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易帜”与日本的对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东北易帜”，是1928年末北洋军阀的最后政权奉系军阀政权以和平方式和对等条件，统一于南京国民党中央政府的历史事件。这个事件标志着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结束，是国民党新军阀完成中国统一的象征，对中国的国家统一和民族独立有着重要的积极意义。在这一事件中，张学良先生是最重要的历史角色。本文拟从中日关系史的角度，对张学良先生以大智大勇的民族气概与日本帝国主义的英勇斗争作一阐述。
一
1926年国共合作开始北伐革命后，以张作霖为首的北洋军阀统治摇摇欲坠。到1928年春，宁汉合流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基本上统一了南方各省，随即蒋联合阎锡山，李宗仁和冯玉祥，对北洋军阀展开了强大的军事攻势，谋求统一中国。问题是中国是个两半社会，帝国主义列强肆意将中国划分为各自的势力范围，他们的殖民侵略政策对中国政局的进展有着重大影响。日本帝国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继续推行军国主义的大陆政策，加强和扩大对中国的侵略。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在日本国内，代表资产阶级民主的政党势力，与以军部为代表的法西斯势力的较量，成为日本政治进程的主旋律，这种较量在对外政策上表现为“协调主义”与“强硬主义”的对立。
1927年春，田中内阁上台是日本法西斯势力抬头的重要标志。是年夏、田中主持召开“东方会议”，讨论制定了对华新政策，通过了《对华政策纲领》（注：[日]日本外务省：《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下）原书房，1965年，第101-102页。），其要点：一是确定了以武力干涉中国的强硬外交方针，即日本在华利益，“有受非法侵害之虞时，将断然采取自卫措施”。二是突出强调所谓“满蒙特殊权益”，企图将东北从中国肢解出去。除这个公开文件之外，法西斯分子还暗地拟定了一份被称为“田中奏折”的秘密文件，狂妄地叫嚣：“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从历史发展的事实来看，“田中奏折”是一份日本法西斯欲图称霸世界的计划。“东方会议”所确定的对华新政策则是日本法西斯为实现称霸世界计划的纲领性文件。基于这种政策，日本帝国主义不惜以武力对中国革命进行干涉。
1927年5月，日本以“保护侨民”名义，第一次出兵山东，以武力阻挠北伐革命。1928年4月北伐再度开始后，日本又一次出兵山东，并于5月3日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济南惨案”，企图将北伐革命阻止于黄河以南，以维持苛延残喘的北洋政府。另一方面，由于张作霖越来越不听日本的话，日本侵略者的“厌张”情绪愈来愈浓。东方会议后，田中遂放弃原来的“保张”策略，拟定了趁火打劫，改弦更张的新策略，即趁北伐革命之势，逼迫奉张政权满足日本的诸多“满蒙权益”。经田中与张作霖的顾问町野武马和“满铁”社长山本条太郎的密谋策划（注：町野武马：《张作霖被炸的前后》，《中央公论》1949年8月号。），逼张草签了“满蒙新五路协约”。
日本军部的态度更为强硬，主张武力“除张”，肢解东北。在东方会议前，日本关东军就提出了《关于对满蒙政策的意见》（注：〔日〕参谋本部：《昭和三年支那事变出兵史·附录》，第46-47页。），主张行使武力实现“满蒙独立”。北伐再开后，军部认为时机来到了，提出当奉军溃败出关时，出动关东军将其解除武装，然后逼迫赤手空拳的张作霖就范。据此，日本政府于5月18日向南北双方提出了所谓“觉书”（备忘录），军部同时下令关东军向奉天集中，准备向锦州，山海关方面出兵。但因日本统治内部意见不一，“奉敕命令”终未下达。于是，军部法西斯转而实施谋杀动乱计划，在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的主谋策划下，1928年6月4日，日本法西斯制造了震惊世界的皇姑屯事件，张作霖被炸而死。
