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社会经济发展阶段：三个视点的判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视点论文,中国社会论文,经济发展论文,阶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现在处于什么样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是近年国内经济界的一个热门话题。迄今提出的看法亦不少，有“工业化中后期说”，有“第一次现代化完成说”，亦有“从起飞阶段到加速发展阶段”说，等等。粗略浏览一下诸多论点便不难发现，多数论点的提出颇为随意，缺乏应有的理论支撑，仅以简单收入比较作为依据。少数论点虽然基于貌似严密的数量测算，但由于测算指标繁杂，权重难以反映作为转型与后发型经济的双重特点，其准确性就要大打折扣了。客观地来说，判断一国经济发展阶段有多个标准，依据标准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不同。但就其理论性与权威性综合考虑，三个标准最具影响力：第一个是人均国民收入与发展指标，这是世界银行所建立并力推的标准；第二个是工业化进程，这是多数经济学家尤其是经济史学家分析的重要范式；第三个是经济增长阶段论，这是美国经济史学家罗斯托教授提出的一个得到实证支持的理论范式。我以为，这三个标准具有很大的互补性，判断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尤其是整个社会经济的演进阶段，预期下一步发展趋向，需同时考虑这三个标准，着眼于三个视点。
一、人均国民收入与关键发展指标视点
人均国民收入（GNI）或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是20世纪后半叶以来经济学家们研究国别经济发展进程的重要依据。1970年代中期，世界银行在其年度发展报告中开始将国家按照人均GNP（国民生产总值）分类，后改为按照人均GNI（国民收入）分类。由于世界银行的持续采用，这一分类指标越来越普及，以至成为当今许多经济学家判断一国或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程度的重要依据之一，也是目前国内不少经济研究者判断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重要依据之一。
世界银行实际上有两个彼此密切联系的分类：一个是将国家或者经济实体划分为四个收入档次，分别为低收入、下中等收入、上中等收入以及高收入国家。另一个是，在这四个收入档次类别基础上，又划分出两个类别，分别为“发展中经济”和“发达经济”。
前一个分类标准非常明确且每年调整一次。最新分类（2007年7月1日公布）收入门槛如下：低收入经济体，2005年人均GNI低于905美元；下中等收入经济体，人均GNI在906美元至3595美元之间，上中等收入经济体，人均GNI在3596至11115美元之间；高收入经济，人均GNI在11116美元以上。
后一个分类较为含糊，但体现在“世行”官方文件中。在世行官方文件中，“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被笼统地称为“发展中国家”，高收入国家则被称为“发达国家”。在世行金融信贷政策的具体操作中，这两类经济体之间的分野也有着明确的收入“门槛”界限。按照1989年世行有关补充界定，这个“门槛”的收入界限，便是以1987年美元购买力计算的人均GNI6000美元。在此收入门槛以上，便被划入“高收入国家”或“发达国家”之列，在此收入门槛以下，则被划入“中低收入国家”或发展中国家之类。这个门槛，每年都随着美元购买力或价格指数的变化而调整。按照最新美元购买力计算，当合11116美元，这也就是世行最新（2007年7月1日）确定的高收入或“发达经济”的收入门槛。
虽然世行声称是按照自己的一套方法计算各国GNI的，但就多数国家而言，其计算结果则与各国官方数据大体一致。比如世行计算的2005年中国国民总收入2.3万亿美元，人均1740美元。这个数据，与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基本接近（按照国家统计局数据计算，2005年中国GDP约合22257亿美元，人均1700美元），由此将中国划入“下中等收入”国家。若按此推算，则2006年中国人均GDP刚刚超过2000美元，仍然属于下中等收入国家，也自然处在发展中国家之列。
然而，值得指出的是，世行在上述分类基础之上，还编制了一个庞大而详细的“发展指标”体系，涵盖“人口”“环境”“国家与市场”“全球联系”等四大类指标，并纳入上述国家分类计算体系之中。如若将世行最新公布的“世界发展指标”中关于人口与经济的最关键指标单独列出，比较中国与上述分类中的下中等收入以上国家的平均指标，则不难发现，目前中国关键的人口发展指标，大多接近乃至优于“上中等收入经济”的平均值。具体说，在五个人口发展关键指标中，中国的四个指标接近乃至超过上中等收入国家。其中人口增长率与上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数据持平，预期寿命接近高收入国家，婴儿死亡率接近上中等收入国家，5岁以下婴儿死亡率，也与上中等国家接近。唯有儿童免疫接种率较低（见表1）。
表1 世界发展关键指标：中国与三类国家的比较
资料来源：The World Bank,the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2007.
