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元选择之间：当代英国文化模式解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英国论文,当代论文,模式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前言
作为第一个工业化国家，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样板以及一个日不落帝国的拥有者，近代以来英国的历史发展一直引人深思。为什么这个国家能够率先敲开现代文明的大门？人们试图从英国文化的发展模式中寻找上述问题的答案。正如英国学者戴维·钱尼指出的，在当今社会，文化是一种某个群体“理解和表现他们生活的世界”的模式。① 对于这个问题，在一本影响深远的论著中，作者曾精辟地指出：
现代英国文化是在历史的冲突中形成的，是冲突的双方在长期的斗争中相融合的结果。其最突出的几个特点都充分体现了在冲突中融合的基本趋势。君主立宪制是王权与议会在长期冲突与斗争中形成的；现代经济与社会体制，包括工业化与福利国家，则是“追求财富”和“追求平等”在尖锐斗争中达成的平衡。“激进”与“保守”的冲突造成和平渐进发展的道路；“信仰”和“理性”的交锋，导致在现代民族的思维方式中，“理性”虽是主导，“信仰”却也有一席之地。“绅士风度”是社会中下层“向上流社会看齐”的结果，也就是被塞进了部分中下层价值观念的贵族精神的延续。英国的强势与弱势、优点与缺点，都产生于这种冲突中形成的融合；而英国所有这些“国粹”，既保证英国在全世界最先走向现代化，又形成了它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障碍。②
这段论述表明：在传统与变革的冲突中，走相互融合的道路，即和平、渐进、改革的道路，是英国文化模式的显著特色。这样的文化模式是英国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它在英国确曾起过推动社会发展的作用。
上述广为流传的观点，一方面让人们从“现代政治观念的由来”、“工业民族精神的演进”、“英国发展道路的形成”、“理性思想的孕育”、“英国风度的造就”五个方面来深刻理解英国文化，另一方面也促使人们进一步思索：英国文化发展道路难道就止于此吗？众所周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新形势：英国病的征兆、欧盟的建立、全球化的深入、社会结构的变迁、外来移民的涌入……内部和外部世界的深刻巨变，英国的文化模式还是战前那种在冲突中走向妥协的特点吗？
本文的目的正是旨在对战后英国文化模式进行解构。限于篇幅，对于这样一个宏大而新颖的命题，笔者准备从四个方面加以阐述，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以期更为深入的研究。这些着眼点为：超越左与右的第三条道路的选择；英国性与欧洲性的角逐；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转换；移民与新英国性的出现。从而得出，二战后，随着新的国内外形势发展，英国文化模式出现全新特点，即超越二元对立，在二元的选择中走出一条英国自己的新的融合道路。
二、超越左与右：第三条道路的选择
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理论的核心是现代性。在吉登斯看来，全球化的直接结果就是后传统秩序的出现，“后传统的秩序不是——根本不是传统消失的秩序，它是传统的地位发生改变的秩序。传统必须自我解释，公开接受质问或对话。”③ 换言之，现代制度与以前所有社会制度都不一样。在《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一书中，吉登斯进一步指出：“现代性就是产生差异、例外和边缘化。”④ 从现代性的角度来探讨在一个充满着“无法预测性、人为的不确定性、破碎”的全球秩序下，如何面对“共同的风险”、追求“所有人的共同利益”⑤ 的问题，成为其20世纪末“第三条道路”提出的理论动因。
吉登斯现代性批判的归结，就是由“解放政治”转向“生活政治”：“解放政治是一种生活机遇的政治，而生活政治便是一种生活方式的政治”；“生活政治是一种由反思而调动起来的秩序……它是一种自我实现的政治”。⑥ 由此引发的一系列问题，是西方传统的老左派和老右派所不能解决的。而第三条道路的核心就是超越左与右之争，其观点是多元性质的，“与它对立的两个政治立场所提供的‘设计选择’是一元论的”，吉登斯认为，一个现代社会若想维持，则必须在两极之间维持平衡。⑦ 吉登斯是托尼·布莱尔的精神导师，其理论也是英国战后政治发展的真实写照。战后英国先后出现两次“共识政治”，在公平与效率、稳定与发展、保守与激进等问题上，新左派和新右派各执己见，这种二元对立逻辑最终都显示出了局限性，而走向了超越左与右的模式。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保守党与工党组成了联合政府。保守党首相丘吉尔授权劳工部次长贝弗里奇拟订了有关社会福利之全面构想的报告，即《贝弗里奇报告》。这一报告成为战后英国“共识政治”的思想基础。保守党对这一报告的犹豫不决使工党赢得了1945年大选，在短短三年时间里，工党政府就使占国民经济产值20％的八个基本部门实行了国有化，建立了一套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下台后的保守党全面调整政策，1947年发表“工业宪章”，实际上接受了福利国家及计划经济的思想，向工党靠拢。1948年7月，工党宣布英国已建成“福利国家”，同时也不谋求把“社会主义”推进得更远，这为此后持续30余年的“共识政治”打下了牢固的现实基础。⑧
