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井生存与民国政治的沟通：想象天津的一种方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天津论文,市井论文,民国论文,政治论文,方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6.02.005 一、引言 近代天津的城市性格显得极为“各色”。在政权更替、租界林立的背景下，近代天津比上海、汉口等租界城市容纳了更多的旧朝遗民和更庞杂的殖民势力。在天津，朝野、中外势力时而勾结，时而对抗，洋务运动与仇洋事件同样引人瞩目。天津不是政治中心，却是政治交易的后台，各个租界接纳了众多下野的军阀和前朝的遗民；天津不引领新文化运动，却是北方新闻事业和市民文学的重镇。天津华界没有像上海那样走向租界化①，天津城与外国租界虽比邻，却又相距遥远，存在权力空间、文化心理、生活样态等诸多分隔；也没有像北京那样延续传统城市的整体格调，天津九国租界的空间规模远远超过了天津城，三不管与小洋楼文化共存，各种势力交错纠缠，盘吸在繁荣混乱的城市肌体上。 天津的“各色”，不仅指向城市的历史风貌，也指向看待城市历史的方式。理查德·利罕“把城市看作文学想象的产物”，“把城市当作文本来考察”，“将城市文本化，既创造出自己的现实，也成为看待城市的一种方式”②。近代天津辟有“九国租界”，应该是一座非常洋派的城市，然而在文学想象中，天津往往被写成混混、拳师、妓女、姨太太、纨绔少爷、街头闲人、市井高人、逊清遗老的世界。哪怕是写洋行买办、租界华商的长篇小说《买办之家》(林希)、《乱世津门》(陈守信)，也溢满了大宅院或江湖情义的味道。同样是租界城市，近代上海被贴上“摩登”的标签，在记忆与想象中总是与“十里洋场”、“东方巴黎”、“小资情调”等联系在一起；而天津“洋”的一面被贬抑，“土”的一面被放大③。肖克凡认为“天津卫处处都是俗人”④，林希说天津是“平民文化的大本营”⑤，吴若增把天津本土的主流文化概括为“以贫苦移民为基本载体的行帮文化”⑥。对旧天津文化品格的体认，规约着新时期小说想象天津的方式。正如丁帆论述地域文化小说时所指出：“地域文化小说不仅是小说中‘现实文化地理’的表现者，同时亦是‘历史文化地理’的内在描摹者。”⑦新时期小说对旧天津的想象，非常信赖晚清民国文人对天津的塑形，承续了《沽水旧闻》、《津门杂记》和刘若云的社会言情小说所定影的城市格调，面向本土传统，偏重市井趣味。总体来看，新时期小说的旧天津想象，尤其倾心于市井生活的书写，具有传奇的色彩，可以用“市井传奇”一词来概括。新时期作家不仅热衷于为旧天津的市井生存立此存照，还念念不忘在俗世故事中掺入民族国家叙事的元素，由此生发出想象天津的一种方式——市井生存与民国政治的联结叙事。 二、“乱市”天津与市井政治 按照空间的性质和阶层的区隔，中国传统文化可以分为宫廷文化、士林文化、市井文化与乡土文化⑧。一般城市存在的主要是士林文化和市井文化，只有一国之都才会出现宫廷文化、士林文化和市井文化共存的局面。这些文化类型各有一套观念体系和礼仪制度，文化主体的身份界限分明，不容僭越。然而，在畿辅门户天津，九国租界的存在为逊清王爷贵族提供了庇护所，为北洋政府在位或下野的大员提供了进退的回旋空间，因而近代天津同时容纳了宫廷文化、士林文化、市井文化和殖民文化的诸多元素。在乱世中想入住租界的人很多，逊清遗老寓居租界，能获得一种特别的心理上的满足与安定，他们“能拒不承认民国政权的正统而同时又有置身于民国的法律之外的满足”⑨。托庇天津租界的北洋下野政要，有着类似的心态。但是，无论逊清遗老还是北洋旧人，都不得不及时降低姿态，收敛锋芒，作出闹市隐逸的姿态。