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华时期对中国伊斯兰教的研究——以机构设置及创办期刊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伊斯兰教论文,中国论文,机构设置论文,时期论文,期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9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6627(2014)06-0038-03 “20世纪30年代以来，日本学者组成了各式各样的科研团体，从事伊斯兰教与文明研究。”[1]在此时期设立“伊斯兰文化协会”及创办《伊斯兰》(《回教文化》)杂志；设立“回教圈考研所”(后更名为“回教圈研究所”)及创刊《回教圈》杂志；没立大日本回教协会及创刊《回教世界》杂志；还有外务省调查部也创刊《回教事情》季刊；除此之外，还有《兴亚》《大业细亚主义》《东亚》《东洋》《新亚细亚》等杂志也涉及中国伊斯兰教的不少文献。日本学者一般将1930～1945年这段时间进行的伊斯兰教调查研究工作，视为日本伊斯兰研究的第一热潮[2](16)。本文就这段时间研究史做一介绍，以为国内学界参考引用。 一、回教圈研究所及《回教圈》 根据小村不二男编著的《日本伊斯兰史》(『日本イスラ一ム史』)，最初“伊斯兰文化研究所”设立于1932年2月，大久保幸次、小林元、内藤智秀等参与建设工作。在研究所中举办土耳其语、阿拉伯语、波斯语等演习会，创刊《伊斯兰文化》杂志。《伊斯兰文化》第一号发行后，该研究所在1933年10月并入伊斯兰学会所。该学会由大久保幸次、小林元、松田寿男、宫城良造、八木龟太郎等人组成。各会员分担执笔完成《伊斯兰诸国的变迁——世界文化史大系第八卷》一书。1938年3月，在此组织基础上成立“回教圈考研所”，大久保幸次任所长兼文化事业部长，小林元任研究调查部长，松田寿男任资料部长，野原四郎、宫城良造等任研考员。考研所得到前驻土耳其特命全权大使德川家正的资助，并不久受到财团法人善隣协会的关注。善隣协会是在兴亚院监督下，从事蒙古工作的一个机关，该协会侧重于学术研究，后来成为蒙古研究所。善隣协会吸收“回教考研所”的目的是为了应对中国西北地区的穆斯林及问题。同年5月10日，研考所归入财团法人善隣协会的经营范围，在1940年4月改名为“回教圈研究所”，所长还是大久保幸次，研究部主任是野原四郎、蒲生礼一、铃木朝英、宫坂好安、村野孝、几志直方、佐木秋夫、竹内好、镜岛宽之、井简俊彦、幼方直吉等人[3(103)]。 “回教考研所成立以降，显著了为政治目的的伊斯兰工作。”[3](403)大久保幸次郎在《回教圈》发表的演讲中明确了回教研究所设立的目的、研究活动、研究成果方面的特征[4]。整体而言，“回教研究所”的设立在日本伊斯兰教史以及伊斯兰教和穆斯林问题研究历程中占有重要位置。由于战争关系，战后学术界一直把它及其研究成果与战争连起来分析，并不重视其学术方面的实际意义。20世纪90年代后，有不少学者重新反思及评论，发表了几篇论文。以下做简略介绍，以为读者参考。 此方面有日本学者研究的几篇重要文献：野原四郎《有关回教圈研究所的思考》[5]，田村爱理《以回教圈研究所为中心——其人其时代》[6]，小泽広嗣《在昭和前期的伊斯兰研究：回教圈研究所和大久保幸次》[7]，臼杵阳《战时下回教研究的遗产——作为战后日本的伊斯兰地域研究模式》[8]和《第六章战前日本的“回教徒问题”研究——回教圈研究为中心》[9]。他们把“回教圈研究所”设立历程、《回教圈》创刊、研究人员、研究成果及历史意义等问题作为重要的研究对象。小泽広嗣如是说：“日本伊斯兰研究，是由于1937年的日中战争的爆发而组织化，为了建设‘大东亚共荣圈’为目的，在附属机构中进行调查研究。1938年大久保、小林元和松田寿男共同设立回教考研所。1940年改称为回教研究所，1945年由于败战而解散……然而战后以降，昭和前期的伊斯兰研究，只是侧重国策、时局关联方面，而轻视其在研究史方面的倾向。但是通过追寻回教研究所的活动，大久保在大正期对土耳其及伊斯兰的研究以及研究所培养出的战后中东研究学者等事实，可以得知研究史是研究机关一直关注的重点。”[7] 对于回教圈研究所的人员和研究工作，中日学者持不同观点，中国学者倾向于在战争背景下以侵略战争为目的进行的研究，而从日本学者的相关研究中可知，虽然他们也考虑战争因素，但考虑更多的是回教圈研究所具有的理论和现实方面的价值和意义。“回教考研所”改名为“回教圈研究所”之后不久，1938年7月研究所创办月刊《回教圈》。自创刊号发布起，共办66期，经历6年几个月，由于战争趋势的变化，1944年10月停刊。在上述所提到过的当今日本学者在分析“回教研究所”的同时，也对《回教圈》刊物作过研究。《回教圈》上，有关研究中国伊斯兰教及穆斯林问题方面的论文占一定的比例，即约有40篇文章和社会调研、历史文化研究与中国有关。 二、大日本回教协会及《回教世界》 1938年，“回教考研所”成立以后，以政治为明确目的而展开了有关伊斯兰教的研究工作。