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成人教育的发源地——上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成人教育论文,发源地论文,上海论文,中国近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编者按：上海自开埠以来，以其优越的经济、地理条件和人文环境，催生出了中国最早的近代成人教育。一百多年来，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上海的成人教育也逐渐走向成熟，一大批志士仁人为其倾注了满腔的热情和心血。应读者要求，本刊特约谢培等同志对上海自开埠至解放前夕这一历史时期的成人教育有重点地作一介绍，文章将分期刊出。
回顾历史，是为了充分认识成人教育的地位作用和其发展的历史必然性，是为了让我们共同遵循成人教育的科学规律，去开创未来。
1843年，上海开埠和设立租界后迅速成为全国经济中心和西方近代文化科学及生产技术向中国传播的基地，从而促使上海的教育也早于全国由专门以科举考试为中心的传统教育向近代化教育变革，同时催生出中国最早的近代成人教育。
同治四年（1865年），李鸿章在上海设江南机器制造局，这是中国最早使用机器进行大规模生产的近代工业企业，拥有数千名中国第一代产业工人。同治九年（1870年），该局总办、地理学者冯竣光在办事处两廊之间左右10套房屋内开办两馆，聘用该局熟谙机器和航运的洋人专司教习，组织厂内技工和各号轮船的水手、领江、司机和军事人员分别在厂船机器—馆或航行和兵船—馆进行业余学习，要求工人散工之后，船上技工在出洋回局之后，于每晚五时半后入馆接受讲习，并请两人翻译传达，开创了近代工人教育的先河，也可说是岗位培训的开端。当时该局冯竣光等一些领导人员很重视培育人才，宣称“对学艺工匠，操舟水手，但有可造之质，宜随时留心，诱掖奖功，以为美才”，形成工人积极学艺之风，使该局建局不到十年，厂内数百台机器中大半已能自造。光绪三十年（1904年），该局还曾选派技工和管理人员数十人前往德、奥、日、法等国分别入学堂、工厂学习机器制造、装配等各种先进技艺和管理、稽核知识，首创了中国产业工人被派遣出国留学的纪录。此后，江南机器制造局的工人教育受政局不稳，人事调动频繁的影响而时断时续，但它对今后企业成人教育的影响极为深远，在该局开展工人教育后不久，同治十二年（1873年）成立的上海轮船招商局，光绪七年（1881年）成立的上海电报局以及一些外资企业都进行过各种形式的职工培训。以江南厂为主的一些企业在清末民初造就了一批机械工人，当时被称为“外国铜匠”，成为全国各地为兴办近代工业而争相招聘的技术人才。
在企业开展职工培训的同时，社会上也掀起了职业补习教育的热潮。作为学习西方近代文化科学知识所必需的工具和个人求职所需的以英文为主的外国语学习在上海开埠后就成为当时成年人学习的时尚，从1860年至1875年，上海外滩附近地区和大小东门内外即有各种英文补习学塾近40处，其中有不少是以短期速成不讲求语法的“英语一、二百句”为教学内容的学塾，学习一些被人们称为“洋泾浜”的英语。这样的教学得到了急于求成的商贩、导游、掮客的欢迎。与此同时，也有比较正规的外国语补习学堂。1872年至1875年的4年中，在《申报》登载招生广告的就有英华书馆、得利洋行英文书馆等14所，各所英文补习学塾常是人满为患。据估计，在同治、光绪两代共45年中，上海成年人学习英语的人数累计达5万多人，1880年起上海人学习日语、法语、德语等外国语的人数也逐步增加。光绪十二年（1886年），法租界公董局开办法华书塾除招青少年外并设法文夜班，专招法租界华人巡捕学习法文，同时出现了私人办的法文补习学校。罗振玉与日本人藤田商洽在新闸路设立“东文学会”，招中国人学习日文，此后日文补习学校开始在上海发展。当时上海青年会夜校也开始设英、日、法、德和拉丁语等教学班。清末上海外国语补习教育的发达也是全国各地罕见的。
除外国语补习教育外，商业职业补习教育也在清末的上海开始发展。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上海书业商会设徒弟补习所，由以后开办中华书局的陆费伯鸿等主持，所设课程有国文、商业道德、商业应用文、译言、算术、英语等新型课程，一改过去商业学徒拜师学艺仅靠口头传授、观摩的旧传统。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南市成立商学补习会，定期讲授近代商业知识，同年上海商界名人杨斯盛、曾少卿等创办崇实商学会，联合商界中人讲习商业学识以期振兴商业，挽回被外商所侵的利权，至宣统三年（1911年），上海已有商业职工补习学堂9所。工业技术的补习学校从宣统年间（1909～1911年）开始创设，1909年设于新闸路的技术专修学校设肥皂、洋烛等日用品制造学习班，1911年有南市的工艺实习学校，传授各种工艺制造技术如多种化妆品和日用品的制造方法。至民国初期，上海的职业补习教育有新式簿记、会计、速记、测绘、汽车驾驶和修理、医学、针织、银行学、电学等等，吸收了大批上海人和其他省市的在业或求职人员来沪学习，至民国六年，黄炎培、蔡元培、蒋梦麟、伍廷芳等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后，上海的职业补习教育更为发达，并推广到全国各地。
