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利高里形象的悲剧力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悲剧论文,形象论文,力量论文,葛利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静静的顿河》的中心主人公葛利高里，从美学上说，是苏联文学史上最光彩照人的形象。
这是一个极其丰满、复杂的人物形象。有多少个评论家，就有多少个葛利高里，正象有多少个评论家，就有多少个哈姆雷特一样，多少评论家都道不尽这一形象的丰富内涵。有说他是哥萨克中农的典型形象的，有说他是反叛者的典型形象的，有说他是历史迷误者的形象的，有说他是真理探索者的形象的，……他们都只说到这一形象内涵中的某一方面或某些方面，但都不是全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庐山如此，活生生的人与活生生的人物形象更是如此。凡是文学史上复杂而矛盾的、光彩照人的人物形象，不同的评论家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看，往往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形象是一个统一整体，单凭某一个评论家的视角与视力，虽然也能得出有价值的结论，但往往很难将其看透看全面。这里需要众多评论家的集体智慧与集体努力。才能逐渐接近全面，接近真理。典型人物形象越复杂，其性格越多向、多层次，越充满矛盾，其认识价值与美学价值就越高。葛利高里就是这样一个多向的、多层次的、充满矛盾的、美学价值极高的典型人物形象，一个动人心魄的悲剧形象。
“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鲁迅）。葛利高里性格中有着许多有价值的闪光的东西。他直率、诚实、粗犷、勇敢，热爱自由、独立不羁，内心世界丰富，具有哥萨克劳动者的魅力。（当然，他同时又粗鲁、愚昧、多疑，具有哥萨克私有者的偏见和保守）。他登场时是一个19岁的英俊少年，长着“棕色”的健康的皮肤，一双有活力的“热情的眼睛”；他热爱劳动，清晨就起来同父亲去打鱼；他善良仁慈，因失手割死一只小鸭而哀怜；他富于正义感，不顾村里人的冷眼，公开站出来保护无端遭到毒打的阿克西妮亚；他目睹哥萨克轮奸妇女、抢劫财物而义愤填膺；他不记私仇，冒死在战场上救了斯捷潘的性命；他无视哥萨克的传统道德爱上阿克西妮亚并和她私奔去当雇工；他富于反抗精神，把少东家和上级小李斯特尼茨基揍得在地上打滚……。他的这些品质一举一动都表现出来。然而到小说结尾时，他身上的这些有价值的东西都毁灭了，心灵空虚了，才三十出头的年纪，却已经白发苍苍，脸色苍白，“瘦得不成样子”，那副“可怕形象”连他最心爱的儿子看了都“惊骇得垂下了双眼”。
“我们把悲剧的实质理解为相对的不可避免性。”①悲剧常常表现为客观规律未被认识的结果或客观规律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发展的结果。悲剧人物的毁灭具有一定的必然性。造成葛利高里毁灭的有三个因素，其一是葛利高里身上潜藏的哥萨克文化的因素，其二是红军和苏维埃政权所犯的“左”的错误的因素，其三是战争的因素。
