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北部边备思想研究
赵 英 钟少异
内容提要： 张居正作为明朝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对“武事”甚为关注。在其主政期间，国防形势面临北敌强盛、频繁劫掠，政治腐败、消极防守，军纪败坏、“军乱”频发，边军缺额、尺籍空虚等一系列问题。对此，张居正进行一系列战略谋划，振衰起敝，形成了“外示羁縻，内修战守”“东制西怀，蓟辽互援”的边备思想体系，并用其指导九边军镇，尤其是宣大、蓟辽等镇安边振邦的军事实践，有效维护了北部边疆地区的安全稳定。
关键词： 军事历史 国防理论 ［张居正］
张居正（1525-1582年），字叔大，号太岳，明湖广江陵（今湖北省荆州市）人。作为明朝中后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张居正被誉为“宰相之杰”“救时之相”。他肩钜承艰，慨然以天下为己任，振衰起敝，政绩炳然。在北部边疆的经略方面，张居正经过精心筹划，形成了“外示羁縻，内修战守”“东制西怀，蓟辽互援”的边备思想体系。张居正的北部边备思想，在指导明朝九边军镇，尤其是宣大、蓟辽等镇的边防军务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军事实践中接受了检验，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尤其是“俺答封贡”的达成，以及明蒙长期和平局面的维持，对明朝中后期的国防军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北部边备的基本形势
（一）北敌强盛，频繁劫掠
张居正主政时期，明帝国的国防形势不容乐观，尤以北方边备情况为甚。
蒙古达延汗统一蒙古各部后，将其分为左右两翼，各包括三个图门，达延汗自统左翼，以诸子分统右翼。在诸多图门中，以俺答及吉囊的实力最为强盛。吉囊为达延汗第三子，以鄂尔多斯部为势力范围；而俺答为吉囊次子，以河套地区为势力范围。俺答、吉囊等部落频繁侵掠，连年不息，给北部边防带来沉重的防御压力。《明史》记载：“元人北归，屡谋兴复。永乐迁都北平，三面近塞。正统以后，敌患日多。故终明之世，边防甚重。东起鸭绿，西抵嘉峪，绵亘万里，分地守御。”① 张廷玉：《明史》，2235页，北京，中华书局，1974。 蒙古鞑靼部落连年进犯，蹂躏地区东起辽东，西至甘宁，尤以宣、大、晋北及京东各地为甚。“是时，俺答诸部强横，屡深入大同、太原之境，晋阳南北，烟火萧然。”② 张廷玉：《明史》，2239页，北京，中华书局，1974。 甚至长驱直入，直接威胁到京城的安全。“（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俺答攻古北口，从间道黄榆沟入，直薄东直门，诸将不敢战。”① 张廷玉：《明史》，2240页，北京，中华书局，1974。 俺答大肆劫掠，“火光烛天，德胜、安定门北，人居皆毁”②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903页，北京，中华书局，1977。 ，遍掠京畿地区而去。史称“庚戌之变”。敌退之后，大将军仇鸾因怯于北敌寇掠，主张开马市于宣府，意图与俺答媾和。后延绥、宁夏亦开马市。然而，马市并未阻止俺答等部入侵，遂罢马市。终嘉靖之世，鞑靼部落连年进犯，宣大、延绥、晋北、固原均被蹂躏。嘉靖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二、四十三年，俺答等长驱直入，进犯蓟镇及京畿地区，京师戒严，直接威胁到明帝国统治中枢的安全。
（二）政治腐败，消极防守
明朝军队战力衰弱、武备废弛的深层次原因，是明廷政治腐败，权奸当政，导致擅权营私，贿赂公行。嘉靖皇帝一心修玄，不理朝政，军政大权悉操于权臣之手，大臣为了争权夺利，互相攻讦。由于主偏臣专，是非不明，廷臣边将功不得赏，罪以贿免。在权力斗争中，忠心许国、英略敢为之人或被谗言罢去，或因疑惧畏葸不前。比如，宣大总督翁万达、三边总制曾铣、吏部侍郎摄兵部事王邦瑞等贤能有为之士，均被严嵩党人构陷，或被罢官，或被杀害。而仇鸾本因贪纵被曾铣所弹劾而下狱，因其交接严嵩反而脱罪升官，甚至晋为大将军总京戎政。
