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复原力研究及其对灾后心理重建的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其对论文,青少年论文,启示论文,灾后论文,心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4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8505（2011）02－0123－06
汶川大地震不仅造成了巨大的生命和财产损失，也给灾区幸存者留下深刻而持久的心理创伤，特别是对处于成熟前可塑期的青少年而言，创伤更容易形成终生的心理阴影。通过CBCL量表对灾区400名10～13岁儿童的调查发现：汶川地震灾区儿童行为问题的检出率高达38.2％[1]。另外的研究也发现44.3％的学生存在精神失调问题，28.6％的学生达到中等和重度抑郁水平[2]。虽然我们发现部分青少年最终可能形成为“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简称PTSD），但还有许多青少年会随着时间推移无需治疗而逐渐恢复，甚至因为与灾难对抗的勇气和智慧而更加快速成长，形成“废墟里盛开的奇葩”。本文希望通过对复原力研究的简单综述，分析复原力在灾后青少年心理重建中的意义和影响因素，及其对我们的启示。
一、复原力的相关研究
随着后现代思维的发展，医学和心理治疗模式逐渐突破了对个体进行病理分析的传统，而更强调发现个体正向的、积极的能力和特质因素，发掘个体与环境互动的能量。1970年代中期，心理学家Anthony在对24名父母患有精神疾病的孩子进行追踪研究的过程中，发现三分之二的孩子都得以健康成长。因此，他把这些儿童称之为“适应良好的儿童”（invulnerable child）[3]。随后又有许多研究开始探讨为什么有的儿童和青少年暴露在高危（at risk）环境中却能有良好的适应，并将影响个体心理健康的压力情景称为危机状态（risk status），称其影响因素为危机因子（risk factors）。研究的主题逐渐聚焦于应对危机因子的个体差异性特质和条件，包括抗压能力（stress resistant）、保护因子（protective factor）以及保护机制（protective mechanism）等。后来，研究者们用复原力来表示个体面临压力事件是恢复的过程和能力，并将之看作是一个动态的、交互的过程[4]。
复原力的含义经历过以良好适应（invulnerability）、应对（coping）和抗压力（stress resistance）表示的早期研究阶段[5]，后来则以“特质论”和“过程论”来进行归纳。其中，特质论强调个体心理特征在对抗危机状态中的意义，将复原力视为相对静止稳定的调适能力和健康心态；而过程论则更强调个体在与环境互动过程中的关系，认为复原力是一种动力过程[6]。虽然Masten等提出复原力是调节压力、高危情境与消极结果之间关系的保护因子或保护过程，但目前还是倾向于用自我复原力（ego-resiliency）一词表示个体所拥有的个体特质，包括自我、人格和认知因素；用复原力（resiliency）表示个体所拥有的个人资源，包括自我复原力以及社会资源；而复原（resilience）则用于描述成功克服灾难的过程。如今，学界将复原力的本质认定为是一种保护因子，即是那些与危险因素相互作用以降低消极结果可能性的要素，这些要素就包括了个人特质、家庭资源以及社会支持系统[7]。Barbara则通过“概念结构太极图”强调复原力的个体生理和心理因素、家庭内外部因素等和谐流动的结构，及其不同要素之间的互动和相对平衡关系[8]。Polk总结确认了16个复原力相关的要素，将之分为四类：（1）性格类型，包括身体和心理特征，如智力、自尊、自信和自我效能；（2）关系类型，包括获得社会支持的社交技巧、自觉服从社会规范等；（3）哲学类型，包括有意义的人生体验和目标感等；（4）环境类型，包括应对策略、认知策略、问题解决策略和目标管理策略等[9]。
