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凯[1]2002年在《九江市绿色经济发展模式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人口、资源、环境的压力促使人类社会的发展观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21世纪，可持续发展战略已成为各国、各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对于经济落后地区，在新世纪新形势下，把握机遇，制定适宜的发展战略，充分发挥资源禀赋优势，促进区域社会、经济、环境协调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通过对九江市社会经济发展现状、制约因素及宏观环境、资源和区位条件等的分析，根据可持续发展理论、区域发展战略理论、区域经济学理论和区域产业经济学理论的指导，提出九江市21世纪实施协调—倾斜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以绿色经济发展模式，提高经济总量水平，提升区域综合竞争力的设想。通过区域产业结构的绿色化，追求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兼顾环境改善和资源的永续利用，以适应现代发展观的战略要求，顺应全球绿色发展潮流。 本文的主要结构和内容包括：通过现状分析和相关理论综述，明确九江市社会经济发展战略；通过构建绿色经济产业结构模型和绿色经济指标体系设置，阐述绿色经济发展模式的内涵、外延和发展目标；通过工业、农业、旅游业等主要产业的绿色构想，明确九江市社会经济的发展方向和主导产业，促进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培育具有市场竞争力的绿色产业、绿色企业和绿色产品，提高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改善区域环境质量；最后，通过回归分析等方法预测绿色经济发展模式的目标值，对于绿色经济发展模式的实施提出相应的建议和保障措施。
余达锦[2]2010年在《基于生态文明的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新型城镇化发展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城镇化战略是我国实施“十一五”计划的重大战略之一。坚持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是统筹城乡、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国民经济良性循环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措施。从理论和实证上研究探索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新型城镇化发展的规律及趋势,并指导和推动其城镇化建设,对于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具有重大意义。这既是欠发达地区城镇化建设和可持续发展的有益探索,也是时代赋予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和谐社会的历史重任。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建设就是要把其生态环境的巨大经济价值转化为较高的经济效益,把生态资源转化为市场竞争优势,夺取和开拓新的市场空间,推进和实现跨越式发展,促进区域的经济、社会、环境全面、持续、协调发展,增强经济实力,提高人民生活质量水平。要实现这一目标,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就必须立足于生态文明建设,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新型城镇化发展之路。本文以生态文明理论为指导,以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为研究背景,选择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城镇化建设为研究对象,以城镇、经济和生态协调发展为目标,运用现代经济、管理理论,针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城镇化实际问题,研究提出了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生态城镇体系建设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新型城镇化道路的现实必然选择；构建了基于人口和GDP的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大中小城镇辐射力模型和区域生态城镇化广义与狭义经济成本计量数学模型,并以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城镇体系发展为例进行对比实证分析；提出了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新型城镇化2010-2020发展目标和策略；在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产业同构进行测度定量分析基础上研究了对支撑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城镇体系的产业发展；以典型城镇为例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生态城镇体系建设进行了分析；最后研究了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生态城镇体系建设的条件保障。