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季陶与同盟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同盟会论文,戴季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7.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7672(2006)03-0086-07
一、先行研究分析问题的提出
1.先行研究分析
由于1925年的那场关于孙中山的思想的哲学基础之争，戴季陶遭到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批判，以此，大陆学术学者对戴季陶的研究是十分稀少的①。笔者留日期间曾以《戴季陶之〈日本论〉研究》② 完成了学位论文，在此前后也陆续发表了一些关于戴季陶的研究，但对于戴季陶早年活动一直没有进行比较具体的研究。近年来国内外也出现了一些对戴季陶的研究成果，日本方面有嵯峨隆的《戴季陶的对日观和中国革命》[1]。嵯峨氏的主要研究对象是1931年以前的戴季陶日本观。同年国内也连续出版了黎洁华等著之《戴季陶传》[2] 和余方德著《风流政客戴季陶》③。前者黎洁华氏尚有《戴季陶早期文化观初探》[3] 及《戴季陶与贤妻骄妾》等论文及文章，后者主要是在整理其他论著的基础上撰写的文学性传记。此外，关于近20年来大陆对戴季陶研究的状况，有马利民于2003年撰写《近20年来戴季陶研究综述》[4]，作者对近20年来的有关戴季陶的研究进行了分类综述。作者从“戴季陶政治思想研究”、“戴季陶与‘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关于戴季陶主义研究”、“戴季陶政策思想研究”、“戴季陶的对外思想与活动”和“其它方面研究(如戴季陶与孙中山主义的关系、关于戴季陶早期思想和对戴季陶的评价等)”六个方面进行了分析论述，作者最后指出：“总而言之，近20年来，关于戴季陶研究这一课题有了较大发展，但从戴季陶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地位及他本身丰富的思想活动内容来看，20多篇文章肯定是不够的。它仍然是一个需要继续探讨下去的课题。”
2.关于戴季陶与同盟会的问题
如上所述，关于戴季陶与同盟会的研究是很少的，大多数的资料只提及他加入同盟会，而且加入时间也有不同说法。如戴季陶“1902年赴成都求学，1905年去日本留学，就读于师范学校，后入东京大学法科，1909年回国，同年加入同盟会。”[5] 这是在几个不同版本中加入同盟会最早的记载。而“贤哲传记”中则介绍说：戴季陶“1909年回国，在苏州地方自治研究所任主任教官，次年到上海，任《天锋(当为“铎”字，笔者注)报》主编，因鼓吹反清革命被追捕，亡命日本，后转赴南洋槟榔屿(今属马来西亚)，任《光华报》编辑，加入中国同盟会。”[6] 另外，王更生在《孝园尊者》中说：“光华报系同盟会庄安银等人避地槟榔屿，与该地陈新政、黄金庆，共同集资创办的报纸，国前二年(1910)10月1日创刊，聘东京《鹃声杂志》记者雷铁崖为总编辑，雷氏慕先生(指戴季陶，笔者注)文名，立即拍电相邀，共襄盛举。……先生到槟榔屿之后不久，就由雷铁崖及陈新政两位先生介绍，并在同盟会南洋支部主要负责人之一的黄金庆先生主盟下，加入了同盟会。”[7] (P18-19)这两个记载至少让人感到戴季陶是1910年加入同盟会的。而陈天锡在《戴季陶先生编年传记》中说：“民元前一年辛亥，……由雷铁崖陈新政两先生之介绍，黄金庆先生之主盟，加入了同盟会。”[8] (P15)从文字上来看，这段文字当是《孝园尊者》的资料来源，只是在时间上并没有写清楚而已。这些不同的记载表明人们对戴季陶参加同盟会的时间在认识上是不一致的。
