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之“往／至”义的产生过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过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1.0 “在现代汉语里，‘去’字或者表示古代的‘往’（你不去，我去），或者表示古代的‘之’和‘适’（去上海，去苏联），这样就造成了和古代相反的意义。”（王力，1980:556）“去”之古今词义的殊异，已是众人皆知的事实。然而，“去”为何会产生一个与原义几近相反的“往／至”义？这是本文想解决的问题。
1.1 关于“去”的词义演变，已有的讨论可归为三说。1)“去”前有方位名词规约说，以杨克定(1988)为代表。（注：孙占林(1991)也赞同规约说，只是他还强调“动词＋名词＋去”（如《汉书·沟洫志》“禹之行河水，本随西山下东北去。”）结构的影响；徐丹(2005)也主张“去”前方位名词规约说。）他认为“溃围北去”（《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中的“‘北去’就是向北而去（不是离北而去），‘北’是终点方向（不是起点）”，“去”前的方位名词对“去”的方向作了明确限制，因此“去”含有“往”义。2)“去”后无方所宾语
，以王国栓(2002，2003)为代表。他认为“《左传》时期‘去’还基本上带方所宾语，而到了《史记》时期‘去’带宾语就已经很少了”，“在‘去’从离义到往义的产生过程中，‘去’有一段时间不带方所宾语”，“‘去’不带方所宾语是转变的必要条件”，“在这样的环境中，‘去’就有可能由强调离义变得不强调离义，再进而产生往义”。3)“去”与“至”、“到”连用
，以朱庆之(1992)为代表。他列举“诸佛本从何所来？去至何所？”（《道行般若经》）、“昔有二人从师学道，俱去到他国。”（《旧杂譬喻经》）等例证，认为“‘去至’和‘去到’里的‘去’仍是‘离去’的意思”，“但是这种用法很容易使‘去’沾染上‘至’、‘到’的‘往’义。”（注：拙文写毕，看到崔达送(2005)的相关论述，他结合“去”进入连动式在《史记》中剧增的事实，认为“去VO”的产生直接促发了“往到”义的产生，他的观点值得参考。）
1.2 对以上三说，我们怀有程度不同的疑问。1)对“规约说”的疑问是，自殷商甲骨时期就有方位名词作状语的用法，（注：如“庚辰侑人，允其东飨？”（《甲骨文合集》33241）、“其西逐，擒？”（《甲骨文合集》28791）。）如果说“去”的词义会因为方位名词的修饰规约而发生变化，那么为何“去”没有在先秦就产生出“往”义，而偏偏要到汉代才产生出“往”义？且“去”前有方位名词修饰的结构并不多见，一种弱势结构能否促成词义的变化也可商榷；再就杨文所举《史记》的例子来看，其中的“去”仍可理解为“离开”义。2)对“引发说”的疑问是，“去”后无方所宾语之所以会发生歧解（既可理解为“离”、也可理解为“往”），乃是以今律古而造成的假相，在“去”还未有“往”义的时期，时人并不一定会产生歧解；从王文对历时语料的调查来看，从汉代开始“去”带方所宾语的确比以前少，至于说历史上“‘去’有一段时间不带方所宾语”，这一点连他本人也承认“在语料中我们恐怕很难找到‘去’绝对不带宾语的时期”。3)“沾染说”从语料事实出发，相对而言较有说服力，因为中古“去至”、“去到”连用是一种普遍现象，在语言连用中发生词义沾染也并不罕见。但是词义沾染必须要有条件，并非任何连用都会发生沾染；况且在“去至”、“去到”等组合中，即便发生词义沾染，“去”也只能沾染“至到”义而无法产生“往”义；此外，即使承认词义沾染，也有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即为什么中古会出现给词义沾染提供温床的“去至”、“去到”等组合形式？