葛利高里是在哥萨克文化氛围下长大的。自由和土地是哥萨克文化中的两个核心概念，哥萨克把应征入伍视为保卫自由和土地的义不容辞的责任，把军旅生活中的英勇行为看作最高荣誉。葛利高里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负伤住医院时接受了贾兰沙宣传的革命真理，“思想觉醒了”，变成了一个“不安分的人”；但后来他因在战争中表现得出奇地勇敢，得了一枚乔治十字勋章，哥萨克男女老少对他的“讨好、尊敬、钦佩”，又构成了“复杂而精致的毒素，把贾兰沙在他心里播下的真理的种子渐渐毒死，渐渐从他思想上消除”。“他从吃娘奶的时候就养成、培养了二十几年的哥萨克气质，战胜了伟大的真理。”后来渗透着哥萨克文化积淀的自由和土地观念，还使他去寻找第三条道路，走入了哥萨克自治的行列。他反抗红军，就是为了维护哥萨克的自由和土地，幻想哥萨克自治。而这就不可避免地要卷入同白军的联合，尽管他同白军军官格格不入。哥萨克文化给他深深地播下了悲剧的种子。他主观上不倦地寻求真理，客观上同真理背道而驰。这是他深刻的悲剧所在。
红军和苏维埃政权所犯“左”的错误的因素也不容忽视。哥萨克在顿河地区的三次叛乱都与此有关。葛利高里参加了其中的两次。第一次（1918年4月的叛乱）是不由自主地参加的，这次叛乱是红军指挥员波特捷尔珂夫不加区分地把全部被俘的旧军官砍死的“左”的错误和红军违法乱纪（抢劫财物、强奸妇女）行为所激起的。第二次（1919年春天维约申斯克的叛乱）是自觉地参加的，这次叛乱的导火线是鞑靼村苏维埃政权的过“左”政策，小说所反映的是托洛茨基伙同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布）顿河委员会主席斯·塞尔佐夫等人搞的“分化顿河”的行动。他们向哥萨克军团号召：凡是放下武器的人，都保证其安全参加和平劳动或参加红军部队。于是数十个哥萨克军团（5万人的队伍）开放了自己的战线，红军一枪未发便挺进列维约申斯克并渡过了顿河。事后不到一个月，托洛茨基向南方战线的革命军事委员会下达命令，要求各团里建立革命军事法庭，用大规模的镇压手段对付所有放弃100俄里长战线的哥萨克。这一错误为邓尼金白匪军所利用，酿成了这次叛乱。②小说中葛利高里被定为苏维埃政权明天的敌人，他为了躲避红军逮捕而参加了这次暴动。两次参加暴动使他在迷途上越陷越深，成了他不由自主地走向悲剧性结局的重要因素。
造成葛利高里的毁灭的最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因素是战争。战争对葛利高里来说，包括非正义战争，也包括正义战争，葛利高里没有能力将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区分开来。战争这只野兽，大量吞噬着人的生命，苏联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期间，“在鞑靼村里没有一家不死人的”。我们通读小说，会感受到这样一种情绪：把造成人类相互仇恨、相互残杀的战争永远结束掉该有多好！然而人类又暂时消灭不了战争，形成了“历史的必然要求与这个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的悲剧冲突。葛利高里对娜塔莉娅忏悔时说了这样的充满悲苦的话：“我身上涂的别人的血可太多了，对于什么人我都没有怜惜的心啦。……战争把我的一切都吸干啦。我自己都害怕自己啦。……如果往我心里看，那是一片漆黑，好象在一口枯井里。……”葛利高里后来疲惫不堪地回到自己的村子里，希望把红军和白军都忘掉，仅仅和阿克西妮亚一起在自己土地上生活和劳动，可是这也做不到。他在遭到逮捕的威胁下逃出村子，不得已参加佛明匪帮。他带着阿克西妮亚跑出来，阿克西妮亚在途中被打死了。