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文化共舞的报告文学——对中国当代报告文学的文化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报告文学论文,文化论文,共舞论文,中国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走向文化的巅峰期
回顾中国当代报告文学半个世纪的发展历程，我们会发现一个多少有些让人奇怪的事实：我们报告文学创作最辉煌的巅峰期，是它与文化联姻最密切也最成功的时期。这个时期就是新时期。时间跨度主要在八十年代中期至八十年代末。
就中国当代报告文学创作自始迄今的整个状况看，无论数量质量，新时期报告文学创作无可否认都是最显赫的。在1981—1982全国四项文学评奖授奖大会上，张光年曾充满激情地这样评说报告文学：“我热烈祝贺我们的报告文学近两年又获得丰硕的成果！不久前，我曾经兴高采烈地宣称，由于我国报告文学作家的共同努力，近几年来，报告文学这一生动活泼的文学品种，已经‘由附庸蔚为大国’。”（注：张光年：《社会主义文学的新进展——在全国四项文学评奖授奖大会上的讲话》，《1981—1982全国优秀报告文学评选获奖作品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对于其时已独立成体且方兴未艾的报告文学来说，“蔚为大国”的评价不过分。然而，其时报告文学虽已异军突起，更见声威的阶段却是在稍后的八十年代中期至八十年代末。这个时段成为新时期报告文学最辉煌的阶段，也是中国当代报告文学前所未有后则不再的一个巅峰期。如果说它是与文化联姻的结果，那么主要有三个方面的证明：
一是从创作主体意识看，报告文学创作以高度的自觉走向了文化。无论何种文化模式和文化景观，所以能够称为文化，根本就在于它们具有历史的积淀性、结构的稳定性和内涵的深层性。而这些文化特性，对人性的思维与行动的影响是巨大而无时不在的。从这段时间的创作情况可以确认：报告文学作者，尤其是一批被称为“新生代”的报告文学家，如苏晓康、麦天枢、贾鲁生、胡平、张胜友、赵瑜、乔迈、刘汉太、刘亚洲、钱钢、袁厚春、孟晓云、周嘉俊、陈冠柏、李树喜、李延国和沙青等等，都是深刻认识到了文化的意义，认识到了现象背后的文化原因及其巨大作用。出于对中国国情和本土传统文化的认识，这些作家都怀有强烈的文化启蒙意识，不再满足只列现象不求根源的“现象报告”，摆脱了就事论事人云亦云的思维模式，更抛弃了按“上级指示”创作的意识。作者们显示了独立的文化立场，并努力经由对文化的梳理和探测来揭示事物本质。
二是从创作成果看，推出了一大批文化意识突出的“全景图”报告文学。这批重在反映社会重大问题，文化性突出的“全景图”报告文学，甚至可以说就是“文化的报告”。其中大多作品具有“文化文本”的性质，表现了文化意识明确、文化分析深入、文化解剖深刻、文化视野开阔的鲜明特征。代表作有诸如《唐山大地震》、《神圣忧思录》、《洪荒启示录》、《阴阳大裂变》、《世界大串联》、《温州大裂变》、《东方大爆炸》、《百万大裁军》、《三十七层楼上的中国》、《中国的要害》、《中国的“小皇帝”》、《中国农民大趋势》、《中国体育界》、《中国的乞丐群落》、《中国大学生》、《中国的眸子》、《中国铁路协奏曲》、《多思的年华》、《宝钢风云录》、《兵败汉城》、《强国梦》、《西部在移民》、《土地与土皇帝》、《问苍茫大地》、《丑陋的北京人》、《庄园惊梦》、《古老的罪恶》、《只有一条长江》、《北京失去平衡》、《沉沦的国土》、《京华沉思录》、《步鑫生现象的反思》、《未能走出“磨房”的厂长》、《新闻人物启示录》、《阵痛》和《第二渠道》等等。可谓举不胜举。这类报告文学也存在求“大”求“全”、累赘冗长的毛病，但这并不影响其整体的巨大成功。它们立足文化的审视使当代报告文学达到了以往少见的高度和深度。
