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中历史课程“点—线”结合设计思路的构想——2011年版初中历史课程标准中国古代史课程内容选择建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古代史论文,初中历史论文,中国论文,课程标准论文,课程内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2011年版)》的课程设计思路改变了原课标的“学习主题”呈现方式,“依照历史发展的时序,在每个板块内容设计上,采用‘点—线’结合的呈现方式。‘点’是具体、生动的历史事实;‘线’是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通过‘点’与‘点’之间的联系来理解‘线’,使学生在掌握历史事实的基础上理解历史发展的过程。”“点—线”结合与“学习主题”的设计思路有很大不同。学习主题是把一些史实归纳到一个主题之下,通过这些史实认识这个主题,多少有些以论带史的味道;有些主题内涵宏大,要求初中学生理解也太难了。如原课标中国古代史,将元谋人、北京人等远古进化中的猿人列在“中华文明的起源”学习主题之下,很不合理。还有其他很多例证。“点—线”结合的设计思路与此相反,不要求认识有多高、有多深,注重的是了解史事,在了解史事的基础上知道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就可以了。简言之,“线”是粗的,“点”是细的。这样的设计思路是基于儿童的认知心理。13、14岁的儿童对历史基本一无所知,比如“四人帮”,现在的初中学生很少能说出是哪4个人,他们甚至连自己家庭的过去也知之甚少。那么,初中学习的重点应该在于了解历史,而了解基于兴趣。为兴趣而学习,学习才能成为主动行为。因此,初中教学的核心目标应该是激发和培养学习历史的兴趣。没有学习兴趣其他什么教育目的都达不到,都是空话。初中学生对历史产生兴趣、产生求知欲,不在于那些理论、主题和概念,吸引他们的是故事、细节、情景和现象。“点—线”结合突出的是“点”,“点”可以理解为每节课,每节课都生动而具体,学生才能喜欢上历史课。“点”与“点”之间的联系构成“线”。但“线”必须是简单的,“点”才能生动起来。要求认识的基本线索不能太复杂,理论含量不能太高。初中学生没有任何基础,也不善于进行符合逻辑的抽象思维。要求初中学生的历史认识达到成年人的水平,那是拔苗助长。比如古代中国的社会性质,这是一个理论问题,还存在争议,为什么非要让初中学生接受?2011年版初中课标的中国古代史,就没有提社会性质概念。诸如商鞅变法也没有用“社会变革”一词,只要求“认识改革使秦国逐渐强大起来。”①历史认识简单一些,这样就给教学留下展现故事、细节、情境的空间。假如每节历史课都具体而生动,让学生感觉历史很好玩儿,很有意思,他们才能真正学进去,才能保持对历史的兴趣。所谓培养终身学习,基本点也是兴趣。
在课程标准中,“点—线”结合的设计思路不可能规定到具体的故事和细节。课程标准提出“点—线”结合的构想只是一个起点、一个要求,将这样的设计思路转变为可能,教材是一个环节,教师是主角、是决定因素。教材因定价和字数的限制,因编写者的水平,也不可能使每节课的叙述都很精彩。教材只是为教学提供一个文本,是一种重要的教学资源。教材不等同于课程内容。教师依据课程标准,研究教材,选择课程内容,这就是通常所说的课程开发,也就是教学创新的过程。一说到课程开发,很多解释都指向课堂以外的历史资源,如当地的历史名人、人文景观、博物馆,等等。其实对基本课程内容的开发是教师最常态的工作,初中教学讲故事、讲细节就是其中之一。“点—线”结合的设计思路意在引导和鼓励教师对课程内容进行开发和创新。