综上所述，在戴季陶加入同盟会的时间的问题上由于资料匮乏，很难做出定论，而本文试图从同盟会的发展轨迹、同盟会改组前的戴季陶以及戴季陶论同盟会等三个方面来考察和探明戴季陶与同盟会的关系，以期方家批评与指正。
二、中国同盟会——从日本到国内的轨迹
中国同盟会于1905年8月20日成立于东京。孙中山被选为总理，并通过了以为纲领的同盟会章程。按计划同盟会计划有一个完整的组织系统，即按照三权分立的原则，在总理之下设有执行、评议、司法三个部分。然而，同盟会的这一计划并没有真正得到实现。在支部一级，仅建立了海外的南洋支部和国内的南方支部。本部和地方分会之间也没有有效的联系，而且由于同盟会的会员们从不同的团体汇集起来，因此，其组织内部还存在着较为严重的派系斗争。这种派系斗争的主要原因是其成员的思想并不完全一致，尤其对同盟会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这一纲领存在着不同的意见。这为日后同盟会的发展留下了很大的隐患。
1.关于革命党人与改良派的论战
与同盟会成立的同一年，清朝政府迫于形势压力正式宣布“预备立宪”。这一决定使得流亡海外的康有为、梁启超等改良派受到了极大的鼓舞，从戊戌变法的阴影中走了出来，重新鼓起热情，宣传他们的保皇立宪、反对革命思想。
要普及民主革命的思想，就必须对改良派的改良主张予以彻底的批判。为此，革命党人在东京创办《民报》大力宣扬三民主义学说和以共和代专制的思想，主张用革命的方式来振救中国，并且点名抨击了康、梁的改良思想。康、梁等改良派也立刻以《新民丛报》为主要阵地，撰文反击。从1905—1907的两年间，双方在异国他乡的日本东京和横滨之间展开了一场大论战。而且，这一战火还蔓延到了海外，在新加坡、檀香山、旧金山和香港等地的报纸上两派也大量发表文章，相继投入了论战。
如上所述，这场论战的核心就是中国社会的前途是在于“革命”还是在于“改良”。以康、梁为首的保皇改良派竭力主张君主立宪，反对革命。在他们看来要使中国富强的途径不是打倒清政府，而只要改造清政府，真正实现君主立宪便是；而革命只会造成不必要的流血牺牲，康有为认为：“革命之举，必假借于暴民乱人之力，天下岂有与暴人乱民共事，而能完成者乎，终亦必亡，不过举身家国而同毙耳。”④ 康氏还认为：“故独立自由之风，平等自主之义，立宪民主之法。孔子怀之，待之平世而未能遽为乱世发也。以乱世民智未开，必当代君主治之，家长育之。否则团体不固，民生难成，未至平世之时而遽欲去君主，是争乱相寻，至国种夷灭而已⑤。而同盟会人则认为清朝政府已成了帝国主义的走狗，如果不推翻清政府的反动统治，中国必将被它断送殆尽。同盟会员也不否认革命会杀人流血，他们指出：“革命不免于杀人流血固矣，然不革命则杀人流血之祸可以免乎？革命之时，杀人流血于双方争斗见之。若夫不革命之杀人流血，则一方鼓刀而屠，一方觳觫而就死耳。为国而死，则吝惜之；为野蛮异族政府所蹂躏而死，则忍受之，何死之不择也。”⑥ 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的宗旨就是要以流血换不流血，以保证人民群众不受反动统治阶级的蹂躏和屠杀。为此，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制定了《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军政府宣言》来指导革命，以达到“恢复中华，创立民国”的目的。
这场论战，使得革命派的思想深入国人之心，就连以康、梁为首的立宪派也不得不承认：“数年以来，革命论盛行于国中，……其旗帜益鲜明，其势力益磅礴而郁积，下至贩夫走卒，莫不口谈革命，而身行破坏。”以至于主张立宪者“气为所慑，口为所钳”⑦。这样，同盟会的革命思想成了中国当时难以抗拒的时代潮流。戴季陶在其天仇时代的政论文中最多的就是抨击康、梁的，这种不谋而合的政治观念正是他日后能成为同盟会员的重要思想基础。
