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方政府间竞争下的区域市场整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地方政府论文,中国论文,区域论文,竞争论文,市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中国在区域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既存在市场分割的“逆市场”力量，也存在市场整合的“顺市场”力量，这实际上是由财政分权造成的地方政府间竞争的“双刃剑”效应，一方面地方政府确实获得了发展地方经济的激励，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也获得了分割市场和地方保护的激励（陆铭、陈钊，2006）。市场分割成为横在地方政府间竞争的一条鸿沟，要想跨越这条鸿沟形成全国统一的大市场就必须弄清楚其背后隐藏的经济学逻辑。毫无疑问，如何在地方政府间竞争的框架下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市场整合（特别是促进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形成）是摆在中国面前的一个非常紧迫的大问题，既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为随着中国经济越来越向纵深发展，市场分割的相对效率损失就会越来越大（郑毓盛、李崇高，2003）。
许多文献对造成市场分割的“逆市场”力量进行了精辟的分析，这些分析主要集中在三个角度，即财政激励的角度、晋升激励的角度和分工激励的角度。从经济上的财政激励的角度出发进行论证的主要文献包括沈立人、戴园晨（1990）、Young（2000）、银温泉、才婉如（2001）以及林毅夫、刘培林（2004）等。这一视角的主要观点是：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是地方政府财政激励的结果，在财政激励下地方政府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不惜“以邻为壑”。从政治上的晋升激励的角度出发进行论证的主要文献包括周黎安（2004）以及何智美、王敬云（2007）等。这一视角的主要观点是：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是地方政府官员政治晋升激励的结果，在政治锦标赛下地方官员没有激励进行经济合作。从贸易上的分工激励的角度出发进行论证的主要文献包括王小龙、李斌（2002）、陆铭等（2004）以及陆铭等（2007）等。这一视角的主要观点是：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是地方政府进行策略性分工的结果，而进行策略性分工的目的则是为了抢占一个更好的议价位置。
当然，财政激励、晋升激励和分工激励可以统一在中国地方政府间竞争这个制度框架之下，正是中国地方政府间竞争内生出了地方政府官员的财政激励、晋升激励和分工激励；也就是说，在中国情境中分析市场分割和市场整合自然而然离不开地方政府间竞争的大框架和大背景。但是，这些主流文献并没有回答为什么中国的许多地区（比如在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和渤海湾地带）在区域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存在着很强的市场整合的趋势，以及这种趋势背后到底存在什么样的内在经济学逻辑。① 我们不能只看到问题的一面（市场分割的一面）而忽视问题的另一面（市场整合的一面），否则我们很可能“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我们的想法是市场分割和市场整合是同时存在的，但是在不同的约束条件下会产生不同的组合结果；在地方政府间竞争的大框架下，中央政府对地方官员采取的政绩考核方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约束条件。