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通货膨胀比较：基于货币信用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次论文,通货膨胀论文,视角论文,货币论文,信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2年和2012年前后，我国经济形势均复杂不明，对宏观经济指标也存在较多争议，并具有诸多相似之处。本文通过深入比较，对2002年和当前政策调整效果、货币信贷变化等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引发通货膨胀反弹的四大因素。经分析初步判断认为，2012年下半年以来，我国的货币信用已经出现膨胀趋势，应及时采取相关措施，谨防经济泡沫，防止经济大起大落。
一、文献综述
从成因上看，通货膨胀一般有需求拉动、成本推动以及结构型通胀三种类型。自2001年加入WTO后，我国与国际市场的联系日益密切，外部冲击对通货膨胀的拉动因素也不可忽视，全球流动性过剩、外商直接投资(FDI)等向通胀传导的机制引起了更多关注。此外，货币供应量、资产价格、居民通胀预期等因素也是分析通货膨胀形势的重要切入点。
在对外部冲击和外部投资与通货膨胀关系的研究中，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2008)指出，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由于各主要货币当局长期实施宽松货币政策，全球范围内呈现流动性过剩(Caballero,2006; Rajan,2006)，因此应密切关注外部冲击对国内通货膨胀的影响；课题组还指出，运用各类政策工具控制国内总需求，特别是投资需求的上升，防止经济过快增长，仍将是抑制通货膨胀的根本途径。黄新飞和舒元(2007)在多变量VAR模型的基础上，以FDI为切入点，分析了FDI通过国际收支、国内投资、货币供给量和国际贸易引发通货膨胀的机制。其分析结果表明，外汇储备是影响通货膨胀最重要的因素，而FDI对外汇储备的冲击存在正向作用且效应呈递增趋势。
在对货币供应量与通货膨胀关系的研究中，McCandless和Weber(1995)考察了不同货币统计口径下来自世界110个国家1960-1990年历时30年的数据，结果表明，从长期来看，货币供应量和通货膨胀率的相关性在0.92—0.96之间波动，货币供应量和通货膨胀之间这一高度正相关关系与基于小样本的其他研究成果一致。吴剑飞和方勇(2010)进一步指出，货币供应量无论是在长期还是短期，都是诱发通货膨胀的主要因素，而外部冲击向中国的传导路径是受阻碍的。李颖、林景润和高铁梅(2010)通过构建货币政策工具对通货膨胀的调控作用模型计算得出：当通货膨胀预期低于2.8%时，减少
具有显著的抑制通货膨胀作用；当通货膨胀预期在2.8%—3.9%时，和利率这两种货币政策工具对通货膨胀均具有显著的调控作用；而当通货膨胀预期高于3.9%时，利率是抑制通货膨胀的有效手段。而陈彦斌、唐诗磊和李杜(2009)的研究则指出，
均对我国通货膨胀没有影响，且不能预测通货膨胀，因此在短期内不能单纯采用控制货币供应量的货币政策来治理通货膨胀。
在对资产价格、居民通胀预期与通货膨胀之间关系的研究中，郭田勇(2006)提出，资产价格变化与金融体系稳定关系密切，资产价格的大幅波动往往在通货膨胀水平较低甚至是通货紧缩的情况下出现，而我国解读资产价格，尤其是房地产价格波动信息的水平亟待提高，应建立一套资产价格大幅波动的预警指标，注重货币政策的前瞻性，对资产价格变化作出适当反应。张蓓(2009)通过改进Carlson-Parkin概率法计算出我国的预期通货膨胀率，其研究表明，消费者考虑通货膨胀的历史情况及自己过去的预期偏差来形成未来的通胀预期，且预期具有自我实现的特征。因此，居民通胀预期管理应纳入中央银行的战略之中。
对于2002年通货膨胀的成因，陈彦斌(2008)认为是多种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包括国内外粮食价格上涨、人民币升值和高额外汇储备导致货币供应量过大，以及居民对通货膨胀未来进一步发展的预期增强等原因。方先明、裴平和张谊浩(2006)基于货币数量论的理论分析框架，通过对2001年第一季度至2005年第二季度的统计数据进行实证检验，提出2001年后，中国的外汇储备增加具有明显的通货膨胀效应；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冲销政策在总体上是有效的，但在货币冲销弹性等方面还不尽如人意。
虽然从实体经济表现上看，通货膨胀趋势并不显著，但从货币信贷和资产价格的变化趋势看，2012年下半年以来我国通货膨胀迹象已经出现，相关部门对此应加以关注，谨防“景气”泡沫。