讲故事和细节应该是历史教师的长项,但现在很多教师不会也不知道如何利用故事说明制度,利用细节展现和想象历史情境。周幽王烽火戏诸侯的故事,教师们耳熟能详,但大都用于说明周幽王的荒唐和荒淫,故事也止于戏弄诸侯,后来的发展往往被忽略了。周幽王宠爱褒姒,因此而废掉原配的申后及其太子宜臼,立褒姒为王后,立褒姒的儿子伯服为太子。这就破坏了宗法制立嫡不立庶的规矩,嫡长子继承制是宗法制的核心。改变嫡长子的地位引起王室内讧,诸侯反叛也有了正当理由。这说明宗法制已成为当时的政治观念。申后之父申侯联络犬戎等举兵,杀了幽王,掠走褒姒,洗劫了京师丰、镐,西周灭亡了。课标要求“知道夏、商、周三代的更替,了解西周的分封制及其作用。”②这节课首先要给学生建立时间和空间的想象依据。夏朝大约存在了470余年,商朝存在了600余年,西周存在了275年,三代合计约存在了1300余年。③这个细节说明,中国除去传说时代有4000多年的历史,上三代占去三分之一。这是一个缓慢发展的时期。夏朝的历史我们还不清楚。商朝的活动中心在黄河中下游地区,但它的疆域有多大?文献没有具体记载。出土的青铜器印证了文字记载中的商朝,也使我们知道了商后期的发达。西周存在275年。周初分封时,诸侯国只是一些不相连接的垦殖区,国与国之间有大片空地。诸侯所在的都城很小,甚至不如现在一所高级中学占地面积大。那时地广人稀,生产力低下,齐国封地(现山东淄博地区)还是不毛之地。诸侯国的发展至少用了100多年时间。周王室直接控制地区可能有一千里见方(合250平方公里),人口相对多一些,有足够的实力控制全国。分封制是西周国家最重要的制度,以宗法血缘关系解决权力、财产的继承问题,嫡长子继承制是制度的核心。然后再讲故事,这样一节课是不是更适合13岁的儿童?
甲骨文造字的故事很多。课标要求“知道甲骨文是已知最早的汉字”,这是一个最低限度。甲骨文造字以象形为主,成熟以后的汉字就不是这样了。典型如“日”,甲骨文写成圆形、中间加个点儿,圆形像太阳,没有方形的太阳。在左民安写的《细说汉字——1000个汉字的起源与演变》中,可以找到很多造字的故事,制成课件,既好看又好玩儿,学生印象也会深刻。
结合《三国演义》讲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将故事与史实结合起来,既了解了历史,又知道了名著。《三国演义》中的很多故事源于《三国志》的记载,比如许攸投曹,《三国志》记载很简单,《三国演义》情节生动,刻画出曹操的性格。《三国志》所记赤壁之战的主角是周瑜,《三国演义》让诸葛亮操纵战局。讲一两个故事,这节课多有意思啊。
唐太宗纳谏是老生常谈的故事,但用以说明制度更有价值。贞观初年,唐太宗下达敕令,征兵年龄扩大到18岁,敕令到魏征哪儿卡住了,往返三四次,魏征就是不同意。右仆射封德彝报告说:“16、17岁还有很多体格健壮的,可以征入军中。”唐太宗又补了一道敕令:“未满18岁的体壮者,征兵入伍。”魏征还是不肯署敕。太宗很生气,召魏征等当面责问:“如果18岁体格弱小,自然不是征兵对象;如果不满18岁,但体格强壮,有何不可取?关你什么事?你怎么这么固执呢?”魏征严肃地说:“竭泽而渔,以后就没有鱼了。焚林打猎,以后就没有野兽了。若征兵下延至16岁,租赋徭役如何保证?……”魏征当时的官职仅是门下省给事中,正五品级,他上面还有门下省“一把手”侍中和副手黄门侍郎,魏征也就是个“司级干部”,怎么有权阻止敕令的下达呢?因为三省制规定,皇帝不能越过三省直接发号施令、指挥政事。这是政治制度完善、官僚政治发展成熟的结果④。魏征的职责就是“驳正违失”,他有权阻止他认为不好的决策。这个故事当然可以说明唐太宗的个人品格,《贞观政要》就是以纳谏记录在案。课标要求“初步认识唐朝兴盛的原因”,兴盛原因不能完全归结为君主圣明。强调制度因素也是为高中再学习打基础。
“通过经济繁荣、开放的社会风气和唐诗的盛行,了解盛唐的社会气象。”课标将唐诗作为社会繁荣的表现,与语文课有所不同。语文课从文学角度学习唐诗,了解作品就要知道作者的创作背景、作者的地位和影响。过去历史课也是这样讲,都是一样的说法。历史老师还讲不过语文老师,因为人家要讲作品。换个角度就不一样了,盛世不仅是经济发展,文学艺术也一定出现活跃局面,流传下来的1万多首唐诗就是明证。作诗是那个时代的风气。有人说李白没出名时,也有溜须拍马的时候,“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就是他自荐时的恭维话,却用诗句表达出来,让人听着舒服。有本书叫《唐诗宋词中的风雅与时尚》,从诗中研究当时喝酒、饮茶、下棋、男子头上插花等社会时尚生活,为历史教学提供了现成的资料。从多方面展现盛唐的社会气象,历史情境才能鲜活起来。将宋词、元曲放在宋元都市生活中了解,也是同样道理。