他用马刀挖坑把她掩埋之后，在墓旁跪了半天，当他好象从一场恶梦中惊醒过来，抬起头来看见自己头顶上的是“一片黑色的天空和一轮耀眼的黑色的太阳”。他内心充满了多少痛苦啊！他把随身携带的枪支弹药扔进滔滔不息的顿河，急切地向自己家园走去，回到家，一家人都死光了，只剩下小儿子米沙特卡了。“这就是他生活中剩下的一切，这就是暂时还使他和大地，和整个这个太阳的寒光照耀下，光辉灿烂的大千世界相联系的一切”了。战争啊，战争，战争使葛利高里丧失了属于他的一切！这是战争中的葛利高里的悲歌，从作品扩大的氛围看，这也是战争中人类的悲歌。正因为如此，才那么扣人心弦，那么憾人心魄，产生那么强烈的悲剧审美效力。
叔本华说：“只有表现巨大痛苦的才是悲剧。”但这话并不全面，因为并不是一切痛苦都能唤起我们的悲剧情感。悲剧，诚然是一种痛苦的综合，但作为悲剧，还需要有对待痛苦的方式。马斯特在他的《悲剧》中指出：“如果痛苦落在一个生性懦弱的人头上，他逆来顺受地接受了痛苦，那就不是真正的悲剧。只有当他表现出坚毅和斗争的时候，才有真正的悲剧。”葛利高里的悲剧的特色，就鲜明地体现在他对外界社会环境的沉重压迫，表现出一种顽强的抗争精神和坚毅品质，是经过一系列顽强的抗争之后才以失败告终的。
葛利高里的抗争鲜明地表现在对人生道路，对真理的不断探索上。他出场时是一个无忧无虑的小伙子，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生活方式来了个根本转变，他被置于尖锐的社会冲突中。他开始思考战争的问题。他看到许多哥萨克丧生在加西里亚等战场上，“怀着苦恼竭力要搞清历史事件的真实内容”，苦苦思索人为什么“变得比狼还坏”，为什么“四周都是仇恨”？他得了乔治勋章之后，军功荣誉模糊了他的视线，但他并未把内心世界闭锁在最初的等级观念的圈子里，他总是处在愈来愈强烈的探索之中，以致于考佩洛夫会感到迷惑：“一方面你是一个拥护旧时代的战士，另一方面——请你原谅我说话尖刻——又有点儿象个布尔什维克。”他受到波特捷尔柯夫的影响后参加了红军，和波特捷尔柯夫一起为人民政权而斗争，但后来又脱离这条正确的道路参加了叛军队伍。在叛军中他内心还是在斗争着：“这是财主和穷人的斗争，并不是哥萨克和俄罗斯的斗争”。他模糊地然而痛苦地感觉到他在叛军中所进行的斗争有着反人民的倾向。他当上叛军师长后，有一个念头总使他不安：“我是去反对什么人呢？是反对人民……谁是对的呢？”因此库金诺夫觉得他“是一位还没有完成的布尔什维克”。他一直在顽强地探索着。……不过，他主观上顽强地探求真理，探索人生的正确道路，但结果却离真理越来越远，最终并没有找到正确的人生道路。一个精力充沛，富有才华，内心丰富的人，最终变成了孑然一身，心灵空虚，无用的人，内心力量和生活兴趣无可挽回地消失了。这不能不引起读者深切的惋惜和同情。在惋惜和同情的过程中得到深刻的悲剧审美享受。葛利高里的探索尽管受到种种主客观因素的制约而失败了，但他在探索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崇高人格力量和精神力量却使人敬佩和景仰。他尽管没有找到真理，没有找到正确的人生道路，但他对真理，对正确的人生道路的不倦探索，却表现出一种动人心魄的崇高美。
葛利高里的悲剧特点还鲜明地表现在他的内心矛盾与斗争上，表现在他的动人心魄的心灵运动上。肖洛霍夫曾在一次接受采访的谈话中说过：“对于作家来说，最重要的——也是最需要的——是传达出人的心灵运动”。③传达出人的心灵运动，特别是葛利高里的心灵运动，是《静静的顿河》特别感染人的奥秘之一，也是葛利高里形象特别感染人的奥秘之一。葛利高里的心灵运动，作者从其爱情生活和政治生活两方面作了传达。