皇姑屯事件的发生，使东北政局出现了严重的政治危机。一方面，日本法西斯制造皇姑屯事件的目的，就是要造成东北的动乱，以便借“维持治安”和“保护侨民”的名义，行使武力，建立亲日政权。事件发生后，日本法西斯在省城奉天制造了多起爆炸案（注：辽宁档案馆编：《皇姑屯事件始末——张作霖被炸的档案资料汇编》，同泽出版社，1998年，第238-251页。），关东军主力陈兵奉天，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注：辽宁档案馆编：《皇姑屯事件始末——张作霖被炸的档案资料汇编》，同泽出版社，1998年，第276页。），给东北当局施加政治压力和军事威胁。另一方面，国民党军队进占京津地区，大兵压境，仍有向东北进攻的趋势。加上滦东地区的直鲁联军欲图不轨，战争形势仍然十分严峻。面对这种形势，东北当局审时度势，采取了“冷处理”策略。首先，对张作霖被炸情形严密封锁，秘不发丧，使日本侵略者摸不清虚实，未敢轻举妄动。其次，对日本的屡屡挑衅和军事威胁，采取了忍耐、克制的态度，避免造成中日冲突状态。再次，对南京政府息兵谋和，缓和国民党军与奉军的对抗态势，陆续将奉军撤回东北，巩固东北边防。而后，张学良取新、旧两派势力，谋求子继父位占据政治中心地位，掌握东北军政领导权。经过短短两周时间，张学良运筹帷幄，于6月17日秘密返奉前后，将各方面事件相宜处置（注：[日]日本NHK采访组：《张学良の昭和史最后の证言》，角川书店，1991年。
刘立善译：《日本昭和史的最后证人——张学良》，辽宁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8-47页。），稳定了东北局势，才宣布张作霖的死耗，并随即就任奉天督办，不久又经东三省议会联合会推举，出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兼任奉天保安司令），一举掌握了东北军政大权。
张学良成为东北政局新的掌舵人，使东北的政治从休克状态中得以复甦，便日本法西斯制造皇姑屯事件挑起事端的阴谋归于失败。按照河本的逻辑和设想：第一，奉系军阀“只是由头目、喽罗关系所结合的私党”，“只要把这个头目（张作霖）干掉，他们便会四分五裂”（注：[日]河本大作：《我杀了张作霖》，《文艺春秋》1954年12月号）；第二，正所谓“树倒猢狲散”，造成“奉天军阀陷于内外形势压力下只有崩溃之境地”（注：[日]《河本大作致荒木贞夫、松井石根的信函》，（《荒木贞夫关系文书》，东京大学法学部）），从而引起“满洲”大乱；第三，奉张没落，“满洲”大乱之时，“将成为于东三省建立新政权之契机”（注：[日]《河本大作致荒木贞夫、松井石根的信函》，（《荒木贞夫关系文书》，东京大学法学部）），即乘机树立“日本之意中人物”的傀儡政权，使其完全听命于日本；第四，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所谓“满蒙问题”。然而，历史的发展并没有出现日本法西斯所期待的结果。这一方面是由于东北当局的冷静处理，另一方面当时日本法西斯势力羽翼尚未丰满，各方面的准备和协作尚不充分。但是，日本干涉中国内政，企图肢解东北的行动并没有停止。
张学良执掌东北政权后，面临着一大难题，两种抉择，三种关系。即面临着东北何去何从的大问题；是选择有条件的南北妥协与南京政府合作，走国家统一、民族独立之路？还是选择屈服于日本，走“保境安民”的傀儡式割据之路？这就关系到如何处理原奉系内部各派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集团的关系？如何处理与日本的关系？这是东北乃至中国社会发展的重大历史问题。危难之时方显英雄本色，历史将张学良推到了紧要关头。
