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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学者崛毅在他的《秦汉法制史论考》“睡虎地秦墓竹简概要”（注：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一节中提到：秦简《法律答问》采用了问答形式，由此引出了法律解释上的微妙部分。这微妙部分是什么？著者特地加了注。在注里说日本法制史学会第32次总会讨论了《法律答问》和《春秋决狱》以及《唐律疏议》问答文的关系。看来日本学者很关注这个问题。
问答文的关系引如下表：
A.秦简《法律答问》（何以论）→（何论）
↓
B.《春秋决狱》 （何论）→（当何罪论）
↓
C.《唐律疏议》 （合当何罪）
由此得出结论：“据此，就提高了历来受到怀疑的《春秋决狱》的史料价值”（按：“决狱”被译作“治狱”）。日本法制史学会第32次总会讨论的详细情况还不倩楚，先据所说的史料价值作一点考析，待见到有关会议材料以后再作补充或修正。
据列表所示，试译其意如下：
A.秦简《法律答问》（凭什么处罪）→（处什么罪）
↓
B.《春秋决狱》（处什么罪）→（应当处什么罪）
↓
C.《唐律疏议》 （应当处什么罪）
从列表看来，著者从上述三部书的比较中发掘出前后的继承、发展关系。也就是说在活件解释的逻辑上是深化了，在作法律解释的认识和技术上是提高了。
是这样吗？
一
历史在发展，人的思维随之发展；作为统治工具的法律及其解释也随之有所发展乃至完善，这完全是合乎情理的事。
根据文意，我将秦简《法律答问》中的“何以论”和“何论”解释为“凭什么处罪”和“处什么罪”。其实，这样的解释并不反映《法律答问》的原意。《法律答问》第161 款（下文中的条款序数据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睡虎地秦墓竹简》第150页至第243页的条款编次）“邦亡来通钱过万，已复，后来盗而得，何以论之？以通钱。”此条中的“何以论之”是按什么论处的意思，《睡虎地秦墓竹简》上意译作“应如何论处”。第153款“同母异父相与奸，何论？弃市。 ”此条中的“何论”也是应如何论处的意思。“何以论”和“何论”其实是同义的。
“何以论”中“何以”是介宾结构中宾语前置，“何论”是疑问句中疑问代词前置的情况，都可以作如何论处解释。这么看来，“何以论”利“何论”中间就不能加那个箭头了，因为它们中间没有进层关系。
这么一解释也就影响到下面的“何论”和“当何罪论”。“何论”当然是如何论处的意思；“当何罪论”呢？上面我将它译作“应当处什么罪”，不又是同一个意思吗？对“当……论”的解释用不着到《春秋决狱》中去找，在《法律答问》中就可以明白见到。《法律答问》有“当论而端（故意）弗论”（第81款）、“当以告不审论”（第84款）、“吏当论不当”（第102款）等，句中“当”字作应当解， “当……论”就是“应当处……罪”的意思；只是它没有用在疑问句中，没有与疑问代词“何”搭配。这一语言现象可供语言学家研究。（注：在汉语中“当”有相称、应当、正在等多个义项，而在古代汉语中“当”还可以作“处其罪”讲。在《法律答问》中“当”不用于疑问句中，是不是因为“当”已经包含有“处其罪”的意思（表肯定），就不能再用在疑问句中了。以后能用在疑问句中，这是一种变化着的语言现象。）
在《春秋决狱》中出现有“当何论”、“当何罪”等说法，它的解释也只能是“应当处什么罪”。照这么说，《春秋决狱》中“何论”和“当何罪论”之间也不能加那个尖头了，因为它们中间也没有进层关系。