中国妇女在封建统治下很长时间被剥夺受教育的权利。近代上海得风气之先，首先开创了成年女子入学受教育的先例。早在上海开埠后8年的咸丰元年（1851年），美国圣公会传教士琼司就在虹口创设文纪女塾，塾内设纺织、缝纫、园艺、烹调各科。同治十二年（1873年）天主教拯亡会在洋泾浜（今金陵东路外滩）设立若瑟院，初收欧侨妇女，第二年公开招收中国妇女入学，教授法语、拉丁语、音乐，同时分科培养营业员、服务员、女管家。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上海人杨白民于小南门外竹巷弄创办城东女学，为提倡女子职业设速成手工业科和缝纫班，除教授国文、算术等文化基础知识外，教授女子制作绒工制品、人造花卉、绣品和书画，蔡元培、邵力子、黄炎培、李叔同、王一亭等均曾参与办学或教学，至1928年才停办。光绪三十年（1904年），俞树萱设女工传习所，同年张竹君又办育贤女工工艺学堂，并于次年派员去日本聘日本女教习来沪教习手工艺，此外，当时开始举办的普通女子学堂，入学者也以成年女子居多数，如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吴馨设立务本女塾，一时维新人家二三十岁女子多就学于该校，甚至有四五十岁的也前来就学的。同年爱国女学开办初期，入学者多数为成年妇女。中国女子受教育的合法地位直到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学部颁布的《奏定女子小学堂章程》才予以有限的承认。作为上海的女子教育，尤其是成年女子教育早在清政府承认合法地位前5年至9年就起步，如以教会办学为起点，那更是在50多年前就摆脱了清王朝的禁令而开始办学了。
与职业补习教育相比，文化基础知识的补习教育对个人谋生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效用相对来说较为间接，因而上海的成人文化补习教育起步虽早于全国各地，但发展规模不及职业补习教育。同治十二年（1873年），上海宏文书院成立，讲授西学，并设图书馆；次年，无锡人徐寿在上海与英国人傅兰雅发起创办格致书院于北海路，光绪二年（1876年）该院成立，专供有志于学习近代文化科学知识的人士研究自然科学，延请中西名人讲授化学、矿学等知识，并设藏书楼、阅览室、博物展览等，陈列动植物化石和实验仪器，听人传习，是中国最早出现的供成人学习近代文化科学知识的场所，至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停办，办学时间达24年。比较正规的文化补习教育是上海人王琪、钱允中等人于1901年在城内张家弄办的义务夜课，设国文、算学、史地、英文等课，后改名中西启明学校，四年后由蔡元培、社亚泉、蒋维乔等开办的理科通学所，设外文、算术、代数、几何、理化、博物等科，为今后成人业余中学的雏形。
清末大批文人学习近代科学文化知识和积极办学，促进了上海整个教育事业的近代化，较为突出的事例是光绪二十年（1894年）前后上海龙门书院三四十名在学生（长者四五十岁，幼者一二十岁）自动组织研习新学，如天文、地理、算术、教育、政治、哲学，被附近敬业书院和社会上热心科举的人士叹为奇事，这些学生离院后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在半径园设师范讲习所，号召上海中壮年旧塾师进所学习教育学、教育史、教育制度、教授法、心理学、中外历史、地理、博物、理化、算术、体操等，努力将旧塾师改造成为新学堂的教育者。这些教师经过学习，回去后就将旧塾改办为近代化的新学堂，誉满各乡，以后闻讯而来的旧塾师近者来自苏、松、太，杭、嘉、湖，远者来自皖、赣、闽、粤，举贡生员无所不有，后添设夜课于蕊珠书院，至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受教的旧塾师已达一千几百人。这个师资讲习班对普通教育向近代化变革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它可以说是上海乃至全国最早的在职教师的进修学校。
由于优越的经济、地理条件和人文环境，上海成为中国率先兴起近代化的地方，作为近代社会产物的成人教育走在全国前面应该说是顺于教育发展规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