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中的物量词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量词论文,诗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H1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209(2003)专-0012-05
一
量词在汉语史中是一个产生得比较晚的词类，一般的看法是：量词在先秦两汉时期使用得很少，所以，也就还没有真正独立为一个词类。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量词迅速发展起来，从数量到用法，都有了质的突破，作为一个独立的词类，才真正成熟起来。事实究竟怎样呢？通过对《诗经》中量词的分析，我们可以对这一问题有一个更为清楚的看法。
不容讳言，《诗经》中的量词还很不发达，尤其是动量词，几乎没有出现。在表示事物的数量时，大多采用的是“数词＋名词”的形式（也有数词直接充当句子成分的的情况）。如：
1.游于北园，四马既闲。（《秦风，驷
》）
2.龙旗乘祀，六辔耳耳。（《鲁颂·閟宫》）
3.二矛重英，河上乎翱翔。（《郑风·清人》）
4.以开百室，百室盈止。（《周颂·良耜》）
5.我生之后，逢此百忧。（《王风·兔爰》）
6.笃公刘，逝彼百泉。（《大雅·公刘》）
7.方叔莅止，其车三千。（《小雅·采芑》）
8.谁谓河广，一苇杭之。（《卫风·河广》）
9.羔裘晏兮，三英粲兮。（《郑风·羔裘》）
10.维此奄息，百夫之特。（《秦风·黄鸟》）
为什么判断上述各例中被数词限定的词均为名词呢？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汉唐人的注疏中得到证明。如郑玄对例1“游于北园，四马既闲”的解释是“游于北园之时则已习其四种之马”，孔颖达的解释是“四种之马既已闲习之矣”。虽然两人对全句的理解不甚一致，但对于“四马”的解说却是一致的：都是用“四种之马”解“四马”，加了量词“种”，可见“马”是名词。分析上述各例，我们还可以找到不少这样的例证：“二矛重英”的孔疏是“其车之上建两种之矛”——用“两种之矛”解“二矛”，加了量词“种”；“方叔莅止”的郑笺是“方叔临视此戎车三千乘”，孔颍达的疏曰：“其车众之多，中有三千乘矣”——用“戎车三千乘”来解“其车三千”，加了量词“乘”；“一苇杭之”的孔疏曰：“一苇者，谓一束也，非一根苇也”——将“一苇”解释为“一束（苇）”，而且进一步告诉读者“非一根苇也”，这就充分证明了“一苇”的“苇”不是量词；“三英粲兮”的疏是“其人有三种英俊之德”，从而证明诗中所缺的正是“英”（英俊之德）的量词“种”……这些古人的注疏不但证明了上述各诗句中数词后面的词是名词，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显示出了量词的发展：《诗经》时代数词直接修饰名词的语法形式，到了后代，特别是中古以后，已经被“数词＋量词＋名词”的语法形式所代替。反过来说，也就是我们所熟悉的现代汉语中的“数量名”结构，在《诗经》中是经常以“数＋名”（或“名＋数”）的形式出现的。
在《诗经》中，数词直接修饰的名物涉及方方面面，除了时间、空间之外，还包括天文地理、人物神祈、动物植物、房屋建筑、衣饰用品以及某些抽象的概念——福禄寿祗、礼仪忧思等等。其中，一些“数＋名”的短语不仅在《诗经》中应用得十分普遍，而且还成为了一种较为固定的结构流传至今如“百川”、“万福”、“百礼”、“百谷”等等。
但是，这并不就意味着在先秦时期，或是在《诗经》中没有量词，恰恰相反，虽然数量不多，但在《诗经》中的确出现了一些货真价实的量词，其使用方法也与后代并无二致，这正是本文所要探讨的。
