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内生形成、治理缺陷及欧元币制演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币制论文,欧洲论文,主权论文,债务论文,欧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出现与演变有其内在的形成机制，是欧元区内部以希腊为代表的小规模开放经济体政府财政汲取能力相对弱化与财政预算支出硬约束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的必然产物，反映了欧元区内部政府债务风险治理机制存在的根本缺陷，并从主动与被动两个层面推动着欧元区货币体制的重构与演化。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最基本的特征，表现为欧元货币体制下缺乏除财政手段以外的必要的债务偿还融资工具、信用下降且难以及时获得救助而导致主权国家政府债务违约，是跨主权货币区与跨主权货币体制内在治理缺陷发展与演化的结果。只有把握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形成的内在机制与外部条件，才能透彻了解欧元区经济与欧元货币体制在治理主权债务危机方面存在的根本缺陷，充分把握并预期欧元货币体制重构与演化的未来方向。
在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发生前，国际学术界就有相关文献从信息、投资与信用等角度分析主权国家的债务违约与救助问题，①甚至有文献利用1998-2005年间俄罗斯、乌克兰、巴基斯坦、厄瓜多尔、阿根廷、乌拉圭等国的相关数据进行实证研究。②遗憾的是，学术界把发展中国家的主权债务违约与救助问题作为关注的重点，极大地忽视了发达经济体，特别是美国与欧元区国家可能出现的主权债务违约现象与救助问题。例如，有文献专门针对1994-1995年墨西哥债务危机构建自我实现的模型进行分析。③直到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对以美国、欧盟和日本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产生持续冲击与影响后，特别是2009年出现了希腊主权债务危机，发达国家主权债务危机及其救助问题才引起西方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并开始出现相关研究成果④，甚至有文献使用相关统计数据分析了2009-2010年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⑤可能导致的欧元失败问题。经过对现有文献的梳理，笔者认为，当前西方学术界对于发达国家主权债务危机及其救助问题研究的缺陷和不足主要包括：一是缺乏严密的理论逻辑对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形成与演变进行系统的内生解释；二是从治理机制演化角度分析欧元区货币体制重构与演化方向的文献较为缺乏。由此，本文尝试构建一个理论框架对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形成与演变进行内生解释，并从货币治理机制演化角度分析欧元货币体制的重构与演化问题。
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形成与演变的内生解释
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形成与演变具有内在机制与外部条件。内在机制是指导致危机的内部因素及其互动影响机制，外部条件是指危机形成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直接原因在于，以希腊为代表的欧元区南部整体竞争力较弱的小规模开放经济体国家财政赤字持续积累，并导致政府信用下降与债务违约。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以希腊为代表的这些欧元区南部国家经济体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甚至衰退，主权国家总财富生产与获取能力的相对下降，进而使政府财政汲取能力下降，在财政支出扩张刚性激励与财政支出收缩刚性阻碍条件下无法从市场和外部组织机构获得必要的债务融资，最终导致主权国家信用大幅下降与债务违约现象出现。本文将构建一个小国开放经济理论模型，对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形成与演变进行内生解释。
现假定在一个货币区中，一个代表性开放经济小国的任期制中央政府，执政时期为t∈[0，T]，其执政期间的主要目标是维护政局稳定，通过向民众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来赢得选民支持，同时也尽可能保持财政收支平衡，维持一定的经济增长率与就业水平，中央政府在国内外发行债务受到本国的法律约束和主权信用约束。据此，可以假定代表性国家中央政府在任期内的总效用函数为：