现有的主流文献往往从落后地区对发达地区造成负外部性的角度出发来构造理论模型，模型假定落后地区可能会采取策略性行为（比如策略性保护政策或策略性贸易政策）。我们的出发点跟主流文献有根本性的不同，我们是从发达地区利用市场整合带来的正外部溢出效应的角度出发，市场整合的程度是由发达地区利用市场整合时所带来的收益和成本的权衡决定的，而中央政府对地方官员的考核方法会对这一权衡产生重要的影响。市场整合的收益来源于正外部溢出效应，正外部溢出效应主要包括地理集聚效应以及市场范围扩大带来的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市场整合的成本来源于地区收入差距，差距越大整合的成本也就会越大。
在我们的分析框架下，尽管市场整合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但在中国地方政府间竞争的框架下市场的自发扩展趋势（比如制造业的地理集聚效应）会受到人为的阻碍（路江涌、陶志刚，2007），并且受阻碍的程度跟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官员采取的政绩考核标准有很大的关系。当然，中央政府可以通过采用不同的政绩考核标准来促进市场的整合，但是无论如何地方政府间竞争总是存在不可消除的内在成本。我们的任务是探索如何在让地方政府间竞争充分发挥积极作用的前提下尽量减少地方政府间竞争带来的成本（比如市场分割成本），而不是因为看到了地方政府间竞争存在的成本就否认其积极作用，不要忘了许多文献认为正是其积极作用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Lin and Liu,2000; 张军，2005）以及中国制度的不断完善（Qian and Roland,1998; Li et al.,2000）。②
本文第二部分给出了模型，包括总量相对绩效考核时的情形和增长率相对绩效考核时的情形以及两种情形之间的比较；第三部分给出了相关讨论；第四部分也就是最后一部分给出了结语。
二、模型
我们的模型在思想上主要来源于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所讲的外部性导致经济增长，包括Romer（1986）强调的技术外部性和Lucas（1988）强调的人力资本外部性，当然我们强调的是地理集聚效应和市场配置效率提升效应。第二个方面是经济增长的制度理论中的扩展穷人选举权的成本（Acemoglu and Robinson,2000; 2006）和扩大穷人教育面的成本（Bourguignon and Verdier,2000），当然我们强调的是市场整合成本。第三个方面是国家规模理论中的基本权衡，即国家规模大小取决于国家规模扩大本身带来的收益和民众对公共物品及政府政策的偏好差异带来的成本之间的折中（Alesina and Spolaore,1997; 2005），当然我们强调的是市场整合带来的收益与成本之间的权衡。在构造模型的过程中我们针对本文要分析的具体问题综合考虑了以上三种思想。
我们假设存在两个地区（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发达地区是市场发育比较完善的地区（我们称之为地区g），落后地区是市场发育很不完善的地区（我们称之为地区b）。我们把地区g的有效地理面积为标准化1－x（1／2＜x＜1），地区b的有效地理面积标准化为x，也就是说地区g的面积比地区b的面积小，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符合现实的，市场整合的过程就是市场扩展到面积更大的区域的过程。③ 我们假设地区g每单位有效地理面积的经济收益为
，地区b每单位有效地理面积的经济收益为
，其中＞＞0。④ 在不进行市场整合的情况下，地区g的总经济收益比地区b的总经济收益或经济总量更大，也就是说（1－x）＞x。
地区g可以付出一定的努力来整合地区b的市场。我们假设地区g每整合地区b的一个单位有效地理面积的市场需要付出的单位成本是λ（－）⑤ （其中λ＞1表示存在社会成本）⑥，而获得的单位收益是μ（其中μ表示市场范围扩大以后的正外部溢出效应，具体而言包括地理集聚效应以及市场范围扩大带来的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为了表明市场整合的“顺市场”力量确实存在，我们假设μ＞λ（－），⑦ 也就是说，如果不存在人为的外在干预力量，那么地区g对地区b进行市场整合将是有利可图的。
