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开丁汝昌自杀的谜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谜团论文,丁汝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14X(2005)02-0133-06
近代著名爱国诗人黄遵宪《人境庐诗草》中有一首《降将军歌》，其中写道：
冲围一舸来如飞，众军属目停鼓鼙。船头立者持降旗，都护遣我来致词：我军力竭势不 支，零丁绝岛危乎危，……本原两军争雄雌，化为沙虫与肉糜，与船存亡思不辞，今日 悉索供指麾，乃为生命求恩慈，指天为正天鉴之。中将许诺信不欺，诘朝便为受降期。 ……前者阖棺后舆尸，一将两翼三参随。两军雨泣咸惊疑，已降复死死为谁?可怜将军 归骨时，白幡飘飘丹旐重。
诗中“船头立者”，即广丙舰管带程璧光；“都护”，系指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 两翼”为定远管带刘步蟾和护理镇远管带杨用霖；“三参”应指广丙大副黄祖莲、威海 绥巩军统领戴宗骞及刘公岛护军统领张文宣。此六人皆死于威海之役者。此诗乃为讥讽 所传丁汝昌遣程璧光向日人乞降之事而作。丁汝昌到底投降没有?北洋舰队之降，究竟 是在其生前，还是在其死后?黄遵宪是相信丁汝昌“已降复死”的，故有此诗作。那么 ，历史的真相是否真是如此?对此，历来聚讼纷纭，疑案莫明。这也可称得上是一个历 史之谜了。
为了解开这个谜团，研究者必须详细占有资料，不仅要重视一方面的记述，也要重视 另一方面、甚至意见完全相反的记述，然后进行对比研究，以期做出合乎历史事实的结 论。譬如说，在黄遵宪的同时代人当中，有人就不相信丁汝昌“已降复死”之说。时人 姚锡光著《东方兵事记略》，即认为北洋舰队之降是在丁死之后：
自威海陆道陷，刘公岛居民惶惧，兵轮管带不欲战者复交煽其间，兵勇水手和之。… …在岛诸洋员请姑许乞降，以安众心。汝昌谓：“我知事必出此。然我必先死，断不能 坐睹此事。”……十七日，倭水陆复以炮急攻我，岛中愈惶急。……而弹药将罄。是日 ，得烟台密信，始知东抚李秉衡已走莱州，援兵绝。汝昌召海军诸将议鼓力碰敌船突围 出，或幸存数舰，得抵烟台，愈于尽覆于敌。诸将不允，散去。旋勇丁、水手露刃慑汝 昌，汝昌稍慰之，入舱仰药。张文宣继之。十八日晓夜四更许，相继死。牛昶昞召诸将并洋员议降。……于是英(美)员浩威作降草，仍托诸汝昌语，管带闽人某译华文，牛昶炳(昞)署以海军提督印。黎明，广丙管带程璧光乘镇边(北)艇，悬白旗，诣倭军乞降。
姚著问世后，学术界对其评价很高。如称：“姚氏于甲午、乙未之际正在山东巡抚李 秉衡署中，尝往来辽碣、登莱，观察军情，因即所见所闻，参以中外记载，撰为此书。 ……此书记载详瞻清晰，虽间有舛误，但远胜一时诸作。”(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 ：《中日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第7册，第613页。)可 知姚氏之作并非有闻即录，而是经过了研究和分析，取其可信者述之，应该比黄遵宪所述更为可靠。
“已降复死”说的根据主要有三：
其一，是《署理北洋大臣王文韶复奏查明丁汝昌等死事情形折》。先是在光绪二十一 年正月二十四日(1895年2月18日)，有电旨谓丁汝昌等之死，“虽据德国兵舰传述，惟 情节究未详悉。仍著王文韶确切查复”。王文韶当即转饬山东登莱青道刘含芳详细查明 。二月十三日(3月9日)，复奏称：
