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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0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80(2002)06-0022-04
波普尔(Karl R·popper)是进化认识论的奠基人之一。他的科学认识论和科学哲学都与进化论密切相关。在《研究的逻辑》一书中，他讨论了通过试错而使知识增长的理论；在《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中，他进一步使知识增长的理论深化、系统化；在《客观知识：一个进化论的研究》中，他把认识论与进化论相结合，并把进化论作为认识论的基础，强调进化认识论与科学方法的一致性，把进化认识论研究推向一个新阶段。
本文试图追溯他的思想发展历程，讨论他对进化认识论的贡献，分析他的思想的学术地位及其理论意义。
一 思想发展的历程
在人们的印象中，波普尔是作为一个物理学哲学家而著名的，因为在他的早期著作中几乎没有提到生物学；我们说波普尔是杰出的生物学哲学家，是进化认识论的奠基人之一，不少人都会感到惊讶。可以肯定地说，波普尔后期的工作主要是关于进化认识论的研究。在《客观知识：一个进化论的研究》(1977)中，进化认识论是他的首要论题，而在他的思想自传《无穷的探索》(1974)中，进化认识论也有重要的地位。1986年，他对“主动的达尔文主义”(active Darwinism)做出了新的重要解释[1]。此外，他对于生物学和进化理论的兴趣由来已久。据巴特莱(W.W·Bartley)回忆，1959年春天，他与波普尔一起在海德公园散步，当时波普尔兴致勃勃地谈到达尔文与拉马克之间的争论，他还告诉巴特莱，当他年青时就开始对这个论题感兴趣了。波普尔还说：“我始终对进化论极感兴趣，并且完全准备把进化作为事实来接受”。[2]
然而，波普尔在公开场合讨论生物学则是比较晚近的事了。确切地说，那是1960年11月15日，一个星期二的下午。那天，学术研讨会的成员像往常一样聚会在伦敦经济学院的一幢古老建筑物的四楼上，大家围坐在长桌边。波普尔这时出现了，他宣布他将改变通常的程序和安排，宣读他自己的一篇论文。这篇论文讨论的是“三个世界”和生物学。参加研讨会的成员都没想到他会抛出这一理论，随后的讨论十分热烈甚至沸腾；而通常最坚持己见的波普尔，也显得十分随和。大家都对刚才听到的新的思想感到意外。他们这些人对生物学没有多大兴趣。如果要求他们刻画自己思想发展的轮廓的话，他们都不会提到生物学。而波普尔本人在勾画自己早期思想时实质上也没有提到生物学及其哲学。
从那年起，波普尔不断发展他关于生物学的思想，不遗余力地推广他的思想，试图以此来整合他的整个哲学。尽管他早期关于物理学哲学的基本观点对他转向生物学影响不大，但他的表达方式已经转变，他的早期思想被重新解释，并在细节上加以修正。1960年以前，波普尔思想的发展是以一种逐步推进的方式进行的，例如他探讨了逻辑的基础和物理学中的反决定论，进而研究了概率论，所有这些研究进展都是对他早期的归纳和划界问题的深化；然而，在生物学哲学中他的工作不再是逐渐推进的，而是要一下子整合自己的全部哲学。[3]
用生物学来整合自己的思想表现在对于认识论的核心问题的表述上：“知识论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像理解动物知识的连续性那样理解连续性，同时也要从动物知识中理解其非连续性（如果有非连续性的话）”。[4]