二、2002年后通货膨胀的形成：历史回顾
根据公布的统计数据，2002年，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并不快，GDP增长8%①，而CPI更是下降了0.8%。多数专家、学者一开始据此认为，中国经济仍偏冷并存在通货紧缩的趋势；而之后由于经济增长明显回升，则又形成了“新一轮经济景气可望来临”的主流观点。但实际上，由于我国经济增长的格局较前20年发生了重大变化，总供给与总需求在一般消费品领域已从过去的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并且存在物价统计上的诸多不合理因素，所以仅仅以过去的经济增长率和物价涨幅作为参照系来衡量和判断当时的经济情况，已不合时宜。
根据当年的货币供应量及房地产市场等情况，通过深入的观察和分析做出的不同判断是：不是经济“景气有望来临”，而是“景气已经来临”。在1998-2002年的五年时间里，无论是
还是，2002年都是增长最为突出的年份之一(见图1)，增幅均达到16.8%。总需求膨胀必然在货币供应量的增加中反映出来，而货币供应量过多增加也一定会在某个方面或某一经济领域释放并表现出来，以消化和吸收那部分多增的货币供应量：相较2002年全国物价呈下降局面和全年低迷的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当年却在逆市而上——销量迅猛扩张，价格明显上涨。
从房地产投资和贷款来看，2002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达到7736亿元，比上年增长21.9%，占全国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达到23.5%。房地产开发中的资金来源主要是银行贷款，而至当年末，全国房地产贷款余额达到15764亿元，比上年猛增42%，而且仅当年新增的房地产贷款即占到全部房地产开发投资的60%以上。
资料来源：2012年《中国统计年鉴》。
图1:1996-2012年我国狭义()/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长率
从房地产价格来看，2002年在全国各类物价指数普遍走低的趋势中，唯有房地产价格呈上升趋势，全国上涨3.7%。在局部地区甚至出现明显的过热现象，比如宁波上涨29.5%，上海上涨7.3%，杭州上涨7%，部分城市已开始出现以投资为目的的“炒楼”现象。
根据上述情况，2002年实际上已处于经济景气之中，应密切关注如何防止经济过热和出现房地产泡沫，以避免经济再出现大起大落的不稳定情况。其后十年来的事实则印证了这一点。而2013年的形势似乎将要重演历史。
三、从外贸和固定资产投资看2012年的经济下行压力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全面爆发以来，2012年是中国经济增长相对困难的一年。据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2012年实现GDP近52万亿元，比上年增长7.8%，是本世纪以来首次低于8%的增长水平；CPI指数前高后低，由1月最高的4.5%降为10月最低的1.7%，后两个月又出现反弹，12月升至2.5%；全年完成进出口总额3.87万亿美元，比上年增长6.2%，并且贸易顺差扩大到2311亿美元，比上年增长48.1%。全年相比，上半年更加困难，表现为GDP、CPI渐趋走低。其中：GDP由近年来增长9%以上回落至一季度的8.1%，第二、三季度更降为7.8%和7.7%；CPI则一路走低，7月已低于2%。PPI指数的反应更为明显，自3月开始便首现负增长，至9月最低时降幅达3.6%；之后降幅有所减缓，但直到年末已连续10个月出现下降。而更为突出的是实物指标，如全社会发电量，上半年出现了历史罕见的零增长局面，下半年才逐渐恢复，四季度之后增长更为显著，后三个月分别增长了6.4%、7.9%和7.6%。
通常认为，2012年中国经济增长出现相对困难的局面，是由外部疲软的国际贸易环境与中国外向型经济增长模式不期而遇、相互作用的结果。因为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所形成的增长，主要是以外贸出口和投资拉动为主要动力，现在中国经济增长出现了困难，一般自然会从这两个方面来寻找原因。
资料来源：国家商务部网站。
图2：2007-2012年中国外贸进出口增长率