葛利高里的心灵运动始于对爱情的追求与向往，结束于对爱情的破灭和对人生的绝望。他对爱情的追求所产生的欢乐与痛苦，希望与绝望，展示了他内心世界的一个重要方面。他在爱情的追求中冲破了哥萨克一系列的生活习俗。他毫不掩饰他的感情，公开自己同阿克西妮亚的关系。当然，他究竟是在哥萨克社会长大的，不得不尊从父命，娶了娜塔莉亚为妻。但婚后他仍在思念阿克西妮亚，这种思念成了一种“刺心的相思之情”。在思念中，“象开得很晚的叛逆的花朵一样的阿克西妮亚的爱情”象神话一般展现在他眼前。他终于不顾一切地同她双双出走，去李斯特尼茨基家当顾工。他发现少东家和阿克西妮亚的奸情之后，狠狠地报复了少东家，也鞭打了阿克西妮亚，之后离开阿克西妮亚回到妻子娜塔莉娅身边。然而他未能割断对阿克西妮亚的思念。在战争中，当他心中哥萨克的光荣和战争的荒谬性发生尖锐矛盾时，他“怀着刀割一般的疼痛”想起阿克西妮亚。当彼特捷尔柯夫不经审判抢杀俘虏，葛利高里陷入苦闷彷徨时，他好几次想到了阿克西妮亚。他在同伊万·阿列克塞耶维奇就苏维埃政权问题争论，发生冲突之后，他“梦见了阿克西妮亚”，梦中“他的心花怒放了，感情洋溢着，他怀着往日那种苦闷的爱情爱着阿克西妮亚”。他参加暴动后，良知和哥萨克偏见发生冲突，感到自己的道路走得不对头时，他又在回忆中“看到了阿克西妮亚，他心里想：‘亲爱的人！忘不掉的人呀！’”……葛利高里的心灵运动揭示他对阿克西妮亚爱得那么执着，那么专一，那么纯真，那么深刻。在政治斗争中，他内心越矛盾，越苦闷，就越加思念阿克西妮亚，从对阿克西妮亚的思念中寻找慰藉。在暴动后期，他对周围的一切都心灰意懒了，阿克西妮亚成了“他生命上所留下的唯一东西”了。他在不得已加入佛明匪帮之后，阿克西妮亚的爱情成了他全部生活的支柱和寄托。因此，当阿克西妮亚被打死后，他会感到那么痛苦，精神彻底崩溃下去。这种悲剧效力之强，这一形象在这方面的悲剧美之鲜明，是很难用几句话表述得了的。
葛利高里动人心魄的悲剧性的心灵运动更多地表现在政治思想领域。他在战场上第一次杀人以后，内心展开了激烈的冲突，他对哥哥说：“彼得罗，我的心里痛苦死啦。现在我就象一个半死不活的人。”“良心使我非常难过。……我为什么要砍死这个人呢？”他接触贾兰沙并接受他所宣传的革命真理之后，“从前葛利高里意识所依靠的那些基础都化为灰飞了”。“思想使葛利高里的单纯而朴素的脑子感到疲劳，受到压迫。他东冲西撞，寻找出路，寻找着解决这个他的智力难以胜任的问题的答案，而在贾兰沙的答案里得到了满意的答复。”他开始了对人生正确道路的认真探索。但当他获得乔治勋章，倍受村里人尊敬时，“那种培养了二十几年的哥萨克气质”，又“战胜了伟大的真理”。“他心里一方面和战争的谎谬性不妥协，一方面又忠实地保卫着哥萨克的光荣”了。但他内心里是极其矛盾的。以致于“他再也不能象从前那样欢笑了”……等等等等。波澜曲折的，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内心矛盾运动，把葛利高里形象的悲剧美充分展示给我们，任我们尽情体验与享受。
葛利高里的内心矛盾运动揭示他有足够的勇气正视自我，力求纠正自我。他最重要的性格特征，用作者的话说是“力量和真诚”。小说第四部结束时，葛利高里激动地自言自语：“……我总是羡慕小李斯特尼茨基和我们的珂晒沃伊那样的人……他们从一开始就什么都清清楚楚，但我到如今还是什么都糊糊涂涂。他们两个人都有自己的阳光大道，有自己的目的地，可是我从1917年走的就是一条弯路，我象醉汉一样摇摇晃晃，……从白军中逃出来了，但是也没有靠拢红军……在白军司令部里，我是一个外人，他们始终对我怀疑。可是怎么能不这样呢？