1979年，撒切尔夫人上台，福利国家制度和国有制的副作用日益彰显，人们对“英国病”一词耳熟能详。有鉴于此，撒切尔夫人采取了“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她说：“我竭尽全力所要造就的正是这样一种状况，让人人都成为或者有机会成为有产者。”⑨ 而工党长期以来一直受到内部思想分歧的困扰，放弃国有化的呼声时有所闻。1983年，工党领袖的金诺克将工党引入变革之路。布莱尔接过工党帅印的时候，面对传统产业工人队伍不断缩小，中产阶层不断扩大的局面，深感工党不能再单靠工会的支持了，它自成立以来的思想理论和组织原则都必须从根本上予以变革。在这样的情况下，布莱尔上任伊始就提出了“第三条道路”的思想，从而加速工党的改革，修改了工党党纲的公有制条款，并在1997年5月赢得了大选。英国也开始了第二次共识政治。
第三条道路的出现，是英国福利国家自20世纪60年代起受到左右两方面的进攻后进行重构的新路线。这里我们必须要先来看一看战后英国的新左派和新右派的思想。
“新左派”成员非常复杂，主要是对工党的传统观点进行“修正”，提出自己关于福利发展、福利目的和福利功能的见解。新左派有两个分支：一是社会良心论，一是公民权理论。社会良心论者认为，国家干预社会福利的发展可以理解为社会各阶层，尤其是上层和中产阶级社会良心日积月累增长的结果：社会各阶层有意识地致力于改善那些需要帮助者的境遇，导致国家福利水平的提高。国家福利意味着个人有责任帮助其他贫困者，他们彼此是一个社会的成员。社会福利的目的主要有三个：一是防止贫困、过早的死亡和社会疾病；二是保护病人和脆弱者不受他们无法抵御的危险和压力的威胁；三是促进社会和个人的利益。因此，在国家福利的发展中，理性和道德占重要地位，而这样一种共识导致社会与国家之间不存在冲突。⑩
公民权理论也认为，国家干预福利是由社会共识发展而来，但认为社会共识是由一个包含冲突的过程产生的。这一理论认为，每个人都享有公民权这种平等的社会身份，导致英国资本主义社会中固有的经济不平等合法化。工党理论家克罗斯兰就认为，国家福利的目的是减少社会不幸，满足社会需要，不平等会由此减少，创造平等至多是辅助性的目的。(11) 因此，国家福利的目的是减缓不稳定，改善过度的不平等，是社会不平等的减压阀，而不是促进平等。
撒切尔夫人上台后，新左派的理论受到了动摇，“新右派”成为正统思想。新右派于20世纪60—70年代形成，并在80年代发生重大影响，包括哈耶克和弗里德曼等大师级人物。新右派视国家福利的发展为不幸的事，认为福利造成人们税负加重，阻碍工作激情，减少消费自由，因此反对国家干预经济生活。哈耶克就认为，国家福利造成社会分裂、资源浪费、经济无效率以及个人自由的消失，国家进行中央计划是“通往奴役之路”，随着自由市场制度的瓦解，所有个人的经济自由和人身自由都将化为乌有。(12) 因此，新右派提出了国家削减财政补贴，减少社会服务等一系列主张。
传统左与右之争，主要集中在社会公正和个人自由、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左派强调国家的作用，右派则强调个人自由。而工党政府所倡导缔造的“第三条路线”，虽然今天对它下结论还为时过早，但它之所以名噪一时，正是因为它是“中左路线新政治的最好标签，它正在打造英国及其未来”。(13) 第三条道路不主张自由放任政策或国家干预，而致力于促进宏观经济稳定；致力于在接受传统中左道路的团结、社会公正、责任和机会平等这些基本价值观念的基础上，融合社会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想特征。(14)
第三条道路思想庞杂，难以三言两语表述清楚。不过，吉登斯还做了更进一步阐述，即福利国家在过去是作为“阶级妥协”或“和解”的方式建立起来的，而现在的社会条件已经发生了非常明显的改变，所以今天需要一种新的“和解”，让各人都积极地追求自己的生活目标，国家所做的只是提供更好的条件，实质上是一种建立在没有阶级矛盾，各方共担风险、共享权利的社会。(15) 这就是所谓的积极福利。
总而言之，第三条道路是一种中间路线，不是对左、右两派的简单妥协，也不是一条纯粹的折中路线，而是建立在共识基础上的谨慎变革路线，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超越。正如吉登斯在《超越左与右：激进政治的未来》一书的结尾中所写的：“全球化的后传统社会的伦理指的是承认人类生命的神圣性以及幸福和自我实现的普遍权利，……我们远没有看到普遍价值的消失，在人类历史上可能第一次出现了这样的时刻：这些普遍价值有了真实的支点。”(16)
三、英国性与欧洲性：全球时代的民族认同
布莱尔的“新英国”构想中曾经提到，英国已经失去了陈旧的民族认同标志，但是还没有建立起崭新的民族形象；英国既应该为其曾经的民族认同和世界地位而自豪，也应该抓住机遇，振兴英国。(17) 工党政府的目标实际上是全球化背景下，民族国家普遍面临的问题。英国学者安东尼·史密斯就认为，“后现代社会是伴随着民族感情的稀薄和民族意识形态不断被消除魔力的‘后民族的’社会的想法，建立在不断地包容和侵蚀民族文化和认同世界主义全球文化正在兴起的论点基础上。”(18)
后民族问题同样也是思想巨匠哈贝马斯关注的命题，他在《后民族结构》一书中说，“后民族国家结构的条件已经发生了变化，……民族国家无法再用一种‘闭关锁国的政策’重塑昔日的辉煌。”(19) 这样的变化要求英国在面对欧洲一体化进程和全球化时，既承认民族的重要性，又赞赏现代的民族融合、“模糊的民族主义”和“多元主权”。而这同样是个超越二元对立的过程。