当时，张学良面临的形势是，从国民党方面来看，北伐军攻占京、津后，北洋政府已经垮台，北伐革命已取得重大胜利。国民党企图乘胜前进，使东北地方政权“归顺”，谋求全国统一。至于如何统一，有两种方式，一是武力统一，即以战争形式决出雌雄，实现统一。但这种方式有两大问题，其一，奉军实力并无大损，且占据东北地利之优；其二，日本向以东北为“特殊权益”之地，此前已有山东出兵干涉，对于东北日本绝不会袖手旁观，勿宁说日本正期待着战乱，以便借题发挥。因此，这种方式断不可取。二是和平统一。即利用皇姑屯事件，因势利导张学良，通过和谈，使其服膺南京政府。这是既可避免生灵涂炭，又能达到国家民族统一的最佳选择。而且在奉军退出关外之前，张学良也表示过息兵谋和的意愿，因此，南京方面决定采取和平统一方式，积极争取张学良。
在奉系内部历来就有元老派（旧派），青壮派（新派），以及陆大派和士官派之分，政见不一。元老派主张息兵议和，保境安民。这种主张早在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张作霖就实行过，不过那是依靠日本帝国主义的武力支持才得以实行的。此时元老派中对日本好感者为数不多。他们主张独立自主的保境安民，即确保在占有东北地盘基础上的独立的政治、经济权益。以张学良为首的新派，在“息内争、御外侮”的思想指导下，主张停止内战，实现国家民族统一，自强自立。两派之间在息兵议和的观点上是相同的，但目的性有所不同。早在济南事件后，张作霖于5月9日发出“息兵议和”佳电（注：辽宁档案馆编：《皇姑屯事件始末——张作霖被炸的档案资料汇编》，同泽出版社，1998年，第1-57页。），目的是想借日本干涉的军事威力保住北京政权。而张学良在其后发出的若干通电中，表示“息争救国、南北一家”，其目的是要达成国家民族的统一，共同抵御外侮。张学良执政后，一面耐心说服元老派放弃割据思想，使他们逐渐赞同统一救国的方针，一面树立威信，坚决抵制亲日派和阻挠派。在张学良的努力下，国奉合作谈判进展很快，至7月中旬东北易帜大计基本确定。但是，日本帝国主义认为东北易帜是对他们的“满蒙权益”的重大损害，百般加以阻挠，于是张学良与日本之间展开了一场民族独立与殖民侵略的斗争。
二
皇姑屯事件发生后，日本帝国主义期待的东北混乱的局面没有出现，使其动用武力的阴谋落空，但对谁人主政东北十分关注。早在日本法西斯策划皇姑屯事件时已对这一问题有所议论，或有提出“以吴俊升取代张作霖”计划者（注：[日]岛田俊彦：《关东军》，中央公论社，1980年，第64页。），或有“视张学良为亲日派化身”者（注：《河本大作致矶谷廉介的信函》，《民国档案》1998年第3期。），还有的将张景惠、杨宇霆等人都被列入日本“意中人”名单，他们期待一旦东北有变，就推出这些“意中人”，建立亲日政权。事件发生后，在张作霖生死不明的情况下，日本政府也对将来谁人主政东北的可能性做了推测。田中曾推断：“万一张作霖不能复起，东三省之将来恐怕多事多难，张学良年轻不孚众望，又因吴俊升已死，无股肱相助，权且只能与杨宇霆协调善处。”（注：[日]高仓彻一编：《田中义一传记》，原书房，1981年，第958-962页。）他认为，东北未来之政权将是以张学良为代表，由实权派杨宇霆辅佐之。当张学良执政形势明朗后，这种认识基本成为日本对奉策略的主流。当然这其中也有“排杨拥张派”和“排张拥杨派”，但将张、杨作为日本“意中人”的两个主要目标是确定无疑的。于是，围绕张、杨，日本对东北当局展开了“争取”工作。
日本采取的基本策略，是依仗军事威胁施加政治压力，由外交官打头阵，军政要人轮番阻挠，企图压服张学良听命于日本。张学良继任奉天督办不久，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于6月25日向张学良进言：“为今之计，东北当以保境安民为重，切勿过于向南方采取接近态度。”（注：[日]林久治郎：《满洲事变と奉天总领事》，原书房，1978年。
王也平译：《“九·一八”事变——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遗稿》，辽宁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95-98页。）张学良对这种“进言”未予理会，于7月1日发表“东电”，表示东北“决无妨害统一之意”（注：张德良、周毅主编：《东北军史》，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102页。），并秘派代表团赴平与南京政府谈判易帜事宜，不日旋即出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易帜气氛十分浓烈。