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汇率变动对出口依市定价的非对称性影响
郑 琳
(中国社会科学院 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北京 100732)
摘要： 本文根据我国出口结构和国际海关分类标准(HS -code)，确立了4大出口市场和各自对应的6位码出口行业，选取2002～2017年的数据构建面板，并分别通过固定效应模型和非线性门限模型，对我国出口依市定价行为和人民币汇率变动对其非对称性影响进行分析。研究发现：(1)我国出口依市定价行为在行业间存在差异，但多数行业依市定价并不显著；(2)人民币汇率变动方向和幅度对出口依市定价行为均不具有显著的非对称性影响，出口企业对菜单成本敏感度低；(3)从估计值上看，人民币贬值时出口依市定价程度大于升值，意味着数量限制更有可能成为企业调整产品价格的主要考虑因素。
关键词： 人民币汇率；汇率传递；依市定价；非对称性；门限模型
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汇率传递的不完全性是普遍存在的。针对汇率不完全传递的成因分析，克鲁格曼(Krugman)从企业定价行为的微观视角出发，提出了依市定价理论(PTM)，即在不完全竞争市场假设下，企业面对汇率变动时会采取主动调整成本加成，以维持出口品价格进而市场份额稳定的策略，在不同出口市场上进行歧视定价，因此汇率传递往往具有不完全性。[1]该理论建立了汇率不完全传递原因分析的微观基础，对于了解出口企业利润调整和产品竞争力具有参考价值。近年来，学术界不断丰富汇率不完全传递问题的研究视角，在非对称性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
从已有文献来看，大部分研究关注的是发达国家汇率变动对价格传导的非对称性，以发展中国家作为研究对象的文献相对较少，针对中国的研究更少。国内方面尽管有不少文献研究人民币汇率的价格传递效应问题，但多是基于总体层面和针对进口价格的分析，较少直接考察人民币汇率变动对出口企业依市定价行为的非对称性影响。其中，项后军、许磊在典型行业层面选取了机电、音像设备及其零件、附件(HS11)和纺织原料及纺织制品(HS16)，对我国出口企业依市定价行为的非对称性进行了研究；曹伟等研究了原油进口价格汇率传递的非对称性。
在总投资方面，由于方案1和方案3分步实施，后续投产项目统一按7%贴现率折算到2021年。方案1总投资为6.836 3亿元，单位容量投资为358万元/MW，但天然气气价等发电成本较高，导致综合电价约1.3元/kWh较高；方案2柔直联网一次建成，总投资约8亿元，单位容量投资为456万元/MW，综合电价约1.1元/kWh；方案3总投资为6.927 2亿元，单位容量投资为363万元/MW较高，由于内陆主网上网成本电价相对较低，方案3的上网电价较低。先考虑投产本地气电，后建设柔直联网，提高了气电机组发电量，充分降低了气电电价，因此电价最低，约为1元/kWh。
由于基于总量层面的分析会忽略不同行业的个体差异性，导致实证结果对实际产生偏离，对此，本文首先采用行业层面数据，并根据国际HS分类标准(2012版)选取具有代表性的6位码出口行业，对行业进一步细分；其次，将单一出口市场扩大至多个市场进行比较分析；此外，不同于大多数研究中基于时间序列的门限回归，本文使用面板门限回归方法，试图得到出口企业依市定价行为更可靠的回归结果。
一、文献综述
早期关于汇率传递和依市定价理论的研究假定汇率传递是线性、对称的，然而实证表明汇率传递具有非线性和非对称性。对汇率传递非线性与非对称性的研究主要包含两个层面的内容。一是基于汇率变动方向的非对称性，即一国货币升值与贬值同等单位对贸易产品价格影响程度的差异性。曼恩(Mann)研究发现，1977～1985年美元升值时期汇率变动对美国进口品价格的传递效应大于贬值时期。[2]这与戈德堡(Goldberg)和卡利亚里(Kadiyali)的结论正好相反，后者分别研究了美元汇率变动对美国从德国、日本进口小汽车价格和从日本进口摄影产品价格的影响，结果表明美元贬值对于这两个进口行业价格的影响大于升值。[3][4]大野(Ohno)对日元汇率变动期间日本机械和装备制造出口企业的依市定价行为进行研究，发现出口企业更倾向于在日元贬值期间调整成本加成以对冲汇率冲击。[5]二是基于汇率变动幅度的非对称性(非线性)，即一国货币较大幅度变动与较小幅度变动对贸易产品价格影响程度的差异性。波拉德(Pollard)和科格林(Coughlin)分析了美国30个行业进口品价格变动大小与美元汇率波幅的关系，发现对多数行业而言两者具有正相关性。