表示中央政府向民众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的支出越高则越能提高民众对中央政府的政治支持，就业率越高则政府越能赢得民众的政治支持，债务总额越高则政治支持越低。现解如上不等式约束条件下的最优化方程。引入拉格朗日（Lagrange）系数
、
，构建拉格朗日方程，根据Kuhn-Tucker条件，可以得到下面两式：
从上面式子（i）可以看出，对代表性小国的中央政府而言，保持产出水平与支出之间的平衡是最优选择，从式子（ii）可以看出，储备资产带来的边际主权信用满足一定条件时可以实现代表性国家中中央政府政治支持效用的最大化，这些条件主要涉及中央政府的公共支出规模、储备资产规模、债务规模与宏观经济产出规模。一般而言，一国的产出水平与支出规模很难达到绝对均衡状态，要达到相对平衡状态也需要协调好各种变量与利益关系。短期而言，一国的产出水平、支出规模和储备资产规模变化具有一定的历史惯性和稳定性，债务规模、储备资产规模与主权信用则是中央政府容易调整与控制的变量。因此，当债务规模急剧扩大、储备资产规模因为出现国际收支逆差而日益缩小之时，一国中央政府为了在执政期间获得最大的政治支持以最大化其利益，选择主权债务违约是最优政策选择。据此，主权债务危机便内生形成。
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是以希腊为代表的欧元区经济竞争力相对较弱的小规模开放经济国家，在财政汲取能力下降、财政支出刚性约束条件下解决主权债务矛盾的内生政策选择的必然结果；也是代议制民主政治体制与全球性经济失衡双重约束下，开放经济小国政府丧失货币政策工具后最优化自身政治经济利益的自生行动的内生结果。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形成与演变的内生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开放经济小国财政汲取能力相对或绝对弱化的内生性。全球贸易投资一体化与欧元区市场一体化程度的提高推动了生产要素跨国流动配置的规模与地理空间范围，形成生产要素地理空间再配置效应与产业转移效应，导致欧元区南部竞争力相对较弱，小规模开放经济体的税源流失与政府财政汲取能力相对或者绝对弱化。资本等生产要素从平均报酬率相对较低的发达经济体向较高的新兴经济体转移，同时存在着同一货币区的生产要素从平均报酬率较低的产业部门向较高的产业部门转移。以希腊为代表的欧元区南部国家在经济全球化与欧盟一体化的冲击下，生产要素向新兴经济体和以德国为代表的欧元区北部产业竞争力相对较强国家的转移，导致这些小规模开放经济体要素外流以及产业的外向转移，甚至出现产业空心化与实体经济萎缩现象。最终结果便是在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出现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甚至出现低速或者负增长状况，国际收支逆差与失业率同时上升，政府财政汲取能力出现相对甚至绝对下降的状态。
第二，开放经济小国福利保障及财政支出突破预算约束的非理性扩张的内生性。在由发展程度差异性较大的多个主权国家共同组成的跨主权货币区中，随着货币区贸易投资与市场一体化程度不断提高，发展程度相对落后的经济体的社会保障与福利水平存在向发展程度相对较高经济体趋同的内在激励机制，使得相对欠发达成员国福利支出脱离与实体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水平，赤字财政随之出现。在代议制民主政体下，执政党派在选票利益最大化的内在激励与选民福利偏好最大化的外部约束条件下，有着竞选期间承诺社会福利支出最大化、执政期间财政支出最大化的经济与政治利益诉求，由此出现财政赤字不断扩大与主权债务风险积累的现象。当财政赤字与主权债务风险积累到弱化政府信用并出现债务清偿违约时，主权债务危机便出现了。
第三，开放经济小国政府债务融资与清偿能力弱化的内生性。在欧元区货币制度条件下，主权国家出现财政赤字和主权债务违约风险时，因为缺乏货币政策工具，使得成员国政府在金融货币市场上的融资能力、债务转移与重组的能力进一步弱化。成员国政府主要通过债券市场和金融组织融资，融资渠道的有限性与对少数融资工具的过度依赖必然导致应对突发性债务风险与危机能力的弱化。同时，欧元区成员国之间，特别是以德国为代表的北部发达成员国和以希腊为代表的南部相对欠发达成员国之间，因为不存在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与救助机制，限制了小国、弱国出现债务危机时快速从大国、富国获得财政救助的能力。当主权国家政府因为债务融资与清偿能力弱化导致主权信用下降、主权债务违约发生时，主权债务危机便开始形成。
