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体制变革与村庄公共权威的蜕变——以苏南某村为案例（之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南论文,之二论文,经济体制论文,村庄论文,案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二）新的村庄公共权威的经营策略
GDK从企业主成为村庄领导人和KB村经济结构调整分不开。而这种新村庄公共权威如何得到巩固则和政治精英策略与动员组织方式联系在一起，下面从三方面对新权威经营策略展开分析。首先，村庄公共权威在塑造“典型”的示范村过程中，通过与上级党政部门互动和有选择地执行上级施政意图，在基层权威边界方面，表现出权力分散的特征。其次，村干部群体从一体化的梯队分化为文员派和实权派，村企人事网络进行了重新定位，在基层权威结构方面，表现出精英分化特征。最后，村集体把承担“谋生责任”转化为提供“谋生机会”，精英主导下的村庄公共权威后退到“稳定责任”层面，在基层权威领域方面，表现出责任收缩特征。就这样，在应对政府无力感、精英疏离感和大众冷漠感的过程中，村庄公共权威进一步“私营化”了。
1.营造“典型”光环
从报纸电视上看到KB村的人，往往会对村里那一片别墅式村民新居“KB苑”留下深刻印象。KB苑工程分三阶段，搬入KB苑的村民已达326户，剩下92户村民仍住在老村。每户住宅造价在20万左右，共有3层约200平方米，村民支付的基本价格为11万4千元。但新村计划的设想不是GDK首创，可以说是1990年代初老支书GBY主持的“现代化试点”建设的一个继续。
（YY村）1994年9月被市政府批准为农村现代化试点村。该村在90年代初就制订1991-2010年农民住宅、道路桥梁、农业设施相配套的全面规划。农民建房实行民建公助，农民住房相对集中。以YY河为基点，在河东、河西两岸，南北各建一个住宅区，全村400户农户分成4个住宅区。……1998年第一期工程竣工，建成别墅式住宅35幢（面积为8050平方米，村投入101.2万元，建房户投入487.8万元）……第一期工程总投入1546.96万元。
1999年KB村将原规划区调整为“村庄集体化，经营集约化，农业机械化，种养区域化，口粮商品化，管理物业化，服务社会化”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开始建设“KB苑小区”……户均占地0.58亩，户均建筑面积206平方米，总建筑面积8.8万平方米，绿化覆盖率为45%，KB苑小区已于1999年11月动工，将至2001年完工。（《BM镇志》，第399页）
从这段记载中，可以看出新村计划在1999年GDK接任书记的前后有了很大的改动，基本上断成了两截。1999年GDK上台后，GBY经营八年多的新村计划被大手笔的社区建设所代替，未完成的项目也就此被搁置一边。而两个时期建造的住宅在建设思路上有许多根本差异。
首先，GDK的新村计划带来了农民人居方式与生活方式的断裂。GBY规划的4个小区，与生产队田地的划分基本一致，使村民可以就近照顾农田。而GDK的项目，从一开始就提出要统一起来搞集中住宅区。其次，与前一种新村计划的推行形式（主要是动员有经济能力的家庭分阶段加入自建新房计划）不同，耗资巨大的KB苑，则是以“全包”的方式进行的，村民只需花钱买房，抽签入住。因此，前者偏向于“自建”，后者则偏向于“统建”。第三，在前一个新村计划中，“集体”部分的投入是由村里的集体经济积累实现的。而1999年动工的KB苑项目则完全是由KB公司以转移支付等形式投入给村里的，因此，KB公司对于KB苑的住宅项目享有特殊的发言权。第四，两种“新村”的维持费用相差悬殊。KB苑附有的一整套庞大的物业设施，其高额维持费用让村干部们感到一种潜在的危机。最后，两项新村计划的住宅在分配和善后工作上的措施不尽相同。GBY时期的新村计划完全以抽签的方式分配。而KB苑住宅的分配在按“村籍”和抽签原则分配名额之外，还加入了经济理性和向KB集团高层倾斜的因素。一些“对KB村有贡献”的非村民，在多交4万块钱之后也得到了KB苑的住宅。在拆老房子的问题上也是如此。GDK是用物质利益手段来解决一户两宅问题的（拆房的村民可以得到两万多元的补贴）。
