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美国的“重亚轻欧”战略_太平洋论文

论美国的“重亚轻欧”战略_太平洋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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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崛起,引发21世纪是“亚太世纪”、“亚太时代”的认识。这种认知,不仅引起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关注,而且促使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采取参与亚太合作的行动。尤其是美国,一改其传统的“重欧轻亚”战略,为迎接“亚太世纪”、参与亚太事务、主导亚太政经,制订并实施了“重亚轻欧”战略。

一、美国“重亚轻欧”意图何在

美国“重亚轻欧”的想法可以追溯到80年代。1984年4月中旬, 当时的美国总统里根表示,他相信美国未来的关键在太平洋,而不在欧洲。前总统布什1991年提出了以北美为基础,向太平洋西岸辐射的“扇形战略”。现任总统克林顿入主白宫后更是不遗余力全面实施其新亚太战略。美国“重亚轻欧”的意图,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是重振经济。克林顿是打着振兴美国经济,重显美国雄风的竞选旗号入主白宫的。上台伊始,他实施了增税减支、压缩赤字等一系列经济刺激措施,但效果不佳,依旧难以扭转美国经济的颓势。对此,不少美国的智囊机构和思想库纷纷献计献策,其中美国进步政策研究所和美国传统基金会的建议最受克林顿政府的赏识,并构成美国新亚太政策的理论基础及美国“重亚轻欧”战略的基本框架。美国进步政策研究所认为要有效解决美国面临的一系列问题,战略重点应转向亚太,并拟出《太平洋世纪的美国贸易政策》的研究报告。 报告建议美国政府:(1)将松散的APEC改变为一个超过欧共体的紧密的自由贸易集团,即“亚太经济共同体”;(2)逐步实现北美自由贸易区与亚太地区相连接; (3)加强美国进出口银行与商务部的国内外商业服务计划的合作, 以适应美国与亚太商业联系的需要。美国传统基金会建议美国政府建立美洲与亚洲之间的自由贸易联盟,并使之在30年内成为世界最大的自由贸易区,既可以推动太平洋两岸的经济发展,又可以施压欧共体,迫其减少贸易壁垒。

无论是美国进步政策研究所还是美国传统基金会,其战略重心移向亚太的建议主要是基于美国在亚太的战略利益,尤其是鉴于美国对亚太市场的依赖和分享亚太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商机。1960-1990年30年间,东亚地区年均成长率为6%。 美国对亚太地区出口所占的比重由1970年17.37%上升到1995年的30.25%;同期,美国对欧盟地区出口所占比重却由30.28%下降为21.26%。亚太地区占美国的进口比重由1970年的22.01%上升至1995年的39.34%;同期,欧盟地区却由25.89%下降为17.61%。1993年7月,克林顿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发表演讲时说: “我认为太平洋地区能够成为我们美国人民的一个就业、收入、合作、思想和增长的庞大来源”。同年11月1 日美国商务部长布朗在纽约亚洲协会的演讲——《美国世纪,太平洋世纪:美国继续发挥领导作用的战略》——认为“最重要的任务莫过于重新调整我们的国际政策和工作重点,以适应新的全球经济和政治现实的需要。今天,横越太平洋的贸易多于横越大西洋的贸易。太平洋贸易与200万个美国就业机会有着直接的联系。……我们的亚太战略的中心内容就是发起一场刺激美国跨太平洋出口的贸促运动”。美国前国务卿克里斯托弗称:展望21世纪,没有哪个地区比亚太地区对美国更重要。

日本共同社在评论克林顿政府的亚太战略时指出:“美国的真实意图在于,以它在飞机、电气通信和金融等自信有竞争力的领域为主导,千方百计地谋求让美国企业进入环太平洋市场,以便再展光荣又自豪的美国经济的宏图”。以上均说明美国政府充分认识到美国经济比以往更加依赖亚太市场,更加依赖亚太地区,从而促使其对外政策向“重亚轻欧”调整。

其次是遏制日本。遏制日本的目的是为了争夺亚太的主导权,在亚太发挥领导作用。美国一直视世界第二号经济强国日本为自己的竞争对手,特别是日本80年代以来的“脱欧返亚”、“脱美返亚”的认知与行动引起美国的警觉。19世纪上半叶,日本发起“明治维新”运动,意欲“脱亚入欧”,实现富国强兵,1975年终获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一席之地,并成为仅次美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强国。80年代尹始,西方国家经济滞胀,日欧、日美之间经济摩擦与贸易纠纷不断,日益困扰日本。与此同时,亚太地区特别是东亚地区经济强劲增长。另外,随着欧洲共同市场、欧洲联盟以及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欧美都有其依托的区域化集团。在这种背景下,日本国内关于重返亚洲,主导亚洲的舆论占据主流。“雁行模式”便是其主流代表,并为官方接受。根据这一理论,亚洲地区的发展呈现雁群飞行的队列,日本为头雁。1989年出版的《日本可以说“不”》一书,在很大程度上也代表了日本人的心态。该书强烈抨击了美国对日本实行的经济贸易政策,要求日本扬弃二战后对美的依附意识,并成为亚洲的中心。该书观点在日本国内引起强烈共鸣。