我是一个庄稼人的儿子，一个没有文化的哥萨克——我是他们哪一门亲戚呢？他们不会相信我的！可是后来在红军里面也是这种样子，我看出来这里的委员和共产党员们对我是怎样注意啦……我打仗的时候，他们的眼睛牢牢地盯住了我，每一步都在防备我……我看到了这种情形，我的心就凉了半截。后来我实在忍受不了这种不信任的态度啦，要知道如果火烧得太热，石头也会爆炸的。”这是十分真诚的声音。葛利高里的动摇和怀疑，不单单是中农那种简单的“思想上的糊涂”造成的。他后来站到了“两种原则的交界处”，对白军和红军都持否定态度，抱着走第三条路的幻想，也不单单是中农的动摇性造成的。对葛利高里来说，想走第三条道路带有一定的必然性。一方面哥萨克军官伊兹瓦林关于“顿河自治”的思想同他的哥萨克气质是一拍即合的，他极力想为顿河自由和土地而斗争；另一方面珂晒沃伊的“左”的行为又妨碍了他彻底向珂晒沃伊一边靠拢，尽管他内心比较“倾向”于珂晒沃伊一边。对哥萨克来说，历史的必然要求是走靠拢红军和苏维埃政权的道路，对葛利高里来说，这个要求实际上又不可能实现。这就构成了他的悲剧冲突的根本内容。实际上是，他越为“哥萨克真理”（为哥萨克自由和土地）而斗争，他同人类的伟大真理的距离就越远，他就越不由自主地走向悲剧结局。这是这部作品最憾人心魄的悲剧力量的所在。
这种悲剧力量在小说结尾时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但我们读完小说结尾之后，回忆一下在此之前葛利高里已意识到他生活的幻灭的一个情节，对他命运的悲剧性的强烈程度还可以加深体验。他曾做过这样一个梦：“……葛利高里梦见了辽阔的草原，已经全线展开准备发动攻击的团队。当他想到鞍子上的马肚带还没有系紧的时候，从远处某个地方已经传来了拖长的号令声：‘上……马……’他使劲蹄了一下左脚脚蹬，他跨下的马鞍滑动了一下……他突然感到一阵差耻和恐惧袭来。他跳下马来，想要系紧马肚带，这时他听到了骤然踏响并急速远去的马蹄的哒哒声。在没有他指挥的情况下，全团发起了冲锋。……”
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在经过一系列思考之后，葛利高里已意识到自身的毁灭。因此他才会把步枪和子弹扔进滔滔顿河，在未必能够指望得到赦免，未必能指望在村子里过上和平的劳动生活的情况下，决心投向那可怕的未知深渊，回到自己的村子里来。这时，我们对他的同情的悲剧感情，就达到了沸腾的程度。
那个充满力量和激情的、具有高度智慧和罕见心灵财富的、那么朝气蓬勃的葛利高里已经不在人世了，他的灵魂已经烧焦了，就象被野火烧焦的草原一样。是什么东西把他的灵魂烧焦的？尽管众说纷纭，但有一点是无可争议的，那就是它是在战争中烧焦的，战争是烧焦他的灵魂的最大一把火，这一形象是紧紧地笼照在战争的阴影下的。那么，作品通过这一人物表现的是否只是一个人的命运？抑或是一类人的命运？抑或是人类的命运？人们在对葛利高里的毁灭表示深深惋惜与同情的同时，也在深深地思考着这一问题。让我回到前面提到的一个观点上：是否可以说，这一形象虽以个别形式出现，但由于它有机地存在于时代这一总的构想中，这一形象已升华到世界性悲剧的程度呢？已升华到战争中人类悲歌的悲剧性的程度呢？答案看来是肯定的。我们联系一下肖洛霍夫的小说《一个人的遭遇》来思考，答案似乎就更清楚了。
注释：
①《肖洛霍夫研究》，孙美玲编选“外语教学与研究”1982年版第117页。
②《肖洛霍夫研究》，孙美玲编选“外语教学与研究”1982年版第85、86页。
③《苏维埃俄罗斯报》1957年8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