我们在本文中所讲的区域市场整合包含徐现祥和李郇（2005）所讲的市场一体化和区域协调发展的双重含义，所以本文意义上的市场是指整体意义上的抽象市场。我们在本文中所讲的发达地区既包含发达地区的地方政府，也包含发达地区的企业，也就是说，我们把发达地区看成了一个抽象的整体；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落后地区。我们所考虑的整合是指发达地区整合落后地区，整合的对象是落后地区基于有效地理面积意义上的市场，整合的结果是落后地区和发达地区达到相同的市场完善程度。我们进行市场整合分析的前提是，中国的市场边界不仅是地方的行政边界，而且还是地方政府分割地方市场的边界，这也正是徐现祥和李郇（2005）在他们的分析中所强调的。
1.总量相对绩效考核时的情形⑧
我们假设政治晋升收益足够大（大到经济利益不能与之抗衡）。当中央政府采用总量相对绩效标准对地方官员进行考核时，谁的总量相对绩效更好谁就可以获得晋升。我们用上标A来表示总量相对绩效考核，用下标E表示基于经济维度的考量。
我们假设地区g将整合地区b的z个有效地理面积单位的市场。
地区g的经济收益为：
为了分析的方便，我们令
＝（1＋λ）（－）。
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得到命题1。
命题1：当中央政府采用总量相对绩效标准对地方官员进行考核，而且地方官员对政治晋升收益看得比经济收益更重时，如果市场整合的正外部溢出效应足够大（μ≥），那么就会存在完全的市场整合；如果市场整合的正外部溢出效应不是太大（μ＜），那么市场的整合程度就是
。
证明：根据上面的分析很容易得到这个命题。
我们可以发现市场整合的正外部溢出效应足够大（μ≥）时，市场整合的程度就会达到100％，成为一个常数。但是这种情形在现实中并没有普遍出现，说明市场整合的正外部溢出效应对绝大部分地区来讲并不是太大。尽管完全的市场整合只是模型设定里面出现的一种长期趋势和理想状态，但是为了分析上的完整性和逻辑上的一致性，我们还是要对这种情形进行分析。
推论1：当中央政府采用总量相对绩效标准对地方官员进行考核，而且地方官员对政治晋升收益看得比经济收益更重时，如果市场整合的正外部溢出效应足够大（μ≥），那么市场整合的程度并不会随着正外部溢出效应、社会成本、各地区的有效地理面积以及每单位有效地理面积的经济收益的变化而变化。
证明：由（4）式易得。
推论1的直观含义是当市场整合的正外部溢出效应足够大时，各种阻碍因素的负向作用就会失灵。
由于完全的市场整合只是一种长期趋势和理想状态，所以更有意义的事情是讨论市场整合的正外部溢出效应不是太大（μ＜）时的情形，因为这种情形是相对来讲比较符合现实的情形，中国地方政府官员选择分割市场和地方保护的行为说明了正外部溢出效应并不是太大。此时我们可以得到推论2。
推论2：当中央政府采用总量相对绩效标准对地方官员进行考核，而且地方官员对政治晋升收益看得比经济收益更重时，如果市场整合的正外部溢出效应不是太大（μ＜），那么市场整合的程度随着正外部溢出效应的增加而增大，随着社会成本的增加而减小，随着市场完善地区的有效地理面积的增加而增大，随着市场不完善地区的有效地理面积的增加而减小，随着市场完善地区的每单位有效地理面积的经济收益的增加而减小，随着市场不完善地区的每单位有效地理面积的经济收益的增加而减小。
证明：根据（5）式，我们很容易得到：
推论2的经济学含义非常明显，市场整合程度是由其机会成本决定的，收益越大市场整合的程度就会越大，成本越高市场整合的程度就会越小。我们需要着重强调推论2的两点现实含义就是：如果中央政府采用总量相对绩效标准对地方官员进行考核，市场完善地区的有效地理面积很小而市场不完善地区的有效地理面积很大时，市场整合就比较难进行；市场完善地区的每单位有效地理面积的经济收益很大，而市场不完善地区每单位有效地理面积的经济收益很小时，市场整合就比较难进行。
2.增长率相对绩效考核时的情形(11)
在这一部分我们将考虑政治晋升收益足够大（大到经济利益不能与之抗衡）时增长率相对经济绩效考核的结果。我们用上标R来表示相对经济绩效考核。
地区g为了保住自身的政治晋升收益，会选择