这种形势使田中政府极为恐慌。7月5日田中电训林总领事“东三省此际对南方派采取迎合态度，于种种关系上乃失策之举，应告诫其采取维持现状，保境安民，观望时局之策，此乃东三省自身之需要，也是我方之立场。”（注：[日]高仓彻一编：《田中义一传记》，原书房，1981年，第958-962页。）田中的意图是，对张先施以安抚、怀柔之策，使其感到依靠日本之益处，放弃与南方之接触，推行老派主张的保境安民路线，为日本控制东北政权做准备。张学良接到林转达的田中的“劝告”，对日本之伎俩十分清楚，但鉴于南北妥协正在谈判之中，还不到与日本针锋相对的时候。因此，张学良表示“与田中首相有相同的见解”。（注：[日]高仓彻一编：《田中义一传记》，原书房，1981年，第958-962页。）至7月中旬，国奉妥协谈判达成协议：东北当局答应改旗易帜，服从中央。南京方面承诺暂缓东北党部之工作，东北地方政权之人选概由张学良提名，转呈国府任命。于是，张学良决定命汤玉麟于7月19日先行热河易帜，以此作为对国民党方面表示的具体行动，并试探日本对易帜的进一步反应。如形势允许，则于7月下旬再实行东三省易帜。
7月16日，林久治郎往访张学良，张学良沉稳地告诉林：关于东北新政府的方针政策，“南京政府不断劝告实行统一合作，（东北）政府内部也大体倾向于此。”并征求林之“高见”。林十分露骨地说：“（南京）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同我国在东三省保卫既得权益方针是绝对不能两立的，与南方合作就无异于同我国对抗。”进而强调“关于这个问题，日本政府不能不给予极大的关注。”（注：[日]林久治郎：《满洲事变と奉天总领事》，原书房，1978年。
王也平译：《“九·一八”事变——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遗稿》，辽宁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95-98页。）这次会谈张学良向日本放出了“试探气球”，而林的回答也清楚地表明了日本侵略东北的野心。林显然虚张声势，要张学良对易帜加以阻止，但觉得力度不够。回来后一面与关东军司令官村冈商讨“以武力加以阻止”，一面电请国内采取更加强硬的措施。
7月18日，林收到日本政府训电，（注：[日]高仓彻一编：《田中义一传记》，原书房，1981年，第958-962页。）其主旨是“坚决阻止东三省政府同南方合作”，并提出软硬兼施的两种方法。一是向张学良强硬表示，“如果同南方妥协，将严重伤害两国关系”；一是采取收买策略，“假如张学良不倾向南方，恪守保境安民的中立态度的话，日本愿支持张学良的现在地位，并考虑协助抵抗南军的进攻”。翌日，林访问张学良，转达了田中的上述意见，并递交了政府的照会。（注：[日]马场伸也：《满洲事变への道——币原外交と田中外交》，中央公论社，1972年，第220-221页。）张学良虽然感到压力很大，但仍不卑不亢地表示对日本的意见可以继续加以考虑。
紧接着，7月20日关东军司令官村冈又出马“劝告”。（注：[日]林久治郎：《满洲事变と奉天总领事》，原书房，1978年。
王也平译：《“九·一八”事变——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遗稿》，辽宁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95-98页。）村冈先是假惺惺地对张作霖逝世表示哀掉，然后摆出一副“友好”的姿态，表示对张学良“今后将给予充分的帮助”，接着又煞有介事地提醒张学良：“好自珍重，注意有人虎视眈眈、暗怀阴谋，企图伺机取而代之。”暗示在张学良与杨宇霆的对立中，关东军完全支持张学良，排斥杨宇霆，以此拉拢张学良投靠日本。最后，村冈凶相毕露地“劝告”张学良：“停止南北妥协”。对于村冈的拙劣表现，张学良看得十分清楚，但表面上却做出一副“感激得声泪俱下”的样子，似乎对村冈的“劝告”大为感动。后来据王家桢披露，张学良之所以如此激动，是因为“在不共戴天的仇人面前，我还得俯首致礼，反躬自问，实在太不争气，悲愤之极，不禁泪水涌流”。的确，仇人见面，分外眼红，而张学良为民族大业，却必须坚忍克制，这表现出张学良对侵略者斗争的高超艺术。
