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儿童的动物辅助治疗与身心发育_特殊儿童论文

特殊儿童的动物辅助治疗与身心发育_特殊儿童论文

动物辅助治疗与特殊儿童的身心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身心论文,辅助治疗论文,动物论文,儿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章编号:1001-4918(2006)02-0089-93中图分类号:B844.14文献标识码:A

物理治疗、音乐治疗等治疗方法已被广泛应用于特殊儿童的教育及康复训练领域。而动物辅助治疗被引入我国(包括台湾及香港)并应用也就是近十年的新鲜事务,其核心是以治疗、教育训练为目的的人与动物的接触。

早在18世纪90年代英格兰约克郡的约克收容所,人们就开始尝试让精神病患者学习照顾动物和园艺工作,以缓解他们的紧张、焦虑情绪。1919年,华盛顿特区的圣伊丽莎白医院也开始利用动物开展心理健康计划。之后,动物辅助治疗的应用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但真正的动物辅助治疗的研究始于美国儿童精神科医师Boris M.Levinson。他是第一个用文字把狗用于儿童心理治疗的成效记录下来的研究人员。此外,他还将动物引入学校等其他领域,支持并参与了动物辅助治疗的标准化运动,并于1969年发表他的著作Pet-Oriented Child Psychotherapy,为动物辅助治疗研究开创一条可行之道。20世纪90年代之后,动物辅助治疗的空间越来越大,也越来越多地被应用在老人院、儿童福利院及特殊教育范围。近些年来,部分研究者开始注意到动物辅助治疗对儿童社会化、对情绪行为或ADHD儿童不良行为矫正的影响,以及动物应用于学校教学的成效问题。研究发现[1~3],动物辅助治疗有助于缓解儿童的焦虑,促进儿童社会化过程,尤其是可减少智力落后、注意缺陷、脑瘫等障碍儿童的问题行为,并促进他们的发展。

我国北京地区于1998年开创以“医生狗”为主题的动物辅助治疗计划,由志愿者带着狗去探访普通学校特殊班的孩子。在实践中发现,经由狗的介入,特殊班里发育迟缓的孩子在正向情绪行为和社会性发展方面都有较大进步。为了将动物辅助治疗更好地运用于特殊儿童的教育及康复训练领域,需要对动物辅助治疗对特殊儿童身心发展影响的研究作一较为全面的综述。

1 “动物辅助治疗”的概念澄清

1.1 “动物辅助治疗”的定义

最常引用的定义是美国最大的动物辅助治疗民间促进机构Delta Society制定的《动物辅助活动和治疗实践标准》(Standards of Practice for Animal-Assisted Activities and Therapy)中关于动物辅助治疗的定义。该机构认为[4],动物辅助治疗是一种目标为导向的干预手段,而一只符合特定标准的动物是治疗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动物辅助治疗由一名保健或公共事业方面的专家,在他(她)的专业实践范围内负责指导和(或)实施。它以提高人们在生理、社会、情绪,和(或)认知功能方面的水平为目的。可运用于多种情境,并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是以小组活动还是个人的形式来实现。整个实施过程都要有记录,并做评估。

动物辅助治疗研究专家Connor和Miller指出[5],动物辅助治疗是一种特定的干预手段。它以经过特别训练的治疗动物为中介,借助于特定的短期和长期目标的实现,帮助病患提高认知或身体机能。通常由一位熟练的医师负责实施。病患和动物的互动经常是一对一的。

我国台湾地区护理学教授叶明理结合Delta Society的定义提出[6],动物辅助治疗是一种以目标为导向的介入方式,将某些符合特殊条件的动物纳入病患的整个治疗过程中,在进行过程中必须由医护相关领域的专业人员诊断病患所需的治疗项目,并引导病患利用动物来改善。

虽然这几种定义的表述不完全一样,但本质上大同小异。以上述定义为基础,作者认为动物辅助治疗有以下四个特点:(1)有明确的短期和长期目标;(2)该干预介入由一名专业人员负责引导人与动物的接触;(3)整个过程必须有观察或测查记录,便于对被干预者进行评估;(4)参与的动物符合特定的标准。