外贸出口方面的紧缩最为明显。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中国外贸出口呈现罕见的剧烈波动状态：2009年，受全球金融危机冲击，出口大幅下降；但紧接着在2010-2011年又出现报复性强势反弹，并成为当时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拉动力量。而到2012年，问题又再次出现：由于这次百年一遇的全球金融危机影响深远，致使全球经济增长迟迟难以恢复，加上近两年去库存化形成的波动也已平息，所以直接造成外需不振，并使中国外贸增速再次出现下滑。2012年全年进出口总额仅增长6.2%，比上年下降16.3个百分点。其中：出口增长7.9%，比上年下降12.4个百分点；进口增长4.3%，更比上年下降20.6个百分点(见图2)。欧债危机持续发酵，一度曾风雨飘摇，是影响中国外贸进出口的重要因素，致使2012年中国对欧盟出口下降约6.2%。
固定资产投资方面，仅从统计数据看，2012年的增长则基本保持平稳，全年12个月的增长率始终维持在20%—21%的水平线上而鲜有波动。这不仅与外贸形势截然相反，与其他主要经济指标比较，也是反应最不敏感的一项。固定资产投资并不能凭空产生，而是与对应的实物量指标密切相关，如钢材、水泥等建材产量，以及同期的发电量、铁路与公路的货运量等。统计分析发现，钢材、水泥等与同期固定资产投资的相关性较低，因为这些基础材料的产量受到库存及进出口因素的重大影响，难以与同期的固定资产投资完全契合；而发电量及货运量却既无库存也无进出口因素的影响，所以相关系数极高。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图3：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与发电量增长、铁路货运量增长、公路货运量增长对比
与相关实物量数据的对比分析表明，2012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持续12个月始终保持20%左右的增长，应是一个极不正常的现象，其统计数据可能失真。如2010年、2011年，在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3.8%和23.6%的同时，发电量分别增长13.2%和11.7%，铁路货运量分别增长9.3%和8%，公路货运量均增长15%；而2012年，在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0.8%的同时，发电量却仅增长4.7%，铁路货运量下降1%，公路货运量增长14.4%，显然难以匹配(见图3)。尤其相对于上、下半年中国经济增长状态的变化，更是如此。以发电量为例，2012年最低阶段的4—9月，平均增长率只有1.6%，四季度之后明显增加，三个月平均增长7.3%；而与之对应的固定资产投资，却始终维持在20%以上没有变动。因此，总体来看，2012年如果说纹丝不动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的确统计不实的话，四季度的水分应当相对小一些，而最不准确的正是4—9月这个区间。如果这种推断能够成立的话，那么2012年上半年直至10月份，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的统计偏高，并不会有超过20%的增长率水平。这正是2012年中国经济增长相对困难的一个重要因素。
四、宏观政策调整与经济企稳回升
下半年，在国际贸易环境并未明显好转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出现企稳回升的态势，主要得益于国内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②。重要的宏观调控时间点首先反映在5月下旬：面对上半年不断加重的经济增长下行压力，6月初和7月初银行存、贷款利率下调，以刺激日渐下行的经济增长，一年期存、贷款利率分别由3.5%和6.56%下调为3%和6%。由于这次降息同时采取了差别化调整政策，有意收窄利差，并扩大贷款利率下浮区间及首次允许存款利率上浮10%等，被公认是迈出了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实质性步伐。第二个宏观调控重要时间点出现在九月份：由于经济下行压力继续加重，国家发改委推出了加大固定资产投资力度以拉动国内经济增长的措施，加快审批了各地大批的基建项目，涉及到道路、机场、港口等众多领域，拉动中国各地固定资产投资日趋活跃。