关键发展指标超越下中等收入国家而接近上中等收入国家的事实，意味着按照人均收入排列的分类，低估了中国目前的社会经济发展程度。事实上，世行计算的人均名义GNI，是按照人民币兑美元市场汇率计算的，这个计算本身就低估了中国的实际人均收入。因为目前人民币兑美元的市场汇率低于购买力平价（PPP）是个不争的事实。
二、工业化与城市化视点
中国尚未真正实现工业化，目前仍处在工业化快速推进时期，因此关于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判断，工业化进程无疑是个重要视点。然而论及工业化往往离不开城市化，因为工业化本身就与城市化不可分割地搅在一起，按照库兹涅茨的说法，“由生产结构转变引起的生活条件，亦即消费的变化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城市化，即发达国家涌往城市的人口比例不断增加。这个过程在现代经济增长中是如此普遍，以至于城市化早已成为公认的现代生活的一大特征”[1]235。城市化也是经济史家们衡量工业化进程的重要尺度之一。
工业化与城市化视点下的主要依据，显然非几个大的经济社会结构变化指标莫属，最重要的结构变化指标有三：
第一个是产业结构的演进。目前中国三次产业结构的统计分类，实际上属于农业、工业和服务业分类，而非严格意义上的三次产业分类②，这与库兹涅茨等学者早先考察的工业化先行国家产业结构的分类一致，[1] 因此更便于比较研究。
考察先行工业化大国工业化进程中这三个部门的产值结构变化，可以发现两个较为共同的特征：一个表现在工业化完成时期国民产值或国民收入的结构上。先行国家工业完成，产业结构无一例外地呈现出3＞2＞1的特征。其中英国最早，历史统计显示，1841年该国初步完成工业化时，农业、工业及服务业三个产业的国民收入结构为22∶34∶44，呈现明显的3＞2＞1结构特征，而到了工业化扩展时期，这个结构特征进一步加强。1901年，一二三次产业的结构为6∶40∶54。1805—1914年德国工业化完成，其三次产业结构已变为18∶39∶43。即使像美国这样的农业大国、日本这样的前工业社会小农经济盛行的后发型大国，工业化完成时期的产值结构，也呈现了3＞2＞1的结构特征。一般认为美国工业化完成于20世纪第二个10年，1920年代，美国三次产业（农、工、服）的国民收入结构为12∶40∶48。日本工业化完成于1960年代末，1971年其国民收入产业结构已变为7.4∶38.5∶54.1。
另一个特征表现在工业化进程中产业结构演进轨迹上，几乎所有先行工业化大国，工业化进程中的产业结构演进轨迹，均显现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二产化”，即第二产业在整个国民产值中的比重不断上升。第二个阶段可称为服务业化或“三产”化，这个阶段服务业代替工业成为扩张最快的产业。英国这两个阶段的分界线大约在1840年代初期，有关统计数据分析显示，1770年至1841年间，英国制造业为重头的工业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由24％上升到34％，同期农业比重直线下降，但服务业比重上升不大，在1801至1841年间还略有下降。但在进入1840年代末期以后，服务业加速增长，1841—1901年工业比重上升了5个百分点，但服务业比重上升了10个百分点。美国这个分界线大约在1870年代末与1880年代初之交。1879年美国工业产值比重曾上升到40％，那之后虽然工业继续快速扩张，但服务业扩张更快，以至于工业比重不再上升。日本这个转折大约发生于1960年代中期。
如若静态地比较，即以先行工业化国家工业化完成时期的产业结构为参照系，可以认为中国目前尚未完成工业化。因为直到最近，三次产业增加值之GDP结构，依然呈现出2＞3＞1的特征。2006年的一二三次产业数据是：12.4∶47.3∶40.3。但如若动态地来看，即比照先行工业化国家产业结构变化阶段，可以认为目前中国产业结构演进之阶段转换的“拐点”业已出现，2000年以来可以视为“拐点”年份。统计数据显示，“二产化”进程在2003年之后有所减缓，那以来“三产”增加值比重稳定上升，“二产”比重明显下降（参见图1）。如果考虑到2004年国民收入依据普查数据的较大幅度修正，则可以认为，这种变化发生的时间当要略早些。