三是读者接受的热忱和文化启蒙的卓有成效。无庸置疑，这个阶段走向文化的报告文学，其创作不仅风起云涌蔚为壮观，对读者的影响也是十分巨大的。当时不少“全景图”作品发表后，不胫而走众相传诵，轰动效应时时可见。而且耐人寻味的是，它们雅俗共赏赢得了不同文化层次和不同行业的广大读者的共同欢迎。其间为数不少的力作，对大众读者的文化意识、文化观念和文化心理，起到了非同寻常的改善作用和启蒙功效。
由上述可见，这个阶段报告文学的非同寻常，根本就是报告文学大胆走入了文化领域，是报告文学与文化共舞的结果。可以肯定：不走向文化就不可能有这次耀目的辉煌。
二与文化联姻：时代的激发与需要
当我们肯定报告文学和文化联姻的成就后，有个问题就需要解释：报告文学作为从散文家族中独立出来的特殊文体，是否非要和文化联姻？是否和文化联姻才是发展正道？
从理论上讲，报告文学和文化联姻的道理并不充分。这是由报告文学的文化特性所决定的。Reportage，即报告文学，是翻译过来的术语。1964年版的英国《简明牛津辞典》对报告文学的解释是：“给报刊报道事件的典型文体。”1961年版的美国《韦伯斯特大辞典》解释“Reportage”要详细些，其解释是：“指这类作品——对于直接观察过，或者有文件资料认真地记载下来的事件和场面，给以真实的详细的描述。”事实上，关于报告文学的源头和文体性质的说法，真是众说纷纭见智见仁。美国斯坦福大学文理系报告文学研究专家基勒博士曾告诉刘亚洲，他认为报告文学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圣经》，因为他考察过《圣经》，发现里面有很多描述都是真实的（注：刘亚洲：《〈圣经〉就是报告文学》，《青年文学家》1988年第2期。）。刘白羽则认为在我国，报告文学这种文学样式自古以来就有，如《左传》、《战国策》、《史记》以及后来好些散文家的记实散文就是“报告”和“特写”（注：刘白羽：《早晨的太阳·序》，作家出版社1959年版。）。本世纪三十年代，我国文学界曾有一场关于报告文学文体的讨论热潮，发言者甚众。除了对文体属性即报告文学是文学还是新闻的看法差异较大，对文体特征的认识则都接近。即认同报告文学是近代产物，是种求真实、讲时效、社会性突出、战斗性强的文体。比如周立波就认为：“报告文学者的写字间是整个社会，他应当像社会的新闻记者一样地搜集他的材料。”（注：周立波：《谈谈报告文学》：，引自赵遐秋《中国现代报告文学史》，第133，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阿英在给《上海事变与报告文学》这本报告文学集（反映十九路军和上海民众英勇抗击日本侵略军的战斗过程）作的序中曾指出：“无论属于哪一个阶级的作家，除去直接奉仕帝国主义者的而外，都曾参加了这一次的战役……在文笔方面，产生最多的，是近乎Reportage的形式的一种新闻报告。”（注：《上海事变与报告文学》，《阿英文集》，三联书店1981年版。）这其实都反映了当时人们对报告文学文体特征的很接近的认识。
到目前为止，对报告文学的文体界定可以归为四种观点：(1)文学的一种特殊门类；(2)新闻的一种特殊门类；(3)文学和新闻的联姻；(4)一种综合了多种写作门类的“杂交体”或说“信息系统”。如包括文学性、新闻性、历史性、学术性、社会性等。于中，没有或极少以文化言之。从泛文化的角度来看，上述所有写作特征也都具有文化意味。但这肯定不能成为文化的界定。这就说明：报告文学与文化联姻，不是文体属性的前提和必要。然而我们又不能否认中国当代报告文学最辉煌的阶段恰恰是与文化结合紧密的时候。
如何解释？原因其实就是：报告文学与文化联姻，是一种特殊的时代现象和时代需要。从创作实践而非从理论条条出发，我们就不能不承认：报告文学和文化联姻，不但给中国当代报告文学带来了事实上的巨大生命活力，取得了重大成果，而且还必须如此。为更清楚说明这点，不妨对中国当代报告文学创作的历次高潮状况作些简略回顾。
新时期以前的报告文学创作曾经有过两次高潮期：