对于不同的复原力因子如何共同发生作用，Gamezy等提出复原力的三种机制模型[10]：免疫模型（Immunity Model）将复原力视为一种类似注射的预防疫苗，个体通过这种过去正向的学习经验来对高危状态产生抗体；挑战模型（Challenge Model）强调个体在高危状态中所产生的挑战意识提高了其应对困难的能力；补偿模型（Compensation Model）认为危机状态在带给个体一定危险的同时，也孕育另外发展的机会，保证个体对困难的成功应对。J.Patterson于1988年提出家庭调整和适应反应模型（FAAR Model）来描述家庭复原力的作用机制，认为家庭复原是基于家庭信念，在家庭面临的压力和家庭能力之间不断平衡以保持家庭功能的良好发挥，并对家庭信念和家庭能力进行了具体操作化[11]。台湾学者萧文对“九二一”地震中受创家庭在灾后二年的复原力变化的研究也对此进行了验证。James P.C.在研究高危情境下非裔美国青少年学业表现的个体差异时提出综合模型，强调人际环境、自我信念系统、行为模式和结果呈现之间的互动和循环关系，认为环境虽然影响了个体，但是必须通过个体的自我信念系统发生作用；相反地，个体也会通过自我信念系统来反作用于环境，由此形成一个个体与环境互动的过程[12]。
综上所述，当青少年面临各种危机事件的时候，除了会遭受身心创伤外，同时也会激发内外的复原力因素，以成功地应对环境的变迁。可见，复原力是一种动态的学习循环，让个体所遭遇的问题和灾难不仅仅是一种考验，更是一种学习和成长的机会。
二、复原力在灾后青少年心理重建中的角色与功能
有研究表明，那些遭遇非常贫穷、酗酒、药物滥用、虐待、问题家庭的青少年，由于自身的复原力作用，大约有50％至70％在成年后不仅在社会上获得成就，并且表现得较为自信、较为有能力与爱心[13]。另外张姝玥等的研究也发现复原力中的积极认知和信任两个维度对降低学生创伤后应激反应有比较大的作用，其中的社会支持维度能够缓冲亲人遇难带来的负向影响[14]。萧文的研究也指出，就“九二一”地震的个案而言，所谓心理重建不只是提供必要的心理咨询，更需要在现有的个体心理空间中协助建构健康的复原力，才能使个体再度出现自尊与自我效能[15]。可见，复原力在地震灾后青少年心理重建中发挥着重要意义。
首先，复原力能够直接降低灾后青少年的PTSD。Tugade和Fredrickson通过实验证明高复原力青少年能够在应激情境中发现积极的意义，并且善于运用积极情感使自己从消极经历中恢复[16]。张姝玥等的研究也发现积极认知能够降低闯入和警觉的症状，说明如果个体能够看到地震的正面意义，在困境中仍然怀着对未来的美好期待，认为困境终会过去，那么在脑海中就不会经常闪现那些可怕的场景，做噩梦的频率也会降低，同时个体能够较容易入睡和集中注意力，也不会过度戒备和警觉。其他相关的研究也证明，高复原力的个体知觉能感到更少的压力和痛苦，并表现出更高的心理健康水平[14]。其次，复原力能够积极提升灾后青少年的自尊。高复原力的青少年面对灾难的过程中，容易激发自我觉知和自我掌控力，相信自己有能力面对环境而不被压制，并能孕育出积极抵抗压力的能力，形成一种高自尊的状态。而高自尊以及高自我掌控的人能够以积极的眼光面对问题，清楚地认知自己的优势与限制，并发展出乐观的性格、与他人建立良好关系的能力以及积极的应对问题的方式，从而避免了以逃避的方式来加剧忧虑、焦虑和较低自我满意度[17]。再次，复原力能够有效发展灾后青少年的应对技巧和能力。具有复原力的青少年在面对外来压力事件时，会倾向忍受、或最小化外在客观事件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在低焦虑的情境中发展出觉察与表现的能力，开展正向意义和价值的追寻。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能够以有希望、正向的思考模式去看待事情，采取寻找信息或忠告、积极行动以及接受社会支持等有效的问题解决策略去面对危机事件。这可以有效避免青少年在遭遇重大灾难后一味期待奇迹出现的宿命论、逃避心理以及内在压抑等现象的发生，而促使他们能够借助美好的希望重新开始，继续向前。最后，复原力能够促进灾后青少年社交互动并获得更多的社会支持。复原力所带来的自尊及对自我的掌控力，能够促进灾后青少年更多地投入社会交往，满足其在同辈中的归属感需求，降低暴露在焦虑、忧虑方面的几率。社会交往范围的扩大和频繁，可以让灾后青少年获得更多的来自家人、朋友、救助机构以及社会福利体系的物质支持与精神陪伴，并让他们在社会互动中更多体味到自身的重要性与使命感，从而促进更大范围内社会支持网络的建设。
可见，拥有复原力的青少年，哪怕在面对诸如地震的灾难性压力情境时，也会偏向采取适当的应对策略，调整自己的认知、情绪、行为，达成自我的成功调适。在灾难事件中越挫越勇，并通过不断地尝试与突破，发展出新的生命动力。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也培养出更高的觉察力，更加肯定自己，赋予灾难事件以积极正向的意义，从中孕育出生存的使命和智慧[18]。