此外,上述定义还有另一个特点,即它们都把动物辅助治疗当作医护机构的一种辅助治疗形式,是以各种急性或慢性疾病患者为服务对象的。作者在探究动物辅助治疗的发展史之后发现,20世纪90年代之前,动物辅助治疗确实是以医护机构的病患为主要对象,但在90年代之后,动物辅助治疗早已突破医护机构的范围,进入老人院、儿童福利院和特殊教育范围,医护人员并不属于这些领域的专业人士,不可能提出与情境相符合的短期和长期目标,亦不可能充分发挥动物辅助治疗在这一方面的作用。所以,作者认为,在现代社会中,原有定义中所强调的医护人员对动物辅助治疗的指导和监控已不适合动物辅助治疗自身发展趋势。因此,作者并未将医护领域专业人员的参与作为动物辅助治疗的必要条件。另一方面,随着愿意参与动物辅助治疗的人的增多,原有的一对一的形式不再是唯一模式,专业人员可以根据一个小组的同质性设定适合小组特点的目标,在加强人与动物的交往过程中,将小组合作、人与人交往直接纳入计划,同样可以获得良好的效果。也就是说,小组形式还是个人形式已不是决定动物辅助治疗的关键因素。

基于以上分析与思考,作者尝试提出动物辅助治疗的定义为:动物辅助治疗是以动物为媒介,通过人与动物的接触,而使病弱或残疾个体身体状况得到改善或维持;或者使个体的心理状况透过有动物参与的活动,加强与外界环境的互动,进而能适应社会的、一种以目标为导向的干预方法。

1.2 相关概念的澄清

由于不同的专业人员处于不同的治疗情境,或从不同的角度理解动物辅助治疗,因此关于动物辅助治疗的专业术语纷繁复杂。

Boris M.Levinson是动物辅助治疗的先驱,他发表了第一本关于动物辅助治疗的专著Pet-Oriented Child Psychotherapy。因为Levinson是在儿童心理咨询室借助自己的宠物狗Jimgles打开高危儿童的心扉,开创了对动物辅助治疗的研究,所以Levinson理所当然地将这种有效的、新的心理干预方式命名为" Pet-Oriented Child Psychotherapy" 。这是用于描述动物辅助治疗的、最早的专业术语[7]。之后,有宠物参与的治疗以不同的形式开展起来,诸如Pet-Facilitated Therapy,Pet-Assisted Therapy,Pet Therapy,Pet-Enhanced Therapy,Human-Animal Bond/Connection,Animal-Assisted Therapy,Animal-Assisted Action,Animal Visiting之类的术语也开始使用。而以儿童为服务对象的计划亦出现另外的术语Animal-Facilitated Learning和Child-Animal Interactions[8]。上述的术语虽然表述各不相同,实际上都在描述同一个“动物辅助治疗”领域,这给大众造成了一些误解,以为宠物可以治病。甚至在各类研究型期刊上也没有统一的用语,不同的研究者都从各自不同的视角选择使用不同的术语,这对进一步研究动物辅助治疗造成很大的障碍。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该领域专业方法的标准和水平的提高,部分研究者开始放弃Pet-Facilitated Therapy,Pet-Assisted Therapy,Pet-Enhanced Therapy和Pet Therapy这些名词[9]。原因有两个:其一," pet" 一词的使用往往使人联想到各种家中的宠物,但事实上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宠物都可以参加实施辅助治疗的工作。志愿者可以带着自己的宠物参加辅助活动,但是这样的宠物已经并非纯正意义上的一般的宠物,它必须通过一定的性情评估、身体检测和达到相当的训练水平。其二,Pet Therapy一词的放弃,源于容易让人误认为是动物可以进行某种直接的治疗,而非实际意义上的仅作为治疗的辅助部分。最后,还在于动物行为专家在研究动物的问题行为时也使用该词,所以在动物辅助治疗领域中不再继续使用" pet therapy" 等以" pet" 为首的术语。