是中央政府认为的市场完善地区的经济增长率可以比市场不完善地区的经济增长率合理放缓的程度（为了分析的方便，我们把δ简称为“合理增长差距”），(12) 因为我们要考虑到如下的实际情况：市场完善地区的经济增长率的提高越来越困难，而市场不完善地区的经济增长率的提高相对而言更容易一些。合理增长差距δ的取值范围是δ＞0，在现实生活中δ的值应该非常小甚至可能是趋近于0（δ→0）的一个数。
命题2：当中央政府采用增长率相对绩效标准对地方官员进行考核，而且地方官员对政治晋升收益看得比经济收益更重时，如果市场整合的正外部溢出效应足够大（μ≥
），那么就会存在完全的市场整合；如果市场整合的正外部溢出效应不是太大（μ＜），那么市场的整合程度就是
。
证明：根据上面的分析很容易得到这个命题。
命题2得到的结果跟命题1得到的结果有些类似，但在市场整合的正外部溢出效应的临界值或门槛值上存在差别。
同样的道理，我们可以发现市场整合的正外部溢出效应足够大（μ≥）时，市场整合的程度就会达到100％，成为一个常数。但是这种情形在现实中并没有普遍出现，说明市场整合的正外部溢出效应对绝大部分地区而言并不是太大。
推论3：当中央政府采用增长率相对绩效标准对地方官员进行考核，而且地方官员对政治晋升收益看得比经济收益更重时，如果市场整合的正外部溢出效应足够大（μ≥），那么市场整合的程度并不会随着正外部溢出效应、社会成本、各地区的有效地理面积以及每单位有效地理面积的经济收益的变化而变化。
证明：由（7）式易得。
推论3得到的结果跟推论l有些类似，当市场整合的正外部溢出效应足够大时，市场整合的程度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当然，更有意义的事情是讨论市场整合的正外部溢出效应不是太大（μ＜）时的情形，因为这种情形是比较符合现实情况的，中国地方政府官员选择分割市场和地方保护的行为说明了正外部溢出效应并不是太大。此时我们可以得到推论4。
推论4：当中央政府采用增长率相对绩效标准对地方官员进行考核，而且地方官员对政治晋升收益看得比经济收益更重时，如果市场整合的正外部溢出效应不是太大（μ＜），那么市场整合的程度随着正外部溢出效应的增加而增大，随着社会成本的增加而减小，随着市场完善地区的有效地理面积的增加而减小，随着市场不完善地区的有效地理面积的增加而增大，随着市场完善地区的每单位有效地理面积的经济收益的增加而减小，随着市场不完善地区的每单位有效地理面积的经济收益的增加而减小。
证明：根据（8）式，我们很容易得到：
＞0。
跟推论2一样，推论4的经济学含义非常明显，市场整合程度是由机会成本决定的，收益越大市场整合的程度就会越大，成本越高市场整合的程度就会越小。我们需要强调的推论4的两点现实含义就是：如果中央政府采用增长率相对绩效标准对地方官员进行考核，市场完善地区的有效地理面积很小而市场不完善地区的有效地理面积很大时市场整合就比较容易进行；市场完善地区的每单位有效地理面积的经济收益很大而市场不完善地区每单位有效地理面积的经济收益很小时市场整合就比较难进行。我们可以发现，推论4跟推论2在有效地理面积上得到的结果却完全相反，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比较分析部分进行详细的论述。
推论5：当中央政府采用增长率相对绩效标准对地方官员进行考核，而且地方官员对政治晋升收益看得比经济收益更重时，如果市场整合的正外部溢出效应不是太大（μ＜），那么市场整合的程度随着合理增长差距的增加而增大。
证明：根据（8）式，我们很容易得到：
。
推论5的政策含义是在采用增长率相对绩效标准对地方官员进行考核时中央政府可以通过提高合理增长差距来促进区域市场的整合。
3.两种情形的比较分析
通过对两个基本模型进行比较分析，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命题：
命题3：当地方官员对政治晋升收益看得比经济收益更重时，中央政府采用总量相对绩效标准对地方官员进行考核，比采用增长率相对绩效标准对地方官员进行考核更容易达到市场完全整合的临界值或门槛值，但是这两个临界值或门槛值都比不存在考核时更高。
证明：为了证明命题的前半部分我们只需要证明＜。由和的定义，我们可以得到：