三、地震灾后青少年复原力的影响因素分析
虽然高复原力对于地震灾后青少年的心理重建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复原力的发展是人与环境交互影响的过程，其结果是在危险因子、压力事件与保护因子之间平衡互动的结果[13]。关于青少年复原力保护因子的研究非常丰富，但大体上将之归类为个体的内外两个层面，内在保护因子主要是个人在环境中的特质与态度，以及应对问题的能力和模式；而外在保护因子则是个人的外在三种社会支持：家庭支持系统、正式支持系统以及非正式支持系统。结合震后灾区青少年的具体情况，我们将之分为个人、家庭、学校以及社会四个层面进行论述。
1.个人层面的复原力保护因子。经历过汶川大地震后，许多青少年直接面对灾难和死亡，身心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创伤。但仍有不少青少年正因为经历过这样的大灾难，变得更加成熟和有爱心，更能体会到生命的重要意义。其间所体现出的复原力保护因子包含了个体的人格特质、应对能力和对未来的希望等。首先，灾后青少年在人格特质上，对周遭的人事物都表现出较高的敏感性和洞察力，更愿意去关心个体身心健康和外在公共事物的发展，并从中培养出积极主动的性格。面对大地震后亲人的伤亡，他们不是一味地悲伤、逃避和退缩，而是更为积极地投入到对其他亲友和同伴的搜救之中；即使在房屋倒塌、亲人丧失、同学不在的情况下，他们也更加珍惜生命的宝贵，更为善感、同理和积极主动地关怀他人，主动承担起本该不属于他们的生产和生活重建的重任，表现出极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其次，由于地震损害需要及时快速高效地实施现场救援和灾后重建，青少年作为灾区的重要力量，一方面以他们成熟的处事方式和方法，积极配合当地政府、企事业单位以及人民解放军、医护人员、志愿者队伍开展救援工作；另一方面，他们作为当地社会的中坚力量，积极参与灾后生活、生计以及房屋重建计划，在心理重建中也成为各类专业人员的支持力量。在这过程中，灾区青少年培养了观察和学习的能力，提升了应对突发事件的策略和技巧，并在参与灾后重建和以工代赈的行动中，走出了哀伤的阴影，勇敢地开始了家园重建。最后，参与灾后重建的行动及其所带来的生活改变，不仅促使青少年克服了丧亲的哀伤和对现实的抱怨，反而增强了他们对灾区美好未来的向往和人生发展的规划，增强了他们发展的动机和强韧的毅力，强化了他们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这些都是促成灾后青少年走出心理困境，参与灾后重建的重要保护因子。
2.家庭层面的复原力保护因子。萧文通过对台湾“九二一”地震后受创家庭复原力的研究，发现家庭复原力的保护因子包括：正向积极的思考与行动、稳定的家庭经济、增强家人间的情感连结、改善沟通、稳定家庭秩序、分工合作地担负新的角色和责任，以及重建家庭信念等。在汶川地震灾区，羌藏以及西部地区特有的家庭文化也为灾后青少年提供了丰富的保护因子。首先，灾区青少年的成长历程成为他们复原力的首要保护因子。一方面，汶川地区生存条件较为艰苦，许多青少年从小就开始承担生产活动以维持家庭生计，特别是那些父母外出打工的青少年更早早地承担了成人的责任，培养了顽强坚毅的生存能力；另一方面，羌藏民族的青少年往往在较为和睦的家族中得以成长，其和睦的家族情感和亲子关系让他们能够更多地获得情感支持，形成积极进取的品格，有效应对震灾所带来的打击和创伤。其次，家族式的教养方式和氛围，可以让灾后青少年更容易以彼此关怀和团结合作的方式应对灾难，增强情感归属和家族支持，也有利于青少年排解心里的忧伤和失落，找寻到心里的慰藉。最后，地震灾后，许多青少年被家族以及亲人期许成为家庭的主力，承担家庭维系和重建的职责。这种对于家庭维系的责任和价值，使得他们相信自己能为他人付出，在承担的过程中体会到生命存在的意义，进而提升他们的自我效能和成人意识，使他们能够突破既有的限制，发挥自身的潜能，克服心理创伤的影响[18]。因此，成长背景与家庭教养方式、家庭氛围和家族情感、家庭责任以及使命也成为灾后青少年复原力的重要保护因子。