二
2.0 应当承认，“去至”、“去到”等组合的出现，是“去”之“往／至”义萌生的土壤；“去至”、“去到”等形式在中古涌现，是汉语历时发展的必然产物。
“去至”、“去到”等是表达运动位移(motion)的动词组合，一次运动位移类似一个行为事件(action)。一个典型的行为事件，遵循时间顺序(temporal order)，依次拥有“始态(inchoation)”、“变化(change)”、“结果(result)”三要素；一次完整的运动位移，遵循空间顺序(spatial order)，依次也有“起点(source)”、“路径(path)”、“终点 (goal)”三要素。两者分别按时、空顺序而展开，对应经历三个相似的阶段。一次完整的运动位移，可以图示如下：
A（○—→）表示离开起点，上古常用动词“去”表达；B（—→）表示趋向路径，上古常用动词“往”表达；（注：空间位移的方向也可以完全相反，那样B就表示朝向话语参照点的方向，上古常用“来”等动词表达。）C（—→●）表示到达终点，上古常用“之、适、如”等动词表达。（注：确切地说，“之、适、如”是表达终点兼含路径的动词，请参下文。表示到达终点，上古也用“至、到”，但在某些强调到达行为的句式中，一般不用“至、到”，请参看注⑥。）上古少见完整（即ABC三要素俱全）的运动位移表达式，多是不完整（即ABC三要素不全）的运动位移表达式，主要有如下五式：
1)A式（表示离开起点）：孟子
齐。（《孟子·公孙丑下》）｜请身而。（《晏子春秋》卷一）
2)B式（表示趋向路径）：佛肸召，子欲
。（《论语·阳货》）
3)c式（表示到达终点）：齐闵王将
鲁。（《战国策·赵策》）｜
长沙。（《史记·屈原贾生列传》）｜齐使者
梁。（《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4)A+C式（表示离开起点并到达终点）：［高石子］而齐。（《墨子·耕柱》）｜陈轸楚秦。（《战国策·秦策一》）（注：“适”、“如”的例子，如“送卫”（《史记·吴太伯世家》）、“卫地鲁地”（《左传·召公七年》）。耐人寻味的是，在A+C式及下面的B+C式中，上古罕见
为“至、到”，只用“之、适、如”。）
5)B+C式（表示趋向路径并到达终点）：
女家，必敬必戒，无违夫子。（《孟子·滕文公下》）｜经侯
魏太子。（《说苑·反质》）｜臣请
楚。（《史记·屈原列传》）（注：除了上面五式，逻辑上应该还有A+B式，但A+B式只是一种逻辑上存在而实际上乌有的格式。因为上古“往”一般不带宾语（王力，1980），“去（某地），往”这样的语义结构不成立，在实际语料中也找不到类似例句。）
检视上面五式，“去”只出现在A式与A+C式中。A式为单动结构，没有产生“去至”、“去到”等组合的条件；A+C式为连动结构，有产生“去至”、“去到”等组合的条件。上面列举的A+C式的两个例子，分别代表该式的两种类型：
型二：
（注：型一与型二实际上具有相同的底层结构，型一只是型二省略
的结果。但在形成“去至”、“去到”等组合的过程中，它们却经历了不同的发展，详下。）
其实，从先秦到汉代很多与空间顺序有关的位移结构，也有一个从用“而”连接到不用“而”连接的变化，如：
《史记》中虽然还有像“子贡去而之鲁”这样用“而”连接的例子（共2例），但更多的已是“子贡因去之晋”这样不用“而”连接的例子（共7例）。西汉以后不用“而”连接的“去之”形式更多，如：
(5)箕子
朝鲜。（《汉书·地理志》）
(6)明日已习，遂晋。（《论衡·纪妖》）
(7)光武不荅，真定。（《后汉书·光武帝纪》）（注：除《汉书》尚有1例用“而”连接外，《论衡》、《后汉书》等都是不用“而”连接的例子，可见先秦用“而”连接的形式，汉代以降多演变为不用“而”连接。）
这些例子中的“去”还都是“离开”义，“去”与其后的“之”有明显的边界（“去”后可停顿或标上逗号），因此“去”很难在现有的组合中发生沾染。