事实上，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欧元区各成员国之间在区域发展政策、对外贸易与投资、财政制度、金融市场与宏观政策等方面存在着交互影响效应，突出表现在四方面：一是欧元区南部以希腊、葡萄牙为代表的小规模经济体，在与德国、法国为代表的大规模经济体的市场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诱发货币区内部的财政资源转移，为小国主权债务危机埋下隐患；二是欧元区不同成员国的财政制度方面存在较大差异，阻碍了货币区内统一公共财政体系的构建，例如法国的中央集权财政体制与德国联邦财政体制之间存在显著差异；三是欧元区各成员国之间在比较优势与资源禀赋方面存在着显著差异，导致贸易与产业在不同成员国之间的转移，对比较优势与资源禀赋优势较弱的成员国造成挑战；四是欧元区成员国金融市场相互开放程度的提高，降低了资本跨成员国之间流动的成本，金融市场开放与资本流动性增强必然给成员国财政融资带来不确定性和风险。当然，对于同一货币区中经济规模、地理区位、经济发展与金融市场差异较大的成员国，出现主权债务危机的内在原因与内生机制必然表现出一定差异性，但政府财政汲取能力相对弱化与财政支出的非理性扩展之间的矛盾是主要原因。
三、危机治理缺陷的根本原因及政治经济表现
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出现与演变表明欧元区危机治理机制存在根本缺陷，在政治经济领域的表现最为明显。欧元区作为一个由主权国家构成的统一货币经济区，各成员国把货币发行权和宏观调控权让渡给欧洲中央银行，财政政策工具成为各成员国政府调控社会总供求与宏观经济运行的主要宏观政策工具。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治理机制存在的根本缺陷表现在如下五个方面。
第一，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实施主体分设导致宏观经济政策目标错位与政策工具错配，进而催生主权债务积累并弱化了主权债务危机的救助能力。欧洲央行（European Central Bank，ECB）拥有超国家的货币发行权与货币政策工具，但缺乏与之相协调配合的财政政策工具。成员国政府拥有财政政策工具，但缺乏与之协调与配合的货币政策工具。欧洲央行的主要职责是发行欧元货币、管理欧元区利率与货币储备、制定欧元区货币政策，其主要的宏观政策目标是维护欧元区货币稳定，利率调控是主要的政策工具。对于任何主权国家或者经济体，经济增长、充分就业、货币及物价稳定与国际收支平衡都是主要的宏观经济政策目标。欧元货币经济区的主要宏观政策目标包括主权国家的经济增长与充分就业政策目标，以及欧洲央行的货币与物价稳定政策目标，两者在特定政治经济条件下存在某种程度的相互替代性，导致欧洲央行与主权国家在宏观经济政策目标方面的冲突和不确定性。另一方面，主要依靠利率工具的货币政策在没有成员国政府宏观政策工具配合的情况下，要在整个货币区实现稳定货币与物价的宏观政策目标同样面临着政策工具不足与工具组合缺乏的风险。仅依靠财政政策工具而缺乏有效的货币政策工具，使成员国政府的经济增长与充分就业目标也面临着政策工具缺乏与不匹配的风险。
第二，货币政策的大国偏好与主导，以及小国政府的政策对冲，使货币政策缺乏灵活性、针对性与有效性，强化了小国政府的财政政策依赖，诱发其债务风险积累。欧洲央行在制定稳定货币、抑制通货膨胀的宏观货币政策时，必须首先考虑作为欧元区主要国家，特别是德国和法国的宏观经济状况，而德国和法国作为欧元区的大规模开放经济体和主要政治力量，对欧洲央行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也能够施加更大的影响力，由此形成欧元区货币政策制定与实施中的大国偏好和主导效应。同时，以西班牙、葡萄牙、爱尔兰为代表的欧元区小规模开放经济体因为在整个货币区中所占的比重相对较小，经济与政治影响力也相对较弱，往往成为欧元区货币政策调控的非主要关注地区，由此导致欧洲央行货币政策与这些经济体实际运行脱节，甚至产生消极影响效应。上述国家为了弥补欧洲央行货币政策的非有效性、非针对性和消极影响效应，必然更加依赖财政政策工具的使用，而货币政策工具的缺乏进一步强化了这种依赖性。小国对财政政策的过度依赖在财政收支盈余或者平衡时不存在风险，但当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导致国内总供求不平衡加剧时则必然导致主权债务风险积累，而且会在特定条件下引发主权债务危机。
第三，大国与小国之间、发达经济体与欠发达经济体之间缺乏有效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货币一体化的收益与风险的不平衡性和不对称性无法通过国家间的财政转移支付加以缓解和再平衡时，必然引发成员国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导致主权债务危机发生后的救助困难。虽然货币一体化为成员国产品交易提供了更大的市场空间，促进了要素跨国流动与配置和成员国间的产业转移与产业分工，但不同经济规模、资源禀赋与产业分工的成员国从货币一体化中获得的收益和承担的风险存在差异，必然出现不平衡性与不对称性特征。德国作为欧元区第一经济大国，在货币一体化中得到收益最多，欧元区的成立为德国制造业产品的出口提供了一体化的市场条件，使德国持续保持贸易大国、经济大国与财政大国地位。以希腊、葡萄牙、爱尔兰为代表的小规模开放经济体，因为经济基础和产业竞争力相对较弱，在同一货币区的市场竞争力中处于不利地位，由此承担了货币一体化的较多风险。要维持货币区稳定运行，需要建立高效、公平与有序的发达与欠发达成员国之间的财政平衡与转移支付机制，实现风险共担与收益共享。