日本“脱欧返亚”、“脱美返亚”,意欲主导亚太经济,防止美国主导亚太事务,并依托亚洲与欧美在全球进行经济竞争,既可以从亚洲经济快速发展中获得最大利益,又可以把亚洲作为筹码与欧美谈判。为了实施“脱欧返亚”、“脱美返亚”,日本将国家战略特别是对外经济战略重心移至亚洲。日本凭借地理优势,依托亚洲地区,宣称“亚洲事务由亚洲国家解决,亚洲经济主导权应由亚洲人掌握”,以“亚洲代言人”身份参与国际事务,并通过贸易、投资、援助行动谋求其在亚洲的政经主导地位。1989年,日本从亚洲的进口额第一次超过从美国的进口,1992年对亚洲的投资总额大大超过美国,为世界之首。日本“脱欧返亚”、“脱美返亚”的认知与行动以及日本国内强烈的厌美情绪,引发了在亚太地区有着重大战略利益的美国的高度警觉。

第三是抗衡欧洲。从历史上看,美国对外政策一直是“重欧轻亚”。然而,冷战结束使各国由冷战前意识形态的盟友变为冷战后经贸竞争的对手。从发展趋势看,能够在21世纪对美国的世界经济霸主地位提出挑战的除了日本外,欧盟的威胁更大。后者随着1999年欧元的正式启用,整体经济实力将更加强大。然而,要对付欧洲的挑战,凭借北美集团不可能同欧洲联盟和欧洲经济区抗衡,把亚太经济组织纳入势力范围,就形成了优越于欧洲经济集团力量,不仅可以抗衡欧洲,而且可以巩固美国全球政治经济霸主地位。

二、美国“重亚轻欧”采取的主要行动

首先,积极参与APEC,通过AEPC来实施其亚太战略并谋求对亚太地区的主导权。美国自APEC成立的那天起,就积极参与和试图主导亚太经合事务,策划推动亚太经济合作向制度化、集团化发展,并取得阶段性成效。1993年,美国利用举办第五届亚太经合组织部长会议的东道主身份,倡议召开了APEC成员国首脑首次非正式会议。会上,克林顿提出了意在亚太建立以自己为主导的“亚太经济共同体”设想。虽然这一设想终因东盟和日本的反对而搁浅,但会议通过了“贸易暨投资架构”和“支持GATT乌拉圭回合谈判在十二月十五日前完成”的两项宣言,标志着美国向主导亚太事务的目标迈进了一大步。1994年APEC茂物会议上,达成了发达国家和地区2010年前、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2020年前完成自由贸易与投资的目标。西雅图宣言和茂物宣言的内容基本体现了美国亚太战略的核心内容,使美国亚太战略得到初步实现。目前,APEC在美国的积极主导下,已由最初的“论坛性”、“松散性”走向较具“决策性”、“制度性”的区域组织模式。

其次,维持稳定的美、日、中大三角关系。美国从遏制出现与之抗衡地区力量或国家集团的全球战略出发,强化“一超”主导。在亚太,美国意识到,要顺利实现其亚太战略,达到主导亚太的目的,一定要协调处理好同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日本和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关系。美国在处理与日本、中国的关系时,惯用的做法是把日本、中国当作两张牌来用。即在处理与日本的关系时,用中国牌;在处理与中国的关系时,用日本牌。一方面,美国对日本主导亚太的企图早有认知和防范。为了遏制日本利用经济优势成为“政治大国”,动摇其世界霸主地位,美国致力于改善同中国的关系,声称相互建立面向21世纪的战略伙伴关系。今年6月克林顿总统访问中国,把双边关系推向一个高潮。这样, 可以达到利用中国庞大市场与牵制日本的两重效果。另一方面,美国又害怕中国的崛起,把中国视为其亚太利益的潜在威胁和争夺其亚太主导权的潜在对手。1997年4月,日美发表《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 矛头明显指向中国,从而企图达到控制日本,防止中国崛起对美国的消极影响与遏制日本的双重目的。

第三,积极推行新贸易政策,促使亚太国家和地区开放市场,以利缩减贸易赤字,振兴国内经济。80年代末,美国由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变成最大的债务国,1993年商品贸易逆差为1156亿美元, 1994 年高达1506亿美元。为了强化产业内外竞争力,缩减贸易赤字并试图通过出口扩张带动美国跨世纪的经济与就业成长。美国于1993年推出了政府积极干预贸易竞争的新贸易政策。新贸易政策的基本内容主要体现在国家出口策略和特别301条款、超级301条款上。

美国国家出口策略主要内容包括减少或消除政府对出口的管制、政府直接推动出口,提供贸易融资,设立出口协调中心以及提供国外贸易资讯等。为配合国家出口策略的实施,美国政府在1993年设立由商务部、国务院等19个政府相关机构代表所组成的贸易促进协调委员会(TPCC)。美国国家出口策略重点针对美国未来出口成长潜力较大的市场,从名单上看大部分集中于亚洲的国家和地区,这也是与美国的亚太战略相吻合的。美国国家出口策略的实施取得积极的成效,据美国商务部估计,自1993年12月至1995年8月,经美国TPCC的协助,美厂商获得570亿美元的国外合约,为此增加260亿美元的出口额,创造37万个就业机会。