这种说法如果说是波普尔早期的表述方式的话，那么在《科学发现的逻辑》(P15)中，他的表述就更明确了，他写道：“认识论的中心问题从来是而且现在仍然是知识增长的问题”。在同一本书中(P51)他又写道：“哲学的主要问题是对诉诸经验权威的批判性分析”。而在《猜想与反驳》中，他把对划界问题的解决描述成“科学哲学最基本问题的关键”。(P42)
在早期著作中，尽管波普尔不时提到动物的认知，但是他并没有把动物认识摆在认识论问题的中心位置。而现在它处在最前沿的位置上，在波普尔看来，认识论主要是研究人类知识和动物认知的连续性和非连续性；这样一来，认识论就变成比较认知机制的科学了。在《科学发现的逻辑》(P15)中，波普尔曾经坚持认为，研究知识增长的最有效方式是研究知识的最高级形式即物理学的增长；现在他却认为研究知识增长的有效方式还需考虑知识的人类之前的形式，也要研究作为这种增长范例的进化。
然而，这两种形式的知识，对认识论者来说都同样是有用的。科学知识和动物基本认知结构，前者是体外的(exosomatic)发展，后者是体内的(endosomatic)发展。波普尔坚持认为，二者都是同一进化机制的产物：最高级的创造性思想，正像动物的适应一样，是盲目变异和选择保留的产物，同时也是试错的产物。生物突现和科学知识增长的过程是同一的。波普尔摈弃了传统的研究知识的方式，即强调认知者或“认识主体”的内在经验，认为知识是认知过程的客观产物，并把认知结构和科学知识都看作知识的成果。[5]
正像早期的波普尔认为，哲学家应该比较相互竞争的理论的内容，评价其“逼真性”(verisimilitude)一样，后期的波普尔认为，哲学家应该检验在动物王国中发现的认知结构的整个系列，以便比较生物系统与环境之间的“适应”(fit)程度。显然，波普尔推广了他早期的理论和方法，即：我们的经验不仅渗透理论，而且渗透认知结构。
二 波普尔对进化认识论发展的贡献
波普尔对进化认识论的发展的贡献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波普尔看来，人类的认识过程类似于人和动物的进化过程。既然如此，那么认识论的中心问题也就成了知识增长的问题。波普尔指出：
“认识论的中心问题从来是而且现在仍然是知识增长的问题。而研究知识增长的最好方法是研究科学知识的增长。……略加思索就会看出，与我们的知识的增长相联系的大多数问题必然超越任何仅限于与科学知识相对立的常识性知识的研究。因为，常识性知识增长的最重要方式正好是转变成科学知识。而且，显而易见，科学知识的增长是知识增长的最重要、最有意思的实例。
必须记住，在这种背景下，几乎所有的传统认识论问题都是与知识增长的问题相联系的。我甚至要进一步说：从柏拉图到笛卡儿、莱布尼茨、康德、杜恒、彭加勒，从培根、霍布斯、洛克到休谟、穆勒、罗素，知识论都为这样的希望所鼓舞；它不仅使我们能知道更多的知识，而且使我们能对知识的进步作出贡献——对科学知识的进步作出贡献。”[6]
“现在我们转而讨论最后一类认识论者——这些人并不事先宣称专用何种哲学方法，而在认识论中运用了对科学问题、理论、程序和最重要的科学论证的分析方法。这类人可以声称，几乎所有的西方伟大哲学家都是其先驱（他们甚至可把贝克莱作为其先驱，尽管事实上在重要的意义上他恰恰是合理的科学知识这一观念的敌人，他害怕知识的这种进步）。他们在过去两百年来的最重要的代表是康德、惠威尔、穆勒、皮尔士、杜恒、彭加勒、迈耶松、罗素以及——至少在他的某些阶段——怀特海。这一类哲学家中的大多数都同意，科学知识是常识性知识增长的结果。但是，他们都发现，科学知识比常识性知识更容易研究。因为科学知识可以说是大写的常识性知识。科学知识的问题是常识性知识问题的扩大。例如，科学知识用接受或拒绝科学理论的理由来代替休谟的‘合理信念’。并且由于我们拥有关于是否应该接受或拒绝诸如牛顿、麦克斯韦、爱因斯坦理论的讨论的许多详细报告，我们可以仿佛通过显微镜（它允许我们详细地进行研究）来考查这些讨论和客观地考察关于‘合理信念’的某些更重要的问题。
