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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积累受自身限制的资本主义
激进的和马克思主义的消费不足理论倾向于视有效需求为资本主义积累的限制因素。然而，在马克思本人的分析中，有效需求并非本质问题。相反，他认为资本家被驱使着去尽可能快地积累，因而再生产系统的正常趋势是自我扩张，而非停滞。这并非意味着积累进程是顺利的，也不是说农业歉收等因素不会引起局部危机。但它确实意味着积累进程的限制并非来自需求不足。
这是否意味着像罗莎·卢森堡雄辩地指出的那样，一旦一个人否定了消费不足理论，他就被迫接受积累(因而还有资本主义自身)可以无限制扩张这个观点呢？完全不是。马克思认为积累的限制是由积累过程内生的。“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自身。”[1](P250)
资本主义积累是由利润驱动的。但是，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积累会使利润率逐渐降低，所以它会自掘坟墓。这就是著名的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我们稍后再讨论它。同时，积累也意味着资本主义关系的扩张，工人阶级规模和力量的壮大。
利润率下降意味着积累率的降低及(国内外的)资本家围绕市场、原料和廉价劳动力而展开的竞争的日益加剧。随着较弱资本的消亡，经济的集中和集聚程度提高了(即为垄断)。而且，对资本家来说，通过机械化、输入廉价劳动力，或通过向贫穷国家输出资本来减少工资开支变得越来越必要了。
同时，工人阶级的规模和它在反对资本主义斗争中积累的共同经验不断增加。因此资本对劳动日益加强的攻击遇到了日益增强的抵制与反攻(从长远的角度看)。阶级斗争加剧。
认识到利润率下降趋势(如马克思推导出来的)并不是由高工资引起的非常重要，尽管实际工资提高可能会使之加剧。这意味着由利润率下降导致的周期性危机不能归因于劳动者的要求或反抗，尽管不同的历史阶段和政治情况对于解释资本主义整体如何对每一场危机做出反应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只要资本主义关系仍占优势，它的总趋势就会继续起作用。所以，马克思强调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仅是要反抗资本主义，而且还要推翻它。
从这个简要的概述可以明显看出，垄断加强、积累率下降和阶级斗争加深都可以看做是资本主义基本发展规律的结果，而非源自可以产生新规律的因素——例如巴兰和斯威齐曾试图这样分析①。由于在这个解释中利润率下降规律居于中心地位，我们必须进一步考察这个规律。
1.马克思的利润率下降理论。
利润率问题有两个重要的方面：第一，什么决定了利润率的基础和大小？第二，资本主义怎样发展了这一基础，它反过来又对利润率的大小有什么影响？
为了回答第一个问题，马克思从劳动过程开始分析。他指出，在一切社会，要满足人类需要，必须对社会劳动时间和生产活动按一定的比例与数量进行配置，否则社会再生产将无法实现。
尽管配置社会劳动对一切社会来说都是基本的，榨取剩余劳动才是一切阶级社会的基础。这种剩余劳动是阶级关系的物质和社会基础。必须加强对剩余劳动的榨取，因为它不但为统治阶级提供了消费手段，而且还提供了统治手段。
在大多数社会里，社会劳动时间的分配和剩余劳动的榨取是由社会传统、法律和武力调节的。但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活动是由个体资本家基于潜在利润私下组织的。不用特意考虑再生产，它是必须要进行的而且确实也在发生着。从表面上看，货币价格和利润提供了决定资本家决策的日常“反馈”信息。但是，马克思指出，事实上是商品生产中的总劳动时间(劳动价值)调节着货币现象。这种通过劳动价值和剩余价值对价格和利润进行调节的机制，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的社会要求的表现方式。因此我们将直接讨论劳动价值和剩余劳动时间，因为它们是真正的调节因素。
在劳动过程中，工人利用劳动工具(厂房和设备)将原料制成成品。因此，成品中包含的总劳动时间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是隐藏在已消耗生产资料(原料和厂房设备)中的劳动时间，第二部分是工人在劳动过程中耗费的当前劳动时间。马克思将第一部分称为不变资本(C)，因为它重现于最终产品，将第二部分称为“活劳动所增加的价值”(L)。因此最终产品的价值用C+L表示。