[6]卡塞利(Caselli)和弗兰克(Frankel)等基于发展中国家的研究也得出了相似结论。卡塞利(Caselli)对28个新兴国家的面板数据进行估算，结果表明本币贬值分别超过10%和20%且持续6个月后，汇率传递系数分别高达40%和44%(通常仅为10%)。[7]弗兰克(Frankel)等人也指出，当本币贬值超过25%时，汇率传递系数大幅提高。[8]对此，布斯耶尔(Bussière)认为出口企业对产品价格的调整具有向下刚性，提高成本加成相对于降低成本加成而言更为容易，一方面，当本币贬值时，国外出口企业提高出口品价格的幅度要高于本币升值时降低出口价格的幅度，本币贬值对进口品价格传递效应更大；另一方面，当本币贬值幅度较大时，国外出口企业降低成本加成更加困难，对进口品的汇率传递效应也就更大。[9]
国内对于汇率传递和依市定价非对称性的研究相对较少。项后军、许磊通过建立非线性门限计量模型，检验美国经济波动率、汇率波动率以及汇率变动幅度影响下我国出口企业依市定价行为的非对称性，结果表明汇率变动幅度对出口企业依市定价行为无非对称性影响。[16]而曹伟和倪克勤等的研究均表明，人民币贬值对进口价格的传递效应大于升值时的传递效应，且人民币汇率波幅与汇率传递效应间存在正相关性。[17][18]史新鹭和高蓓基于开放经济菲利普斯曲线研究了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对物价变化的传递效应，结果表明人民币升值对国内物价的传递率大于其贬值的传递率，但不论升值还是贬值都会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汇率大幅变动的传递效应比汇率小幅变动的传递效应更为显著(汇率变动幅度的门限值为0.02)。[19]
2.门限模型
现有文献对汇率传递和依市定价非对称性成因的理论解释主要分为三种：市场份额说、数量限制说和菜单成本说。市场份额说认为，当出口产品需求价格弹性较大时，面临出口国货币升值，出口企业为了维持其在出口市场的市场份额，将降低成本加成以维持出口市场的销售价格基本不变，汇率传递效应趋于零；当出口国货币贬值时，出口企业保持成本加成不变即可获得更大的价格竞争优势和市场份额，此时汇率传递效应是完全的。由此来看，出口国货币贬值的汇率传递效应大于升值的汇率传递效应。[10][11]与之相反，数量限制说认为，从短期来看，由于某些因素的制约，出口企业可对外出口的商品数量存在上限。不同学者对制约因素有不同看法，其中较为普遍的观点是企业的生产能力存在上限。当出口国货币贬值时，若出口企业保持成本加成不变，出口市场的产品价格会下降进而需求增加，一旦需求量超过出口企业的产量极限，出口企业会提高成本加成以维持出口市场上产品供应充足。在该种情况下，出口国货币升值的汇率传递效应大于贬值的汇率传递效应。[3][4][5][12]吉尔·帕雷亚(Gil Pareja)的研究则表明，产能限制说更能解释比利时—卢森堡，意大利和西班牙出口企业的依市定价行为，而市场份额说对法国和荷兰出口企业的依市定价行为更具解释力。[13]除从生产角度阐释汇率传递机制之外，鲍德温(Baldwin)和肯尼特(Knetter)分别考虑了销售环节中的不同制约因素对出口企业依市定价行为进而汇率传递效应的影响，前者认为出口企业在出口市场上需要投入一定比例的营销资本，且短期内无法增加(或减少)，当出口国货币贬值时，出口企业不得不提高产品价格以应对营销资源不足带来的滞销，反之不变；后者认为类似进出口配额的贸易管制对汇率传递有同样的限制作用。[10][14]与前两种解释不同，菜单成本说阐明了汇率较大和较小变动幅度下汇率传递效应产生差异的原因。菜单成本说认为，改变以进口国货币计价的商品价格存在菜单成本，因此当汇率变动较小幅度时，出口企业一般不愿改变商品价格，汇率传递效应趋于零；只有当汇率变动幅度超过某一临界值时，出口企业重新定价才是有利可图的，此时汇率传递效应也较大。[6]谢赫(Cheikh)引入非线性STR模型检验汇率传递效应基于汇率变动方向和变动幅度的非对称性，实证结果支持菜单成本说的理论预测。[15]
二、模型构建与数据来源
(一)模型构建
1.基准模型
其次，电气自动化节能技术降低了资源浪费，减少了不必要的消耗，提升了电气设备稳定性以及输电线路的电力运送能力。由于提高了实际利用率，也就间接降低了目前严重的城市电网运行压力，同时还能减缓设备老化和物理材质的损耗。
考虑到实际的工艺加工过程中，会存在一定的加工误差，因此在涉及电阻、电容、电感等的取值时，避免取临界值，即如果元件取值的微小波动会造成电路性能的巨大差异，那么就需要对电路网络中的相关元件重新设计取值，消除由于电路性能对元件值过于敏感而造成的不利影响。