20世纪90年代以后,被研究人员普遍接受的、最具代表性的术语是动物辅助治疗(Animal-Assisted Therapy,以下简称AAT)和动物辅助活动(Animal-Assisted Activity,以下简称AAA),并且随着服务对象的扩大化,AAT和AAA之间因服务对象、形式不同而存在的差异日渐消失,而以动物改善服务对象身心状况为同一目的的相似性越来越多。日前,国内外研究者在文献中都习惯于将AAT和AAA并举。本文即使用动物辅助治疗(AAT)一词。

实际上,虽然已经不能继续以是采用一对一的形式,还是一只动物对多个个体的形式来帮助服务对象区别AAT和AAA,但是严格意义上的AAT与AAA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二者主要在三个方面存在截然不同的差异:

①AAT是一种新型的治疗模式,必须严格按照已制定的治疗标准和计划推进进程。但AAA是一种探访活动,基本内容包括会面、问候、相识等非正式的游戏活动,可根据需要调整时间长短。

②AAT是以目标为导向的,开展AAT时,应该为每个服务对象设计特定的、可达成的、一个或多个短期和长期的目标,如社会技能、言语能力、注意力广度等。而AAA则没有确切的治疗目标。

③AAT必须由专业人员(如物理治疗师、语言治疗师或特殊教育教师)为服务对象制定合适的治疗目标,引导志愿者和动物的行为,并且要求保留整个干预进展情况和与服务对象进步的有关记录。而AAA既可由专业人员主持,也可由志愿者执行,并不要求记录活动的详细情况。

总之,虽然一些研究者认为AAA是AAT在推广和普适化过程中的产物,且二者均是游戏治疗的变形。但AAA不同于AAT,他们之间不存在从属或推演关系。AAT是人-动物互动对人类身心健康促进作用在医学、心理学等专业领域或临床运用的结果,强调的是直接的治疗成效;而AAA只是这一促进作用在日常生活、教育教学中灵活应用的结果,强调的是良好的互动氛围,进而推动个体的身心发展、二者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

2 动物辅助治疗对特殊儿童发展的影响

AAT专家Miller总结以往研究成果,指出AAT在医学上的各种益处,包括:降低血压;减少胆固醇含量;增强患者生活期望;缓解孤独感;增进沟通;培养抚育信任感;通过转移患者对疼痛的注意力,减少患者对止痛药的需求量;提高认知功能;改进身体状况;降低患者及其家庭的压力和焦虑;无条件地接纳患者,增强患者自我认识;激励患者更快康复。

也有的研究者[10] 认为AAT对人的发展的潜在功能主要体现在八个方面:(1)转移注意力,让个体关注外部世界——动物能带领个体走出自己的世界,帮助他们注意周围的环境;(2)融洽的关系——动物能在患者和治疗师或工作人员之间建立一种安全的、非威胁性的沟通渠道;(3)接纳——动物提供无歧视的、宽容的接纳方式;(4)娱乐——即使不喜欢动物的人通过AAT也能发现观察动物的乐趣;(5)社会化——已经证实,动物的出现可以鼓励患者间、患者和工作人员之间、患者和工作人员及家庭或其他探访人员之间的社会化;(6)精神鼓励——动物的出现可以使气氛变得更为愉快,增加人们的笑声,减少孤寂感;(7)身体接触或触摸——拥抱或触摸动物可以给患者提供安全的、非威胁性的、愉悦的身体接触,而这些是患者从其他人身上无法获得的;(8)生理益处——即牵着动物,或观察玻璃缸里的鱼有一种安定的效果,能显著地降低心率和血压。

看来AAT对成人的身心健康是有益的已是不争的事实,那么动物对儿童的发展,尤其是对特殊儿童的发展有什么帮助呢?