同年4月，日本外务省认为在现下国际情势中，在日本树立针对回教及犹太教问题的根本对策是必要并紧迫的，因此召集了外务省、陆军省、海军省的局长级单位组织回教及犹太教委员会。5月，代代木建立东京回教礼拜堂。9月在军部支援之下，“大日本回教社会”成立，陆军大将林统十郎任会长，吸收伊斯兰文化协会，并开设协会调查部。根据该协会设立的1939年7月的大日本回教协会本部业务分担表可知，设有会长和理事长，以及总务部、事业部、调查部等3部门，这些都归属于常任理事范畴。各部门配有管理职位的主事和参事，在此之下有工作者的事务员、书记、小使等。协会组织构造是“大日本回教协会基本确立计划”的部分，“民间有志团体”是所谓协会事业性质，但事实上受陆军、海军、外务三省指导和援助，是政府阁议决定事业的部门。同时，根据“资金调达计划”中的记载，除了从前述三省得到两万元部开设费、资金辅助，还有从商工省、内阁情报部、东亚研究所、兴亚院、观光局、南满洲铁道会社等部门得到资金援助。 臼杵阳认为，抗日战争时期的回教研究是为时局所用的，“大日本回教协会”就是其共犯，虽然协会宣称是为了让日本国民更好地理解回教诸国而进行以回教问题为主的调查研究，但它事实上是日本为了统治占领地穆斯林的军用道具[8]。有关“大日本回教协会”设立目的和具体工作，中日学者看法基本一致，即日本为了建设大东亚之国，为全面了解中国在内的世界伊斯兰教及穆斯林问题，带有明确侵略目的。这与20世纪前半期日本的中国伊斯兰教研究，整体上为日本扩张是一致的[10]。不过，从学术史角度分析，“大日本回教协会”通过实地调查研究及其他方法得到的研究成果，对了解当时世界尤其是中国伊斯兰教及穆斯林问题有一定参考价值。当然，当今学者利用此资料时应该有批判及反思的态度。 大日本回教协会主办的《回教世界》创刊于1939年4月，停刊于1941年12月。在刊物中涉及中国伊斯兰教及穆斯林问题的文章占一定比例，其中还有从汉语和英语等翻译过来的不少论文，详细内容兹不赘述。 三、伊斯兰文化协会及《伊斯兰》(《回教文化》)和《回教事情》 1.伊斯兰文化协会及其《伊斯兰》(《回教文化》)。1937年5月，远藤柳作、笠间杲雄、内藤智秀和佐久间贞次郎等人协助设立“伊斯兰文化协会”，其中远藤柳作任理事长，江藤复雄和笠间杲雄是理事，内藤智秀和匝瑳胤次是常务。“伊斯兰文化协会”宣称的目的是“认识与回教诸国民之间文化交换、相互研究理解为基础，为世界文化的进展、人类的福利而贡献作为目的”[3](397)。1937年10月，“伊斯兰文化协会”创刊《伊斯兰》(《回教文化》)，1939年1月停刊，不到两年时间。《伊斯兰》(《回教文化》)发表论文大部分与西亚有关，涉及中国伊斯兰教和穆斯林问题的文章共9篇，设刊以来发表的论文篇数近60篇。可见，该协会对中国伊斯兰还算是相当重视的。 2.外务省调查季刊《回教事情》。1938年5月，外务省调查部创刊《回教事情》季刊，1941年12月停刊，共刊行14册，所载与中国伊斯兰教和穆斯林问题方面的论文较多，但文章几乎都未署名。文章主要有《西北汉回的社会》《四川西康的回教徒》《中国回教社会的成因》《撒拉回及蒙古回回》等。除此之外，《兴亚》《大亚细亚主义》《东亚》《东洋》《新亚细亚》等杂志中也出现涉及中国伊斯兰的论文。如从严格的学术角度分析，有些文章没有太大研究价值，但这并不能否定它们的参考意义。 综上，从学术史角度分析，日本侵华时期设立的一系列研究机构和部门，如“回教圈研究所”“大日本回教协会”等，有的跟政府有直接关系，有的是民间组织，但这些部门的整体特征是在战争趋势之下，为战争服务而设立，这是在这个时期所具有的特殊情况。除此之外，创办的《回教圈》《回教世界》《伊斯兰》(《回教文化》)和《回教事情》等学术杂志，刊文中有关中国伊斯兰教和穆斯林问题研究方面的论文、调研报告占一定比例。在此时期的另一个特点是调查研究方法。满铁调查部的相关部门、民族研究所、东亚研究所等部门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查研究，具有明显的侵华行为，调研报告中涉及中国伊斯兰及穆斯林问题的研究占了一定比例。就研究方法而言，当时最普遍的研究方法就是社会学调研，即指利用不同研究方式，有规划、有目标地认识对象实际本质。这是当时研究中国伊斯兰教及穆斯林实际情况方面的学术手段之一。民族学研究方法：一是从方法论和认识论的层面，阐述怎样认识和了解中国各穆斯林民族社会现象；二是从研究方式的层面阐述怎样分析和研究中国穆斯林社会现象；三是从技术层面，即具体操作方法上阐述怎样搜集和获得中国穆斯林民族社会中各方面的相关资料。还有部分研究采用人类学的研究方法，通过较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中国穆斯林的体质并给予分类。当然在20世纪初的起步时期，也有其他的研究方法，如《回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弘通》是从历史学、文献学的角度完成的。 收稿日期：2014-07-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