在日本咄咄逼人的情况下，张学良考虑到滦东军事尚未收束，奉系内部仍有动摇、不稳倾向，此时易帜难保关东军不会寻衅闹事，引起冲突，难以控制局面。因此，决定采取拖延观变的策略。7月22日东北当局做出决议，同南京谈判转为秘密进行，公开易帜暂缓。张学良就此通知日本方面，表现南北妥协可以停止，但东三省政府仍依民意而决。既不封门，又留有回旋余地。同时电告蒋介石，虽因日本干涉暂缓议和，但统一意志并无改变。
由于日本的干涉，易帜被迫第一次延期，但日本对张学良的暖昧态度仍很担心，并对南北妥协暗中进行有所掌握。于是，日本决定利用张作霖葬礼之机，对张学良施加更大压力。这次田中请出侵华老手林权助，行前二人商议制定了新对策：(1)将东北与内地之联系完全切断；(2)绝对阻止南方势力进入东北，为此日本不惜做出牺牲；(3)若张学良推行保境安民的路线，日本将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全力协助之。（注：[日]马场伸也：《满洲事变への道——币原外交と田中外交》，中央公论社，1972年，第220-221页。）在参加张作霖葬礼期间，林等人先后4次与张学良会谈，对张进行极为霸道的“劝告”。尤以8月9日的晤谈最为猖狂。此前田中再次电训林久治郎，提出对张学良的最后通谍：“如果张学良不停止南北妥协，日本将改变以往对张的善意态度，必要时采取自卫措施”。（注：[日]马场伸也：《满洲事变への道——币原外交と田中外交》，中央公论社，1972年，第220-221页。）因此，在会谈中日方态度十分强硬，林久治郎甚至狂叫：“我们就是不准你挂旗！”（注：王家桢：《日本鼓动张学良搞独立王国》（《文史资料选辑》<6>））但张学良始终没有一个正经的答复。在会谈后的筵席上，张学良还十分巧妙地给林权助等人有力回击。张学良说：“林老先生，你替我想的事情比我自己想得都周到。”林听了很高兴。但张学良话锋一转说：“但是你有一件事情没有替我想到”。林惊讶地说：“哪件事情没替你想到？”张说：“我是个中国人呀！”弄得林无可奈何。（注：[日]日本NHK采访组：《张学良の昭和史最后の证言》，角川书店，1991年。
刘立善译：《日本昭和史的最后证人——张学良》，辽宁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8-47页。）
这次会谈是日本帝国主义推行强权政治，干涉中国内政的绝妙表演，同时也是张学良以大义凛然的民族气节和聪明睿智与侵略者进行的顽强斗争，但是敌人已经把军刀摆在了桌面上，东北当局也不能不有所考虑。经保安会议讨论，为避免与日本最后决裂，酿成重大事件，决定易帜暂停三个月。林权助接到这个消息，也无可奈何只好接受，总算保全一个面子，悻悻回日本去了。经过这次斗争，虽然易帜被迫再次延期，但实际上等于日本默认三个月后东北可以易帜。
三
如果说日本的威胁、恫吓，粗暴干涉是帝国主义侵略的硬方式的话，拉拢引诱，煽动阴谋则是帝国主义侵略的软方式，在东北易帜过程中，日本也采取了这种软方式的对应。
调拨离间是日本帝国主义惯用的阴谋伎俩之一。在奉系军阀中历来有陆大派与士官派之争，其代表人物就是张学良和杨宇霆。皇姑屯事件后张学良执掌东北政权，张、杨之间矛盾愈加激烈。于是，日本企图利用这一矛盾造成奉系内部混乱，为日本控制东北创造机会。据卢广绩先生回忆，林权助在完成“吊丧使命”，回到日本后，曾对记者说：“今天的东北实际情况，同我们当年幕府时期德川家康时代很相似。”德川家康原是丰臣秀吉的重臣，秀吉死时将其子秀赖托孤于德川等重臣。后来德川杀秀赖取而代之。林之所言，暗示杨宇霆为德川家康，将张学良视为秀赖。果然，张学良对林的讲话“确很注意”，并感觉到杨“俨然同我分庭抗礼”，大有取而代之之势。这成为后来杨常事件的诱因之一。从当时的情形看，林权助的讲话确实是别有用心，那就是希望张杨为争权而火并，造成东北动乱，以便日本有可乘之机。
另一扰乱事件是，当时日本人在奉天办的《满洲报》，居心叵测地搞了一次东北民意测验，在报上将张学良、杨宇霆、张作相、万福麟、常荫槐等数十人列出一表，下面印有选票让读者投报评选。据高纪毅回忆，杨宇霆每日大量购报，在选票填上自己的名字寄回报馆，以显示他是民意所归之人。张学良知道后自然十分不满。（注：高纪毅：《杨常事件的前因后果》（《文史资料选辑》<52>））这件事的作用就是要造成东北军政要人之间的互相猜疑，破坏东北的稳定局势，可谓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
