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和新人本主义——对两者的人学理论和文学理论的比较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的人论文,学理论论文,人本主义论文,和文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为了建构富有时代感的马克思主义的人学理论和文学理论，必须放开“拿来主义”的眼光，对西方现当代的以非理性主义为核心新人本主义的人论思想和文论思想进行梳理，批判地吸纳其中有价值的思想成分，以充实和丰富自己。新人本主义主要指20世纪以来普遍流行于西方现当代社会的文化思潮，包括各种形态的唯意志主义、生命哲学、存在主义、异化理论、社会文化批判理论、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和其它一些有影响的心理主义的学说。这种新人本主义同文艺复兴以降那种先期的古典的人本主义判然有别。先期的古典人本主义作为新兴市民阶级的思想武器，表现出一种奋发有为、积极进取的人生状态，通过理性的认知活动和价值选择谋建理想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为此，激发出一种拉伯雷式的巨人的伟力和浮士德式的悲剧和崇高精神。新人本主义几乎完全背离了先期的古典的人本主义的优良传统，表现出非理性化、非理想化、非群体化的思想倾向。这种新人本主义社会文化思潮辐射到现当代西方社会的各种领域，也顽强地渗透在它的人生理论和文学理论中。从总体上说，尽管新人本主义的人学理论和文学理论的精神意向是消极的，甚至是颓唐、悲观和虚妄的，但其中也蕴涵着许多有意义有价值的合理内核。只有将新人本主义的人论和文论同马克思主义的人论和文论进行深入系统的比较分析，才能加强对两者的深刻理解，进而建构富有时代感的人学理论和文学理论。
上篇：魅力与局限
历史唯物主义的学说把历史理解为人的社会实践的活动和过程。马克思恩格斯为了强调实践的能动作用，有时竟把历史唯物主义称为“实践唯物主义”。这种以实践为标志的历史唯物主义既同忽视人的历史实践作用的机械唯物主义有质的差异，也和片面夸大和推崇人的意志力量和主体功能的唯心主义划清了界限。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之上的马克思主义的人学理论和文学理论的活力和魅力表现在如下一些方面：
首先，它有极大和包容性和涵盖面。它承接和吸纳了历史上一切有意义有价值的思想营养，包括各式各样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合理内核。毫无疑问，当代的马克思主义的人学理论和文学理论应当辩证地综合一切有意义的学术成果，才能从总体上显示出超越以往人论思想和文学思想的深刻性和完整性，从而表现出旺盛的活力和蓬勃的生机。
其次，它具有广阔而深刻的社会历史感。文学作为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人所从事的创造活动，归根到底，不能不是一定历史环境下的产物。一定时代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条件是文学活动得以产生的根源。积极浪漫主义、革命现实主义、批判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及至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人论与文论的产生，都受到当时历史条件的诱发，无不和资本社会的崛起、变异、危机紧密相关。理解和阐释人学和文学时，随意消解、躲避、歪曲它的社会历史性是不妥当的。这样那样的非历史化的意向都是值得研究的。文艺作品作为人的一种精神活动的产品从总体上必然或隐或显地表现出一定程度上的意识形态性。即便是那些宣扬反功利和纯审美的学者们也并非真的想从根本上消除文艺的意识形态性，而只不过是用他们所心仪的意识形态性来消解和反对他们所厌恶的意识形态性而已。