然而，不管怎样，2003年建成的住宅，比1998年建成的设施更完备、建材更牢固、结构更合理，让利于村民的部分也更多，自然也为KB村和镇里、市里争来更多的荣誉。
一个“典型”的诞生往往离不开上级所起的作用（注：KB村与其前身YY村获得了很多荣誉称号，这里从略。）。而KB村能够成为典型，是因上级意识到KB村代表的趋势能够起到新示范作用。从财政体制背景看，地区和部门的经济利益分化和财税改革，使地方政府必须更多地负担起自己的行政开支和公共产品的提供，因此地方经济繁荣对它们具有生命攸关意义。从行政目标方面来看，1978年后，中央对地方政府考核标准和衡量尺度发生转变，能否胜任调控经济事务的职责已成为基层干部政绩考核的重要内容。在此背景下，首先被强调的是干部完成“任务”的能力，即“行政能力”，而不是意识形态方面的忠诚。由于这两方面的变化，现在的上级庇护人选择培养对象主要出于两种意图。一是通过领导和下属之间的协作，把基层社区建设、经济发展的成就，纳入上级的“思路”中，成为地方政府的“政绩”。二是上级通过被庇护的基层干部和“典型”，把自己的任务和设想下达给（村）基层，使政府的“现代化意图”得以实施贯彻。
但是，村庄共同体和上级政府的意图是有差距的。上级希望这种“示范”作用是具有辐射性的，希望任何来自上面的政策在这样的“示范村”都能得到比其他村庄更顺利的执行，比如在征地这样的棘手问题上，基层干部能有一个“高姿态”，以消化社区内部的不满和社会成本。但是从乡镇到村这一级，政策却是被“选择性”执行的。“社区情理”（注：该定义请参见杨善华、沈崇麟《城乡家庭——市场经济与非农化背景下的变迁》，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42-243页。）往往抗拒着外来的行政意志，维护着村庄共同体的利益。这种“社区情理”在推进社区利益的同时，划定了“村政”的边界，在这个边界内部，每个人具有分享公共福利和公共产品的天然权利。“社区情理”还涉及社区内部利益的分配。围绕着上级和村庄共同体之间和社区内部不同群体之间利益的分配和平衡，村级公共权威和上级之间展开了既有反抗也有妥协的博弈和交易。
例如，2003年，BM镇按照上级的精神，被纳入新的“GH镇”。但是，并村未能在KB村成功。这就是社区利益与现行政策相抵触时，村庄新的公共权威拒绝妥协的结果。KB村和邻村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使得并村会损害富村的利益，激化社区之间的矛盾。在这种背景下，KB村保持了原来的行政区划。正如村助理PF所说：“没有人要我们，我们也不要别人。”（注：PF2004.6.21访谈。）
但是，在和上级政策的交涉过程中，村庄并不是一个无懈可击的整体。作为公共权威代表的村庄领导人和作为企业代言人的经营者，必须为社区的利益、企业的利益和自己本身的利益，在政策的执行上权衡利弊，比较得失。由于上级庇护人和基层政权之间还有着下达行政命令和指导公共事业之外更为“丰富”的交往方式，村庄共同体内部的利益分化也使得上级有可能插手村庄内部的事务，使这种交易的过程变得更为微妙。RXX作为GDK经营的企业从体制内是能够得到更多的好处，但这同时也意味着GDK必须承担更多的社区责任。