图1 中国产业结构的演进（1990至2006年）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3年以来历年）。
第二个是劳动力资源的产业配置结构，或者就业结构的演进。先行工业化国家工业化完成时期，劳动就业无一例外地以“非农”产业为重头，“非农”产业就业一般占到总就业的2/3以上。经济史有关数据显示，英国工业化初步完成时的1841年，三个产业的劳动力就业分布为23∶39∶38，“非农”就业占总就业的77％，1901年进一步变为9∶54∶37，上升到91％。美国工业化完成前夕的1910年，三个产业的就业结构为32∶41∶27，“非农”就业占了68％，到20年代工业化最终完成时期，比重上升到80％以上。日本在工业化接近完成的1960年，三个产业的就业比重已达到33∶35∶32，非农就业已经占到66％。工业化最终完成时的1970年，上升到80％左右。比照先行国家，目前中国的就业结构，尚未具备工业化经济的就业结构特征。统计数据显示，2006年中国劳动力在三个产业的分布结构为44.8∶23.8∶31∶4，“非农”产业占就业的比重仅为55.2％，比之先行工业化大国最低2/3，平均70％以上的比重低很多。
表2 先行工业化国家城市化率比较
资料来源：1.库兹涅茨[1] 236；2.Lampard,Eric E." Urbanization" ,in Glenn Porter( ed.) ,Encyclopedia of American Economic History,Charls Scribner' s Sons,1028-1057,1980。
第三个是城市化进程。先行工业化国家，工业化完成时期的一大半人口居住与生活在城市，享受着现代都市所提供的便利与文明。值得注意的是，发达国家之间对于城市的界定并非划一，由此引出的城市化数据不同。即便如此，先行国家工业化完成时期的有关数据，仍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如若将先行工业化国家工业化完成时期的城市化率，按照各自国家对城市界定列出，也不难看到，工业化完成时期，所有大国城市化率均无一例外地超过50％。值得注意的是，相比较而言，英国对于城市的界定最为客观而宽泛，如果按照英国的界定，那么别的工业化国家的城市化率大多需上调，比其官方统计的可能要高些。
反观中国目前的城市化进程，可以肯定地说，截至最近时点，城市化进程尚未显现出工业化完成阶段的特征。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05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尚未突破50％，按照“常住人口”统计的“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仅仅接近43％。2006年也刚刚突破43％。客观地来分析，在中国这些城市“常住人口”中，相当一部分人属于没有户籍的“农民工”家庭，其享受的社会福利以及城市文明，要大打折扣。一般而言，越是大的都市，这类常住人口越多。
就工业化上述最重要的三个结构标准来衡量，可以认为，目前中国工业化的确已进入末期，但尚未最终完成。单就结构转换指标来说，距离工业化社会尚有明显差距。
三、经济增长阶段论视点
经济增长阶段论是美国经济史学家罗斯托教授在上个世纪60年代提出的，罗斯托基于其丰厚的经济史知识和深邃的历史洞察能力，通过对数十个国家经济史的实证研究提出：一国经济的长期增长带有阶段性特征。他将一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分为六个大的阶段，依次为（1）传统社会，（2）为“起飞”创造条件的阶段，（3）“起飞”阶段，（4）向技术成熟过渡，（5）高额大众消费时代，又及后来加上的（6），即“后工业社会”。在罗斯托那里，每一个阶段的典型标志是明确界定的，这也为许多经济学家所熟知，此处不拟一一罗列。出于判断中国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目的，这里值得关注的是罗斯托所划分的第四与第五两个阶段，即“向技术成熟过渡”（简称“成熟阶段”）和“大众高消费阶段”（简称“大众消费阶段”）。各种迹象表明，目前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与这两个阶段的联系更为密切。