二
如前所述，《诗经》中经常用数词直接修饰名词的方法来称量事物，但这不等于说《诗经》中没有量词，恰恰相反，《诗经》不仅出现了量词，而且这些量词所涉及的名物已经比较广泛。我们知道，根据称量事物的数目的不同，量词又分为个体量词和集体量词两类。这两种量词在《诗经》中都可以找到。
在个体量词中，有一些是我们在现代汉语中也经常看到的专用量词：
1.三岁贯汝，莫我肯顾。（《魏风·硕鼠》）
2.一日不见，如三月兮。（《郑风·子矜》）
3.自我不见，于今三年。（《豳风·东山》）
4.维此圣人，瞻言百里。（《大雅·桑柔》）
5.十亩之间兮，桑者闲闲兮。（《魏风·十亩之间》）
6.椒聊之实，番衍盈升。（《唐风·椒聊》）
这里有表示时间的词，如“年”、“月”、“日”；也有表示度量衡单位的词，如“里”、“亩”、“升”等。这些量词从古至今都属于专用范围之内，在先秦的其他典籍中也经常使用。
除此之外，我们还注意到，在《诗经》中一些由数词组成的短语，甚至不具备数词的短语中，出现了个体量词。从语法功能上分析，这些词都具备了量词的特质，而且同现代汉语量词一样，在意义及使用上也都表现出了各自不同的取向。
根据这些短语的结构，可以将它们分为三类：
第一类：
1.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
2.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囷兮？（以上出自《魏风·伐檀》）
3.釐尔圭瓒，秬鬯一卣。（《大雅·江汉》）
4.生刍一束，其人如玉。（《小雅·白驹》）
5.羔羊之皮，素丝五紽。（《召南·羔羊》）
6.羔羊之皮，素丝五緎。（《召南·羔羊》）
7.羔羊之皮，素丝五縂。（《召南·羔羊》）
8.似续妣祖，筑室百堵。（《小雅·斯干》）
9.终朝采绿，不盈一匊。（《小雅·采绿》）
10.终朝采绿，不盈一襜。（《小雅·采绿》）
在这几例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数词和它后面的词结合而成的偏正结构都是用来说明某一事物的量的，而且，用来表示这些事物的名词也都在句中出现了：如1、2两例中“三百廛”、“三百囷”指的是“禾”的数量；3例的“卣”是饮酒之器，“秬鬯”就是“黑黍酒”，这句话的意思是“王赐召虎以鬯酒一罇”（见郑笺），可见，“一卣”指的是“秬鬯”的数量；例4称量的是“生刍”；5、6、7三例称量的是“素丝”；例8的“堵”指的所筑屋室的墙垣的数量，其实也就是“室”的数量；“一匊”、“一襜”（例9、10）指的是所采的绿菜（即诗中的“绿”）的数量。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这几句诗中，数词与其后面的词已经形成了一个较为固定的结构，共同称量另外一个名词所表示的事物，这个“数词后面的词”当然是量词。这里所形成的正是现代汉语中最典型的“数＋量＋名”（或“名＋数＋量”）结构。
第二类：
1.三爵不识，矧敢多又。（《小雅·宾之初宴》）
2.於，我乎，每食四簋。（《秦风·权舆》）
3.之子于归，百两（即“辆”）御之。（《召南·鹊巢》）
在这三个例子中也出现了数词与其后面的词所组成的偏正结构，从形式上看，似乎与前面1-10例的结构（如“四马既闲”、“出此三物”之类）是一致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爵”、“簋”、“两”等应该是名词。但如果我们进一步分析各句的结构及其意义，就会发现并非如此。这也可以从古人的注释中得到证实：在“三爵不识，矧敢多又”之下，郑玄解释道：“言我于此醉者，饮三爵之不知。”