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国家、本土性与女性解放运动——以晚清中国为中心的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土性论文,晚清论文,中国论文,民族论文,女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90年代以来，女性主义在中国开始“浮出历史地表”，成为社会／学界关注的热点。在这一过程中，西方女性主义无论是在问题意识、理论资源还是在操作策略等方面，都在中国女性主义的成长历程中刻下了深深的印记，甚至被当作中国女性主义的“母亲”而领受着一种顶礼膜拜式的敬意。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的女性解放运动被认为是羸弱、不成形、不独立的，中国的女性思想资源是极度匮乏的等等，这样的论述已经不仅仅是一种印象，甚至就已经被我们不假思索地当作是一种不容置疑的结论了。
然而，在这样简单化的认同／批判的思维结构中，中国女性解放运动其丰富性和复杂性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中国的女性主义理论也因此常常被批评为对西方女性主义话语的简单移植，而使自身存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面临着极大的质疑和危机。
在这样的背景下，显然，“女性主义”需要被重新定位、重新诠释。这不仅意味着我们要尽力复原复杂的历史情境，在很大程度上超越西方／中国、男性／女性这样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重新评估中国已有的女性传统资源和西方女性主义资源；而且也意味着我们要在重新评估的基础上，以更为开放的心态梳理出符合中国女性解放运动实践的言说方式。
民族国家：需要被重新认识的历史前提
在中国这样的不发达国家语境中，“女性主义”需要处理的现实／理论显然是相当复杂的：西方／中国、男性／女性、中产阶级／无产阶级、普遍性／特殊性、白人中心主义／后殖民理论……多重因素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语境中，被错综复杂地纠集在一起，构成了“女性主义”在中国得以崛起、阐释的基本前提。
然而，如果考察一下现有的中国“女性主义”阐释，就会发现，它与需要处理的现实和理论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不匹配、不适应，甚至是断裂的情形，中国的女性主义阐释出现了因过多依赖西方女性主义理论而导致的视野／资源的盲区。
这种视野／资源的盲区首先在于，由于“女性主义”更多被指认为是一种舶来品，中国的历史语境，特别是具有自身特点的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之于中国女性解放运动的重要性，很大程度上被误读了。这在中国本土的女性学者中表现得很明显。早在1989年，在描述本土语境与“女性主义”之间的关联的时候，就有论者指出：“中国的女性解放从一开始就不是一种自发的以性别觉醒为前提的运动，女性平等地位问题先是由近现代史上那些对民族历史有所反省的先觉者提出，后来又被新中国政府制定的法律规定下来的……这使我们无法断定，享受着平等公民权的女性在多大程度上获得了‘解放’意义上的自主和自由，女性是否是女性解放中的主体，她今天的一切究竟是她应该有的一份权利还是被强制规定的一种身份。”①如同弗里德里克·杰姆逊(Fredric Jameson)对于第三世界文学文本所具有的民族寓言性的洞见一样，论者已经注意到：中国女性解放其成形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民族国家的建构历程。然而，在其后的评述中，论者们却更多从西方式的独立的女性／女性运动的角度，对民族国家的建构对女性解放运动的遮蔽以及由此造成的女性运动的不独立性产生了质疑，并进而对由此建立起来的女性主体性提出了批判。前后对照一下的话，就会发现，论者们在理论框架的建构上存在着断裂的情形，即过于简单地用西方女性主义的既有理论去评判中国的女性运动实绩，因而，那些与西方女性主义不一样的属于中国女性解放运动的特点，如诞生于民族危亡之际、与民族国家的建构相联系，等等，就很容易被情绪化地判定为一种缺陷，一种落后。类似的表述几乎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女性学界讨论此问题的基本共识②。
