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苏美从合作走向对抗的路径和原因
文/沈志华 余伟民
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以公元前五世纪雅典与斯巴达的冲突为例，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书中提出，当一个崛起的大国与既有的统治霸主竞争时，双方面临的危险多数以战争告终。这就是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并被后人称为国际关系的“铁律”。近代以来，这种历史现象仍不乏其例，最典型的就是二十世纪前半叶德国（在欧洲）和日本（在亚洲）的所作所为及其后果。战后苏美关系的变化，也是如此。
那么，苏联究竟是如何掉进“修昔底德陷阱”的？苏美是怎样从大国合作走向全面对抗的？今天重提这个问题，对于调整当前的国际体系，尤其是处理中美关系正在出现的危机，可以提供历史的借鉴。
雅尔塔体系的基础：美苏利益的重合与战略协调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主导反法西斯联盟的美英苏三国举行了一系列首脑会议和私下会谈，讨论战后世界的安排。通过在这些会议和会谈中达成的协议、发表的宣言和公告、组建的国际组织等，构建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基本框架和运行机制。由于雅尔塔会议的影响最突出，故名之为“雅尔塔体系”。
在雅尔塔体系的构成要素中，最重要的原则就是“大国一致与合作”、通过划分势力范围维持大国利益的平衡，并使他们分摊责任。
在战争后期的历次首脑会议上，美英苏“三巨头”讨论的中心问题都涉及上述原则，而作为具体的安排，丘吉尔与斯大林的“百分比协定”和美英苏三国的“雅尔塔协定”最为典型地贯彻了上述原则。前者划分了战胜德国后英国（和西方）与苏联在欧洲的势力范围（雅尔塔会议对此有所调整，并得到美国认可），后者划分了战胜日本后美苏在远东的势力范围（大致以中国长城和北纬三十八度线为界）。这样的安排基本符合战争结束时苏联军队在西线和东线抵达的前沿。在这样的安排中，既体现了美苏对战后秩序的支配作用，也满足了双方的利益诉求，因此初步形成了“大国一致与合作”的局面，雅尔塔体系就是在这样的美苏战略协调中构建而成的。
1946年2月，斯大林在其著名的选举演说中，强调“帝国主义就是战争”这一列宁主义的基本观点，论证苏联以发展重工业为中心的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提出随时做好战争的准备等等。这次演说原本是针对国内问题，希望继续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统一和净化意识形态，彰显出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然而在西方政治家眼中，这种宣传无异于试图用社会主义替代资本主义的“战争鼓动”，是针对自由世界的“战争叫嚣”。于是，美国驻苏外交官凯南发出八千字长电，指责“扩张”和推动“世界革命”是苏联行为的根源；丘吉尔发表“富尔顿演说”，宣称欧洲的“铁幕”已经降临。对于苏联国内政策的这种“外延性”解读，进一步加重了西方的疑虑，加深了对苏联的误解。
二战结束后，苏联和美国及西方大国的核心利益都体现在欧洲，远东地区乃至整个亚洲并非他们关注的焦点。然而，恰恰是在这个非核心的“中间地带”——中国和朝鲜半岛发生的政治变动，最终引发美国与苏联激烈对抗，并导致冷战全面开启。
战后苏联在其周边地区已经建立起一圈战略“安全带”（或“缓冲带”），本来应该感到满足了，但斯大林就是放心不下，尤其是对一些东欧国家，很快就改变“联合政府”政策，让各国共产党实际掌握国家权力，并向这些国家输出苏联模式体制。苏联把东欧国家作为卫星国实行严密控制和过度干预，引起了本地区和西方的反感。另一方面，为了稳定自己的势力范围，苏联不仅要在道义上承担“责任”，还要承受日益沉重的巨大的经济负担。结果，斯大林建构的安全“缓冲区”反而给苏联造成一种“安全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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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冷战起源：美苏之间的战略互疑和防范
当美苏共同主导战后国际秩序的构建时，两国在国际政治层面找到了利益的重合点，也愿意就战后世界的安排进行战略协调，寻求“大国一致和合作”的途径。但是，美苏在国家制度和意识形态层面毕竟存在着明显的异质性，这种状况得不到改变，就必然形成双方战略上的互疑和防范心理，并由此衍生出难以调和的各种矛盾。