3.学校层面的复原力保护因子。Rutter认为在学校环境中提供成功或快乐的积极经验，良好的师生关系以及同学关系，都能成为积极的保护因子，其中老师提供动机性支持和信息性支持的角色尤为关键[19]。而地震灾后学校层面的复原力保护因子，一方面表现为大量灾后学校的重建及其后续的照顾服务。地震灾后，虽然许多校舍倒塌，但灾后大量的学校被快速重建起来；虽然许多老师已经见不到了，但更多的老师用自己的身躯保护了学生；虽然许多同伴都不在了，但剩下的同伴更加彼此珍惜；虽然异地就学的学校很陌生，但同学都非常热情和友爱。关怀和支持的学校环境、高度期待和积极投入的校园文化，都让灾后青少年学生体会到社会的关怀和温暖，他们被支持、被关爱、被期望在废墟中站立起来。这成为灾后青少年学生克服悲伤情绪的重要支持和动力。另一方面表现为良好的师生互动、积极的同伴支持和持续的心理救助。地震后，许多灾区的教师和学生接受到了心理辅导和咨询，同时许多教师也接受了更先进的教学思想和方法的训练，并且越来越多外来的教师资源都加入灾区的教育事业中。这些都有效地促进了灾后教学过程中师生关系的和谐，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的更新，让青少年学生得到更多来自学校和教师的身心关照和情绪支持，帮助他们克服消极情绪的困扰。
4.社会和文化层面的复原力保护因子。社会层面的支持虽然不直接作用于灾后青少年的心理重建，但其最终的受益对象都指向青少年，并且为青少年复原力提供最为广泛的支持。社会和文化层面的复原力保护因子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政府快速的救援措施和持续不断的灾后重建，加之社会各界源源不断的支持，让灾后青少年更能够体会祖国大家庭的温暖，体会“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大爱。也让他们在这种社会关爱中看到未来的希望，坚定了克服困难的信心。二是大众传播媒体不断宣传党和国家、人民解放军、医护人员以及社会各界人士积极参与灾后救援与重建工作的英雄事迹，宣传“众志成城，抗震救灾”的精神，极大地鼓舞了灾区青少年的斗志，让他们从心理上不会感到孤单。三是广大心理工作者、医护人员、社会工作者以及志愿者深入灾区开展生活救助、生计重建、心理辅导以及教育支持等活动，让灾区青少年及时获得物质、心理和情绪上的支持，从而提高了抵抗困境的能力。同时，灾区青少年可以和许多志愿服务人员沟通和合作，获得鼓励和关心，并学习更多社交技巧和专业技能，通过榜样学习的过程形成积极的行为表现和处事风格，增强危机状态下的复原力。四是来自民族文化和宗教信仰的心理支持。汶川地区的各族人民在漫长的抗震历史中形成和造就的坚韧不拔的民族性格、积累的丰富抗震经验和智慧[20]、在宗教信仰中对生命的体悟以及对人与自然和谐的追求，都潜移默化地传承到灾后青少年的思想意识中，成为他们复原力的重要保护因子，促使他们能够更乐观地面对灾难，更积极地参与重建。
四、复原力视角下灾后青少年心理重建的反思
地震灾后青少年心理重建工作正在不断深入实施中，相对于强调问题界定和解决传统心理治疗而言，复原力视角强调个体内在潜能和优势的发挥，并注重外在环境与个体发展的互动。因此，复原力视角下的灾后青少年心理重建需要满足以下要求：
1.强调“优势为本”以及赋权的价值理念。相关研究发现震后灾区青少年或多或少地都遭受到身心的创伤，甚至有一部分人出现PTSD症状。但是我们也看到许多悲壮勇敢，甚至激动人心的感人故事发生在他们身上，他们在地震后学会了以更加成熟、理性和积极的方式去面对家园重建，这就是他们所展示的生命优势。诚如时勘教授在灾区青少年心理健康调研后所写下的“到最后都能听到他们坚强的理性思考，看到他们再次发射出有神的目光和迈出振作的步伐”，从中我们看到了灾后青少年所蕴藏的优势和潜能。一方面，优势为本突破了传统心理重建关注逆境和个人问题的窠臼，强调工作重心从回避问题和逆境转向挖掘潜能和勇敢面对挑战，在地震的创伤中唤醒青少年的责任感、使命感和旺盛的战斗力，在推动青少年调动内在潜能、挖掘外在资源的过程中改写他们负面的自我形象，重新树立挑战、奋斗和成功的形象，从而最终让他们体会到个体能力的增长。另一方面，相比传统心理治疗把灾后青少年当作心理健康产生问题的主体，与优势为本一脉相承的赋权理念强调要与灾区青少年一起开展工作，通过激励他们参与心理重建工作的所有进程，来避免由于被烙印化而遭受心理的二次伤害，反而让青少年明白自己才是灾后重生的主体和力量，从而更大程度地对外在社会环境的改造施加影响，从个体内在和社会环境两方面强化保护因子，真正实现青少年复原力的提升。