把GDK放在企业主的角度来看，他是在施恩于社区和村民，而作为社区领导人，他必须承担就业、治安、劳保、养老、医疗等种种职责。这两种角色的张力在拆房补偿等问题上表现得更为明显。因此，这个问题一直拖了3年，直到2005年村里才在上级的督促下达成一个折中的方案，由村里通过调解和估价进行适当的补偿以鼓励村民拆房。因此“典型”的营造，一方面需要把个体利益交织在村庄共同体的利益中，另一方面也需要在村庄公共权威与上级的庇护关系之下创造一个在“王法”之下循“情理”自行其是的空间，显然，在这样的不同角色的对张和牵扯中，体现上级政府意志的村庄行政权力就被分散了。
2.分化干部梯队
营造“典型”的过程体现了村庄公共权威与上层行政部门之间的互动，体现了村庄内部干部培养体制的均衡。在农村，国家意志和本土因素对干部选拔的导向作用都很重要，这不是一个单纯对“效忠”的考查，而是多种合力作用的结果（注：杨善华：《家族政治与农村基层政治精英的选拔、角色定位和精英更替——一个分析框架》，《社会学研究》2000年第3期。）。
这些合力中首先包括村庄区位的影响，这又往往跟家族的影响结合在一起。过去的YY大队下面，分13个生产队三个片。如果片与片、队与队之间的干部力量不均衡，就会导致“不团结”。当时，GBY就是出于这个原则挑选LBY为代村长的。
因为每一个村（小组）里面都有人家观点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我考虑为了整体，我书记在西片，这个村长一定要在东片找。90年我当书记以后，马上就发展了一大批党员，每个村，每个村民小组都有党员。平衡，平衡，这个很重要的。（GBY2005.1.24访谈）
其次是社区中的自我发展需要。社队企业的发展，长期以来构成了在农业劳动之外别无选择的村民向上流动的重要渠道，乡镇企业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为同级别的政府输送干部，他们先在企业中得到历练，再进入仕途。
第三是社区发展集体经济的需要。“集体经济—公共权威”格局下，企业的中层和村干部的培养是一体的。在YMJ当书记的这段时间里，提拔了许多办厂的“能人”，其中就包括后来的书记GBY。YMJ在搭建起集体经济的框架以后，就把QF纺织总厂的控制权交给了GBY。GBY继承了YMJ的思路，在企业中选拔、配置了大量管理人员。他们清楚地知道，政治运动迟早会过去，作为基层干部，他们首先要关心村集体的利益，而集体企业提供了锻炼后备干部的机会。
第四是精英对自己的人际关系网络进行经营产生的影响。如GBY在QF纺织总厂培养的门生故旧网络。通过这种人际网络的经营，本土化与一体化的培养体系得到强化，也使前后任干部之间产生了一种“栽培”和“知遇”的非正式关系。
但从1990年代起，干部梯队培养的平衡机制渐渐被打破。首先，村企合一的培养机制受到挑战，共生互惠的社区利益关系网络解体。集体经济对各企业的控制弱化，村庄内部利益分化加剧，一度引发了财政危机和信任危机。其次，过去一体化的党员和村干部培养体系被分化了。企业党支部的建立打破了体制内精英对入党机会的垄断，开辟了企业内部相对独立的向上流动渠道，意味着企业主政治地位的上升。GDK的“逼宫”就是这样一种策略，先借助党组织权威，成立企业党委，把村企党支部合为一体；再建立独立的村党总支，使企业完全摆脱村里的组织关系。最后，这种分化打破了村委会和党支部之间的紧密联系。村委会的核心成员和党支部的于部在过去往往是同一套班子，但是在经济和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体制外精英也可能直接占据党支部的领导位置，他们和普通村干部之间的差异，可用“文员派”和“实权派”来概括。