固定资产投资状况与货币政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投入涉及到货币政策。从2012年全年观察，货币政策的总趋势是不断放松，下半年尤为明显。事实上，除了上述提到的两次降低银行存贷款利率之外，自2011年12月起央行就开始下调银行存款准备金率，且至2012年5月18日已累计下调三次，总共1.5个百分点，约向银行体系释放了1.4万亿元的货币流动性；下半年，在存款准备金率未作调整的情况下，央行频繁采取了大规模逆回购等公开市场业务操作方式，继续放松银根，至年末已又向银行体系注入了大约1.4万亿元的货币流动性。这些措施的累加过程及结果，使国内的货币信贷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特别是下半年明显放松，导致社会融资活动异常活跃，规模急剧扩大。2011年年末，全国银行体系本外币贷款余额达到67.3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5.6%，且下半年增长明显快于上半年。更为突出的是，社会融资总规模全年累计达到15.76万亿元，比上年劲增23%。其中：上半年1—5月为负增长，且5月曾深度下降至10.2%，至6月也仅微增0.15%；快速反弹正是发生在下半年，至9月时已接近20%的增长水平，年末则进一步提高至近23%的高增长。
五、社会融资结构的重大变化
社会融资总规模增速远超同期银行贷款增速，全社会融资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中，全年新增人民币贷款总额为8.2万亿元，占全年社会融资总额的比重由上年末的58.2%下降为52.1%，降低6.1个百分点。而在社会融资中，增幅最突出的是通过信托贷款和企业债券进行的融资，分别占全部社会融资总规模的82%和14.3%，比2011年年末分别提高了6.6个百分点和3.7个百分点。两项合计占全部社会融资总额的比例达22.5%，比上年提高了10.3个百分点；若再加上占比有所下降的委托贷款，三项合计占全部社会融资总额的比重更高达30.6%(见图4)。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网站。
图4：2012年社会融资统计(单位：亿元)
从以上的数据变化中不难看出，2012年是中国历史上社会融资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的一年。这些变化反映在银行资产负债表中：首先是存贷款占比明显下降，存贷款之外的其他项目显著上升；其次反映为表外业务的大幅增加，表内业务所占比重则明显下降。2012年年末，银行业资产总额达到约131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7.7%，大大快于同期存贷款增速。这表明，存贷款占资产总额的比重明显下降。其中存款约占72%，比上年下降2个百分点；贷款仅占半数略强，约为51%，比上年下降1个百分点。
然而，虽然社会融资大幅增长、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但在同期货币供应量的统计中却并未得到及时的反映。2012年年末，中国广义货币供应量M2达到97.4万亿元，同比增长13.8%；狭义货币供应量M1达到30.4万亿元，同比增长6.5%。无论是M[，2]还是M[，1]，都是历史上增长较低的一年(见图1)，看起来似并无货币信用膨胀之忧。但真实情况可能并非如此。在今天社会融资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货币供应量统计仍沿用传统口径已不能及时、准确、全面地反映社会融资变化以及货币信用状况了。因为随着社会上非贷款类融资活动的迅速增加，不少项目难以在存款统计科目中得到及时、应有的反映：有的放在表内存款之外的其他项下，有的则甚至放在表外，从而导致2012年中国货币信贷统计中的一个奇特现象——社会融资活动异常活跃，银行贷款也增速不低，而货币供应量却增长不高。
更令人担忧的是，所有这些社会融资活动多数情况下并未脱离银行的参与。如近年来极为活跃的银行间债券市场，其“短融中票”等债务性融资工具无论数量还是规模都急剧膨胀，而主要的购买者正是银行，约占市场的三分之二左右。2012年三季度末，全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持有的企业债券余额达三万多亿元，同比增长34%，新增约一万多亿元。银行的资金来源绝大部分为存款，实际上这些购债行为与所放贷款在性质上并无二致，银行事实上已充当和发挥了“中介”功能，也相当于一种间接融资，却被当做直接融资来看待。更为重要的是，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对社会信用的影响效果并不相同：直接融资活动，即A借钱给B，融资过程及结果并不会放大社会信用总量；而间接融资活动即银行等信用机构将所吸收的信贷资金借给B，则会同时派生存款，放大社会信用总量，并会进而影响到货币供应量的变化。