二战后，英国仍抱着“大英帝国”的幻觉不放，迟迟不肯加入欧洲一体化进程。丘吉尔更是提出了著名的“三环外交”，试图继续维持英帝国体系。1953年，他说：“我们的位置何在？我们不是欧洲防御共同体的成员，而且我们也不打算融入一个联邦的欧洲体系中。我们觉得，我们和两者都有特殊关系。这种关系是由以下介词表达的：‘和’而不是‘之一’——我们和他们，而不是我们是他们之一。我们有自己的英联邦和帝国。”(20)
但政治的和经济的现实使英国逐渐认识到，英国的经济振兴和发展离开欧洲一体化进程难以实现；欧共体是世界政治中一支不可轻视的力量，失去欧洲舞台会进一步削弱英国在世界上的地位。1973年2月，在欧共体成立15年后英国终于加入。
即便成为欧洲的一员，在欧洲一体化的发展方向上，英国也和其他国家的观点相悖，抵制欧洲走向超民族结构，而主张以松散的主权国家联合对抗联邦欧洲。70年代英国对酝酿把欧共体发展成为欧盟反应冷淡，90年代则反对社会宪章，反对单一货币，反对中央银行，这些都反映出英国和欧共体在欧洲发展道路上的根本分歧。(21) 英国认为，欧洲一体化的发展，“必须建立一个尊重民族特性的欧共体，该共同体不应干涉属于国家主权范围内的事务，应该对各成员国和共同体各自的权限做出明确的规定”，“应当让各国议会和欧洲议会一起参与共同体政策的制定”。(22)
纵观英国历史与现状，对欧洲一体化的反对主要是由超民族主义与英国民族认同的冲突所导致，多项民意测验结果都证明了这一点。有些测试直接针对民族认同和国家主权这样的抽象问题提问，如“你愿意接受由一个高于本国政府的统一欧洲政府来制定外交、防务和经济政策吗”？结果大多数人表示反对加盟。总的来说，英国的民族认同主要有：曾经辉煌的帝国体系和悠久的独特文化传统，世界上最早崛起的工业力量，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国际事务的决策者和胜利者。上述因素虽然很多是历史遗产，但是英国人都本能地将其作为民族主权加以捍卫。(23) 在加入欧共体多年后，英国的态度仍然是“在欧洲”而不是“欧洲之一”，仍然是欧洲尴尬的伙伴，与欧洲处于半分离状态。在大多数人看来，欧洲认同和民族认同是一种零和关系，欧洲认同的增长不可能不以牺牲现存的民族认同为代价。同样的，民族认同比之欧洲认同这种抽象的、模糊的和高层次的认同更生动和更可以接近，因而也更占优势地位。(24)
世纪之交，英国人对欧盟的态度很深刻地反映在欧元问题上。1999年，只有大约1／5的人支持用欧元取代英镑，另有同样比例的人默许欧元和英镑一块用，53％的人想保留英镑作为英国唯一货币。(25) 2002年，英国对欧元的支持率只有24％，而66％的英国公民确信，欧元会使欧元区的居民更多地产生欧洲认同。(26) 欧洲学者里什注意到，在人民生活中，货币是最重要的认同缔造者。钱币上的图案通常是与不同国家历史以及民族主义的象征相联系的，欧元上的桥梁、栏杆和窗户，描绘了超民族实体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欧洲“就在我们周围，而且……没有一处是特殊的”。(27) 在这种情况下，调查资料显示，英国政府在说服公民欧元可以带来收益的各种措施上并没有丢分。政府一再告诉大家，英国将从欧盟获得经济收益，但坚持英国认同的民众并不接受。
这里就要涉及所谓认同（identity）的概念，认同出自于社会心理学，其主要含义如下：即在某种情景下，行为体在与他者的比较中产生的一种自我认知和自我界定。从人类学角度上讲，社会团体通常建立在有利于其成员进行联结的一系列想象的观念基础之上，使该团体区别于其他团体，从而能够使其成员之间产生彼此相同的感觉。(28) 其实，每一种文化的发展和维护都需要一种与其相异质并且与其相竞争的另一个自我的存在。自我身份的建构牵涉到与自己相反的“他者”身份的建构，而且总是牵涉到对与“我”不同的特质的不断阐释和再阐释。(29)
英国对欧洲一体化的态度，正反映了英国人对英国性的信念：在英国和欧洲大陆之间始终存在着“他者”和“我”之间的区别，“欧洲性”仍然是与大陆相联系的，是英国性的“他者”。
布莱尔政府的“新英国”理念正是在这样一种二元选择的困境中诞生的：完全融入欧洲，与英国的民族认同相悖；与欧洲对抗，则会丧失英国在欧洲发展的机会。因此，英国在国家主权转让问题上步步为营：由拒绝社会宪章到接受社会宪章，由强烈反对欧元到为欧元做准备，在欧盟东扩问题上则持积极支持态度，等等。其主导目的正是建立一个松散和多样化的欧洲，更多地维护英国的国家主权。
除了英国性和欧洲性的冲突之外，全球化时代，美国文化产业对于英国的民族认同也构成了严重威胁。英国学者在调查中发现，“（苏格兰人）总体上对更加充满活力的美国电影感到满意……（但是）差不多一致认为大多数英国电影不适合这里的观众。一位苏格兰电影院老板写道，按特定的地方观念来看，英国电影更应该被称作英格兰电影；对他的观众来说，它们远比在6000多英里之外的好莱坞片子更‘陌生’。”(30) 文化系统之间“同质”因素越多，其中一个文化系统抵制另外一个文化系统的渗透和影响的能力就愈弱，美国很自然地成为英国民族认同建构的另一个敌人。
面对全球化的挑战，英国人意识到，第三条道路旨在进一步推进全球一体化，同时也认为民族国家仍然是国际舞台上最重要的行为体，一个健康的全球秩序应该是在各种关系之间创造一种平衡。正如1999年4月布莱尔在一次演讲中所说：“不管我们喜欢与否，我们现在都是国际主义者。如果我们要繁荣，就不能拒绝参与全球市场。如果我们要创新，就不能无视其他国家的政治观念。”(31)
四、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社会精神的重构