值得注意的是，这类A+C式在结构上和B+C式非常相似，试比较下面两组例子：
A+C与B+C两式由于“之、适、如”的变化，在后世也随之发生了同步的变化。我们认为，上古“之、适、如”是融路径于终点的位移动词（即“到”义中兼含“往”义），（注：古代传注在给“之、适、如”作解时，或释为“往”（如《史记·司马相如传》“长卿第俱如临邛”司马贞索隐），或释为“至、到” （如《战国策·秦策》“义渠父之魏”高诱注、《庄子·天地》释文引司马注），也有释为“往至”的（如《左传·昭公三年》“山木如市，弗加于山”杜预注），从这些注释约略可见“之、适、如”的兼义特征，其语义结构当为［［往］＋［到］］。）这有点像上古“破、坏、碎”等融动作于结果的行为动词（如“破”义中兼含“打”义）。当“破、坏、碎”在动词连用结构中充任时，其“动作”语义特征容易与其前
的“动作”语义整合。同样，“之、适、如”在充任“往之、往适、往如”等动词连用结构的时，其“往”的语义特征也容易与其前“往”的语义整合，（注：连动结构的行为动词，其语义整合导致动结式的产生；连动结构的位移动词，其语义整合则导致动趋式的产生。有关行为动词的语义整合，请参看胡敕瑞(2005)。）图示如下：
由于“之、适、如”所含的“往”义被其前的“往”义所整合，其残留的语义便等同于“至、到、诣”。因此，就在这一语义整合发生的同期，也发生了“至、到、诣”代替“之、适、如”的词汇替换（胡敕瑞，2002）。（注：由此看来，很多词汇替换并非偶发，如果纯粹是偶发替换，就无法对替换的时间（即为什么发生于此时而非彼时）作出解释。）
一方面，伴随“至、到、诣”替换“之、适、如”，B+C式的“往之、往适、往如”便演变为“往至、往到、往诣”，（注：先秦不见“往至、往到、往诣”，只有“往之、往适、往如”。两者表面形式相似，但内部语义有别，“往之、往适、往如”是表达“前往”和“至到”双核心的连动式，而“往至、往到、往诣”更像是强调“到达”单核心的动趋式。之间差异的表征有：1)由于“往至、往到、往诣”表达的是单核心，其语义相当于融路径于终点的“之、适、如”，所以它们可以用“之、适、如”来替换，而“往之、往适、往如”显然不能用“之、适、如”来替换；2)正因为“往至、往到、往诣”相当于语义浑然一体的“之、适、如”，所以在“往至、往到、往诣”出现的句子中，“往”后不需停顿或标上逗号，而在“往之、往适、往如”出现的句子中，“往”后都可停顿或标上逗号。）如：
另一方面，伴随“至、到、诣”替换“之、适、如”，A+C式的“去之、去适、去如”也演变为“去至、去到、去诣”，（注：这类“去至”与“去之”一样，其中的“去”还是“离开”义。正如“去之”类中的“去”没有发生词义沾染一样，“去至”类的“去”也没有发生词义沾染。）如：
由于“至、到、诣”替换“之、适、如”，A+C与B+C两式随之发生同步变化，这种同步变化进一步强化了两式间的联系，因此也更容易引发两式之间发生类推联想。（注：历时过程中相似结构导致类推的可能性似乎要大于共时层面中相似结构导致的类推，因为结构保持历时相似，说明其间具有更多的联系，因而也具有更高的联想指数。）无论新、旧结构，两式动词前都是有生主语、动词后都接方所宾语、同为“至到”义动词，于是如下类推势所难免：
有生主语＋往之／往至＋方所宾语：有生主语＋去之／去至＋方所宾语
往之／往至：去之／去至
往：去
相似结构诱发相应位置上的“去”联想为“往”，格式类推导致了“去”之“往”义的产生。然而，既然是相似结构的格式类推，为什么只是B+C类推A+C，而不是A+C类推B+C（即为什么只是“去”产生“往”义，而不是“往”产生“去”义）？（注：感谢蒋绍愚先生和匿名审稿人提出这个问题，由此引发了我们更进一步的思考。）当然，语料事实显示只有“去”产生“往”义（而没有相反的结果），但是结果并不等于原因，真正的原因可能关涉以下三点：