在“三爵”的前面添加了动词“饮”，可见，“三爵”并不是“不识”的宾语，而是“饮”的宾语，而“饮”的对象当然不会是“爵”，是用“爵”斟的酒，“三爵”不过是酒的数量，这就说明，“爵”是量词而不是名词；在“於，我乎，每食四簋”之下，毛亨注释道：“四簋禾稷稻梁”，直接点明了“四簋”所装盛的食物，孔颖达则是引了《周礼·公食大夫礼》中“宰夫设禾稷六簋”来说明所谓“四簋”指的是食物的数量；“之子于归，百两御之”描述的是一个婚礼场面，毛传将“百两”解为“百乘”，孔颖达则说得更为明确：“则夫家以百辆之车往迎也”，可见，“百两”指的是车的数量。由此我们可以断定，“爵”、“簋”、“两”这三个词都是量词，它们与数词所组成的词组同样是数量结构，只不过这个数量结构所称量的对象——即“数量名”之中的“名”在诗句中没有出现罢了。这种“数词＋量词”的结构，在现代汉语中也经常见到，如“买了三本”、“吃了一碗”等。
第三类：
1.扬之水，不流束楚。（《郑凤·扬之水》）
2.视尔如荍，贻我握椒。（《陈风·东门之枌》）
在这两句诗中都没有出现数词，如何分析它们的结构呢？审视诗句的意思我们就会发现，这里其实省略了数词“一”。古人已经注意到了这种语言现象，在“不流束楚”之下，孔颖达翻译为：“激扬之水，可谓不能漂流一束之楚吗？”用“一束之楚”翻译“束楚”，说明了原诗的“束楚”即“一束之楚”，省却了数词“一”。“贻我握椒”同样，汉代的郑玄和唐代的孔颖达，都将此句解释为“女乃遗我一握之椒”，也是在“握”的前面添加了数词“一”来限定“椒”。我们知道，量词使用的规则之一就是“数量词组成的偏正结构处于宾语的位置上时，如果数词是‘一’，可以略去不说”（朱德熙《语法讲义》），在这里与“束”、“握”相配合的数词正是“一”，而它们与名词所组成的偏正结构又处在宾语的位置上，所以我们可以判定“束”、“握”这两个词是量词，而数词“一”省略了。这种“量词＋名词”的句型在现代汉语中也经常出现，如“拿把椅子”、“买本书”等。
通过上述例句，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诗经》中不但确实出现了个体量词，而且，现代汉语中常见的几种由数量结构组成的短语类型，在《诗经》中也已经出现了。
三
在《诗经》中不仅出现了个体量词，而且也出现了一些集体量词。同现代汉语中一样，《诗经》中的集体量词用于“称量成组或成群的事物”（见朱德熙《语法讲义》），其中有的表示一定的数目，有的则表示一个模糊的多数，现分举如下：
［乘］ 在《诗经》中，“乘”字共出现在30次，其中作为量词使用的一般用来称量马，所表示的数量是“四”。如：
1.王遣申伯，路车乘马。（《大雅·崧高》）毛传：乘马，四马也。
2.叔于田，乘乘黄。（《郑风·大叔于田》）毛传：四马皆黄。
这几个例子都有明确的古人注释，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乘”所表示的数目是“四”。又如：
四矢反兮，以御乱兮。（《齐风·猗嗟》）毛传：四矢，乘矢。
毛传用“乘矢”来解释诗中的“四矢”，更充分证明了《诗经》中的量词“乘”是一个定数量词，其表示的数目是“四”，用来称量马、箭等物。
［驷］ 《诗经》中“驷”也可以作为量词使用：
清人在彭，驷介旁旁。（《郑·清人》）郑笺：驷，四马也。
这一注释再清楚不过地告诉我们，“驷”在《诗经》具有定数量词的用法。类似的例子还有：
驷孔阜，六辔在手。（《秦·驷》）郑笺：四马六辔。
用“四马六辔”总括这两句诗的含意，再次说明了“驷”含有定数“四”。
［朋］ 《诗经》中“朋”也有定数量词的用法：
1.朋酒斯飨，曰杀羔羊。（《豳·七月》）毛传：两樽曰朋。
2.既见君子，赐我百朋。（《小雅·菁菁者莪》）孔疏：小贝以上四种，各二贝为一朋。
从上面两例我们可以得知，“朋”作为定数量词，它所表示的量是“二”，它既可以称量酒，又可以称量贝（古代以贝为货币）。
［两］ “两”在《诗经》中共出现16次，大致有三种用法：一是数词，与“二”相同；一是量词，同“辆”，如“百两御之”；还有一种不同的用法：
葛屦五两，冠緌双止。（《齐·南山》）