绅士风度是英国民族精神的外化，它是英国社会各阶层自觉向上流社会看齐的过程中，以贵族精神为基础，掺杂了各阶层的某些价值观念融合而成的。伴随着这种绅士风度成长起来的是中产阶级的扩大。社会学家阿瑟·马威克指出，在20世纪80年代，英国大约有58％的人属于工人阶级，39％的人属于中等阶级，3％的人属于上等阶级；而在40年代，工人阶级大概占60％多，中等阶级大概占30％多，上等阶级大约是2％。(32) 20世纪，阶级结构变化的总趋势是：工人阶级逐渐缩小，中等阶级逐步扩大，上等阶级也有所增加。
中产阶级的社会优势不仅仅是财产和收入，还有一些非经济因素，特别是一种文化优势。19世纪的思想家约翰·密尔之父詹姆士·密尔曾经指出：“这个国家中等阶级的价值，他们日益增加的数量及其重要性，是得到所有人承认的。他们很长时间以来一直被认为是英国的光荣，并使我们在民族之林中昂然矗立。我们人民之中的优点几乎都可以在这个阶级中找到。”(33) 然而另一方面，德国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指出，民主大众社会的开放特性，同该社会规模的增长以及普遍的公众参与的趋势一起，不仅产生了过多的精英，而且剥夺了这些精英为升华冲动所需的排他性。如果丧失了这种最低限度的排他性，那么，对情趣即风格的指导原则作深思熟虑的培养会变为不可能。(34) 换言之，精英文化将被大众文化淹没。
的确，战后的英国和其他国家一样出现了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争。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初，一场“反文化”风暴席卷了英国，给英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带来了强烈的震荡和巨大的变动，打破了自维多利亚时代以来一直主宰英国的社会结构、道德准则、行为规范、价值观念等等，被认为是英国当代史上的一场“文化革命”。
消费社会的到来，是这场文化革命发生的动因之一。英国学者雷耶·班汉姆1955年指出了人们在消费社会面前的处境，“我们还没有为生活在一个一次性的经济时代制定相关的聪明的态度。我们热切消费喧闹的短暂事务——电影、泳装、纸浆杂志、晨报的头条新闻和明天的电视节目，仿佛只有张扬的今天，没有悲哀的明天。”(35)
50年代末以来的社会宽容也是文化革命发生的重要因素。1957年，内政部提交的《沃尔芬登报告书》（Wolfenden Report 1957）指出：“在我们看来，干涉公民的私人生活，或者寻求强制推行任何特殊的行为模式……都不是法律的功能。”(36) 这标志着国家对私人生活领域控制的放松，整个社会变得越来越宽容。到了60年代，宽容之风更盛：1965年废除了死刑；1967年废除了戏剧审查制度；1968年同性恋和堕胎得到了法律的认可；1969年离婚不再需经过复杂的程序。人们对性采取了更为开放的态度，无论是电影、电视抑或文艺作品，都开始有了直接的性描写。传统的“核心家庭”渐渐为“单亲家庭”所取代，男女同居已为大众所接受，成为十分普遍的社会现象。这带来了英国社会的全面变动，更多的人对英国传统与现状进行反思，从而导致了一大批有关英国社会及其问题的书刊出版发行。与此同时，青年人和劳工阶级在文学、娱乐、思想、宗教等领域扮演越多越重要的角色，在英国历史上首次出现了“年轻”和“劳工阶级”是获取成功与荣耀保证的社会现象。“青年文化”（youth culture）随之崛起，其核心是摩托车、摇摆舞、摇滚乐、毒品、时尚和性。所有这一切，都更加承认个人的价值、尊严和自由空间。(37)
大众文化动摇了百多年来如死水一潭的英国社会，但不少文化研究学者都对之抱有敌意态度，其中以马修·阿诺德和利维斯的影响最大。利维斯多次提出了对大众文化的轻视态度：“对那种把闲暇用在看电影、浏览杂志和报纸、听爵士乐的读者进行训练，不仅不能帮助他，反而妨碍了他的正常发展，这部分是由于给他提供了一套有碍于内心努力的习惯。”(38) 而且，她把精英文化不受威胁的希望寄托在一小部分人身上：“教育的可能性是专门针对报纸撰稿人、经纪人、畅销书、电影、广告和本书中讨论的其他更普遍的影响所造成的吸引力，这些可能性是无穷无尽的；这种教育中的一些方面是趣味培养中必不可少的部分。”(39)
而英国伯明翰学派的出现，是对战后英国社会变化的回应，有效地调和了这场争论，是这场文化革命在理论领域的反映。伯明翰学派是由聚集在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The Center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简称为CCCs）周围的一些知识分子组成。1964年，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t）在伯明翰大学英文系建立了CCCS，主要培养研究生。其代表作品有：霍加特的《文化的用途》、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文化与社会：1780－1950》、《漫长的革命》、《传播》以及E·P·汤普森（E.P.Thompson）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等。
英国伯明翰学派从诞生之日起就一直倡导与现代大众传媒密切相关、与精英文化截然相异的大众文化，批判资本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压迫性、虚伪性和欺骗性。该学派提出，源于民间和日常生活的大众文化是对知识阶层精英文化的一种反拨，大众文化是自下而上产生出来的，大众在日常生活中能够拥有不同于贵族精英的审美趣味。