本文主要研究工作和成果如下：1、较为系统地研究了生态文明的科学内涵及其构建。指出生态文明的科学内涵应当包括优良的生态环境、较高的环境意识、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生产消费模式、可持续的产业(经济)发展模式以及人与自然和人与社会的和谐。在研究生态文明构建的叁大理论基础(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哲学思想、中国古代的生态哲学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和四大现实基础(生态、科技、能源和经济)上,从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和制度四个层面分析生态文明的构建。2、提出了生态城镇体系的科学内涵,分析了生态城镇体系统筹城乡发展与中心城市、城市群带动区域发展叁者间的异同,研究了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城镇规模结构、空间结构及其分形特征,分析指出建设生态城镇体系、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之路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新型城镇化发展的现实必然选择。研究认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生态城镇体系建设更适合欠发达地区城镇化发展,是一种体现科学发展观的新型城镇化发展道路,是一种以区域大城市为核心、中等城市为支柱、小城市和城镇为基础,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结构合理、布局科学、特色鲜明、环境优美、服务功能较强、人民生活富裕的城镇体系。在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城镇规模结构、空间结构及其分形特征研究基础上,构建了区域城镇信息距离测度模型,并以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城镇体系为例进行了研究,指出了建设生态城镇体系、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之路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城镇化道路的现实选择。3、构建了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城镇辐射力模型和七城镇经济指数测度模型,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小城镇建设进行了分析,构建了区域生态城镇化广义和狭义经济成本计量数学模型,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生态城镇化成本进行了测算,提出了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新型城镇化发展目标和策略。本文研究并首次构建了基于人口和GDP的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大中小城镇辐射力模型,提出了七城镇经济指数测度模型,分析了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现有城镇体系中存在的问题。首次构建了区域生态城镇化广义和狭义经济成本计量数学模型,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生态城镇化经济成本进行了测算。通过研究,根据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的实际,本文提出了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生态城镇体系建设2010-2020的总体思路、总体目标和具体措施,为今后一段时期内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城镇化发展提供了方向。4、在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产业同构进行测度定量分析基础上,对支撑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城镇体系的产业发展进行了研究,提出了产业的“双核(南昌——九江)双轴(沿路和沿江)多动力”发展模式。