最终产品价值的一部分恰好为生产过程中消耗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它的劳动价值用C表示，因为它恰好是生产中消耗的生产资料的劳动价值。剩下的部分为净产品，其价值为活劳动(L)形成的价值。净产品是活劳动时间L的物质等价物。
如果存在剩余产品，工人消耗的消费品就只能用部分净产品来补偿。因此由活劳动所增加的价值(L)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相当于工人消费需求的劳动价值(V)，另一部分是剩余产品的劳动价值(S)。换句话说，工人实际上投入的时间(L)和再生产劳动力价值所需时间(V)之间的差异，即剩余劳动时间(S)，使剩余产品和实际利润得以存在：S=L-V。
工人的劳动时间分为必要劳动时间(V)和剩余劳动时间(S)，这是资本主义社会赖以存在的基础。马克思将S/V称为“剩余价值率”或“剥削率”。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剥削率越高，剩余价值和利润就越多。
劳动者投入的劳动时间(L)实际上是由工作日的长度决定的。另一方面，再生产劳动力自身价值所需要的时间(V)是由工人所消费的商品数量(实际工资)和生产这些商品的劳动时间决定的。因此，剩余价值量(S)和剥削率(S/V)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增加：第一种是直接延长工作日L以增加剩余劳动时间；第二种是间接方式，通过降低必要劳动时间V，使一个工作日中的剩余劳动时间相对增加。后一种增加剩余价值S和剩余价值率S/V的方法依赖于工人实际工资的降低或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或两者同时发生)，以使他们可以用更少的劳动时间来生产消费资料。
资本家不断通过各种方式提高剥削率。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工人阶级的力量不断增强，企图延长工作日或降低工资的做法受到了很大限制。因此提高劳动生产率成为了提高剩余价值率的主要方法。但是，根据马克思的理论，资本主义的矛盾之处就在于任何提高剥削率的方法都倾向于降低利润率。不断提高的劳动生产率通过不断下降的资本利润率表现出来。[1](P213)
剩余价值率S/V意味着把工作日划分为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它衡量了对生产工人的剥削程度。但对资本家来说，利润率才是最重要的东西。在他们看来，他们将货币以生产资料(C)和劳动力(V)的形式投入生产，目的就是获取利润(S)。衡量其成功与否的尺度是利润量(S)与投资(C+V)之比。换句话说，利润率S/(C+V)调节着资本的积累。
矛盾正产生于此。在他们相互之间的持续竞争中②，个体资本家被迫不断降低单位成本以获得竞争优势(目前围绕微型计算机的竞争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就取得销售成功而言，他们会采取任何能降低成本的措施。
但是资本家也会被持续卷入另外一场竞争——劳动过程中的生产竞争。在这一竞争中，机械化成为提高劳动生产率和降低单位成本的主要手段。资本家在一定时期内雇佣工人，其目标是在劳动过程中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程度的劳动生产率。这意味着斗争不仅存在于实际工资、工作日的长度和强度，还存在于劳动过程的性质本身。从一开始，资本家就力图通过将劳动过程细分为日益专业化和程序化的作业而令劳动过程变得“完美”。在资本主义对劳动过程的控制之下，人类的生产活动日益机械化和自动化了。人类只能承担一些机械化的任务，其功能日益为机器所取代就不足为奇了。由于机器替代了人类的一些功能，人类的其他功能就更容易屈服在机械力的铁蹄之下，直到一些这样的功能也被机器替代③。
因此，机械化趋势是资本家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的主要方式，它产生于资本主义对劳动过程和人类生产活动的控制。正因为如此，带来机械化的既不是日益增强的工人反抗，也不是实际工资的上升——虽然它们确实加速了这一趋势。
日益加速的机械化导致了马克思所谓的资本技术构成的提高。既定数量的工人掌握了更大数量的生产工具和资料。根据马克思的观点，这意味着最终产品的总劳动价值(C+L)中，越来越多的部分是由消耗的生产资料构成的，越来越少的部分来自活劳动。换句话说，日益提高的技术构成在价值上反映为“死劳动”与活劳动之比C/L的上升。
正如我们所看见的，利润率等于S/(C+V)。但是S=L-V，因为剩余劳动时间(S)等于劳动者投入的总时间减去用于自身劳动力价值再生产所必需的劳动时间(V)。因此，即使工人靠空气生活(V=0)，S的最大值也只能使Smax/C=L/C。因此，L/C是利润率的上限，而其下限当然为0。如果技术构成的提高确实表现为C/L的提高——也就是L/C的降低，那么实际利润率将被不断压缩到一个日益下降的上限和保持不变的下限之间。这就是马克思说的利润率下降趋势的含义。