“天津是一个平民城市”⑩，前朝旧臣跨出紫禁城，下移天津租界以后，已失去以往特权赖以存在的基础，李治邦《津门十八街》中的王爷、御厨，林希《北洋遗怨》中的下野总统、总理，存在过往身份与现实处境的逆差，决定了他们的黄昏人生、惶恐心理、危机处境和投机空间。 在传统中国社会，各级衙门与地方士绅维持着城乡的秩序，形成稳定的四民社会结构，政统与道统合一的士大夫阶层(11)是治理地方、约束民众和协调矛盾的主体力量，士农工商、三教九流各安其分，各谋其事。治国安邦、政治操作乃朝廷的独家权力，权柄不可下移。权谋机变与市井人物无关，市井人物在权力运作和政治变革中扮演着局外人或消极被动的角色。尽管历史演义中的农民暴动或朝代更替故事把民间英雄推向前台，但他们是以群体力量来冲击既有王权，诠释的是乱自上作、官民对立、忠奸斗争的政治模式。历史小说《水浒传》、《三国演义》、《洪秀全演义》和历史著述《史记·陈涉世家》皆如此。 在近代天津，租界的商业主义和洋人势力具有重组城市社会的功能，原有的社会分层受到冲击，宫廷文化、士林文化、市井文化、殖民文化之间的森严界线被撬动，在某些方面形成了沟通的渠道。多种文化和各色人等碰头的通道就是天津的市井社会。正如周海波所论：“上至皇室贵族，皇亲国舅，达官贵人，下至青皮混混，烟花女子，三教九流，应有尽有，构成天津卫一道独特的风景。但天津卫的特点还不仅在于有这么多人和物，更在于各色人等都可以在天津特定的生活环境中上下沟通，相互交往，都容纳于天津市井社会的大格局中。”(12)如此天津，为市井通向民族国家政治的书写提供了现实逻辑。在天津想象中，庙堂与民间、洋派与旧习、大雅与大俗、极善与极恶，总是能以市井传奇的方式联系在一起。《天津大码头》中的华界混混卢振天与英租界买办洋教李竟能结成姻亲；《四凤楼》中的连喜喜既是色魔、疯狂复仇者，又是救助难民的大善人；《高买》中的小偷陈三能与直隶总督袁世凯、翰林院杨编修、逊清贝勒爷对上话，扯上事，并最终成为夺回国宝的民族英雄；《津门十八街》中的王爷与御厨的儿子争风吃醋；《龙嘴大铜壶》中的杨翰林隔三差五到杨四的街边小摊喝茶汤。市井与政治的关系构成旧天津文学想象的重要一脉，形成了一道独特的文学景观。在想象旧天津的小说中，如林希的《天津闲人》、《一杠一花》，周凡恺、王上的《四凤楼》，李治邦的《津门十八街》等小说，市井人物得以掺合社会权力的运作和城市形象的建构，市井叙事得以触碰、窥探天津甚至国家的权谋机变和内外纷争，民族国家观念的表述在市井叙事中生发出另一种形态。这不能笼统地归于新历史主义的影响，更多的是天津城市的独特显影。 市井细民得以掺合权力运作和内外纷争，与近代天津是一个“乱市”有关。天津之乱首先与空间权力的分割有关。从权力主体与空间的关系看，近代天津一分为二：一是天津城，为绅商、世家、权贵的天津；一是九国租界，为洋人以及买办、军阀、遗老的天津。在这二者之间，还夹杂存在着一个“三不管”地带，即日租界与天津城之间的南市，此为“混混”(13)、闲人的天津。权力空间的切割把近代天津带入了混乱的境地。中国作家关于民国天津的文学想象，总体来说是利用三个权力空间的人物关系来生发故事。杂乱的天津进一步催长了市井的活力和能量。“三不管”地带为市井闲人、混混提供了折腾的空间，动荡的时局为市井闲人、能人带来了生事的“良机”。朝野、中外、官商、新旧势力沟通或冲突的需要，则把市井闲人、能人卷入时代大势或城市事件中，身不由己或始料未及地掺合了国家大事和民族政治。更何况，天津原本就是“平民文化的大本营”，民国时期的天津流行的是刘云若、宫白羽等的言情和武侠小说，新文学很不景气；新时期的天津书写更是着意挖掘“老城里”、“三不管”的“津味”，“五大道”、“小洋楼”的“津味”显得稀薄(14)。