本文主要研究了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新型城镇化发展中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产业同构进行测度定量分析,重点研究了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六个地级市区间、南昌市区和九江市区与周边部分县市间制造业同构问题,指出产业发展的理论基础和产业运行的原则,分析认为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产业要实现从“点(南昌)——圈式”发展模式向“双核(南昌——九江)双轴(沿路和沿江)多动力”发展模式转变,并建立基于资源——技术——管理的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生态产业融合网络模型,提出相关发展战略。5、以典型城镇为例分析了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生态城镇体系的建设,并研究了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生态城镇体系建设的条件保障。选取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内有代表性的大中小城镇为例,分析其产业、生态和城镇化建设,提出相关发展策略。并从制度、基础设施、科技、人力资源等方面分析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生态城镇体系发展所需的条件,对制度和政策供给、公共物品供给、教育供给、经济环境供给和生态环境供给五大政府行为进行了分析,并利用系统动力学的基模分析理论,构建了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生态城镇体系建设中政府创新行为的富者愈富型基模,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柯鹏[3]2015年在《江西省生态优势评价及生态效益转化率测度研究》文中认为对于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内在关系的研究已经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但对于生态效益向经济效益转化的量化研究却较少。本文以供需理论为基础、以生态足迹理论的计量方法对生态效益转化率展开研究。首先,建立了生态指数评价指标体系,对江西省生态状况进行量化分析;其次,从供需理论的角度研究了生态效益对经济效益的总量弹性和结构弹性,利用生态足迹的方法对生态供给、需求和均衡进行了量化,并构建了生态效益综合变动系数模型对江西省2007—2012年生态效益转化率进行了时间序列动态分析;对影响生态效益转化率的生态因素和经济因素进行了灰色关联分析。结果表明:江西省生态效益供需不平衡、生态效益转化率呈现较为规律的周期性波动、叁大产业的转化率差异较大、地区差异层次分明且影响因素各不相同,由此提出建议。
陶表红[4]2011年在《生态旅游产业可持续发展研究》文中提出在全球人类面临生存环境危机的背景下,随着人们环境意识的觉醒,绿色运动及绿色消费席卷全球,生态旅游作为绿色旅游消费,一经提出便在全球引起巨大反响。生态旅游从兴起至今约30年左右时间,但几乎全世界都在发展生态旅游,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把生态旅游作为产业来发展。在我国,由于可持续性发展战略及发展循环经济口号的提出,作为中国经济发展支柱产业之一的旅游业也衍生出一个新的旅游经济主体——生态旅游产业。但我国对生态旅游产业可持续发展的评价研究工作开始较晚,还主要从归纳、总结和定性的角度出发,在实证数据调查和定量分析方面还不完整,有待进一步加强。江西是一个经济欠发达省份,虽然经过叁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江西省的经济得到了一定的发展,由于底子薄,江西省的人均GDP仍处于国内较低的水平。但江西地处我国腹地,具有丰富的自然旅游资源和人文旅游资源,江西省也一直秉承“发展是硬道理”的发展观,抓住各种机遇,特别是经过近十年的发展,经济实力已全面提高。江西崛起走绿色之路,也是省委省政府立足省情、高瞻远瞩作出的非常睿智地正确抉择,且逐步完善的旅游基础设施也为江西发展生态旅游产业提供保障。如何利用这得天独厚的生态旅游资源来建设具有江西特色的生态旅游产业、怎样建立江西生态旅游产业发展战略、选择怎样的模式发展江西生态旅游产业是本文探讨和研究的重点。建立具有江西特色的生态旅游产业体系是一个前瞻性的课题,笔者在分析国内外生态旅游产业发展的背景下,借鉴国外生态旅游产业发展的成功经验,并以江西为例进行研究,通过对江西生态旅游产业发展的资源条件、影响因素、发展现状等情况的调查分析,构建了江西生态旅游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层次指标体系和模型并进行定量分析,最后提出江西生态旅游产业发展的具体措施,以期对江西生态旅游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有所帮助。本文共分四大块,从四个大的方面对研究内容进行了阐述：第一块内容为生态旅游产业发展的理论研究。