上面描述的下降趋势与L是怎样在V和S之间分割的没有关系，因此它也和剩余价值率S/V无关。事实上，如果工人的实际工资保持不变，机械化带来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会不断提高S/V。劳动生产率越高，工人生产给定消费品组合所用的时间就越少，结果是给定工作日的更大部分成为了剩余劳动时间。即使实际工资增加了，只要它们的增长速度低于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速度，剩余价值率仍会提高。因此，实际工资和剩余价值率同时提高是完全可能的。[2](P604)这实际上是马克思所描绘的一般情况，因为工人要想获得机械化带来的全部生产力收益，而又不使积累停止和杀死那只“会下金蛋的鹅”是不可能的④。在马克思看来，围绕实际工资展开的阶级斗争受到了某些来自资本积累的客观限制。这些限制是由资本主义的本质决定的，只有通过推翻资本主义才能超越。
几乎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评论家都接受了这一事实，即机械化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普遍现实。但是，一个重要学派并没有像马克思那样把机械化看做是资本家控制劳动过程的结果，而是将机械化看做是资本主义对工人反抗或实际工资上涨(长期中)的反应。典型地，他们首先假设在给定生产条件下实际工资会上升，这导致了利润率的下降，反过来又诱使资本家用机器替代工人。当然，在这一观点看来，机械化及与之相伴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提高利润率的主要手段，而工资的上升会降低利润率⑤。例如，保罗·斯威齐和莫里斯·多布都持这种观点。[3](P88)[4](P108—114)
就其本身而言，这一分析是正确的。实际工资上升确实能引起机械化，而且这也许能，也许不能抵消高工资对利润的影响。但在马克思看来，实际工资上升有一个前因——产生于生产竞争的机械化。因此，斯威齐和多布分析的效应是次要的，它基于一个更基本的原因(甚至因为这个原因它才有了可能性)。考虑到他们忽略了基本原因，他们找不到利润率下降的特定原因就不足为奇了。
对这一规律，另一个主要的反对意见辩称机械化(无论是什么引起的)并不必然意味着利润率的下降趋势。假设有特定数量的工人，也就是说L是给定的。机械化意味着这些工人使用的生产资料的数量增加了。同时发生的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商品劳动价值的降低，因为生产给定商品所用的劳动时间减少了。因此，生产资料的劳动价值(C)将没有他们的数量增加得快，甚至有可能会降低。马克思认为，尽管如此C的增加会使C/L上升，从而利润率下降趋势存在。但是，批评者辩称，假如生产资料劳动价值的下降速度与其数量的增加速度一样，或者更快，那么C/L将会维持不变甚至降低，因而利润率就没有下降的压力。
首先必须指出的是，这种反对意见是正当的，因为它指出了利润率下降理论论证中的一个缺口。当前存在的文献有一个很强的假定：机器与工人比率的上升意味着死劳动与活劳动比率(C/L)的上升。但是，试图详细说明二者确切联系的研究(如耶菲的研究)[5](P5)并不尽如人意，因此批评者所描述的情形是可能存在的。这个问题很大程度上仍是争论的主题，前面脚注中提到的那篇即将发表的文章会详细论述这一问题。
另一个当前比较流行的反对意见与以下观念有关：资本家绝对不会采用会使其利润率水平降低的生产技术。因此，利润率下降的可能被自动排除了。这一观点通常用数学工具来表达，即为所谓的“置盐定理”。[6](P85-89)其基本假定成为许多分析框架的基础，包括左派凯恩斯主义者，如琼·罗宾逊；还有马克思主义者，如鲍勃·罗森。对上面的各种争论来说，这一反对意见的主要错误在于其假定技术进步并非是必需的，它仅为资本家的“选择”问题。马克思很早就指出，竞争的需要迫使资本家选择能降低单位成本的技术，即使这种技术意味着更低的利润率水平。谁先做到这一点，他就可以低价抛售。其他资本家唯一的选择是或者接受比以前更低的利润率水平，或者赚不到任何利润，因为他们的产品成本太高了。[1](P264)[7](P383-385)
最后，一些马克思主义者根据经验研究的结果拒绝C/L上涨的观点。由于C是生产资料的劳动价值，L是活劳动增加的价值，二者的货币等价物为生产资料的货币价值K和新增货币价值或“国民生产净值”Y。在这些概念的基础上，他们考察了资本产出比K/Y。由于官方数据表明K/Y长期中趋于稳定，他们便认为这与C/L上升的观点相悖。[8]