，即＜。为了证明命题的后半部分我们只需要证明μ*＜，其中μ*是不存在考核时的临界值或门槛值。由（1）式，根据库恩—塔克条件，我们可以很容易得到μ*＝λ（－），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发现μ*－＝－（－）＜0，即μ*＜。综合以上，易得：μ*＜＜。
命题3的政策含义非常明显，当地方官员对政治晋升收益看得比经济收益更重时，如果中央政府觉得市场整合的正外部溢出效应足够大，那么采用总量相对绩效标准对地方官员进行考核比采用增长率相对绩效标准对地方官员进行考核更有可能达到市场的完全整合。
命题4：当地方官员对政治晋升收益看得比经济收益更重时，如果市场完善地区的有效地理面积相对于市场不完善地区的有效地理面积而言比较大，那么中央政府采用总量相对绩效标准对地方官员进行考核更有可能促进市场的整合；如果市场完善地区的有效地理面积相对于市场不完善地区的有效地理面积而言比较小，那么中央政府采用增长率相对绩效标准对地方官员进行考核更有可能促进市场的整合。
证明：由
，我们很容易从直觉上得到命题4。为了给出比较严格的证明，我们需要对（5）式和（8）式进行变形。对（5）式进行变形，由
对
求偏导，我们可以得到：
。对（8）式进行变形，由对求偏导，我们可以得到：
。
命题4的政策含义显而易见，在这里就不再赘言。
三、相关讨论
在这一部分将结合我们的模型跟主流的理论进行比较分析，在比较分析的过程中我们还会提出一些政策建议。总体上而言，我们的理论模型更加强调中央政府在区域市场整合乃至形成全国统一大市场中的作用，而传统主流文献并没有强调这一点。
财政激励视角下的主流理论在解释中国的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时可以把握历史的脉搏，把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的来龙去脉搞得很清楚。中国经济的大背景是从计划（中央集权）向市场（地方分权）逐步转型，财政演变必然以这个大背景为依托。在分灶吃饭的情况下，每一个地方政府都希望自己灶的锅里有米可下，为了“有米可下”必然会采取策略性保护行为，比如争夺原材料、进行重复建设（胡书东，2001；魏后凯，2001）。但是这些行为相对于原先的体制下存在的行为而言已经属于一种效率改进，不管是Young（2000）所认为的造就地方既得利益还是银温泉和才婉如（2001）所认为的行政性分权，都是一种相对的制度改进。只要中国采用渐进式改革，制度改进就不可能一步到位，在不可能一步到位的情况下总是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陷，许多学者只看到了不同历史条件下市场分割的缺陷，而没有看到其相对进步性。林毅夫和刘培林（2004）认识到了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的历史逻辑，他们认为改革以来的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在很大程度上是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在分权式改革下的逻辑延伸。渐进式改革决定了赶超战略的消除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但是把赶超战略从中央政府层面下放到地方政府层面是逐步消除赶超战略的第一步。我们的理论模型跟这些理论解释并不冲突，在市场尚不完善的时候，市场的正外部溢出效应并不是很大，发达地区的地方政府进行市场整合的动力很小甚至根本就不存在；随着市场的逐步完善，市场正外部溢出效应逐渐变大，此时发达地区就有着很强的整合市场的动力，落后地区采用的违背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也就在市场整合的过程中逐步被消除，因为市场的价格会决定哪一种行为更加有利可图。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龚冰琳等，2005）也证明我们的理论预测是跟现实相吻合的，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市场的完善会显著减少。