登莱青道刘含芳会同威海营务处候选道牛昶昞、北洋海军营务处候选道马复恒禀称… …至(十七日)晚，丁汝昌接电，催令冲出，知援兵无期。奈口外倭舰、雷艇布满，而各 舰皆受重伤，子药将尽，无法冲出。水陆兵勇又以到期相求，进退维谷。丁汝昌几次派 人将镇远用雷轰沉，众水手只顾哭求，无人动手。夜间，舰艇又来攻击，康济中炮受伤 ，水陆兵民万余人哀求活命。丁汝昌见事无转机，对昶昞等言，只得一身报国，未能拖累万人，乃与马格禄面商，不得已函告倭水师提督伊东……派广丙管驾程璧光送往倭 船。程璧光开船之时，丁汝昌已与张文宣先后仰药，至晚而死。杨用霖以手枪自击死。 以上各节，昶昞、复恒亲见确实情形。(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3册，第519～522页。)
其二，是《山东巡抚李秉衡奏查明丁汝昌死事情形折》。先是在二月初十日(3月6日) ，吏部掌印给事中余联沅奏丁汝昌等死情形可疑，请旨饬下李秉衡确查。于是，军机处 寄下谕旨：“丁汝昌等死事情形，李秉衡相距较近，见闻必确。即著详细查明，据实具 奏。”三月三日(3月28日)，李秉衡复奏称：
据东海关道刘含芳及北洋营务处候选道牛昶昞、马复恒禀称……十七日，倭雷艇又从 两口分进，并南岸炮台三面环攻。丁汝昌欲率各舰冲击，奈口岸倭舰、雷艇布满，兼以 各舰行钝，无法冲出；而居民及水陆兵勇万人又哀求活命，丁汝昌乃与马格禄面商，函 告倭水师提督伊东云：本意至船尽人没而后止，因不忍贻害军民万人之性命，属倭军入 岛后，中外官兵民人等不得伤害，均应放回乡里等语，派广丙管驾程璧光送往倭提督船 。程璧光开船之时，丁汝昌与张文宣先后仰药，至晚而死。(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 ：《中日战争》，第3册，第503～505、580～581页。)
其三，是蔡尔康所辑《中东战纪本末》卷4的《威海卫海军之覆》。书中多采用中外报 章所载之战讯，此即其中之一篇也。所述内容又见王炳耀所辑之《甲午中日战辑》。该 文称：
西简云：……(丁汝昌)乃于十八日遣广丙管驾程璧光乘坐镇北小舰，高揭白徽，直造 日提督伊东祐亨座船，投递降书。……伊东祐亨略与寒暄，因问：“丁提督安否?” 曰：“病。”问：“刘总兵安否?”曰：“安。”……十九日，镇北又入日营，而下半 旗，众咸不解。及接见程差弁，面深墨，容甚戚，日人无不惨然，急叩其故。则曰：昨 带贵提督公牍及私函呈丁公，观其容色，似甚感动，即入座作函毕，起而言曰：“我事 毕矣!”遂入卧室，服生鸦片一大剂。(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3 册，第192页。)
据此，便有论者断定，投降书是“出自丁汝昌亲裁”；丁汝昌服毒自尽的时间也不是 姚锡光所记：“十八日晓夜四更许、即北洋舰队投降前夕。而是在他发出第二封请降书 后、即十八日晚到十九日黎明前。”(注：张凤翔：《丁汝昌之死考析》，《内蒙大学 学报》1986年第3期。)这一推断是否能够成立呢?回答是否定的。对于前引只三条材料 ，稍微认真查核，便不难发现，其中漏洞甚多，必须对其加以辨析，以识别其真伪，否 则是不能放心使用的。