如此，市井生存与民国政治的书写模式，在天津想象中愈加得到强化。由于混混、闲人、能人、妓女等市井人物的参与，天津的民族国家叙事被世俗化，市井叙事与民族国家叙事融为一炉，色彩斑驳。下面两部分以林希的小说为主要对象，讨论天津想象如何实现市井生存与民国政治的对接。 三、天津闲人与民国政治：被“乱市”裹挟、被权贵利用的闲人故事 新时期想象天津的小说，尤其是津味浓厚的那些小说，有相当一部分讲述的是乱世中“乱市”天津的闲人、能人故事。乱世为时间标识，指向军阀纷争、日寇侵华的民国时代；“乱市”为空间标识，指向新旧、朝野、中外势力盘根错节的天津。乱世与乱市的时空对接，造就了津门闲人、能人。这些闲人、能人的市井生存，通朝野，扰津门，干国运。由此，天津想象在市井、城市与民族国家之间建立了奇特的故事模式。 作为北方第一商埠的近代天津，五方杂处，商业繁盛，军阀云集，逊清贵族扎堆，外国势力蜂聚，帮派横行，强民嚣张，各种势力形成了错综复杂的权力制约关系。在这混杂的权势网络中，恰恰留下了市井闲人腾挪的空间。多数情形下，各种势力存在沟通的障碍，例如《天津闲人》中的报社主笔、颜料厂老板、北洋前总理、大律师、“放鸽子”的女人等，各有各的生存空间和交际范围，原本坐不到一块，但是天津闲人一搅和，市井的敲诈与要人的投敌这两件风马牛不相及的事件就发生了关联，天津闲人像穿针引线一样把各怀鬼胎的实力人物缝合在一起。 在天津想象中，市井的活力被放大。市井原本集中了民间的生存智慧和活力。周时奋在《市井》一书中写道：“市井就像一块魔地”，“在这里首要的条件不是资产和资本，只要市井这块魔地存在，也就是说只要这里直接的市井式供需关系存在，市民就能够通过卖货、卖力、卖艺、卖色、卖智、卖乖、卖巧以至卖恶、卖奸、卖无赖而获得生存的形式、取得生存的权利，这就是真正具有独立文化意义的‘市民’阶层的特殊活法。”(15)天津闲人，就是不直接参与市井交易，没有正儿八经营生的一类人，他们是靠“卖智、卖乖、卖巧以至卖恶、卖奸、卖无赖而获得生存的形式、取得生存的权利”，简称“混事由”。他们在五方杂处的“乱市”权力网络的间隙中找到了立足之地，并被乱世所裹挟，为谋生不自觉地闯入军政人物的游戏中，成了天津政治权谋中的卒子。《天津闲人》、《丑末寅初》、《一杠一花》、《三一部队》等小说建构的正是乱世民国的天津闲人故事。 由天津闲人引发的天津故事，往往采取“风起于青萍之末，舞于松柏之下”的演进方式，由小人物牵出关涉国家政局或城市安定的大事件，从而在市井闲人与民族国家之间建立观念联络。《天津闲人》(16)以一具无名尸为故事端绪，巧妙地把闲人、妓女的日常谋生与前总理大臣卖国投靠的大事件掺合在一起。闲人苏鸿达之所以假装了解无名尸的一点由头，只不过因他正饥肠辘辘，想骗报馆主笔的一顿午饭；风尘女子俞秋娘冒充死者的妻子，也不过想讹诈一笔小钱来开销。这是天津闲人找饭辙的惯有伎俩，或者说是天津闲人的生存写照。这是前台故事——市井生存的故事。日本觊觎华北之际，闲人找饭辙的日常事件，却为前朝总理暗通伪满洲国带来了遮人耳目的良机。天津政要的卖国交易是幕后的故事。前台故事与幕后故事借一桩无名尸案，得以编织在一起，天津闲人、风尘女子、报刊主笔、大律师、前总理大臣、伪满洲国醇亲王等人物牵扯到了一起，低等闲人的生存故事与政要权贵卖国投靠的故事实现了巧妙嫁接。个个都以为在无名尸案中扮演了玩弄人的高手，最终被玩弄的、倒霉的还是小人物。即使能调解大事的“大了”之类的闲人，最终仍然属于被利用的人物。《三一部队》(17)中的闲人侯明志，不仅能调停民事，还能在民家与兵家之间做“大了”，似乎战乱不已的天津非依仗侯明志出面维持不可。然而抗战结束，侯明志才发现，正邪合流把他一脚踢开了——他被玩了。