有趣的是，同样还是这些马克思主义者，强烈反对接受失业率、贫困程度、营养不良等的官方统计数据。他们的理由是，资产阶级对这些范畴的观念支配了他们对这些数据的解释，使这些数据实际上并没有什么用处。比如，失业统计数据排除了已放弃寻找工作的人、无法一开始就能找到工作的人(如黑人青年)，以及那些因为对寻找工作绝望而没有加入劳动大军的人(如家庭主妇)。因此，激进派和马克思主义者估计的失业率是官方数据的两三倍，这是很常见的。然而，当涉及一些最基本的范畴如“资本”和“增加价值”时，人们不用质疑就接受了官方数据。目前应充分指出这一点：一位马克思主义统计学家费心检查了这些数据的搜集方式，根据马克思主义者和主流经济学家范畴的概念差异调整了这些数据，已经准确地发现资本产出比是在稳定上升的。[9](P29-42)
2.利润率下降史理论。
在古典经济学家看来，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利润率有下降趋势是无可争议的事实。问题在于怎样解释这一现象。
亚当·斯密(18世纪70年代)指出，更多资本涌入某一行业会增加供给、压低价格，从而导致利润下降。同样，他认为随着资本积累过程的展开，总资本会越来越充裕，从而压低了利润率。
批评者很快指出，只有当利润率高于平均水平时资本才会涌入特定行业。而且，这样也仅仅使其利润率降回到了平均水平。因此，平均利润率仍未得到解释，而且斯密也没说明为什么积累会使平均利润率发生这种变化。
大约40年以后，大卫·李嘉图(19世纪10年代)提供了另一种解释。他指出，随着社会发展，更多的土地被用于耕种以养活持续增长的人口。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贫瘠土地被用于耕种，食物的生产成本增加了。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食品的劳动价值上升了。因此，对一个给定的工作日来说，必要劳动时间上升，剩余劳动时间相应下降。所以在社会发展的同时，剩余价值率会下降，与之相伴的是利润率的下降，但这并不是因为工人实际工资的上涨，而是因为农业劳动生产力下降。
李嘉图最重要的结论是农业生产力趋于下降。马克思在其对李嘉图地租理论的批评中指出，这一结论既不符合逻辑又不符合经验。确实，工业与农业劳动生产率的上升贯穿了整个资本主义历史。正如我们在上一节中看到的，马克思对利润率下降的解释正是基于社会劳动生产力和剩余价值率上升之上的。“利润率的下降，不是因为劳动生产率下降了，而是相反；不是因为对工人的剥削减轻了，而是相反……”[10](P439)
马克思认为，他对“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利润率有下降趋势”的解释是“针对过往一切经济学的绊脚石的最伟大的胜利之一”。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是他对资本主义体系运动规律分析的关键。但是，奇怪的是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中这一规律只扮演了相对较小的角色。例如，消费不足论完全忽视了这一规律，而且正如我们在下一节将要看到的，它也没有出现在“利润挤压”理论中。
这一规律被忽视的部分原因在于前面考察的对马克思推导利润率下降趋势的逻辑的反对意见。但是，另一个也许是更重要的反对这一规律的根据是政治原因。[11]据说，认为资本主义服从于“运动规律”，就是把人类的社会安排看做是一台机器或者是一些物质过程。这样就降低了人类在决定事物发展进程中的作用。是人，而不是运动规律，创造了历史。进一步，有人认为相信利润率下降这一命题，会使人们对推翻资本主义的任务持宿命论和消极态度。最后，有时会有人补充道，不管怎样，对经济危机成因的分析太过抽象了，使它无法在实际阶级斗争中发挥作用。
毫无疑问，从客观力量会作用于并限制人类活动这一角度，马克思确实将资本主义历史和人类历史看做是运动规律。但也正是马克思，将阶级斗争上升到了最高地位，积极支持直接推翻资本主义(并非是宿命论)，并在其理论基础上参与了大量的政治实践。马克思的这两方面之间存在矛盾吗？
完全没有。恰好相反，正如亨利·格罗斯曼(德国)、保罗·马蒂克(美国)、大卫·耶菲(英国)所指出的，革命政治正是源自马克思的理论框架。
格罗斯曼是第一个将对经济危机的讨论从消费不足理论和比例失调理论中摆脱出来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猛烈批评了这两个理论的逻辑与政治基础，转而强调利润率下降规律在经济危机理论中的中心地位。他指出马克思理论中特别重要的部分是，随着利润率的下降，总利润的增长速度必然会降低，直到最终停止。在新投资不能产生额外利润这一点上，投资会受到抑制，一场经济危机将会发生。[11](P35)随着危机的蔓延，弱小、低效率的资本家将会破产，其资本被强大的资本家以低于正常价格的低价收购。劳动强度加大的同时实际工资降低了，因而剥削率上升了。所有这些因素会使利润率开始上升。因此每个经济危机都为复苏和下一个繁荣与萧条的周期创造了条件。