进入21世纪之后，学界对于女性解放运动与民族国家建构关系的思考，有了一定的突破：
中国女性解放运动总是与阶级／民族／国家的革命绞合纠缠在一起，中国女性阶级／民族／国家的群体意识总是高于或超越于其性别主体意识，甚至中国女性的觉悟和行动总是要借助于超越性别的社会革命来带动和促发。③
在论者的视野中，阶级／民族／国家不再全然以负面压迫和湮没女性运动的形态出现了，其之于中国女性运动的“带动和促发”也在一定层面上得到了揭示。然而，即使是在同一部著作中，论者又会不无矛盾地批判女性解放运动与民族国家建构之间的结合：
19世纪中叶，在超越性别的阶级／民族革命实践中，在男权政治的格局中，基于国家立法和强行男女平等政策的实施……只是特定阶级革命的一个附带结果，或者说是特定男权政治的一种副产品……通常是出于加强统治和管理的政治性考虑，其立足点更多的是基于国家政体的立场、男权政治的立场，恰恰是……与女权／女性主义的赋权间有极大歧义。④
应该可以理解上述看似矛盾的论断所着力追求的辩证意味。但是，在上述看似四平八稳的论断背后，其实仍然呈现着左支右绌的尴尬：既然中国的女性运动是与民族国家这样的宏大建构密切联系在一起，甚至是作为后者的一部分出现的，那么，它必然是与西方建立在个人主义基础上的女性主义有着巨大的差异的，为何还是要以“自我赋权”这样由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所产生的现代个人主义的思路与标准去加以衡量？当我们简单的借西方女性主义的路径进入中国女性运动的时候，会不会因为南辕北辙而失落、遮蔽中国的女性主义已然生成的历史内涵？无论如何，在这样的理论错位情形中，已经能够感觉到本土的女性论述在处理中国现实格局与西方理论资源之间，存在着厚此薄彼的情形⑤，也存在着对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加以简单套用的现象，这必然会使我们对于本土女性资源的判断出现相当大的偏差。
而对于海外的女性学者来说，由于受到近20年来风靡学院的解构主义理论的影响，她们已经先验地将“民族国家”等宏大之物判定为女性主义需要解构的对象，因此“女性主义”与“民族国家”在不同语境中可能产生的复杂关系，往往被屏蔽了。台湾学者刘人鹏的看法就很有代表性：
所谓“本土女性主义”的再现，如果放在国家的架构内时，则有一个“男性”的源头（即：中国的女性主义，来自中国男性知识分子的倡导），而放在帝国主义殖民架构时，则又有一个“西方”的源头（即中国女性主义，来自西方的女性主义）……于是，总是以她的压迫者作为抗拒的对象，同时又免不了发现其抗拒压迫的主体源头正在于压迫者，虽然她仍是以逃离这个源头作为目标。⑥
在他看来，“中国女性主义”无疑面临着难以解决的吊诡处境——由于被看作是“中国”与“女性主义”的简单叠加，“中国女性主义”就常常被搁置在“西方”女性主义与中国“本土”男性倡导者交叉的框架内进行理解，其理论目标与价值追求就显示出了自相矛盾的一面。因而，一个顺理成章的做法就是，以解构主义的姿态全然加以拒绝，从而使“女性主义”游离在“本土”与“帝国主义”之外，而保持自身的“纯洁”。
在晚近盛行的解构主义话语游戏狂欢中，上述游离被格外强调，进一步滑向了“中国”与“女性主义”之间不可弥合的断裂，从而使得“中国女性主义”沦落为不可言说之物：
刻意的将女性主义本土化和民族化，为的当然是想解构西方，对西方霸权话语作出批判。然而，对西方的批判不能仅仅藉着新名词“女性主义”去发扬“中国”一字后面所含括的反动及国族主义的观念而奏效。同样的，希望透过女性主义来解构“父权话语”霸权的尝试，也早被强调“中国”而封堵，因为在这种强调中，“中国的”变成了一个绝望的符号，一种无从量度的绝对差异。⑦
美国学者周蕾更担心的是，假如一定要将“女性主义”与“中国”扭结在一起，“女性主义”就很容易被男权文化辖制下的“国家”、“民族”等强大的话语驯服和收编。在其话语逻辑背后，可以看到，即使是运用解构主义这样貌似公正地颠覆各类霸权的理论，其实在对象的处理上，仍然存在着孰轻孰重、孰先孰后的区分——相对于西方话语霸权，“父权话语”霸权更应该是中国女性主义批判与颠覆的对象。如此非此即彼选择的后果，其潜台词不言而喻：海外学者过于强调“女性主义”的纯洁性与独立性，不仅将其与其他少数族裔、亚文化团体相分离，而且将其从具体的历史语境中放逐了出来，从而使“女性主义”走向了孤立和封闭。