侯明志自以为能“了”天津卫的大小事，最终他还是被乱世中善变的体面人物戏耍了。小说由侯明志的“大了”身份和“托管”国军司令的小情人的事件说起，带出抗战时期天津大人物的所作所为：他们毫无民族国家观念，危险时期各求自保，卖国求荣，抗战胜利后却纷纷摇身一变，一个个成了抗战功臣。闲人的生存状态与民族抗战的大事件组合之后，闲人的作为具有了政治意义，民族国家事件则带有了市井趣味。 《丑末寅初》(18)有明暗两条故事线索，有前台故事和后台故事。后台故事是程议长要整治被烟赌毒嫖、坑蒙拐骗弄得一团糟的天津南市，为此，以袁五爷为首的江湖黑帮势力与以程议长为代表的新派政治领袖较上了劲。应该说这一后台故事属于城市现代化变革的重大政治事件，然而，小说的明线和前台故事却从市井小人物——靠“打飞虫”谋生的朱七着笔。因岳父过生日，“短衣帮”朱七借了邻居的一件毛料长衫来挣面子，正是这件身份错位的长衫，不断节外生枝，让朱七窥探到邪恶横行、怪相丛生的天津的隐秘世态，不明就里地卷入城市权力争夺的事件中。一件长衫，把控制南市的袁五爷与主张整治南市的程议长的矛盾白热化了。然而，最终两人相安无事，南市仍然一如既往的混乱不堪。一件长衫，烛照出底层闲人朱七要面子、充大爷的国民性问题，以及由此引发的人生悲喜剧；一件长衫，更是揭穿了国民参政制度的虚假，新旧、黑白势力乃一家，南市的现代治理不过梦一场。《丑末寅初》由低等闲人朱七的日常生存写起，层层递推，巧妙地引向天津权势阶层纷争的大事件，小说可以概括为“一件长衫引发的天津黑白两派的权势之争”。 市井生存与民国政治的大跨度对接，之所以能做到严丝密缝，除了有天津特有的“乱市”语境做底子，还与作家在叙事中善于借“道具”来谋篇构思有关。“道具”本是佛家应用的器物，后来指戏剧演出中所需的舞台用品，并被挪用到小说叙事中(19)。小说中的道具，“既具有‘故事情节性’也具有‘文学意味性’”(20)。在天津想象中，道具除了具有通常的表意功能之外，还是沟通市井生活与庙堂政治的中介物。在天津想象中，道具能组织人物关系，把身份悬殊、职业分割的各类天津人物牵扯到一起，并映照出世道人心，彰显出时代政治。冯骥才《神鞭》中的辫子，张仲《龙嘴大铜壶》中的龙嘴大铜壶，林希《买办之家》中的龙凤宝石戒指，《高买》中的国宝“绿天鸡壶”，李治邦《津门十八街》中的故宫宝物子母玉，皆有此功用。天津市井闲人与民国政治的叙事，更是把道具的结构功能发挥到了极致。《天津闲人》、《丑末寅初》借一具无名尸、一件长衫就编织出了民国政治的乱象，津味十足。同样，《一杠一花》中的一顶军帽就制造了奉军将要洗劫天津的谣言，扰乱了天津市面。而起始原因，乃妓女宋四妹从陈老六弄来的奉军军帽上看到了商机，让陈老六戴着军帽到处晃荡，引发奉军将来天津的谣言，天津民心慌乱，妓女的生意在乱世中才好做，闲人陈老六也乐得白花宋四妹奉送的小费。这原本是两个天津小人物自导自演的一场谋生小戏。然而，事情发展却超出了小人物的掌控，演变成了区公所和天津商会的利益之争。区公所所长于敬如借保一方平安的名义增税加捐，盘剥商民。“这出戏唱到这里，陈老六才看出来一点眉目，合算，一切一切全都是人家做好的圈套，用自己这顶一杠一花的奉军军帽，搅起来一个奉军就要进关的消息，闹得天津卫人心惶惶，日月不宁；这样，市面上一吃紧，区公所就趁机发财。商会想出面干涉，好办，于敬如买出来八个姐儿，陪着商会会长余子鹏一干人等下杭州，半个月时间，于敬如敛足了钱，余子鹏回来再出面一说话，一场虚惊云消雾散，发财的发财了，开心的开心了，倒霉的只是小商号，赔了老本，误了生意，几年的苦心经营，全泡汤了。而最倒霉的还是老百姓，三天一次保安费，被区公所搜刮得一干二净。”(21)虚假战事与城市政治的故事，就在市井生存与官僚贪腐之间神奇般地展开了。