第四，缺乏高效的主权债务危机管理机制与决策实施团队。欧元区各成员国拥有独立的国家主权和税收与财政支出权力，欧洲央行主要负责货币区的货币发行和制定货币政策。欧盟作为跨国一体化组织，其组织结构与效率直接影响到欧元区经济发展。在欧盟组织机构中，还缺乏常设的处理主权债务危机问题的专门机构和决策实施团队。欧洲理事会作为欧盟的决策机构，主要关注欧盟内部建设和对外政策；欧盟委员会作为常设执行机构，主要负责处理欧盟日常事务，欧洲议会作为监督与咨询机构，拥有部分预算决定权。为了应对欧洲主权债务危机，2010年5月9日由欧元区17个成员国共同创立了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uropean Financial Stability Facility，EFSF）；2011年，欧洲稳定基金规模扩大并把其上限提高到1万亿欧元。但受资金筹措和各成员国国内政治经济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该基金在援助发生主权债务危机的成员国方面仍然行动迟缓且效率低下。
第五，容易受来自货币区外部的冲击并在区内产生传染效应，货币区内部危机治理机制与外部危机治理机制之间协调困难。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形成与演化的。欧元区作为跨主权国家的大规模开放经济体系，外部金融风险可以通过多种渠道、以多种方式扩散到该货币区，该货币区任何成员国出现主权债务风险都有可能迅速传染给其他成员国。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最早在希腊出现，而希腊之所以能够成为欧元区成员国，得益于其与国际投资银行的金融交易合作，但这种金融交易合作本身隐含了风险。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政府主权债务风险积累到一定程度便引发主权债务危机。希腊主权债务危机发生后，迅速波及与其具有类似经济结构的葡萄牙、爱尔兰、西班牙与意大利，导致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整体性爆发。欧元区的金融机构和政府部门是希腊、葡萄牙、爱尔兰、西班牙和意大利等危机国家政府债券的主要购买者，这些经济体出现的主权债务危机必然通过多种传染渠道拖累整个欧元区经济。因此，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治理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参与和努力，但欧元区内部危机治理机制的不健全、低效与混乱，进一步阻碍了国际社会中具有危机救助能力的新兴经济体，尤其是金砖国家和G20成员中尚未受债务危机影响的国家。
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对欧元区成员国的政治经济影响表现出较大差异性，以德国为代表的欧元区北部发达经济体受到的冲击相对较小，以希腊为代表的欧元区南部相对欠发达经济体受到的冲击较大。现以德国、希腊两国的失业人口与失业率两组数据进行对比分析。从2010年第三季度到2011年第二季度的数据可以看出，德国失业率人口从2010年第三季度的279.69万人下降到2011年第二季度的247.2万人，失业率从2010年第三季度的6.7%下降到2011年第二季度的5.9%，希腊失业人口从2010年第三季度的62.19万人上升到2011年第二季度的81.08万人，失业率从2010年第三季度的12.4%上升到2011年第二季度的16.3%，表明在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期间，德国的失业人口和失业率保持下降趋势，而希腊处于上升趋势（见表1）。
从表1可以看出，2006-2010年间，德国的失业总人数从2006年的424.86万人下降到2010年的294.55万人，失业率从2006年的10.2%下降到2010年的7.1%，相反，希腊的失业总人数从2006年的43.45万人上升到2010年的62.82万人，失业率从2006年的8.9%上升到2010年的12.5%。这表明，无论是从季度数据对比还是从年度数据对比，即使在金融危机与主权债务危机情况下，以德国为代表的北部大规模发达经济体的就业状况好于以希腊为代表的南部相对欠发达经济体的就业状况。根据表1的数据可以得到图1。
从图1可以看出，2006-2011年年度数据与月度数据都显示出德国失业率的总体下降态势，希腊失业率则处于总体上升态势，主权债务危机与欧元区危机治理存在的缺陷是导致上述结果的重要原因。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治理缺陷产生的直接经济后果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发生主权债务危机的欧元区南部成员国与经济金融状况相对稳定的北部成员国之间的贫富分化以及发展差距的进一步扩大，成员国间的经济与金融利益冲突与矛盾凸显；二是欧元区内部的要素流动、产业转移与市场一体化对成员国的影响效应差异性大，成为货币区经济一体化推进的新障碍。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治理缺陷的直接政治后果同样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危机国家与非危机国家的政府间和民间的政治信任受到冲击和弱化，欧元区小国与大国、发达经济体与相对欠发达经济体之间的政治分化与利益集团重组日益显性化；二是欧元货币体制与欧盟政治制度设计的僵化、低效与缺陷充分暴露，对欧元区发展和欧洲政治制度安排提出了新的挑战，也产生了新的政治矛盾，甚至是政治僵局。