“文员派”是单纯以村务为取向的村干部群体，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执行上级的政策和在位“实权派”的施政意图。“实权派”以强大的经济实力为特征，能够在体制内外对村政施加重大的影响，GDK就属于“在位”的一个实权派。而以LBY为首的“办事员”则称自己为“给老板打工的”。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带派系色彩的斗争，这样，不管哪一派实权人物在位，他们都可以干下去。因此，对GDK来说，实施其在村庄的权威，最方便最省力的办法就是沿用现任的村领导班子，因为他们是村务的“知情人”。可以说，实权派和文员派之间的分工就是，前者为村庄事务提供经济支持，后者则是前者意图具体的实施者。2004年KB村的村委会换届选举，再次证明了村委班子的超级稳定。《X市日报》是这样报道的：
11月18日，是我市第七届村委会换届选举日。……GH镇KB村选举会场设在村骨干企业RYY有限公司大会议厅。……KB村共有选民1412名，连同委托投票，此次共收到选票1382张，保持了很高的参选率。……当天上午，KB村换届选举结果就统计了出来：LBY以1095票连任村委会主任，GSL以926票连任副主任，除新增一名委员外，原有班子、成员全部入选新一届村委会。（《X市日报》2004.11.19）
但在“文员派”连任的稳定局面背后，村企人事网络已经经历了一个重新定位的过程。第一，东西片之间和家族间的干部分配不再保持严格的均衡状态。这和经济资源在其中所占分量的上升有关。家庭和企业在新经济体制中的地位取代了家族、生产队在社会组织化和整合中所起的作用。第二，年轻人不再以在村里任职为理想的出路，从政或从商都突破了原有村庄共同体人际网络的限制（注：ZHY就告诉我们，他想在C市找个工作，见ZHY2005.1.25访谈。）。第三，村集体现在需要的不是“又红又专”的全能型人才。由于集体经济已经转化为民营企业，村委会只留下了处理日常村务的干部。第四，门生故旧组成的精英网络也渐渐弱化了，村委会只是不同派系之间调节和协调的工具性角色。企业的支持对于村委会来说是重要的，而村集体的庇护对企业来说不是必要的，集体对企业只有一种“软约束”能力。
在一个以家庭和企业网络为主体的社区中，村庄公共权威建立在对社区经济、政治和社会资源的控制上，而不是自上而下的政治动员及意识形态上。在重新定位的村企人事网络中，村委会渐渐缩小了其权威领域，把注意力主要放在村重要建设项目的辅助配套工作上，把更多的体制内空间留给市场运作。雇佣关系等经济联系，可能与过去的基层管理体系重合，也可能抵消和疏离旧有的权威格局，因此，新的精英网络既可能强化党政方面的控制，也可能取代过去的动员和组织方式。企业主一旦取得了体制内的位置，就能够利用其经济实力对村政施加一种无形的控制。权力的分散和精英的分化，强化了基层政权的无力感和社区精英的疏离感，也削弱了村庄共同体以“谋生责任”为中心的整合。
3.转移谋生责任
2004年，GDK试图对RXX公司的中层进行人事改革，引起轩然大波，许多中层管理人员在这场变故中离开了公司。企业主根据市场的情况和自身利益对企业经营状况进行调整，属于企业内部的事务，为何在社区内引起这么大的反感和骚动呢？
在村民眼中，KB公司人事关系调整，不仅是企业内部事务。在GDK担任村支书后，他实际上担任着双重角色。他既是村庄最高领导人又是企业主。政治精英和企业主在个人身上重合，弥补了集体经济解体留下的空白，重现和加强了以社区为本位的价值观。GDK及其企业的本土性要求他负担起一种“谋生责任”。这种责任和村民期望与心态有关。这种依赖性心态表现为，只要基本的利益在集体中得到保障，村民并无独立创业的冲动，呈现出一种“劳工化”的趋势。
好比说你这个年龄大了，非要叫村里安排什么工作，这个不可能。……这个村呢，以前都是搞集体的，现在我们讲是圈养鸡。农村里面的鸡，给它吃就吃，不给它吃就不吃。……所以你看起来我们这个村富，其实老百姓并不富。你看这个村穷，但是老百姓还富，他们都是搞个体的。（XXB2005.1.24访谈）
