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学说的实质及其历史合理性
张晋龙
(北京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875)
摘要： 孔子所处的春秋末期恰逢中国社会转型急剧发生，其中农业文明爆发性增长、封建社会日渐式微并呈现出瓦解态、天下纷争恶性演化和世风日下道德迷失等构成了孔子学说得以发生的主体背景。在以上社会生存结构的规定下，孔子学说蕴涵着礼，以血缘纽带整顿超血缘失稳定社会结构；乐，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维系；仁，以德治国的思想支撑这三项基本理论实质，并由此构建了其与中国古代社会生存结构之间的契合关系，从而达成了极大的文化和社会力道，最终以伦理道德维护中华民族的繁衍生存、以压抑种内竞争的方式保障社会结构的稳定、以血缘纽带维系农业文明的发展，呈现了其深在的历史合理性。
关键词： 孔子学说；理论实质；历史合理性
孔子学说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中流砥柱，统领中国主流意识形态近乎两千余年之久，并深刻影响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格局和走向。孔子学说何以独具如此深厚的文化和社会力道，以致在当代社会人们对之依旧不断深究。其中的关键在于孔子学说的内在逻辑恰与中国古代社会的生存结构之间构成了一种稳定的匹配关系，这要求回归孔子学说的实质并不断挖掘其历史合理性，从而探得孔子学说原委和究竟。
一、孔子学说的发生渊源
对孔子学说作发生学探源是获知孔子学说实质的先导路径。孔子所处的春秋晚期，恰逢中国社会发生重大转型，其中农业文明的爆发性增长、封建社会的逐渐瓦解、天下纷争的日渐加剧、民风民心的堕落动荡等，都将中华文明推向了前所未有的变局之中。在如此社会环境下，如何以文化为动力维系中华文明的稳定与发展，是先秦诸子百家面临的重大学术难题，也为孔子学说的发生提供了社会规定。
1.社会转型的急剧发生
自武王克商建立周朝以来，中国就进入了自信史时代以来的第一次社会大转型时期，此转型发生的剧烈性、影响力、深刻性和覆盖面在中国历史上皆是史无前例，其间的历史洪流裹挟着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大结构发生重大转向，最终塑造了后世两千余年的中国社会格局和命运走向。何以此转型在周朝时期剧烈发生，对于此问题的疏解必须回归人类文化史。文化人类学从现代智人的文明演化视角为我们揭示了答案，英国学者凯伦·阿姆斯特朗在其《轴心时代》一书中剖析了公元前六世纪至公元前三世纪期间，古希腊文明、中华文明、古印度文明等人类重要古代文明形态的发生与内涵，缘何迁徙至地球各区域的上古先民不约而同在此时间区域纷纷开启文明进程，其原因实属现代智人流布于各区域后其理性属性在地球同步闪耀的第一抹光辉，此恰是现代智人的理性属性的生理规定与各区域自然物候条件融合的共生作物。[1]其中的中国文明恰位处东周的春秋战国时期，故而其与人类历史一并驶向了社会转型的变局之中。其一，中原农业文明稳定发展几乎彻底取代采集狩猎文明。美国学者格雷戈里·柯克伦等在其《一万年的爆发》一书中指出，流布至地球各区域的现代智人纷纷于大约距今一万年前走进农业文明，其中中国的农业文明在周朝时期伴随各式农具的出现和牲畜驯化的成熟而日趋稳健，农业文明的发育使得采集狩猎文明日渐式微直至退出中原文明的舞台。[2]而此项转型为中国文明带来了人口暴涨的直接后果，随后人口与资源之间的关系呈现出紧张格局，从而迫切要求国家形态、政治形态和文化形态围绕此矛盾而发生转型。其二，中国国家形态从商朝的氏族部落邦联制转向周朝的封建制度。吕思勉、钱穆、梁启超等学者对中国商朝时期的社会构型作了历史剖解，认为商朝时期中国的国家形态属于相对简单的氏族部落邦联制，是由十个较大的氏族部落联合而构成的初级国家形态，而后伴随农业文明带来的人口与资源间的关系紧张，氏族部落邦联制的社会形态无法支撑人口的增长并化解人口与资源间的紧张格局，致使商朝破溃，取而代之的则是以封建制度为内核的周朝，此国家形态的变化对中国历史的走向影响深远。西周早年，周公旦制礼作乐为封建社会确立了基本法统，西周近三百年时间内封建制度基本破解了农业文明带来的人口与资源关系紧张的矛盾，从而使得封建制度相对完好和稳定，然而伴随人口的进一步增长，此矛盾日益加剧，从而导致各诸侯国间开启了资源争夺的吞并格局，亦致使西周破灭并推动中国历史进入了动荡的东周时期。总体上，此时段中国社会发生剧烈转型，上至统治者，下至百姓，无一不对社会走向产生迷惘，并期待新的思想能够有效化解社会转型下的历史荒途。