因为许多因素抑制或加速了利润率下降的影响，所以没人能确定危机会在什么时候爆发。从这个意义上说，阶级斗争不但对危机爆发的时间至关重要，而且也决定了危机的影响范围。然而，对于格罗斯曼，更重要的是危机是“客观的变革情况”。去说明资本主义制度中经济危机的必然性，也就是去说明为这些客观变革时期做准备并抓住它的必要性。最后，在他对马克思理论理解的基础上，格罗斯曼将理论与实际紧密联系在了一起。“……没有任何经济系统，不管其多么弱小，会自动崩溃。它必须被‘推翻’。对系统瘫痪的客观趋势的理论分析是为了发现其‘薄弱环节’。只有通过主观因素的积极作用，变革才会发生”。[11](P37)
保罗·马蒂克以多种方式详细阐述了格罗斯曼的著作。最重要的是他指出，马克思用运动规律描述资本主义社会是因为资本主义并非是由有意识的人类决策调节的，而是由“类似于物的关系”调节的——市场关系、价格和利润关系。像他的前人格罗斯曼一样，马蒂克强调危机提供了革命和改革的机会，但只有阶级斗争才能决定选择哪条路径。资本主义会转向纳粹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并不是事先就决定好的。[11](P43)
在其最后几年里，大卫·耶菲介绍了马克思的经济分析并将它用于对当前危机的分析。他的整个分析超出了本文的讨论范围。就经济危机理论来说，除了那些和格罗斯曼、马蒂克类似的观点外，耶菲增加了以下几点。首先，因为经济危机是通过价格和利润表现出来的，人们很容易将价格和利润看做是危机爆发的原因。比如，根据定义，利润为收入与成本之间的差额，所以从任何导致利润率下降的因素中都可以推论出另一个解释利润率下降的方式。但是，一部分成本仅仅是由其他商品的价格构成的，如原材料等(因而它是其他行业的收入)。所以，人们倾向于将利润率下降与构成成本的其他部分与工资相比较。通过这种比较，很容易得出“高”工资为利润率下降原因的结论。如此，结果被当成了原因。
类似的结论也可从对全球范围内经济停滞、失业上升、通货膨胀、政府开支增加和阶级斗争加剧等问题的分析中得出。耶菲认为，以上问题都是危机发展过程中的现象，而非原因。随着利润率的降低，资本积累减缓，失业率增加。资本家为维持利润率而提高商品价格，这就产生了一个通货膨胀螺旋。与此同时，政府被迫介入，一方面维持政治上可接受的失业率，另一方面为面临困境的行业提供补贴，甚至直接接管。因此，政府开支快速增加。但赤字财政仅仅加速了通货膨胀，其对就业水平的支持则阻碍了工资下降到能使资本恢复盈利的水平。这样矛盾就加深了，而且能发挥作用的政策越来越难寻找。耶菲说，这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资本主义世界的现状。[5](P5-32)
3.阶级斗争和利润挤压。
每次经济危机都强调了利润对资本主义生产的重要性，并使人们重新思考调节利润率的因素是什么。
利润率的每次下降，最终都被追溯到高工资上。现在十分肯定的是，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降低工资会提高利润。但这并不意味着特定的利润下降必然就是工资过高造成的。问题在于，我们如何分辨原因和结果？
在马克思的分析中，实际工资增加与剥削率提高同时发生，因而工资上升本身并不会导致利润率下降。因此，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看，只有当工资上升导致剥削率下降时，我们才可以说利润率降低是(至少部分是)因为“高工资”⑥。
马克思当然否定了这个解释，理由是资本积累为工资斗争设置了客观界限，因此剥削率总体上是上升的。实际上，他认为利润率下降恰恰是因为工人受到的剥削增加了，而非减少了。
从最抽象的层面来看，剩余价值率S/V的货币等价物为“利润”与“工资”的比率TT/VV。可以把利润-工资比下降作为实际工资上升的证据，但是这一推理是错误的。
首先，这一点是极有可能发生的：资本家在加强对工人的剥削，使他们生产出更多剩余价值的同时，并不能将这些增加的产品售出，从而无法将之转化为货币利润。比如，在一个由利润率下降造成的经济危机中，随着一些资本家的破产，另一些资本家将失去购买自己一部分产品的买者。价格将会下降，利润和利润工资之比也会下降。为了补偿损失，生存下来的资本家会让工人更加努力地工作，加强对他们的剥削，以努力降低成本和维持经营。因此，在经济危机理论中，利润率下降往往与剥削率上升同时发生。而且，在这种情况下，二者都是危机的症状，而非成因。
但是上述模式在危机爆发之前并不会出现。那么，在非危机期间，将“利润—工资”比率看做是剥削率的指标难道不合理吗？如果它是合理的，危机前利润—工资比率的下降，就可以作为工人提高工资到降低剥削率的地步并因此引发危机的强力证据。正是这种将TT/W作为S/V的指标的理论识别特征界定了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的“利润挤压”分支。这套理论由格林、萨克利夫，英国的罗森和美国的博迪与克罗蒂等人开创。[12]