晋升激励视角下的主流理论在解释中国的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时可以更加反映现实情况。历史逻辑在演变过程中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目前现实中的逻辑更加体现了晋升激励的作用。如果说曾经有一个阶段，地方政府官员对经济收益（比如政府财政收入和辖区居民就业）看得很重（周黎安（2004）所说的地方官员的第一特征）的话，那么现在的阶段已经进入到了地方政府官员对政治晋升收益看得更重（周黎安（2004）所说的地方官员的第二特征）的时期。晋升激励视角下的主流文献（比如周黎安，2004）对问题本质的剖析已经入木三分，但是这些文献并没有意识到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内生于地方政府间竞争这一制度框架（成本与收益系于一体），所以其提出的解决问题只是着眼于代理人和代理人之间，比如减少地方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能力或者提高地方政府对辖区居民的服务水平。我们的理论模型提出的政策建议是，在不同的具体情境下中央可以采取不同的官员政绩考核标准，从而降低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的程度，或者中央政府也可以在相同的政绩考核标准下采用不同的考核措施，比如提高发达地区跟落后地区之间的合理增长差距（δ）。我们认为，真正需要回答的问题是如何在委托人—代理人层次上完善地方政府间竞争的制度框架，而不是如何在代理人—代理人层次上完善地方政府间竞争的制度框架，所以我们的分析框架更加强调中央政府的作用。
分工激励视角下的主流理论在解释中国的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时可以说是找到了一个重要而清晰的作用机制。陆铭等（2004）认为，在收益递增条件下，由于发达地区在高技术产业拥有比较优势，而且通常具有较快的技术进步，所以往往能够在贸易利益的分享中获得比较大的份额；而落后地区如果选择暂时不加入分工体系，那么它将失去当期分工的收益，但却可以提高自己在未来分配分工收益的谈判中的地位，甚至可能实现对发达地区的赶超。分工激励视角的解释（王小龙和李斌，2002；陆铭等，2004；陆铭等，2007）以落后地区为着眼点，落后地区的策略性分工行为是造成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的重要原因。我们的模型是以发达地区为着眼点，着眼点的不同决定了我们对相同事物的内在机制有不同的看法，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我们认为，当落后地区的策略性分工行为导致社会成本（λ）特别大的时候（比如λ（－）＞μ），分工激励视角下的理论解释可能更具有现实说服力；但是当落后地区的策略性分工行为导致社会成本（λ）并不是特别大的时候（比如λ（－）＜μ），我们基于市场正外部溢出效应的理论解释就更具有现实说服力。当然，不管是分工激励视角的解释还是我们的解释，在政策建议上都是一脉相通的，因为两者都会建议采用降低社会成本（λ）的措施；但是我们的政策建议还包括那些提高发达地区市场整合收益的措施。
四、结语
在本文中我们主要识别并分析了在中国地方政府间竞争框架下区域市场整合的一个重要机制。我们认为，地区发展差距是阻碍市场整合的决定性力量，正外部溢出效应是推进市场整合的决定性力量，而中央政府对地方官员的考核机制则会对这种力量的对比和权衡产生重要的影响，改变中央政府对地方官员的考核机制会对区域市场整合的程度产生很大影响，并进而对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形成产生很大的影响。而中央政府在其中的可为之处正在于根据不同的情况对不同地区采用不同的地方官员政绩考核机制或在相同的政绩考核机制下采取不同的措施。当然，我们识别出的机制只是众多重要机制中的一个，不可能囊括所有的机制。