讲科技文化一定要注意细节,细节体现了真实性。造纸术的发明必须描述当时造出来的纸张大小,由小到大、由厚到薄是必然的过程。不知道细节就应采取有保留的说法。比如说华佗擅长外科,刮骨疗毒那种外伤治疗是简单的手术,中医对外伤和骨折都有自己的办法,但外科手术不是中医的长项。中医没有解剖学、血液循环学、人体组织学,在明代以前中医一直认为心主思考,对脑组织的认识几乎一无所知。要说华佗能给曹操做开颅手术,那就有点悬。麻沸散只能解决麻醉问题,开颅后怎么办?手术方案很难想象。中医的确很神奇,尽管目前还不能证实阴阳五行治疗理论的科学性,但中医的疗效举世公认。中医药学已经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日常生活中的“着凉”“上火”“气虚”等,都是中医的概念。西医认为感冒就是细菌感染,中医把感冒分为多少种。针灸、按摩、拔罐都是中医的特殊疗法。讲这些贴近学生的生活经验的细节,才能使他们体会中医对我们自己的影响。
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成就要肯定,但也不能“护短儿”。指南针是中国发明的,但把“司南”当做最早指南针,这个说法就很可疑。《韩非子·有度篇》说:“故先王立司南以端朝夕”,并没有说司南与“磁石”有关;“先王立司南”也未必就是制造一种叫“司南”的物件,也可以理解为“先王确定了一个正南的标志”。王充《论衡·是应篇》所说:“司南之杓,投之于地,其柢指南”,并没有说司南是用磁石做的。当年郭沫若和钱临昭曾按这个记载磨制出一个斗勺,但在摩擦阻力很小的地方转动,也不能指南。司南可能就是中央政府树立的一个确定正南的标志。《管子》《淮南子》和《论衡》中记的“慈石”没有说磁石指南的特性。⑤宋朝曾公亮所著《武经总要》的“指南鱼”和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记述的指南针是可信的。尽管沈括也发现了磁偏角现象,古代中国最终也没有产生磁学。因为如何证明指南针在地球任何一个地方都能指南,需要把天然磁现象、磁偏角和地球磁场联系起来考察。
数学也是如此。祖冲之用“割圆术”计算圆周率值,“必须求出圆内接正12288边形的边长和24576边形的面积,这样得到的圆周率值才能准确到小数点后7位。在用算筹做计算工具的古代,要完成这些计算,需要对9位数作130余次的加减乘除和开方运算,还要选择适当的有效数字,保证误差不能超过预定的范围,其工作量之大、难度之高,是难以想象的。”⑥一千年之后,阿拉伯数学家才打破祖冲之的记录。这是很了不起的成就。但是,割圆术是一种直觉,没有圆的轨迹方程为基础,做整圆分析还可以,但不适于用来做精细而普遍的多半圆、月牙圆、任意曲线的半圆等涉圆图形。⑦没有抽象的数学思维方式,是中国古代数学不能发展到高等数学的原因。中学数学课程都是按照西方数学体系建立的,没有中国古代数学的印记。肯定伟大的同时指出缺陷才有利于进步。以掩饰缺点培养民族自豪感是一种愚蠢的教育。现在有的高中教科书已经提出了“李约瑟难题”,探究中国古代科技没有向近代科学发展的原因,是了解中国与世界的基本问题。
关于农业技术,2011年课标在课程内容“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目下规定“了解北方农业技术的成熟和农历”。古代中国的农业技术历来就有旱田和水田之分,配套工具不一样,生产技术差别也很大。黄河流域的旱田种植技术在两汉时期基本成熟,主要种植作物是粟和小麦。水田种植技术在唐宋时期成熟,水稻是主要品种。垄作法是旱田技术,不适用于水田。育秧移秧是种水稻的关键技术,与种粟和小麦无关。工具系统也不一样,耧车就不能用于水田。因此,强调“了解北方农业技术的成熟”是扭转过去混为一谈的偏差。唐之前北方虽然也种植水稻,但技术不成熟。农业史研究专家认为,《齐民要术》所写的水稻移秧是为了除草,不是育秧栽培。另外,将农历与北方农业技术放在一起是有机合成。农历中很多农时的依据是北方气候和旱田种植。