第一个高潮出现在共和国成立初期。它以反映抗美援朝战争、新中国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新人事迹为主干内容，其写作特征是为政治服务前提下的新闻性、歌颂化和抒情化。这次高潮持续了数年，直到“反右”前夕。1956年情况有所变化，这就是出现了《在桥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被围困的农庄主席》等一批“干预生活”的报告文学作品。但它们很快受到打击，从而更使“干预生活”成为报告文学的禁区。
第二次高潮出现在六十年代。这次高潮以《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向秀丽》、《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红桃是怎么开的》、《英雄列车》、《祁连山下》、《小丫扛大旗》等一批宣传甚烈、流传甚广的作品为创作龙头，以《文艺报》、《人民日报》和中国作协等单位举办的几次全国性报告文学研究活动为理论牵引，从而形成了声势颇大的报告文学景观。这次高潮期的思想特征基本是第一次高潮的延续。但写作艺术则有了明显进步。最值得注意的是报告文学文体的独立性开始出现，使报告文学出走了新闻通讯模式，也与一般散文有了界线。但两次报告文学高潮在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上，则基本一脉相承，只是顺应特定政治要求和时代规范的“政治化报告”。
报告文学在新时期，大体又可以分为这样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新时代颂歌型报告文学创作。它们以人物报告文学为主，歌颂的对象主要有老一辈革命家、无私奉献的知识分子、为国争光的体育健儿和新时期的改革家等。代表作有诸如《哥德巴赫猜想》、《地质之光》、《亚洲大陆的新崛起》、《大雁情》、《祖国高于一切》、《为了周总理的嘱托……》、《命运》、《船长》、《扬眉剑出鞘》、《中国姑娘》、《彭大将军回故乡》、《一封终于发出的信》和《正气歌》等等。从重在歌颂来说，这个阶段的报告文学与以往有三点不同：一是歌颂的内容有了变化。如以往受冷落的知识分子成了歌颂对象，以往被视为正常的极左思想则受到了讨伐。二是批判意识有所增强，开始揭示现实生活的矛盾和尴尬。三是写作艺术更为成熟，文体意识更加明确。这个阶段也出现了如《人妖之间》、《小木屋》、《胡杨泪》、《海河边的一间小屋》等重在揭示矛盾的作品。但整体上，绝大多数作品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并未彻底摆脱十七年时期报告文学的思维模式。
第二阶段即八十年代中期至八十年代末。这个报告文学与文化共舞的时期，如前所说是新时期也是整个中国当代报告文学创作的巅峰期。这一时期的结束有了明显标志：1988年曾被称为“报告文学年”。原因是该年由全国108家期刊联合发起了以“改革”为主题的“中国潮”报告文学征文活动，推出了千余篇作品并有100篇最后获奖。历时两年的声势浩大的征文活动，不仅将报告文学创作推向高潮，同时也使报告文学与联姻的过程步入佳境。以最高票数获得“中国潮”征文一等奖头名的麦天枢的《西部在移民》，就是一篇文化剖析非常深刻而文化意味非常丰富的典型的“文化的报告”。以后，报告文学便明显转入低潮。
第三个阶段是九十年代的衰退期。报告文学为何在九十年代突然转入弱势？对此曾有种种说法：或归结为政治风波，或认为是作者队伍流散，或以为读者兴趣转移，等等。这都有关系。但我以为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未被注意，这就是文化的变味。从文化角度看，九十年代有三种情况很突出：一是文化商业化趋势，以强大力量冲击了报告文学创作。许多刊物靠发表“有偿报告”或曰“广告文学”来弥补经济亏损。二是“政府行为”的强化。众多政府单位为了或这或那的“宣传任务”，出面组织人手集体写作报告文学，从而使“政治报告”再度流行。三是报告文学创作队伍的文化品格严重降低。一批写作水平差的“广告文学”谋利者反倒“如鱼得水”，完全没有独立的文化意识可言。也有两部报告文学引人注目，即赵瑜的《马家军调查》和胡平的《千年沉重》。而两位作家都是当年“全景图”报告文学创作主将，两部新作恰恰又是典型的“文化的报告”。惜乎这类作品太少。