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上到朝廷阁臣，下至边疆将帅，对俺答等进犯均奉行消极防守政策，面对俺答近薄京师，严嵩竟然对兵部尚书丁汝夔授以“寇饱自归”的方略，告诫将帅万勿轻率出战。曾铣倡议收复河套，实为一种积极的攻势防御政策，然而却因明世宗反复无常，被卷进严嵩与夏言的权力斗争中而被杀。明廷奉行的消极防守主义导致将帅只求自保，不敢主动作为，卒失所统，战志消沉。甚至出现大同总督仇鸾、大同巡抚史道及总兵官因惧战而贿赂俺答免祸，使其勿侵己地，冀嫁祸他境的通敌行径。
（三）军纪败坏，“军乱”频发
明朝军力衰弱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军纪败坏，“军乱”频发。嘉靖元年（1522年），甘州总兵官李隆因与巡抚都御史许铭不合，唆使部卒围攻公廨，杀许铭，焚其尸，五卫军大乱。嘉靖三年（1524年）八月，大同巡抚都御史张文锦在大同城北增设五堡，加强防守。堡建成之后，迁徙士卒前往戍守。大同镇卒本来就对修建堡垒的劳役颇为怨愤，加之又惮于徙戍，因而发生叛乱，杀参将贾鉴及巡抚都御史张文锦。嘉靖十二年（1533年），大同再次发生军乱，役卒王福胜、王保作乱，叛杀总兵官李瑾，焚烧大同巡抚潘仿的官署。南京为抵御倭寇，曾招募健儿设振武营。此营官兵素来骄悍难御。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二月，因督储侍郎黄懋官奏请减低其待遇和革除募补者妻粮，振武营士卒哗变，公然将督储侍郎黄懋官殴打至死，裸尸于市。
明初以来，为防止瓦剌、鞑靼等蒙古部落入侵，修建边墙、敌台的工作时断时续。比如，余子俊、翁万达等，都曾修筑部分边墙，以加强边境的防守。张居正对“设险防守”政策十分认可，他指出，“守堂奥者必于门外据险扼要，乃为得策”① 张居正：《张居正集》，96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 ，并认为通过修筑敌台对险要之处进行固守，可以居高临下哨望敌人，运送矢石，守边的士卒可以依靠敌台庇护，免受风吹雨淋之苦，以逸待劳，是守边之策中最为有效的。因此，张居正坚定地支持谭纶、戚继光等人的“修边墙、筑敌台”的主张。
（四）边军缺额，尺籍空虚
大明建国时，明太祖朱元璋革元旧制，自京师达于郡县，皆立卫所，卫所兵的来源主要是世袭军户和因罪谪戍之人。遇有情况需要征伐时，朝廷选派将领充总兵官，调卫所军队由其统领，称之为客兵。永乐年间，建立“京操”制度，调直隶及近京卫所军轮番到京城操练，称之为“班军”。
持成人或儿童客票的旅客免费行李额为头等舱客票40千克，公务舱客票30千克,经济舱客票20千克。每件行李长、宽、高不得超过100厘米、60厘米、40厘米。
后世这一制度却发生了变化。“宪、孝、武、世四朝，营制屡更，而威益不振。卫所之兵疲于番上，京师之旅困于占役。驯至末造，尺籍久虚，行伍衰耗，流盗蜂起，海内土崩。宦竖降于关门，禁军溃于城下，而国遂以亡矣。”① 张廷玉：《明史》，2175页，北京，中华书局，1974。 卫所之军大量逃亡，导致边军缺额、尺籍空虚，防守力量十分薄弱。“洪武时，宣府屯守官军殆十万。正统、景泰间，已不及额。弘治、正德以后，官军实有者仅六万六千九百有奇，而召募与士兵居其半。他镇率视此。”② 张廷玉：《明史》，2242页，北京，中华书局，1974。 明朝建立之初，京营的兵力有七八十万人，而当时只剩下十四万余，而真正操练的只有五六万，且大多是老弱疲惫、市井游贩之徒。京军的将帅多是纨绔子弟，平时占役营军，以空名支饷，等到上级来检阅时，便临时雇佣市人，呼舞博笑而已。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俺答入犯，兵部尚书丁汝夔稽核营伍不及五六万人，驱出城门，士卒皆流涕不敢向前，诸位将领也相顾变色，手足无措。事后，丁汝夔因抵御不力被杀。