2.关于扩大组织和武装起义
同盟会革命党人在与改良派进行论战的同时，一方面在国内和东南亚地区不断建立同盟会的分会和支部，另一方面通过日本友人、华侨华人等各种渠道筹集资金，在国内参与并发动了一系列的武装起义，以此来实践他们所提出的政治纲领。
同盟会成立后不久，孙中山就把总部的工作交付给黄兴，亲自赴安南(今越南)等地开始他的筹款和发展组织之旅。同年十月孙中山在安南西贡建立了同盟会分会，又在河内、海防等地以办学位名组织革命力量，并在同年底以中华民务兴利公司的名义发行两百万债券，以募集革命资金[9] (P625-626)。在此后的一年中，同盟会成立了江苏分会；新加坡分会；湖北分会成立，日知会的全体成员加盟[9] (P627-631)；马来亚槟榔屿分支机构等⑧。
此外，1907—1908的两年间，孙中山亲自参加和直接领导了同盟会在广东、广西、云南等省的7次小规模的起义。在这些起义失败以后，孙中山和黄兴等同盟会骨干经过半年左右的精心筹备，于1911年4月27日，由黄兴亲率起义军发动了震动全国的广州起义。由于起义军孤单力薄，一夜而失败，黄兴等负伤逃脱。
如上所述，同盟会所领导的多次起义，均由于势单力薄，又多采用莽撞单纯的军事冒险方式，所以每一次的起义都以失败而告终。然而，这些不屈不挠的革命斗争，给清朝政府统治以沉重的打击。同盟会会员的这种奋不顾身的革命精神，进一步激发了全国人民的革命意志，激励更多的人投身到反清斗争中去。而戴季陶在加入同盟会以后最初的工作就是到东北地区进行革命活动，这也说明戴季陶在思想和行动上都是与同盟会是相一致的。
3.同盟会的走向改组
武昌起义爆发以后，黄兴、宋教仁等同盟会会员很快成为革命的中坚，中华民国中央临时政府成立以后，孙中山当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新任各部总长主要也都是同盟会的成员，1913年1月在上海还成立了中华民国女子同盟会，同盟会作为全国性重要政党之一，其时代作用愈显重要。
1912年3月，中国同盟会本部在南京召开会议，将巩固中华民国、实行民生主义作为党的宗旨，并通过了政治纲领及总章程，推举孙中山为总理，黄兴和黎元洪为协理。随着政治中心的北移，同盟会本部也从南京迁到了北京去了。同年5月，同盟会与全国联合进行会合并，合并后的组织依然称为同盟会。为了进一步增强政党的作用，同盟会、共和党及统一共和党共同设立了政见会，以此作为相互协商政见的组织。唐绍仪离开北京以后，同盟会籍的各部总长，如教育总长蔡元培、司法总长王宠惠、农林总长宋教仁和署工商总长王正廷等提交了辞呈。共和党的各党混合内阁的提案成为了现实，同盟会本身也召开了本部大会，一致决议会员不再参加到新组建的混合内阁中去，这样，同盟会完全失去了“执政党”的地位。在政局重组的过程中，同盟会开始寻找新的政治方向。同年8月11日，中国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国民工党、国民共进会等举行政党合并筹备会，宋教仁被推选为主席。8月13日这几大政党正式宣布联合组成国民党，发表了国民党宣言和五条政治纲领。两天以后，国民党成立大会在北京召开，推举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为九人为理事，国民党的宗旨为“巩固共和，实行平民政治”⑨。至此，中国同盟会的历史结束了。这整整七年的时光，同盟会的总部由东京而上海，由上海而南京，再南京而北京，由几十人的民间政治团体发展到左右国家政局的一大政党，中国同盟会走过了一条漫长的不平路。而这同盟会走向改组的时期也正是戴季陶最投入同盟会的时期，下文中许多关于同盟会的论述都是以这段历史为背景的。
三、同盟会改组以前之戴季陶——从日本到国内的历程