四、欧元货币体制改革、重构与演化方向
欧元货币体制只有通过改革才能应对全球化背景下的各种挑战，妥善化解主权债务危机给单一货币区的稳定运行带来的风险。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出现既是全球化背景下要素跨国流动、产业跨国转移和国际市场竞争的结果，也是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和影响的结果，更是欧元货币体制及其危机治理机制存在缺陷的表现。为了阻止当下的主权债务危机进一步恶化，欧元货币体制的改革被提上日程。欧元货币体制改革、重构与演化受到货币区内、外部诸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但整体趋势和方向是可以预期的。
第一，欧元区成员国中从货币一体化中获益的利益集团，成为维持欧元区的基本力量，欧元作为一种跨主权的单一货币不可能退出历史舞台。无论是以希腊为代表的危机国家还是以德国为代表的非危机国家，都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以多种方式享受到货币一体化带来的利益，虽然各国不同社会阶层和利益集团的货币一体化利益差异明显，也存在受损阶层和利益集团，但货币一体化的总收益大于总成本，欧元区仍然具备应对主权债务危机、补充受损利益集团的长期潜在能力。
从图2可以看出，自希腊于2000年加入欧元区并成为欧元区第12个成员国以来，其国内生产总值（GDP）表现出整体上升态势，如果以2005年GDP为100，在国际金融危机发生的2008年，希腊国内生产总值也达到了111.9。2000-2010年间，德国作为欧元区最大经济体，其国内生产总值持续稳定增长，说明德国放弃本国货币马克并没有导致经济增长速度下降或者放缓。正是因为欧元区的建立给各成员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创造了稳定汇率基础与跨国市场环境，在欧元区成员国中形成了一个稳定的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集团成为维持欧元区的基本政治经济与社会力量。
第二，欧元货币体制将顺应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趋势，在内生激励与外部推动下进一步完善与发展，但难以完全消除其存在的根本治理缺陷。欧元区本身就是区域一体化、经济全球化及国际政治经济演进的产物，不可能脱离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演变的背景与趋势。欧元货币体制存在的治理缺陷是国际社会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除了货币区成员国外，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特别是以美国、日本和英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以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和南非等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以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代表的国际组织，都对欧元区货币体制改革抱有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期待，并可能采取各种策略和行为来应对、参与欧元区货币体制改革与重构。欧元货币体制存在的问题和缺陷不可能仅凭成员国的力量就能够消除。同样以欧元区两个代表性国家——德国与希腊为例，国际金融危机期间两国经济增长与发展都受到国际金融动荡的影响而表现出较大的波动性，如图3所示。
从图3可以看出，在2007-2010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德国与希腊国内生产总值季度数据表现出较大的波动性，但两国国内生产总值波动幅度和方向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德国国内生产总值季度波动幅度相对较小，经济增长趋势显著，宏观经济运行相对较为平稳。希腊国内生产总值季度波动幅度相对较大，经济增长趋势不明显，宏观经济运行的波动性、风险性与不确定性特征明显。欧元区成员国，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国都在适应全球化的冲击与挑战，顺应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与秩序调整趋势，在欧元货币体制改革与重构中调整自己的利益与行为，但是取得的效果各有差异。