2.天下纷争的恶性演化
正如前文所述，中国古代历史在农业文明纵深和社会形态演化的匹配媾和过程中车轮滚动，农业文明中人口与资源间的紧张使得中国历史以周朝取代商朝，进而人口与资源间的矛盾进一步加剧，从而使得西周破溃东周建立，然而东周并未从根本上消解农业文明中人口与资源间的紧张格局，反而成了此紧张格局爆发式演绎的社会载体，并由此开启了天下纷争不断的春秋战国时期。孔子所处的春秋晚期，恰是天下大乱之时，此时的中原大地天下纷争恶性演化，灭国现象频现、弑君现象频出，东周各诸侯国国内权力争夺不断、诸侯国间互相觊觎，从而塑造了极度动荡的社会格局。其一，灭国现象不断发生。史料记载，春秋时代中期至春秋时代末期，仅中原地区的诸侯国数量竟有一百八十之多，其中的采邑数量竟然高达上千之多。要知周武王分封天下之时只封七十一国，缘何东周七十一诸侯国至春秋时期竟扩展至一百八十之众，其原因在于各诸侯国之间的资源纷争导致灭国现象的不断涌现，此可谓人人想成诸侯，人人想建诸侯国的时代。如是，此时的周朝就其国家形态，已然成了极度碎片化的国家构型，诸侯国间缺乏连接性和统一性，周天子的权威沦落，各封建主自行其是，灭国和兼并成为当时各封建主的第一政治志向，此可谓天下纷争恶性演化的首要表征。其二，弑君事件不断发生。灭国乃诸侯国之间的纷争表征，弑君则为诸侯国内的纷争表现。不仅诸侯国间动荡不堪，各诸侯国内部亦是高度紧张，其中突出表现在弑君现象的频频发生。根据《左传》《史记》等古史记载，仅在春秋时代短短二百五十多年间各国发生弑君事件居然高达四十三起之多。其中弑君者的身份绝大多数是公子公孙和卿大夫，无论公子公孙或是卿大夫在世卿世禄的社会体制下，其身份实质皆是君王的血亲，而此两者的综合比例竟占77%的比例，由此可见诸侯国内权力争夺之恶劣已至泯灭血缘道统的程度。从弑君的动机和原因来看，因宫室成员意图篡位而弑君者占51%，卿大夫与国君争权而弑君者占14%，其中经过长期策划的弑君事件占44%，因偶然事件而弑君的事件占35%。由此可见，此时各诸侯国君主职位的高危程度及其背后的德性沦丧之极。而就发生弑君的所在国而言，晋国和齐国皆发生八起而并列各国榜首，郑国发生五起而位列第二，孔子所处鲁国发生四起位列第三。此项关于春秋时期灭国现象和弑君现象的论述，较为鲜明地呈现了孔子所处时代的社会背景，可谓天下大乱，群雄并起的动荡时代。
70本出版专著、教材中，女性16人，男性54人，分别占总人数的22.86%、77.14%。30岁以下0人，30～35岁24人，36～45岁26人，46岁以上20人，45周岁及以下教师占总数71.43%。高级职称人员6人、副高级职称37人、中级职称27人，副高级及以上职称人员占61.43%、中级职称人员占38.57%。博士研究生1人，硕士学位57人，大学学历12人，博士研究生占总数1.43%，硕士学位占总数81.42%，大学学历占总数17.14%。理工科48人，文科22人，理工科占68.57%，文科占31.43%。
3.世风日下的道德迷失
随着中国网络的飞速发展，4G时代的来临，传统的通信方式无法提供相对应的服务效率，这就有必要对传统的通信方式进行升级和淘汰，才可以确保通信运营商占据足够的市场。网络正是电信运营商业务的主要途径，可以直接影响到电信运营商的市场占有份额。而电信运营商业务最重要的运作效率是由其本身的中心操作系统来保证的，所以，中心操作系统的升级成了升级和转型的首要任务。
如上所述，自西周至东周，上下近八百年的时间里，社会形态发生剧烈转型，天下格局纷争动荡，如是社会整体样态自然导向社会个体的道德迷失。此恰如孔子说述，此时的中原大地可谓“礼坏乐崩”，先前周公旦制礼作乐所奠定的社会稳态结构已然逐渐溃散。其一，统治阶级的道德迷失。前文关于天下纷争的论说，清晰呈现了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统治阶级内部与封国间的争夺抢掠，其间灭国事件与弑君事件的纷涌所表达的正是统治阶级的失德情形，此恰如仪封人对孔子所述“天下之无道也久矣”，[3]人口与资源间矛盾的加剧使其与封建制度之间的矛盾愈加强烈，中国社会的进程自然出现了朝向君主专制的集约化社会形态迈进的倾向。于此，各诸侯国的上层统治阶级先是跳脱出道德边界，上演出伦理不顾、道德不屑的戏码。