文化的变味与缺席，我以为对九十年代报告文学的影响至关重要。回顾历次创作高潮，我们能清楚看到报告文学与文化联姻，报告文学担负文化角色，和特定时代有密切关系。
三“报告文化”与解剖文化
报告文学作为以真实为生命、不允许任何虚构的文体，当然也讲求客观。但事实上它不可能纯客观。报告者总有主观性在内。即使写的都是真实的也有差异。理由曾说：“一个人做了许多件好事和一两件不太好的事，如果把好事集中起来写，把不好的事删掉，就可以把他写成一个高大完美的英雄。如果把那点不太好的事集中起来写，把他的好事删掉，也可能把这个人写得面目全非。”（注：理由：《报告文学的写作》，《新闻战线》1980年第5期。）理由将此种只取一端的写法归结为“真实材料的加法和减法”。此言非常耐人寻味，一加一减却大不一样。加或减以及怎样加减，这就是主体选择。我们当然强调主观尽量接近客观。但报告文学确实很难“纯客观”。
对于与文化共舞的报告文学创作来说，立足文化的思考也就是一种明显的主体选择。而这种非常突出的主体性，主要体现在如下两个大的方面：
首先是尽可能地“报告文化”，也就是尽量选择具有文化意味和文化特征的现象作为报告对象。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些具有文化意味和文化特征的人事，更能表现和说明问题的根源与本质。这种取材意识和报告意识，体现在绝大多数“全景图”作品中。
比如写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的《洪荒启示录》、《西部在移民》、《土地与土皇帝》、《问苍茫大地》、《温州大裂变》、《庄园惊梦》、《难以走出的墓穴》、《红与黑》和《古老的罪恶》等，它们报告的问题与现象，便都和中国封建传统文化有密切关系，能充分显示其文化内涵。诸如小农意识、平均主义、家庭观念、愚昧愚忠、迷信保守、散漫自私、害怕权势等等。又如反映中国当代改革家“纷纷落马”和改革艰难的《阵痛》、《步鑫生现象的反思》、《未能走出“磨房”的厂长》、《新闻人物启示录》等，也是着重报告了小农经济文化和小农思想对改革的严重阻碍。《神圣忧思录》、《黑色的七月》、《多思的年华》、《高考落选者》是写中国教育问题的，于中同样可以看到许多耐人寻味的文化现象。诸如对教育“干打雷少下雨”的实际轻视，对知识分子和人才的实际冷落，教育思想与文化的畸形发展，学而忧则仕意识的顽固，这等等都与我们的传统文化有千丝万缕的关联。《中国体育界》、《强国梦》和《兵败汉城》是写中国体育事业状况的，不难发现它们与之前的《扬眉剑出鞘》、《中国姑娘》等歌颂型体育报告文学有明显不同。不仅开始揭示以往几无触动的中国体育界内部的矛盾与危机，而且深入到文化层面进行了大曝光。诸如中国体育界的官僚主义、官本位、衙门化、极左思想严重、好大喜功、冷落科研人员等等，它们当然也都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劣根性有关。又如反映我们生态环境和大自然遭到严重破坏的《北京失去平衡》、《沉沦的国土》、《伐木者，醒来》、《只有一条长江》、《天机钩沉录》等，里面所展示的滥砍滥伐、破坏土地、污染环境、以穷为荣、迷信成灾、赌博成风、无节制的生育等现象，就充分暴露了我们许多国民文化观念的陈腐、文化素质的低下和文化状况的愚昧无知。再如《中国的要害》、《中国的眸子》、《阴阳大裂变》、《中国的“小皇帝”》、《中国的乞丐群落》和《丐帮漂流记》等，选材虽然比较特殊，但立足于“报告文化”的意识同样强烈。如《阴阳大裂变》反映的当时中国数次离婚高潮中的婚变问题，所描述的现代社会“秦香莲上访团”的悲剧和荒诞，都深深烙印着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规范的印记。于中，我们能看到封建道德的三纲五常、三从四德是如何根深蒂固地左右着当今中国“现代男女”的灵魂。