六、通货膨胀反弹的四大因素
根据以上对中国当前经济金融形势的观察和分析，可以初步判断：2012年下半年以来中国的货币信用已经膨胀，今年我们将要面临通货膨胀反弹的明显压力。具体分析，有以下四个因素。
一是美、欧、日等西方主要经济体争相实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为全球提供了巨额流动性。2012年9月之后，美、欧等西方国家为了应对债务危机和刺激本国经济尽快复苏，相继实行更为宽松的货币政策。尤以美国QE3即第三轮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最为典型。与之前的前两轮QE政策相比，QE3首次与国内的就业挂钩，只要美国失业率高于7%，美联储就将以每月400亿美元的规模持续不断地购买美国抵押贷款支持债券，直至失业率降至7%以下。这项政策在总量上不预设“上限”，力度空前，效果明显：出台当月，全球立即出现美元流动性增多并重返亚太新兴市场国家等现象，并令美元指数由之前的约84降为约78。而时至年末的12月份，随着美国前期实行的“扭曲操作”货币政策即将到期，美联储又将其进一步改造为QE4，即在QE3仅实行约3个月之后进一步加码，以强化政策力度，助推美国经济尽快恢复增长，并大幅降低失业率水平。QE4的核心内容是：在失业率不低于6.5%和通货膨胀预期不高于2.5%的前提下，美联储继续实行0—0.25%的超低利率，同时每月将再新增450亿美元持续购买美国长期国债。这就意味着，美联储将以每月850亿(400+450)美元的规模，持续不断地向市场注入美元流动性。由于美元是全球最主要的国际货币，其流通领域约有92%为美国本土之外的其他经济体，这就意味着美联储注入的这些美元流动性将会直接充斥于全球各金融市场中。除美国之外，欧、日等西方国家，也先后放松本国货币，实行更为激进的货币政策，以刺激本国出口及经济增长。尤其是日本新任首相安倍晋三上台之后，几次施压日本央行要求其增加购债规模，以放松日元并促其贬值，并在很短的时间内已将日元兑美元汇率由之前的大约78∶1直线贬值至90∶1，并计划贬值至100∶1的水平，以促进日本企业出口，增强日本的经济竞争力。
2013年中国在短期所面临的国际环境，预计将极有可能是一个经济低速增长与全球流动性过剩并存的局面。这一方面不利于中国外贸出口和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则会增大通货膨胀上升的外部压力。2012年四季度之后，中国经济增长出现的明显好转，除了前边提到的国内出台多项政策促进经济增长之外，与外部美、欧、日在九月之后相继推出QE3等更为宽松的货币政策也关系极大。因为这些重大的货币政策致使全球流动性松动并重新流向亚太等新兴国家，同时还带动美元贬值并致使人民币重现升值态势。这种货币环境的改变，直接体现在中国外汇储备的增减变化上：上半年微有增长，至7月时甚至出现了历史罕见的下降局面，人民币汇率也发生了久违的贬值现象；而在美、欧、日相继推出QE等货币政策的9月之后，中国外汇储备则又出现明显增长现象，至12月份，增长已提高到4.1%。人民币汇率也重拾升势，国内的货币环境显著放松。这也是四季度之后中国经济增长下行压力明显减弱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是货币供应量基础过于庞大，社会信用增长过快。在2008年之前，中国新增本外币贷款最高年份均未超过5万亿元。而近几年中国本外币贷款和货币供应量M[，2]占GDP的比重持续明显升高，至2012年年末，M[，2]/GDP达到1.88的历史高位。这些过多投放的货币至今在国民经济中难以完全消化。正是在这个基础上，2012年无论是银行本外币贷款增长15.6%，还是社会融资总额增长22.8%，实际上均已过多。这是目前我国宏观经济管理中亟需面对的一个重大问题。同时，外部货币环境的重大变化，与国内启动新一轮刺激性经济政策正好“重叠”，这就会产生政策的“叠加”效应，并存在力度过头之虞，从而形成社会总需求再度膨胀，使宏观经济出现新的不平衡等问题。然而，至今我们似乎仍未认识到这种“叠加”效应对我国这次宏观经济调控可能带来的危害性，而这恰恰是我们过去常犯的历史性错误。