其二，伦理秩序自上而下层层糜烂。前文曾论弑君事件纷涌，诸侯国内部除此内政现象外还有众多家臣架空国君的现象发生，较为著名的包括晋国国君被韩、赵、魏三家架空和鲁国国君被三桓架空的事件。其中三桓架空鲁国后，竟然又被其家奴所架空，正如《论语》中常出现的二人阳虎和公孙不狃架空季孙氏一般，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内部可谓自上而下道德破溃。一个社会结构，一旦其上层摇荡，随之则感染下层，最后导致整个社会层层糜烂，也据此标志着一个社会结构行将结束的危险态势。其三，人心不古的态势一路下倾发展。春秋末期法家思想走上前来，并以破竹之势在天下迅速推行法治思想，法家思想的盛行其背后标榜着德治效力的逐渐衰减，德治效力消减背后的实质则是社会动荡加剧下的道德弥散之势。在如前所述自上而下的道德溃烂背景下，作为社会基本构成要素的个体的道德水准也一路丧失，孔子曾言道：“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3]其所表达的恰是春秋末期中原大地上人们的道德崩坏的情形，而法治则恰是此道德崩坏的产物和要求，此可谓对“礼坏乐崩”的有力表达。最终，道德迷失又带来社会的高度动荡，从上到下，社会中的任何个体都无法安稳于世，此格局恰是孔子所处的时代背景状态和文化生发状态，孔子学说也必然是立足于此社会文化现状的产物，并为此社会文化形态的后世发展提供趋向导引。
二、孔子学说的理论实质
古往今来，人类社会有多少思想家剖析道德、讴歌道德并推广道德，从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古罗马修辞学家西塞罗等，至同时期中国先秦诸子中的孔孟之道，到近代古典哲学时期的休谟、康德等人，皆从各维度剖析道德。缘何道德会受到古今思想家的如此推崇？其并非因为道德如时尚一般花里胡哨，相反道德多数样态显得刻板老套，而恰是因为道德是人类生存之规定，即人类社会稳定生存要求以道德谱系作为社会结构的底层，唯有以此方式社会方能有序运转。恰如在孔子学说实质的分析中可见，重德是孔子学说的基本素质，其学说的发生恰是以伦理道德为一条基线维系着中华民族世代的繁衍生存。对于任何生物社会而言，其底层规定性要求其社会结构中必有两条根本的道德律令，其一是乱伦禁忌，即根据基因遗传学研究所示，一个种族如果其间发生近亲乱伦行为，则会导致该种族间发生基因序列紊乱的局面，这从生物延续的底层规定了任何生物种族不得有乱伦现象的出现。[8]孔子在其学说中所倡“男女大防”，甚至发展至孟子时期的“男女授受不亲”等道德要求，现在看来好似落后愚钝，殊不知其背后所描述的恰是生物社会乱伦禁忌的道德规定，其以宅心仁厚的方式维系中华民族的生存效力，可谓功劳卓著。其二是增殖原则，即任何一个生物社会都要以生物繁衍为社会构型的中轴，并以此调配资源、调整生产方式。孔子学说中重孝道，尤其强调“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乍一看孝道似乎与繁衍后代别无关联，实际上其背后所表达的恰是生物社会增殖原则在血缘序列上的要求，中国社会以此为重要的增殖逻辑稳定繁衍，从而使得中华民族在生物基因的播散要求上得以有效实现。再者，孔子学说中“仁”的思想，如前所述为中国社会确立了以德治国的政治法统，告诫历代君主坚持民本思想，重视民生，从而有效疏解了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社会矛盾，最终维系了中华文明数千年的稳健发展。
1.礼：以血缘纽带整顿超血缘失稳定社会结构
伴随现代中国的崛起，中国文化已然重新恢复自信，社会各界可以秉持客观与平静的态度和视角重新审视国学与之各组成部分。以此为出发点，会深刻发现任何历史时期其间文化的发生都是其生存结构规定的产物，而其文化一经发生就构成了一个社会的生存维护体系，直至其僵化并最终戕害其所维护的社会形态。孔子学说的发生具有深在的历史合理性，其发生于如上所述的历史背景，又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维护了中国古代文明近两千余年，其间中国社会呈现出稳定持续的繁荣姿态，可见其与中国古代社会结构的匹配性和共生性。总体而言，孔子学说具有如下核心的历史合理性。
2.乐：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维系