主要通过文献综述和归纳的方法,阅读国内外关于生态旅游产业发展的研究和相关文献资料,并进行分析、归纳、评价,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生态旅游产业发展进行再思考。主要有二章内容：(1)第一章：导论,阐述本文研究的目的与意义,阐述国内外生态旅游产业研究动态、主要内容和方法。(2)第二章：理论基础,首先对生态旅游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并分析生态旅游系统的构成；其次对生态旅游产业发展的理论基础进行了详细的阐述,主要包括生态经济理论、协同理论、产业集群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第二块内容为生态旅游产业的方法研究。利用不同方法对制约生态旅游产业发展要素进行分析研究,并进行综合评价。包括叁章内容：(1)第叁章：国外生态旅游产业发展状况,介绍了国外典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生态旅游的发展状况,以及借鉴和启示。(2)第四章：生态旅游产业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了影响生态旅游产业发展的几个主要因素。(3)第五章：生态旅游产业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与模型,分析了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原则,对生态旅游产业发展的可能影响因素进行了专家问卷调查,利用层次分析法选择生态旅游产业发展的主要制约因子,构建生态旅游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指标体系,并进一步构建了生态旅游产业可持续发展评介模型。第叁块内容为生态旅游产业发展的实证研究。以江西省为例,对生态旅游产业的发展进行实证研究,包括二章内容：(1)第六章：江西省生态旅游产业发展分析,在实证调查的基础上,从影响生态旅游产业发展的五个基本因素(自然环境因素、政策因素、经济因素、社会因素和技术因素)分别用SWOT分析法对江西省生态旅游产业发展进行了分析。(2)第七章：江西生态旅游产业可持续发展评价,用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模型对改革开放后江西省各地市旅游产业数据进行定量分析,得出评价结果。第四块内容为生态旅游产业发展的对策研究。第八章：江西生态旅游产业可持续发展措施,根据评价结果,结合江西生态旅游产业发展存在的若干问题,提出江西省生态旅游产业可持续发展措施,包括机制选择、模式选择和政策保障。
罗腾飞[5]2016年在《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发展质量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城镇化发展质量在一定程度上展现出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社会、文化以及创新能力的发展水平,是继工业化之后推动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经济带是由经济发达的一个或者几个大城市作为核心,联结带动周围不同等级规模城市的经济发展,在经济上联系紧密、产业分工与合作、交通一体化、流通一体化、基础设施均等化、社会事业与公共服务设施相互影响、相互联系的经济走廊。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获奖者斯蒂格利茨(JosephEugene"Joe"Stiglitz)说过：“21世纪影响世界经济的两件事,一是美国的新技术革命,二是中国的城镇化。”目前,中国发展面临的叁大挑战之一是中国的城镇化问题,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城镇化发展质量是重中之重。根据全球城镇化划分标准,城镇化发展历程划分为起步、加速和成熟叁个阶段,小于30%处于城镇化起步水平,大于30%处于城镇化加速发展水平,大于70%处于城镇化成熟发展水平。中国的城镇化率由1978年的17.92%上升到2015年的56.1%,增长了38.18%,平均是每年一个百分点的提升。在2000-2010年我国城镇化发展速度加快,城镇化率提升了11.3个百分点,年均增长1.13个百分点。这说明我国城镇化已经进入加速发展阶段,同时也警醒我们在加速的背景下,质量的提升越来越重要。随着我国城镇化的发展,在取得了优异的成果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第一,目前,城镇化发展粗放发展模式仍然存在。主要表现在：城市发展盲目扩张,土地资源浪费较为严重；我国城市土地迅速扩展,土地城镇化速度超过人口城镇化速度,我国260个地级以上的城市人口规模年均增长速度为4.4%,建成区面积的年均增长为6.9%,大量的新区和新城的建设造成了土地浪费严重。环境污染严重,交通拥堵问题尖锐；生态环境的建设与经济发展不协调,使得我国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重,大部分城市都存在水污染、空气污染等现象。能源消耗量大,节能减排的压力大；我国人口占世界的20%,GDP占世界的10%,而消耗的煤炭、铁矿石占世界的50%,铝、锌、铜分别占世界的37%、46%、38%。第二,区域之间发展不平衡。