戴季陶，1891年1月6日⑩ 出生于四川省的汉州。13岁的戴季陶编入了东游学堂预备学校，在学习日语的同时，还受到了反清革命和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7] (P8)。日俄战争后一年，戴季陶赴日留学。也就是在这一年，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在日本戴季陶第一次见到了孙中山，据戴季陶说：“回想本人第一次见到总理，是在东京同盟会成立的时候，那时本人还是一个十余岁的小孩子，自不敢说从此就认识总理。不过看见总理对同盟会同志的演说，知道总理是一个革命家，想到总理一定是很伟大的。”(11) 如他自己所说，那时候戴季陶并没有与政界或同盟会发生关系，从现有资料来看，他首次提及同盟会和孙中山是1912年5月的《哀章炳麟》一文，也只是简称孙中山为“孙”，与后来对孙中山的敬称是截然不同的(12)。
1909年，由于经济原因戴季陶不得不中途辍学回国寻求生机。但是，回到上海后一时找不到工作，不久他自我推荐到苏州的一个地方自治研究所就职，承担《宪法纲要》等课程的教学工作[10] (P28)。后因受到新任上司的排挤，不多久戴季陶就离开苏州。1910年考入《中外日报》社工作。不久，又应聘于《天铎报》社，成为一名编辑，还时常在《民立报》撰文，以“天仇”的笔名发表了很多时事评论，这些文章后来集成了《戴天仇文集》。由于这些文章直接批评时政，得罪了政要而受到了通缉。于是他出走日本，后来又转道南洋的槟榔屿，他在那里参与发行面向华侨的报纸，继续鼓吹革命。并在雷铁崖、陈新政良先生的介绍下，由槟榔屿同盟会副会长黄金庆主盟，戴季陶正式加入了同盟会[10] (P18-19)。从文集的文字空白来看，这一段时间当在1911年4月到1912年3月的将近一年里。在槟榔屿期间戴季陶还在孙中山家担任过两位女公子的国语家教，后来戴季陶回忆说：“在同盟会时代，总理经年在外奔走革命，本人很少有见到总理的机会。总理的家属是住在南洋的槟榔屿，他的两位小姐，每天从我学习两点钟的国文，我虽然常常到他的家里去，可是总理居留在南洋的时候很少，没有同我在南洋晤谈过，因此这时本人对于总理还不大认识。”(13) 这是戴季陶正式接触革命的开始，其契机就是加入同盟会。
武昌起义后，戴季陶积极参加东北的革命工作。他在回忆中说：“直到辛亥年阴历八月廿九日(阳历十月十日)，革命党在武昌起义，各省纷纷响应，我才由南洋动身到东三省去。这是我第一次离开文字生涯，直接接受总理的命令，从事与革命工作。”[(14) 也就是说戴季陶加入同盟会以后就积极地投身到革命事业中去了。同年年底回到上海，不久就以同盟会会员和记者的身份拜会了孙中山。1912年3月1日，他与何海鸣主办的《民权报》正式创刊[9] (P692)，为同盟会宣传革命主义，同时还继续从事东北三省的革命工作。1912年，他成为孙中山的文字秘书，从那时起到1925年孙中山去世为止的13年间，基本上没有离开过孙中山。他在回忆中说：“有一天，总理叫我去谈话，命我当随从秘书，从此我就时常在总理身边。十多年来，总有三分之二的时间，没有离开总理过。每天受到总理的耳提面命，对总理伟大的认识，愈益加深。”(15)
从上述这些记载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戴季陶真正加入同盟会和投入革命工作是在同盟会即将改组的1911年下半年到1912年上半年这半年左右的时间中。但是，戴季陶一经加入同盟会以后就直接进入同盟会的核心层，而且在同盟会的改组及宣传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四、戴季陶论同盟会
从《戴季陶集》来看，最早发表的是1909年12月到1910年3月的《宪法纲要》，而最早论及同盟会的文字当是1912年4月25日发表的《天仇之泪》。在这以前有不少谈论政党和批判康、梁及同志会的文字，其主旨是与同盟会相一致的，但都没有提到同盟会的事，而此后在关于责任内阁等问题的文字中多次论及同盟会，强调了同盟会的重要性和无奈的现实状态。以下就戴季陶的有关同盟会的文字来分析他对同盟会的认识和评析。
