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经典”热与当代语境下的信仰焦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语境论文,焦虑论文,当代论文,红色论文,经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前不久热播的新版电视剧《小兵张嘎》与电视剧版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烈火金刚》、《林海雪原》等一样，再次掀起了一股红色热浪。无论这股红色热浪来势强弱，波及面大小，人们毕竟在热情的期待和见仁见智的评价中，得以再次追忆激情燃烧的理想年代。然而，消费主义观念下的“新红色经典”毕竟已然与“红色时代”里为理想、为信仰、为祖国、为人民赴汤蹈火，在所不辞的红色理想不尽相同了！正因如此，国家广电总局才会针对根据“红色经典”改编剧存在的问题，向全国各地下发《关于认真对待红色经典改编电视剧有关问题的通知》，要求严肃对待红色经典的改编。国家广电总局的《通知》和红色经典改编剧的效果，也带来了我们对“红色现象”的反思：一方面，对激情时代的追忆，寄托了当代审美大众重建精神家园、消解商业社会里人的“物化”感的渴望；另一方面，消费原则下的生活现实，又必然驱使人们追求娱乐性、商业性和消遣性，从而导致任何经典文化和高雅文化都最终难逃被“消费”的遭遇。而两种价值取向超常的内在冲突和张力，不仅折射着时代的流逝，更隐现了当代国人的精神困顿和信仰焦虑。
一、偶像崇拜与英雄贫血
“偶像”崇拜与“英雄贫血”是当代语境下大众文化心态的两大盲点，也是导致信仰焦虑、精神复归需求的内在动因。
“偶像”崇拜现象古已有之。它反映出了人类在本体意义上的信仰需求。倘若对人的存在本体、人的心理状态进行深入探究，我们不难发现，人类的心灵具有对真理永恒、圆满，或至善、至美、至真的不断的追求。在短暂的人生历程中，人类常常最需要的是心灵的依托、凭藉和归宿；而人生许多非人力所能补救的缺陷、迷惘、悲哀和苦恼，也只有在精神信仰中才能找到解释和安慰。因此在特定的历史阶段里，偶像可以变，但人创生偶像的冲动却不会变；偶像崇拜的本质、性质、功能、结构、运作方式也不会变。不同的是，今天出现在大众传媒和大众文化中的那些被“包装、加工”出来的偶像明星，显然与往昔靠建功、立业创造自身名望的英雄们大不相同了。现代偶像的实质，只不过是一种彻底商品化的形象，以及该形象所承载与传递着的虚幻自由。它得以创生的基础，基本上是对现代大众崇拜本性的一种满足。即让大众通过偶像崇拜，一方面，填补自己失去了传统英雄后的价值真空；另一方面，使大众从这些偶像明星身上，找寻一种能够弥补心灵受挫后的理想形象，得到一种心理上的替代性满足。
时代需要“偶像”，可偶像的形成和发展又依赖于某种特定信仰的确立和传播。在我国，自“五·四”以来对康有为立国教的批判后，中国文化内部逐渐形成了反对宗教迷信的运动。这种思潮和运动，在建国以后，特别是“文革”中达到了顶峰，人们不但全盘接受了马克思关于宗教是“精神鸦片”的观念，而且无神运动之彻底，甚至连同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也否定了。长期的无神论教育，曾使国人的主体意识得到了无以复加的强化，以至喊着“人定胜天”、“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一路走来，可那时我们并没有意识到，在响亮的无神论口号中，人们的信仰需求和造神冲动不仅不曾泯灭过，相反还愈演愈烈，以至将领导我们推翻偶像的伟大领袖本人也加以神化、偶像化……终于“文革”结束了，渴望走出禁锢的国人，也终于能够舍弃所有伟大的偶像而放任、自在地生活了。然而，信仰和偶像的破碎，果真带来人们所渴望的解放和自由了吗？