《中东战纪本末》所记丁汝昌死事情形甚详，倒是颇引人注目。书中称所记系根据“ 西简”而言。所谓“西简”，当是某洋员致上海报馆的书信。这位洋员究为何人，暂时 难以推定。即使他确实是北洋海军中的洋员，也不能证明这条材料有多么高的史料价值 。相反，在这短短的数百字中，编造的痕迹处处可见。试看，伊东问：“丁提督安否? ”程答：“病。”丁汝昌本无病，为什么不回答“安”而回答“病”呢?此其一。伊东 问：“刘总兵安否?”程答：“安。”这就更是大错了。据李秉衡奏称：“十二日定远 被倭击沉，刘步蟾恐为敌所捞获，十六日用水雷将船身轰散，即于是夜仰药死。”(注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3册，第518页。)刘含芳致北洋大臣王文韶 电禀亦称：“十七日刘步蟾，十八丁汝昌……均先后殉难”(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 ：《中日战争》，第3册，第466页。)。刘步蟾是十六日夜吞的鸦片，延至十七日身故 的。对此，程璧光难道会不知道?此其二。程璧光又告伊东曰：“昨带贵提督公牍及私 函呈丁公，观其容色，似甚感动，即入座作函毕，起而言曰；‘我事毕矣!’遂入卧室 ，服生鸦片一大剂。”照程的说法，丁汝昌复伊东书是亲自写的，更是难以令人置信。 即便是丁汝昌当时还活着，也不会亲笔给敌将写信。从现存的丁汝昌函件看，除私函外 ，公函皆由书吏捉刀，何况致函敌将乎?因系编造之言，必力求其真切，反而愈见其假 也。此其三。由此可见，这条材料的真实性是大可怀疑的。
“已降复死”所说依据的第一手材料，惟有王文韶、李秉衡二人的奏报，而其所奏皆 来自《牛昶昞禀》，仍难令人凭信。众所周知，牛昶昞是北洋舰队投降的主持人。他同伊东祐亨会见两次：第一次，是在十九日上午，他怕伊东不接纳他，对伊东说：“我在刘公岛，丁提督次级也。今来贵舰，幸与我共议事。”会谈时，双方在交出刘公岛炮台、军械及军舰问题上皆无异议。但日方提出：投降之中国将弁，将由日兵监护押送至国外。牛面有难色，“请令赴芝罘或养马岛”。伊东勃然作色，责之，牛唯唯而已。当日未成议而散。第二次，是在二十日下午，牛昶昞复至日舰，交出中国将弁、洋员名册及陆军编制表，并告以担任武器、炮台、舰船交接委员的名单。随后，即恳求伊东废监护日兵：“贵官诚能垂恩典，使得海路赴芝罘，即望外之幸也。”(注：桥本海关：《清日战争实记》，刊行时间不详，卷12，第415～416页。)伊东沉思良久，始诺之。遂签订《威海降约》十一条。牛昶昞既与投降事大有干系，我们对他的报告不能不加分析，便完全信之无疑。
与程璧光和伊东祐亨的对话相对照，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所说的丁汝昌死事情形 是互相矛盾的。程先于牛与伊东会见两次：第一次，是在十八日上午八时半，向伊东致 送投降书；第二次，是在十九日凌晨三时，致送复函，要求展限三天。照程的说法，丁 汝昌是在他第二次去日舰之前服毒的。而牛的说法却不同，他说得很明白，丁是在程第 一次“开船之时……仰药”的。牛、程同为北洋舰队投降的当事人，究竟以谁的话为准 呢?看来他们都在力图掩盖事实真相。然而，即使遮饰得再巧，也总难免要露出破绽的 。正所谓欲盖弥彰也。
近年卢毓英《卢氏甲午前后杂记》稿本的发现，似乎又为“已降复死”说添了新的论 据。然也有可疑之处。试看《杂记》所述：
(正月)十八日，丁统领命候补直隶州借补游击、海军军械委员陈恩焘作英文情愿输服 之书，并请释海军士卒，命广丙管带都司程璧光，乘镇北蚊船，悬挂白旗，献于倭舰统 领(伊东)。先是海军仅剩镇、平、济及康济、广丙五艘，并蚊船六艘，益以军火已馨， 军粮已绝，无可如何。乃问计于陈恩焘，陈曰外国兵败有情愿输服之例，遂引某国某人 有行之者。丁意遂决，乃命陈书而献之。……十八夜，北洋水师统领丁汝昌及黄岛护军 统领张得三(文宣)服毒而亡。(注：卢毓英：《卢氏甲午前后杂记》，未刊稿，第47～4 8、46、47页。)