这种“靠集体”心态的第一个后果是，当地企业往往具有很高的本土就业率。以RXX为首的KB集团吸收了大部分村里的年轻人入厂就业，还容纳了镇里劳动力的60%（注：DJX2004.6.23访谈。）。RXX也招收了许多外地工人，对企业来说，这些外来者更容易管理（注：宿舍周围有食堂、超市、银行、邮局，工人甚至“没有必要”步出厂区大门。见DJX2003.7.10访谈。）。大量外来劳动力使企业主可以在一个更纯粹的牟利环境下经营企业，但这种劳力替代往往引发村民不满。“谋生责任”的延续性带来的第二个后果是企业本土性和开放性之间的矛盾，这也是改制后苏南民营经济的一个普遍问题。每一个中层管理者背后，都有一片以他为结点的人事网络，大规模裁员也就是撼动了本村工人在企业中形成的既得利益群体。第三，企业因“谋生责任”而被给予的期望，还带来劳动报酬、劳动强度方面纠纷。GBY的合资企业因为招聘的大部分是本土劳动力，加班时间少，工资多而在村里赢得好口碑。相形之下，RXX的用工就苛刻得多。村里仍然时常听到这样的抱怨：
RXX的加班时间长，规定又很严格。收入是一般的。纱厂的工人一年大概是六千。RXX一年的工资大概有一万，但是每天超过8小时，周末经常要加班。订单多，忙的时候，不能不加班。（LWM2004.6.22访谈）
这种矛盾的形成，是因村民期待GDK总是处于一个保护他们共同利益的位置上。但作为一个企业主，GDK首先以趋利为特征。企业面对困境的自然反应，就是压缩生产能力，施行更为严格的劳动用工制度。由于RXX对于财政和就业的影响力，GDK必须把市场波动对社区的影响控制在最小范围内，但大规模降价的冲击，企业很难保持一个稳定的产出和恒定的就业规模。由于RXX的产值从2002年到2003年下降了10多个亿，企业的应对先是采取延长劳动时间和压低加班费的做法，之后又不得不做出裁员决定，显然这是积累已久的矛盾被触发的结果。
裁员意图的受阻，意味着村民和本地职工试图抵制企业以市场为导向、放弃社区责任的行动，也说明在村庄内部，以个人自由决策权和经济自主性来换取集体的庇护和福利这种逻辑依然有效。但是从长久的利益分化趋势来看，村民不可能通过高度组织化来有力地对抗裁员这种市场化机制。从另一方面来看，在企业私有的背景下，村企两个公共权威领域的交叉可能导致企业主个人影响力的加强，受雇于企业的村民，会格外看重企业主给予的谋生机会，而不是企业主作为社区精英应尽的责任。因此企业主一方权威的加强，就能够使村民变得更“务实”，企业也能如其所愿地把承担“谋生责任”转化为提供“谋生机会”。
尽管“谋生责任”已经褪色，“稳定”的责任依然是村庄公共权威必须承担的底线。投资于公共和半公共的事业是GDK和GBY这样的村庄政治精英必须承担的基本责任。苏南农村的典型情况是，单个的农户家庭缺乏力量和动力去承担公共开支，而对于一个大企业来说村民的福利并不是一个难以承受的负担。除了房屋建造上让利于村民，GDK还在养老、教育、交通等方面给村民以实惠，这实际上是编织一张社会的“安全网”。村民除了能够以极低的价格购得新村住宅，还享受到了其他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如养老金、购物券、一对一帮助等。
从“谋生责任”到“稳定责任”转化，即使村民失去了就业保障，不能再全面依赖社区，但同时他们也保留了从当地经济中获益的基本权利和制度化渠道。随着谋生责任转移和分化为“谋生机会”和“稳定责任”，对村庄事务的“大众冷漠”弥散开来：除少数精英外，大部分村民政治参与程度低，对村政和公共事务漠不关心。在普通村民眼中，改制新贵和干部处于一个更有利的位置上，他们作为公共权威代言人利用私有化不断扩大自己的经济实力。因此当社区精英试图利用某些政策和措施来强化自己的权威时，往往会引起村民不安。但这种不满常体现为村民的冷漠，他们只是在日常生活中找机会表露抱怨，而不是公开站到政策和决议的对立面。