先看“成熟阶段”。罗斯托对于这个阶段的定义是：这是“一个社会已经把（当时的）现代技术有效地应用于它的大部分资源的时期”。[2] 61成熟阶段的主要标志是：工业主要是制造业发展的多样化，新的主导部门逐步发展壮大并代替了“起飞”阶段的老部门。罗斯托对部分先行国家成熟阶段的时间判定如下：英国——1850年至1900年，美国——1900年，德国和法国——均为1910年，日本——1940年，俄国——1950年。其中英国“有效地应用了19世纪中叶的技术”，美国有效地利用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技术，其他后发型国家则有效地利用了20世纪上半叶的“现代”技术。
再看大众消费阶段。罗斯托认为，一国社会经济发展一旦达于成熟，即可能启动这个阶段。这个阶段的前兆是，社会关注与资源配置会发生由偏重生产而偏重消费的历史性转折，“社会的主要注意力就从供给转到需求，从生产问题转到消费问题和最广义的福利问题”。与此同时，“资源越来越倾向于被引导到耐用消费品的生产和大众化服务的普及”[2] 73。
罗斯托认为，美国是世界上第一个进入大众高消费时代的社会，起点以1913—1914年亨利·福特的流水装配线为标志，持续到战后50年代才达到“逻辑的终点”。美国大众消费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1）进步时期，（2）20世纪20年代，（3）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4）战后繁荣。断断续续经历了半个多世纪。整个阶段推进的重要内涵有二：一个是耐用消费品的普及化，以前仅为少数富人享用的耐用消费品，大量进入一般居民家庭。这个时代美国迅速普及的耐用消费品不少于四类：（1）独立式住宅，（2）汽车以及公路交通，（3）各种家用电器，（4）高档食品。所有这些耐用消费品中，“决定性的因素是便宜的大众化汽车”。另一个是社会结构的变化。主要的变化包括：新的中产阶级的形成，专业人员以及白领职业队伍的迅速增加，城市化加速以及城市人口居住的郊区化。罗斯托认为“这一转变直接导致了20世纪20年代的繁荣，改变了美国大陆生活的整个风格，一直到求爱的习惯”[2] 80。
日本经济学家竹内宏对日本经济史的研究揭示，[3] 80日本是在20世纪60年代迎来大众消费时代（或曰“消费革命”）的，到1970年前后进入高潮。这个时代初期迅速普及的耐用消费品，以黑白电视机、洗衣机和电冰箱为代表，日本消费者称之为“三种神器”。1965年这三种耐用品的普及率（每百户家庭拥有量）分别为88％、61％和38％。其中城市略高于农村。后期为所谓“3C产品”所取代，分别为彩电（Colour T.V.）、空调（Conditioner）和小轿车（Car）。1970年“3C”的普及率分别为，彩电26％、空调6％、小轿车22％。到70年代末，这些耐用消费品的普及率全部超过50％。[3]
客观地来说，在所有现代化先行大国中，美国与日本的经历对中国最具参照价值。其中前者的幅员以及民族的多样性与中国具有很大的可比性，后者作为后发型大国和儒家与佛教文化圈国家的双重背景，对中国发展具有较大借鉴意义。如若比照这两个先行大国的经历，便不难作出判断，目前中国社会经济深处，正在涌动强烈的大众消费浪潮，大众消费时代如若不是已经降临，至少正在降临，降临的主要标志，大致可列举如下：