这些小说总是从闲人的日常谋生来开启故事，最后通向的却是天津政治生态的表达。 闲人的街头瞎混能够搅动津门、联系朝野、关涉国运，需要获得特定的话语场的支持。这类小说在关键人物/事物的组织上形成了较为固定的模式，故事情节在五个因素的交织中推进。这五个因素为：一个混事由的闲人，一个不安分的风尘女子，一两个幕后大人物，一个道具和一份报纸。闲人谋生是事件的引子；风尘女子导致事件的转向；道具把各路人物联系起来；因大人物的存在，市井生存事件与城市政治事件搭上了关系，事件的发展为大人物所操控；报纸新闻是事件的催化剂和权力较量的风向标。各类人物的性格是固定的，在小说中并没有发展，这就使得闲人、混混、大人物、律师、风尘女子、新闻记者所组成的众生相与天津形象之间有着对接关系，所塑造的天津形象既是市井的，又是现代的。现代政治改革或政治交易为市井趋利避害的生存原则所控制，使得现代新闻和现代法律成为市井文化的装饰。天津形象因此是市井的、江湖的、灰色的。不过，由于从被权势碾压的底层闲人的角度来体验、评述发酵的政治事件，故这些小说超越了通俗文学的境界，不仅从道德上、政治上嘲弄了权势阶层，对于裹入时代风潮中的市井细民，亦“哀其不幸”，描摹出旧天津混混文化把市井生存推入不自觉的悲哀境地。 四、天津能人操纵国事的方式 天津下等闲人卷入政治事件，带有被动性、盲目性、偶然性，且被利用、被戏弄。天津能人则清醒地、机智地周旋于个人生存与政治风云的夹缝中，审时度势，顺势而动，应对天津市面的重大变动，甚至影响军政行动。实际上，天津能人既不是手握兵符的将军，也不是以笔为旗的文人，他们与治国安邦沾不上边，因为从身份上看，新时期小说中的天津能人不过是三教九流之类的江湖人士，如小偷、相士、习武者等。他们身处军阀横行、外侨嚣张、内战不已的乱世，却能得以保全：一则他们具有不凡的市井智慧和江湖技艺，二则他们把握了乱世奸雄的人性弱点，灵活利用乱市天津的新旧人物，应对有方，进退有度，故敢于与军政要人玩手段而不致引火烧身。 《堂会》(23)的话语风格是诙谐的、夸饰的，涂抹出的民国政治生态则是灰色的，有黑色幽默的意味。具有南北统一意义的大革命，其结果是革命政府的行辕主席与北洋残匪的将军握手言欢，所谓南北统一、革故鼎新的大革命，不过是新旧军阀的一场交易和权力重组，其神圣性荡然无存。小说叙述彪炳史册的北伐革命，既不着眼于战场拼杀，又不抒写民族大义。小说把革命降低为人情世故、饮食男女的故事，把革命变成天津市井的一次“操作”——余三能操办的一场堂会。余三能乃天津能人，以给天津的豪门权贵操办堂会混口饭吃。这次轮到给前北洋政府的常将军操办六十大寿的堂会——这原本是余三能的日常业务，然而，在天津叙事中，市井生存、日常生活通达的却是江山社稷的大势。余三能替常将军操办庆寿的堂会，遇到了点小麻烦，即将军府管事的陈副官不乐意，原因是北伐革命的大局已定，常将军在西北的旧部成了残匪流寇，粮饷全无，领兵的陈副官前途无望。要把堂会弄成，就得让陈副官和残匪流寇有出路，余三能想到了革命政府的华北行辕主席。为了把“为王”的行辕主席与“为寇”的常将军拉扯到一起，余三能找到了主席的相好——花界女子花艳容，并想尽办法让名角齐老板答应在堂会上屈尊与花艳容配戏。将军府举办堂会时，革命政府的行辕主席为花艳容捧场，违背常例与前北洋的常将军坐到了一起。天津能人余三能操办的这一场堂会，“使一个落草的流寇得以荣任革命军旅长，还使得北洋下野的军阀和北伐军拉上了关系”，蒙在鼓里的学生还上街游行庆祝“北伐军第三十九旅”(陈副官旧部)进驻古北口。小说写余三能操办堂会，也就是写民国政治的运作，正如小说写道：“操办堂会，类若率兵打仗，类若组织内阁，更类若兴邦治国”，操办堂会，也就是“操纵天下兴衰”。小说演绎了天津能人参与民国政治的方式，在天津市井的堂会故事中推论出革命政治叙事，对新旧合流的革命进行了嘲弄。 