卢谓丁汝昌决定投降，乃是问计于陈恩焘的结果，殊难令人凭信。陈恩焘是马尾船政 后学堂驾驶班第五届毕业生，不过任军械委员，当时刘公岛上船政驾驶班第一届毕业且 担任管驾官者还有多人，如副将叶祖珪、邱宝仁等，官职皆比陈高，还有威海营务处候选道牛昶昞和海军营务处候选道马复恒，则是丁汝昌以下掌握实权的人物，丁汝昌都不与他们商议，却单单问计于陈恩焘，这是不可想象的。如果不是卢毓英记忆有误的话，那么，这肯定是陈恩焘的自我吹嘘。何况陈恩焘所述与其他文献多有矛盾，牛昶昞禀说是“与马格禄面商”，戴乐尔回忆录说美籍洋员郝威“倡议假丁提督之名作降书，并亲自起草，书成，译作中文”(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6册，第67页。)等等，都说明卢毓英的话是靠不住的。至于卢氏所说丁汝昌的服毒时间，并不能说明什么，因为他虽身在岛上，却已无任职，甚为惶恐不安，抱着“今朝有酒今日醉”的心理，整天间“扫明灯，吐云吐雾，置外间之事于不见不闻”(注：卢毓英：《卢氏甲午前后杂记》，未刊稿，第47～48、46、47页。)，所以他并不是丁汝昌自杀的亲见者，《杂记》所述不过是重复所闻牛昶昞禀中的话而已。
回过头来再看姚锡光的《东方兵事纪略》，便不难发现其所述丁汝昌之死确有根据。 为什么这样说呢?
根据之一，是英籍洋员戴乐尔(W.F.Tayler)的对华回忆录《中国事记》。内称：“12 日(夏历正月十八日)清早，丁提督自杀身亡。我不曾亲临目睹当时所发生的一切，惟得 自传闻及事后发表的瑞乃尔报告而已。盖丁氏既死，马格禄、郝威及中国官员数人上岸 至牛道台寓所，遇见瑞乃尔。郝威倡议，伪托丁提督名义作降书，并亲自拟稿。译成中 文，并钤提督印。”(注：W.F.Tayler,Pulling Strings in China,London,1929,P.85.)戴乐尔所记丁汝昌死事情形，并非向壁虚构。据他自称：一是得自传闻(rumour)；一 是根据德籍洋员瑞乃尔(T.H.Schnell)的报告。英语rumour一词，有传闻、谣言、流言 等含义，张荫麟先生的译文作“谣传”(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6 册，第67页。)，显然与原文意思不合，因为“谣传”系指传播无事实根据的话，与戴 乐尔的本意是相违的，故应译作“传闻”为是。瑞乃尔时为炮兵教习，曾积极鼓动投降 ，始终参与其事，所以戴乐尔说：“我采取瑞乃尔报告所述，以其可靠性颇高。”(注 ：W.F.Tayler,Pulling Strings in China,London,1929,P.85.)对照《东方兵事纪略》 和《中国事记》，可知姚锡光与戴乐尔对丁汝昌之死的记述，是完全一致的。
根据之二，是提督衙门卫士谷玉霖的《甲午威海之役拾零记》。内称：“丁军门(汝昌 )先在定远，后在靖远督战。但为投降派所逼，知事已不可为，就从军需官杨白毛(绰号 )处取来烟膏，衣冠整齐，到提督衙门西办公厅后住屋内吞烟自尽。我当时是在提督衙 门站岗的十卫士之一，亲眼所见，所以知道详细。丁军门自尽后……(牛昶昞)集众筹议投降事。”(注：戚其章：《北洋舰队》，山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11、225、220页。)谷玉霖是威海卫北沟村人，原在来远舰当炮手，来远沉没后调提督衙门担任卫 士，所记为其亲临目睹之事，而非道听途说之言，自属可信也。