肯尼特(Knetter)在克鲁格曼(Krugman)的理论研究基础上，引入基于多国家—多行业面板数据的分析框架，建立了研究汇率变动下出口企业依市定价行为的一般范式，即“固定效应模型”。[1][20]其方程为：
监测对象为所有处于产茶阶段的茶园种植区和茶农散种区。茶园种植区定义为集中连片面积150亩以上的图斑，茶农散种区定义为集中连片面积1.5亩以上图斑，图斑勾绘边界几何精度为 1m。
将式(2)进一步写为式(3)的形式：
经扰动后附加的压力、x方向速度和y方向速度的扰动值分别为 p k =p k （x, y , t ），u k =u k （x, y , t ），vk =vk （x, y , t ）。则有量纲形式的合流参数为：pk -tot （ x, y, t ） = P k + pk （x, y, t），uk -tot （ x, y, t ） = U k + u k （x, y, t ），vk -tot （ x, y, t ） = v k （x, y, t ）。其中：脚标“k = l”表示液相参数，“k = g”表示气相参数，“tot”表示基流量与扰动量相加的合流参数。
(1)
Δlnp it =θ t +β 1i Δx 1it +β 2i Δx 2it +μ it
考虑到本研究的时间跨度较短(2002～2017年)，数据平稳性检验的信度不高，为避免可能出现的虚假回归问题，本文采用式(1)的一阶差分形式式(2)进行估计。[21]一阶差分后式(1)中的个体效应λ i 不再出现在方程中。
Δlnp it =θ t +β i Δ lne it +μ it
lnp it =θ t +λ i +β i lne it +μ it
(2)
（1）对于分布式电源而言，其实际发电电量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因此大电网仍旧是不可或缺的存在，所以，从某种角度分析，该种模式的运用无法明显减少电网的相关费用，如建设费用、维修费用以及改造费用等。
但无一例外的是，每天的工作和学习都像一场真正意义上的修行，它让我更冷静地观察，更深沉地思考，用更沉潜的心来体会。
在式(2)的基础上，为检验人民币汇率在不同方向上变动同等单位时，出口企业依市定价程度进而汇率传递效应会否出现非对称性，本文借鉴吉尔·帕雷亚(Gil Pareja)的方法，设置区分汇率变动方向的虚拟变量，并引入虚拟变量与汇率的交互项。[13]首先，将汇率变动分为两类：人民币贬值(Δlne it <0)和人民币升值(Δlne it >0)。其次，设置虚拟变量：
在此假设条件下，受扰发射机处于弱非线性状态，这种弱非线性可用多项式模型进行精确描述[11～16]，式(1)为用多项式模型表示的发射机射频功率放大器的输入输出特性：
其中，i=1，…，N，t=1，…，T；p it 为以本币(出口国货币)标价的出口产品价格；e it 为间接标价法下的双边汇率；θ t 为时间效应，用以代替边际成本等不随个体变化的变量；λi为个体效应，不随时间产生变化；β i 参数表示企业依市定价程度(依市定价系数)，即出口企业面对汇率变动1%时对价格调整的幅度；μ it 为扰动项，假定符合独立同分布。[注] 这里同时假定各方程的扰动项之间不存在相关性，时间虚拟变量的引入避免了该假设条件的放松。 如果市场为完全竞争的(企业面临的需求价格弹性为零)，零假设成立，回归系数β 为零，则不存在出口企业依市定价行为。如果市场是不完全竞争的，零假设被拒绝，那么出口企业的依市定价行为存在，其程度大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需求曲线的形状(凸性)。当需求弹性随价格的提高而增大时，本币升值会使出口企业降低成本加成，本币标价的出口产品价格下降，此时β 参数的估计值为负；当需求弹性随价格的提高而降低时，本币升值会提高成本加成进而出口企业提高出口产品的本币价格，此时β 参数的估计值为正，一些研究称其为“逆向依市定价”。
(3)
其中，交互项Δx 1it =D 1*Δe it ，Δx 2it =D 2*Δe it ；β 1i ，β 2i 分别为人民币贬值和升值时出口企业的依市定价系数。如果市场份额说成立，出口企业更倾向在人民币升值时降低产品本币价格以避免在出口市场上的市场份额下降，依市定价程度大于贬值时，表现为β 1i >β 2i ；相反，如果数量限制说成立，则出口企业更倾向在人民币贬值时提高成本加成以避免出口市场需求过度增长，依市定价程度大于升值时，表现为β 2i >β 1i 。
接下来，本文检验人民币汇率变动幅度对出口企业依市定价行为的非对称性影响，并参考汉森(Hansen)的面板门限模型将式(2)写为式(4)的形式：[22]
Δlnp it =θ t +1(Δ lne it ≤γ )β 1lne it +1(Δ lne it >γ )β 2lne it +μ it