《相士无非子》中的相士无非子对军阀战争的卜算与干预，既带有戏说历史的成分，又是基于对近代社会和天津城市语境的独特理解。天津紧靠京城，能迅速传递时局动荡的讯息，清末至北洋军阀时代的历史风云在天津刻下了种种痕迹。由此，天津就成了近代政治纷争的观测点。天津是民国时代含混性社会结构的交汇点，沉渣泛起。无非子位于繁华闹市的相室，容纳了天津的各路人物，包括政坛的得势者与失意者，前朝的遗老与本地的混混，经学硕儒与香艳交际花，报界巨子与算命术士。这些人物不伦不类、毫不抵牾地聚集于无非子的相室，使得相室成为天津社会众生相的缩影。身处时代的观测点和社会关系的缩微空间，无非子能够联络雅俗、朝野、新旧各方神圣，左右逢源，虽处相室而知政治纷争的动向和军阀政客的野心，再加上无非子知识广博、熟研时事、随机应变，故“二十年来中国社会的风起云涌盛衰成败兴亡胜负”(23)，皆在他的运筹帷幄中。他“不仅拨弄着求卦者的人生，甚至影响到战局利钝，宦海浮沉”(24)。时局被一江湖术士所拨弄，这不仅表明无非子的高明心智，更批判了军政要人的穷兵黩武、愚顽迷信和时代政局的动荡不安、乱象纷呈。 “小盗窃钩，大盗窃国。”窃钩是市井之徒的伎俩，窃国则是权力阶层的手段，二者不可同日而语。《高买》(25)则把窃钩者和窃国者一锅炖，从高买(小偷)的角度进入底层的生存、城市的面子、民族的尊严等宏大主题。这三个主题的叠加，足够贴上“史诗性”的标签了，然而，这一切都依靠高买陈三的人生事迹来串联，使得小说的“史诗性”被野史格调、市井趣味所消解。小说以小博大，以俗承雅，以诙谐寓沉重，以个人观时代，这一切全落在高买陈三形象的塑造上。在小说中，窃钩者与窃国者相互牵连，高买的故事和时代、民族国家的故事融为一炉，以此构设出天津的市井传奇。小偷勾当，何其卑贱低劣，而朝廷实行新政、袁世凯复辟、列强觊觎中华等历史事件，何其重大。重大历史把陈三卷了进来，并被陈三所掌控。与故事题材相适应，小说开头就使用类似于“话说天下大势”的夸饰笔调引出陈三：“公元一千九百零一年，清光绪二十七年，有几桩非凡的事件震惊了天津卫的三教九流父老乡亲，也震惊了古国中华的天朝龙庭。一时之间沸沸扬扬，很是让天津城和天津卫的老少爷们儿出尽了风头。”由此说到清末变法，袁世凯在天津推行新政，整治混混、盗贼、鸦片和娼妓。表面看这是现代城市治理的善举，然而，陈三和瘪蛋姐弟的遭遇，确证了盗贼和娼妓的存在恰恰是奸雄当道造成的。“窃国者为诸侯”的袁世凯以好听的名义来整治盗贼，将把小偷逼向谋生的绝境，陈三的抵制因而带有了某种正义性。这是陈三为一个行业的生存作出的举动。陈三与海派贼王的交手，则维护了天津这座城市的面子。陈三最光辉的事迹，当属偷窃国宝“绿天鸡壶”。袁世凯窃国，倒卖国宝“绿天鸡壶”作为称帝的资本，前朝的老编修杨甲之不顾一切想阻挡国宝被租界洋人买走，却无力回天，痛感这是中国人的耻辱。陈三被其感化，趁乱把洋人在拍卖现场拍得的国宝窃走，送到杨编修府上，这是他做贼三十年唯一一次自愿偷窃。一个前朝遗老与一个贼王的神奇联手，最终破坏了国宝外流的卖国行径。袁世凯窃国，陈三反窃国，民族国家观念借一个贼的行为得到了诠释。陈三的偷窃，具有了反帝与反国贼的意味，被杨编修称为“义侠”。陈三对袁世凯治贼、出卖国宝行为的阻遏，实现了市井生存与国家政治的直接通达。 跑演出的余三能、算卦的无非子、偷东西的陈三，都是天津的市井能人。在旧天津想象中，这些市井能人乘乱世和乱市之风，以市井的方式窥破、干预地方事务和军事纷争，使得民族国家政治这样宏大、庄严的主题，在天津市井生存的尘埃里开出怪异之花，读之五味杂陈。 五、漫漶奇特的市井叙事 天津想象与民族国家叙事，运用的既不是知识分子的现代性话语模式，也不是大众、阶级话语模式，更不是政党话语模式，而是天津独有的市井话语模式。