孔子继承并发展了周公旦制礼作乐的礼制与乐制，礼、乐思想则成为了孔子学说的重要内容并表征着孔子学说的理论实质。孔子之乐其表观意义是音乐与音律，实质则是对封建社会意识形态加以宣扬的仪式化活动。春秋末期，如上文所述东周已然发生了剧烈的社会转型，封建社会渐次瓦解，社会动荡程度加重，民心不古的道德颓势加剧，如是社会结构的转向，不仅带来了东周封建社会制度的动摇，也宣告着东周封建社会整体意识形态的逐渐破溃。孔子曾不止一次在《论语》中表达过自己的政治理想，即是恢复西周早年周公旦制礼作乐时候的完好封建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其之所以生发如此理想志趣，实属因其眼见封建社会破溃之局给国家、社会和百姓带来的深重灾难，据此孔子持如是政治理想展开自己的思想构建，自然不可缺失对于封建社会意识形态加以维护的思想要素。在《论语·先进》中，孔子透过与众弟子的对话，表达了自己对于“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3]中表达的生活意趣的向往，其中“舞雩”所表达的绝非简单舞蹈，而是国家的一种意识形态活动，《左传》中亦有记载“国之大事，在祀与戎”，[5]同样表达着祭祀意识形态活动对于一国发展的深在价值。那么孔子是如何以“乐”的方式维系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呢？这就涉及了孔子学说中的启蒙要素和教规要素，即孔子将其“乐”融合着“礼”一并在启蒙活动和教规活动中加以展开，从而达成意识形态构建之效能。之于启蒙，孔子兴办私学，有教无类，由此开创了中国社会中的“士”之先风，而后中国历史中文士多由儒家开创和培养，其间形成的文士构成了中国社会意识形态解释权的持有者，形成了中国科举制度转化为官僚体系从而统治社会的中坚力量，并最终促成了学风相对开放的中国古代教育形态。之于教规，孔子学说注重君子之道，其中则构成了儒释道三足鼎立中儒教教规的成分，尤其是“修身”之道，则多强调“乐”在修身中的濡染作用，并以此形成了中国古代文化中高雅音乐与修身养性环环相连的个体成长要求。由此，孔子学说中的“乐”，以音律操作为表观，以礼制为载体，以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构建和维系为实质，在中国古代社会流行两千余年，切实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大基本素质，也有效维系了两千余年中国古代社会的持续思想稳定和文化稳定。
3.仁：以德治国的思想支撑
1.2.1 会计核算不够规范 会计核算制度要求核算的会计信息真实、可靠，符合相关准则法规。由于甘肃省很多中小企业因为自身发展不够成熟，所以在会计核算上存在不规范问题。如调查中有些企业名义上采用权责发生制，实际操作中对于收入往往因为现金的使用而采用现金收付，进而以此确认收入，导致会计信息中收入不实。再如企业会计核算中也出现原始凭证不合理合法，与记账凭证不能完全对应等情况。
孔子学说重“仁”，并将“仁”作为一个社会的重要道德律令。何以“仁”能够成为沟通社会上下的道德令条，并能够成为德治这一治国手段的道德枢纽？对此问题的疏解源于对孔子学说“仁”的本体分析。东汉时期著名语言学家曾在其《说文解字》中将“仁”作“从人从二”[6]的解释，意指两人一起要与人为善，长期以来中国古代文人学者皆持此释义取向，然而待1899年甲骨文出土后，人们方从甲骨文的文字形态中见得“仁”字设计的真章，其本意在于“从人从上”，即上等人要爱护下等人，此谓之“仁”。要知孔子学说并非讲求平等之社会理论，而是要求“礼有尊卑”的社会地位与之次序，于此“仁”的思想就不仅仅是与人为善的道德教条，而有效转化成为上等人必须爱护下等人的仁政思想，继而发展成为统治者以德治国的治国理念。也因此，孔子将人从高到底划分为圣人、仁人和君子三等，其中的仁人即是指谓那些爱护百姓的统治者与贵族。孔子“仁”的思想对后世影响极深，不仅是社会个体朝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入世思想迈进的必由路径，更成为以德治国中仁政的理论内核，进而演化出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民本思想。