至于《唐律疏议》中的“合当何罪”，其义自见，就更不用说了。
由此可见，以上所列出的表是一种同义反复，不能说明什么问题。笔者“试译其意”所列的表也只能说是一种曲解，不足信从。
二
我想，出现上面同义反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译文上出了毛病。著者的原意可能是从“犯什么罪”、“处什么刑”到“为什么处这个刑”这样的思路出发来考察上面这三部书的；或者反过来说是读了这三部书产生了这样的思路。当然这只是按一般思维习惯所作的推测。
下面我们不妨按此推测来看一看它们在“法律解释上的微妙部分”。这样，我不得不把上面的表作一下修正：
A.秦简《法律答问》（犯什么罪）→（处什么刑）
↓
B.《春秋决狱》 （处什么刑）→（为什么处这个刑）
↓
C.《唐律疏议》（为什么处这个刑）
因为在原著中著作者强调了《春秋决狱》的史料价值问题，我想列这样一张表的主要意图恐怕也就在于肯定《春秋决狱》的影响，肯定它在法律解释学发展史上所起到的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是这样吗？
毫无疑问，将这样三部书放在一起讨论是因为它们都采用了问答式，都与律注或说与法律解释有关。但是这只是一种形式，形式是由内容决定的。离开了内容来谈形式，那就有出现背离实在而走向虚妄的可能，对法律解释的历史研究徒劳无益。秦简《法律答问》与《春秋决狱》的写作背景、目的、特点、制作方式乃至它们的法律适用都有很大不同。从法律解释的发展看，它们之间没有承上启下的“微妙”关系可言。
秦简《法律答问》是我国法律解释学史上的开山之作。泰简《法律答问》的律文可能制订在商鞅时期，而律文的解释则在秦称王之后。（注：《法律答问》竹简整理小组的说明。）以笔者考察，《法律答问》中所依据的律大致就是秦昭王至秦始皇时期所制的律。这个时期大约有七八十年的时间。当时战国纷争，秦王正致力于统一中国的大业，增强军力、巩固新政权毫无疑问是当务之急，因此从《法律答问》中反映出秦律诸法合体、刑民不分的特点。在《法律答问》中有关“捕盗”、“斗殴”、“臧律”等刑事方面的内容不少，但是其中对有关民事方面的法律规范或规章制度也占有相当比重。睡虎地秦墓墓主喜（前262 —前217）曾担任安陆御史的职务，适应监察工作的需要， 抄录或收藏这样的法律解释材料完全是为了实际的应用。《商君书·定分》中说国家的法令“以室藏之”，一藏于天子殿中，一藏于禁室中，“有敢剐（左四又）定法令，损益一字以上，罪死不赦。”而且，天下吏民欲知法令，皆问郡县法官。法官与吏和民构成互相牵掣的关系。《法律答问》倒好似吏民问法的记录。法官有解释法律的权力，但不能对法律有丝毫改动。法官解释有法律效力，但又不是国家明令颁布的文件。《法律答问》可看作是对秦律所作的司法实践中的解释。在答问中有不少地方采用了判案成例作比照的办法来作答，这正体现了司法实践中法律解释的操作性特点。正因为如此，《法律答问》在明确刑罚适用的时候一般对为什么要加罪处刑不作说明，也无须对立法的依据作出说明，而只要指明怎样的罪名需要加罪、如何加法就行。
如：《法律答问》第1款“害盗别徼而盗，加罪之。 ”对“加罪”作了解释，是捕盗者在背地里作盗犯罪，为此处以重刑。根据行盗人数和所盗财物的多少，处以“斩左止”“黥以为城旦”“黥劓以为城旦”等不同的刑罚；为什么要加罪处刑呢？不作说明。这里无须对立法的依据作出说明，而只要指明怎样的罪名需要加罪、如何加法。在这一款中处断明白，分别不同情节作出不同的刑罚处断；这些不同的刑罚与后代的“刑等”相类。“五人盗，赃一钱以上，斩左止，又黥以为城旦；不盈五人，盗过六百六十钱，黥劓以为城旦；不盈六百六十到二百二十钱；黥为城旦；不盈二百二十以下到一钱，迁之。求盗比此。”分成四种情况，其刑处要件是行盗人数和赃物价值；五人是一条界线；六百六十钱、二百二十钱又是一条界线。说的是“害盗别徼而盗”，实际上“求盗比此”一语就点明了对所有捕盗者犯盗窃罪适用。