村庄的更名就是这样一个例子。把村名改为“KB”，似乎暗示着KB公司在村庄事务中取得了压倒性的优势。村庄集体的象征之一和一个龙头企业的形象重合了，给公共权威蒙上了更多的个人色彩。我们在调查中能够隐约感受到村民有不满，但没有看到有人公开和直率地表露这种不满。另一个例子是村委会换届选举。2002年开始在KB村试行“直选”后，选举结果和过去没有出现大的差别。村民说，他们对选举本身并不关心。虽然候选人共有100多个，但是大部分选票依然集中在旧精英身上，因为他们被认为是“更有经验的”。尽管官方和媒体宣传了选举的普遍性和积极性，但是村民在心里依然把它当作“过过场”。由于资源集中在某些精英的手中（比如GDK等人掌握着重要的就业机会，还控制着村庄中许多利益的分配），因此村民不得不关注表达对精英的不满对自身和家庭的经济利益可能会有的影响。
在经济转型完成后，作为文员派的村干部的角色地位是相对软弱的，其与上级政府和实权派经济精英的关系也是复杂而微妙的。在过去，社区领导人往往通过发展与上级的庇护关系，为本社区争取资源和政策支持，并凭借“政治忠诚”的代言权培养本土的干部梯队，组织村企人事网络和社区内的各种资源，还可以运用社区情理的无形力量，建立一套从谋生、养老、教育到安葬的庞大控制体系，换取信任和支持。多重的动员方式与特殊的个人感召力和社区的共同利益相结合，形成了以血缘、姻亲、地缘／区位、社区情理、政治权威为表征的多样化动员组织方式，从而也获得了足够的权威。如今，在营造和维护村庄公共权威的过程中，作为实力派的村庄精英则越来越多地使用了市场运作的方式（比如拆旧房给补贴），以对抗集体的无力感、精英的疏离感和村民的冷漠感。在这种背景下，村民以一种复杂的心理依附于权威，又对立于权威。权力的分散和精英的分化，使经济精英即使成为实力派的村干部，也如同浮于水面的油，游离于社区生活之外，不可能与农民融为一体。在这种背景下，由文员派组成的村委会就会经常处于上级领导和村民利益诉求的夹缝中，受着各派实权人物的“夹板气”。
五、从道义型共同体转向利益型共同体——村庄公共权威蜕变的后果（代结论）
（一）道义型共同体的文化传统和制度遗产
村庄公共权威的“私营化”虽然改变了基层共同体的权力格局，却依然深植于靠“苏南模式”成长起来的“道义型共同体”这一乡土背景中。这种背景包括文化性的和制度性的两个方面。文化背景包括苏南农村的生计传统和社区情理，也受到社会主义改造等意识形态的影响。
江苏是“中华帝国晚期”最繁荣的地区之一，村落有深厚的非农经营传统。尽管经历了以“集体化”为表征的社会主义改造，但实际上农民的“私心”还是很难根除的，这也是以“五工队”为名的手工业合作组织得以保留的原因。干部的“不结怨”策略和农户的半地下经营，使副业技能和兼业传统在代际得到传递。一旦国家对民营经济的控制放松了，这些农户自然又会回到发家致富的道路上来。
除了生计传统，社区情理为“苏南模式”的形成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利益共生的村庄被默认为一个整体，“村籍”划下了村民享有的各种福利的不容外人闯入的边界，同时也构成了领导者权威最牢固的基础。以“村籍”为象征，形成了跨越不同阶层、群体的彼此认同及社区整合，同时也使村庄成为一个利益主体。使社会责任成为对基层政治精英的一种无形的期望。