再次，马克思主义十分注重人论与文论中的人文精神和主体意识。与新人本主义思潮不同，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优势正在于能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考察人的问题，把人看作历史的人，而不是凌驾于和超越于时空之外的寓言式的抽象物，或单纯说成是生理、心理的生灵体。人的解放的根本道路是改变人赖于生存的社会环境，通过塑造各种人物，特别是新人形象和英雄典型，求得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自由发展。
尤其需要强调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善于从事物的辩证联系中论述人论和文论中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诸如：他们既肯定哲学对文艺的指导作用，又批判思辨哲学对文艺的宰割；既揭露唯心主义文艺思潮，又抨击自然主义创作倾向。他们论证了审美属性与贯穿于整个文学活动之中的意识形态、历史精神和人文精神的深层的内在联系。他们从宏观的大视野对这些重要的文艺理论问题的辩证分析，给人以深刻的思想启示，极有说服力地显示了辩证思维的活力和魅力。
从严格的科学的意义上说，任何一种思想都是有局限的。真理是一个过程。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应当承认一定的时间中、条件下、范围内的真理的相对性。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人学理论和文学理论虽然抓住了这个问题的基本的主导的方面，并建构了科学的框架体系，具有原则性的指导意义。但对某些问题的论述或有所遗漏，或显得空疏，带有这样那样的局限性。
首先表现为时代的局限性。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处的历史条件下的社会矛盾主要表现为政治、经齐领域里的激烈冲突及其在哲学和社会学中的论战和纷争。这是当时面临的历史进步和人的解放所要解决的首要的基本问题。实际上，包括文艺在内的社会文化问题并没有上升为能引发人们普遍关注的主导方面。对文艺现象的理论概括同当时所能提供的文艺材料是相适应的。19世纪末叶，工人阶级的文艺实践和文艺运动尚未成熟，因而不可能作出完整的理论提升。
其次表现为思想文化背景的局限性。马克思恩格斯的那个时代，不论是哲学领域，还是文艺领域，都被各式各样的唯心主义的思想和学说充斥着。为了清除这些虚假的观念对广大群众的欺骗、迷惑和毒害作用，他们的主要精力放在对各式各样的唯心主义思潮的揭露和批判上。面对着唯心主义的论战对手，他们自然要着重指明唯心主义随意夸大主体的意志和精神的谬误，势必强调客观规律性对主观能动性的制约乃至决定作用。这必然使他们对客体性原则和对外部对象世界的存在方式和内在联系的论述严密而系统。尽管他们一直注重激发和弘扬科学的主体精神，但因服务于当时思想战线上的主要任务，相对而言，使得这方面的论述受到一定的限制。他们的这种侧重于论述客观性的学术思想竟被激进的青年左派曲解为庸俗的经济决定论。晚年的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意识到了这一点。马克思发表了反对这种误解的声明。恩格斯提出了主客体交互作用的理论，形象地比喻两者的“合力”构成“平行四边形”。他们的大量的学术论著都是揭露和抨击唯心主义文艺思潮的，唯有给哈克奈斯和保尔·恩斯特的信是批判文艺自然主义和文艺教条主义的。这是非常宝贵的文献。在观察文艺的“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的关系问题上，从他们的文艺评论实践的总体倾向上来看，虽然注意从两者的结合上评价作家作品，但由于他们当时肩负社会革命的使命，往往侧重从历史的和政治的观点来分析作家作品；同理，在文艺的内容和形式的关系问题上，他们虽然是内容和形式的统一论者，但在评论作家作品时多半是从内容的视角进行审视和开掘，正如他们自己所体察到的，有时竟然为了追求内容而忽视了形式。综上所述，他们对文艺的客观——历史——内容系列论述得非常丰赡，较而言之，他们对文艺的主体——美学——形式系列阐释得少些。