2.1 改变高危少年的人生观

Kale[11] 曾在其发表过的一篇论文中,提出了关于照顾动物可改变高危少年人生观的观点。在研究中,Kale提供孩子们一头小牛,供其喂养和照顾。她发现这些十几岁的孩子在第一次参加实验时都极为反对这种措施,经常表现出自杀、集体情绪行为问题。但在60至90天后,这些孩子的态度发生彻底转变,他们在农场里学会移情,也学会如何和他人进行沟通。

2.2 促进障碍儿童的社会化发展

Heimlich于1996~1997年设计了一项寄宿机构中以智力落后为主要障碍类型的多重障碍儿童为被试,以动物探访为干预形式的AAT计划。她选取14名7~19岁、伴有其他严重障碍的中、重度智力落后儿童为研究对象,共分两组,每组分别参与为期8周,每周2次,每次30分钟的一对一的AAT。她采用多基线设计,利用三种经过标准化的量表对被试儿童在AAT前后的注意广度、肢体运动、沟通、顺从行为,儿童适应行为,以及双向行为进行评估。其结果显示,在参与AAT之后,所有被试的大部分评分等级都有正向发展趋势,特别是沟通和社会行为均有所增加[12]。

在纽约,在Mercy大学心理学家Stephen Daniel的指导下,一群大学生带着合格的狗或猫,每周定期去Julia Dyckman Andrus Home探望情绪问题儿童,实验总共持续8周。实验结束时,Daniel发现,实验结果与其预期相反,其实验假设是:一般情况下,只要有探访者,不论是人还是动物来访,情绪问题儿童会更加焦虑不安。但实际结果显示,情绪问题儿童在动物多次探访之后变得更加有自控能力,过激行为和焦虑也减少了[13]。

待在美国Green Chimneys儿童服务中心的大多数儿童都有受虐史或被人忽视的经历,心灵遭受重大创伤,有不同程度的情绪发展困扰,尤其表现为排斥抗拒行为比较突出。Green Chimneys的工作人员每天安排这些儿童去照顾各种农场动物,参与一个野生动物救助计划。其负责人Sam Ross表示:他们发现动物比人更容易接近和接纳这些儿童,工作人员借着动物的帮助,成功地减少了儿童的自我防卫行为,和儿童建立了良好的人际关系。而儿童在护理和喂食受伤动物的同时,与受伤的动物产生共鸣——他们在照顾残疾动物的时候,不仅学会接纳和照顾自己,而且意识到自己也可以像动物那样从痛苦中活下来[13]。

2.3 减少注意力缺陷和行为障碍儿童的攻击性行为

Araron H.Katcher在完成对冠心病患者预后一年内的存活率和是否养动物有关的研究后,着手测查AAT对注意力缺陷和行为障碍儿童的影响,该实验是一个有控制组对照的标准化临床实验。Katcher为这些儿童设置一个小型动物园,引进各种小型动物,实验组的儿童每周花4小时的时间参加照顾动物的活动,并学习如何在医院、养老院等场合展示他们的成就。实验3个月之内,实验组注意力缺陷和行为问题的症候学表征减少,且下降百分比有一个标准差的意义。据报道,在同一期间,控制组的儿童发生了约35次攻击性行为,实验组则没有发生。此后,Katcher对这些儿童进行了为期4年的追踪调查,发现实验组的效果一直持续了4年甚至更长的时间[14]。

2.4 AAT能激发自闭症儿童语言和社会交往行为发展,减少其刻板行为

从目前的研究结果来看,各种传统治疗手段似乎对几乎没有任何语言和社交行为的自闭症儿童束手无策。AAT的研究者却认为,借助AAT,把自闭症儿童融入和动物接触的活动中,至少可以起到三个作用:①把儿童的注意力集中在有效活动上;②促进社会交往技能发展;③提供儿童发展与运用语言的途径。除此之外,当自闭症儿童参与动物的喂食、清洁和训练活动时,动作和组织能力也得到发展。最为重要的是,动物成为自闭症儿童与现实连接的桥梁,自闭症儿童通过照顾动物能学会如何和其他生物互动,而这种互动最终能扩展到与人的沟通。在实际治疗实验中,研究者的理念得到证实:动物在场时,自闭症儿童出现更多的言语表达,也有更多的自发性社会性反应,对某一任务的关注度也比较高[15]。