这种研究认识论问题的方法摆脱了……观念新方式的伪心理学的或‘主观的’（仍然为康德所使用的）方法。这种研究方法也使我们能够分析科学问题的境况和进行科学的讨论。而且它能帮助我们了解科学思想的历史。”[7]
在这里，波普尔着重讨论了认识论的中心问题即知识增长的问题，知识获取的问题，还讨论了知识的进步问题，传统认识论与知识增长的关系问题以及常识性知识增长转化为科学知识增长的问题，等等。实际上，波普尔拓宽了认识论的范围，使之成为一种动态的发展着的认识论，这种认识论就是进化认识论。关于这种新的认识论，波普尔在《猜想与反驳》中有过更为明确的论述：
“我们的讨论虽然限于科学中的知识增长问题，但是我相信，我的论点不需要很多修改即可适用于前科学知识的增长——就是说，也适用于一切人甚至动物获取关于世界的实际知识的一般方式。看来无论是低等动物还是高等动物，无论是黑猩猩还是科学家，用的基本上都是试错法，亦即从错误中学习的方法，我的兴趣不仅在于科学知识的理论，更在于一般知识的理论。我相信，研究科学知识增长的最有效的方式，就是研究一般的知识增长。因为科学知识的增长可以说就是普通人类知识增长的放大。”[8]
看得出来，这种认识论问题的研究不同于传统认识论的研究。这种新的认识论坚持这种观点：除非知识是逻辑真理、无可怀疑的原理或者确定无误的感觉材料，否则一切知识都是可误的、可修改的。这种新的认识论可以称之为自然选择的认识论。
第二，在波普尔看来，正像生物进化的过程是解决问题的过程一样，知识增长的过程也是解决问题的过程，即通过试错法而解决问题的过程。
在波普尔看来，生物进化的过程就是解决问题或问题求解的过程。解决问题是生物的基本活动，生物进化的基本问题是生存问题。他指出：“所有的有机体昼夜不断地从事于解决问题。所有那些有机体的进化序列（表示生物分类的门）也是这样，它从最原始的形式开始，现在活着的有机体是其最新的一代。”[9]在他看来，一切有机体都是通过尝试性地解决问题从而在新的反应、新的期待、新的行为方式中塑造自己，如果它们不断地战胜所遇到的困难，那么解决问题的活动迟早可以改造生物自己的一个器官或一种形状，从而通过自然选择在解剖结构中体现出来。
问题求解或解决问题是以什么方式进行的呢？波普尔的回答是：解决问题总是通过试错法来进行的：新的反应、新的形式、新的器官、新的行为方式、新的假设，都是试探性地提出来，并受试错法控制的。在他看来，“我们不是被动地等待重复把规则性印在或强加在我们头脑里，而是主动地企图把规则性强加给世界。我们企图在世界中发现相似性，并用我们发明的规律来解释世界。我们不等待前提就跳到结论。这个结论如果被观察证明是错的，以后就得放弃。这就是试错法——猜想和反驳的学说。这使我们可以懂得为什么我们把说明强加于世界的企图在逻辑上先于相似性的观察。由于这种程序有逻辑理由的支持，我觉得这种程序也可以应用到科学领域里来；科学理论并不是观察的汇总，而是我们的发明——大胆提出来准备加以试探的猜想，如果与观察不合就清除掉；而观察很少是随便的观察，通常按一定的目的进行，旨在尽可能获得明确的反驳根据以检验理论。”[10]在这里，波普尔推崇一种对知识的自觉的（而不是被动的）科学态度。也就是说，我们是在自觉地、能动地批判尝试性猜想，通过对猜想的批判，造成对猜想的选择压力，然后在自然选择（即试错）的过程中检验理论。为了进一步说明试错法的本质，波普尔指出：
“休谟正确地强调，我们的理论不可能从我们能够知其为真的东西中有效地推出来——不可能从观察也不可能从任何别的东西推出来。他由此得出结论：我们对理论的信念是非理性的。如果‘信念’在这里意味着我们不能怀疑我们的自然规律以及自然规则的持久性，那么休谟又是正确的；可以说，这种教条的信念具有心理学基础而不是理性基础。然而，如果‘信念’一词用来指我们对科学理论的批判接受——尝试性地接受，同时渴望，如果我们成功地设计出该理论经受不住的一种检验，就修正这一理论——那么，休谟是错误的。这样来接受理论，就毫无非理性之外。甚至为了实际目的而信赖经受了严格检验的理论，也没有什么非理性之处，我们没有什么别的理性程序可以采取。