1.关于同盟会自身的建设问题
在戴季陶看来，政党应该“能于一切政治上之设施，细心研究而熟筹之，定公正之政纲，为健全之进行，则国民因政党诸公促进之力，获美善之法律政治，享自由、平等、博爱之福，其功德为何如耶？若徒结虚名之团体，图党员之增多，而略于促进政治之方策，坐令政治上之实权实力，悉归诸野心家，或无政府能力者之手，将来之政治法律，仍腐败如曩者，而国民亦徒得共和之美名，受专制之实祸…。”[10] (P317)并对当时一些政党所存在的三种严重问题提出了批评，这三种情况分别：其一是“不注意于政纲，且有漫然组织者，则其对于政治设施之疏于研究”；其二是“在发起及组织时既无政纲，而党员加入亦无条件，盲然而发起之，盲然而加入之，甚至有已组织之后，以虚荣及招揽人数之故，请与本党绝不相干之人，而为之首领。请者懵懵，就者亦懵懵”；其三是“不知调查为何事，且不知调查从何着手”。[10] (P318)那么，他所在的同盟会又是怎样的呢？
他在《天仇之泪》中写道：“天仇前十日尚作箴政党之文矣。嗟乎，孰意可悲可哭之事，竟有甚于前日之所言者乎？昨日之同盟会上海机关部成立会，其现状若何？身临会场者，未尝不为同盟会哭，为中国政党哭，并为中国哭也。天仇同盟会人也，然为同盟会之前途、中国政党之前途及中国国民之前途计，殊有不能已于言者。夫同盟会者，非人人知其为中华民国开国之唯一政党呼？其现状胡为若是之可悲也？且政党所以谋政见统一，即所以谋国民进行一致。此一小部分中之分子，犹不能统一，且不能求一小时一刻一分之统一，则所谋全国统一，求国利民福者果何在哉？”[10] (P360)戴季陶没有想到的是他自己所在的同盟会竟然比他所批判了的政党的问题更为严峻。不独政见问题，据他记载：当时会场杂乱无章，怅然而走着有之，而默然留下者则私语不断、垂头丧气、哑然独笑，无奇不有，不一而足。这种情景，着实让戴季陶“欲哭之而无泪”了。他除了为同盟会的前途担忧以外，也对同盟会之历史进行了评析。他认为：“当组织之初，总理之任人，既未免失之轻，而愿任事者之自信，亦未免太过，能任事者，则又放弃其责，致组织之初即不周密，会场主持更无条理，分子不健全为根本问题，而会场秩序所以紊乱，吾殊不能为执事者谅也。”[10] (P360-361)从戴季陶的记载来看，当时的同盟会大有乌合之众、纷乱无序之状，离救世立国尚有很大的距离。在戴季陶看来，同盟会的首要任务不是图世界之统一，也不是图一国之统一，而是图一党之统一，图党的自身建设而已。
如上文所述，袁世凯出任中华民国总统以后，就开始对同盟会百般排挤，抬出熊希龄来打压同盟会的唐绍仪，最终迫使同盟会内阁成员全体辞职。尽管如此，在戴季陶看来，同盟会还必须有一个转变组织宗旨的问题，他说：“同盟会者，中国之革命党也。在共和未成，同盟会未改为政党之前，同盟会所守之主义，曰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三者而已。中国之革命，由于政治不良而生，而最能引起一般人民革命之思潮，即种族问题。是故中国革命之成功也，不曰‘革命成功’，而曰‘光复’，此二字实吾国革命史最特色之一也。又进政治革命，废君主而为共和，是亦主义贯通之一事实也。又进则社会革命，此即改为中华民国同盟会一政党后，所以执民生主义，即国家社会主义之所以也。”[10] (P432-433)戴季陶认为中华民国成立以后，同盟会的宗旨也因该有所改变，所进行革命的目标应当是“民生主义”，亦即“国家社会主义”。在戴季陶看来这种转变应该是同盟会的历史使命，然而这样一个历史使命仅仅依靠这样一个同盟会已是难以完成的，必需要有一个更能承担起这样一个重任的政党已是迫在眉睫的事了。他说：“当此时也，进步派之人士，苟不互相联络，互相结合，为一致之进行，则进步党之势力失，保守党之势力盛，共和之维持不可期，而少数人政治上之专横将复活矣。为维持国民公意建设之共和计，并合主张进步之党为一，以谋政治上之统一，盖事实上所不容缓者，此国民党之所以成立也”。[10] (P511)这是国民党成立的原因，也是国民党所期之目标。同时在这一重大的历史过渡时期，戴季陶还寄语同盟会和新生国民党说：“今首倡革命终成大果之同盟会，既与其他拥护共和之党派相提携，而组织国民党，则回思革命失败之原因实况，再不能容此辈守旧之人物，专制之习气，存留于政治界、事业界。以猛进精进之精神，造成进步之国民的国家，而中华民国政治上、道德上、科学上、思想上之发达，是即中华民国前途之大幸也。”[10] (P513)