该派代表雷蒙德·威廉斯对利维斯等人的精英文化观提出了质疑。他主张，文学文化遗产和文化生活的诸种新形式，应该向每一个人的批判实践开放，而不是仅仅局限于少数几个享有特权的人，并认为一个良好的社会有赖于事实和观点的自由畅通，任何对个人言论自由的限制，实际上就是对社会资源的限制。(40)
对于什么是大众文化以及大众文化的产生途径，威廉斯明确指出：
“通俗”是从民众的观点来看，而不是从寻求于民众之上的恩惠或权力的观点来看。然而，早期的含义并未消逝。通俗文化不是由民众而是由其他人来确认的，它依然带着两种较早的含义：下等作品（试比较通俗文学、有别于上流报刊的通俗报刊）；意在获取青睐的作品（有别于平民报刊的通俗报刊或通俗娱乐节目）；还有为很多人所喜欢的更现代的含义，当然，在很多情况下与较早的含义有部分重叠。通俗文化新近的含义是指民众在实际上为自己而创造的文化，它不同于所有那些含义；它经常被用来代替过去的民间文化，但这也是一种重要的现代强调的含义。(41)
基于以上认识，威廉斯终其一生都拒绝使用（mass）一词，而代之以“共同文化”、“共同利益”、“多元社群”等概念。他站在民众的立场，积极主张接受并扩大文化的内涵，解构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间的二元对立，提升大众文化的地位，倡导建立一种“民主的共同文化”（a democratic common culture）；并以文化领域作为突破点，打破英国社会中固有的阶级分化，为大多数人提供一种想象空间和精神家园。(42)
威廉斯的观点很鲜明地表明，将少数人的“文化”凌驾于多数人的“文明”之上的做法违逆了民主、平等这些在当代社会已深入人心的基本价值取向。而且一个不容忽视的趋势是，精英的艺术在商业社会正在不断被社会化、大众化，不再满足于孤芳自赏，转而寻求社会的成功，大众的旨意或者说大众的声音正发挥着愈加重要的文化作用。(43)
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是对英国当时的知识结构与体系的一种挑战，表现出了一种在体制上或知识上对于传统文化研究主导模式的摒弃。这个学派近半个世纪的研究工作中取得了卓然不凡的成就。
如果说伯明翰学派的理论是“文化革命”在思想领域的反映的话，那么，在实践中，传统制度、传统价值、传统道德、传统习俗等，几乎一切传统的东西都受到了挑战。
一方面，长期以来以牛桥（Oxbridge）传统为代表的精英教育，开始向大众教育转型。英国政府1963年颁布《罗宾斯报告》推行高等教育“双轨制”（the Binary System），即将高等教育分为大学高等教育与非大学高等教育（公共高等教育）两种类型，前者培养理论型学术人才，后者面向大众，把重点放在培养应用性人才上。双轨制的建立，使高等教育结构呈现多样化的态势。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由1960年的8.4％，1970年的14.1％，1980年的19.1％到1990年的29.1％。经历了由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转轨时期。1991年，英国政府公布《高等教育：一个新的框架》，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迅速成倍增加。之后的《1992年继续和高等教育法》以及1997年的《学习的时代绿皮书》等，将英国高等教育的大众化推向纵深发展的阶段。(44)
另一方面，人们不再像从前那样尊重权威、政府和社会，没有人（包括皇室成员）能够凌驾于受批判或被观察之上。最为重要的是，“绅士”一词从英国文化中消失。60年代以前，温文尔雅、循规蹈矩的“绅士风度”举世闻名，带有强烈的英国特色，为世人津津乐道。到了60年代，受“文化革命”的影响，一些反传统英雄形象变得家喻户晓，深入人心。比如詹姆斯·邦德等，永远从容不迫、潇洒不羁，永远香车美人、风度翩翩；他们手持杀人执照，杀人如麻，但又无需负任何责任。对于他们来讲，生活的目的就在于永远的稚气未脱，永远的无责任心，永远的玩耍。80年代“死不了”的史太隆、施瓦辛格或布鲁斯·威利斯的流行，让上述特征发展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些与“绅士”形象截然不同的人物，体现了新一代英国人的道德价值观念。(45)
20世纪那场“文化革命”以及大众文化对精英文化的挑战，虽然没有彻底破坏英国的社会精神，但对英国带来的震荡和影响是多层次的，成为社会发展的一大分水岭。传统无法再回归了，英伦已不复往日之英伦。
五、“我”与“他性”：模糊的文化边界
关于文化边界的问题，英国学者戴维·莫利和凯文·罗宾斯曾经提出疑问，即“它们又如何与地方文化和世界文化的元素相融合？社会集团、文化集团、种族集团之间会产生什么样的新界线、新区划？”(46) 这些让我们在思索英国性与欧洲性这个外部问题时，又必须考量内部的各种文化因素之界限问题。这也是工党政府缔造“新英国”时必须重视的民族认同问题之一。