再次表现为学科研究方面的局限性。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博大精深，在许多学科领域里都有卓越建树和重大发现。作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他们把主要的志向、目标和精力放在对政治、经济、哲学和一些重大的社会问题的研究上，并将其作为灵魂、核心和主线贯穿于对人论与文论及其相互关系的探讨中。这正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特点和优点。然而，他们毕竟不是对文艺学科进行专门研究的专门家，对文艺的审美属性、特殊规律和一系列中介网络系统缺乏充分而细致的阐释。众所周知，文艺心理学、文艺语言形式符号学、乃至文艺人类学、以及文艺现象学、文艺阐释学等新学科，20世纪以后才蓬勃发展起来，使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这些天才人物无缘对这些富有时代感的新成果作出理论概括。
以非理性主义为灵魂的新人本主义对人进行了多方面的内向化的追寻和探索， 并将其学术成果辐射到文学理论和文学创作中去。 特别是20世纪以来，新人本主义的人学理论的学术指向带有明显的反传统性质。这种反对常规常法的学术思想尽管看来觉得纷杂、奇特、怪异和悖谬，但它展开了被以传统思想所压抑和禁锢的另一面，从而发掘了一个令人感到陌生的天地。这种对人本身的主观化和内向化的自我叩问是完全必要的，作为对已经过时了的僵化理性为基础的传统思想的挑战、冲击和补充，表现出相当的冲击力：
人和文学的心理层面。西方现当代的新人本主义的人学理论和文学理论淡化、消解、躲避和超越客体，向内向化和自我化的主体开掘，成为一种时尚。被称为深层心理学的弗洛伊德理论所阐释的意识结构理论和与之相对应的人格结构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把本能层面的潜意识加以夸大，又势必诱发人的心灵世界的病态和畸变。然而，它从不同的角度透视了人的心理世界的各个方面，逐渐形成了比较全面的体认，这对辩证整合地研究人提供了思想材料。诸如克罗齐、柏格森、胡塞尔等人对直觉的推崇；鲍姆伽通、席勒、马尔库塞等人对感性或新感性的执迷；叔本华、尼采等人和一些精神现象学的代表人物对意志和意向的张扬；鲍桑蔡、桑塔耶那、科林伍德，乃至一些表现主义和文化符号主义的学者们认为文艺只抒发人的情感；伽达默尔主张文艺表现人的“理智的情感”；……，这些对文艺表现人的心理结构和心理功能的观念都从不同视角对人的心理层面作了新的开掘和拓展，如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进行批判继承和辩证综合，可能形成比较完整的学科体系。
人和文学的形式语言符号层面。从俄国形式主义，到英美新批评派，到广泛流行西方的结构主义乃至解构主义都普遍重视文学的形式语言符号因素，特别强调“文学性”、“陌生化”、内部统一整体结构的自我组成和拆解。这些看法对理解文学形式的特殊性，追求文学形式的优化和魅力是颇有助益的。自亚里斯多德提出“形式因”以来，文学家和文论家们总是面对着形式和内容的无休无止、难解难分的纠缠。实际上，脱离形式的内容和脱离内容的形式都是不存在的。西方新人本主义文论在强调形式的同时，也并不排斥作品精神内涵的合理存在，如贝尔在《论艺术》等著作中论述艺术家能够把大量无意味的东西经过情感意象和灵感状态的翻绎和改制，组合成图景，获得“审美的情感形象”，简化和提炼为“审美的感人的形式”，即“有意味的形式”。克罗齐虽然从带有神秘色彩的先验哲学出发，极端排斥文艺的客体性，纯然把艺术视为“心灵的表现”，将艺术等同于直觉、语言和表现，但他意识到内容和形式的有机联系，认为艺术是通过语言把内容和形式整合起来的浑然整体，使人的哲学层面的心灵感性化。伽达默尔虽然从解释学的角度夸大人的主体性和相对主义原则，但他把艺术看作是“历史地积累和汇聚着的精神活动”，重新提出“艺术真理”的概念。所有这些论述，尽管带有某种唯心主义的杂质和痕迹，但毕竟不主张用形式语言符号因素排斥社会历史因素或消解理性、思想和情感，相对于那些主张孤立自足的所谓纯粹的形式主义和唯美主义高出一筹，具有学术上的借鉴作用。