可以质疑的一点就是，当“中国”、“本土”、“民族”这些具体的语境要件被排除出去之后，“父权／夫权”文化除了作为空洞的概念／话语所指，到底还剩下什么？作为词语化的“父权／夫权”文化的绝对对应物，“女性主义”当然可以在这样清晰的二元对立结构内加以颠覆，加以解构，然而，只能在话语游戏层面上有效，与实际的女性生存状态无涉。女性主义孤立化、纯洁化产生的第二个后果就是，有意无意地使自己成为了一种可以凌驾于一切语境之上的普遍化的思想资源，并且可以叠加到不发达国家女性解放运动的阐释中。在这一过程中，话语与语境之间的裂隙将被遮盖，发达国家的文化霸权将被生产、扩展，而中国女性运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问题则无疑被进一步悬置、解构了。
无论是国内学者还是海外学者，当其进入中国女性问题的时候，显然，作为话语前提，类似于“民族国家”这样的本土语境，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民族国家”与女性解放运动之间的关系，也因此没有得到合情合理的处理。当我们今天反省西方女性主义事实上存在着的文化霸权的时候，“民族国家”与女性主义的关系，因而就有必要得到重新认识与清理。
民族国家：“女性”何以成为问题
尽管在西方的语境中，女性主义已经拥有了阐释自己存在合理性与合法性的依据，但却并不能够说，这样的依据就一定适合中国“女性主义”。要确立中国“女性主义”得以衍生的内在逻辑依据，就必须回到特定的历史语境中。
可以考察一下“女性”问题在近代中国浮现的过程。19世纪中叶以来，遭受列强多次入侵的清帝国面临着日益严重的政治危机与文化危机，这使得“启蒙”和“救亡”成为席卷中国社会各阶层（包括女性阶层在内）的普遍意识。在思考与应对政治／文化危机的时候，相当一部分信奉“以文化传播宗教”的欧美传教士⑧审时度势，将西学当作一种可以解决中国现实危机的进步资源译介进来；而“女性”，作为阐释西方民主、自由和平等的重要符码之一，逐渐成为“评判国家强盛或开明与否”的价值衡量标尺⑨。而这一标尺，也很快得到了中国知识界——首先是男性知识者群落——的认可：“欧美诸国，男女自择，阴阳和谐，内无怨女，外无怨夫，群治之隆，蒸蒸日上。”⑩“是故女学最强者，其国最强。不战而屈人之兵，美是也；女学次盛者，其国次强，英法德日本是也。”(11)
“女性”既然关乎国家的兴衰成败，“女性”问题也就在很大程度上越过了性别文化的藩篱，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之一：“综中国女子之生平，贞节外无奇操，服从外无高行，柔顺外无美德……上焉者为花为鸟供人之玩弄，下焉者为牛为马以给人之驱遣。而又有缠足之恶习，残戕形体，俾成无用之废物。”(12)在与西方优秀女性的比附中，中国女性的落后、愚昧历历可见，由于其与国家的异质同构性，女性落后也就成为国家落后的一种隐喻而成为当时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经由传教士的引导，由此，晚清的中国知识界通过将“女性”问题与民族国家的建构问题相勾连，在思维方式上、在理论资源上确立了进入“女性”问题的基本路径。
那么，在实践的层面上是否体现、呼应了这样的想法呢？可以进一步来考察一下晚清以来女性解放运动的实质。反对缠足，兴办女学，甚至直接介入社会救亡运动，是清末民初中国女性解放运动的主要内容(13)，但其涵盖的范围、生发的意义显然要比女性解放宽泛得多，复杂得多。经过甲午战争的惨痛教训，在救亡图存的意义上，这些有关女性解放的运动逐渐得到了有识之士的重视(14)。作为最早在中国创立不缠足机构的先行者之一，康有为在论及缠足弊端的时候，就直言不讳地谈到了自己的出发点：“血气不流，气息污秽，足疾易发，上传身体，或流传子孙，奕事体弱，是皆国民也，何以为兵乎？”(15)康有为在罗列了一系列关于女性“裹足”的危害之后，将女性身体的健全与子孙强壮、保家卫国等有机联系在一起，将缠足问题是否解决指向了民族国家建构的宏大事业。