(4)
其中，γ 为未知门限值。以升值为例，Δlne it ≤γ 表示较小幅度的汇率变动，Δlne it >γ 表示较大幅度的汇率变动。
(二)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了我国四大主要出口市场和六大类共16种国际海关HS -6位码出口行业2002～2017年的年度数据构建面板。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贸易流向数据库(DOTS)2006～2017年分地区出口额的统计数据来看，我国出口主要流向欧盟(28国)、美国、中国香港、日本、韩国和印度，其间我国对欧盟、美国、日本和印度的出口额占我国出口总额的比重平均超过46%。由于我国对香港地区出口超过80%为转口贸易，因此在出口市场的选择上未将香港地区纳入。其次，我国对日本和韩国的出口结构相似度较高，本文基于出口总额的大小选择了日本作为出口市场之一。此外，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中，我国对印度的出口额最大，综合上述考虑，本文选择具有代表性的欧盟(28国)、美国、日本和印度作为我国出口市场样本。
在此基础上，本文依据我国海关分国别出口商品结构的统计数据，对我国主要出口行业进行了筛选。其中，HS39(塑料及其制品)、HS61(针织或钩编的服装及衣着附件)、HS62(针织或非钩编的服装及衣着附件)、HS73(钢铁制品)、HS84(核反应堆、锅炉、机械器具及零件)、HS85(电机、电气、音像设备及其零附件)、HS87(车辆及其零附件)、HS90(光学、照相、医疗等设备及零附件)对四大出口市场的出口额占出口总额的比重超过60%。在对行业的细分过程中，考虑到数据可获得性和行业代表性，本文选出表1所列的HS -6位码行业，其中美国、日本和印度的行业样本均为14种，欧盟为13种。
表 1产品样本 [注] 美国和日本样本中不包括 HS841430、 HS900120，欧盟样本中不包括 HS854121、 HS901831、 HS903141，印度样本中不包括 HS900120、 HS903141。
出口价格(p it )：本文参考肯尼特(Knetter)“产品单位价值”的构建方法，根据各出口产品的出口金额和出口数量计算出产品的单位价值来近似替代变量。[20]数据来源为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由于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统计的出口金额使用美元计价，因此得到的产品单位价值也是美元计价，而本文考察的是人民币汇率变动时出口企业对产品本币价格的调整，对此本文根据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年度数据将产品单位价值转化为人民币计价的产品价格。
双边汇率(e it )：为剔除出口市场通胀水平的影响，双边汇率采用经消费者价格指数(CPI)调整的名义汇率。名义汇率数据来源为Pacific Exchange Rate Service；欧盟调和消费者物价指数(HICP)数据来源为欧盟统计局，其他国家CPI数据来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6.持续加强职业防护培训：职业暴露的发生同标准预防依从性有着很大关系。医务人员在进行各项诊疗操作时，标准预防的理念尤为重要。职业暴露的预防关键在于安全意识的培养。目前，对医护人员进行职业防护教育已被多个国家认为是减少职业暴露的重要措施[4]。医院通过业务授课和海上医疗保障业务交流等方式，周期性培训医务人员预防职业暴露方法，从而降低职业风险，提高海上救治能力。
三、回归结果与分析
对式(2)施加约束条件：对于既定出口行业，依市定价系数在不同出口市场中是同质的，出口市场的差异化不会对出口企业的依市定价行为造成影响。由表2的估计结果可知，在55个行业——出口市场样本对象中，仅9个在5%的水平上拒绝了F检验的原假设，可以认为国别个体效应不显著。从β 值的估计结果来看，接近70%的估计值为负(与理论分析一致)，但其中仅7个估计值具有显著性，分别是：对美国出口的棉制、针织或钩编的t恤、背心及其他背心；对欧盟出口的钢、不锈钢、冷拔或冷轧(冷缩)圆截面管和管，用于制冷设备的压缩机，容量不超过10kg的家用或洗衣店用全自动洗衣机；对日本出口的电机(输出功率超过37.5W的通用AC‘DC)，医疗、外科器械；对印度出口的电气设备、晶体管(感光元件除外)，而大部分行业的依市定价行为不显著。这里考虑两大原因，一是选取的行业数目较少，二是非对称性的存在使回归结果出现偏误。对此，本文分别对式(3)和式(4)进行回归，检验人民币汇率变动方向和变动幅度是否对我国出口企业依市定价行为有非对称影响。