这种话语模式虽独特，却不属先锋叙事的范畴。林希的小说是奇特的，它的奇特是漫漶的奇特，不是硬戳戳的奇特。硬戳戳的奇特容易辨识，容易解说，鲁迅的《狂人日记》、郁达夫的《沉沦》、张爱玲的《金锁记》、莫言的《红高粱》、韩少功的《马桥词典》、张承志的《心灵史》、贾平凹的《废都》、阿来的《尘埃落定》等小说，在题材观念和艺术形式等方面都具硬戳戳的独特之处，从而成为文学史上熠熠生辉的经典之作。想要用一两句话来标记林希小说的“各色”之处，是一件令人困窘的事情。因为我们并不难从林希的小说中找到文学史的投影。他的小说脱离了阅读经验的旧有路数、创作观念的因袭模式和文学史的陈规话语。他的市井叙事，虽涉及商人、浪荡公子与妓女、戏子的男女关系，笔墨间却毫无窥视情色、展览城市隐秘的动机，其趣味既不停留在津津乐道的赏鉴层面，亦无意于执行道德的审判，更缺乏才子佳人的浪漫色彩，这就与《三言二拍》、狎邪小说、鸳蝴小说等通俗文学拉开了距离。林希的小说常常为晚清重臣、北洋要人、津门权贵绘影描形，却与晚清谴责小说“揭发伏藏，显其弊恶”的道德化、隐私化写作有别。并不是说林希的写作回归到“新文学”趣味的行列。他的买办世家故事存在主人与仆人的身份区分，却无阶级情感的干预；存在父子冲突，但并不与反封建、反家族制度以及个性解放的主题有实质性的瓜葛。例如，林希有关侯家故事的书写，部分人物和情节似乎接近了“新文学”的套路，最终却分道扬镳。长篇小说《天津卫的金枝玉叶》关于六叔萌之退婚与开祠堂惩戒的叙述，原本属于新文学反家族制度的好素材，小说却把它处理成家族势力与新潮青年共谋的一场喜剧；关于新女性苏燕的出走故事，最初的情节仿佛是五四观念的翻版，但是后面的情节发展和“爱”的观念解构了苏燕的新女性形象——抗战结束后，当年的新女性苏燕成了国民党高官的夫人，为了自己的“声誉”不受影响，她竟然不愿与离别多年的女儿菊儿当面相认。同样，林希小说中的市井能人、闲人掺合到军阀混战、政治交易、城市整治的时局中，但是小说无意于表达神圣革命的观念，也不像老舍的《茶馆》那样在黑暗旧时代与光明新时代之间建立隐秘的观念逻辑。他的小说也难以寻觅到人性、个性、自由、生命尊严的压抑与舒张的新文艺腔。尽管如此，试图挪用通俗文学的批评观念或研究套路来解读林希的小说，我们又会感到迷惘。 冯骥才的《三寸金莲》、肖克凡的《天津大码头》以及周凡恺、王上的《四凤楼》等津味小说同样具有类似的特性。《三寸金莲》发表后，冯骥才觉得评论家们对他的“这玩意儿‘无处下嘴’”，这与《三寸金莲》的怪异、混杂的风格有关。冯骥才有意“把这东西撂在不同人不同认识层次不同审美标准的交叉点上”，“极自觉清醒地想创造一个新的样式。既写实荒诞浪漫寓言通俗黑色幽默，又非写实非荒诞非浪漫非寓言非通俗非黑色幽默。来个四不像模样。接受传统又抗拒传统，拿来欧美又蔑视欧美”(26)。冯骥才的这种创作意识及其呈现的思想艺术风貌，可以看作津味小说创作的共有秘籍。也是冯骥才、林希、肖克凡、龙一等作家天津想象的共同文化趣味，既通俗又高雅，接受传统又抗拒传统，拿来欧美又蔑视欧美，在中西、古今、新旧的交叉点构设津味小说。 《三寸金莲》让评论家“无处下嘴”，林希作品同样让研究者难以逞才使气、见微知著。诗人邵燕祥认为：“林希的小说得到了识者的赏鉴，然而我以为其相当部分堪称杰作的作品，还远远没有得到应有的足够的评价。”(27)相对于林希的文学成就来说，学术界对林希小说的研究尚显得寥落。或许，这与林希小说漫漶的奇特性有关，与他的创作无意于“与时俱进”、跟进潮流有关，他的笔墨总是停留在乱世的晚清民国时代。他为何那么钟情于写乱世人生?因为乱世给了他驰骋笔墨的自由放任姿态，他是以含混的笔墨来写乱世。