假定我们自觉规定我们的任务是：生活在这个未知世界之中，使我们自己尽可能适应它；利用我们可能从中找到的机会；如有可能（不必假定真是这样），则尽可能借助于规律和说明性理论来说明世界。如果我们以此为我们的任务，那么就没有比试错法——猜想和反驳的方法更加合理的程序了。这种方法就是大胆地提出理念，竭尽我们之所能指明它们的错误；如果我们的批判努力失败了，就试探地加以接受。
当然，试错法并不简单地等同于科学的、批判的方法——猜想和反驳的方法。不仅爱因斯坦用试错法，变形虫阿米也用试错法，然而它是以比较教条的方式用。二者的差别与其说在于试探，不如说在于对错误采取批判的建设性的态度；科学家有意识地、审慎地试图发现错误，以搜寻论据驳倒其理论，包括诉诸他以自己的理论和才智设计的最严格的实验检验。”[11]
以上论述已清楚地说明了不断修改猜想的试错过程。在这里，波普尔彻底批判了关于动物学习的被动归纳模型。值得一提的是，现代人工智能的学习理论也认可这种试错学习过程，这与强调积累证据的归纳理论是对立的。
在波普尔看来，科学始于问题，随后是提出尝试性的理论，继而是排除错误，最后又提出新的问题，如此周而复始，不断循环。用图式来表述就是：
P[,1]→TT→EE→P[,2]；
即，问题P[,1]——尝试性的理论——通过评价排除错误——问题P[,2]。也就是说，知识的增长或学习过程，不是重复或积累的过程，而是排除错误的过程，是达尔文的自然选择而不是拉马克式的指示。
看来，波普尔对于进化认识论的贡献在于他清楚地认识到，认识的过程类似于进化的过程。科学知识的增长过程类似于进化论者所说的选择非除过程。
第三、波普尔认识到，当人的认识过程被作为连续的进化过程而被考虑时，它就是一个网状等级系统。它包含了若干个相关的层次，每个层次都是选择保留过程的某种形式。
在“关于云和钟”一文中，他沿着这个思路发展了他的进化认识论。以下是他的几段重要论述：
“可以说，我的理论是试图把我们在分析从动物语言到人类语言的进化时所学到的东西应用到整个进化上去。它包括某种作为可塑性控制的增长着的等级系统的进化观点，和作为体现——或就人类而言包括外体演进——这种增长着的等级系统的某种有机体观点。它采取了新达尔文主义的进化论；但它是重述了的，因为它指出它的‘突变’可以被解释为多少是偶然的试错策略，而且‘自然选择’可以被解释为通过排错来控制突变的一种方式。”[12]
在这里，波普尔把试错法看作自然选择，而且强调了进化是增长着的等级系统的进化。在讨论知识增长所依据的方法时，波普尔更为明确地指出：“我们的知识增长是一个十分类似于达尔文叫作‘自然选择’的过程的结果；即自然选择假说：我们的知识时时刻刻由那些假说组成，这些假说迄今在它们的生存斗争中幸存下来，由此显示它们的（比较的）适应性；竞争性的斗争淘汰了那些不适应的假说。”[13]不仅如此，波普尔还指出了替代假说和淘汰或抑制不适应的器官之间的相似性：
“排错或者可以通过完全排除不成功的形式（通过自然选择除去不成功的形式），或是通过控制的（暂时性、试探性的）进化即变更或抑制不成功的器官、形式或假说等来进行。
我们的图式考虑到排错控制（像眼睛一样的警报器官；反馈机制）的发展，就是说能排除错误而不消灭有机体的控制，而且最后使我们的假说代替我们的灭亡成为可能。”[14]
波普尔在这里强调了每一排错层次上所需的试验的多重性，错误层出不穷地出现的必然性，既然试探性解决办法具有多样性，尝试具有多样性，那么他的图式就变成以下形式。这就进一步深化了他的知识增长图式。
