大量信息处理系统；90年代，日本致力开发第五代电子计算机，即能够进行思维的智能计算机。此外，日本政府积极推进信息技术标准化建设，为推动日本软件产业的发展，创办了振兴信息处理事业协会。
由于日本政府从70年代起就针对本国经济发展的薄弱环节，制定赶超战略，使日本信息产业在短短20多年得到了飞速发展，一跃成为世界第2位信息产业强国。目前日本信息科技产品贸易占全球市场份额的15.6%，排名世界第二。1981 年至1992 年间的信息市场年均增长率高达18%，其中尤以数据库产业年均增长率最高，达40%～50%。
3.“四小龙”国家
80年代以来，亚洲“四小龙”电子信息产业的迅速崛起，引起世人的瞩目。1980至1988年，亚洲“四小龙”电子工业产值从20.6亿美元增加到586.5亿美元，年增长率为21.9%，高于日本和美国， 他们在世界电子信息产业中的比重也从6%上升到10.3%。
亚洲“四小龙”的出口导向型的信息产业发展模式，可以说是其产业结构政策的具体产物。在1982年至1992年10年间台湾信息产业产值增长超过了153倍，占世界信息产品市场的3%。1992年台湾省信息产品的总产值已排名世界第6位。80 年代后半期是韩国采取发展高科技产业的政策时期。自1986年以来，韩国信息产业高速度发展，1986年至1993年的8年间，韩国信息产业平均增长45%。产值居世界第5位，出口额占世界第4位，其中半导体产品紧随美国和日本之后居世界第3位。韩国强调信息化是提高国家竞争力的核心手段，采取综合措施，将软件开发、声像信息等信息产业发展成为21世纪的主导产业，同时政府还大力支持合资企业发展信息技术和吸引外国一流企业到韩国来进行信息技术投资，以培养韩国的信息技术力量。
新加坡实行的是政府引导下的开放式市场经济。1979至1985年是新加坡发展技术和知识密集型产业的阶段。1986年以来的重点是引导产业升级，发展高技术、高附加值出口产业和扩大服务业比重。由于新加坡人口负担轻以及城市国家得天独厚的优势，世界各国普遍看好，它将会成为世界上第一批建成“信息高速公路”、进入信息社会化的国家之一，成为一个“智慧岛”。在新加坡产业结构政策的作用下，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分迅速，他在制造业中的地位也不断提高。在1990年，新加坡电子信息制造业的产值创历史最高记录，占制造业总产值的42%。该行业的投资也迅速增长，其增长幅度居制造业行业之首。1990年新加坡电子信息制造业职工人数占制造业就业人数的41.7%，是制造业部门中就业人数最多的行业。目前，新加坡已成为世界上电脑磁盘机和集成电路的主要生产国之一；新加坡的信息科技产品的贸易额占全球市场份额的10.7%，排名世界第4。
“东方之珠”香港的信息灵通从来就是它所具有的许多优势中的一项突出的优势。香港根据外向型的贸易结构选择了出口导向型信息产业发展模式，其核心内容是，即使本地存在市场需求，也要以开发国际市场为方向。开发信息资源并向全社会提供各项信息服务，已经成为香港具有极大发展潜质的一项事业。香港的信息技术，虽然在基础研究和设备生产方面显得比较薄弱，但是由于它具有引进国际先进技术的优越条件，因此在信息技术应用方面始终跟着世界先进潮流。香港的电话普及率居世界第3位，仅次于纽约和东京； 香港也是世界上按人口平均拥有无线电话最多的地区之一。香港信息业的发展，同经济发展基本上是同步的。香港的现代化信息业始建于60年代，进入70年代，香港加快发展电子信息制造业，在80年代香港制造业中的电子信息行业以及商业和外贸中的电脑业有了巨大的发展。香港的信息制造业以通讯设备和计算机设备为核心，仅次于制衣业而居第2位。 香港信息产业的就业人数占整个国民经济全部就业人数的比重不断上升，1971年至1994年的24年间，增加了12倍多。由于香港主要是一个商业城，自己的信息技术研究和科技工业比较落后，因此它的信息业以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和应用为主，香港政府对于这一状况，基本上采取的是“不干预”政策，也缺乏有远见的、长期的整体规划和积极有效的发展措施。但香港在信息咨询产业方面的成就和经验是值得我们借鉴的，香港约有600多家独立咨询机构， 加上一些兼营的咨询机构，共约800多家。
二、发展模式的比较及其借鉴意义