1.外示羁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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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张居正的北部边备思想体系
张居正始终怀有强烈的忧患意识，日夜以边事为忧，“天下之事以为无足虑，则必有大可虑者。故古人诘戎治兵，当太平之世尤当兢兢焉”③ 张居正：《张居正集》，777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 。张居正以宋为鉴，对明朝中后期的积弊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窃见嘉、隆以来，纪纲颓坠，法度陵夷，骎骎宋、元之弊”④ 张居正：《张居正集》，777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 。张居正认为，明朝武备废弛十分严重，与宋朝当时的状况十分相似，如果现在不严加整饬，那么，宋朝遭受的灾祸也会发生在明朝。
为了防御北敌入侵，明朝形成了以“九边”为重心的防御体系。蓟镇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被称为“国之堂奥”“北门锁钥”，随着鞑靼部落对蓟镇入犯的加剧，蓟镇在九边重镇中尤为受到明廷重视。张居正柄政之后，对蓟镇倾注了大量心血，费尽心力进行经略筹划，“仆日夜以边事为忧，而属意于蓟尤甚。望公督率文武诸大吏，及今加意经理，常若大敌在前，决不少贷”⑤ 张居正：《张居正集》，384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 。鉴于蓟镇之“国之堂奥”重要地位，张居正确立了与九边其他边镇不同的战略方针，“大抵蓟镇之势，与他镇不同，其论功伐，亦当有异。盖此地原非边镇，切近陵寝，固在他镇以战为守，此地以守为守；在他镇以能杀贼为功，而此地以贼不入为功，其势居然也”⑥ 张居正：《张居正集》，616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 。
2.内修战守
（一）“外示羁縻，内修战守”
为了实现“贼不入为上功”的目标，张居正提出了“外示羁縻，内修战守”的战略指导思想。张居正在给宣府巡抚吴兑的书牍中说：“大抵今日虏势，惟当外示羁縻，内修战守，使虏为我所制，不可受制于虏。”⑦ 张居正：《张居正集》，263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 “外示羁縻，内修战守”可谓是张居正北部边备思想的核心理念，在这一总体战略的指导下，张居正在“内”“外”两个方向实施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改革，对北部边疆进行全面经略，十余年间，海宇清宴，蛮夷宾服，边疆恢复了安宁祥和的秩序。
然而，“庚戌之变”并未引起明廷对边军军制的反思和改革。当时，大将军仇鸾正受宠幸，其向嘉靖皇帝进言，建议选各边兵六万八千人，分番入卫京师，与京军混杂在一起训练，统一归京营的将领指挥。嘉靖皇帝同意了这一主张，于是，边军精锐力量被抽一空，边塞发生警情时，无力应对，边事益坏。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乡村振兴战略，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提出要紧紧围绕市场需求的变化，优化农业产业体系，促进农业农村发展，改善农村环境。可以看出农业产业是乡村重要的经济基础，直接关系着乡村的未来发展，如果没有产业兴旺，实现乡村振兴就无从谈起。因此，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首要前提是大力发展乡村产业。在实现乡村产业兴旺的同时，与新型城镇化相互促进，解决“三农”问题[1]。
“外示羁縻”，即利用封贡、互市、厚赏等手段，对俺答、吉能、老把都等少数民族首领进行笼络，以求得边境的安宁祥和。代表性事件为“俺答封贡”和制驭长昂。