第三，欧元货币体制重构与演变过程也是一个成员国之间货币与金融利益结构的再调整过程，冲突和矛盾将贯穿始终。为了控制主权债务危机风险和应对全球化市场竞争带来的挑战，改进货币区内部治理结构，需要调整现有的货币利益格局，改变成员国在单一货币区中货币收益与成本不对称与不平衡问题，在成员国之间形成一定的财政转移支付机制与制度是弥补危机治理缺陷的重要方面，这必然会引起财政转移支付输出国民众的反对，金融机构对出现主权债务危机国家的政府债务减免与债务重组也将面临更多的障碍。主权债务危机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债务清偿信用下降，在债券市场上表现为政府债务利息率的上升。这可以通过政府债务利息率差异及变化趋势来分析同一货币区中主权债务危机国家与非危机国家政府信用差异与信用矛盾。图4描述了2006-2010年德国、希腊的政府债务利息率的变化及其差异。
从图4可以看出，2006-2010年间，德国政府债务利息率、通过债券市场融资的成本都始终低于希腊，德国政府信用始终高于希腊政府。随着欧元货币区的进一步扩大和一体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德国政府债务年利息率表现出总体下降态势，希腊政府的债务利息率表现出逐年上升态势，德国与希腊政府的债务利息率差值从2006年的0.31%扩大到2010年的6.35%，扩大了约20倍。正是因为在主权债务危机中的政府信用差异与债务融资成本差异，导致成员国对待主权债务危机的态度、救助方式和利益分配存在分歧和矛盾。可见，欧元货币体制改革与重构过程中的各种利益冲突和矛盾将贯穿始终。
此外，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出现了由欧元区边缘小国向核心大国扩散的效应。随着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持续演变，欧元区的四个大国西班牙、意大利、法国和德国也受到冲击。2011年10月7日，意大利与西班牙的主权债务评级被降级反映了欧元区大国出现主权债务危机的苗头；2011年11月23日，德国发行国债面临市场冷遇则反映了欧元区最大经济体也受到主权债务危机冲击；2011年12月1日，法国主权信用评级被下调反映了欧元区第二大经济体面临主权债务危机的风险。这种现象显示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演变的三个新特征：一是由少数国家危机向多数国家危机转化；二是由成员国危机向货币区危机转化；三是由主权债务危机向银行债务危机、金融市场危机与经济危机转化。同时，不能排除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向欧元区外部扩散的可能性。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欧元货币体制改革、重构与演变将主要在多方面展开与推进，主要涉及如下六个领域：一是在得到德、法两个主要成员国支持、不过分损害各成员国公共财政体系和财政利益的条件下，可能出现分阶段、分步骤、分领域地渐次推进欧元区公共财政体系构建及制度安排，以便为本货币区公共事务提供财政支持，最终形成欧元货币区公共财政体系，构建与货币区宏观货币政策工具分工配合的货币区宏观财政政策工具；二是欧元区在不断有新成员国加入的情况下，可能形成成员国退出机制和激励约束机制，对成员国特别是对小国与新加入成员国的财政政策、社会福利与保障政策进行规范与约束；三是由欧洲央行主导的货币区宏观货币政策的灵活性和政策工具组合将进一步强化，在特定条件下以特定方式给予成员国一定的货币政策工具授权，以便成员国能够应对可能出现的收支危机；四是在货币区内部逐渐构建起某种制度化形式的防范与应对主权债务危机及其他金融与经济危机的组织机制和决策机构，现有的僵化、低效的危机应对与治理机制可能得到一定程度的改进，但短期内很难达到大多数成员国与国际社会期望的程度；五是由欧元区国家发起、参与的主权债务危机国际救助机制的制度设计和组织体系，在各方力量的推动下可能突破诸多制约因素而逐渐清晰、成型；六是以欧元区货币机制改革与重构为突破口和契机，推动国际金融组织与制度安排的改革，为新国际货币体系构建形成推动力量与激励机制。
五、结论
欧元区是由发展程度、经济规模、治理结构差异较大的多个主权国家共同构建的单一货币区。代议制民主政体的成员国政府，在选票利益最大化偏好与社会福利支出缩减的政治约束条件下，当政府财政赤字与主权债务积累超过现有融资与清偿能力时，降低主权信用与选择主权债务违约便成为最优的机会主义行为的选择，主权债务危机随之形成。任何主权国家，如果债务规模急剧扩大、储备资产规模因出现国际收支逆差而日益缩小之时，中央政府为了在执政期间获得最大的政治支持以最大化其政治利益，选择主权债务违约便是其最优政策选择，主权债务危机由此在具有机会主义行为偏好的政府的推动下内生形成。贫富分化与发展差距扩大、金融与货币利益冲突和矛盾的凸显、货币区经济一体化出现新障碍是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直接经济后果。发达成员国与相对欠发达成员国之间政治信任关系弱化与政治利益冲突显性化、政治利益集团重组、新政治矛盾与政治僵局出现是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直接政治后果。