第一个标志是高档耐用消费品的普及化。其中日本当年的所谓“3C产品”中，彩电和空调在城市及沿海发达地区已经普及或者接近普及，私家小轿车的普及浪潮正在涌动，进展极快。除此而外，其他20世纪乃至世纪转折时期刚刚问世的耐用消费品，也成了近些年普及最快的产品。统计数据显示，在高档耐用消费品中，普及最快的当首推电话，其中移动电话在截至2005年的5年时间内，城镇的普及率就由19.5部/百户猛增到137部/百户，增幅7倍以上。而在农村的普及率更快，由每百户不足5部猛增到50多部；其次是家用汽车，5年间由0.5辆/百户猛增到3.37辆/百户，增幅近7倍；再次是家用电脑，由不足10台/百户猛增到近42台/百户。此外还有10多种新老耐用消费品接近普及或进入普及阶段（参见表3）。
表3-A城镇 表3 主要耐用消费品普及率（每百户拥有量）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历年统计年鉴。
第二个标志是住宅建设与装修热潮的涌动。大约从20世纪最后几年开始，一股房地产开发热由沿海而内地掀起，迄今未见消退。统计数据显示，仅2000年到2006年7年时间，整个房地产业的投资超过7.7万亿元，占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比重平均为17.8％。即使在2001年以来国家宏观调控的打压下，其投资规模依然不降反升，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也稳定在17％以上（参见表4）。即便如此，全国商品房价格节节攀升，在沿海大城市上涨更快。房地产热虽然在很大程度上与城市住房制度的改革联系在一起，但其一浪高过一浪的发展气势，尤其是与其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家庭装修热，则无疑与人们收入的快速增长与追求舒适生活的需求偏好联系在一起。这一热潮与美国上世纪20年代颇为相似。
表4 房地产投资浪潮（2000至2006年）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有关年份统计年鉴或统计公报。
第三个标志是闲暇消费热潮的掀起。首先是工作日的减少与假日的增多，长假的盛行。由此推动了旅游、度假等闲暇消费的快速增长。统计数据显示，2000年至2006年，国内旅游人数就由7.44亿人次猛增到13.9亿人次，短短7年时间几乎翻了一番！与此同时，在少数高收入者和公职人员中，公私兼顾的出国考察、旅游热潮持续涌动，在沿海地区，自费出境旅游渐成时尚。权威数据显示，从2000年到2006年，仅大陆“国内居民”出入境人数，就由1047万增加到3452万人次，增长两倍以上。其中因私出境者由563万人次增加到2880万人次，增长4倍多。
与上述消费浪潮持续涌动联系在一起的是两个转变：一个是社会关注重心的变化。与先行工业化大国一样，新世纪以来中国大众关注正在从片面强调生产而转向更多地关注消费。先是淡化GDP等纯经济指标的呼声鹊起，接着是环境关注的迅速升温，最后是扩大社会保障体制、改善医疗、基础教育条件呼声的加温。社会关注的这种变化，与先行国家迈入大众消费时代门槛时的情景颇有些相似。我们知道，日本恰恰是在迈入大众消费时代门槛时骤然淡化国民产值等数量指标的。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1970年代初期，日本大众开始将多年推崇备至的GNP（国民生产总值）戏称为“国民总污染”（gross national pollution）。
另一个是经济增长动力的转折。随着消费热的持续，中国经济显然正在改变过分依赖投资驱动的态势，而向更多地倚重消费拉动变化。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衡量的消费增速，近3年以来持续攀升：2004年由上年增长9.1％攀升到13.3％，2005年与2006年分别为12.9％和13.7％，2007年则有望突破15％。与此同时，在经济增长三大动力中，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正在超越投资，2006年增长贡献率达到49％，大大高于投资（36％）和净出口（15％）。