刘志武突然说：“让我来对凶手进行简单的画像，第一，凶手应该是25岁以上的男性，或许是一个人，但不排除2人以上团伙作案可能。第二，会开车，有一定的医学知识，受过良好教育，心理素质好。三，其童年一定受过较大的刺激，或者在生活中遇到巨大挫折，比如其有可能是阳萎，自身肾功能存在较大问题，于是一直心存报复，容易走向极端。四，他平时看起来肯定文质彬彬的，说不定在单位还是优秀工作者。五，有独立的、偏僻的住房，不然他不能把一个人困十天而不被发现。”
隆庆四年（1570年）十月，俺答之孙把汉那吉因俺答夺其妻，愤而率众向明朝投降。张居正接到宣大总督王崇古的报告后，认为这是天赐良机，是“使远人向化”的一个好机会，此事关系重大，一定要妥善处理。然而，御史叶梦熊、饶仁侃、武尚贤等人却反对受降，一时廷议纷纷。张居正在王崇古、方逢时等督抚大臣的支持下，利用俺答的“舐犊之情”，善待把汉那吉以笼络俺答，经过多方努力，最终达成“隆庆和议”。俺答缚送赵全等板升叛降头目，归还被掠人口。明送还其孙把汉那吉，并封俺答为“顺义王”，允许其与明通贡，进行“互市”。
万历三年（1575年）春正月，朵颜三卫酋首长昂、董狐狸逼迫长秃盗犯蓟镇董家口关城，蓟镇总兵官戚继光闻讯督边军从榆木、董家两关出塞迎战，追击一百五十里，擒获长秃。长昂因长秃被擒，移住会州，因惧怕戚继光率领的边军兵马，不敢靠近边关。之后，长昂同伯彦主喇、董狐狸等人率领其酋长及部夷前来请降，请求赦免长秃。张居正得到“擒获长秃”的报告后，给蓟镇巡抚王一鹗回信说：“长秃生擒，亦制长昂之一机，幸惟留意审处，务使之畏威怀德可也。蓟中羽翼未就，未可高飞，此辈不得不羁縻而用之，但须审查顺义之情，以为制驭之术耳。”① 张居正：《张居正集》，509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 得到张居正的指示后，戚继光会同副总兵史宸，前往喜峰关口当面安抚长昂，宣谕朝廷旨意，长昂悔罪，送还所掠人员。戚继光释放长秃，并对长昂进行抚赏。“虏酋感愧，诣刃湌壤，对天会盟，誓子子孙孙怀德内附，世世勿犯太师城也。”② 戚祚国等：《戚少保年谱耆编》，376页，北京，中华书局，2003。
日本“物哀”“空寂”与“闲寂”思想深深影响了川端康成的创作，比起生机盎然的绿叶，更爱残月、初绽的蓓蕾与散落的花瓣，比起活着，死去的那一瞬间才是一生最美的时刻。正如德国著名哲学家亚瑟·叔本华认为“人之大孽，在其有生”。凤凰涅槃思想尤为突出，生命存在的意义就在于指向死亡的美。
当时，朝廷中对于“修边墙、筑敌台”有一些不同意见，认为此项工程耗费巨甚，劳民伤财，得不偿失。为此，张居正坚持己见，向皇帝上疏，与边疆督抚大臣沟通，确保“设险防守”的政策得以贯彻实施。在《答司马吴尧山》中，张居正说，设险守要是国家的大政方针，必须予以贯彻执行，而且所修边墙是对原有的边墙进行修复加固，并不是重新修建，对于修台修墙的费用，应该渐次筹备。“台工之议，始终以为可行、确然而不摇者，惟区区一人而已。”② 张居正：《张居正集》，357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 蓟、昌、保等镇的边墙、敌台修建完成之后，成功阻止了敌人的进犯，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张居正事后说，“昔谭司马在蓟建议筑台，其时人情汹汹，流言四起。忌者欲因此中以奇祸；政府诸公皆惧而求罢；独孤一人力持不顾，乃克有成。数年以来，虏不敢窥蓟者，实赖守险之力。若如当时之议，岂得有今日乎！”③ 张居正：《张居正集》，731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