由此可见，建构某种形式的货币区内共同财政体系与成员国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形成新成员国加入与旧成员国退出货币区的内在激励与外部约束机制，在新国际货币体系构建中谋求欧元区货币利益最大化，构建货币利益共享与风险共担的货币区内外协调的主权债务国际救助机制，是欧元货币机制演化的主要方向。如何防止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由少数成员国局部危机向多数成员国的全局危机的蔓延，是欧元区面临的主要课题。如何防范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向欧元区外部国家传播，特别是向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转移，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重要挑战。
注释：
①G.Sandleris,Sovereign Default:Information,Investment and Credit,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Vol.76,No.2,2008; F.Sturzenegger and J.Zettelmeyer,Debt Defaults and Lessons from a Decade of Crises,Boston:MIT Press,2006; M.Tomz and M.L.Wright,Sovereign Debt,Defaults and Bailouts,Paper presented at the NBER IFM SI,2005; V.Yue,Sovereign Default and Debt Renegotiation,Meeting Papers 138,Society for Economic Dynamics,2005.
②Federico Sturzenegger and Jeromin Zettelmeyer,Haircuts:Estimating Investor Losses in Sovereign Debt Restructurings,1998-2005,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oney and Finance,Vol.27,2008,pp.780-805.
③Harold L.Cole and Timothy J.Kehoe,A Self-fulfilling Model of Mexico's 1994-1995 Debt Crisis,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Vol.41,1996,pp.309-330.
④M.G.Attinasi,C.Checherita and C.Nickel,What Explains the Surge in Euro Area Sovereign Spreads during the Financial Crisis of 2007-09,ECB Working Paper,No.1131,2009; S.Barrios,P.Iversen,M.Lewandowska and R.Setzer,Determinants of Intra-Euro Area Government Bond Spreads during the Financial Crisis,Economic Papers,European Commission,Vol.388,2009;N.D
tz and C.Fischer,What Can EMU Countries' Sovereign Bond Spreads Tell Us about Market Perceptions of Default Probabilities during the Recent Financial Crisis,Deutsche Bundesbank Discussion Paper,No.11,2010; D.Hangh,P.Ollivaud and D.Turner,What Drives Sovereign Risk Premiums:An Analysis of Recent Evidence from the Euro Area,OECD Economics Department Working Papers,2009,No.718.
⑤Cho-Hoi Hui and Tsz-Kin Chung,Crash Risk of the Euro in the Sovereign Debt Crisis of 2009-2010,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Vol.35,2011,pp.2945-2955.
⑥数据按季度调整。
⑦数据按季度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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