缺乏宗教传统的中国文化，并不容易意识到信仰在一个社会机制中的重要性。因此，当商品经济社会突然降临、原有的偶像和神化魔力消失后，当原有的秩序发生巨大变化，旧的“红色”信仰轻易地遭到商业话语的消解后，曾快乐地进入了精神自由狂欢状态的人们渐渐困惑了，迷失了，他们的精神浪游累了，想给自由飘零的灵魂寻找一个下榻之所了，然而，这个时候他们才惊异地发现，能够慰籍自己心灵的家园已不见了。在迷惘、浮躁、压力、惶恐中，人们各自探索着自己的解救之路：于是，渴望在狂欢中抒解学习重负的年轻人，从偶像明星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幻想；试图在祈祷中暂时卸下灵魂重担的成年人，渴望从宗教中暂时觅得栖息家园；当然还有靠疯狂工作逃避思想痛苦的人……无论如何选择，精神的最终归宿回到了对人自身生命、价值、意义的终极思考上。
这时候，人们也才意识到，人在本体论维度上，始终存在着偶像崇拜的内在需求，人的天性就是，他可以依靠对理想和偶像的信仰而生活。于是，跨越了“红色”理想、推翻了许多旧偶像的我们，又开始了新的造“星”时代。我们在生活的所有领域发现着偶像，制造着偶像，崇拜着偶像。而经由专家策划和包装后进入当代神话的偶像明星们，为了满足大众消费心理的需要，也必须展示出传奇人物的光环，必须显得“与众不同”，既要满足大众的消费心理需要，同时还必须是公众理想化的“第二自我”，让大众在自己身上看到崇拜者自身的影子。于是在时代镁光灯的全力跟踪下，不仅这些原本就营养匮乏的“人造偶像”们显得更加贫血；而且站在窥视镜前的偶像崇拜者们，也必须随时准备着承受偶像被击碎、毁灭后的心理打击。其实，那些被大众拜为偶像的“偶像”们显得更加迷茫。因为，他们必须时刻控制自己的心态和行为，以便能向大众传递出“好看与感觉良好”的健康教育信息，以确保各种演出发起人、投资者、运作商、代理人、演出公司从他们身上受益，然而，在掌声雷动的喝彩声后，“贫血偶像”们精神上的价值真空，又该到哪里去寻找依托、慰籍？他们的偶像又在哪里？
显然，在当代商业文化的运作和大众媒体对偶像的批量打造下，偶像无疑早已失去了宗教崇拜似的神圣性和五条件性，变成了不断被玩弄着的替换游戏。而这种偶像与偶像崇拜者之间的工具性关系，也导致了现代人在精神失落、信仰焦虑状态中对现代偶像的捧杀和蹂躏。于是，许多偶像明星在台上优雅、辉煌，而台下则借助酒精、毒品、乱性等极端方式消解压力；更有人皈依了宗教，以求寄托精神、宣泄情思。可以说，明星偶像崇拜游戏本身，就不仅昭示了社会信仰缺失的危机，也反映了由社会信仰缺失所导致的不安定感、浮躁感和非真实感！人们也因此而更渴望能把握住一种实实在在的寄托，一种能够再度燃烧理想的激情，而这种对英雄、对崇高、对激情的需求，又在不安、浮躁中虚幻出了另一个非真实的当下历史语境，并且在这样的语境下，将“红色时代”幻化成了拯救现代社会精神危机的灵丹妙药。这恐怕就是致使红色情结再度显现，英雄主义艺术精神再度回归的深层原因。
然而，当我们一旦回到真实的消费主义现实中，面对《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林海雪原》、《小兵张嘎》、《红灯记》、《沙家浜》、《闪闪的红星》、《红色娘子军》等一大批改造翻新的“红色经典”系列时，却不得不重新面对“红色”带来的困惑并不断质疑：在视角和审美观念日益多元化的今天，昨天的“英雄”是否真的能打动今天的观众？“红色经典”是否真的能够带我们重返激情燃烧的“红色理想”年代？
二、精神重建在大众文化体制下的意义
信仰焦虑俨然是当代社会语境下的事实存在，而人类在本体意义上的信仰需求，也使我们不能不审慎地关照人类自身的精神解救途径。
“人究竟是什么？”“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人生应该如何度过？”“人从哪儿来，到哪去？”这应该是每个人心灵深处的疑问。古希腊人曾在他们的文学母题“人与命运”的思考中反思过；康德在他的二律背反的困惑中揭示过；歌德在他的“浮士德难题”中表现过；现代主义学者在“等待戈多”的绝望中也体验过……可是，早己走出了《百年孤独》古老羊皮书的西方世界，迄今也未能用高科技战胜冥冥之中的命运捉弄。原本意在于提升生命品质的现代文明，竟然反讽意味十足地重新回归了莎士比亚“To be or not be,that is the guestion!”（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一个问题！）的痛苦思索。