时代性原则要求课程内容反映学科发展的趋势。以前说北宋是君主专制进一步强化,现在宋史研究强调文官政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是赵匡胤留下的祖训。宋代文官的地位是之前和之后朝代都不能相比的。宋朝的很多故事也都要放在文官政治的背景下才能理解。比如包公(他的很多故事不见史书记载,但符合包拯的性格和品质,符合社会大环境)敢于触动权贵甚至皇亲国戚,有个保护他的底线,就是“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共治天下”鼓励了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2011年课标要求“了解宋朝重文轻武的特点”,反映了学术界的认识和课程内容的时代性要求。
元朝“通过宣政院管辖西藏,知道西藏在元代正式纳入中国版图。”课程内容如何体现课标的这项要求?笔者建议从喇嘛教说起。喇嘛教是藏传佛教,蒙古族也信奉。忽必烈尊八思巴为国师,命他主持总制院,后改为宣政院。宣政院管理全国佛教事务和吐蕃地方政教事务。喇嘛教是蒙藏两民族关系的纽带。在讲清朝治理边疆时,再强调满蒙文字相通,满蒙有姻亲关系的传统。这样是首先认识网络状态的民族关系,然后才是不可分割的领土问题。
清朝的理藩院管理汉满以外的各民族事务,但驻藏大臣直属中央政府,直接听从皇帝的指挥,与理藩院没有隶属关系。驻藏大臣、帮办大臣分驻拉萨和日喀则,任期均为3年,主管所有高级僧俗官员的任免,稽查财政收支、田产户籍。驻藏的3千八旗兵也归驻藏大臣调遣,巡视边境防务、办理涉外事务也是驻藏大臣的职责。驻藏大臣代表中央监督达赖、班禅及其他大活佛转世的抽签。主持达赖、班禅的坐床典礼。驻军、户籍、税收是国际社会对领土认知的基本点,清代中央政府对台湾、新疆的管理也要从这些角度阐述。仅用宗教控制不能说明实质关系,要以现代意识认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
2011年版课程标准中国古代史内容的规定还没有完全跳出传统的窠臼,“点—线”结合的设计思路与课程内容的表述也不完全配套,这是正常的。历史课程内容的改革很难一步达到比较理想的、符合课程论的程度。只要每一次修订都有进步就有希望。“点—线”结合的设计思路是基于学生的认知水平,这就是很大的进步。我们太习惯于功利主义教育了,已经忘记了为兴趣而学习、为兴趣而研究,这个常识的存在和动力。那些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学习,为中华崛起而学习的宏大目标,实际上并不起作用。家长告诉孩子为什么读书的道理,往往专注于实用。学历史没有用,因此不被重视。其实教育要培养的创新能力首先是一种精神追求,求真求实自然就带来创新精神,理性思维、批判性思考都是创新思维的内涵。真正实施素质教育,人文学科的价值才能得到张扬。
讲故事、讲细节还意味着不需要死记硬背。在轻松学习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认知历史,让学生每次上历史课都兴奋、都有期盼,那该多好啊。这应该是每一位历史教师的追求。
①②《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2011年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9-12、12页。后引课程标准“课程内容”中国古代史部分都在12-15页,不再注。
③袁行霈等主编:《中华文明史》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28页。
④吴宗国主编:《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48页。
⑤⑦刘景华、张功耀著:《欧洲文艺复兴史·科学技术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99-200、111页。
⑥江晓原主编:《科学史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9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