其二是重在文化解剖。读“全景图”报告文学，我们常常能读到作者自己或作者借他人之口的议论、评价、分析、比较、估量和推测，能发现运用社会科学方法和某些自然科学成果来分析问题的“学术化”是非常普遍的倾向，而这些分析和研究大多又深入到文化层面之中。这说明“全景图”报告文学创作的文化思考，决非单纯展示文化现象和罗列文化问题来“报告文化”，而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地解剖文化，从而将客观报告与主体评判紧密结合。它们固然重视客观地报告文化，同时也非常重视主体性的文化分析与文化解剖。
这里，不妨以胡平的《中国的眸子》为例来说明一下。
这篇刊于1989年第3期《当代》的长篇报告文学，讲述的是江西两位女青年李九莲和钟海源，在“文革”中因追求真理而被杀害的重大冤案的发生过程。这篇反思“文革”极左政治路线和极左思潮的力作，完全摆脱了以往同类题材就事论事的思维模式。它不再止于诅咒“四人帮”了事，而是将笔触深深插入了传统文化和民族历史的深层结构，从而对当权者的骄横无知、群众的麻木不仁、告密者的卑劣、刽子手的残忍、时代的疯狂和人性的丧失等丑陋现象，作出了令人信服发人深思的文化分析。于中，我们能强烈感受到作品的每一步“报告文化”，都伴随着作者的文化思索和文化解剖。说到底，报告文化就是为了揭示和解剖它。为了说明两位纯真正直的热血女子被害悲剧的文化性质，也为了说明围绕这出悲剧及其相关现象而显示的文化状态，作者以中世纪罗马宗教法庭的黑暗历史作比较。又名“异端法庭”的罗马宗教法庭，其法律准绳是：“圣经，这就是我们法庭的真理。”作品由此出发又述说了中世纪欧洲各国“异端法庭”不约而同的黑暗残忍，并生发出大段令人警醒的精彩论说。这种比较非常能说明问题，议论也一针见血。李九莲和钟海源从坐牢到被枪毙的整个过程，其显示的法律状况和中世纪的“异端法庭”就没有什么区别。两者显示的法律性质，就是无知、野蛮加专横，也就是无法无天。这种触目惊心的事实确实令人深思。作品达此效果，显而易见正是主体意识积极参与客观报告的表现，是创作主体文化思考和文化解剖的必然结果。
无需一一枚举。本阶段无论何种类型的报告文学，重视文化思考、文化批判和文化解剖，张扬主体意识、毫无疑问是普遍存在的共性追求。只是具体作品文化思考的立足点、思维方式、价值观念、深广度有所不同而已。如《西部在移民》、《问苍茫大地》、《庄园惊梦》、《丑陋的北京人》、《步鑫生现象的反思》等，主要是从本土文化的历史积淀及特征出发而展开对传统文化弊端的批判。《神圣忧思录》和《世界大串联》，则是立足于中外文化比较而揭示文化差异并发现问题。总之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四文化启蒙的责任感
富有文化启蒙的责任感，是文化性突出的报告文学创作的又一重要而普遍的特征。
以《西部在移民》荣居“中国潮”征文奖榜首的麦天枢，获奖后曾坦言：记者的新闻报道方式受到束缚太多，使他对社会的一些认识、观察和思考无处言说，因此才转向写报告文学。他是把报告文学作为一种社会启蒙和文化启蒙的工具，并认为报告文学“在中国这种文化形态下是最便利的启蒙方式”。而且还认为：中国知识分子最大的弱点是被农民文化浸泡得皮软骨酥，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意识太难（注：曹晓鸣：《“年青人，我羡慕你们”——部分新生代报告文学家速写》，《文学报》1988年2月29日。）。总之，麦天枢特别强调了文化启蒙的意义。这位社会责任感非常强烈的记者，曾因为写了《土地与土皇帝》这篇揭示丑陋、涉及到地方领导层许多问题的报告文学而被卷入“雷电交加的政治风暴”中，受到了巨大压力。