人和文学的文化层面。现当代西方文论，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在文化层面上对人与文学问题的研究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主体的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家敏感地意识到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赖以支撑的理性文化已经成为压抑和禁锢人们的精神枷锁，以这样那样的非理主义的观念反对统治者推行的政治理性、科技理性和道德理性成为一种否定性的普遍话语。马尔库塞公开反对“天人合一”的口号。在他看来，国家机器和工业机器均与人们的肉体和精神相冲突。在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等人所著的《启蒙辩证法》、《否定辩证法》和《批判理论》的论述中则竭力宣扬否定意识和批判精神。他们抵制肯定性的艺术和文化，反对用升华功能营造虚幻的理想外观与和谐景象、用“幸福意识”消除矛盾，掩盖全面异化的社会现实。阿多尔诺强调艺术应当表现“异界事物的真理”，即“拯救社会的真理”。霍克海默认为如果用虚幻的同一性来掩盖消解社会中的矛盾冲突，必然会造成意识的虚假和衰败，使“启蒙退化为神话学”。为了强化文艺对现实的否定性原则，皮埃尔·马谢雷还提出了艺术形式的“间离性”的概念。法国新小说派的代表人物罗伯一葛利叶在《当代文学词典》中写道：“我们不再信服僵化凝固、一成不变的意义……只有人创造的形式才能赋予世界以意义”。这些反对“肯定文化”，主张“否定文化”的文化理论尽管带有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虚无主义和悲观主义的性质，但它们显示了与社会现实生态环境的不相协调，其批判锋芒毕竟指向压抑人的文化意识和社会体制，流露出变革不合理的生活环境和生存状态的意向，因而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人和文学的实践层面。我们从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可以看到一些学者对实践问题的高度重视。他们尽管有时表现出片面夸大实践过程中主体的能动作用和创造精神，不适度地强调实践活动中的人文因素，甚至把实践完全局限在思想意识的范围内，或将实践从第一位的观点上升为第一性的观点，进而拒斥实践活动的客体性原则，沿着唯心主义和意志主义的斜坡推向极端，造成悖谬。拉布利奥拉反对历史决定论，将历史人文化，但毕竟把人看作是历史的社会的人。葛兰西将拉布利奥拉的“实践哲学”解释和推崇为“绝对的历史主义和绝对的人道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中也存在着把实践科学主义化的意向。如路易·阿尔都塞认为艺术生产是一种以意识形态为对象的生产活动。他企图通过所谓“主体移心”的构想，消解人的能动作用，尽管他对意识形态的解释是游移不定的，有时竟然是自相矛盾的。他既主张艺术是一种意识形态的生产，同时又认为艺术是一种科学的认识。特里·伊格尔顿关于艺术是一种审美意识形态的生产的理论提出应重视“作为文学的意识形态话语的生产规律”，因为文学并不直接反映社会和历史，而必须经过意识形态的中介，隐藏在“信仰的深层结构之中”。这种看法是不无道理的。风行一时的存在主义之所以能在西方引起有震撼力的影响，正在于萨特倡导一种感召作家介入政治、参与斗争、追求自由的“实践哲学”，给关注人类命运的人们以深刻的思想启迪。这些，都为从科学领域或人文领域深入研究人的实践活动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材料。
如果说马克思主义的人论与文论存在着时代和历史的局限，那么，新人本主义的人论与文论则主要表现为思想体系和思想方法的局限。它表现为：
形而上学的弊端。新人本主义的人论和文论虽然象绘画那样，可以提供精美的细部，但又总是拘泥和执迷于某一视点或某个层面，无限夸大，推向极端。现实主义拒斥形式主义，形式主义反对表现主义，表现主义厌恶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又颠复结构主义。尼采宣布，上帝死了！理性的人死了！加缪说，非理性的人站起来了！文学的“文本中心论”者忽视文学的“社会中心论”，并说作者死了！“读者中心论”者又贬抑作品自身所固有的思想内涵，强调接受者的解读和阐释对文本意义生成的作用。尾随先行者的后学总是想打倒他们的前辈，“走马灯”似地叛逆传统，使学术思想的连续性发生断裂，造成“各领风骚三五年”的暂短局面。