一是，由于“往之”、“往到”等是表路径和终点的动词组合，可以共享一个终点宾语；而“去之”、“去到”等是表起点和终点的动词组合，不能共享一个终点宾语（“去”的宾语即便省略，一定也是指向起点）。换言之，“往之”、“往到”等组合是合理结构（即其间不必读断或点断，因而可以构成短语），而“去之”、“去到”等组合是不合理结构（即其间必须读断或点断，因而不能构成短语）。因为类推往往是合理结构吸引不合理结构，所以“往之”、“往到”等短语容易类推“去之”、“去到”等非短语。
二是，由于“往之”、“去之”等旧式随词汇替换分别演变为“往至”、“去至”等新式，但新式的“往至”等更像是表达单核心的动趋式，而新式的“去至”等仍是表达双核心的连动式（参看注(13)）。换言之，“往至”等已是一个语义紧凑结构，而“去至”等仍是一个语义离散结构。因为类推往往是语义紧凑的结构吸引语义松散的结构，所以单核心的“往至”等形式容易类推双核心的“去至”等形式。
三是，由于“往之”等是由两个相续的位移概念组成，因而结构上表现为多不用“而”连接；而“去之”等是由两个间断的位移概念组成，因而结构上表现为常用“而”连接（准确地说，是用“而”来隔断）。换言之，“去之”等形式多是通过删除“而”而来，而“往之”等形式自古以来就很常见，因此数量上“往之”等比“去之”等相对较多。因为类推往往是数量多的类推数量少的，所以老牌的“往之”等形式容易类推后出的“去之”等形式。
概而言之，之所以是B+C类推A+C，是因为它符合类推的基本原则：结构合理的类推结构非法的，语义紧的类推语义松的，数量多的类推数量少的。
用“而”连接的多见于上古前期，不用“而”连接的多见于上古后期，后者是前者历时发展的结果。用“而”连接的“去”与“”，自然无法直接形成“去”组合；在无“而”连接的结构中，“去”与“”之间仍有起点宾语隔断，同样也不可能形成“去”组合。
然而一种句法结构的变化，使无“而”连接的“去”与“”有了组合的可能。这种句法结构变化是，一些“V+O”结构（如《史记·滑稽列传》“将军出宫门”），中古逐渐演变为“Pre+O+V”结构（如《佛本行集经》“太子
”），（注：“Pre”是Preposition的略写，代表介词（或曰前置词），古汉语引介方所的介词主要有“于、自、从”等。应该说明的是，“Pre+O+V”并非中古始见，但是大量“V+O”演变为“Pre+O+V”则是中古屡见的现象。）条件有二，一是O为表起点的方所宾语，二是V为表运动的位移动词。中古译经中不少新、旧结构并存，反映了过渡时期的情况，如：
b.夜将向旦，
，往诣温泉。（东晋·僧伽提婆译《中阿含经》）（注：有些同经异译分别采用“V+O”和“Pre+O+V”正好反映两种结构的语义等值，如后秦佛陀耶舍等所译《长阿含经》“
浴池，诣香树下”在西晋法立等所译《大楼炭经》中即对译为“
浴池，往至香树下”。）
(29)比丘俱
佛所。（后秦·弗若多罗共罗什译《十诵律》）（注：感谢审稿人提醒，“从坐起去往诣佛所”一般熟悉佛经的人都会读为“从坐起去，往诣佛所”。但是译经中也有“从坐起而去往诣佛所”（东晋僧伽提婆译《增壹阿含经》），句中“而”相当于一个停顿，而这样一个停顿很容易把“去往诣”混同为一。）
以上诸例，无论是“去至、去到、去诣”，还是“去往至、去往到、去往诣”，其中的“去”都应属上读，“去”仍是“去离”义，“去”和其后的动词并非同义连用。然而，语感上人们往往会把这些例中的“去至”、“去到”、“去诣”、“去往至”、“去往到”、“去往诣”视为同义连用。
是什么原因使得人们在语感上会把并非同义连用的结构混同为同义连用的结构呢？我们推测，原因有三：
一是，变化后的
（如“从楚去，至秦”）与变化前的