对于这个“两”，前人的解释不尽相同，我们认为，朱熹在《诗集传》中的解释最为合理：“两，二屦也。”就是说，这个“两”是一个定数量词，表示的数目是“二”。
除了上述几个定数量词之外，《诗经》中还有一个表示较大数量的定数量词——群：
谁谓尔无羊？三百维群。（《小雅、无羊》）郑笺：三百头为一群。
孔疏：羊三百头为群，故一群有三百，不知其群之有多少也。
将“群”的意思确定为“三百（头）”，是得到了普遍的认可的，如宋代的朱熹在《诗集传》中的注释也是“羊以三百为群，其群不可数也”。可见，这个“群”的确是一个表示的数目比较大的集体量词。
根据上面论述，我们得知，《诗经》中不仅出现了量词，而且就量词的种类而言，也是相当齐全的。这说明，在上古汉语时代，虽然不如后世那样丰富，但是量词已经初步地“林立”于各类词之中了。
四
众所周知，汉语中的量词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独立的词类，它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是由其他类的词引申、转化而来的，这些词为什么能够成为量词？它们在成为量词、尤其是物量词之后所表现出的对于所称量的事物在性质、特征等方面的要求，与它们的本义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系，这是研究量词所必须关注的问题，下面就准备探讨一下《诗经》中所出现的量词的来源及其特性。
大体上说，汉语量词基本上是由两类词——名词与动词——引申、转化而来的。有些词演变为量词之后，就可以作为量词在汉语中独立地存在，如“本”、“根”、“条”、“张”等，这些词一方面可以以它们原有的词性和意义组词造句，另一方面，它们也完全可以以量词的身份组词造句。但也有一部分词，在某种语言环境下，它们虽然也可以作为量词使用，但是，它们并没有真正演变为独立的量词，而是仍然以原有的词性列于汉语词汇之中，只有在需要的时候才充当量词使用。这就是借用量词。在对《诗经》中的量词深入分析之后，我们发现，这两部分量词在《诗经》中都存在。一部分量词的借用性质十分明显，由于各种原因，这些量词大多都没有成为后世经常使用的量词。如：
“廛”，《说文解字》曰：“一夫所居曰廛”，是居所的意思，《孟子》“愿受一廛而为氓”用的就是本义。这里是用居所之名表示人，即一个农夫，所以“三百廛”表示“三百夫之田谷”，“廛”就成了一个表示谷物之量的量词了。因为“廛”在古代是一个通用的概念，“一廛”就表示“一夫”，而“一夫”所应该得到的谷物是很明确的，《伐檀》诗中正是用“不稼不穑”与“取禾三百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来抨击“不素餐”的“君子”。将“廛”作为量词使用产生了强烈的修辞效果。但是，无论在《诗经》中还是在同时代的作品中，“廛”都不是一个专门的量词，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廛”在汉语词汇中很早就消亡了。
“囷”本为仓廪，（《说文》“廪之圜者”），作为名词，它在先秦两汉的典籍中经常出现，表示盛装粮食的仓库，如《周礼·匠人》中“葺屋叁分，瓦屋四分，囷窌仓城逆墙六分”等。既然是装粮的仓库，自然就可以作为计量的单位而称量谷物，“囷”的量词的用法就产生了，但也只是临时用用，与“廛”一样，它并不是一个专门的量词，而且也很早就消亡了。
“襜”的借用性质就更明显了，它本是“衣蔽前”（见《说文》）的意思，即衣服的前襟，虽然不是“承载东西的器物”，但是将摘采到的植物暂时用衣服的前襟收装起来也是很自然的事，于是衣服前襟的收装量也就可以借用为称量的“单位”了。在《采绿》“不盈一襜”中，“襜”正是这样成为量词的。
以上几个词虽然在《诗经》中都是作为量词使用的，但是它们并没有真正演变为独立的量词，一般的情况下，它们仍然是名词。