随着儒学流变，孟子曾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7]此言论以及背后的思想皆导源于孔子学说中的“仁”，意指对于封建主而言其利益的最大化来源并非来是君主的权力地位或封地面积，而在于其封地上人口的多寡。其从逻辑路径上要求统治者在其治理国家的过程中要顾及民生，唯有以民为本方能国家强盛、社会繁荣，此所谓“民为贵”。在后世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中，不论多少王朝更迭，但凡励精图治者皆以孔子之“仁”作为自己治国理政的重要实践方略和价值指针，将德治作为治理国家的重要方式，并紧守民本思想及其实务操作，其间出现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和康乾盛世等繁荣时期，无一不是如此。故而，孔子之“仁”既非花里胡哨的人际操作，也非简单的道德教条，而是一个国家和社会得以稳健发展的内在运行规定，其内理所蕴含的是人类社会社会治理和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在逻辑，且直至后世依然摇曳生辉。
三、孔子学说的历史合理性
孔子学说何以有如此雄浑的思想力量统合中国古代文化两千余年，从而维系了中国农业文明的持续稳定？对此问题的剖解是获知孔子学说理论实质的关键。而其中门道的核心在于“礼”，孔子学说中的“礼”绝非指礼貌与礼节，而是从上至国家政治法统到下至民间礼仪礼节的总和。其源头见于周公旦制礼作乐之行迹，孔子以此为理论据点，围绕“克己复礼”发展出一整套的礼制思想。那么其礼制思想究竟何解？现代生物社会学为我们提供了重要视角，总结而言，孔子的礼制思想是以血缘社会纽带来整顿超血缘失稳社会的思想体系，其实质在于对超血缘社会结构的血缘化整顿和排布，从而形成了一种强大的社会稳定力量，维系了中国古代社会两千余年的持续稳定。现代生物学研究表明，绝大多数生物社会属于血缘社会结构，并以血缘纽带连接和维系生物社会的稳定，究其社会效能，凡持以血缘社会结构的生物群体其社会结构都表达出一种超稳定性。[4]在进入文明社会以先，人类社会与其他生物社会一样同样处于血缘化的社会结构中，然而一经文明化，人类社会中固有的性结构和血缘结构即刻开始破溃，并呈现出一种超血缘化发展的社会格局，此格局一则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快速发展，另外则使得人类脱离了血缘社会结构的稳定状态而呈现出频繁的震荡失稳状态。孔子学说则在不经意间，以“礼”重新整顿失稳的社会结构，其背后则是以生物社会纯粹生物性的“爱有差等”发展出的“礼有尊卑”排布中国古代社会秩序，形成了“尊尊而亲亲”的礼制体系，即尊重有尊位者，亲爱有亲缘关系者，而恰在血缘结构中父辈、子代之间的尊卑亲缘序列是稳定不变的，以此礼制整顿和维系下的社会结构由此呈现出一种血缘化的稳定态。此乃孔子学说的根本实质，后来如此政治礼制操作的理论化发展被称为儒学，而其中的血缘结构的有序层级关系被称之为宗法结构和宗法关系。比如，孔子所述的“三纲”“五常”“五伦”，其中“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所表达的皆为血缘关系，“仁、义、礼、智、信”的“五常”则全部是以血缘结构为载体方能成立，由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构成的“五伦”中的前四者全部为血缘关系，后者则是泛血缘关系。包括孔子所谈及的“孝”，所表达的同样是血缘结构。由此，孔子以血缘结构为内核将整个社会编排成一个血缘化的社会家庭，在此逻辑下就构建了一整套血缘化世界观，忠君即为孝父，爱家即为爱国种种，此实属因为在血缘化社会结构下社会结构的各要素皆为血缘要素，其背后都有其相对应的血缘结构。以至于民间社会中的谱牒学、五服关系等其表达的都是孔子学说中的血缘化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体系。
1.以伦理道德维护中华民族的繁衍生存
孔子学说系统整顿了西周早期的礼乐体系，以人文关怀为主线将理论视角聚焦于人伦道德问题，形成了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为内核的思想理论体系。究其实质，可以论述为包括“礼”“乐”“仁”三者在内的基本理论内涵。
2.以压抑种内竞争的方式保障社会结构的稳定