根据之三，是镇北舰水手苗秀山的口述记录：“刘公岛吃紧时，岛上绅士王汝兰领着 一帮商人劝丁统领(汝昌)投降，丁统领说什么不答应，还把他们训了一顿。张统领(文 宣)是个硬汉子，想守到底，后来实在不行了，丁统领一死，他就在西疃的王家服毒死 了。领头投降的是牛提调(昶昞)。当时派镇北舰去接洽，我也在船上。受降地点在皂埠东海面上。我们船靠近日本船时，只听日本人用中国话呵斥：‘叫你们抛锚啦!’弟兄们都低下头，心里很难受。去接洽投降的中国官有五六个。结果港里十条军舰都归了日本，只留下康济运送丁统领等人的灵柩。”(注：戚其章：《北洋舰队》，山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11、225、220页。)苗秀山是刘公岛人，从小就跟北洋舰队的官兵混得很熟，后来上镇北舰当水手，也是当时的目击者之一，所述也足以证明“以降复死”说之非。
根据之四，是《丁氏宗谱》：“丁先达，赏穿黄马褂赏戴双眼花翎西林巴图鲁正一品 封典北洋海军提督，讳汝昌，字禹廷，生于道光十六年丙申十月初十日巳时。……卒于 光绪二十一年正月十八日辰时初。”十八日辰时初，也就是十八日早晨7时许，适可与 戴乐尔所记的十八日“清早”相印证。由此可知，姚锡光所记丁汝昌死身故时间确凿可 信，并非无稽之谈。
据上所述，便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丁汝昌身故的确切时间是正月十八日(2月12日)辰时初，即晨7时许，而不是象 牛昶昞禀所说十八日上午8点半钟“程璧光开船之时，仰药，至晚而死”，也不是像《 中东战纪本末》所记十八日下午3时程璧光离日舰回岛以后“服生鸦片……殉节”。
第二，丁汝昌是吞鸦片自尽的，必有一段弥留的时间。戴宗骞、刘步蟾和丁汝昌都是 吞鸦片自尽的，刘含芳致电王文韶称：“初九日戴宗骞，十七日刘步蟾，十八日丁汝昌……均先后殉难。”(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3册，第466页。)所说“初九日”、“十七日”、“十八日”等皆是身亡的时间，而不是吞鸦片的时间。戴宗骞是正月初七日下午由北帮炮台撤进刘公岛的，据当时在其门外站岗的水手陈学海说：“戴统领进岛后，第二天(初八日)喝了大烟，但药力不足，抬在灵床上又挣扎着起来。当时萨镇冰守在旁边，又让他喝了一些大烟，这才咽气。”(注：戚其章：《北洋舰队》，山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11、225、220页。)咽气的时候已是初九日了。刘步蟾的弥留时间也很长。据目睹其死的卢毓英称：“至(正月)十六日午后，刘(步蟾)来余住处，沈幼
……无意中写及‘千古艰难惟一死’之句，刘见之，微笑推案而起，续曰：‘伤心岂独息夫人!’念毕遂出。是晚即服阿芙蓉。”(注：卢毓英：《卢氏甲午前后杂记》，未刊稿，第47～48、46、47页。)丁汝昌亦当如此。姚锡光说他是在十七日(2月11日)得烟台密信，知援兵绝后，才仰药自尽，延至十八日(2月12日)晨而死，是十分可信的。
第三，“议降”之事，虽不排除在丁汝昌死前或弥留之际已有人密谋策划，但此事的 发生却是在其死后，而不是像牛昶昞所说那样由丁“与马格禄面商”而亲自裁定的。