又如：第102款有关“诬告”罪的法律解释：“完城旦， 以黥城旦诬人，何论？当黥。甲贼伤人，吏论以为斗伤人，吏当论不当？当谇。”前者是对他人的诬害理应受到反坐，后者则是“吏”执法者将杀伤人错判成斗殴伤人罪，重罪轻判，“吏”要不要处罪？应当斥责，用现代的话说就是要进行批评教育。这样就区分了当事人的不同身份，当事人的身份不同法律适用也有所不同。《法律答问》将这样两条放在一起，为的是要司法者分清诬告与错判的不同性质，处断当然也就不同。
而董仲舒的《春秋决狱》就完全不同了。董仲舒（约前179—前104），河北广川人。少治《春秋》。景帝时为博士。武帝后以贤良对策，得重用，任江都相。后因言灾异下狱，不久赦出。后又为胶西王相。一生“以修学著书为事”，著有《春秋繁露》、《春秋决狱》等。董仲舒所处的时代正是汉初百废待兴之时，其罢斥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正合乎时代发展的需要。董仲舒所著《春秋决狱》二百三十二事。《汉书》本传云：“仲舒所著，皆明经术之意，及上疏条教，凡百二十三篇。”（注：《汉书》本传云：“仲舒所著，皆明经术之意，及上疏条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说《春秋》事得失，‘闻举’‘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属，复数十篇，十馀万言，皆传于后世。”可惜今已佚。）“《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史记·孔子世家》）君权受之于天，主宰着臣民的生杀之权。董仲舒以《春秋》经义作为决狱断案的依据。在他的《春秋繁露·王道通三》中说：“人主立于生杀之位，与天共持变化之势，……天也，人主，一也。《春秋繁露·精华》中又说：“以贱伤贵者，逆节也，故鸣鼓而攻之，朱丝而胁之，为其不义也。此亦《春秋》之不畏强御也。”董仲舒《春秋决狱》，必本其事而原其志，也就是在考察犯罪事实的同时还要推究他的犯罪动机。问题是这种推究是以君权神授为主宰、《春秋》之义为标准的。这样做，背离了法律自身的特点和规律，离法理的逻辑解释远甚矣。与其说董仲舒对汉律在作司法解释，倒不如说他凭借法律解释的工具在作一种宣传。具体的例证见下。
三
从形式上看，秦简《法律答问》和董仲舒的《春秋决狱》都采用了问答式，用明白晓畅的一问一答形式，来解释法律问题，通俗易懂，易为一般民众所接受，很好地起到了宣传法律、普及法律知识的作用。但是，两者在内容上有着根本不同的性质。
（一）前者为实例，后者多含虚拟成分。前者关于“不孝”案的处断仅是秦简《法律答问》中的一例，后者与此同类性质的案例在《春秋决狱》中占有较大比重。