2.关于同盟会与共和党的内阁之争
如上所述，唐绍仪等同盟会成员被逼出内阁一事，在当时引起了酣然大波。戴季陶作为一个同盟会成员当然不会视而不见的，他连续撰写了不少大块文章来评析此事。
他在《政界之大波澜》中说：“夫于推翻唐绍仪一人，在事实本可不必十分研究。独怪所以欲推翻之者，其主张并不因唐之政见如何，亦不因唐之政策及手段与共和党反对否，不过以唐为同盟会员，遂非推翻之不可。此为可怪耳。天仇亦曾著论斥唐之非矣，然天仇之所以斥之者，盖天仇对于政治上之意见，以为国家危急之时，不可借款，条件失败，不可借款，无统筹全局之明细预算，尤不可借款。熊希龄所为，正举吾之政见而反之。而熊之所以如是者，唐实尸其咎。故唐虽为同盟会之重要人物，而天仇不私为之辩护者也。只若不问其政见之若何，熊希龄为共和党中人，则非运动之为总理不可，唐绍仪为同盟会中人，则非反对之排斥之不可，徒为一人一党之荣辱，而置国家于不问，嗟乎！”[10] (P426-427)在两天后的《政海之恶潮》一文中他又进一步指出：“比日以来，共和党之报纸，反对同盟会益烈，言论态度，一若发狂。盖其意，则唐之去，尽全力以反对同盟会，惟欲使同盟会失败而已，国家之存亡不顾也，则所谓外交问题也，边防问题也，工商问题也，军事问题也，更置之不顾也。嗟乎！——虽然，同盟会之价值，不必因共和党之攻击而遂丧失也，共和党之价值，更不必因供给同盟会而遂增加也。国事危矣，外人之侵略，以及我腹心矣，一旦国亡家破，共和党人亦为奴隶而已。”[10] (P429)这里戴季陶明确指出，这种有明确政治目的的只为反对同盟会而排斥同盟会，到头来只能是两败俱伤，国破家亡。
此后，他引用了六条大报纸对时局及同盟会的通电及报道，并评论说“据以上各电观之，共和党之急欲占政府中势力，而以权力排斥同盟会者，昭然若揭。而同盟会员之国务员，不愿逐流扬波，与共和党为私利之争，又至明之事。夫唐之去，受共和党之排挤而去也，此至明之事。”又说：“同盟会之国务员，若宋教仁，若蔡元培，若王正廷等，则皆洁身引退。为国家计，故不能免不负责任之咎。然而试思今日中国现状，若和危险，共和党中人，既以各种卑劣手段攻击同盟会，若同盟会而再与共和党为激烈之竞争，更置大局于何地。以人格道德观之，蔡、宋、王等，虽无政治家之辣手腕，而以较彼熊希龄辈之卑劣，固超然远胜矣。”并进一步指出“彼共和党之政客，竟不顾及此，必欲与此事而推翻同盟会之国务员。夫此次之举动，非推翻同盟会之国务员也，直欲以此推翻中华民国耳，直欲借此而引起外人之干涉耳。呜呼！利令智昏，岂不痛哉！”[10] (P430-431)。戴季陶富有远见地明言这场斗争的结果是中华民国的悲哀，同盟会之国务院的退让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完全是为了顾全大局，不为私利，这也是戴季陶对同盟会的高度评价。
3.同盟会组织不纯的问题
如前文所述，章炳麟早年断发矢志革命，反对康有为的改良思想(16)，并为邹容的《革命军》作序，因此被清政府逮捕入狱。1906年6月，同盟会就将在上海刚出狱的章炳麟接到了东京，主编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成为同盟会早期重要领袖人物之一。在戴季陶看来他是“或从事教育，或尽力著述，则中华民国开幕之大文豪、大教育家舍章而外无他人”[10] (P365)的伟大人物。而此时章炳麟则离异同盟会之路，甚至完全站到了反对同盟会的一边去了，就这样一位重量级人物之脱离同盟会，对于一个处在关键时刻的政党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打击，客观上也影响了同盟会的发展。为此戴季陶为同盟会之前途计是痛心疾首的。