从表面上看，他们的理论依赖于经验观察到的利润—工资比率在危机前下降的现象。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也经常观察到这一现象，最近的例子是布鲁金斯研究所的诺德豪斯。[13](P169-208)然而，不同于诺德豪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走得更远，他们将观察到的利润—工资比率等同于剥削率。由此他们得出，利润率降低实际上是剩余价值率下降的表现，后者只是因为实际工资有了足够大的涨幅。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诺德豪斯将利润下降的原因归结到“资本成本”上，马克思则将之归因于“劳动问题”。
在一定意义上，有关利润挤压的争论同资本主义一样悠久。没人比资本家更清楚利润对资本主义生产系统有多么重要。由于一些显而易见的原因，人们认为高工资引发了危机。在这个意义上，每次危机爆发之后都会产生一个资产阶级版本的关于利润挤压的争论。
从更抽象的角度来说，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直认为利润率下降是由于工人在国民生产净值中的份额上升了(当然，这要牺牲资本家的“份额”)。马克思在评论与他同时代的两位学者——英国人巴师夏(19世纪40年代)和美国人凯里(19世纪60年代)时指出，“他们接受了利润率有下降趋势这一事实……他们(错误地)仅仅用劳动价值份额上升来解释……”[7](P755)
当前的马克思主义利润挤压理论与巴师夏、凯里的理论在许多方面是相似的。埃里克·奥林·赖特在其对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的考察中，将利润挤压理论的现代版本归纳为：“其基本论点非常简单：工人与资本家在国民收入中的相对份额几乎完全取决于他们在阶级斗争中的力量对比。就劳动阶级组织激烈的工人反抗运动使工资增长快于生产力增长来说，剥削率有下降的趋势，从而利润率也有下降趋势(被高涨的工资‘挤压’)。利润的这种下降造成了投资的相应减少和生产率的缓慢增长。最终的结果便是经济危机”。[14](P216)
因此，现代马克思主义版本的利润挤压理论遵循了巴师夏和凯里的经济逻辑，将利润率下降视为剥削率下降的结果。但这两个理论版本有重要的政治差异，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谴责这种状况，马克思主义者则庆祝这种状况。马克思主义利润挤压理论将围绕工作条件而展开的阶级斗争看做是再生产过程的决定性因素。对这些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资本主义生产系统发展到工人能够促成危机的阶段是个很有希望的迹象。如果工人阶级能通过工资要求支配生产系统，他们就有足够的力量去抵制资本家对实际工资的攻击，这种实际工资是“恢复”过程的一部分。他们甚至强大到能通过接管国家权力来解决危机。
这个理论最大的优点是简单。即使在资本主义，“政治挂帅”也存在着。要了解资本主义历史，我们需要分析的是实际的阶级斗争政治而不是一些抽象的运动规律。资本主义积累确实受到了内部的限制，但积累的最终障碍是劳动，而非“资本自身”(正如马克思所说的)。
只有这个简单的解释是正确的，简单才真正是优点。毕竟，失败是对错误的惩罚。因此我们回到理论中心点并反问：我们能从观察到的利润—工资比率的下降推论出剥削率的下降吗？换而言之，TT/W确实是S/V的指标吗？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需要探究S与V的货币形式。
考虑在总资本再生产周期的末尾，从销售收入开始，我们能够追踪这个货币金额的支出。
假设总销售额是$100 000(M')。资本家拿出$40 000补偿已消耗掉的原材料和机器(C*)，它们所生产的产品已经售出；拿出$20 000来补偿提前预付给了工人的工资(V*)⑦。剩下的$40 000为资本家所说的总销售利润(S*)。它是商品销售收入与商品的物质、劳动成本的差额。从生产系统的总体来看，这个总利润为剩余产品的货币等价物。
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总利润”(S*)为生产工人剩余劳动时间的货币等价物，而这些工人的工资(V*)为必要劳动时间的货币等价物。因此，生产工人剥削率(即剩余价值率)的合适指标是：S*/Vp*=40 000/20 000=200%。