我国对沿海地区发展政策的倾向,对我国各区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影响较大,使得我国城镇化发展的区域不平现象加深；虽然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战略等区域政策的提出,但是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现象未有改变,率先发展好的城市在资源环境方面的约束性越来越强,西部生态敏感地区在发展与保护方面的矛盾日趋显现。第叁、大中小城市发展不协调。特征城市的发展速度加快,但是“城市病”问题较为突出,而中小城市地位在发展进程中出现下降趋势,小城镇建设由于缺乏机会,加上产业支撑的不足、基础设施建设的落后,使得小城镇发展相对滞后。第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缓慢。农民工近几年发展迅速,但是与城镇职工相比,农民工收入偏低、劳动强度大、各类保险的收益比例较低。而大部分农民工都聚居在“城中村”、城乡结合部的农民房,配套设施条件差。第五,城乡二元结构突出。在我国发展进程中,城乡差距不断拉大,乡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设施建设还较为落后,医疗、教育、卫生、文化体育等发展落后于城市,使得城镇化进程中的城乡矛盾日益凸显。长江经济带是我国未来经济发展格局中最具影响力和最有发展潜力的重要区域。长江经济带作为我国第一的“黄金水道”,是我国国土空间开发最重要的东西轴线,在区域发展总体格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目前,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发展面临着一些问题,例如,小城镇数量多、较分散；城市化发展明显落后于工业化,区域发展不均衡；城市化发展的包揪重、压力大等。因此,以城镇化发展质量为视点,对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发展质量进行综合评价和空间差异分析,并探讨城镇化发展质量的提升策略,可为区域发展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并最终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缩小城乡差距、建设和谐城市的目标。本文选择长江经济带九省二市的126个主要城市作为研究对象,2006-2013年作为研究时段。选用时间序列数据和横截面数据作为基础数据,在对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发展质量内涵界定基础上,从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生态环境和创新能力的研究角度,构建城镇化发展质量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构建城镇化发展效率的指标评价体系,进一步分析探讨长江经济带的城镇化发展效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指数聚类法、自然断裂法、空间自相关分析法、标准差椭圆分析法、全要素生产率分析法,运用ArcGIS9.3分析软件、Geoda分析软件、Stata11.0编程,测度分析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发展质量。其研究发现,2006-2013年,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发展质量呈现平稳上升发展态势,城镇化发展质量从2006年的0.79137上升到2013年的1.13372,其增长了1.433倍。从城市群层面来看,叁大城市群也均呈现上升发展态势,8年间,上游、中游、下游城市群的城镇化发展质量均值为0.801、0.899、1.373,下游城市群是中游城市群的1.53倍,是上游城市群的1.71倍。反映出,下游城市群的城镇化发展质量高于中游、下游城市群。在空间层面看,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发展质量分为四种类型,即高城镇化发展质量区域、中等城镇化发展质量区域、一般城镇化发展质量区域、较低城镇化发展质量区域。为了深入分析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发展质量,分别从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生态环境、创新能力四个维度,测度分析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发展质量,其结果显示,2006-2008年,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发展质量呈现逐年增长发展态势。从四个维度方面看,四个维度发展顺序为环境发展、社会发展、经济发展、创新能力。我国从重视速度转向重视质量发展,经济出现平稳增长态势；我国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视使得环境有所改善,党的十八大提出“创新驱动”战略的提出为创新能力建设提高看了契机,因此,四个维度的发展与我国的现实发展情况相吻合。