（如“去楚，之秦”）虽然都是连动结构，但语义重心稍异。譬如在“去楚，之秦”中，“去楚”和“之秦”可以各自独立成句，“去楚，之秦”是作为双核心来描写的等立结构，语义重心不偏不倚；而在“从楚去，至秦”中，“从楚去”独立成句语义未完、“至秦”才是句子的意义所在，“从楚去，至秦”是作为单核心来描写的非等立结构，语义重心明显在后。因此，在“从楚去，至秦”中，到达终点的语义容易覆盖离开起点的语义，即强势语义“至”易把弱势语义“去”拉拢。（注：因为任何终点都有路径而来，任何结果都有行为所致，终点和结果是路径和行为的最终归依，所以终点常可隐含路径，结果常可隐含行为，终点和结果往往是空间位移和时间事件中的的语义重心所在。）
二是，变化后的
（如“从楚去”）和变化前的
（如“去楚”）虽然同用一个“去”，但其内涵语义已有差异。譬如在“从楚去”中，介词“从”似乎分担了“去”表离开起点的语义，“去”因此得以抽身来专表趋向行为。通过与英语比照，可以说清楚这点，旧式“去楚”中的“去”好比英语的go from，而新式“从楚去”中的“去”只相当于go，其中from的语义似乎由“从”来分担了。因此，在“从楚去”中，介词“从”已把“去”的部分语义侵蚀。
综上，因句法变化而形成的新句式，为“去”和“”的语义混同提供了最大可能。（注：如果汉语仍保持格式，则“去”和“”的组合绝无可能，“去”的语义变化也就没有条件。）句式前段中的介词侵蚀“去”，后段中的动词拉拢“去”，加之相似位移句式的语义模式影响，三个因素共同作用，“去”的边界因模糊而终被消除，“去”与其后相邻成分便容易混同，而语感上的混同，乃是词义沾染的征兆。在“去至、去到、去诣”组合中，“去”沾染“至、到”义；在“去往至、去往到、去往诣”组合中，“去”沾染“往、至”义。（注：“去”沾染“往／至”义与“去”本身的语义也有一定的关系，因为离开某地也就暗示前往某地，英语的“leave（离开）”与“leave for（前往）”很好地反映了这种联系。或许正因为此，所以“从坐起，往诣世尊所”中的“起”没有因组合而沾染“往／至”义。）
2.3 逻辑推导表明“去至”等组合只能从A+C式两型而来（参看2.0），语料事实证明“去至”等组合正是由A+C式两型而来（参看2.1与2.2）。语料事实与逻辑推导不谋而合，“去至”等组合由A+C式两型而来当无疑义，具体演变过程如下：
型一、型二随语法变化和词汇变化而发生变化，分别促成“去至”、“去到”、“去往至”等组合在中古涌现。型一通过“而”的消除、“之”类词被替换，产生了“去至”、“去到”等组合，但“去”在这些组合中并未发生词义沾染，倒是因相似格式的聚合联想而类推产生了“往”义；型二通过“而”的消除、“之”类词被替换以及起点宾语前移，产生了“去至”、“去往至”等组合，“去”在这些组合中因与其后成分混同而最终沾染上“至”、“往”义。（注：王力(1989:105)认为表“往”义的“去”“不是从古代及物动词‘去’字发展而来，而是从不及物动词‘去’字发展而来。”从以上的分析来看，由型一中“去”产生的“往”义，可以说是从不及物动词“去”发展而来；但由型二中“去”产生的“往”义，应当是从及物动词“去”发展而来。）
“去”之“往／至”义的产生，不仅有组合搭配而引发的沾染，也有聚合联想而导致的类推。组合沾染、聚合类推是词义变化的两种重要机制，在“去”的“往／至”义产生过程中，两种机制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注：组合搭配和聚合联想所引发的沾染和类推，与语法化中的重新分析和类推异曲同工，这说明重新分析和类推是语言变化中两种极其普遍而重要的机制。）
三
3.0 “去”既产生了“往”义，又产生了“至”义。（注：很多学者只是注意到“去”的“往”义，而忽略“去”的“至”义，如孙占林(1991)、王国栓(2002，2003)都认为“去”只产生“往”义，这从他们文章的题目也可以看出。）上古“往”后一般不带方所宾语，除非是表疑问的方所宾语（王力，1980:555），而且这类宾语还必须前置，如：
在“去”具有“往”义的早期用例中，“去”也只带表疑问的方所宾语，而且这类宾语也多前置，这显然是“往”用法的继承，如：