显然，这种聚合轴上的“选择”与“被选”揭示的是底本与述本之间潜在的且无法穷尽的替代之可能性。无论是底本中材料的取舍还是再现方式的“选择”，所最终呈现出来的述本都只露出冰山之一角。如果将底本与述本之间的“双轴关系”结合可能世界理论，则可以发现底本存在于无边无界的“可能世界”。而述本则是“三界”(实在世界、虚构世界、可能世界)混合所形成的文本形态。因此，从“跨世界通达”这一理论视角来看，“底本”指涉的是可能显现(但不一定显现)的可能世界之素材与再现方式集合。而“述本”指涉的是显现在“三界”之中的叙述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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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是雅尔塔体系的倡导者和获益者，因此斯大林采取了一系列方针和措施来保证这一体系的运行。1943年5月，斯大林突然宣布解散共产国际，表明苏联放弃以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为基本任务的世界革命方针的意向。在战争接近尾声和战后初期，苏联则大力推行以建立“联合政府”为目标的对外政策，这种政策在其势力范围之内（东欧），体现为推动建立多党联合执政的议会政府，不强制推行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在其势力范围之外（法、意、希），则“劝告”各国共产党放弃武装力量，以合法身份参加议会选举和组建政府。由此，美苏之间的合作在战争后期形成了“高潮”。在这段时间内，作为与美国一起主导战后国际秩序的“中心国家”，苏联在国际舞台上的角色与美国没有很大区别，其行为遵循了大国政治的逻辑，并表现出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色彩。
中国革命的胜利完全出乎斯大林的意料。如果说国共内战初期苏联对于中共占领东北——这是苏联的势力范围——采取了全面支持和帮助的政策，那么当战事进展到长城以南地区时，斯大林则担心引起美国的干预而明显感到左右为难。只是在中共打败国民党、取得全国政权后，苏联才下决心摘取这个意外而有益的果实，并决定与中共政权建立起同盟关系。本来可以视为“中间地带”的中国向苏联“一边倒”的结果深深刺激了美国，西方阵营无论如何不能忍受社会主义将欧亚大陆连成一片的结局。在1950年2月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也应运而生，最终定稿。全面遏制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的战略这时已经确定并启动。
苏联作为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从其诞生之日起就以推翻资本主义世界为己任。在国内，苏联建立起了一套高度集权的社会主义模式，即国有化加计划经济的经济体制和“以阶级斗争为纲”实行高压统治的政治体制；在国外，苏共领导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本质是将理论上的“无产阶级革命”与实践中的落后国家现代化及民族解放运动联结在一起的“世界革命”，是对西方资本主义体系的“替代性选择”。在这种意识形态和国家制度的对抗中，处在资本主义世界汪洋大海包围中的苏联首要考虑的自然是安全问题，并由此形成了“孤岛意识”。在斯大林的内心深处，始终无法摆脱一种不安全感的困扰。出于这种心态，苏联不仅需要在国内实行加强军事实力、严格管控社会的传统政策，而且必须在其势力范围内建立起绝对服从苏联的集中统一的指挥系统，甚至在一些感到“不满意”、“不安全”的地区谋求超出“雅尔塔体系”的权益。
欧洲发生的这一系列事件和危机，激发了美国充当“自由世界”领袖和保护者的救世主心态，助长了西方反苏、反共的强硬派势力，导致“杜鲁门宣言”和“马歇尔计划”出台，斯大林的“联合政府”政策也随之彻底破产。面对美国的强硬立场和“进攻”态势，苏联被迫迎战，于1947年10月组建欧洲共产党情报局，并提出将世界划分为“两个阵营”的理论，尚未定型的战后统一国际体系终于破裂。尽管斯大林一直回避与美国的直接冲突，但其出于传统思维方式的言行和政策还是刺激了西方和美国，引起强烈反弹，结果事与愿违，反而形成了对苏联更不安全的环境。
于是，“大国合作”最终为“集团对抗”所替代，冷战局面迅速出现在欧洲，并很快扩展到亚洲。