从时空演化分析结果看,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发展质量总体差异是在波动中下降发展特征。从叁大城市群之间整体差异来看,组间差异大于组内差异。虽然在8年间,城市群间差异有缩小的趋势,但是总体上仍是高于城市群内部差异。从城市群内部来看,长江经济带城市群城镇化发展质量差异为：上游城市群大于下游城市群大于中游城市群。说明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发展之快差异较大的主要原因是上游和下游城市群内部城市之间的差异较大。从空间相关性分析,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发展质量好的城市大部分分布在高高和低低象限,表明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发展质量存在空间正相关性。从标准差椭圆分析,2006-2013年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发展质量分布呈现“东北-西南”的空间格局,城镇化发展重心主要位于长江经济带中下游区域,其分布在标准差椭圆内部的地区是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发展质量的主要区域,可以看出,长江中下游地区在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发展质量中占主导地位。总的来说,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发展质量空间格局2006-2013年的演化特征不明显,说明在8年,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发展主体区域呈现稳定的发展态势。在对城镇化效率的分析来看,长江经济带城镇化效率的发展具有显着的地区差异性,整体发展为下降态势；城镇化效率与技术进步效率具有较大的关联性,技术进步对提高城镇化效率具有重要作用；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发展进程中投入变量的非集约较高,在今后的发展中要适当拿捏投入变量。最后,在总结全文的基础上,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从经济城镇化发展、社会城镇化发展、生态环境城镇化发展质、创新能力城镇化发展等四个方面提出推进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发展的提升策略。根据四个策略提出其提升路径：即加强城镇化发展差异性建设,提升城镇化发展质量；重视城镇化发展“智慧型”建设,提升城镇化发展质量；完善城镇化发展“均等化”建设,提升城镇化发展质量；强化城镇化发展“绿色型”建设,提升城镇化发展质量；优化升级城市群形态和空间布局,提升城镇化发展质量。
朱越浦[6]2016年在《江西省城镇化建设质量评价与提升研究》文中认为城镇化发展质量是一个综合的、系统的且复杂的概念,如何全面考察城镇化发展质量,使评估结果准确、科学同时又具有可操作性,是一个直观的但又较难操作的问题。将协调性引入城镇化建设质量评价体系,不但使城镇化建设质量分析更趋于合理,符合地区发展实际情况;还使城镇化建设质量的研究得到进一步拓展,夯实了新型城镇化发展理论;也完善了区域经济学中的城市发展理论的知识网络体系;为江西省乃至我国城镇化与其它“叁化”协调互动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与经验指导。“十八大”以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已多次提出将城镇化视为未来我国经济发展的内需所在;同时也是解决“叁农”问题的关键,其发展将有力支撑并推动着省域间、地区间协调发展。特别是对于属于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江西省来说,城镇化进程相对滞后,发展空间仍较大,表现为发展速度较快但质量不高,往往导致城镇化质量落后于水平发展。因此城镇化建设质量评价及提升研究,将为江西省城镇化发展提供有针对性的政策指导,促进江西省城镇化建设质量与水平协调发展。对此,以江西省为研究主体,以城镇化内部协调性为切入点,以城镇化质量为核心研究对象;分析城镇化发展质量的实际情况,探究其重要性和阻滞因素,并提出城镇化质量提升的目标和措施。基于上述研究意义及思路,本研究的主要内容及结论包括以下几方面:第一,通过系统梳理城镇化协调性、城镇化质量、城镇化影响效应等方面的研究,发现现阶段城镇化协调性研究缺乏人口、经济、土地、社会四者间的协调研究;同时,城镇化质量的定量测度研究主要是通过人口、经济、社会、环境等方面筛选指标,建立指标体系进行综合评价,但指标体系中缺乏关于人口、经济等评价方面之间协调性的指标;因此,将内部协调性融入城镇化质量评价体系将会有助于提高研究的科学性和准确性。第二,通过SD流率基本入树建模法和基于省级面板数据回归分析,对江西省所在的欠发达地区城镇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及其影响渠道进行实证分析;明确了江西省发展城镇化的必要性,但须注重发展的质量,以提升其拉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效率。然后,列举城镇化发展的代表性指标,分析指标数据的统计性描述并研究其时间序列演变和空间异化分布,总结江西省城镇化水平的时间演变趋势和空间分布特征。