正如他自己所说：“想一想这段历史时期真令人神往，腐朽的在死亡，新兴的在诞生，黑暗消褪，曙光升起，英雄豪杰、志士仁人、夫子圣人、王公贵胄、前朝遗老、洋场恶少、神仙老虎狗、生旦净末丑，无论你如何描绘都不会过分，无论你怎样离题都仍合情合理，而且无论怎样的情感，怎样的悟彻都可以以它作载体，天公厚爱，吾焉能再有它求?”(28)林希的这段表白同样适合其他作家的天津书写。 天津想象不是借宏大叙事来承载民族国家观念，而是兼顾了市井生存和民国政治的主题。相关小说往往有明暗两条故事线索，市井生存属于前台故事，是小说叙事的起点，并为两条线索的交汇提供叙事动力，带出的后台故事则关乎庙堂政治。因此，无论市井闲人被政治拨弄，还是市井能人拨弄政治，都使得民国政治的叙述浸透了市井味。 市井与政治的联结叙事，是天津想象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一大独特贡献。在现代文学中，“市井”并没有引起新文学家的特别关注。“市井”含有“街市、市场”以及“粗俗鄙陋”之意(29)，新文学家的出生和处境使得他们并不熟悉市井社会，倒是通俗作家包天笑、张恨水等对市井着墨较多，但通俗小说主要是从道德善恶的角度来打量市井社会和市井人物。介于雅俗之间的张爱玲在《桂花蒸阿小悲秋》、《金锁记》等小说中潜入都市男女的世俗心理，构设出一个个市井传奇故事，她对饮食男女、日常琐碎的市井生活的叙述，刻意疏离民族国家的政治话语。新文学家也不是完全放弃市井生存的书写，张天翼的《包氏父子》，沙汀的《在其香居茶馆里》，夏衍的《上海屋檐下》，李劼人的《死水微澜》和老舍的《骆驼祥子》、《四世同堂》、《月牙儿》等小说，所提供的门房、袍哥、车夫、妓女、戏子、地方豪绅等等人物形象，都属于市井人物。然而，在新文学家的笔下，市井人生是被审视的对象，是社会不公的佐证，是需要启蒙之光照亮的灰色地带。作品通达的是底层的苦难、政权的腐败、国民的劣根性、文化的反思等启蒙主题或革命主题，而“市井味”并不浓郁。这类小说也会涉及市井与政治的关系，但仍不脱文化启蒙和社会批判的主题框架。到了新时期，新写实小说和京味小说把创作的笔触伸向了武汉、北京、长沙等城市的市井生活，池莉、方方、何顿、王朔、邓友梅、汪曾祺、叶广芩等是其中的代表。他们的作品或是表现由商业的、物质的观念所操控的都市世俗生存，或是进入传统文化人格与现代社会的交接仪式，或是以粗鄙的话语解构崇高、权威。新写实小说和京味小说基本上是只谈生活，不谈政治，虽然市井人物也难免与时代政治发生关系，但时代政治只是他们生存的整体背景，间接而笼统地影响着他们的命运。 市井与民族国家政治的联结叙述，尽管在天津之外的地域书写中也隐约存在，但是其情形、旨趣与天津想象不可等量齐观。只有在天津想象中，市井人物既不被精英主义的启蒙观念所审视，也不被世俗庸常的生活流的描写所挤压，他们既可怜又可敬，既自得又自危，既玩人又被人玩。只有在天津想象中，市井生存的书写超越了“小街小巷小市”(30)的空间格局，超越了鸡毛蒜皮、耍奸使坏、恩怨纠葛的情节模式，超越了阶级冲突、文化启蒙的精英立场。在天津想象中，市井有着独立的文化意义和特殊的社会规则，散发着巨大的能量，把各阶层的人物都囊括其中，从而也把市井生存推入乱世天津、乱世民国的“大势”和“大事”之中，并从市井人物的角度来感受、理解城市变革、权力纷争和民族危机。由此，天津想象在市井人物与民国政治之间建立了一种互观的关系。在互观中，实现了“市井政治”的含混表述；在互观中，天津想象呈现出漫漶奇特的文学风格。市井生存与民国政治的沟通，既是想象天津的一种方式，也是重新理解民族国家历史的一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