亚洲冷战起源：“中间地带”革命引起全面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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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苏联建构远东势力范围的起点，苏军出兵占领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北部，本来是为了兑现“雅尔塔协定”，获取雅尔塔体系所授予权益的“合法”行动。但是，在战后亚洲各国纷纷开展争取民族解放、独立和统一斗争的形势下，苏联的两个政策转向——输出苏联的体制和模式，重提“世界革命”方针，则在很大程度上改写了远东地区的政治版图。在苏联将北朝鲜按照斯大林模式打造成苏联的卫星国，接纳中共建立的新政权加入社会主义阵营的情况下，那里发生的一切显然都已经“溢出”雅尔塔体系，对美国和西方世界形成了实际挑战。
斯大林的不安全感特别体现在那些雅尔塔体系内未能满足苏联利益诉求的地区，这主要是指伊朗和土耳其。为了取得伊朗北部的石油资源、保障苏联南部的安全，苏联拒不履行战后撤军的协定，并以建立库尔德人民党、发起地区自治运动相威胁，从而引发了“伊朗危机”。为了控制土耳其海峡，苏联在多次提出修改蒙特勒公约未果的情况下，突然宣布废除苏土中立条约，并以调整边界、索要领土相威胁，从而引发了“土耳其危机”。其实苏联并未做好采取强硬措施的充分的军事准备，而只是希望通过恐吓和压力达到自己的目的。但这些行为明显地溢出了雅尔塔体系，必然会引起西方的恐惧和强烈反对。斯大林在处理与西方接壤的周边问题时贪婪和过于强硬的态度，无疑大大刺激了本来就对苏联感到不安和不满的邻居。
虽然美苏的对抗导致朝鲜半岛分裂，但苏美先后将军队撤离半岛，并不允许各自的代理人采取任何军事行动，双方都希望这里成为大国脱离接触的“中间地带”。朝鲜战争爆发的根本原因，从外部看，在于此时美苏已经形成对抗关系；从内部看，则在于中苏之间的利益碰撞，在于斯大林要维护苏联在远东的战略利益，即保持其在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如果美苏没有处于对抗的状态，如果北朝鲜不是苏联的卫星国，如果中国没有与苏联结成同盟，那么朝鲜发生的战争就不过是一场“非核心”地区的内部冲突，美国根本没有进行军事干预的理由和动机。现在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无论斯大林为金日成开绿灯是出于何种目的，在美国看来，朝鲜采取的军事行动无疑显示的是“世界革命”的逻辑。也正是因为两大阵营已经形成对垒和“中间地带”已经消失的国际背景，原本是“内战”的朝鲜战争才会被解读为是社会主义阵营向资本主义阵营全面进攻的起点，美国才会迅速将日本从战败国转变为同盟国，改变对台湾地位的认定，并在亚洲签署一系列同盟条约，构建起反华、反共的包围圈。于是，冷战全面爆发。
从历史到现实：关于所谓“新冷战”的思考
冷战的发生，固然与当时美苏两国领导人的具体政策行为有关，但从根本上说，是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中世界范围内制度性分裂的结果。在二战中曾经联合为一个阵营的反法西斯盟国，战后却因国家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对立分裂为“两个世界”，美国和苏联成为各自“世界”的中心，这也就是冷战格局的“二元-两极”结构。历史表明，作为一个“革命国家”，苏联的制度模式和意识形态与西方世界格格不入，这种异质性和对抗性既是“世界革命”的依据，也是西方国家对苏联产生疑虑和敌意并使双方关系趋向冲突的内在动因。正是后者，使雅尔塔体系难以持久稳定地维持下去，即使双方主观上不想这么做，客观形势的发展也会驱动双方从合作走向对抗。
面对后冷战时代大国关系的变动——正在崛起的中国在客观上形成了对冷战“胜利者”美国的挑战，人们都在谈论是否会出现“新冷战”的局面。就当前中美经济摩擦和“贸易战”而言，首先必须看到，这种矛盾是两国经济合作和相互依存关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而破坏这种相互依存关系要付出高昂的代价。解决的办法就是谈判，因为经济利益是可以分割的，可以让渡的。在此意义上讲，中美贸易战与冷战时期美国与日本和欧洲的经济摩擦没有本质的区别。至于意识形态和国家制度问题，实际上，目前的中国与当年苏联所处的内部条件和外部条件已有根本区别：苏联当时尚未进入统一的国际体系，在意识形态和国家制度上与美国仍是异质性和替代性的关系，而中国目前已经基本融入了国际体系，尽管意识形态和国家制度方面与美国存在差异，但并非完全对立的异质性和替代性矛盾。因此，中美之间在客观上并不存在重演美苏冷战类型的“新冷战”的条件。问题的核心在于如何站在当代人类社会发展的新高度，认知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这两种意识形态和制度模式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趋势。