从社会经济基础来看，美国模式是基于完善的市场机制，企业有很大的自主经营权，社会经济水平已经发展到一定阶段，公众文化素质较高、具有较强的信息意识。日本模式是基于社会经济处于短缺状态，市场机制尚待完善，企业虽能自主经营，但其生存环境恶劣和本身的生存能力很弱，政府缺乏宏观管理的基本经济条件。“四小龙”模式则是生长于资金、技术、企业都处于严重短缺的环境之下。
从调节手段来看，美国模式依靠的一是市场机制，二是国家宏观经济政策手段。产业政策的重点在于弥补市场机制的缺陷。政府将政策措施集中于支持少数高新技术新兴产业的发展，对大多数产业的发展更强调市场机制的自我作用，限制垄断，保护中小企业，维持合理的市场竞争秩序。政府注重创造和刺激信息产业的有效需求，注重发挥市场竞争机制的作用，保证了信息产业的自由和信息产业各部门、各企业进出市场的自由，实施手段具有粗放性、模糊性、统一性和广泛性的特点。而日本模式将政策调节手段直接作用于信息产业层，倾向性明显，其手段具体、清晰、明白，有较强的专指性、实用性和功利性。“四小龙”模式则跟随国际产业结构、消费结构的变化，主要通过产业政策及其配套手段的作用始终强调了政府的主导作用。产业政策的着力方向是适应发达国家产业结构的变化调整自身的产业结构，促使产业由进口替代向出口导向转化，进而向出口替代发展。其产业政策更注重刺激供给，更为注重取得尽可能快的经济增长，是一种主动的、赶超性的经济政策。“四小龙”国家特别注意充分利用发达国家的资金和技术，并注重国内企业家的成长和培育。以韩国为例，其电子工业是1958年开始建设的新兴工业部门。1965年美国在高美公司成为第一个和韩国企业合资的企业，到1977年，在韩国的电子工业外资企业就达211家，其中合资的167家，独资的44家。在发展电子工业的过程中， 韩国引进了不少先进技术， 1965年至1977年共引进200项。 在“三五”期间电子工业年平均增长率达59%。1977年电子工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已由1970年的1 %提高到5.5%。在此同时，电子工业产品的出口量也在迅速增长。 “三五”期间出口年平均增长率达到65.3%。1997年电子产品的出口额已占当年韩国出口总额的9.2%。 韩国政府在引进外资和技术时始终注意引进项目的技术含量，根据韩国1984年技术水平的调查，它已有10.6%的技术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35.8%的技术属发达国家和新型工业国之间的水平，44.8%的技术已完全是新兴工业国家的水平，而尚属后发展中国家和初级阶段的技术水平只有6.3%和2.5%。这样在产业结构上，就保证了由重化工业向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的顺利过渡。
从实施效果比较，美国模式下形成的信息产业是国民经济长期自然平衡发展的产物，这种模式从政策下达到实际见效需要一定的时间周期，信息产业与其他产业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相互渗透、协调促进，通过市场化解风险，有较强的自我保护能力，是一种“柔性”结构。日本模式和“四小龙”模式见效周期比较短，但属于一种“刚性”结构，在这种模式下信息产业与其他产业的协调性与适应性较差，容易受到外界条件的影响和冲击，缺乏自我保护机制。日本电子工业会发表预测报告称：1998年日本计算机、音像设备等电子工业产值同比将增长3.5%， 这一增长率大大低于1997年的8.4%。其直接原因是：交换机、 移动电话等主要投资类产品的增长率下降；此外彩电、录像机市场萧条使消费类产品出现负增长。然而究其深层原因，必须上升到政府产业战略和政策层次。日本在60至70年代取得世界消费电子霸主地位后，为了全面超过美国实施的雄心勃勃的第五代智能计算机和高清晰度电视计划，把发展战略押在少数技术前沿的突破上，而不是放在推动深层应用上。而从世界信息技术发展的历程来看，当前和未来相当长时间里在总体上信息技术仍然处于扩散与应用时期，只不过个别技术已趋于成熟，而应用向更深的层面渗透。因此日本政府尽管制定了体现国家意志的信息化计划，由于在发展战略上违背了信息技术发展的客观规律，不但没有实施跨越，反而面临丢掉市场的尴尬境地。这是值得我们引以为戒的。
三、中国信息产业的对策调整方向