(33)微声问王：王欲
?（托名东汉《大方便佛报恩经》）（注：一般认为此经并非东汉所出，详参方一新(2003)。）
(34)尔时婆罗门言：为
?（吴·支谦译《菩萨本缘经》）
(35)汝檀腻羁今欲
?（元·魏慧觉等译《贤愚经》）
但是，如果认为“去”只产生了“往”义，就不好解释其后还可带终点宾语的用法。“去”后带终点宾语应是继承“至、到”的用法，因为“至、到”上古便可带终点宾语。在东汉译经中，已见“至到”义的“去”带终点宾语，如：
(36)诸佛本从何所来，
何所？（东汉·支谶译《道行般若经》）
此例在后秦鸠摩罗什所出异译本《小品般若波罗蜜经》中译为“是诸佛向从何来，今至何所？”用“至”对译“去至”，可见“去”义同“至”，“去至”为同义连文。不过在“去”产生“至到”义的初期，只见“去至”、“去到”等带方所宾语，不见“去”独立带方所宾语。这一方面说明，“去”的“往至”义正是在“去至”、“去到”等组合中产生；另一方面也说明，“去”的新义在早期或许还需借助“去至”、“去到”等组合加以稳固而过渡。（注：因为上古表“离去”的“去”也带方所宾语，为了避免旧有格式可能引发的误解，有必要借助“去至”、“去到”等新旧组合来标明新义。在汉语剧变的中古时期，有不少这类新旧成分组合的现象，如东晋僧伽提婆译《增壹阿含经》“尊从静室起，
经行。”又“焚烧山野，
以干薪。”例中“如”、“加”为新成分，“似”、“益”为旧成分。“如似”、“加益”等是新词和旧词组合，“去至”、“去到”等是新义和旧义组合，但是它们共同反映了剧变中的过渡情况，并且都遵循“新前旧后”的组合规则。）“至到”义的“去”独立带方所宾语，目前所见最早的例句是三国译经，如：
(37)诸佛本何所来，何所？（吴·支谦译《大明度经》）
此例与上面所引《小品般若波罗蜜经》和《道行般若经》的例子属同经异译，“去何所”即“至何所”、“去至何所”，“去”与对译的“至”、“去至”同义。（注：在三国支谦所译的《须摩提女经》中，也可见到表“至”义的“去”，因为在同经异译的《增壹阿含经》（东晋瞿昙僧伽提婆译）中也是用“至”来对译的，比较如次：
时满长财者得女，便将满富城中。（《须摩提女经》）
时满财长者得女，便将
满富城中。（《增壹阿含经》））三国以后，“往至”义的“去”带方所宾语逐渐增多，如：
(38)问诸比丘曰：向何所？今何从来？（晋代失译《摩诃衍宝严经》）
(39)汝若东方国土，见佛世尊亲近礼拜，代我如是问讯。（后秦·弗若多罗译《十诵律》）
(40)君是何神，居此几时？今若必去，当何所？（《古小说钩沉·述异记》）
(41)上荆州必称陕西，下扬都言海郡。（《颜氏家训·勉学》）
3.1 关于“去”之新义产生的时间，杨克定(1988)认为是西汉，但就其所举《史记》的例子来看，其中的“去”仍是“去离”义；王国栓(2003)认为是晚唐五代，证据是那时“去”才可带终点宾语；朱庆之(1992)认为是晋代前后，根据是晋代才有“去”带终点宾语。
“去”的词义的确与其所带的宾语有关，如果其后是起点宾语，“去”仍是“离去”旧义，如果其后是终点宾语，“去”则是“往／至”新义。王国栓认为晚唐五代“去”才可带终点宾语，不符合语料事实；朱庆之认为晋代前后，比较符合语料事实。但是，“去”独立带终点宾语，应是其“往／至”义成熟的时期，“去”的“往／至”义早在东汉当已萌芽。