丁汝昌对于自己的死，其实是早有思想准备的。当威海卫吃紧时，他曾嘱咐二儿媳张 氏说：“吾身已许国，汝辈善视吾孙可也。”(注：施从滨：《丁君旭山墓表》，见《 丁氏宗谱》，民国十一年壬戌刊本。)并“派员将水师文卷送烟，誓以必死”(注：《清 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北平，1932年，卷33，第11页。)。那么，他为什么早不死晚 不死，偏偏要选在正月十七日自尽呢?据牛昶昞称：正月十四日，各船水手“哀求生路 ”，丁汝昌“晓以大义，勉慰固守”。并当众宣告：“若十七日救兵不至，届时自有生 路。”以“十七日”为期的许诺，究竟包含着什么含义?《山东巡抚衙门档》的发现， 为我们揭开了这个谜底。
原来，早在日军在龙须岛登陆之初，丁汝昌即认为，日军从海上进攻威海必不成功， 但威海战局能否支持，在很大程度上还决定于后路的援军情况。所以，在丁汝昌看来， 当时死中求活之法只有一个，就是后路有大量援兵开到。其实，这也是各方面普遍关注 的问题。先是在十二月二十七日(1895年1月22日)，廷旨准将已奉旨北上之贵州古州镇 总兵丁槐所部5营截留山东。二十八日，刘坤一到天津与李鸿章晤商，决定饬从徐州起 程之徐州镇总兵陈凤楼马队5营，及皖南镇总兵李占椿等步队15营，皆迅赴烟台，以救 援威海。从《山东巡抚衙门档》可以知道，当时李秉衡估计，威海如能支持20天，这批 援军必可赶到，可解威海之围。他在致朋辈电中说：“电奏允留丁槐一军，并准截留北 上二十营助剿，如威能二十日无事，添此兵力当可挫贼。”(注：戚其章辑校：《李秉 衡集》，齐鲁书社，1993年，第618、665～666、673页。)他还将此意电告了威海诸将 。从十二月二十七日奉旨起，再过20天，适为正月十七日。这就是丁汝昌所以许诺以十 七日为期的原因。
丁汝昌既向士兵们讲明要坚守到正月十七日，因此他盼望援兵的心情也最为焦急。正 月十二日(2月6日)，他致电刘含芳告急，内称：“昌等现惟力筹死守，粮食虽可敷一月 ，惟子药不允，断难持久。求速将以上情形飞电各帅，切恳速饬各路援兵，星夜前来， 解此危困，以救水陆百姓十万人生命，匪特昌等感大德矣。”(注：《清光绪朝中日交 涉史料》，卷31，第16页。)十五日(2月9日)，又派营弁夏景春偷渡威海，从旱路潜往 烟台，带函给刘含芳，告以：“十六七日援军不到，则船、岛万难保全。”(注：《清 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34，第14页。)并请转一函给陈凤楼称：“此间被困，望贵 军极切，如能赶于十七日到威，则船、岛尚可保全。日来水陆军心大乱，迟到，弟恐难 相见，乞速援救。”(注：戚其章辑校：《李秉衡集》，齐鲁书社，1993年，第618、66 5～666、673页。)暗示正月十七日援军不到，即将自尽之意。但是，陈凤楼马队有3营 刚到潍县，又被李鸿章奏请调往天津。对此，李秉衡大为不满，致电刘含芳说：“陈凤 楼到潍，傅相电止，奏调回直。奈何?岛、舰无兵救，真堪伤痛!”(注：戚其章辑校： 《李秉衡集》，齐鲁书社，1993年，第618、665～666、673页。)其他各军则行进缓慢 ，电催扎饬，急如星火，也无济于事。直到北洋舰队覆没之时，援军尚距威海甚远。丁 汝昌的盼援终于落空了。他一直盼到正月十七日晚，知援兵已绝，遂仰药自尽，以实践 自己口许的以十七日为期的诺言。
由上述可知，丁汝昌恰在正月十七日“仰药”，并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他早就做好 了两种准备：若援军按期赶到，则刘公岛之围可解；万一援军逾期不至，则决心以死殉 国。“已降复死”之说显然与历史事实不符，是不能成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