说前者仅是秦简《法律答问》中的一例，指的是第89款。此款关于“不孝”之子当论罪的条款解释是这样的：“免老告人以为不孝，谒杀，当三环之不？不当环，亟执勿失。”这是一则控告不孝的案例，提的是司法程序的问题。答复是不需要经过“三宥”的程序的。结果是“亟执勿失”，不要让他逃走了。在秦墓竹简的《封诊式》中还有一则相类的案子：某甲控告儿子丙不孝，令史前往捉拿，捉来后，“丞某讯丙，辞曰：‘甲亲子，诚不孝甲所，毋它坐罪。’”丙供称：是甲的亲生儿子，也确实对甲不孝，没有其他犯罪记录。结果是如何处断的？没有说。（注：见《睡虎地秦墓竹简》第263页。）显然， 以上都是司法实践中碰到的实例。从采用“甲”“乙”符号来代替姓名这一点看，事后经过了整理。意思是《法律答问》所涉内容的涵盖面相当广泛，而不仅是对“不孝”罪的有罪论定。上面所引二则都是实例。第89款中老人要求判处不孝之子死刑；官府也当回事在办。虽然是说“亟执勿失”，但是没有交代处理的结果。《封诊式》上的案子也是这样，审讯后也没有交代处理的结果。这说明在司法实际中对“不孝”罪的论定和处理还有斟酌的余地，处刑相当谨慎。
而董仲舒《春秋决狱》中的例子就不同了。
今据辑存的有限几段文字作些对照考析。《通典》卷六十九载：
时有疑狱曰：“甲无子，拾道旁弃儿乙养之以为子。及乙长，有罪杀人，以状语甲，甲藏匿乙，甲当问论？”仲舒断曰：“甲无子，振活养乙，虽非所生，谁与易之。《诗》云：螟蛉有子，蜾蠃负之。《春秋》之义，父为子隐。甲宜匿乙。而（一作诏）不当坐。”
蠃甲有子乙以乞丙，乙后长大而丙所成育。甲因酒色谓乙曰：“汝是吾子。”乙怒杖甲二十。甲以乙本是其子，不胜其忿，自告县官。仲舒断之曰：“甲能生乙不能长育以丙，于义已绝矣；虽杖甲，不应坐。”
上面所举《春秋决狱》中的两个例子是用《春秋》大义来解释“窝藏”罪、“不孝”罪的：认为儿子杀了人，父亲把儿子藏匿起来，不应处罪；儿子打了父亲，但是因为没有负起养育的责任，被打了也白打，儿子无罪。如果这样两则案例发生在一般人之间，按汉代的法律是有罪错的，应该处罪；现在发生在父子之间处理就截然不同。为什么？因为它们与封建道德不符，与“经义”不符，正如班固所说“仲舒所著，皆明经术之意”。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春秋决狱》的辑佚材料，基本上都象是这样的案例。在处断上董仲舒不分析律意，却用民歌总集《诗经》、历史书《春秋》上的材料来作引证，用今人的眼光来看，虚拟的成分明显，荒谬之极。如果说这种宣传也可以说是法律解释的话，那么法律不就成了任人打扮的玩偶了吗？不过，这在当时确是一桩新鲜事，大大地开阔了统治者们的眼界，法律也是可以用儒家解读“经义”的思维方式来加以解释的。这是儒家思想向法律渗透的表现，是法律儒家化的一次大运动。从汉初政治言，上文所引“《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一句表明，用《春秋》决狱，以“经义”司法，也正是董氏为武帝专制主义政治张本的一个组成部分。
（二）前者有普遍意义，后者强调的是特殊性；前者重在定罪量刑，后者多作儒家学说的附会。
秦简《法律答问》第52款：“将上不仁邑里者而纵之，何论？当系作如其所纵，以须其得；有爵，作官府。”放走罪犯的，作何论处？应当按罪犯的罪行反坐，直到罪犯被捕获为止。如果是有爵位的人，则在官府服役。这是“纵囚”的犯罪行为，凡是犯纵囚罪的都可据此处断。在适用刑罚上，又有“有爵”与一般罪犯的区别。
《春秋决狱》中有这样一个例子：“君猎得麋，使大夫持以归，大夫道见其母随而鸣，感而纵之。君愠，议罪未定。君病，恐死，欲托孤幼，乃觉之大夫其仁乎，遇麋以恩，况人乎，乃释之以为子傅。其议何如？董仲舒曰：‘君子不麋不卵。大夫不谏，使持归，非也。然而中感母恩，难废君命，徙之可也。’”（注：辑佚自《六帖》二十六。）这显然是经作者演绎了的传说故事。大夫动以恻隐之心将小麋放走了，本欲定罪；后来反觉得大夫有仁爱之心，不仅放了他，而且还叫大夫担当他儿子的老师。对这样一件不足道的传说故事，董氏却小题大做，得出“徙之可也”的结论，莫名其妙！相同内容的故事又见于《淮南子·人间训》。（注：见《淮南子》卷十八。“孟孙猎而得霓（从鹿），使秦巴西持归烹之。霓母随之而啼；秦巴西弗忍，纵而予之。孟孙归求霓安在。秦巴西对曰：‘其母随而啼，臣诚弗忍，窃而予之。’孟孙怒，逐秦巴西。居一年，取以为子傅。左右曰：‘秦巴西有罪于君，今以为子傅何也？’孟孙曰：‘夫一霓而不忍，又何况于人乎？’此谓有罪而益信者也。”）用这样一个历史传说故事作为决狱的范例，岂不淆乱了罪与非罪的界限。