与不缠足运动密切相关的“兴女学”运动，其内蕴则更为多面。倡导女学最力的梁启超认为：“故治天下之大本二，曰正人心，广人才，而二者之本，必自蒙养始；蒙养之本，必自母教始；母教之本，必自妇学始。故妇学实天下存亡强弱之大原也。”(16)从“妇学”到“蒙养”再到“治天下”，梁启超为“兴女学”设定了环环相扣的内在演进逻辑，由于女学与国家兴亡联结在了一起，其也就成为社会变革的关键所在。在这里，梁启超清晰地勾勒出了晚清中国女性解放运动的何以合理的现实逻辑依据，那就是，由于女性的身体（主要是生殖）／精神（教育程度）在“救亡”中发挥着特殊作用，塑造有学识、有担当并且身体健康的“贤妻良母”而达到“强国保种”的目的，也就成为晚清时期女性运动的基本出发点。
或许可以说，在晚清的语境中，由于不缠足运动与兴女学运动基本都是由男性知识者为先导，因而会更多从民族国家的大前提下来设定“女性”及“女性”问题。然而，如果翻看一下晚清一些女性先行者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会发现，她们之于“女性”问题的设定，很大程度上也呈现出相似的特点。作为晚清社会中最有影响的女性运动家，秋瑾被视为是中国女性运动的第一人。在《敬告中国二万万女同胞》这样的女权运动檄文中，秋瑾曾经激烈抨击传统男权制度，主张男女平等；但在伸张女性权利的同时，秋瑾同样强调女性应该担负起自己应尽的社会责任。在《勉女权》中，她这样写道：“吾辈爱自由，勉励自由一杯酒。男女平权天赋就，岂甘居牛后。愿愤然自拔，一洗从前羞耻垢；若安作同俦，恢复江山劳素手。”研究者因此注意到，“秋瑾认为妇女要平等的权利，也应尽相应的义务，从军报国就是一种义务”。从而认为，在秋瑾身上，“排满革命与妇女运动两者是密不可分的”(17)。这种将女性解放与民族国家建构联系在一起的做法，相当典型地反映出秋瑾那一代女性先行者的自我角色认定，成为当时的女性既回应自身主体性建构同时又回应时代社会要求的自觉的价值选择。
因而，可以说，“女性”之所以在晚清受到社会各界（包括女界）普遍关注，是由中国与欧美诸强国进行比较所产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危机意识所激发的；在这样的背景下，“女性问题”在晚清的浮现，也就不可能像其在发达国家语境中那样，更多建立在女性群体的自我觉醒上；在不发达国家语境中，无论是对于男性还是对于女性而言，“女性问题”显然并不仅仅是性别歧视问题，而更是人们思考民族国家危机、意欲摆脱被殖民困境的必要途径之一，或者更直接地说，是后者转化的特殊形态之一。由此，当我们思考中国女性问题并尝试加以厘定的时候，就不能以历史后来者的身份去一厢情愿地苛责——为何中国女性解放运动不是觉醒的女性群体发动的独立的运动，而应该在立足于女性解放运动与民族国家相纠结这样的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承认其在基本面上具有的合理性。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通过梳理中国女性生存的真相及由此产生的问题意识，进一步提炼出女性解放运动可能的本土资源。
民族国家与“女性主义”的本土化阐释
作为讨论女性主义与民族国家关系的基本前提，必须明确的是，我们并不是立足于中国／西方这样的二元对立格局中作一种简单的非此即彼的价值抉择，也不是渲染一种民族主义情绪，而是尝试在更复杂的、更开放的视野中去安放我们的问题意识：如果说“女性主义”是一种真正为边缘、弱者代言的话语，那么同样作为边缘、弱者的“中国”和“女性”如何可以结合为“中国女性主义”，从而既超越中心的西方女性主义，又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基于这样的问题意识，我们“并不是要简单地重复过去的经验，而需要在对历史遗产作出反省基础之上，寻找解决女性问题与阶级（民族）问题更适度的方式，以打开女性文学批评的新视野”(18)。
基于女性解放运动与民族国家建构之间的纠合，已构成了中国女性解放运动兴起过程中重要的不能回避的因素之一，“女性”及“女性问题”显然就不能仅仅搁置在性别范畴内部进行讨论，很大程度上，就必须扩展视野，搁置在地域、种族、文化、阶级等多种因素构成的更复杂的格局中了。