戴季陶在《哀章炳麟》中说：“天仇论事，向持不咎既往之例，故昔日之是非，去社会之现状略而不言，请就现在之实事论之。昨日本报专电栏载章近事二则，为其倒行逆施之最甚而最近者也。试略举之如下：(1)章炳麟远动各界排斥同盟会。(2)章炳麟见袁世凯力诋孙、黄，求取消宁留守府，改省为道。袁深韪其说。”又说：“章炳麟竟不惜假政府之力，以摧残民党，是在人之稍有天良者，尚不忍为，而堂堂之政党员，大名鼎盛之学者，竟出此卑劣之举，耻亦甚矣。吾知同盟会员闻此必大愤，虽然，可毋愤也。章炳麟苟以统一党之势力，而排同盟会，是为政党之正当行为，不必愤。今彼既不惜以牺牲一己之名誉者，而牺牲统一之名誉，借袁世凯之力，作排斥同盟会之举，是章甘作国民公敌也。同盟会员宜长揖谢之”[10] (P365-366)。当然，章氏的行为在当时不仅受到戴季陶等同盟会员的批判，同样也受到了海外媒体的批判。戴季陶在《非民声之“民声报”》一文中说：“《民声报》前日所举者，为章氏应排斥同盟会，谓海内外反对为无其事，谓章氏未尝言无政府主义。章氏既为同盟会员，而忽然排斥同盟会，是为叛党。法国、美国、香港、南洋各报，即已同声致讨，海内外反对，实有真实证据”[10] (P368-369)。此后不久，戴又著《章炳麟非人》一文说：“始在同盟会，又叛同盟会而入统一党。复不溶于统一党，乃更乞怜于同盟会曰：吾出统一党，吾以后决不再反对同盟会矣。虽然，覆水难收，同盟会决不容尔也。无耻至此，可怜亦复可笑。”[10] (P412)
另外，同一时期《神州报》借蒯际唐、赵秉钧之事攻击同盟会，戴季陶特在《民权报》上发表《斥“神州报”》一文中说：“蒯际唐之事，蒯际唐一人之私行为也，于同盟会团体何与？而该报标题曰：宗社党乎？同盟会乎？是以无理之词，与同盟会作对也。《中央新闻》斥某报曰：‘同盟会烈烈政党，煌煌法人，而可受无端诬蔑。某报不谙法律，不通论理，徒取口给御人’斯言也，吾请借以斥《神州报》”。“赵秉均新入同盟会，诚然诚然。此次对于《中央新闻》之事，赵秉均一人滥用法权，违背人道也。而该报乃曰‘凡为同盟会人物者，对待异己之报纸，其操术皆若是。’其言盖谓凡同盟会之人，皆反对报纸舆论，若赵秉钧。天仇既同盟会人，赵秉钧之所谓，天仇即反对之。昨日《咄咄专制魔王》之文，《神州报》记者想见之矣。《中央新闻》斥某报之言曰：‘以个人问题，牵及同盟会全体，尤为无理取闹。’斯言也，吾亦借以斥《神州报》。”[11] (P923)
上述戴季陶对章炳龄的批判也好，对于同盟会名誉的维持也好，可以说都是针对个人行为及具体事件的，但是，这些问题的出现至少可以反映出当时同盟会组织的不纯洁性，一个政党出现了这种现象，政党的组织向心力和战斗力就会遭到严重的挑战。这也未尝不是戴季陶“为同盟会哭，为中国政党哭，为中国哭”的原因吧。
五、小结
综上所述，戴季陶与同盟会的关系可以得出这样几个结论：第一，从现已发现的文字中可以看出，戴季陶在1912年4月以前基本上没有论及或提到过同盟会，而且对于孙中山的认识也是不多的，尽管他在回忆中提到曾在同盟会成立大会上见过孙中山，但实际上在他的其他文献中并没有这方面的资料说明这一点。第二，戴季陶大约是1911年下半年在南洋槟榔屿加入同盟会的，但这以后的半年左右的时间因为他由南洋赴东三省去从事革命活动而离开文字生涯的原因，所留文字资料甚少。第三，1912年与孙中山见面以后，尤其是1912年4月以后，他从新返回文字舞台，在文章中谈论同盟会的频率较高，所谈问题也深入透彻。第四，虽然戴季陶是同盟会的会员，但对于同盟会也持有不少批评意见，也寄予了希望。总之，戴季陶与同盟会相关的历史不长，但就这一年左右的时间中表现出他对同盟会的热情，并以此为契机追随孙中山，积极投身到国民党的国民革命事业中去。