讨论我国信息产业的对策调整方向，必须重新认识信息产业在新形势下的地位和作用，从政府的目标着手，涉及产业战略和政策，并要求客观分析国际经济环境。
1.从产业战略上，不仅要将信息产业和信息经济作为国民经济新的经济增长点，而且要成为迎接知识经济时代，建立国家创新体系的核心举措
世界经济发展的事实表明，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人类社会总是不断产生新的社会需求，并往往由此滋生新的经济增长点。在全球化经济浪潮中，一个国家要使自己在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也必须要跟随国际产业结构动向进行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点的调整。这种使资源配置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进一步升级的调整永远不会终止。
风行全球的知识经济，不仅改变着世界经济结构，也改变着传统观念。在农业经济时代，人们梦想占有土地；在工业经济时代，人们希望拥有资本；在知识经济时代，掌握知识将成为人们的追求；创造知识和应用知识的能力与效率成为影响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的重要因素。知识经济的崛起，源自以信息技术等高技术及其产业迅猛发展为标志的科技革命；信息经济的发展，几乎体现了知识经济的所有特征，并将逐步占据国际经济的主导地位。知识和信息对发达国家而言，是生产力发展的自然结果。在这种形势下讨论我国的经济发展还不能忽视一个重要的背景：当一批刚刚获得独立的前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不发达国家开始现代化进程时，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开始了经济信息化、全球化的新进程。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工业化是在一个与发展中国家原来进行工业化、现代化时期完全不同的新的历史背景下展开的，其基本特征是落后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和发达国家的信息化全球化交叉进行、渗透发展。这一事实虽然使发展中国家面临严峻挑战，但也可能促使发展中国家改变传统的工业化模式，完全可以不走老牌工业化国家的道路，对信息技术的应用加快工业化的进程，甚至可能跳跃式地发展。
就当前我国经济的发展状况而言，总量矛盾明显缓解，结构性矛盾愈加突出。其主要原因在于，社会需求热点已经快速转移，而国民经济的发展还停留在满足原来的需求热点上，特别是满足新的需求热点新兴产业发展较慢，从而导致经济粗放，大量原有产业的生产能力过剩。因此，根据目前亚太地区经济发展趋势特别是亚太地区信息产业发展的成功经验和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状况，大力发展信息产业，是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推进两个根本性转变、促进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建立我国国家创新体系的核心举措。
而将信息产业作为国民经济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客观条件也已经成熟：我国居民的信息消费需求日渐旺盛，必将促进信息市场的快速发展；随着国内信息消费需求的增加和国民经济信息化进程的加快，我国对信息业的投资步伐将加快、投资力度将增强，由此必将带动信息产品和信息服务供给的增加：我国信息产品和服务贸易在国际贸易中的比重不断提高，由于全球信息化浪潮高涨，国际市场上对信息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将会稳步增长，对中国来说，大力发展信息产品和服务的出口贸易，将会是一次良好的机遇；经过近些年的发展，我国的信息产业也已经具备一定基础，显示出良好的发展后劲。
2.政府在信息化建设中的作用要通过信息化政策进一步目标化、明晰化、具体化