三是银行业不良贷款反弹压力加大，有可能重现“倒逼机制”。近年来，银行业不良贷款余额、不良率持续实现“双降”，现已低于1%，似乎已无进一步降低的空间。然而实际形势却难言乐观：随着信贷资产的急剧膨胀，银行业的管理能力已难以及时跟上业务发展及规模扩张的速度；与此同时，2012年开始出现的中国经济持续下行的压力，则使前几年巨额投资所形成的产能过剩等问题在部分行业暴露出来，从而可能产生大量的不良资产。另外，由于我国银行管理体制有待健全及金融市场发育不够成熟等因素，目前银行同质化竞争、考核激励机制不科学的弊端仍然存在，易造成银行资产质量五级分类统计不实等问题。这些因素长期积累起来，预计2013年乃至今后若干年，不良贷款反弹压力会不断加大，甚至有可能重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银行界出现的所谓“倒逼机制”——中央银行不得不以发行货币的方式来保持银行体系的流动性，用以化解因银行不良贷款不断增加而形成的金融风险。其自然的逻辑结果，就是货币信用的持续膨胀；而必然付出的代价，就是推高通货膨胀指数，从而形成严重的社会矛盾。
四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负债规模庞大，自行化解压力较大。2009年以来，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及其债务规模急剧膨胀，据当时统计，全国总计已达到10.7万亿元，且绝大部分为银行贷款。近三年来，经过持续的清理整顿，平台公司在规范运作、债务重组等方面有所进步，银行的平台贷款总规模也不断压缩。但在平台贷款总量得到一定控制的同时，平台公司的其他负债却急剧膨胀，主要包括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的各级城投债、信托理财产品、建设转让(BT)及建设运营转让(BOT)项目、大量的工程欠款、社会集资等，负债总额也进一步扩大。仅以城投债为例，根据中央国债登记结算公司最新发布的年报，2012年全国信用债的崛起成为最受瞩目的焦点，其中在银行间市场发行的城投债(仅计算中期票据和企业债)累计高达6368亿元，比上年猛增148%。
政府并非不可以负债，事实上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的政府均有负债。关键是要保持在适度、可控的范围之内，能够进行有效的管理，以确保债务的可持续性。政府负债也像普通企业一样，其底线是必须能够还本付息，否则就会发生所谓的“倒债”风险。但在一些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负债过程中，存在着重借轻还、管理不到位、债务不清晰等问题；平台公司在自身的管理及运作上也有不规范、不透明，资产项目庞杂、过度负债等问题。此外，由于相当一部分资金又投向公益项目，自身经营的现金流难以覆盖贷款本息，且主要是以土地收入进行抵押、补偿，从而导致关联关系日趋复杂，并受到土地资源及房地产市场波动的巨大影响。一旦政府融资平台公司普遍出现违约风险，且不得不通过发行货币来保持社会流动性以进行化解的话，就必然会加剧通货膨胀的风险。
上述引发中国通货膨胀的四大因素中，后两项属于中国经济管理体制中的结构性问题，本质上就是长期以来存在的“预算软约束”等问题尚未在制度层面得以根除的反映。
七、两次通货膨胀的比较总结
从前文的分析可以看出，2012年的宏观经济形势与十年前的2002年相比，存在诸多相似之处。比如，正好处于党的代表大会换届之年，均经历了外围金融危机的冲击。前者主要发生在东南亚周边国家，即亚洲金融危机，后者主要发生在美、欧等西方发达经济体，即此次国际金融危机。为了抵御外围金融危机对国内经济造成的严重冲击，我国政府两次均采取了刺激国内经济增长的强力措施，包括放松信贷、加大固定资产投资力度等。两个阶段股票市场均陷入较长时间的低迷状态，但于党代会召开的次年又都出现回升态势。两次CPI均得到明显控制，2002年甚至为负增长，但房价却都出现明显上涨压力。
2002年和2012年，因中国经济形势处于一个相对复杂时期，何去何从在当时看起来并不明朗，因而在经济学界容易产生看法上的不一致，总量统计上的不准确性也易产生误导。2002年有争议的指数主要为GDP和CPI，当时均较低，而依据广义货币供应量和已明显趋涨的房地产市场，则会得出通货膨胀初现的判断。2012年有争议的指标主要也是两个，即变动很小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和增长不快的货币供应量，而依据迅速膨胀的社会融资总额和明显上涨的房地产泡沫，也会得出通货膨胀反弹压力趋显的结论。回顾2002年后的通货膨胀历史，对于得出正确的判断和及时采取有效应对措施具有积极意义，因为历史常常惊人相似。
注释：
①2004年国家统计局对GDP统计数据进行了一次重大调整，2002年是偏差最大的一年，由增长8%调高为9.1%。
②主要是投资拉动发挥作用。而固定资产投资由于前面统计不准确，所以未能在四季度的统计数据中反映出这种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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