前文已经说过，我之所以为我，正是因为有“他者”的存在。他者可以被定义为是和“我”存在差异的个体或群体。对于一个共同体来说，他者由于不具备作为群体内成员的属性，是被排除于该共同体之外的。在英国民族文化认同中，确定“我”的特性与“他性”的区别十分重要。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外来移民的涌入，不仅改变了英国的民族构成，也对英国的文化认同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1948年，第一批移民从加勒比地区来到英国。1962年，超过50万印度人、巴基斯坦人和西印度人涌入英国。之后由于英国的限制，合法移民逐渐减少，至1990年左右减少为每年5万左右。不过与此同时，英国不得不面临日益增长的难民申请和非法移民。对此，英国也采取了限制的措施。(47) 至21世纪初，英国的少数民族大约占英国5700万总人口的5％，其中大多来自加勒比海国家、非洲以及印度次大陆的亚洲国家。(48) 2004年5月，欧盟的10个新成员国公民被允许进入英国工作。移民的大量增加给英国造成巨大压力，尤其是从60年代下半叶起英国经济不景气以后情况更加如此。非白种移民进入英国后面临种种困难，他们往往很难融入英国社会，在生活、就业、文化、教育方面很容易感到受排挤。许多英国人尤其是社会下层对移民抱不欢迎甚至敌视态度，认为移民夺走了他们的饭碗，使他们的生计面临威胁，种族间的对立情绪与日俱增。(49)
对于英国国内日益趋于复杂的种族关系，政府也作了重重限制。然而尽管如此，种族冲突一直处于升温状态。1968年，保守党议员鲍威尔在公共集会上发表了煽动种族仇恨的演讲。他耸人听闻地指出，大批持有英国护照的有色人种进入英国，后果将不堪设想。他说：“我们一定是疯了，确实是疯了，每年允许5万名移民家属入境，他们是未来移民增长的源泉。这就像一个民族在忙碌地挖掘自己的坟墓。”“当我们展望未来时，我充满了恐惧，像罗马人一样，我似乎看到了充满鲜血的台伯河。”(50) 鲍威尔这篇被称为“血流成河”的演说在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此后极右势力也加紧行动。
1985年的伦敦、伯明翰、布里克斯顿、利物浦等地的种族骚乱，2001年的奥尔德姆地区种族冲突，都让人记忆犹新。社会学家阿瑟·马威克曾经说道：“现在，种族问题是否成了分裂英国社会的最大因素，以至使阶级的潜在能量都黯然失色？”(51) 的确，种族将英国分裂成两个社会，人们似乎隐隐约约看到了鲍威尔所说的“血流成河”。
为了协调国内的族裔关系，英国政府先后颁布多部《种族关系法案》。1965年工党的威尔逊政府通过了第一部“种族关系法”（Race Relation Act），这个法案范围比较窄，仅仅是在公共场合，如酒吧、旅馆等地禁止种族歧视。1968年修订的《种族关系法》，对一些第二代移民难以忍受的领域，如住房、就业、保险等方面的种族歧视，加以禁止。1976年的《种族关系法》，则既禁止直接歧视，即某个人因“肤色、种族、国籍或族裔或族源”而遭到的不公正待遇；也禁止间接歧视，即某一“条件或要求”使某个特定族裔的人不能完全合乎要求。这一法案拓宽了《种族关系法》的适用范围，它至今仍在使用。(52)
与此同时，工党政府建立了旨在调查种族冲突现状，且有权强制执行种族调解的机构——种族平等委员会（the Commission for Race Equality）来缓和种族矛盾。英国政府官员芭芭拉·罗什则在一份名为《平等与多元化：使之成为现实》的咨文中说：“我们希望看到一个所有群体都拥有更大主动权的英国，这又是以经济主动权为关键目标的。只有这样，阻碍个人和群体前进的观念与偏见才能得到克服；文化、种族平等及社会多元化才会受到尊重与弘扬。”(53) 2006年2月，英国政府又通过了一部新的平等法案，进一步禁止在货品、设备、居所及服务提供、教育、行使公共职能等范畴的基于宗教和信仰的歧视。
一系列立法的出台虽然未能根绝英国国内的种族冲突，但却为英国政府建立官方的民族政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1966年，英国内政大臣确认了移民“文化的多样性”，(54) 逐渐开始推行多元文化模式。所谓多元文化模式，是指多民族国家当中，构成民族国家的各个族裔“在社会生活中被赋予广泛的权利，并受到鼓励保存它们的文化遗产”。(55) 多元文化模式施行以来一直饱受争议。英国不遗余力地教导移民适应英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大力倡导英语教学，并为移民学习英语提供优惠的条件，推动所有移民团体真正融入英国社会，接受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从而稳定整个国家，但效果不尽如人意。尼克·史蒂文森曾指出：“一种相对稳定的从全国角度阐发的同一性，至少在有些方面已经被一种更流动、更离散和更变换不定的结构所取代。英国人似乎是被没有能力掌握其他语言、缺乏艺术能力、温啤酒和对极权主义的仇恨等因素凝聚在一起的。今天如果有人想要严肃地宣称，这个国家有一种共同的文化，那是不可能的。”(56)
然而，另一方面，多元文化政策也有助于跨文化化的产生，所谓跨文化化，是指“文化形态穿越时空的一个过程，相互影响，并产生新的文化形态，改变文化环境。”(57) 在英国，这种跨文化化的现象确实大量存在。
被誉为英国文化研究之父的斯图亚特·霍尔在20世纪80年代就指出，种族认同不是纯粹的、静止的，黑人文化在新的环境中发生改变，或者与其他遗产和文化共享社会空间。这种少数种族的认同既源自英国之外的文化，又与英国社会的主流文化息息相关，所以它们也对主流文化有所贡献，并且它们的存在冲击了文化上的二分法，即所谓“本质是黑人的”和“本质是白人的”。(58) 这挑战了传统的英国性观念。
安东尼·吉登斯的研究也表明，在英国出生的南亚孩子生活在两种迥然不同的文化之中。在家里，他们的父母期望或要求他们遵守合作、恭敬与对家庭尽忠的规范；在学校里，人们则期望他们强调竞争性、追求学业成功。由于他们很看重与传统家庭生活相联系的亲密关系，因此大多数人按照其族群亚文化的规范来组织家庭和个人生活。但是，与英国文化的联系已经引起了他们的一些变化，比如西方‘为爱’而结婚的文化传统经常与亚洲团体包办婚姻的习俗相冲突，这导致青年男女常常在婚事上陷入困扰。(59)