唯心主义的偏执。新人本主义的人论和文论由于片面夸大一系列主体因素，极端地弘扬主体精神，表现出来的主导方面是唯心主义的偏执。诸如：强力意志、生存意志、生命意志、生存本能、精神意向、原始冲动以及被内向化了的潜意积和新感性都成为新人本主义的人论与文论的核心内容。从一定的意义和程度上说，作家艺术家都是这些意志主义理论的形象的诠释者、演释者和宣扬者。从乔伊斯和普鲁斯特的作品中，可以十分逼真地感受到对弗洛伊德关于人的深层心理阈的潜意识、原始欲、性本能的文学描绘，同样能够比较清晰地觉察到对弗洛伊德关于人性恶理论、释梦理论和意识流动理论的形象演绎。乔伊斯和普鲁斯特等作家简直都已经变成了文学界的弗洛伊德。
非理性主义的痴迷。非理性主义是新人本主义的人论与文论的基础、核心和灵魂。这是西方现当代新人本主义区别于先期的古典的人本主义的重要特色。非理性主义贯穿于新人本主义的人论与文论的各方面和全过程。诚然，新人本主义的人论与文论对反叛和消解那种压抑和禁锢人的、已经失去了历史的合理性和进步性的僵硬的旧理性具有不可否认的历史功绩。但是，作为文论家及受其影响的文学家的非理性主义者，他们所反对的并非全然是那种已经过时了的旧理性，而多半是曾经和正在给人的社会和社会的人带来巨大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西方现当代社会的认知理性、政治理性、道德理性、科技理性和工具理性。非理性主义的人论与文论及受其影响的文学艺术尽管可以冲淡、缓解、补偿人们被压抑的焦灼和痛苦，使受伤的灵魂得到一定的抚慰、升华和假想的满足，但这并不意味着对人的生态和心态有什么实质性的改变。如果弗洛伊德的潜意识侧重于“性本能”、“原始欲”的生理层面的渲泄，那么马尔库塞的新感性则进一步扩展到人的文化和政治领域，企图通过“本能革命”，变爱欲为文明，以谋求人的解放。这是苍白而又美妙的幻想。
政治观念的虚妄。新人本主义在文学和政治的关系问题上，存在着两种判然不同的倾向，即非政治化的倾向和泛政治化的倾向。非政治化的倾向，文艺的形式主义和唯美主义表现得最为突出。自康德以来，到俄国形式主义者，到英美新批评派，再到结构主义，都竭力推崇语言形式，将文本视为与外部世界完全绝缘的孤立自足的封闭体。应当注意到，与这种非功利化和非政治化的倾向相反，西方现当代的人论和文论中还存在着一种泛政治化的倾向。解构主义通过拆析文本流露出消解和颠覆社会结构的意向。萨特的存在主义通过感召作家介入政治实践，改变人的生存状态，也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家阿多尔诺、霍克海默、马尔库塞等人通过宣扬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文化批判理论表现出强烈的政治追求，特别是马尔库塞的新感性理论主张用新感性取代旧理性；用否定性的文化消除肯定性文化；用文艺的形式专制抵抗意识形态专制；用“本能革命”替换社会革命并实现社会革命；用爱欲文明，“塑造现实”，拯救自我求得人的解放。他认为，“新感性已经成为一个政治因素”。马尔库塞的这套关于人的社会解放的理论虽然显得激进，但虚妄而又空幻。这种被他称为“不是乌托邦”的乌托邦只不过是当代社会中的一个政治神话。
下篇：对峙与互补
人和作为人所创造的精神产物的文学产品都存在于特定的关系中，或只有通过特定的关系而存在的。诸如：（1 ）从人的客体性和人的主体性的关系看：马克思主义的人论和文论在主张客体性和主体性的辩证统一的前提下比较强调文学的客体性，而对文学的主体性的论述显得少些；而新人本主义的人论和文论则忽视甚至消解、躲避和拒斥文学的客体性，往往把文学的主体性推向极端。（2 ）从人的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的关系看：马克思主义的人论和文论在主张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的辩证统一的基础上比较强调人的社会属性，对人的自然属性也有一些精辟的论点；而新人本主义的人论和文论特别注重开掘和宣扬人的自然属性，或把人的自然属性加以泛化，伸延到社会领域，一定程度上把人的社会属性自然化；（3 ）从人的物质关系和思想关系看：马克思主义的人论和文论既强调物质关系，又以此为基础十分注重思想关系，总是从两者的结合上考察人和作为人的创造物的文学作品，反对用思想因素否定物质因素和用物质因素这两种倾向；新人本主义的人论和文论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排拆和消解人和文学所赖以产生和发展的物质关系，表现出这样那样推崇和执迷于各式各样的思想因素的唯意志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偏颇；（4）从人的认知关系和价值关系看； 马克思主义的人论和文论在主张认知关系和价值关系辩证统一的基础上，对两者均有许多丰富而又深刻的阐发；新人本主义的人论和文论非常明显地表现出忽视和疏离认知关系片面追求价值关系的种种企图和意向，造成极端主观化、自我化、内向化乃至虚无化的弊病，从而限制和影响了人的价值的真正实现。