由于时间仓促和资料的缺乏，本文没能对戴季陶的同盟会早期活动进行深入地研究，同时对他在同盟会组织中的作用也缺乏进一步的探讨，这些将在以后的研究中补充和展开。
注释：
①对于戴季陶的研究在台湾方面有不少的成果，也有不少于他有过交往的亲友、同僚、部下的回忆录和编纂的他的文集等，大块的成果如陈天锡编的《戴季陶先生编年传记》、《戴季陶先生文存》、《戴季陶先生文存续编》、《戴季陶先生文存三续编》等，还有非正式出版的《戴季陶先生年谱资料》(四卷)、王更生著《孝园尊者——戴传贤传》等。
②拙稿：《戴季陶〈日本论〉研究》，1998年，新潟大学现代社会文化研究科博士论文(未刊)。
③余方德著：《风流政客戴季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其中不少段落直接应用了范小方等人所著《国民党理论家戴季陶》(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
④康有为：《法国革命史论》，《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上册，第308页。参见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十一卷近代前编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
⑤康有为著：《孟子微》“禹稷当平时”一章注。参见萧公权著：《中国政治思想史》(三)(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657页。
⑥《民报》第9号。参见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十一卷近代前编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
⑦《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第607—608页。转引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十一卷近代前编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12月。
⑧参见华侨网同盟会条。
⑨以上资料参见前出《中国历史大事年表(近代)》。
⑩前出《戴季陶传》误作“1891年1月26日”。
(11)这是在民国三十一年元月(1942年)中训团党政版第十八期题为《总理行谊演讲》中提到的。参见陈天锡编：《戴季陶先生文存三续编》，(台湾)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当时史料编撰委员会1971年版，第118页。
(12)戴季陶著：《哀章炳麟》中说：“孙黄革命之首功，共和之主倡者也”。见《戴季陶集(1909-1920)》，(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366页。
(13)这是在民国三十一年元月(1942年)中训团党政版第十八期题为《总理行谊演讲》中提到的。参见陈天锡编：《戴季陶先生文存三续编》，(台湾)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当时史料编撰委员会1971年版，第118页。
(14)同注(11)。
(15)同注(11)，第19页。
(16)章炳麟著有《驳康有为论革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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