马尔萨斯曾在其《人口论》中专论种内竞争对于社会稳定性的影响，[9]而后的达尔文在其《物种起源》一书中专门感谢马尔萨斯此理论对其进化论学说的影响。由此而来的一系列生物学和社会学研究皆表明了，在一个社会内部高度的种内竞争其破坏力远大于物种间的竞争，甚至对于人类社会而言，一经人类占据食物链顶端，种间竞争的威胁自然消解，种内竞争就构成了影响人类社会稳定性的重要因素。[8]孔子学说以其尊卑有序的思想品格整顿中国古代的社会秩序，最终形成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有序道德伦理体系，其间的血缘次序井然有序，且不可僭越，从而塑造了中国古代社会秩序极度稳定的素质。同时，孔子学说中对中国社会秩序的血缘化整顿，最终构建了家庭制的社会结构，从而在家庭亲缘伦理整顿下的人际关系中既消解了平等，也消解了竞争，试想家人讲求爱有差等、理有尊卑，既然如此平等不在，同时竞争也消失。孔子学说中此压抑人与人之间竞争的素质，使得中国古代社会的各个体安于其所在的血缘次序。孔子学说所发生的春秋末期，恰恰彰显了人类种内竞争的烈度和残忍度，无论是天下纷争、战乱无数，抑或是灭国弑君、道德沦丧，其中都暗含了中国古代社会在高度的种内竞争下呈现出的生存危局。孔子目睹高度竞争化的个体间与群体间中国古代社会的糜烂姿态，不自然地塑造了自己学说中压抑竞争的文化品格，其核心所讲的“克己复礼”，指向要回归周公旦时代礼乐安好的社会结构中去，并以此维护中国古代封建制度的稳定延续。总体上，孔子学说从思想体系到道德规定，系统性建立了压抑种内竞争的社会思想和道德体系，从而造就了汉代以后中国社会整体上安定有序，百姓生活总体安居乐业的稳定态势，其中孔子学说压抑种内竞争的基本素质属实作用不薄。
11月22日消息，财政部发文，自2018年11月7日起至2021年11月6日止，对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取得的债券利息收入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上述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的范围不包括境外机构在境内设立的机构、场所取得的与该机构、场所有实际联系的债券利息。
3.以血缘纽带维系农业文明的发展
孔子学说一言以蔽之，即是以最原始、稳定和底层的人类血缘结构，维系和重组超血缘社会紊乱结构的秩序，从而塑造了极度强力的思想维稳体系和社会结构纽带，此恰是孔子学说在中国古代社会彰显出卓越的社会力度的内在原因。那么，何以血缘化整顿后的社会结构呈现出如此稳态？其中的重要原因在于此尊卑有序的血缘结构很好地化解了农业文明下人口与资源之间的紧张格局。美国学者罗伯特·凯利在其《第五次开始》一书中，将农业命义为人类社会的第三次转折开始，使得人类从游猎走向定居，从而深刻改变了人类文明的演化格局，同时也深刻指出农业文明一并带来了人口增长与资源有限之间的紧张矛盾。[10]农业文明带来的此项危局在先秦时代的中原大地上颇为突出，一方面是地处北半球中纬度生物带的中国，其天然具有旺盛的繁殖能力，另一方面是西高东低的自然地貌下，中国可耕地面积狭小甚至偏低，于是乎人口暴涨和资源有限之间的矛盾激增，如何化解其间产生的人际矛盾成为孔子所面临的重大学术考验。孔子学说中以血缘纽带整顿中国农业文明下社会秩序的基本素质，为中国农业社会的稳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道德力量和社会能量，在其整顿下社会各个体安于自己于社会中的血缘位置，并以此环环相扣构成了中国农业文明的稳定态势。同时，人类农业文明恰发生于氏族部落时代，而其中的社会纽带恰是血缘结构，农户只有协同并进、精耕细作方得温饱，孔子学说找回的远古人类血缘结构的纽带恰与农业文明的延展高度契合，从而进一步加固了中国古代农业文明的稳定性。据此，农业文明的基本文明形态配以血缘化整顿的社会文化，其间在先天素质和内在逻辑上构成了硬态文明与软态文化的匹配性，可见孔子学说恰是农业文明规定下的文化产物，并以如此文化正向反馈于农业文明，最终构成了维系农业文明发展的重要力量。