（5 ）从人的群体和个体性的关系看：马克思主义的人论和文论既强调群体性，又尊重作家的个体性，提倡创作的个性特征和独特风格，引导通过个体的自由创作表达大多数人的利益和愿望，为群体服务；新人本主义的人学理论和文学理论在对待群体性和个体性的关系问题上，总是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偏执和迷误，要么象形形色色的意志主义的人论与文学那样，张扬表现自我的意欲，将个体封闭起来，咀嚼一己的焦灼和悲欢，从现代派的某些作品中，可以十分真切地感受到自我失落、自我选择、自我救赎、自我实现的主题。有的又与之相反，如文化人类学以及相关的集体无意识理论和神话原型理论都推崇揭示作为类的人的群体性。荣格、艾略特包括尼采等人对文学表现类（与个体相对的有共性的群体）的宣扬达到了否定作家的创作个性和创作风格的荒谬程度。用个体性抹煞群体性，或用群体性取代个体性，都是违反辩证法的。（6 ）从人的共同性和差别性的关系看：马克思主义的人论和文论十分强调共同性，同时又非常重视差别性，认为两者的对立统一是事物存在的普遍法则，努力引导作家或侧重表现人的差别性，或突出揭示人的共同性，或从人的差别性中反映人的共同性，或从人的共同性中发掘人的差别性，或完美地表现人的共同性和人的差别性的统一，从而产生有深刻思想性和艺术性的作品。新人本主义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人论和文论，要么在主张表现人的共同性时忽视人的差别性，要么在表现人的差别性时否定和排斥人的共同性。即便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家中也暴露出两种互不相同的意向，或象霍克海默那样，大力宣扬具有强烈否定性的社会文化批判理论，强调处于现实冲突和异化状态下的人的差别性，以揭露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的伪善，抨击资本主义社会的那个表面上看来具有普遍性的“虚假共同体”；或象马尔库塞那样，在揭露和否定“肯定性文化”的同时，妄图通过“本能革命”，“把爱欲变成文明”，以期实现人的解放。这样，他又从强调人的差别性走向追求人的共同性，重新营造一个“审美乌托邦”形式的“虚假共同体”。（7 ）从人性善和人性恶的关系看：马克思主义的人论和文论批判了康德的“绝对命令”和费尔巴哈的自然主义的人本主义关于抽爱的爱和善的学说，在恰当地肯定恶的作用的同时，仍然认为惩恶扬善是文学的恒久主题。必须恪守善恶美丑的原则界限，任何混浠和颠倒善恶美丑的企图都是不可取的。新人本主义的人论和文论，特别是现代主义的文学观念和文学实践都突现情绪在作家心镜上的投影和折光，丑和荒诞开始上升为渲染一切的主导方面。从象征主义，到表现主义，到存在主义的文学理论和文学创作都竭力从丑和荒诞中发掘诗情和美感。（8 ）从人的历史活动和审美活动的关系看：马克思主义的人论和文论认为作为特殊的精神生产方式的文学创造活动是人在审美领域里的历史活动。完全脱离历史的审美活动，或完全脱离审美的历史活动都不能构成严格意义上的文学创造活动。新人本主义的人论和文论多半都用被极端夸大了的审美因素和语言符号形式因素排斥历史因素。特别是一些形式主义、唯美主义、解构主义的文艺观念和文艺创作都明显地表现出躲避和消解历史的倾向。
总的来说，马克思主义的人学理论和文学理论侧重于从宏观的辩证思维的大视角来俯视和考察人和文学的相互关系，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结构和意识结构及其相互关系的学说认为文艺属于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即审美的意识形态。但是，文艺不可能孤立自足地存在，社会结构和一切意识结构的诸多因素必然渗透和辐射到文艺中来，内化为作品的有机组成部分，即文艺的内容形式结构。应当从文艺所处的位置上，展开对文艺的外部规律和内部规律、普遍规律和特殊规律以及一系列的中介因素的综合研究。因此，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理学对文艺与时代、文艺与人民、文艺与生活、文艺与政治、文艺与实践阐述得相当充分。从同普遍规律的联系中研究特殊规律即文艺的诸多审美特性，如文艺的创作规律和鉴赏规律、文艺的主体因素、文艺的心理因素、文艺的形式语言符号因素，也有一些丰富的或原则性的论证，但相对较弱，而这些恰恰是西方文论的长处。