所有这些变化，都似乎预示着中国社会经济正在迎来大众消费时代。说得确切一些，这个时代要么临近，要么刚刚开始。先行国家的以往经历表明，这个阶段可以持续30年到50年不等，在有些国家还会中断或者延宕。先行大国的经历也表明，大众消费时代的消费普及最初的发展并非均匀推进的，增长过程虽然提高人均收入，但不一定就能导致“一国地区之间人均收入的一致”[2] 69。由于中国人口众多，区域之间、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巨大，加之存在体制分割，大众消费要得以持续并进入高潮，尚需多年的发展。这一点是不言自明的。
四、中国社会经济发展阶段：三个视点的综合
在世界银行收入分类中，中国虽然被划入下中等收入国家之列，但关键的人口与经济指标，则明显接近乃至高于上一个类别的国家。如若考虑到人民币名义汇率被大大低估的事实，则可以认为，目前中国人均实际收入正在接近上中等国家，至少已超越下中等收入国家的中上线水平。就工业化视点来看，中国的工业化接近完成，但先行工业化大国曾经一再演示的社会经济结构上的转折，迄今尚未完成，因此还不能轻易宣布工业化完成。就经济增长阶段论视点来看，近年持续升温的大众消费浪潮以及其他变化，似乎意味着中国正在迎来大众高消费时代。
表面上看来，中国人均国民收入的较低水平与工业化尚未完成的经济结构，似乎与大众高消费时代不大相干，但如若考虑如下两个对比分析，就不难发现这二者之间合乎逻辑的联系。首先，按照现行价格计算的中国人均国民收入或人均GDP，如若换算成可比价格，则与一些先行工业化大国进入大众高消费时代的水平不相上下。安格斯·麦迪森的计算表明，2001年中国人均GDP大约合3583“国际美元”（按照1990年价格计算），如若加上最近6年以来10％以上的快速增长，则目前应超过5600“国际美元”。[4] 这个人均水平，远远高于美国1900年4019“国际美元”的水平，甚至高于其1910年的水平（约5000“国际美元”）。这就是说，若以美国这样的大国做参照，那么目前中国的人均财富积累规模，显然已经到了推动大众消费的时机了。
其次，罗斯托的实证研究也揭示，大众消费时代与成熟阶段的衔接并不十分紧凑，在有些国家来得要晚些，在有些国家则早些。前者的典型例子是英国，其经济成熟与大众消费时代之间间隔了近半个世纪，原因是殖民军事扩张代替了消费；后者如加拿大，经济尚未成熟既已进入大众消费阶段。原因多半在于其享有广阔的资源和免于军事负担。客观地来分析，目前中国恰处在一个千载难逢的和平时代，在经济经历了近30年快速增长之后，我们没有理由怀疑大众高消费时代的降临。
按照罗斯托的分析，一国在进入大众消费时代之后，增加广义福利的方向有三个：其一是追求在国外的势力和影响，为此将增加的资源用于军事和外交政策；其二是建设福利国家，即借助国家和政府来实现个人和社会目标，包括增加闲暇时间，这些目标是较为纯粹的自由市场制度无法实现的。其三是提高大众消费水平，大众消费将超出衣、食、住的基本需要范畴，有“不仅使人们有更好的衣食住，而且使大众能够消费20世纪成熟经济所能提供的耐用消费品和服务”。先行国家实现大众消费的手段有四：（1）增加社会保障，（2）强化收入再分配机制，（3）缩短工作日，（4）软化刺激生产或供给的政策目标，强化环境资源保护等目标。若以这些经典分析为线索考察目前中国的政府行为，则不难找到某些与先行国家类似的例子。
然而值得指出的是，作为转型经济，中国仍然处在制度转型过程中，制度改革迄今尚未完成，这潜伏着某些不确定因素。前苏联的经历表明，计划经济虽然可以奠定大众消费时代某些基础，但不可能进入这个时代。罗斯托的分析认为，早在20世纪50年代，苏联就已经为大众高消费时代打下了某些基础，但他同时也预见到，这个国家要真正进入大众消费时代，“则面临着困难的政治和社会调整问题”[2] 11。这一点，对于我们认识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以改革推进大众消费时代的持续，显然是不无裨益的。
注释：
①即农业、工业、服务业增加值比重。
②严格意义上的三次产业分类，将采掘业归入第一产业而非工业，将建筑业的相当部分归入第三产业而非第二产业。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第二产业”，实际上等同于广义的“工业”。
③仅有城市人口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