学者们的看法在英国第四次少数种族的全国普查中得到了佐证，超过三分之二的亚裔说他们觉得他们是英国人，而这种比例在年轻人中特别是出生在英国的人当中更高。大多数的应答者对于归化认同或者多重认同并不觉得有什么困难。此外，还发现40％与双亲住在一起的加勒比孩子中，父母有一方是白人。加勒比白人、黑白混血人种中，社会、文化、性别和代际混合极深，以至于对黑人认同、黑人团体都有深刻影响。(60)
很显然，英国的种族特性出现混杂性，实际上也就是出现跨文化化，种族性的重塑和英国性的重塑相重叠了。越来越多的人认可，种族性不同于民族主义，混杂性不是亚国家的民族性，而是趋于复杂的英国性的一种形式，“我”和“他性”之间的界限，也就是文化之间的边界会在未来越来越模糊。这也是英国社会努力寻求的方向，正如参加过第四次种族普查的塔里克·莫多德（Tariq Moddod）指出的：“在英国，一种统一的英国认同目前看来还不可能，但这也不是引起恐慌的原因。比如，与鲍威尔和一些激进的反种族主义者所预言的相反，存在着对移民和其后裔归化的英国性。同时，也存在托尼·布莱尔最近领导的新的、非右翼的英国性事业。这两种发展可以合二为一。”(61)
六、结语
战后的西方世界，在生产结构、阶级结构、国家角色、国际关系等各个方面都发生了深刻变化，由此而带来社会认识标准、价值取向以及信仰体系的动摇，传统的两极对立认知方式受到了严重挑战。两极化的模式实际上反映了西方社会长期以来存在的“二元”困境：人—自然、科学—宗教、国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等关系成了人们认识和实践最便利的框架，整个社会陷入“非此即彼”的逻辑之中，反而造成了更大的困惑。(62)
战后的英国在许多方面也都面临着二元选择：新左派和新右派的较量；全球化时代和欧洲一体化进程与英国民族认同的矛盾；传统“精英文化”和新兴“大众文化”的争论；外来移民和固有的英国性之间的复杂关系等等。在二元对立之间，英国没有偏向任何一个极端，而是走出了一条全新的道路：第三条道路超越左与右的政策模式；同时英国既坚持民族认同，又对超民族主义持一定赞同态度；“通俗文化”崛起，使原先以“精英文化”为主导的社会精神得以重构；不断涌入的外来移民带来了种族的日益多样化，迫使英国采取了“多元文化”政策，文化边界变得模糊不清。
究其原因，英国是一个稳重的民族，它注重实际而不耽于空想，长于宽容而不爱走极端。与其他国家一样，英国的历史也充满了斗争；所不同的是，斗争的结果在英国不像在某些国家那样是一方吃掉另一方，或一方完全压垮另一方，而是双方在斗争中自我更新，最后融合成一种新文化。(63) 英国历史上形成的发展方式，本身就体现着斗争相融的特点。战后，英国的融合不是在新旧之间，而是在平行的两极之间。因此，在二元选择之间的发展路线，既是英国民族特性的延伸，又反映了英国人善于审时度势的政治智慧。
这种超越二元对立的选择，在吉登斯的理论中也体现得淋漓尽致。吉登斯既是战后英国社会变迁的旗帜，又是英国文化发展的风向标。他多年来在从事社会哲学方面的梳理和批判工作中，试图超越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个人与社会、结构性与能动性、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整体论与客体论、决定论与唯意志论的二元对立。吉登斯在《社会的构成》中所阐述的“二重性”（duality）学说就是重新思考二元论之后的结果。“在结构二重性的观点看来，社会系统的结构特征对于它们反复组织起来的实践来说，既是后者的中介，又是它的结果。”(64) 换言之，条件和后果之间的关系非常错综复杂，是相互交织的，这就要求人们认知社会时超越二元对立，追求二元融通。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正是当代英国文化模式的象征。
注释：
① ［英］戴维·钱尼：《文化转向——当代文化史概览》，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前言第3页。
② 钱乘日、陈晓律：《英国——在传统和变革之间》，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新版序言第3页。
③ ［英］安东尼·吉登斯：《超越左与右——激进政治的未来》，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5页。
④ ［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6页。
⑤ ［英］安东尼·吉登斯：《超越左与右——激进政治的未来》，第266页。
⑥ ［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第251页。
⑦ ［英］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及其批评》，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年，第57页。
⑧ 参见李济时：《现代英国政治发展与“第三条道路”》，《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0年第4期，第58－59页。
⑨ ［英］彼得·詹金森：《撒切尔夫人的革命》，北京：新华出版社，1990年，第264页。
⑩ 参见刘波、周敏凯：《战后英国社会保障思想的变迁》，《当代社会主义题》2005年第1期，第54页。
(11) C.A.R.Crosland,The Future of Socialism,London:Jonathan Cape LTD,1956,p.148.