朱熹曾引用一亭联道“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11]其中所表达的就是对孔子学说历史合理性的高度肯定。孔子学说虽然表达方式直白，然而其理论实质则是对于中国古代农业文明的深刻回应，并以此构建出了一整套维系中国古代农业社会持续稳定发展的思想体系，就结果而言其学说效力维系了中国古代社会近两千余年的有序发展，确实功勋卓著。站在时下回望，依旧清晰可见孔子对于春秋时期中国历史命运发展的明察秋毫，对其学说的实质及其历史合理性作分析，一是对之历史功绩作肯定和尊重，二则是可以以此为范本深刻剖析文化与文明间的内在逻辑，从而为当前中国文化和社会发展提供参考和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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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ssence and Historical Rationality of Confucius ’Theory
ZHANG Jin-long
(School of Marxism,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Confucius lived in the lat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which coincided with the rapid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Hence, the explosive growth of 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 the gradual decline of feudal society and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state, the vicious evolution of world disputes and the moral loss in the world constituted the main background of Confucius’theory. Confucius’doctrine contains three basic theoretical essentials: rectifying the unstable social structure of super-consanguinity by consanguinity ties (Li), maintaining the feudal ideology (Yue), and ruling the country by virtue (Ren), thus establish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octrine and the survival structure of ancient Chinese society. In the end, it shows its profound historical rationality to safeguard the reproduction and survival of the Chinese nation by ethics, guarantee the stability of social structure by suppressing intraspecific competition, and maintain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 by blood ties.
Key words :Confucius’ theory; theoretical essence; historical rationality
中图分类号: B222. 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723X( 2019) 09-0007-06
作者简介: 张晋龙(1988—)，男，河南濮阳人，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责任编辑：李 官〕
标签：孔子学说论文; 理论实质论文; 历史合理性论文; 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