但他没有屈服，而是把这“可怕的真实”再次披露出来，让事实真相大白于天下（注：麦天枢：《真实是可怕的！——关于〈土地与土皇帝〉的非文学风波》，《文学报》1989年1月12日。）。真实也确实是可怕的：《土地与土皇帝》中那位头上戴满了荣耀光环的“土皇帝”李计银，凶悍霸道却成了“村民贴心的党支书”，贪污公款竟促成一篇《拒腐蚀，永不沾》的“光荣事迹”报道，治保会成了他个人为非作歹的工具。关于李计银这个藏污纳垢的“独立王国”，为什么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有了四部宪法，全国整党已告完成之后的八十年代中期仍能存在的问题，有论者认为是麦天枢“第一个向我们提出了答案”。麦天枢强调文化启蒙，显然是严峻现实的促使。理由也曾认为：“我觉得报告文学都带有一种对新闻封闭性的挣脱的痕迹，我们写的是一些被淹没了的、歪曲了的、枪毙了的新闻。”（注：见《报告文学：在宽容和困惑中寻求超越》，《报告文学》1988年第3期。）事实上，努力摆脱“封闭性”写作，将文化启蒙作为报告文学的重要功能和必要的时代任务，已经成为许多报告文学家的一种共识。
这种强烈的文化启蒙意识，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其一，揭示和批判封建传统文化对中国当代社会的不良影响和巨大危害。这从众多报告文学的取材到文化解剖都可明显看出。以“新生代”作品来看，它们都非常关注中国农村地区及其周边城镇的文化状况，而且集中反映了其落后问题。因为中国农村显然是受封建文化影响最大的“重灾区”。比如陈义风有篇揭示假冒伪劣商品制造现象的《来自首都的经济内参》，就列举了大量事实来说明农民的“奸商行为”。作品告诉我们，据一项统计，全国发现的伪劣商品大多数都是由农村的专业户或乡镇企业生产的。作者由此指出：“我提醒大家注意的是上面这些伪劣商品都是和农民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这种现象给了我们一些什么启示呢？它告诉我们，自由涣散的农民和自由涣散的农村环境是滋生不法商人的最好的土壤。”事实也是如此。比如河南巩县一哄而上制售伪劣化肥的农民竟达几万人，涉及上百个村庄。如作者所说，这在城市几乎是不可能的。农民们缺乏甚至没有法律意识，不懂或根本不去理睬现代社会商业竞争原则，究其根源就是文化落后和严重缺乏现代文明意识。再如贾鲁生的《庄园惊梦》，内中所写“中国第一黄金村”发生的那么多愚昧无知、野蛮落后的现象，读来真是令人触目惊心。党支书孙良林竟能像管牲口似的将全村人统治起来，而村民们见了外人却只敢异口同声说“我们能过上好日子，是多亏有个好书记”，愚怯至此难以思议。像反映农村无节制生育、满足靠天吃饭而因循守旧的《西部在移民》，揭示农村荒唐不堪可笑可悲的所谓“民主选举”的《问苍茫大地》，谢致红、贾鲁生合写的揭示中国八十年代农村地区贩卖妇女现象的《古老的罪恶》，朱幼棣、陈坚发在《温州大裂变》中所展示发了财的温州农民的“现代阿Q”像等等，也都将批判笔触主要指向了中国农村。
当然，封建文化的危害和需要启蒙的对象不是只在农村而是城乡都有的。像涵逸的《中国的“小皇帝”》所揭示的重男轻女、母以子贵、养儿防老等传统旧思想，胡平写东方人口剧增并揭示文化重负问题的《东方大爆炸》，苏晓康《阴阳大裂变》和贾鲁生《性别悲剧》中批判的婚姻和性问题中的封建文化陈腐观念，谢台生《并非提前的警告》从文化根源分析的中国青少年颇为严重的野蛮犯罪现象，在中国显然都是不分城乡的普遍存在了。
其二，破除当代中国人的“现代迷信”。
所谓“现代迷信”，通常指极左政治路线和极左思潮对当代国人思想的束缚和驾驭，如愚民政策、个人崇拜、造神运动、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等。这些，毫无疑问或多或少都和传统封建文化意识有联系。但它们又有明显不同。现代迷信不仅在内涵上与古代迷信有时代和历史的差异，而且它还往往打着反对封建迷信的“革命旗帜”来推行新的迷信，因此往往更能蛊惑人心。这方面我们已有太多惨痛教训。