作为例证，我们可以来看看晚清“兴女学”运动的另一面。尽管晚清女学的兴起无论从倡导还是从实践，主要渊源于对西方发达国家的想像与模仿，但是，在其本土化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注意到，本土的倡导者在借鉴的同时，也流露出对于西方渊源的警惕与疏离，比如梁启超就认为：“教会所至，女塾接轨。夫他人方拯我于窘溺，而吾人乃自加其桎压，譬有子弗鞠，乃仰哺于邻室；有田弗芸，乃假手于彼耦，匪惟先人之恫，亦中国之羞也。”(19)可以说，在对西方教会女塾的忧虑与抵制中，尽管梁启超们挟带着值得商榷的文化保守主义因素，但这样的抵制所具有的正当性仍需引起注意。那就是，晚清的有识之士分明意识到了西方传教士创办的女塾不可避免带着宗主国的文化殖民性，它可能导致中国女性对本民族所面临的危机产生漠视，也可能疏离中国女性与本国传统文化资源的关系。更为重要的，是可能导致由此产生的“新女性”是西方化的“女性个人”，而出现新的民族认同／文化认同的危机，从而妨碍、破坏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而这，恰恰是与晚清时兴女学的初衷背道而驰的。这应该才是晚清时期倡言女学的人士一定程度上抵制西方化的女塾，决心创办本土女塾的缘由所在。
在这样的层面上，可以说，尽管在最初思考并进入女性问题的时候，经由传教士传输的欧美发达国家的女性生存状况构成了晚清女性运动借鉴的重要面向，但并不能够说就是唯一的面向。在西方女权论述越界旅行的过程中，它必须面临不发达国家具体语境对其的修改、挪用甚至是置换。进一步可以这样说，只有那些可以被具体语境结合、转化的部分（如兴女学），才是实际上发挥了作用的部分；而那些与本土语境不相吻合的部分（如女性个人主义），却因为无法与我们实际的问题意识相融合，而可能被抛弃。在此过程中，我们需要承认的一点就是，那些被抛弃的，未必不是合理的——就其自身产生的历史、逻辑而言；但对于我们而言，这种抛弃却是必须的。其间作为依据的，就是不同语境之间的差异必须受到尊重。
回到晚清的女性解放论述。我们在清理了其复杂的面向的同时，就可以注意到某种本土化的努力其实已经蕴涵在其中。我们会发现，在晚清强烈的民族危机之下，“现代中国女性”的基本特点，首先，并不只是体现为建立在“身体”基础上的个体的发现与觉醒，而更叠加着社会危机时刻社会层面上的角色、使命与责任之于每一个“国民”的要求与规范，因而“女国民”成为“现代中国女性”的首要角色设定。如何来理解和评价“现代中国女性”的这种设定？在晚清社会，当不发达国家所面临的危机曲折地融合进女性解放话语中去之后，“身体”的解放与作为“国民”的觉醒，就并不是矛盾对峙的，恰恰相反，两者却可以是互为因果的：解放“身体”必须依赖于民族国家的建立，依赖于一个同束缚／压抑“身体”的传统帝国相异而又能抵御西方列强入侵的新国度的出现；而作为健全的现代“国民”，“身体”的解放也是基本的前提，当然，这个解放要被搁置在民族国家建构所能控制的范围之内(20)。
之所以强调这一点，并不是暗示中国女性经由“身体”控制所达到的解放的有限性——如果简单以西方女性主义高度自主的“身体”观念作为标准套用到对中国女性的“身体”评判上，恰恰会产生这样的误读；而是说，在不同的社会语境中，对女性“身体”解放程度的评价应该采取不同的评价体系。在不发达国家被殖民的语境中，如果“身体”是个体的、独立的、无法规驯的，显然将无法承载／转化特定的危机意识，无法将本土那种与西方不同的民族、地域、政治、经济、文化等一系列差异收纳进来，从而只是一个被西方的现代个人“身体”观念简单复制的空洞的概念；而且更进一步说，这样的“身体”在当时中国被殖民化的大背景下，根本是无济于事的，相反，倒有可能沦落为帝国主义殖民过程所需要的文化对应物，正如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W.Said)所论述的帝国主义时代的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对殖民地的想像一样(21)。在这样的意义上，无疑应该说，“女国民”形象在晚清受到无论是女性还是男性先进群体的认可和追随(22)，相当程度上证实了黄金麟的论断——在反对“父权”文化上，晚清民族国家的建构需要与女性解放运动是殊途同归的(23)。而这，无疑构成了两者结合其合理性的基础(24)。