“去”的“往／至”义在东汉产生，有直接和间接两方面的证据。直接证据是：1)东汉已有“往／至”义的“去”例，如上所举《道行般若经》“诸佛本从何所来，去至何所？”2)东汉注家已有明确的注释，如《论语·述而》“人洁己以进，与其洁也，不保其往也。”郑玄注：“往犹去也。”3)东汉已有“来”和“去”构成的反义词，上古与“来”构成反义关系的是“往”，东汉与“来”构成反义关系的已有“去”，如《道行般若经》“是亦无所从来，亦无所从去”。（注：东汉以后多见“去”与“来”构成反义关系，他如东晋僧伽提婆所译《增壹阿含经》“无令事佛之家有所赀输，亦使事佛之人来迎去送”，“来迎去送”犹“迎往送来”。）间接证据是：1)“去”的“往”义在时间概念中已有体现。几乎在“去”表空间“往”义的同时，“去”在东汉也有表时间的“往”义，如《新序·杂事五》“往年虎食我夫，今虎食我子，是以哀也”，《论衡·遭虎》作“去年虎食吾夫，今年食吾子，是以哭哀也”，“去年”同“往年”。2)“去”的“往”义在词汇替换中已有体现。在一些固定格式中可看到“去”代替“往”，如《史记·范
蔡泽列传》“从今以往者，四十三岁”，《阿阇世王经》“从今以去，无有沾污”，“从今以去”同“从今以往”。3)“去”的“往”义在词序结构中也有体现。旧义“去”不可能有“往去”、“至去”结构，新义“去”产生后才有“去”置后的结构，如《四分律》“此比丘尼得蒜已，后数数复往去”，《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如来者无所至去、无所从来，故名如来”。
3.2 “去”的词义演变，带来了两个影响。一是，拉动“离”来代替表“去离”义的“去”。由于“去”被用来表示新义“往／至”，即旧瓶装上了新酒，这样旧义“去离”就有可能选用新的词形，即旧酒可能寻找新瓶。语言中几近相反的两个词义共用一个词形难免误解，语言明晰化的原则迫使汉语自身作出调整。语料显示，正是从东汉开始便多用“离”来表示“离开”义，以支谶所译《阿閦佛国经》为例，其中表示“离开”用“离”7次，而用“去”仅1次。二是，
“往”发展为引介方所、对象的介词。由于上古“往”只表“往至”义，“去”产生“往至”义后，侵占了“往”的部分地盘，“往”被迫另谋发展。语言中使用不同的词形共表一个词义未免浪费，语言经济性的原则迫使汉语自身作出调整。语料显示，正是从中古开始“往”便踏上了发展为介词的旅程，虽然在这一演变中还有其他因素的影响，但“去”替代“往”至少为“往”语法化为介词起了推动作用。
语言明晰化、经济化原则是拉动或推动相关成分变化的内在动因，“去”的词义变化时期正是相关成分发生变化的时期，这说明语言中某个细节的变化往往也会带动系列的变化。
四
4.0 通过“去”之“往／至”义产生的个案研究，可见词义的变化看似偶然、简单，实际上是必然、复杂的。“必然”是指这种变化不是随机的，而是有条件的演变；“复杂”是指这种变化不是单一的，而是有系统的演变。
4.1 有条件的演变，有助于说明“去”为什么会产生“往／至”义。首先，“去”之“往／至”义必然产生在 A+C式中，因为只有此式才具备滋生新义的“去至”、“去到”等组合，“去”的“往／至”义分别由A+C式中的型一、型二而产生；其次，“去”之“往／至”义产生，既有聚合中的类推动力，也有组合中的沾染因素，型一中的“去”通过格式类推而产生“往”义，型二中的“去”通过词义沾染而产生“往／至”义。起变的句式有A+C式的型一和型二、变化的机制有类推和沾染，这些都是词义变化的条件，正是这些演变条件决定了“去”必然产生出“往／至”义。
4.2 有系统的演变，有助于解释“去”之“往／至”义为什么会在东汉产生。首先，词汇变化与语法变化息息相关，“去”之“往／至”义产生与连动结构、方所宾语前移等语法现象有关，没有连动结构中“而”的消除就不可能有型一中的“去至”、“去到”等组合，没有方所宾语的前移也不可能有型二中的“去至”、“去往至”等组合；其次，个案变化与其他变化相互关联，“去”产生“往／至”义后，一方面拉动表“离开”义的“去”用“离”来表示，另一方面又推动表“往至”义的“往”向介词发展，“去”的词义变化貌似个别发生，实际上却波及其他的变化。演变过程中词汇和语法息息相关、变化结果中拉链和推链相互牵连，无不昭示词义在系统中变化，正是这些系统变化锁定了“去”之“往／至”义在东汉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