三 波普尔进化认识论的学术地位及意义
第一，波普尔的进化认识论具有重要的学术地位。我们知道，波普尔主要探讨了进化认识论的逻辑和方法论问题。当然在进化认识论的生物学和生理学的基础方面，他也做了一些工作。波普尔在发展进化认识论的过程中，得到了两位强有力的支持者和合作伙伴的帮助：一个是洛仑兹(K.Lorenz)，这是一个曾获得诺贝尔奖的哲学家和动物行为学家，他在进化认识论的生物学和生理学基础方面发展了进化认识论。另一个支持者是坎贝尔(Donald T.Campbell)，这是一位美国心理学家，他比其他人更为充分、更为前后一贯地、更为恰当地提出进化认识论思想。而且，正是他正式提出了“进化认识论”这一术语。波普尔和坎贝尔两人的合作是相得益彰，互为补充的。他们都可以当之无愧地称之为进化认识论的奠基人。
第二，波普尔从逻辑和方法论方面建构了进化认识论的哲学基础。他促使后来的逻辑学家把逻辑研究的重点从论证逻辑转向动态的发展逻辑。探讨了科学发展的逻辑机制，催生了20世纪80年代的“进化逻辑”和动态发展的科学方法论。
第三，波普尔把自然选择看作一种试错控制的过程，这就使他的进化认识论与计算机问题求解过程联系起来了。实际上，计算机问题求解过程也就是一种试错控制过程，也可以说是一种自然选择控制过程。但是，就自然选择在进化过程中有何地位、作用而言，科学哲学家们的意见是不一致的。例如，坎贝尔坚持认为，如果要发现新知识，就要有随机变异，而计算机科学家西蒙(Herber.A.Simon)反对这一观点，至少反对其极端形式。他指出：“问题越是困难，越是新奇，找到解答所需的试错就很可能越多。同时，试错并不完全是随机或盲目的；事实上，它有很强的选择性。”[15]在西蒙看来，问题求解需要选择性的试错。通过选择，可以限制找到答案的研究领域，划分出可能解答的类。即使通过选择得到的解是部分真理，也可排除一些异常的解。这就是西蒙的“启发式”问题求解的思路：通过选择有启发性的线索而求解，可以大大简化总体搜索区间。例如，西蒙用于“理论家的逻辑”程序中的一种启发式就是代入或置换，这种代入式置换将增加一个命题与所求结果之间的“相似性”，而这种相似性应作为进一步尝试的基础。那些减少相似性的置换则应抛弃。相似性的测算是通过计算同类项的数量而得以进行的。通过这种代入或置换，就能简化总体搜索空间。当相似性减少而不能发现有关的解时，就进行问题求解的计算机搜索。所以，即使不应用已获得的知识（或部分真理），也可以通过替代项的盲目（随机）生成而得到新发现。
由此可见，波普尔的“自然选择”认识论为西蒙的“启发性”问题求解奠定了哲学基础；而西蒙的理论又丰富和深化了波普尔的理论。
第四，波普尔在发展进化认识论的过程中，实际上提出了类似于“休谟问题”、“康德问题”的“波普尔问题”。这个问题就是：科学知识如何从稚嫩的幼苗成长为参天大树的？“波普尔问题”是对休谟问题和康德问题的发展。波普尔对哲学尤其是科学哲学的贡献在于他使科学成为一个不断发展的历史过程。可以说，是他第一次在20世纪把历史的因素引入科学哲学之中，构筑了一座从逻辑主义通往历史主义的桥梁。
第五，波普尔一方面倡导从进化论的观点看知识，力图把进化论作为认识论的基础，这是波普尔发展进化认识论的主要目的。另一方面，他希望通过这种研究促进作为科学理论的进化论本身的发展。在他看来，知识增长是进化的产物；知识如同意识、精神一样，都是进化链条上的一个环节。这样一来，他的知识进化论或知识达尔文主义就成为广义综合进化论的一个环节或组成部分。因此，我们可以说，波普尔的进化认识论隐含了广义综合进化论的思想萌芽。
【收稿日期】2002-0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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