其次，“现代中国女性”的基本特点还体现在：以群体奋斗的形式而不是个体突围的方式来实行女性解放之路。这里的“群体”不仅指女性与女性结成的群体，也暗含了女性与先行的男性之间结盟的可能性。正因为民族国家具有“共同体”性质，帝国主义殖民压迫的大危机使得不同阶级、不同知识包括不同性别在内的人们，可以在不发达国家“国民”的层面上，求同存异，结成具有某种共同关联、共同利益诉求的同盟。晚清中国的女性解放运动首先由康有为、梁启超等男性先行者倡导，就是说明，在“国民”这一层面上，特定的男性群体与女性群体的结盟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现实的。其合理性首先在于，那些建立在超越性别意义上的共同的“人性”的要求，如作为人的基本生存条件，可以通过这样的男性与女性的结盟而更有抵达成功彼岸的可能性——在中国的女性解放运动史上，除了晚清这一波女性解放运动呈现出这样的特性之外，事实上，在后来的北伐战争中，在抗日战争中，我们都可以发现，这样的结盟所具有的空前的战斗力以及由此产生的对男性与女性群体生存处境共同的保障与提高。
其次，我们也应该意识到，或许，女性与女性之间结盟在伸张女性权利、塑造女性主体性方面会更接近于女性主义的目标，但是，这样的结盟要有一定的前提，那就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具备一定的经济自立基础的中产阶级女性群体必须较为强大，而对于晚清以来的中国社会而言，我们拥有的却更多是底层的劳动女性。基于这样的现实，从女性解放的广泛性与有效性的层面上看，我们甚至可以说，“群体”取代“个体”的方式、“阶级”取代“性别”、特定的男性群体与女性群体的结盟取代女性与女性的结盟，在晚清以来的中国语境中，是有一定的现实合理性的。其间蕴涵的逻辑，已有学者阐释得相当清楚：
真正的个性解放离不开社会制度的变革和整个阶级和民族的解放……阶级解放和民族解放固然并不能够直接导致个性解放，但前者是后者的必要前提。正如第三世界女权主义学者所指出，帝国主义国家与发达国家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以及第三世界国家中不平等的权利结构是妇女受压迫和歧视的根源。(25)
也就是说，我们并不想贬低西方建立在女性个体基础上的独立的女性运动其在自身语境中存在的合理性，但是，却也不想妄自菲薄，据此而历史虚无主义地贬斥中国女性解放运动与之存在着的差异性。我们更想说的是，“现代中国女性”的主体建构，是在对“中国”、“西方”、“女性”、“男性”、“现代”等原点因素进行更复杂考量的基础上逐渐展开的。在这里，“女性”并不只是生理意义上的“人”，而更是覆盖着国家、民族、阶级等特性的社会／文化意义上的“人”；“女性”的解放因而并不能只是看作是建立在“身体”基础上的单纯人性的释放，其所属的国家、民族、阶级等的解放要求，也应该被视为是“女性”解放的重要内容；中国“女性”解放运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必须建立在这样的前提下。
毋须讳言，“现代中国女性”在其产生的过程中，也不无问题(26)，但当我们明了并肯定中国女性解放运动与西方女性主义运动的差异性后，我们应该意识到，面对问题，我们已经不能简单移植西方女性主义运动已有的资源，而应该回到自身，回到历史，在中国女性解放运动的独特轨迹内部而不是外部，批判性地发掘、汲取可能的解决方案。当今天的我们越来越体会到全球化运动的复杂性，越来越感受到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文化体系的束缚与压迫，而领悟到“自由主义所推崇的偶像——个人——已不再起重大作用”而寻求“种族群体、宗教群体、语言群体、性别群体、形形色色的‘少数派’群体”作为一种反抗资本主义世界一体化体系的时候(27)，或许只有新历史主义式的回归，才有可能在新的问题意识、新的价值维度下重设本土女性主义的理论轨道，找到女性主义更合理的归宿。
收稿日期：2008-05-12
注释：
①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5-26页。
②类似的表述可参见陈顺馨：《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与性别》，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杨莉馨：《异域性与本土化：女性主义诗学在中国的流变与影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等等。
③王绯：《空前之迹：中国妇女思想与文学发展史论(1851-1930)》，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21页。