在信息化建设中政府要发挥统一领导、规划、组织、协调的主导作用，有人将这种主导作用概括为领导职能、规划职能、立法职能、投资职能、教育职能、宣传职能等六个方面。无疑这也是对政府在信息化建设中的作用和地位的最好诠释。但政府要在信息化建设中将这些功能兑现，仅有这些原则是不够的，还需要将目标进一步分解，并选择好作用点。
目前，存在着不少对信息化的模糊认识，网络专家说，信息化就是网络化；信息资源专家说，信息化就是数据库化；邮电专家说，信息化就是邮电化。还有人认识信息化就是“电脑+网络+数据库”。当然国民经济信息化离不开电脑、网络和数据库，但是信息化的目标不仅仅是购买这些设备和软件。信息化的目标更重要的是持续、稳定地提高全社会的经济效率。这也是政府在信息化建设中的最终政策目标。
我们说信息化，离不开四个要素：信息市场（用户）、网络（公路）、软件和硬件（汽车）、数据库和信息资源（货物）。为了达到提高全社会经济效率的目标，政府在信息化过程中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要宏观调控好四个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信息产业则通过技术、人才和市场等要素的优化配置提供信息化发展的“平台”。因此在信息化进程中，信息产业始终是政府的信息化政策和调节手段的作用点。
在路、车、货物、用户（买主和卖主）四要素具备的情况下，政府要制定好“交通规则”。担当好“交警”的角色。在四要素不完全的情况下，政府要催生这些要素的发育、成长。为此需要政府主要作用于以下四个方面：①为信息化制定一套有效的具有激励因素的管理机制。②培育竞争，为竞争建立和健全各种政策法规，建立一个公平合理的竞争环境；③加强对教育的投入，搞好信息化的人才储备，政府要在信息化教育、培训和宣传以及全民信息化意识培养方面发挥主导作用。④重点进行信息基础设施建设。
政府的作用是通过其信息化政策对信息产业的作用而实现的，信息化政策包括产业政策、竞争政策、技术政策、税收政策、开放政策，以及文化教育政策等方面。在信息化建设初期，国家要尽快发展信息产业，单纯依靠市场机制的作用比较缓慢，为满足快速增长的需要，政府进行某些产业政策的倾斜是必要的，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要以牺牲一部分公平来突出效率。但需要注意的是，产业政策是在市场机制的基础上政府对经济干预的手段。实施向信息产业的政策倾斜，并不意味着政府要直接介入资源分配或对经济活动发布行政指令，而主要是通过指导性的发展规划，为信息经济发展提供远景目标和发展方针，依靠财政金融和法律手段引导自主经营的企业克服短期利益驱动，求得长远发展，将产业政策的目标转化为经济活动和企业行为的内在机制。
3.政府要通过价格、税收、信贷和投资等经济杠杆，发挥产业政策的调节作用，为信息产业的发展创造一个公平合理的竞争机制
一段时期内，我国不少地区的信息化发展规划和信息产业发展战略中，几乎都提到要组织本地区有实力的信息企业集团，鼓励强强联合，创立名牌厂商等。这种思路本身没有不当之处。形成大型的产业集团，是我国参与国际竞争的需要。但有实力的信息产业集团，决不是靠政府的“拉郎配”所能生成的。没有市场竞争、没有优胜劣汰，就不可能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大规模企业集团。在这方面，韩国已经有前车之鉴。韩国电子产业中的佼佼者如三星、现代、LG等集团，都是在政府政策和资本的呵护与溺爱下成长起来的大型信息产业财团。韩国经济部门坚持要使韩国经济快速增长，而将国民生产总值的60%押在这十三四家大型财团身上，结果造成大而无当、没有效率、以债养债的局面，这些财团片面追求规模和增长，忽略所得利润，使韩国政府不得不饱尝拔苗助长的苦果。
目前，政府的主要任务是鼓励和引导厂商以市场竞争形式进入和扩展市场，以带动信息市场的发展，通过国家干预和市场机制双管齐下，实现对信息市场的宏观调控和管理。其当务之急是要解决好信息产业中垄断行业与其他信息业厂商的不平等竞争问题。
中国联通的出现曾使人们认为中国电信市场终于出现了竞争选手。然而且不说联通在发展过程中所受的种种刁难，就在目前仍有些地方还不给联通开通像114、119等特服号，致使联通及其用户都不得不忍受这份无奈。