2.坚持人与环境互动的运作框架。复原力的保护因子需要进行系统性分析，既有来自内在的个性方面，也有来自外在的环境和社会支持方面。因此，在灾后青少年心理重建的过程中要坚持人与环境互动的分析框架，一方面强调个体内在对生命、灾难以及他人观念的更新，注重对灾区青少年自我意识、责任感以及意义感的引导，培养他们自我控制、社会交往等方面的技巧；另一方面也要注重从外在环境构建青少年的社会支持系统，提供温暖的亲子关系、求助网络、关心和问候，以及适当的社会激励和榜样示范。尤其要注重来自教师和学校的支持和信任关系的提供，营造青少年同辈之间的融洽氛围和安全的社区环境。更进一步地讲，灾后青少年的心理重建需要坚持生态系统的介入框架，从青少年所处的微观系统、中观系统、外在系统以及宏观系统等四个层面剖析灾后心理形成的起因、过程、需求、优劣势以及干预的重点和方向。在心理重建的过程中，需要从灾后青少年的身心发展、生活经历、家庭和社会关系网、社会服务、政府救助、宗教文化以及生态地理等方面入手，通过这些不同系统之间的合作与协调来激发和提升复原力，实现心理重建效果的可持续性。
3.灵活运用多学科的工作方法。复原力视角认为灾后青少年的心理问题涉及身心、文化、社会和政治等多元层面，因此心理重建的策略也需要突破医学治疗的范式，采取心理—社会—文化—政治等多学科的干预模式[21]，围绕心理潜能发挥和人格完善来优化家庭、学校、社区、政府以及社会的资源配置，达到青少年适应性、恢复性、抗压性和胜任能力的综合发展。其中，社会工作综合的、系统的介入方法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可以利用个案工作给予灾后青少年以适当的心理关怀和实质性的物质援助，这包括倾听和疏解消极情绪、信息咨询和提供、亲子关系和应对技巧训练、捐助钱物、医疗救助以及帮助恢复生产等形式。其中，提供给家庭适当的经济和情感支持，让父母更多地关心青少年并给予其成长的空间，能够有效地增强青少年的自信和独立感，促进复原力的发挥。其次，可以利用小组工作联合教育活动，开展青少年心理互助和团队建设。一方面小组辅导当中的“鼓励利他性”、“团体外的接触”以及“希望灌注”可以充分舒缓灾后青少年的不良情绪，并通过团体疗效因子中的小组凝聚力、人际学习、普遍感、利他主义以及发展社交技巧等因素来促进潜能的发挥，引导青少年建立积极的信念。另一方面，教师可以为青少年提供积极、安全的环境和师生关系，灌注关怀和希望，创造使青少年学生感到安全、快乐的成长氛围，促进心理复原力的发挥。再次，社区发展的方法为青少年心理重建提供了更为宏观的平台，引导青少年积极参与“邻里守望队”、“文化守护者”、“大哥哥计划”以及各类灾后恢复重建的志愿服务活动或者以工代赈活动，不但促进了社区环境的变迁，更促进了青少年的社区参与和责任意识，也是复原力发挥和心理重建的重要载体。最后，社会福利行政也成为灾后青少年心理重建的重要支撑。社会福利行政一方面促进更加有利于灾后青少年发展的政策制定，另一方面在实施政策的过程中更加切合青少年的特点和福利需求，让他们能够得到适当的来自心理、物质和劳务的支持。这必然带来一种“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众志成城，重建家园”以及“夺取灾后恢复重建最后胜利”的社会心理，给处于其中的青少年的心理重建带来积极的效果。
4.实施在地化和文化敏感性的心理重建策略。虽然青少年复原力提升的重要依据是增强保护因子，但这依赖于不同的社会文化脉络，在不同的社会文化和民族宗教背景中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地震灾后青少年心理重建必须注重在地化和文化敏感性的策略，尤其要发挥羌藏文化以及宗教文化在引领青少年成长中的积极作用。一方面要从民族文化和宗教信仰的差异出发，将青少年危险和保护因子的概念作为界定问题、制定干预计划和策略、实施方案以及其他相关资源连接的框架，同时在实证的基础上发展出适合当地的心理重建项目和策略；另一方面要敏感于青少年作为独特生命发展阶段的群体，在青少年的社会生活和个人经历中了解他们地震灾后共同的危险和保护机制，发展青少年心理重建的个人、家庭以及社区行动方案，规划不同层次的服务模式，建立评估服务成效的检测模式，最终促进青少年复原力的提升，达成心理重建的目标。
收稿日期：2010－12－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