但在资本家看来，事情完全不是这样。他们还要从总利润中扣除为销售商品而支出的货币。这就是资本家所谓的销售费用，它包括将成品转换为货币收入过程中的物质(C*j)和劳动(V*j)成本。除此之外，他们还必须扣除间接税(销售税，执照税，财产税等)，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些也是商业“费用”。做完以上扣除后剩下的就是所谓的公司净收入(TT)⑧。如果销售费用C*+V*=$15 000+$10 000，间接税T=$5 000，则公司净收入TT=$10 000。
在资产阶级看来，销售费用和间接税都是真正的商业费用。确实，即使从生产系统的总体来看，这都是绝对必要的开支，因为商业资本(批发商和零售商)和国家承担了不可或缺的职能。但他们是绝对必要的支出这一事实，无论如何都不能改变它们为剩余价值转化形式的事实。能被售卖前，剩余产品先得被生产出来，而售卖只是改变了这个产品的所有权，并不改变其大小数量。通过权利变换活动(买和卖)与政府活动⑨吸收多大部分的剩余产品，仅仅是这个生产系统分配与法律成本的反映指标。
不幸的是，利润挤压论者没有抓住这个重点⑩。他们总是将剩余价值率等同于TT/VV——公司净收入与工资总额之比。就上面的例子来说，TT=$10 000，W=生产工人的工资+销售人员的工资与薪金等=$20 000+$10 000=$30 000，所以TT/W=10 000/30 000=33.3%。这与真正的剩余价值率相差甚远，S*/V*=200%。
混淆TT/W和S*/V*会使对给定时期剥削率真实值的估计大大降低，正如前面的例子所说明的(例子中的低估程度十分接近我对美国经济进行复杂、详细分析后计算出的目前的低估程度(11))。更糟糕的是，与S*/V*相比，TT/W随时间的推移有下降的趋势，因为在所有的资本主义经济里，销售费用和间接税都在剧烈地上涨。二战以来，情况正是如此。因此，将观察到的“利润—工资”比率的下降解释成剥削率估计值的下降是错误的。相反，很有可能发生的是，剥削率提高和马克思所说的利润率下降共同导致了积累率下降和失业率上升。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家之间竞争的加剧和国家干预的加强都是对不断加深的危机的反应，而非其成因。从经验数据上看，这种反应表现为销售费用和税收的增加，它通过TT/W的下降表现出来，即使S*/V*是上升的。实际上，这就是耶菲对当前世界危机的解释。
有必要重述一下，观察到的“利润—工资”比率的下降本身并没有为我们提供任何解释。为了寻找观察结果的依据，我们需要一个关于利润决定因素的理论，以发现是哪些因素造成了经验数据的变化趋势。而且，我们也需要知道经验范畴是如何与理论范畴对应的，否则我们就会弄错原因。利润挤压学派的错误恰恰在于：他们的理论建立在了剩余价值理论上，但他们完全无法区分这个复杂、有力的马克思主义范畴与资产阶级的“利润”(净营业收入)范畴。这样，他们就错误地将周期性利润下降与当前世界经济危机归因于工资对利润的挤压。
历史告诉我们，资本主义的经济和社会结构会周期性地破裂。这时，资本主义体系固有的社会冲突会表现为尖锐的对立。资产阶级各种正统学说的陈词滥调开始减少，并陷入一种绝望的境地，阶级斗争也日益采取了公开的形式。
我们再一次接受了这种资本主义历史的教训。迎接我们跨入21世纪金门的战后繁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充斥着政治与经济危机。资本家的生存斗争加剧了国际竞争；银行倒闭、大公司破产、国际货币体系危机不断；失业增加，物价高涨，各处的阶级斗争加剧。
我们该如何理解最近的资本主义危机呢？当然，我们必须详细地研究和分析危机，不只是局限在局部或国家范围内，而是在全球范围内。但仅这样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同时认识到，危机对资本主义来说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很久以前，甚至在我们还没有提出危机这个问题之前，危机的周期性、毁灭性表现就被许多人所承认、分析和用理论把握了。认识到这一点就是要认识到学习前人对危机解释的必要性，我们可以从中吸收有用的东西，将我们的分析建立在他们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如果我们的任务是克服这个体系，理解危机理论就更加迫切了。无知的代价是失败。
这篇文章的目的是介绍和分析历史上出现的关于危机问题的基本观点。为完成这项任务，我力求分析严密，同时我并没有运用对这个问题的先验知识。通过这样做，我不仅试图介绍特定类型的理论说了什么，而且分析了其为何持这种观点，其观点如何随历史发展，以及不同时期与之相关的政治立场是什么。
最后，我主要介绍一下我认为的危机理论史暗含的三条教训，而不是总结文章主体部分讨论的问题。