(12) 参见［英］F·A·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13) National Centre for Social Research,British Social Attitudes:the 16th Report,Aldershot:Ashgate,1999,p.207.
(14) 参见林德山：《英国工党“第三条道路”思想特征评析》，《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1999年第4期，第53页。
(15) 参见［英］安东尼·吉登斯：《超越左与右——激进政治的未来》，第17页。
(16) ［英］安东尼·吉登斯：《超越左与右——激进政治的未来》，第266页。
(17) 参见［英］托尼·布莱尔：《新英国——我对一个年轻国家的展望》，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
(18) ［英］安东尼·史密斯：《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第138页。
(19) ［德］尤尔根·哈贝马斯：《后民族结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93页。
(20) Thomas Risse,“The Euro between National and European Identity,”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August 2003,p.500.
(21) 王燕：《英国对欧政策评析》，《济南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第41页。
(22) 《泰晤士报》1992年9月30日。转引自申华：《80年代以来英国对欧共体的政策及影响》，《欧洲》1995年第4期，第64页。
(23) 参见朱望：《一体化过程中英国民族识别标志的变迁》，《欧洲》2000年第3期，第74－81页。
(24) Anthony Smith,“A Europe of Nations or the Nation of Europe?”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Vol.30.No.2,1993,p.134.
(25) National Centre for Social Research,British Social Attitudes:the 16th Report,Aldershot:Ashgate,1999,p.212.
(26) Thomas Risse,“The Euro between National and European Identity,”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August 2003,pp.493-494.
(27) Thomas Risse,“The Euro between National and European Identity,”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August 2003,pp.487-488.
(28) 参见［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和散布》，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3年，第5－6页。
(29) 参见［美］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第426页。
(30) ［英］戴维·莫利、凯文·罗宾斯：《认同的空间：全球媒介、电子世界景观与文化边界》，司艳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71页。
(31) ［英］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及其批评》，第126－128页。
(32) Arthur Marwick,British Society since 1945,London:Penguin Books,1990,p.336－337.
(33) 钱乘旦、陈晓律：《英国——在传统和变革之间》，第455页。
(34) 参见［德］卡尔·曼海姆：《重建时代的人与社会：现代社会结构的研究》，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第74页。
(35) Nigel Whiteley,“Pop,Consumerism,and the Design Shift,”Design Issue,Vol.Ⅱ,No.2.1985,p.38.
(36) Howard Glennerster,British Social Policy since 1945,UK:Blackwell Publishers Ltd,1995,p.155.
(37) 参见周学麟：《英国60年代的“文化革命”》，《现代外语》1996年第3期，第21－22页。
(38) ［英］多米尼克·斯特里纳蒂：《通俗文化理论导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23页。
(39) ［英］多米尼克·斯特里纳蒂：《通俗文化理论导论》，第27页。
(40) 参见［英］尼克·史蒂文森：《认识媒介文化——社会理论与大众传播》，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25－26页。
(41) ［英］多米尼克·斯特里纳蒂：《通俗文化理论导论》，第8页。
(42) 陆道夫：《英国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特质论》，《学术论坛》2003年第6期，第141页。
(43) 金惠敏：《一个定义·一种历史——威廉斯对英国文化研究发展史的理论贡献》，《外国文学》2006年第4期，第74页。
(44) 张烨：《英国文化传统对其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的影响》，《理工高教研究》2003年第6期，第17页。
(45) 参见周学麟：《英国60年代的“文化革命”》，《现代外语》1996年第3期，第24、29页。
(46) ［英］戴维·莫利、凯文·罗宾斯：《认同的空间：全球媒介、电子世界景观与文化边界》，第3页。
(47) Anthony Giddens,Patrick Diamond & Roger Liddle,Global Europe,Social Europe,Cambridge:Polity Press,2006,pp.233-234.
(48) 洪霞：《和平之途：当代世界移民问题与种族关系》，南京：南京出版社，2006年，第82页。
(49) 参见洪霞：《当代英国的穆斯林问题》，《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
(50) Text of Powell Speech Given by Enoch Powell in April 1968,http://www.sterlingtimes.co.uk/powell_press.htm.
(51) Arthur Marwick,British Society since 1945,p.216.
(52) Christian Joppke,Immigration and the Nationstate:the United States,Germany and the Great Britain,New York,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p.228.
(53) 英国贸易与工业部中文版咨文：《平等与多元化：使其成为现实》，2002年，文件编号02／1358，第4页。
(54) Christian Joppke,Immigration and the Nationstate:the United States,Germany and the Great Britain,p.223.
(55) ［英］安东尼·史密斯：《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与民族主义》，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第124页。
(56) ［英］尼克·史蒂文森：《认识媒介文化——社会理论与大众传播》，第316页。
(57) ［美］詹姆斯·罗尔：《媒介·传播·文化》，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282页。
(58) Rosemarie Sackmann,Bernhard Peters & Thomas Faist(eds.),Identity and Integration Migrants in Western Europe,Aldershot: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2003,p.78.
(59) 参见［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81页。
(60) Rosemarie Sackmann,Bernhard Peters & Thomas Faist(eds.),Identity and Integration Migrants in Western Europe,pp.83-84.
(61) Rosemarie Sackmann,Bernhard Peters & Thomas Faist(eds.),Identity and Integration,Migrants in Western Europe,pp.87-88.
(62) 参见［英］安东尼·吉登斯，《超越左与右——激进政治的未来》，译者序言二第13页。
(63) 钱乘旦、陈晓律：《英国——在传统和变革之间》，卷首语第3页。
(64) ［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第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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