最后,通过建立DEA评价指标体系,评价现阶段江西省城镇化发展效率。通过对水平和效率两方面的科学分析,总结现阶段江西城镇化发展具有的特征。第叁,分析城镇化发展的协调性对发展质量的影响,强调协调的关键性。同时建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江西省及省内11设区市城镇化协调性,同样也进行时间序列和空间异化分析,并与中部其他省份进行对比分析,总结江西省城镇化协调性发展的现状。第四,引入耦合协调度指数,从人口、土地、经济及社会四类城镇化和城镇化内部协调性五个方面构建江西省城镇化质量评价体系。采用熵值法、层次分析法共同确定指标的综合权重。基于分析结果,得出现阶段江西省及省内各市城镇化发展的质量,找出影响整体质量的薄弱方面;同时与中部其余省份进行比较分析,并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分析总结江西省城镇化质量的变化趋势。最后,选取江西省和典型发达地区——浙江省进行案例分析,分析总结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城镇化质量的差异。第五,建立城镇化质量与水平间协调性指数模型,测度江西城镇化质量与水平的协调性,针对分析结果,给出质量与水平协调发展的思路。同时,针对城镇化质量及城镇化质量与水平的协调性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效应方面,基于2000-2013年江西省市级面板数据,构建引入城镇化质量、城镇化水平和两者间协调性的动态面板模型。采用sys-gmm计量方法,对城镇化质量、水平及两者间的协调性对江西省经济发展的影响作用进行实证分析。基于分析结果,明确城镇化发展质量的重要性,强调质量与水平协调发展的重要性,并为后文提升江西省城镇化发展质量对策的提出明确方向、提供思路。第六,基于前文定性、定量分析结果,从经济、人口、土地、社会及协调性五个方面,分析梳理出影响江西省城镇化质量发展的阻滞因素。根据阻滞因素分析结果,联系城镇化质量分析结果;遵循科学发展规律,强调改革创新,鼓励因地制宜;将未来城镇化质量的提升目标设为:1.以人为本,推进市民化进程;2.产城融合,促进经济就业双发展;等方面。最后,基于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针对阻滞因素和发展目标,给出提升江西省城镇化质量的措施:1.加快人口引入与落户,推进转移人口市民化;2.强化产业培育与发展,推进产业空间合理布局;3.引入多元化融资渠道,支撑城镇化有序发展;4.加强社会城镇化建设与管理,提升市民的福祉;5.保持环境资源优势,落实集约化发展;6.全面落实“多规合一”,提高城镇化内外部协调性,实现区域协调发展;7.加快改革创新,为城镇化发展提供保障;同时,基于上述7项对策,给出具体的执行措施。
彭鸿健[7]2017年在《九江市电子商务发展路径研究》文中认为电子商务从“诞生”至今,完美诠释了一种现代化的商务交易模式,其有着低成本、高效率、高收益等众多优势。在我国的高位推动之下,电子电子商务已经成为各地经济发展中新的增长点。在国家大力推动“互联网+”的背景下,我国电子商务的发展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它对传统经济活动进行了重新的组织与梳理,重塑了整个经济交易过程,对整个管理理念与管理手段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强调融合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政府和企业已经开始高度重视电子商务的发展,时至今日它也成为学术界的“宠儿”。本文从阐述国内外电子商务发展研究现状入手,在充分阐述电子商务发展相关理论基础之上,基于层次分析法对影响九江市电子商务发展的因素进行定性和定量的分析。通过结合九江市实际情况,深入研究电商促进九江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影响因素与效果测度。从九江市电子商务的发展形势来看,全市电子电商在交易额、企业数量、电商从业人数、快递量等多个方面都呈现出逐年快速增长的趋势。电子商务与旅游、文化、农产品、传统制造业和物流等多个领域融合发展效果显着,充分带动了全市经济的发展,根据对九江市电子商务发展进行更深入的调研发现,农产品电商、跨境电商和旅游电商作为九江市政府优先发展的叁大方向,分别呈现出不同的发展趋势,对于九江市电子商务发展有着不同程度的促进作用,通过构建指标体系,把电商交易额、成交量、电商从业人数、电商平台和电商固定资产投入等因素充分纳入层次分析法中,分别判断出叁大方向对于九江市电子商务发展影响程度的强弱,并通过对九江市发展电子商务的优劣势进行系统分析,最后提出完善和发展九江市电子商务的实现路径,为九江市政府制定电子商务发展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余辉[8]2016年在《政府推进工业园区建设对发展地方经济的作用》文中研究表明工业园区是在特殊的区位环境下,由政府主导或企业自发的以实现工业经济目标而创立的经济区域。工业园区的设立,改善了地方经济的社会环境,推动了以技术创新为特点的新经济形态的发展,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取得了巨大成就,已经成为地方政府发展区域经济所广泛采用的政策工具。