由此可见，离开了案例的实际内容来讨论《春秋决狱》与《法律答问》在问答式律注方面的继承和发展，就未免有点唯形式的味道了。
四
“当何罪论”这句译文是有点问题的。著者的本意可能不是仅仅指应当判处什么罪，而是要说明为什么处这个罪的原因。例如，
甲（甲下当有一“父”字）乙与丙争言相斗，丙以佩刀刺乙，甲即以杖击丙，误伤乙；甲当何论？或曰，殴父也，当枭首。论曰：“臣愚以父子至亲也，闻其斗莫不有怵怅之心，扶杖而救之，非所以欲诟父也。《春秋》之义，许止父病，进药于其父而卒，君子原心，赦而不诛。甲非律所谓殴父，不当坐。”（注：此则材料出于《太平御览》卷六百四十《董仲舒决狱》。与此则材料性质相同的“案狱”故事，见《礼记·擅弓》疏，云：“《异义》云：妻甲，夫乙殴母，甲见乙殴母而杀乙。《公羊》说甲为姑讨夫，犹武王为天诛纣。郑驳之云：乙虽不孝，但殴之耳，杀之太甚……如郑此言，殴母，妻不得杀之；若其杀母，妻得杀之。”）
据此，一般都把它看成是我国法制史上提出“原心论罪”原则的体现。在这则案例中，董仲舒引进《春秋》上许止进药的历史材料，明白地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断案定罪应当分析行为人的动机和目的，不能仅视客观行为和危害后果。这对“客观归罪”论来说是一个思想的飞跃。问题是它提出的依据是《春秋》，目的是以《春秋》之义为标准，用君权神授来主宰一切，当然司法也包括在内。
其实，在《法律答问》中“原心论罪”已经实践，有实例为证，且具有一般意义。如《法律答问》中常见“端”字，表示故意的意思。秦律已经明确犯罪动机为量罪判刑的依据之一。例如第34款：
甲告乙盗牛若贼伤人，今乙不盗牛、不伤人，问甲何论？端为，为诬人；不端，为告不审。
甲控告乙，情况不实，对甲要不要处理？如果是故意的，作诬告论处；不是故意的，作为控告情况不实处理。此拟案的当事人是普通百姓，而对于执法者的“吏”来说又是怎样呢？第27款中就有对“吏”违反了司法程序而出现误判的情节，司法解释是这样的：
吏为失刑罪；或端为，为不直。
一般的误判是一种过失，以用刑不当论罪；如果是故意的，则以不公论罪。至于具体的刑罚处断尚不清楚，这可能与所误判的案件性质包括罪行的轻重有直接关连；在量刑上是会发生困难的。在第30款中在提到控告不实的犯罪时，对故意不实控告者的处罚就存在着分歧；好在《法律答问》将这种分歧作为司法解释写了下来，使我们对这个问题能看得更清楚一点。原文是这样的：“（告人）盗百，即端盗加十钱，问告者何论？当赀一盾。赀一盾应律。虽然，廷行事以不审论，赀二甲。”此款说的虽是普通百姓之间的故意不实控告，但对“吏”来说法理是同一的。控告者故意私加十钱，按秦律律文应处罚一盾；但是在以往的实际办案中则处罚二甲。有没有定论？没有。这个解释权好象是给了司法者了。
如果“当何罪论”的确是指“为什么处这个罪的原因”的话，那么解决这个问题也是不必依靠《春秋决狱》的，《法律答问》尽管没有明确说明“为什么”的问题，但是在实际的司法实践中诸如“原心论罪”之类的问题已经提出，或者是正在解决的问题。