第一个教训与理论和政治的关系有关。每一个理论立场都暗含着一种变革系统的模式。在这个意义上，基于此理论的实践都有相应的政治内涵。但认识到下面一点很重要，某一组理论概念和与之相关的政治纲领之间并不存在简单的联系。以消费不足理论为例，它的支持者包括反动的马尔萨斯牧师，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西斯蒙第，革命积极分子罗莎·卢森堡，以及所有以保罗·斯威齐和保罗·巴兰的作品为基础的现代“垄断资本主义”学派。另一方面，它的反对者包括自大卫·李嘉图以来的各种各样的资产阶级理论家，也包括马克思和列宁。消费不足理论的支持者之间几乎不存在任何共同的政治立场，其批评者之间亦是如此。同样的结论也能从所有其他危机理论中得出。
第二个教训与理论和“现实”有关。假定现实独立于任何概念框架是极其错误的。即使只是简要地研究一下国民收入核算史，我们很快便会发现，任意给定时间的数据都是特定理论范畴的数值表现。这些数据当然基于现实事件，但对这些事件的分类、计算方式都取决于关于现实世界的理论。产生于凯恩斯主义范畴(它是当前国民收入核算的基础)基础上的模式，完全不需要与基于马克思主义范畴的模式相同。例如在讨论利润挤压理论时，我们看到了不要将利率—工资之比(TT/W)和剥削率(S/V)相混淆的重要性。如果因为一个理论与基于完全不同范畴的“现实”不一致而抛弃它，将是很大的损失。
第三个教训在本部分一开始时就已经讨论过了。简单重申一下，在分析危机时，仅仅研究现象是不够的。研究过去和现在对危机的解释同样是必要的。否则，我们将很可能只是在创造已被创造出来的学说，重复他人很久前就犯过的错误。人们常说，忽视历史的人注定会重蹈覆辙。就这里来说，也许我们可以补充一句：忽视历史的人注定会创造同样的历史。
①值得一提的是，资本家在利润率降低的时候削减投资支出，一部分产品会无法售出，因而危机好像是由缺乏有效需求，即由“消费不足”造成的。但实际上，这种“消费不足”只是对盈利危机的反应。它只是病症，不是病因。
②这些竞争为马克思所说的“资本的竞争”。这里说的竞争不同于“完全竞争”意义上的竞争，完全竞争是与“垄断”相对应的。在马克思看来，资本集聚和集中增强意味着全世界越来越多地区内竞争的加剧。所谓的“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并没有消灭竞争，反而加剧了竞争。
③对现代劳动过程的精彩分析见哈里·布雷弗曼的《劳动与垄断资本》，每月评论出版社，纽约，1974年。
④这正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一章第一部分中所持的观点，他在指出实际工资只有在“不妨碍积累过程”时才能上升这一点时表达了这个观点。
⑤关于这种看法的更详细的讨论，以及一些支持它的数学证明(如所谓的“消费选择方法”理论)，详见本文作者在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杂志上即将发表的“Notes on Dobb's Theory of Crises”一文。
⑥“最荒谬的莫过于用工资率的提高来说明利润率的降低了，虽然这种情况在例外的场合也是存在的。”(Marx,Capital/V.I,Ch.XVI,P.240)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3卷，第267页(第十四章《起反作用的各种原因》)，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译者注
⑦我用生产工人这一概念是因为本文不可能去充分阐释生产劳动的概念。类似的，我所用的商品概念包括了为取得货币而出售的物品和服务。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区别不能仅仅归结为商品和服务之间的简单区分。
⑧公司净收入被分割为企业所得税、纯租金(不包括建筑物、设备的贬值与维护费用——恰当地说，它们是生产成本和销售费用的一部分)、利息或红利，以及留存收益。
⑨政府实际生产活动除外。
⑩这种对利润挤压理论逻辑的重要批评，也见于Boddy-Crotty(op.cit.)发表于The Communist(Vol.1，No.2)的一篇评论文章。
(11)在实际操作中，重建S*和V*的货币等价物比上面提到的更为复杂。实际上，这需要将基于凯恩斯范畴的国民收入账户，转变为基于马克思价值范畴的账户。这既是一个理论难题，也是一个实证难题。尽管如此，这依然是一项非常可行与绝对必要的工作。经过详细计算，我发现从1900年到1972年，实际剩余价值率S/Vp*上升了，而同时期的TT/W却下降了。这种差异主要是由“费用”上涨和税收增加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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