④王绯：《空前之迹：中国妇女思想与文学发展史论(1851-1930)》，第73-75页。
⑤有一些女性研究学者已经注意到这一倾向存在的问题，并着手进行反拨。可参考乔以钢：《多彩的旋律：中国女性文学主题研究》，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林树明：《多维视野中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等。
⑥刘人鹏：《近代中国女权论述——国族、翻译与性别政治》，台北：学生书局，2000年，第85页。
⑦周蕾：《妇女与中国现代性：东西方之间阅读记》，台北：麦田出版有限公司，1995年，第308-309页。
⑧著名的如美国传教士林乐知、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等，林乐知主持的《万国公报》是最早倡言女权的近代媒体。
⑨许慧琦：《“娜拉”在中国：新女性形象的塑造及其演变(1900-1930)》，台北：国立政治大学历史系，2003年，第35页。
⑩凤城蓉君女史：《婚姻自由论》，《清议报》76册，1901年4月19日。
(11)梁启超：《变法通议·论女学》，《饮冰室文集》第一集，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第43页。
(12)范祎：《中西女塾章程序》，《万国公报》第38号，1905年8月。
(13)鲍家麟：《辛亥革命时期的妇女思想》，鲍家麟编：《中国妇女史论集》，台北：牧童出版社，1979年，第266-295页。
(14)具体可参见林维红：《清季的妇女不缠足运动》，鲍家麟编：《中国妇女史论集》（三集），台北：稻香出版社，1993年；罗苏文：《女性与近代社会》之四《挑战者的风采：自办女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王立新：《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的现代化》第四章《美国传教士与近代中国教育变革》，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等等。
(15)康有为：《请禁妇女裹足摺》，麦仲华编：《戊戌奏稿》，上海：广智书局，1911年，第43页。
(16)梁启超：《变法通议·论女学》，载《饮冰室文集》第一集，第40页。
(17)鲍家麟：《秋瑾与清末妇女运动》，鲍家麟编：《中国妇女史论集》，第348页。
(18)贺桂梅：《当代女性文学批评的三种资源》，《文艺研究》2003年第6期。
(19)梁启超：《倡设女学堂启》，《时务报》第45册，1897年11月15日。
(20)黄金麟认为，“身体”在社会生活中，无可避免有一个“政治化”的建构过程。在论述晚清中国的“身体”与民族国家建构的联结关系时，他指出：“将身体赋予一个劳役和赋税之外的职责，是一个十分时代性的决定。之所以会有这种转变的发生，国势的颓危与各种改革的失败是其主要的背景原因”（黄金麟：《历史·身体·国家——近代中国的身体的形成》，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1年，第22页）。
(21)［美］爱德华·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第一章《重叠的领土，交织的历史》，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
(22)作为佐证，参见林维红：《同盟会时代女革命志士的活动》，鲍家麟编：《中国妇女史论集》。
(23)黄金麟：《历史·身体·国家——近代中国的身体的形成》，第49-50页。
(24)当然，从后来的结果来看，两者的结合并非没有问题，王绯等很多学者已有论述，但不能因此而混淆两种不同阶段、不同性质的问题。
(25)乔以钢：《多彩的旋律：中国女性文学主题研究》，第53页。
(26)诸如中国女性主体意识的淡漠、文化层面上的性别歧视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等。
(27)［美］伊曼努尔·华勒斯坦：《自由主义终结之后》，转引自钱满素：《华勒斯坦诠释新左派》，《万象》200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