在明朝的“九边”防御体系中，因俺答等部主力居于河套地区，其中尤以宣、大地区地位最为紧要，为明都北京北部之防御屏障。然而，随着“隆庆和议”的达成，北部边疆形势发生深刻变化，原来的势力格局发生变化：“俺答已通贡，封顺义王，其子孙袭封者累世。迨万历之季，西部遂不竞，而土蛮部落虎炖兔、炒花、宰赛、煖兔辈，东西煽动，将士疲于奔命，未尝得安枕也。”④ 张廷玉：《明史》，2241页，北京，中华书局，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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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严重的边患危机，张居正肩钜承艰，慨然以天下为己任，振衰起敝，针对明朝北部边疆的安全形势，进行了精心的筹划，制定了一系列指导性的方略。
相比“外示羁縻”而言，张居正对“内修战守”更为重视，认为这才是从根本上消除边患的“安攘长策”。他在给边疆督抚重臣的书信中说：“昔人谓自古疆场之患，非尽由夷狄，亦多边吏扰而致之，仆尝以为名言。惟预修战守，长存儆备，则不容顷刻少忽耳，惟公留意焉。”③ 张居正：《张居正集》，345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 张居正“内修战守”的边略思想主要是指“设险防守”。
“设险防守”，是明廷始终奉行的一项国防政策。明朝中期以后，受“消极防御”思想的影响，边防设施大多年久失修，毁坏坍塌十分严重。单纯的“摆边防守”政策，导致兵力分散，形成了“无所不备，无所不寡”的局面，并未能有效阻止俺答等部落的频繁入侵。张居正的“设险防守”思想，包括修建边墙和建设敌台两项重要举措。
由以上的诸次“军乱”可以看出，张居正主政之前的明军，无论是“南兵”还是“北兵”，军纪败坏已严重到相当程度。
小学生数学核心素养包括数感、符号意识、空间观念、统计观念和数学应用意识等五种数学意识；数学思维、数学理解、数学交流、解决问题等四种数学思维能力。
张居正还将蓟镇和辽东镇的功绩进行对比，认为辽东镇虽然在总兵李成梁的带领下颇有所获，但是大明也损失了很多人力和财力。但是，蓟镇十多年以来始终维持和平局面，没有发生大的冲突，百姓安居乐业，边境一片祥和。因此，蓟镇的功绩比辽东镇的功劳更大，充分肯定了“设险防守”政策的重大战略意义。
（二）“东制西怀，蓟辽互援”
明嘉（靖）隆（庆）万（历）年间，北部边疆的主要威胁来自于俺答和土蛮，“隆庆和议”之后，俺答被封为顺义王，能够遵守盟约，约束部众，边疆基本上维持了和平稳定的局面。土蛮求贡不许，屡屡入犯辽东和蓟镇，但势力较俺答弱，且与俺答不睦，因此，未能构成严重威胁。但随着俺答年迈多病，其已无力有效地约束部众。针对这一情况，张居正与边疆督抚预先进行谋划，以应对俺答去世之后北部边疆形势的变化。俺答去世之后，其子黄台吉袭封顺义王，靠着俺答的余威和其自身的骁勇善战维持统治。黄台吉的统治时间比较短，其去世以后其子扯力克袭位，但是统治能力已经逐渐衰弱，难以约束部众。不过，俺答的后世子孙能够与明朝维持着较为和睦的关系。
1.东制西怀
“俺答封贡”之后，张居正认真分析北部边疆俺答、吉囊、土蛮等势力的分布情况，制定了“东制西怀”的方略。“属夷处置适宜，则土虏之真情可得，而两镇之贡市愈坚。当今边务，莫要于此矣。公在上谷，内修战守，外探虏情，东制西怀，自有妙用，仆复何忧。”⑤ 张居正：《张居正集》，512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 “西怀”，主要是指对俺答及其子孙等部落实行怀柔政策，分封官职，通贡互市，并不时对其封赏，以维持和平稳定的边疆形势。对于东部的土蛮等势力的频繁入犯，张居正则采取“东制”方略，主张坚决打击，拒绝其贪图“贡市之利”而采取的求贡等权宜之计，坚持在辽东地区与土蛮进行斗争。
2.蓟辽互援
第一步，判断终点。由题意知，实际参加反应的酸的质量相等，根据“实际参加反应的酸的质量相等，则最终产生的H2质量相等”，得知Fe粉和Zn粉与酸反应产生的H2质量一样多（三个图的终点，Fe与Zn纵坐标一样高）。
鉴于蓟镇“国之堂奥”的重要地位和辽东地区面临的战争压力，张居正制定了“蓟辽互援”的方略，以确保蓟、辽二镇的边境安全。张居正在《答蓟辽总督方金湖》一信中说：“辽人素称忠义可用，然近亦罢敝，非用蓟人助之，不能支也。顾蓟镇隔阂三卫，出塞不便，又迫近陵京，防御为急，必斥候严明，侦探的实，知贼向往，乃可出他道，用奇以制之耳。”① 张居正：《张居正集》，608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 指明了“蓟辽互援”战略的必要性。