自人类走入近代社会以来，的确发生了社会主义挑战资本主义乃至两种体制势不两立的现象。但如果从历史的、长远的观点看，任何一种体制都不是生来就完美无缺的，都是在不断进行自我调整和完善的过程中发展的。事实上，在世界已经连为一体的环境中，在人类追求现代化的进程中，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相互影响和相互借鉴是一种常态。所谓“异质性”也不是绝对的。而苏联解体和斯大林模式的终结，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这种体制长期以来凝固僵化、不思变革，以至“病入膏肓”，难以“起死回生”。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正是在摒弃僵化的苏联模式后形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作为现代社会体制，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以不同的方式和侧重点解决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问题，并在现代化进程中相互影响。这正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基础。近代社会发展的这种现象表明，人类在文明进化中已经逐步形成了某些共同的价值观。没有这些共同的价值观，“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没有存在的基础。这里的区别只是由于历史形成的地理环境、文化传统、生活方式的差异，各个国家和地区实现现代化、走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路径不同罢了。
二十世纪80年代初期，曾经一度萧条的传统粉彩人物瓷画开始步入迅速的发展阶段。在非常短的时间里就取代了传统古典粉彩人物瓷画的遗风，展现出全新的艺术风格，其中更重要的特点是颇具文人气息的绘画风格融入。时间来到二十世纪80年代中后期，这个时期开始逐渐从传统粉彩转型到现代粉彩阶段，这个时期的转型是稳步渐进的，它表现出来的方式是现代粉彩人物画气息不断渗入，而传统古典粉彩人物画不断削弱的方式。
今天的中国与战后的苏联具有一些共同点：正在崛起的大国、共产党执政、对现存世界“霸主”构成挑战，等等。正因为如此，苏联的历史教训才特别值得中国记取。但是，毕竟时代不同了，中苏之间的不同点也是十分明显的。就内部条件而言，中国正在经历体制改革，逐步抛弃苏联模式；就外部条件而言，中国已经开始全面进入国际体系，与世界融为一体。因此，就国内条件和国际环境而言，在现阶段的中国与美国之间，更具备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条件和基础，也完全有可能避免落入“修昔底德陷阱”，避免陷入新的“冷战”。
当然，具体的历史进程取决于人们行动中各种“意志”的“合力”，其中包括各种力量的冲突和博弈。中美之间是否会走向“新冷战”，从美苏冷战的历史经验看，首先取决于中美两国国内政治的演进是否会加剧制度的异质性和意识形态的两极化；其次取决于两国决策层和社会主流意识对彼此行为的认知和应对性战略抉择。如果双方对对方均存在“误判”，并在战略上将对方设定为“敌人”，那么，一系列原本并非对抗性的行为也会转化为对抗，以致最终“事与愿违”，像当年的美苏关系那样落入“修昔底德陷阱”。在这个意义上，记取冷战起源的历史经验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
（沈志华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周边国家研究院教授，余伟民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周边国家研究院教授；摘自《俄罗斯研究》2019年第1期；原题为《斯大林是怎样掉入“修昔底德陷阱”的——战后苏美从合作走向对抗的路径和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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