Redefer&Goodman曾在1989年让自闭症儿童与一条狗参与一项持续18个周期,每次20分钟的探访式AAT计划,他们发现计划结束后,被试儿童的社会互动行为有显著改善,刻板行为也明显减少[16]。在此基础上,他们还提出如果把AAT与以同伴为中介的干预方式相结合,便能收到更好的效果。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实践研究支持这一论点。

2.5 AAT促进了脑瘫儿童的肢体运动

在普通人眼中,抚摸狗、给狗喂食、带着狗去散步等肢体运动是再寻常不过的事情,根本用不着花费多大的力气。但是对程度偏重的脑瘫儿童而言,有时候单单保持身体的平衡、控制嘴部和手的肌肉紧张程度都是极为困难的。除传统物理治疗之外,AAT提供脑瘫儿童轻松有益的锻炼机会,其中对脑瘫儿童意义最大的就是马术辅助治疗。马术辅助治疗并不要求骑者学习如何驾驭马匹,而是让骑者对马的运动、律动做出姿势反射与反应,通过关节活动度的增强,增加肌力,促进动作协调性。脑瘫儿童在专业驯马师的陪同下参加骑马运动,可以改善身体姿态、平衡及协调性,矫正行走的步态。同时,由于脑瘫儿童对身体控制力的增强,其自信心、自我概念以及自尊心、注意力、学习和沟通等能力都可以得到长足发展[17]。

3 总结

总之,现有研究的确让我们看到AAT对儿童,尤其是特殊儿童的不良情绪行为矫正和社会性发展的有益影响,可以预见AAT在特殊儿童教育及康复训练中的应用前景。但目前关于AAT的成效研究存在如下不足。

①实证研究范围小、层次浅。已有的研究大都局限在医护机构或儿童福利院选取被试,或者只对特殊儿童的变化做定性描述,缺乏以学校特殊班或特殊学校为对象的、深入的(如AAT对特殊教育的意义)研究。有研究者主张通过专业人员(治疗师或特殊教育工作者等)的引导,将动物在儿童问题干预过程中的应用结构化、具体化,设置专门的AAT计划,并把这种以动物为媒介的结构化干预和训练方式应用到学校和教室情境中,让动物成为儿童从家与学校、社会之间的“过渡”,从而提高儿童的学习和交往互动的热情,因此在实践中致力于将AAT推广到特殊儿童所在的班级中。看来在特殊学校或特殊班中进行AAT的成效研究应被重视。

②定性研究多,定量研究奇缺。已有研究大多以定性描述为主,缺乏严格意义上的个案研究和控制实验。这种定性研究以开放式的调查研究为主体,缺乏统一的定义和标准,样本代表性也不足,并缺少信效度的报告,使得研究本身的内部效度和评估者的效度备受质疑。另一方面,尽管控制实验的定量研究正逐渐增加,但由于缺乏适合的评估工具,使用控制实验设计的前进步伐已开始变慢。

③研究规范性不够,缺乏可比性。许多研究没能对专业术语及其操作性定义的具体维度作严格界定,其结果使不同的研究对AAA、AAT的定义、标准不统一,涉猎广度过于分散,尤其是几乎每项AAA或AAT研究计划的活动频数和持续时间均不相同,这样很难比较和归纳不同研究结果,所以有必要进行更为准确的评估。

④缺乏本土化的研究。关于AAT成效的研究主要来自美国、英国等欧美国家,且都局限在这些地区的中上层阶级儿童样本,其代表性有待商榷。国内几乎没有对AAT的成效研究。而中国传统文化对动物(特别是家庭动物)的观念仍以排斥为主,这与欧美地区的文化风俗截然不同,因此需要建立国内本土的相关研究。

总之,经由AAT,特殊儿童学会自我照顾、形成自我概念等心理行为的成长是特殊教育一直都在努力促成的领域,但在作者检索到的资料中,只有一篇研究论文涉及AAT对多重残疾的智力落后儿童发展的影响,并且因为这篇文章着重于对整个研究本身的反省,对AAT的成效反而没有花多大的笔墨,所以关于AAT对特殊儿童的影响的研究也相当缺乏。如此缺憾亟待进一步深入研究,以充分发挥AAT在特殊儿童教育及康复训练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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