作为国家基础公益设施的公众电信网，是在国家政策一手扶植下成长起来的垄断性暴利行业。作为一项基础公益设施，其发展要享受国家政策补贴无可非议。因为即使在西方国家、特别是像北欧的“福利主义”国家里，许多基础公益服务也是由政府预算补贴的，并不都是市场化的。关键是要不打折扣地贯彻民建、民有、民享的原则，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在此意义上关于电信“入网初装费”是否合理的问题已经讨论多年。邮电BP台利用中继线的垄断优势大幅度调低BP机的服务费，与社会BP寻呼台展开的不正当竞争在武汉等地引起的诉讼，曾经吸引了人们许多关注的目光。1997年国家计委和邮电部联合下文，宣布降低派生电信服务方面的收费共达15个亿，其中与BP机行业相关的收费降低达9 个亿，最终原邮电部采取了积极的、建设性的姿态，使社会台和电信台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受到了社会的称道。
网络建设是信息化建设的重头戏。目前，因特网是国人皆知的时髦话题。我国因特网用户1994年只有300～400户，1995 年超过4 万户， 1997年达到62万之巨。尽管如此，这都是一个绝对数和相对数都很低的指标，美加两国用户已经超过4000万户，国民上网率已经达到20%，而我国只有0.05%。由此可见我国普及因特网的任务有多艰巨。有人算了一笔帐，在因特网上按绝对的货币价格计算， 中国人要比美国人高201倍的价格去买回一样大小流量的信息，而且中国人平均收入是美国人的1／20。换句话说，现在，若按相同的劳动时间收入去买相同容量大小的信息，中国人所付的价格要比美国人高4032倍。可见中国要跨入信息社会的门槛有多高。要解决这一问题，同样涉及电信价格和网络服务体系，因特网用户服务是一种终端用户业务，是在电信基础设施上派生的一种增殖服务，目前我国除邮电部门直接经营以外，社会上ISP （网络服务提供商）主要从事该业务，由于任何ISP都必须从邮电局租用专线， 目前64Kbps专线，每月是15万元，若按T1（1.5Mbps）计，约为350万元／月，大约是北美的600倍。因此中国的ISP举步艰难，他们把从终端用户收到的钱绝大部分要上交给邮电部门等高一级的大ISP。 邮电部门由于先天优势而导致对其他ISP的不平等竞争，不利于社会ISP的正常发展，从而使因特网难以形成全民性的产业，而仅仅是邮电部门的垄断的产业。ISP们是否也有一天要和社会BP台一样与邮电对簿公堂呢？ 我们不希望有这一天，但希望政府早行主动。
因特网的发迹是始于教育和科研，美国政府曾经给予的政策优惠和财政补贴首先是促成了因特网在校园和科研单位的迅速普及，才成为一种全民事业的。即使发展到信息高速公路之时，美国政府还在念念不忘“保证所有用户以负担得起的价格享用信息资源”。我国政府要担当好信息化宣传和计算机知识普及以及国民信息意识培养的重任，是否也应该在网络服务价格方面给教育和科研部门来点真格的。
应当明确政府在国民经济信息化中的政策选择，是鼓励竞争，培育竞争，而不是参与竞争。目前，我国信息产业领域存在明显的政企不分现象，政府不得不从事某些企业活动，而企业有时又不得不干政府原本应该做的事情，这种不正常状态应当改变。政府的当务之急是应当利用好价格监督、财政扶持和政策支持等调节手段，督促那些获得政府支持的垄断信息行业和厂商为社会作出有保证的服务承诺，以此提高全社会的信息福利，保障信息消费者的权益，提高全社会的经济竞争能力和信息环境质量。
4.全面认识亚洲金融风暴对世界信息产业的冲击和对亚太地区信息产业的影响，把发展信息产业提到增强国际竞争能力、加强国家经济安全性的高度
在亚洲金融风暴中，我国的经济阵脚虽然稳固，但并不等于我们可以隔岸观火。不言自明的是我国要实现电子信息产品出口300 亿美元的目标，将有一场硬仗要打。而国内企业也将要面临一场对付倾销的防御战。而我国在今年1月电子行业工作会议上提出， 将软件业和芯片设计业作为发展重点，尽快改善电子产业结构，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和自主开发能力的战略部署，可以说是得益于此中教训，为增强我国信息产业安全系数的明智之举。