三、美国“重亚轻欧”的影响与效应

首先,推动APEC向决策型约束性区域经济组织发展,并有可能在21世纪中叶前实现与北美自由贸易区、美洲自由贸易区的接轨。

应当说,自美国实施亚太计划以来,亚太经济合作总体上还是朝着良性互动的方向发展,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在美国台前幕后的积极策划推动下,已基本实现从最初的“论坛”、“松散”性质走上“决策”、“制度”的轨道。若美国继续以平等互利的合作姿态而非以强凌弱、横加干涉他国内政来稳步推进亚太战略,最终亚太经济合作将朝着美国“新太平洋共同体”设想的方向发展,达到主导亚太的目的。同时,其它亚太国家和地区也能够在亚太经济合作中实现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

美国的“重亚轻欧”也为亚太地区的东亚国家和地区利用北美自由贸易区提供了机遇。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是一个拥有3.67 亿人口和近7万亿美元产值的统一市场。但NAFTA协定对非协定成员国的关税仍然保持不变,而对成员国关税降为零的规定成为APEC利用NAFTA 的障碍。如果NAFTA不对APEC开放市场, 必然会激化东亚与北美之间经济利益上的矛盾,最终影响美国的亚太战略实现,这种结局是美国不愿意看到的。因此,美国会力促NAFTA与APEC之间的互惠互利, 最终使两者合二为一,从而为亚太地区的东亚国家和地区利用NAFTA提供了机遇。

美国的“重亚轻欧”也为APEC与FTAA(全美自由贸易区)的接轨提供了契机。1994年12月美国邀请北美、中南美及加勒比海33个国家的政府首脑在迈阿密举行全美高峰会议。与会各国同意在2005年前达成全美洲贸易与投资自由化,并成立了一个全美自由贸易区的协议。此计划包含了除古巴以外的所有西半球国家。在取得各国领袖的承诺后, 次年6月美国筹办了FTAA丹佛部长会议,确立了FTAA的谈判范围、原则,组织了7个方面的工作组。1996年3月在哥伦比亚举行了它迦那部长会议,扩大谈判范围、增设政府采购等4个工作组。目前,谈判进展比较顺利。 由于美国是FTAA 的核心推动者, 且其亚太战略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将APEC与NAFTA合二为一。如果不发生大的变化, 随着APEC 与NAFTA 、 NAFTA与FTAA的顺利接轨,APEC与FTAA最终将走向合一。

其次,刺激亚太区域或小三角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虽然亚太一些国家和地区因与美国具有长期的政治、经济、军事合作关系,对美国的“重亚轻欧”持肯定和默许态度,为美国进入亚太、参与亚太事务扫除了障碍。然而,由于亚太特别是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与美国在政治制度、历史文化、宗教信仰、价值观念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且对美国霸权主义心存戒心,对美国推行美式价值观以及在人权问题上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的霸权作法极为反感。针对美国“重亚轻欧”战略,一方面,这些亚太国家和地区顺应潮流,参与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及其活动,另一方面,又热衷于组织和参与亚太次区域或小三角区域经济合作。目前,亚太地区存在许多区域经济组织,如东南亚联盟、南亚区域合作协会、东亚经济会议、南太平洋论坛与南太平洋委员会、新柔廖成长三角、图门江区域发展体、印马泰成长三角、南中国成长三角、东南亚国协成长区等。随着美国亚太战略的纵深实施,这些亚太次区域或小三角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将呈现更加活跃的局面。

第三,美日争夺亚太主导权的竞争可能给亚太发展产生负面影响。美日之间存在诸多矛盾,涉及政治、经济、外交等多个领域,而核心是经济矛盾。进入80年代以来,美日经济关系紧张、贸易摩擦不断,双方在半导体、航空、汽车、胶卷、酒类等领域纷争不断。美日是亚太地区最重要的两个发达国家。九十年代以来,双方又为争夺亚太主导权而彼此明争暗斗。日本通过扩大在亚太地区的投资、贸易、经援等途径,以提升其在亚太地区的影响,以利主导亚太;针对美国积极参与亚太的企图,日本带头反对美国提出的“新亚太经济共同体”。在国际舞台上,日本以亚洲代言人自居,强调亚太经合组织是纯经济组织,不应成为地区性政治和安全组织,强调亚太经济合作的多样性和特殊性,对美国不加区别地要求亚太经合组织中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与发达国家同时实行投资贸易自由化时间表的建议提出异议,以博取亚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拥戴。美国对日本企图主导亚太的认知与行动早已觉察,决不会把亚太经济主导权拱手让给日本。争夺亚太经济主导权既是美国国内经济重振的需要,也是美国称霸世界的战略要求。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美国针对日本以自己为主导的“雁形模式”,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以自己为主导的“扇形模式”,并采取了一系列的台前幕后活动。美日争夺亚太主导权的竞争,必然会激化相互之间的矛盾,导致经贸领域的制裁与反制裁、报复与反报复,从而可能对亚太发展产生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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