对于“蓟辽互援”战略的具体实施方案，张居正在《答方金湖计服三卫属夷》一信中，从练兵、协同、防守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区分“虏众犯边”和“溃墙而入”两种情况，分别制定了“据台以守，遏之边外”和“坚壁清野，合战歼敌”的方略，并将其坚决地贯彻到了具体的军事实践中。在给蓟辽总督、总兵等人的书牍中，张居正反复强调蓟辽互为声援、协同作战的重要性，并嘱咐一线将帅予以贯彻执行。“今之虏祸，咸中于辽。连岁彼虽被创，我之士马，物故亦不少矣。彼既愤耻，必于一逞，今秋之事，殊为可虞。昨已属意本兵，于贵镇兵食，比他镇尤当加意，临期若的知虏贼所向，当令蓟人助守宁前，使公等得专备东方。如犯宁前，则东西夹击，再一创之，则彼破胆而不敢东窥矣。”② 张居正：《张居正集》，619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
张居正认为，“用兵之道，全在将得其人”③ 张居正：《张居正集》，358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 。为保证蓟辽互援战略的实施，张居正对蓟镇总兵戚继光和辽东镇总兵李成梁给予全力支持，从而形成“辽蓟声援相通，二将协和，势若常蛇”④ 张居正：《张居正集》，862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 的战略格局。在接到土蛮大举犯边的报告后，辽东镇严加戒备，坚壁清野，持重勿出。戚继光率领蓟镇的车步骑营精兵出关应援，将重兵部署在一片石地区，然后寻找机会出奇制胜，邀击土蛮。在“蓟辽互援”战略的指导下，在戚继光、李成梁两位总兵的协同配合之下，蓟辽二镇屡次挫败土蛮勾结属夷进犯的企图，取得了一系列胜利，使得鞑靼等部不敢轻易入犯，实现了“内保山陵之重，人心有所恃以为安；外严夷夏之防，胡马几欲逞而复遁”⑤ 戚祚国等：《戚少保年谱耆编》，313页，北京，中华书局，2003。 的战略目标。
三、结语
张居正在边备事务方面倾注了大量精力，“惩边之事茀也，筹边累千百言，明若观火，指顾抵宁”⑥ 张居正：《张居正集》，506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 。在张居正北部边备思想的指导下，明朝“九边”军镇的督抚、将帅齐心协力、务求实效，形成了“朝廷无北顾之忧，戎马无南牧之儆，边氓无杀戮之惨，师旅无调遣之劳，钱粮无浩繁之费”⑦ 《明神宗实录》卷七十九，万历六年九月。 的和平局面。清人魏源认为，张居正在国防军事方面，“不独明塞息五十年之烽燧，且为本朝开二百年之太平，仁人利溥，民到于今受其赐”⑧ 魏源：《圣武记》，50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 ，可谓对张居正边备思想价值及筹边成就的中肯评价。
从分析结果看，该因素对土地流入跟流出作用相反。可能的原因是，新疆北地区经济虽较为发达，但二三产业就业基础仍然比较薄弱，农户的非农就业能力有限，加之存在政府行政干预过度，侵害了部分土地转出农户的合法权益，导致农户土地转出意愿不强。而为了促进土地流转，实现规模效益，提高土地价值，政府更倾向于对当地规模化生产的农户提供各项支持，规模化机械化种植有利于降低成本，收入增加，农户土地流入意愿较强。
中图分类号： E0-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4484（2019）02-0080-06
作者： 赵英，军事科学院研究生院，在读博士研究生，武警上尉；钟少异，军事科学院战争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专业技术大校
（责任编辑：何 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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