如果说生计传统和社区情理是苏南模式内生的文化因素，对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则属于外部的制度背景。在集体化运动中，统购统销等刚性的制度和稀缺资源的分配方式，迫使农民不得不走上合作的道路。1980年代以来的经济体制改革则使“村”成为集体经济的基本单位和农村公共利益的基本单元，承担过去由“公社”与“大队”负责的社会职能。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苏南模式”，就是以乡镇企业的繁荣和对集体财产的强控制为特征的。
无论是文化传统还是制度遗产，都深刻影响到村庄公共权威现有性质和形态。企业私有化过程中，企业主必须协调自己的利益和社区情理、政治传统之间的关系，避免利益冲突激化；在村委会和党支部的决策和人事安排上，村庄领导人也必须处理好效率和公平之间的关系，在趋向实用化同时对改革中受损一方进行补偿。综合苏南地区这些文化和制度背景可以看出，曾经作为基层生产共同体和市场共同体的村庄，形成了一种“道义型共同体”。因此当权威基础转变为基于利益的交换时，如果没有一种“社会责任”维系，社区权力结构将是十分不稳定的。
（二）村庄公共权威“私营化”的合法化和安全阀
中国经济与社会转型的特点是渐进式改革，即增量改革，这种改革不同于苏联和东欧的“休克疗法”。渐进改革能够降低转型的社会成本，减轻给社会成员带来的震荡。在产权结构的转型中，尽管村内利益进一步分化，公共权威的领域收缩，村集体依然必须坚守维持“稳定”的底线。私有化和改革初期“总体性”资本的出现相结合，共同导致了“比较利益”问题的凸显，因此，集体经济私有化及村庄公共权威“私营化”的过程必须具备相应的合法化机制。这是国内外对精英分化和流动研究未加重视的一个视角。
村庄公共权威“私营化”，也是“道义型共同体”向“利益型共同体”过渡的一个过程。“道义型共同体”，是在苏南地区的特定文化和制度背景下，以社会关系和社会责任为纽带形成的村庄模式，村庄内部主要以“道义”和“社区情理”为导向，既是基层的生活共同体，也是生产共同体和市场共同体。“利益型共同体”，是在经济体制变革过程中，村庄逐渐形成的主要以利益为导向的共同体形式，其中，村庄领导人基于自身的经济实力， 占有更大的个人化自由政治空间，能够顺利推行其个人的施政理念。从这种过渡中可以看出，如果没有一个合法化的过程，村庄共同体就很难在新的社会经济环境中找到平衡。
首先，这种合法化是私有化过程本身的要求。产权制度改革不仅是工业化和现代化本身的问题，还与“效率”和“公平”文化定义相关。社区必须对这种产权关系进行定义，而不是简单地把它转入私人手中。典型苏南模式下，集体对当地工业企业的支持难以被清晰衡量。以RXX企业为例，村民无从知道它的产权结构由来的每一个细节，但他们仍队为GDK应该对集体有所回馈。“内部人私有化”的普遍性更使资产从集体到经营者之间的转移问题变得模糊。在外人看来，产权转移上没有表现出一个明显的断裂，村民把企业作为社区一部分的习惯想法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他们期待着这种责任和保障能持续下去。单纯把企业从集体经济里分离出去，不足以将产权改革“合法化”。过去的经营者，也需要证明他们有资格接受这些集体企业。
第二，经济体制变革带来了精英流动的变迁，这也需要一个合法化过程。向市场经济转型对文化和制度发生的影响，是因历史条件和当地环境而异的。苏南的集体经济，不仅是一种财源，也是锻炼“后备干部”的手段。它构成了一种向上流动的渠道，那些被认为在非农经营方面具有才能的村民从“常规”的农业生产中解脱出来，从而接近了村集体经济和权力的核心。当地干部选拔的另一种渠道则类似于解放后对积极分子的培养：年轻人中的一部分被赋以政治上“进步”的标签，优先地进入党员和村干部序列。这两种渠道在苏南渐渐合而为一，形成一种一体化的培养策略，以同时推动乡镇企业的繁荣和集体福利的相应增长。随着乡镇企业在1980年代的极大发展，苏南模式的成就得到承认和肯定，两种精英群体之间的重合和交叉被进一步合理化。这种干部培养序列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得到了扩充和修正，但是市场转型并没有完全打乱这种选拔的序列，延续性和断裂是并存的。私有化为成为企业主的干部提供了一种权威和权势的基础，为他们的话语增加了“分量”，而新兴经济精英也可能被吸收进体制内部。