在对自己“生存还是死亡”的追问中，曾否定了“红色年代”的国家一级大画家史国良（慧禅法师）不得不走向了宗教；而当红歌手李娜，在极度的精神空虚和灵魂挣扎中，也不得不放下如日中天的事业遁入了空门……然而，画家史国良、歌手李娜等神往的路，对于更多的“社会主义新人”而言，却并不那么好走。因为，在我国长期的无神论教育中，宗教始终与狡猾的僧侣与诡谲的统治者有关，迄今尚且有人不断呼吁：21世纪“宗教越来越成为人类的最大祸害”！那么，自己放弃了“红色”信仰，而又的确很难认可“上帝”的我们，面对商业社会信仰缺失的困惑和反思，究竟能够将精神寄放在哪里？
人类对精神信仰的依赖，原本就来源于对现实安慰的需要和对情感寄托的渴望。从这个角度上讲，信仰存在的作用，甚至是科学、哲学、文化、艺术等都无法取代的，它是人的精神世界赖以平衡、安宁、快乐的根基！
一百多年来，我们经历了中西文明的几度碰撞，经历了文化上的自我怀疑和放弃，也致使传统信仰、道德、伦理、文化认同几近崩溃……然而，我们真要集体变成虚无主义者吗？“人天生是一个寻找者，他一生都在寻找回家的路。当人回家时，他在心灵深处就睁开了一双明亮的眼睛，那就是信仰。”正是对生命的困惑和对精神家园的渴望，再度唤醒了我们对保尔精神的向往：“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不致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致因为过去的碌碌无为而羞愧，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经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保尔·柯察金不是完人，他有过大大小小的缺点错误，他年轻、无知、经验缺乏，有十月革命后“左”的倾向，但他拥有信仰，拥有希望，拥有明确的目标，无怨无悔地把自己的整个生命和全副精力都献给了人民，并坚定地以自己向往的伟大事业为荣为傲。正因如此，他燃烧激情的一生才充实而有意义。“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背诵着保尔的格言，几代中国青年曾一路走来，踏入了今天这个多元、杂语、过于功利的时代。如今，在闷头为物质积累而奔波、忙碌，达到了一定的富足后，蓦然回首，才发现早已无有了精神的栖息之处，四顾茫然，家在何方？于是，人们突然淡化了保尔性格中“被政治上的专制主义者用作培养‘驯服工具’、宣扬奴隶主义的道德‘资源’”等缺陷的批评，希冀能借《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那份理想主义情怀，为我们的寻“梦”情结重新燃起希望之火！
尽管从目前“新红色经典”的播演效果看，事过境迁，“当时的保尔”、“当时的我”与“今天的保尔”、“今天的我”之间，已经存在了巨大的历史差距与文化心理差距。这种差距不仅使我们的演员和观众已无法完全回归特定的历史语境，而且消费主义原则所强调的娱乐性、商业性和消遣性，也难免使经典文化和高雅文化最终也难逃被拿来“消费”的遭遇。然而认真审视“红色经典”现象，我们却也欣慰地发现，在大众对“红色时代”的怀旧热情中，不仅显示出了观众审美追求的提升，也表达了国人对崇高精神的呼唤，尤其是在英雄匮乏的无奈和信仰困顿的焦虑中，这种对理想、热情、奉献精神的怀恋，也折射出了当代人为解除自己精神困惑而进行的不断尝试和努力。
当然，要重建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恐怕还需要很长时间，甚至这种精神的重建可能是整个二十一世纪的主题。但毕竟人们已经看到，中国在经济长达20年的增长期中，各项政治法律制度正在逐渐转型；物质世界的涌动下面，也始终有一股人们抱怨这个时代精神荒芜的潜流存在——那便是人们精神重建的巨大愿力。这些愿力虽然在物欲横流的时代看起来依然渺小，但它却也正是我们这个社会的希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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