表 2我国出口企业依市定价系数估计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中为t值。
(一)基于汇率变动方向非对称性的分析
首先看F统计量，在55个行业——出口市场样本对象中，有12个[分别是对美国出口的棉制、针织或钩编的t恤、背心及其他背心，自动数据处理机单元、存储单元，录像或复制设备(除磁带式)，电子集成电路零件，医疗、外科器械；对欧盟出口的钢、不锈钢、冷拔或冷轧(冷缩)圆截面管和管，用于制冷设备的压缩机，容量不超过10kg的家用或洗衣店用全自动洗衣机，自动数据处理机单元、存储单元；对日本出口的电机(输出功率超过37.5W的通用AC‘DC)，医疗、外科器械；对印度出口的机械或仪器的电气部件]拒绝原假设，即认为非对称性是存在的。其次看β 1和β 2的估计值，有18个样本对象显示β 1>β 1，其余均显示为β 2>β 1，表明我国出口企业在人民币贬值时的依市定价程度要大于升值时的依市定价程度。分行业来看，仅摩托车及其发动机和车架在两个以上出口市场表现出β 1>β 1，这与实际情况似有所不同。摩托车及其发动机和车架属于我国出口许可证管理货物，因此，不论从贸易管制还是生产能力与分销渠道，都更易受到出口数量的限制，从而出口企业在人民币贬值时更容易出现依市定价行为。分出口市场来看，对于欧盟、日本和印度，我国出口企业在人民币贬值时的依市定价程度要大于升值时；而对美国的出口，半数行业表现出了人民币升值时的依市定价程度大于贬值时。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依市定价系数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了非对称性，但显著性不高。
表 3汇率变动方向对依市定价行为非对称性的回归结果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中为t值。
(二)基于汇率变动幅度非对称性的分析
本文分别选取我国对美国、欧盟、日本、印度以及四国整体的出口数据进行面板单门限回归，但不论是基于总体层面还是基于出口市场层面，门限效应检验的结果显示原假设在5%的水平上均未被拒绝，即认为汇率变动幅度对出口企业依市定价行为并不具有显著的非对称影响，这与项后军、许磊的研究结果相似。[16]
表 4汇率变动幅度的门限效应检验
四、结论和启示
本文从非对称角度，对我国主要出口行业在向美国、欧盟、日本和印度四大市场出口过程中的依市定价行为进行了研究，并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出口企业依市定价行为在行业间存在差异性。其中，对美国出口的棉制、针织或钩编的t恤、背心及其他背心；对欧盟出口的钢、不锈钢、冷拔或冷轧(冷缩)圆截面管和管，用于制冷设备的压缩机，容量不超过10kg的家用或洗衣店用全自动洗衣机；对日本出口的电机(输出功率超过37.5W的通用AC‘DC)，医疗、外科器械；对印度出口的电气设备、晶体管(感光元件除外)表现出显著的依市定价，上述行业的出口企业面对人民币升值，会主动调整成本加成以保持出口市场上产品价格相对稳定。
第二， 尽管人民币汇率变动方向对我国出口企业的依市定价行为没有显著影响，但从参数估计值上来看，出口企业在人民币贬值时的依市定价程度大于升值时的依市定价程度，意味着数量限制更有可能成为企业调整产品价格的主要考虑因素。对此可以综合考虑两点原因：一是美国、欧盟和印度均对华设置了较严厉的进口限制，如欧盟对我国出口的纺织品和服装、鞋类、陶餐具和瓷餐具等产品实行数量限制，印度对我国资本品、电信设备设置不同程度的进口限制；二是美国、欧盟和印度均是对我国实施反倾销的主要国家，这也使得出口企业面对人民币升值时主动降低产品价格面临一定风险。
第三，不论是基于总体层面还是基于出口市场层面，汇率变动幅度对我国出口企业依市定价行为均未有显著的非对称性影响，反映出我国出口企业在价格调整时受菜单成本影响不明显。本文认为这是由于，一方面我国出口企业为在国际竞争中获得价格优势，已将自身利润空间压缩至较低水平；另一方面，我国高质量的出口产品占比较小、产品可替代性高，从而产品需求弹性相对较大。因此，即使人民币升值较小幅度，出口企业仍需调整产品价格以避免可能的损失。