在日本龌龊卑劣的表演中，大特务土肥原贤二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张学良在1990年接受日本NHK记者采访时愤然地说：“态度最坏的就是土肥原”。（注：[日]日本NHK采访组：《张学良の昭和史最后の证言》，角川书店，1991年。
刘立善译：《日本昭和史的最后证人——张学良》，辽宁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8-47页。）此人表面上总是一副温和的面孔，大谈什么“中日亲善”，但骨子里却十分阻险狡诈。众所周知，“九·一八”事变时，土肥原曾施阴谋危计，诱骗、挟持溥仪充当傀儡皇帝。其实早在东北易帜过程中，他就施展过这种阴谋，曾假施善意地写了一份叫“王道论”的长篇文章，其主旨是让张学良当“满洲皇帝”。张学良非常气愤地质问到：“你这不是要用这一套叫我叛国吗？”后来张学良干脆对土肥原一概不见，可见憎恨之深。
与此同时，被称为“日本法西斯实干家”的大川周明也造访过张学良。此人以鼓吹“皇道精神”而闻名。这时他粉墨登场，为军部法西斯助威，对张学良侃侃而谈什么“王道政治”。他说：“中国与真正日本之根本原理，毕竟不外乎王道，故吾等须为共同之理想而战。”（注：[日]日本NHK采访组：《张学良の昭和史最后の证言》，角川书店，1991年。
刘立善译：《日本昭和史的最后证人——张学良》，辽宁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8-47页。）其意在规劝张学良与日本合作，同行“王道”。实际是要把张学良拉入日本法西斯主义轨道之中。
结语
虽然日本帝国主义施尽千般凶狠，万般阴谋，但中华民族的独立和国家的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张学良以民族正义的气慨，顺应民心，顺应历史潮流，毅然于1928年12月29日实行东北易帜，统一于南京国民政府。从当时的时代发展的历史情形看，东北易帜是一次民族革命运动与帝国主义殖民侵略斗争的伟大胜利。张学良初掌政权，就表现出崇高的民族正义精神和非凡的外交斗争艺术。在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中，有理、有利、有节，始终处于主动地位。首先，坚持民族要独立、国家要统一的根本原则。意志坚定，不屈不挠。在涉及民族生存、国家兴亡的根本问题上据理争辨绝不让步，体现了中华民族不畏强暴的凛然正气和决不屈服的高尚精神。其次，审时度势，维护民族的利益和人民的权利，并利用人民的力量，使自己站在斗争的有利地位。如对路权保护运动的支持即是明证。再次，不急不躁，忍辱克制。在敌人凶狠时不鲁莽对抗、巧妙周旋，既粉碎了敌人的阴谋，又使其无可奈何。张学良不愧为民族英雄。
另一方面，我们通过“东北易帜”也可以看清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嘴脸和阴谋伎俩。在日本的对应中，既有军部的武力威胁论，也有内阁的强硬外交论。既有公开的压服“劝告”，也有暗中的挑拨离间、“亲善论道”。可谓软硬兼施，不择手段。
在国际关系中，帝国主义从来都是推行恃强凌弱的强权政治和霸道主义。在他们眼里，弱小和落后的国家和民族只有服人于他们的意志，而绝不允许其独立、统一、平等。东北易帜就是一个十分明显的例证。以史为鉴，在今天人们企盼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我们应该明确“落后就要挨打”是处理国际关系的硬道理。只有自立自强才能不被人欺侮。
标签：东北易帜论文; 张学良论文; 东北历史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历史论文; 皇姑屯事件论文; 日本中国论文; 张作霖论文; 抗日战争论文; 田中义一论文; 东三省论文; 大日本帝国论文; 北洋政府论文; 西安事变论文; 甲午战争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