因此，富有时代感的和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系统建构，必须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进行回顾和前瞻；必须研究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和当代生成，以增强和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特色；必须对当代中国的文艺实践中所表现出来的理论问题加以概括和提升，以强化人学理论和文学理论的现实性和时代感；同时还必须选择和吸取西方当代的人论和文论中有价值的学术成果，进行辩证的改制和整合。
西方现当代的特别是新人本主义的人学理论和文学理论注重微观研究形成了多极化的态势，发现了许多“深刻的片面的真理”。这些真理虽然“片面”，却有其“深刻”的因素。同时正因为一些学者们不能从联系中全面地看待他们所倾心的研究对象，又使这些“片面的真理”的“深刻”程度受到局限。西方现当代的人学理论和文学理论所推崇的一些“深刻的片面的真理”，诸如被夸大了的主体因素、审美因素、生理因素、心理因素、精神因素、思想文化因素、个体因素、价值因素、形式语言符号因素等等论述都是有道理的。但一经超越自身的界限和适应范围，推向极端，上升为统摄一切、主宰一切、排斥一切的人学与文学的本体和总体观念，则是不妥当的。这势必导致人学理论和文学理论的无序和混乱，乃至引发和酿成不必要的倾轧和纷争。没有理由把“社会中心论”、“作者中心论”、“文本中心论”、“读者中心论”，作为互不相容的因素加以割裂和对立起来。事实上，从作品的来源、创作、形成到鉴赏、阐释和接受，所有这些环节和因素都是文学活动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从文艺的源泉而论，荣格的集体无意识和神话原型理论把文艺的产生解释为导源于文化的历史积淀，强调“种族记忆”、“原始意象”和“集体无意识”积淀成带有潜能的“原型”作为“人类的共同遗传物”对后世文化活动和文艺活动的深刻影响。这固然是一个发现，但忽视和排斥现实的社会历史因素对文学创作活动的重要作用则是至少是不全面的。从学理上说，真理是一个过程，深刻的全面的真理总是从深刻的片面的真理发展而来和凝聚而成的。不能因此把微观上的小道理说成宏观上的大道理。
西方现当代的人论思想和文论思想开始表现出向辩证综合的思路聚集和转靠的势头。从多极悖立走向总体互补，从相关思想的整体把握中深化对问题的全面认识，正在成为一种客观存在的学术事实。如对作为人学理论和文学理论的最基本、最核心的主客体关系问题的研究比较明显地表现出辩证综合的意向。尽管这些关于人和文学的主客体理论带有企图超越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界限的意向和偏执，但终竟对这个具有元性质的母题，作了多侧面、全方位的透视，对丰富和深化马克思主义的人论和文论的主客体理论颇有助益。
例如，马克思主义把客体分为自然世界和人化世界。西方现当代的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人论和文论主要围绕着人化世界阐释主客体的关系问题，多半在论述“自然的人化”和“人化的自然”时这样那样地强调主体的能动作用。只有个别的学者如卢卡奇等人承认外部世界的优先地位。虽然脱离自然世界论述人化世界会带来许多局限，但毕竟深化和拓宽了对这个重大问题的认识。西方新人本主义的人论和文论关于主客体理论的阐发相当丰富。有的肯定主体的本体论意义；有的强调主体的价值论意义；有的探讨主体的中介论意义；但更多的是研究主客体的相互关系；有的象霍克海默、马谢雷那样，强调主客体之间的差别性、歧异性和离间性；有的象马尔库塞、戈德曼那样，那强主客体之间的交互性、共同性、统一性；有的象施密特那样，提出主客体之间“相互介入”的概念，指明主客体可以相互转换，即“客体的东西主体化和主体的东西客体化”；更多的学者是从不同的视角论证主客观之间的“同一性”与“同构性”。