工业园区作为工业发展的一个优质载体和平台,吸引了很多资本、劳动力等要素的聚集,它为发展区域经济、增强国家竞争力提供了有效途径。在低成本聚集的带动下,推动了同类企业的集聚发展,进而促进产业集群,形成集群内企业相互协调、共生共荣发展。当前,由于工业园区发展的外部因素发生了变化,给地方政府在园区建设中采取的制度模式和赋予园区管理的职能给予了新要求。以政府主导的中国市场经济模式下,地方政府在工业园区建设中的引导作用更加突出。然而,在我国工业园区建设的实践中,政府引导下的园区发展模式有着较为显着的缺陷,如地方政府出于政绩考虑在建设园区过程中偏重于招商引资;政府的过度引导和干预阻碍了市场机制本身对工业园区发展的推动作用;缺乏一套行之有效的园区建设约束制度等问题。本研究结合九江市的工业园区发展现状,对目前九江市政府在工业园区管理中现状进行了深入解析,提出案例中的重点问题,并对问题的缘由进行了分析和总结,从而站在九江市发展的全局角度,分析九江市政府在推进工业园区发展中的职能定位,本研究的重点是地方政府如何正确高效推进工业园区建设发展,其目标是怎样让政府的行为更加规范,使政府和市场这“两只手”科学、有效地推动园区的经济发展。期望对我国工业园区的发展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王华瑞[9]2017年在《基于SE-DEA视窗分析的江西农业生产效率评价研究》文中指出本文以江西农业发展的效率为研究目标,首先采用SE-DEA视窗分析和Malmquist指数分析及规模收益分析理论,分别从时间和空间上对江西省2009至2015年11个地市的农业生产效率情况进行评价与比较分析;然后,应用Tobit模型来估计农业生产主要因素对江西各类地区包含高效率地区和低效率地区农业发展的影响程度,据此探索江西各地区促进农村增收的有效途径。根据地区超效率分析结果显示,近年来江西省鹰潭、抚州地区的农业生产效率在江西省名列前茅;部分地区技术进步变化指数和技术效率变化指数发展不平衡致使全省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波动明显;农业产出占比较大的地市如九江、吉安地区规模收益近年来呈不断下滑状态。最后,文章综合评价、回归分析结果和江西自然地理情况,对江西省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提出了相应的政策策略,文章认为通过多种途径增加农民收入、调整农林水事务支出结构、促进大型企业参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建立、发展区域特色农产品,运用互联网拓宽农产品的销售渠道,以及鼓励乡村生态旅游,促进休闲农业的发展是提高江西省农业生产效率的有效途径。
万浩然[10]2008年在《长江沿线临港新城产业与空间布局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国际产业转移与升级使经济全球化进程进一步加速。长江沿线临港地区凭借其优势地位成为承接产业转移、引导产业升级的重点地区,其受重视的程度与日俱增。临港地区应通过其产业与空间的有效组织,把握机遇迎接挑战,凸现其在推进区域与城市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本文以港口-产业-城市的协调发展为目标,从产业和空间两方面着手,探讨了长江沿线临港新城的发展。首先,在分析产业关联度、临港优势及长江“双梯度”对产业选择影响的基础上,明确了临港产业的选择。文章认为应以正确的产业选择为支撑,以临港产业集群为组织手段强化其集群力度。立足临港产业演化内、外动力分析,将其产业集聚划分为一般性集聚和选择性集聚两个阶段。其次,立足长江沿线空间典型案例分析,结合与城市空间结构相关理论的探讨,分析了临港新城的空间结构与空间特性,明确了其空间演化的四个阶段。综合产业与空间的分析提出了临港新城布局的四种模式。最后,本文应用以上研究结论,结合九江市临港新城的实际情况,探讨了其产业与空间布局。在对其产业的逐层分析把握基础上,明确了其产业发展的具体设想;结合对临港新城内、外部空间的分析,提出了基于层阶片区模式的“两岸两轴叁片”的空间布局结构。
参考文献：
[1]. 九江市绿色经济发展模式研究[D]. 陈凯. 西安理工大学. 2002
[2]. 基于生态文明的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新型城镇化发展研究[D]. 余达锦. 南昌大学. 2010
[3]. 江西省生态优势评价及生态效益转化率测度研究[D]. 柯鹏. 南昌大学. 2015
[4]. 生态旅游产业可持续发展研究[D]. 陶表红. 武汉理工大学. 2011
[5]. 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发展质量研究[D]. 罗腾飞. 中国地质大学. 2016
[6]. 江西省城镇化建设质量评价与提升研究[D]. 朱越浦. 南昌大学. 2016
[7]. 九江市电子商务发展路径研究[D]. 彭鸿健. 南昌航空大学. 2017
[8]. 政府推进工业园区建设对发展地方经济的作用[D]. 余辉. 南昌大学. 2016
[9]. 基于SE-DEA视窗分析的江西农业生产效率评价研究[D]. 王华瑞. 南昌大学. 2017
[10]. 长江沿线临港新城产业与空间布局研究[D]. 万浩然. 苏州科技学院.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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