还有一部分量词的情况就比较复杂了，如“卣”、“簋”、“爵”三个词，它们都是古代装食品、装酒的器皿，应该说，用器皿的名称来称量食物、饮料等正是汉语量词产生的重要途径之一，现代汉语的许多称量性量词如“碗”、“杯”等就是这样形成的。这种用法在先秦两汉时期就出现了，在《诗经》中正是用这些器皿充当量词来称量酒或食物的。但是我们今天已经很少见到这些词了，并不是这种用法消失了，而是器物的名称变了，如装酒的叫“瓶”、“杯”，装食物的叫“碗”等，于是作为量词使用的就是“瓶”、“杯”、“碗”了。
有一些词是由动词演变出量词的用法的。如“视尔如荍。贻我握椒”中的“握”，其本义是“搤持也”（《说文解字》），就是用手把持的意思。由这个意义引申，就有了量词的用法，称量可以用手握住的东西，“握椒”就是“一握椒”。同上文的“卣”等词一样，用“握”来称量逐渐变为用“把”来称量，“握”的量词用法就不常见了。“匊（掬）”也一样，其本义是用双手捧的意思，在“终朝采绿，不盈一匊”中用为量词，“一匊”即现在的“一捧”。可以说，作为量词，“握”与“匊（掬）”已经不存在于现代汉语之中了，但这种从手的动作演变为与手的动作有关的量词的语言现象却是存在的。如“束”，无论在《诗经》中，还是在现代汉语中，它都是既可以作为动词使用，又可以作为量词使用的。
也有一些词很早就具有了量词、尤其是定数量词的功能。如“堵”，其本义指“墙垣”（见《说文解字·土部》），《札记·儒行》曰：“儒有一庙之宫，环堵之室。”这里的“堵”，指的是一面面积较小的墙。类似的说法在《韩诗外传》中也出现过：“原宪居鲁环堵之室”。可见，“堵”在造字之初的确是名词，但这个名词所表示的意义却含有一定的数量：“一丈为版，五版为堵”（《小雅·鸿雁》毛传），这就是量词的用法不仅成为“堵”字的一个固定的义项，并最终成为其主要义项的原因与基础。
又如“两（辆）”，《说文解字》讲解它的本义是“二十四铢为一两”，这是后起义，考其古文字形，应与“网”是古今字。不少学者认为，“网”“像两钱比併”，即用一个非常形象的形体表示成双的事物。与“堵”一样，从造字之初期，“两”就含有表示一定数量的义素，因此，它最终成为一个定数量词是非常顺理成章的。而称量车辆的“辆”是后起字。据统计，“辆”最早出现在郦道元所著《水经注》中：“及碑始立，其观视及笔写者车乘日千余辆，填塞街陌矣。”这里的“辆”明白无疑是量词了。
还有一些词，它们作为量词使用是有其文化渊源的。如“乘”，其本义或曰是“人乘木”、或曰是“人乘马”（见《金文诂林》），总之是人的一种动作。演变为称量马匹的定数量词，应该是源于我国古代的用四匹马驾车的车乘制度——用四匹马驾一辆车为“一乘”，于是“乘”便有了定数“四”的指向。用来称量“矢”也就表示“四”了。
当然，对于《诗经》中出现的一些量词，我们还不能将它们的来历完全说清楚。如“紽”、“緎”两个字，虽然它们在《诗经》中就已经出现了，但“紽”的解释最早见于《集韵》（“丝数也”），不难看出，它出自《诗经》的解释。“緎”的解释最早见于《尔雅》（“羔裘之缝也”），而这实际上也是《诗经》的解释。这两个词在古籍中用得非常少，我们查阅《四部丛刊》，发现“緎”只出现了29次、“緎”出现了37次，且大多数是引用或翻用《诗经》的句字，这就难怪连《说文解字》这样一部字书，也没有将它们收录下来。“縂（总）”虽然是一个经常使用的词，但将它作为量词使用的情况却是非常罕见的。其本义是“聚束也”（见《说文解字》），在这一基础上，引申出总括、总结等义项，这才是汉语中经常使用的意义。至于量词的用法，大概是一种临时的借用。
综上所述，《诗经》中不仅已经出现了量词，已经基本涵括了后世量词的种类及其用法，笼统地认为汉语量词在南北朝时期才开始独立为一个词类，恐怕并不能十分准确地反映汉语量词发展的轨迹。
收稿日期：2003-08-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