诸如：鲁道夫·阿恩海姆从“格式塔”心理学的视角提出主客体的“异质同构”理论，认为人体内外的一切事物都存在着具有情感表现性的力的异质同构，正因为这种力的同构性铸成一种“图式”，使主客体之间达到形式上的契合和“完形”；桑塔耶那从美感经验的视角，提出主客体之间的“同格性”和“同型性”的概念，指出美感的产生有赖于主体的鉴赏经验和对象之间的相互感应；皮亚杰从发生认识论的视角，也主张认知活动取决于主客体的交互作用；伽达默尔从解释学的视角，倡导主客体“视野融合”的理论，认为作为审美客体的文本有自己的历史视野，审美主体也有被历史规定的需求视野，文本意义的生成正是审美主客体两方面“视野融合”的产物；杜芙海纳从审美经验现象学的角度，表现出对反映论的尊重，把实现“自在性”和“为我性”的统一和追求“人与现实之间的协调一致”作为审美的目标；罗兰·巴尔特竭力把历史和社会现实结构隐遁于和转换在语言之中，并谋求建构文本语言的形式结构同社会现实结构的一致性；戈德曼从发生学结构主义的视角，发现作品结构同作家所属的社会集团具有同源同构关系，进一步指出这种同源同构关系不限于语言层面，而指思想和观念，即世界观方面的同构关系，通过艺术形式表现出一种不断变化着的集体意识……所有这些关于人和文学的主客体理论尽管都一定程度上带有唯心主义的虚假的意向性，正如马克思批判黑格尔的神秘的主客体论所指出的，往往表现为“笼罩在客体上的主体性”。但这些文论家们毕竟对人和文学的主客体理论进行了艰苦的有价值的学术探索，为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作出既唯物又辩证的综合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材料，具有深刻的思想启示。
西方现当代的人学理论和文学理论，一方面朝着多极化的方向继续发展，学者们凭借和运用异向思维的驱力和方式，猎取繁富纷杂的“深刻的片面的真理”；另方面又有一些“深刻的片面的真理”的发明者和宣扬者，对他们自己所推崇和痴迷的某种“深刻的片面的真理”进行过滤、筛选和匡正，通过反思甚至忏悔，抛弃悖谬，诚服真理，表现出一种清醒的科学态度。例如，作为形式主义的极端发展的结构主义，被当代著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家詹姆逊指责为陷入“语言的牢笼”，建构或拆解语言的自由只不过是带着镣铐的跳舞。结构主义的这种弊端也为一些明智的学者意识到。作为莫斯科——塔尔图学派的代表人物的洛特曼又重新认识到“艺术作品……是一种现实转变为另一种现实的反映”。布拉格学派结构主义的代表人物穆卡洛夫斯基认识到形式主义的方法靠不住，觉察到“与历史相脱离的这种结构”可能会导致荒谬。托多洛夫表示“结构主义的过失要由意识形态的理论来补偿”，文学必须也应当向内容转靠，应赋予它以浓郁的哲学性和历史性。即便是罗兰·巴尔特也不得不主张文本向生活开放，文学作品不应当成为封闭的语言体系，而是生活内容的一种形象的比喻。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论家的先行者卢卡奇也改变了他早年的观点，经过反思，重新认定由“世界的物质统一性”构成的“社会本体论”对所有的反映形式“具有决定的意义”。流行于整个西方的诸如新马克思主义、新历史主义、新女权主义及其在创作中的反映又表现出向现实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转靠和回归的趋势。
综上所论，诞生于十九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积极地汲取西方现当代人本主义文论的合理性是一种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同样，我们也看到了西方现当代文论家们自觉不自觉地汲取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文艺理论对文艺问题的处理。特别是社会意识形态理论在“语言革命”之后在当代西方的再度复兴，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的持久的生命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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