第三，社区分化也需要合法化的机制。“内部人的私有化”意味着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资源重新调配，社区中原有的个人影响力得到加强。私有化和精英的转化强化了这种社区分化。村民中的10%是“很富”的，他们被估计有100万左右的存款。处于顶层的是那些企业主，以及RXX等企业里面的高级管理和技术人员。（注：YMJ2004.6.23访谈。）随着收入差距的拉开和社区整合出现危机时，必须维持和调整基层的利益均衡机制和管理体制，稳定村庄公共权威。
KB村在经济体制变革和村庄公共权威“私营化”过程中采取的合法化手段主要有三种，其背后还包括了更多的具体处理技巧。合法化手段之一，是在改制的过程中留下一个“尾巴”，在企业和村集体之间仍然保持某种制度上的关联。村集体在RXX的股份收入和管理费，构成了近年来村委会的财政预算和公共建设基金。其他企业，包括纱厂、精纺厂、砂洗厂、无纺厂和石灰厂，按年则付给集体土地和厂房的租金。合法化手段之二，是通过企业非制度性的捐献和与村委会的合作推动支撑公共设施和社区规划建设，避免弱势人群被进一步地边缘化。通过“社会责任”的延续，企业主换得村民的认可。合法化手段之三，是利用改革后资源多元化发展的趋势，为村民创造自由活动空间和自由流动资源，为人们提供谋生机会。在KB村，GGZ进入物业管理部门维修水管，LJM负责园艺，就是这样的一种安排，企业本身，也提供了大量的就业职位。干群关系与劳资关系的重合，也提供了一种新的控制手段。
这些手段是社会转型的安全阀。它们强化和稳定了社会分层的现状.使村民对既存的不平等变得淡漠和不敏感。村集体和经营者之间的利益分配，如果仅仅以法律上的重新界定得以实现，尽管在制度上是完备和可接受的，但是并不符合社区的价值观和期望。在上升的资产者和“被剥夺者”之间的不平衡，隐藏着潜在的不安，基层政权必须采取合理化的手段来消弭这种失衡。正因为如此，在道义基础被经济利益的结合取代的同时，村集体必须也能够创造出一种新的社区凝聚力，为村庄公共权威“私营化”和社会变革提供一种“安全阀”的作用。
综观KB村公共权威蜕变的过程，我们确实看到了因公共权威的“私营化”导致的权力分散、精英分化和责任收缩。应该说发生在KB村的这样的改变在很大程度上是苏南农村由企业改制带来的变化的一个缩影。然而，还应该指出的是，当把中国农村经济和某一社会发展阶段相对应时，还要注意到社区认同的延续性，因为在此基础上可以形成社区整合的机制，从而为公共权威的“私营化”提供情理上的基础。因此，从道义型共同体向利益型共同体的过渡不是绝对和完全的，在以利益和市场运作为主导的新的村庄公共权威的实际运作中，“道义”和“社区情理”的调适依然起着重要的作用。
总之，在以不同规模、不同速度进行的市场化过程中，由于各地条件不同，市场转型也导致了不同的社会政治后果。这种变化究其是一种缓冲性的过渡现象还是代表着一种长远发展方向，取决于当地基层精英和大众的应对心态。毕竟，就是在“模式”阶段过后的反思阶段，所谓形成中的规则，还仍是传统习惯，制度传统和成文法本身不断相互作用、讨论和妥协的产物。由于改革的双刃作用都还存在，因此对于苏南农村新出现的基层权威格局和经济发展格局，我们须谨慎对待和长期观察，而不要轻易地把某一种发展道路和趋势上升到“模式”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