事实上，在激烈批判封建主义文化陈腐思想的同时，很多报告文学作品也已经在揭示和批判现代迷信的危害了。像《人妖之间》、《告诉你一个秘密》、《中国的眸子》、《世界大串联》、《东方大爆炸》、《丑陋的北京人》、《神圣忧思录》、《问苍茫大地》、《西部在移民》等等，都具有这种非常自觉的可谓“双刃剑”的意识。于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陶铠、张义德、戴晴合写的《走出现代迷信——真理标准讨论始末》。这部长篇报告文学直接写的就是当代中国现代迷信最典型的事件之一。围绕当时轰动一时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它以广阔的视野，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描述了中国现代迷信何以会走到如此荒诞地步的过程和原因。现代迷信的关键，并不在于有人让你迷信——因为总有人会制造这种东西，而是广大人民为何要接受迷信。正如“文革”悲剧在中国的出现。贯彻两个“凡是”，实质就意味着全中国人民的命运都系于领袖一人的“指示”和“决策”。这当然是莫大的荒唐和讽刺。为什么凡是毛泽东的指示，中国人就必须不问是非而要无条件“坚决维护”和“始终不渝地遵循”？作品正是力求解开这个“历史的死结”，从而让国人思考：经过“文革”这场巨大的现代迷信灾难后，为什么我们还能容忍和遵从两个“凡是”？发人深思的还有：两个“凡是”的被破除，最终还是靠上层权力的“交锋”。
其三，张扬科学思想与民主意识。
批判封建主义文化糟粕和现代迷信，本身就意味着对科学与民主的肯定。但事实上，本阶段的报告文学并不仅仅是靠批判前者来自然地肯定后者，而是在批判的同时又极力鼓呼科学思想与民主意识。从而使这种鼓呼科学与民主，明确成为八十年代报告文学创作文化启蒙的重要构成内容和文化意识的鲜明标识之一。前面所列举的作品，绝大多数都强烈地表现了这种意识。尤其像《人妖之间》、《告诉你一个秘密》、《土地与土皇帝》、《问苍茫大地》、《中国的眸子》、《庄园惊梦》、《丑陋的北京人》、《难以走出的墓穴》这类重在批判封建专制文化、极左政治和愚民政策等危害的社会问题性质突出的作品，强烈张扬科学与民主精神的创作意图更是显而易见。如果说这类作品无需赘述，那么我们从其它政治色彩淡化或较为淡化的题材中，也同样能感觉到科学与民主意识的自觉。比如说关于人与自然、人与生态环境的报告文学，如岳非丘的《只有一条长江》，徐刚的《沉沦的国土》，沙青的《北京失去平衡》和《热岛》，王兆军的《天机钩沉录》等。报告文学张扬科学与民主的意识并不始于“新生代”报告文学家。比如黄宗英较早写女科学工作者的《小木屋》和《大雁情》，鼓呼科学的意识就非常强烈。黄宗黄谈她为森林生态女学者徐风翔“塑像”的《小木屋》创作时，曾告诉读者：1983年大年三十晚上，写完《小木屋》后她流泪了，不是因为太高兴而是由于太悲哀。作者发现“自己从1978年春天中国科学家代表大会到1983年这个夜晚以来，所写的报告文学，都是为科学家呼吁，又几乎篇篇获奖，可篇篇作品中的主人公没有一个转运。”因为“呼吁是无力的！呼吁是软弱的！”（注：《黄宗英的一封信》，《报告文学》1988年第6期。）正是无情现实使作者感到巨大无奈和悲伤，作者才不禁潸然泪下。《小木屋》、《大雁情》如此深情和坚决地为科学家树碑立传，显然也是表现了张扬科学和民主的意识。
以上，我们从四个方面回顾了中国当代报告文学与文化结合的不同情况和历史发展，重点分析了八十年代“走入文化”的报告文学创作。确实，与文化共舞的报告文学创作给我们留下许多难以忘怀的回味。可以说，与文化联姻的报告文学，使众多中国当代读者得到过丰富的文化信息，受到了深刻的文化教育，也获得了巨大的文化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