作为世界经济中最活跃、最能举足轻重的朝阳工业——IT产业，在亚洲金融风波中可以说也未能幸免于难。Dataquest 不久前发表的调查报告指出， 1998 年全世界的电子设备生产总值有可能从先前预测的10090亿美元减少到9530亿美元。这意味着1998年电子设备生产只增长3%，低于原先预测的9%。
金融风暴席卷东南亚之前，全球的芯片业就已笼罩在一片愁云惨雾之中。有人形容，生产过剩的芯片犹如丰收的大白菜，价格一落再落，有的甚至跌破成本价，但许多公司都寄希望于投资转产下一代64MbDRAM换取商机。但由于金融风暴的袭击，使这种梦想化为泡影。许多公司在一夜之间发现，自己不仅已经没有新的投资能力，而且还没有足够的利润来支付海量增长的贷款利息，甚至没有足够的外汇去购买当前生产所需要的关键材料。
金融危机已经严重削弱亚太地区的PC市场。致使这一地区信息产业的增长潜力遭到破坏、增长速度将放慢。根据IDC的调查，1997 年不包括日本在内的亚太地区PC出货量尽管达到了1051.1万台，比上年增长了18.3%，但与1996年的26.4%相比，已经有相当大的差距。全年减少的情况是：印度尼西亚（3.2%）、韩国（0.7%）、泰国（0.5%）。 全年增长幅度最大的是中国（为44.5%），其次为印度（29.9%）。这一地区各国的PC需求将会减少18%至20%。
韩国的DRAM由于韩元贬值，有可能将从去年90亿美元上升到103 亿美元。但其投资将由于外汇储备的减少而猛降35%。由于计算机芯片价格的连续下跌及日本经济的下滑，日本国内的主要半导体商都开始大幅度紧缩发展计划并减少产量。日本NEC、东芝、日立、 富士通和三菱公司已决定，1998年这5家厂商总投资的61亿美元将至少削减10%。 其中富士通将正在考虑缩减30%的投资计划。
中国从事外设和元器出口的一些企业不得不深受其害， 联想的QDI主板、以及许多显示器和低档配件产品都面临严峻的挑战。但总体来说，由于中国IT市场对出口的依赖并不大，相反，大部分产品都是以进口为主，在亚洲货币贬值的情况下，一些产品进口成本会有所降低。这是有利的一面。如果从长计议，在亚太其他国家主要信息产业财团债信降低、财务恶化，已经难以致力于长期增资扩产计划，影响其企业长期经营及永续能力的情况下，中国政府还可以利用金融风暴所带来的商业机会，鼓励中国高科技企业到东南亚投资，以较低的成本并购电子企业，以此补充我国信息产业构架中所缺乏的部分。
亚太地区的危机从表面上看，是由于投机家索罗斯的“铁算盘”所致。但当人们从危机中苏醒过来之时，已经痛定思痛，更深刻地思考政治与经济的体制结构，改革金融，转换思维。然而，如果我们从信息技术本身去思考，何尝又得不出一些答案呢？
80年代以来的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创新，就是以交易手段电子化和信息经济一体化为背景推动了证券市场的国际化发展，使证券投资成为国际投资的重要方式。但由此也使得金融交易工具对信息技术的过分依赖而增加了金融体系本身的脆弱性。交易信息系统对交易指令处理的高效性，易于使国际投机热线、黑线躲过市场监管，以光的速度在国际资本市场中流进流出，造成金融事件蜂起迭出。由信息技术本身衍生的问题最终还将依赖于信息技术自身的发展来解决。因此，当经济危机重压之下的马来西亚最近决定推迟建设总投资约200亿美元的大型项目时， 该国领导人迫不及待地向世界宣布，信息技术的投资将不受影响，将投资100亿美元用于“多媒体超级走廊”的基础设施建设， 决心用好信息技术这把双刃剑。
就在去年危机爆发后不久的11月份，亚太各国政府官员、IT业知名企业高层人士和美国业内各大公司CEO聚集旧金山，在第一届亚太IT 高层会议上共同展望了亚太地区IT前景。与会人士一致认为，要摆脱席卷亚太部分地区的金融危机，加大IT投资是重要途径；亚太经济要腾飞，IT发展是关键。
IDC的预测报告指出，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 东南亚市场和韩国市场在1998年都呈负增长，亚洲的投资也将下降3%。 但它预测在1998年到2002年间，这一地区平均每年的增长率都将达到16%。经过风暴洗礼，从困境中走出的亚洲，必将创造一个更为强大、更为稳定的IT市场。
收稿日期：1998-0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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