本文给出的理论模型可以进行多角度的扩展和应用。比如，在考虑绿色GDP核算时，我们需要在（1）式和（2）式分别减去一个各自的成本（比如环境污染的成本），这样一来区域市场整合的程度就会受到绿色GDP核算的影响。当落后地区环境污染的成本比发达地区环境污染的成本更大时，不管采用总量绿色GDP绩效评估还是采用增长率绿色GDP绩效评估都会加大区域市场整合的程度；反之，当发达地区环境污染的成本比落后地区环境污染的成本更大时，不管采用总量绿色GDP绩效评估还是采用增长率绿色GDP绩效评估都会降低区域市场整合的程度。再比如，如果中央政府在现任地方官员政绩和前任地方官员政绩之间进行相对绩效考核（像周黎安等（2005）注意到的那样），那么只要μ＞λ（－），发达地区现任地方官员就会持续进行市场整合直到μ＝λ（－），落后地区的现任地方政府官员更是没有阻碍市场整合的动力，但是，现实情况往往既有纵向比较也有横向比较，所以市场整合的阻力还是会存在的。
注释：
① 徐现祥等（2007）提出了跟我们相同的问题，但是他们的回答主要是从落后地区影响发达地区的角度出发的，跟传统的主流文献构造模型的思路是一样的。我们的回答是从发达地区影响落后地区的角度出发的，发达地区整合落后地区的市场是需要付出成本的，但这种成本并不是由主流文献所指出的策略性行为造成的，而是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之间的市场完善程度差异所引致的发展差距造成的。
② 关于地方政府间竞争的收益与成本分析可以参见王永钦等（2007）、周黎安（2007）、皮建才（2007a）以及杨其静和聂辉华（2007）。因为这不是本文的重点，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在这里对此展开讨论。
③ 即使假设地区g的面积比地区b的面积大，也不会对我们的分析产生实质性的影响。我们最多把问题分成两种情形进行讨论而已。重要的是，本文采用的假设有助于我们分析问题的主要机制。
④ 关于地区市场完善程度的不同会导致地区收入差距的文献综述可以参见严汉平和白永秀（2007），对此的定量研究可以参见樊纲等（2003）。
⑤ 感谢其中一位匿名审稿人提醒作者对整合成本的数学形式进行说明，采用这种形式主要是为了表明整合成本是地区收入差距的增函数，当然，采用这种形式也是为了分析上的方便。
⑥ 感谢其中一位匿名审稿人提出了发达地区在整合过程中的能力约束。实际上，我们可以把发达地区整合能力的欠缺看成是λ的增大，整合能力低的发达地区在整合落后地区时的社会成本会更高。
⑦ 本文在分析中的主要着眼点并不是地方政府之间存在策略性保护行为，这种行为无疑会加大λ，甚至有可能使得μ＜λ（－），进而使得市场整合无利可图。我们想要表明的是，即使不存在这种策略性保护行为，地方政府之间仍然会存在着由中央政府的政绩考核导致的市场分割。我们认为，中央政府可以通过相应的措施在立宪层次上降低地方政府之间的“内拼”效应。当然，这种想法在本质上有些类似于皮建才（2007b），但是分析的具体问题并不相同。
⑧ 我们在这里所说的总量相对绩效考核是指基于GDP总量对地方官员进行考核。实际上从晋升激励的角度出发构造模型的主流文献（比如周黎安（2004））都是基于GDP总量对地方官员进行考核。相对绩效考核的经典文献包括Lazear and Rosen（1981）、Green and Stokey（1983）和Shleifer（1985）等。
⑨ 从数学上看，z[A][,max]无限趋近于［（1－x）－x］／［（1＋λ）（－）－μ］，但永远不能达到这个数值，为了分析的方便，我们只能取极限时的情况，此时我们可以加上一个限制条件：当地区g跟地区b的绝对经济绩效一样时，地区g可以获得政治晋升收益，而地区b则不能获得政治晋升收益。
⑩ 为了缩减论文的篇幅，我们省略了对偏导的具体求解过程。在推论4、推论5和命题4的证明中，我们也作了类似的省略。
(11) 我们这里所说的增长率相对绩效考核是指基于GDP增长率对地方官员进行考核。
(12) 即使我们假设δ／［（1－x）］是一常数Δ（0＜Δ＜1）对我们的分析结果也不会产生任何影响，但是在分析时会使运算更加复杂，为简便起见，我们还是采用了目前的数学形式。
(13) 从数学上看，
，但永远不能达到这个数值，为了分析的方便，我们只能取极限时的情况，此时我们可以加上一个限制条件：当地区g跟地区b的相对经济绩效一样时，地区g可以获得政治晋升收益，而地区b则不能获得政治晋升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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