从本质上讲，依市定价是出口企业垄断势力和产品国际竞争力的体现，反映出口企业在其超额利润空间内吸收汇率冲击(或者说成本冲击)的能力。从本文的研究结论来看，我国作为出口大国，“大而不强”的问题仍然存在，而改变这一现状的关键在于提高出口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对此，本文认为，政府有必要对出口企业施行适当的扶持政策(如更具针对性的减税降费)以降低企业成本，同时对产业进行适度的政策性引导，推动企业结构调整和技术创新，淘汰落后产能减少同质化竞争；企业自身也需加大对高新技术产业、高端产品的投入与研发力度，逐步打造成熟的自主品牌，增强出口产品的质量水平和不可替代性，提高自身在国际市场上的话语权和定价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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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f Asymmetric Effect of RMB Exchange Rate Changes on Pricing to Market in Export
ZHENG Lin
(Institute of Quantitative & Technical Econom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China)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trade structure of China’s export and the HS-code classification standards，this paper establishes a panel date, which includes four destinations and industries for each destination. The sample period is 2002～2017. Then it explores the pricing-to-market behavior of China’s export and test for asymmetry with respect to the direction and the magnitude of RMB exchange rate changes by using fixed-effect model and threshold model. The results are: firstly, though in different industries the extents of pricing to market have remarkable differences, pricing to market in most industries is insignificant; secondly, both the direction and the magnitude of RMB exchange rate changes have insignificant asymmetrical influence on the pricing-to-market behavior of our country’s export，which indicates enterprises lack sensitivity to menu cost; thirdly, the sign of the coefficient estimates reveal that more pricing to market may be observed during depreciation of RMB，which is consistent with the quantity constraint.
Key words :RMB exchange rate；exchange rate pass-through；pricing to market；asymmetry；threshold model
作者简介: 郑 琳(1989—)，女，山东莱芜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博士后，主要从事国际金融研究。
中图分类号: F822. 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723X( 2019) 05-0079-08
〔责任编辑：黎 玫〕
标签：人民币汇率论文; 汇率传递论文; 依市定价论文; 非对称性论文; 门限模型论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