真正解决“为什么”，解决为什么处这个罪的原因这个问题，要推《唐律疏议》，这是公认的事实。（注：秦汉时期法律解释学的兴旺发达，秦汉《律说》应该是沿着《法律答问》继续发展的正道。）《唐律疏议》采用问答形式解答律文中的疑难问题，是我国法律解释学史上的重要贡献之一。《唐律》“疏议”中的设问和答疑共有178处， 分布如下：名例68款，卫禁7款，职制7款，户婚10款，厩库1款，擅兴1款，贼盗30款，斗讼30款，诈伪11款，杂律3款，捕亡5款，断狱5款。 条款多寡不一，详略不同，所列的答问均视律注的实际需要而定，且重点突出。从问答条款的数目就可以看出重点在名例、贼盗、斗讼律上，刑事犯罪行为无疑是历代封建统治者置于“法治”的首位。
例如《唐律疏议·名例》“七曰不孝”下有问答一款：
问曰：依《贼盗律》“子孙于祖父母、父母求爱媚而厌咒者，流二千里。”然厌魅、咒诅，罪无轻重，今诅为不孝，未知厌入何条？答曰：厌咒虽复同文，理乃咒轻厌重。但厌魅凡人则入“不道”，若咒诅者不入“十恶”。《名例》云：“其应入罪者，则举轻以明重。”然咒诅是轻，尚入“不孝”，明知厌魅是重，理入此条。
同样性质的条款问答见《唐律疏议·贼盗》“憎恶造厌魅”条；
问曰：咒诅大功以上尊长、小功尊属，欲令疾苦，未知合入“十恶”以否？答曰：疾苦之法，同于殴伤。谋殴大功以上尊长、小功尊属，不入十恶。如其已疾苦，理同殴法，便当“不睦”之条。
上面引证了《春秋决狱》与《唐律疏议》中的有关条款，虽然说他们同样是站在维护封建统治的立场上，从严格的封建礼制和封建道德出发来解释法律与道德的关系，但是，很显然，他们治狱思想和方法有显著的不同。其一，后者严格区别祖父母、父母与大功以上尊长、小功等属的亲疏关系和“不孝”“不睦”的不同内涵。这与我国封建社会历史的发展相同步，反映出封建思想意识的深化以及儒家思想向法律领域的渗透。在《法律答问》中对“不孝”犯罪行为的定罪还未有结论，而在《唐律疏议》中“不孝”犯罪行为已经是法定的“十恶”之一，刑罚适用与礼制结合得十分紧密，定罪量刑繁密如脂。其二，“为什么处这个罪的原因”在《唐律疏议》的问答式律注中有所解决，主要从法理上作出说明；当然也视答问的是否必要而定。上面的二例中“举轻以明重”、“理同殴法”都表明法律适用的原则。因此，所谓的“合当何罪”这句译文恐怕也有点问题，“合当何罪”与“当何罪论”难以看出它们的区别；著者的本意可能不是仅仅指应当判处什么罪，而恰恰是要解决“为什么处这个罪的原因”的问题，或者说从怎样的角度来说明处罪的根据。其三，《唐律疏议》的问答式律注与“疏议”是一个完整的体系，相互依存，密不可分。在《名例》中会提到《贼盗》的问题，在理解《贼盗》“憎恶造厌魅”的时候又会联系到“十恶”来加以量定。再如，在《名例》“工乐杂户”的问答中直接引证了《贼盗》律文和注；在《卫禁》“宫殿作罢不出”的问答中说律虽无文却有注在，引注作了解答等都说明了这一点。而秦简《法律答问》和《春秋决狱》大都就事论事，无完整体系可言；虽然我们不能见到它们的全貌，但就凭所见作出如此推断，出入恐怕不会太大。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认为，对崛毅得出的结论：“据此，就提高了历来受到怀疑的《春秋决狱》的史料价值。”依然没有值得肯定的史料价值可言，特别是对法律解释学史的贡献来说毫无作为；即使是从问答的形式上看，也仅是沿用对话而已，无足多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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