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女性主义认识论演进中的三个基本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认识论论文,女性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女性主义认识论(feminist epistemology)或称女性主义知识论，是从社会性别视域对知识论探究的反思与批判，并在不同层次上开展了对科学及其知识体系的解读；它是女性主义哲学的一个重要部分，并成为当代哲学探究新的生长点之一。在女性主义认识论的兴起与演进中，产生了一系列对传统观念的反思与挑战，尤其在知识与权力及政治的关系上提出了一系列独到之见。本文将考察上述过程中所展现的三个基本方面，即平等认知主体问题、优势认知群体问题、女性经验与知识客观性问题，以便使女性主义认识论的理论价值得到更清晰的显现，且有助于在思想观念和社会制度上推进性别平等。
女性主义认识论所展现的第一个问题是：妇女是平等(或合格)的认知主体吗？此后，这个问题又演变为：谁有资格或权力在知识创建及知识评价中担任主体？如果知识主体涉及到性别，妇女在作为知识主体的资格上还须另外附加条件吗？
这一问题的提出是与女性主义认识论的特有历史直接相关的。美国女性主义哲学家桑德拉·哈丁认为，于上世纪70年代兴起的女性主义认识论是发展独特的，即其被看作是某种困境的产物：“社会科学家和生物学家试图将妇女与性别议题纳入他们既有的知识体系结构时遇到了困难。社会科学与生物学领域中的概念图式以及客观性、合理性、科学方法等处于支配地位的观念体系，在分析性别议题时往往显得软弱无力，或者说，在某些方面过分扭曲，乃至它无法辨别性别歧视的现象和男性中心主义的臆断与信念，更不必说清除它们了。”(麦克拉肯主编，第503页)更严重的是，这种情况在各学科领域中还占据着统治地位。可以认为，现代西方社会那些享有合法地位的知识，实际上是在性别等级制度中被构建成的，它们几乎从来就与女性的生存感受和对世界的看法无关。女性主义认识论的探讨正是为了“说明和改善这一状况”(同上，第504页)，也即从性别平等视域对现有的知识体系和知识论进行审察。否则，不仅现存的性别歧视无法清除，而且某些知识体系和科学理论将继续为错误观念所引导。在此过程中，女性主义认识论产生了多种并不一致甚至相互交锋的观点，其中有三种主要倾向，即女性主义经验论、女性主义立场理论、后现代女性主义认识论。
然而，包括一些科学家在内的批评者认为，女性主义认识论只是一种为争取知识领域平等权利而开展的政治运动，其目的是帮助女性群体及有色人种、非精英阶层等边缘社会群体等获得知识领域中的平等话语权。但这些目的往往与科学知识所包含的理性、理智、中立、客观精神并不一致，也与传统知识论对“知识何以可能”问题的探讨相抵牾。因此，将“女性主义”与“认识论”置放在一起是自相矛盾的，因为后者所追求的是知识的普遍性问题，而前者涉及的则是与性别有关的某一方面或某一领域的特殊性问题。(参见麦克拉肯主编，第504页)还有看法认为，女性主义认识论开展的批判对科学和知识论是一种“威胁”，尤其是后现代女性主义认识论与解构主义、生态主义、后现代主义、拉康心理学等密切联系，形成了反科学的“大杂烩”。(克瑞杰主编，第8页)需要提及的是，这类看法在中国学界传播得较快；但也正是随着这些看法的介绍，近年来对女权主义认识论的知晓程度也有所提升，虽然离系统了解仍有相当距离。
笔者认为，女性主义认识论的发展和影响是值得我们重视的。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国外女性主义认识论研究不仅进展较快，而且相对集中于对科学与性别关系进行系统的考察。女性主义科技哲学的“女性主义科学元勘”(feminist science studies)，近10年来更呈现出“加速发展的趋势”，已成为“科学元勘”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与之相关的研究文献和成果可谓“浩如烟海”。(章梅芳、刘兵编，第3页)这一情况绝非是孤立、偶然的。在20世纪的下半叶，世界范围的认识论研究已达到了这样的共识：所谓“知识”其实是随着人们的创造性参与而形成和变化的东西；因此它并非是既定的、一成不变的，更非在任何时间、任何场合下都有效。同时，人们也认识到，构成知识主体的既非单一个体，更不是什么普遍的人类性，而是处于特定时间和特定场合之中的、与一定条件有连带关系的具体人的共同体。在解释学、语用学的背景上，知识主体性更被理解为是一种主体间性(哈贝马斯，第389页)。多元文化研究、特别是后殖民文化批评则进一步从性别、阶级、种族、地域的关联性上来探讨知识生产及其主体性问题，认为“所有寻求知识的努力均定位于社会环境中”(哈丁，第207页)。这就是说，所有知识生产者、包括各学科的科学家共同体在内，其实无一不是镶嵌在一定语言、文化、信仰、种族、民族及地域之中的，他们不可能彻底摆脱由这些构成的具体语境而成为价值中立、纯粹理性的代表。但现代科学之中的一些方面，“必定是普遍有效的，因为它首先来自这种文化上各不相同的人，然后又不断得到世界上越来越多的文化上不同的人们的支持”。(同上，第232页)
以上所述表明，女性主义并非唯一对英美传统认识论提出质疑和批判的思潮。那么，从社会性别视域开展的批判，为什么就与从其他方面展开的批判有所不同呢？桑德拉·哈丁曾谈及：“有些证据被用来支持非女性主义的主张时并没有引起任何争议，而当它们被用来支持女性主义主张时，就惹来争议了”。批评者们常常会质疑事实根据的合理性，并期待有更客观的观察者来进行考察。也就是说，一旦涉及到性别和妇女，对认识论的评价和要求就改变了。其原因，是认为“女性在严密观察及推理方面的能力较差，而更糟糕的是女性主义是一种政治运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所呈现的不受个人情感影响的、客观的、冷静的、价值自由的事实，妇女和政治运动又怎么能够提出对上述事实构成严肃挑战的事实？”(麦克拉肯主编，第507页)
以上两种原因不论是以政治为理由还以科学为借口，在根本上都无法摆脱性别歧视色彩。这一情况表明，在知识的创建、评价及批判领域中确实存在着性别与权力的关系。若不正视、不清除建立在这一关系上的性别歧视及其与之相关联的种族歧视、地域歧视、文化歧视，那么渗透在各学科及其知识体系中的偏见是无法清除的。因此，女性主义认识论即使是发轫于对知识创造领域中男女不平等状况的不满和反对，无可避免地裹挟着不满(情绪)，也不意味着其批判权的降低。这实际上与反对种族歧视的情况一样：绝不能因为黑人或其他有色人种对种族主义有不满情绪而剥夺其批判权利。所以，企图将知识、科学、认识论与政治作截然划分的意图是缺乏根据的，且传统欧美认识论自身也显现出其政治性：一旦涉及到在知识领域的平等话语权问题，知识与权力的密切关联必定遁形。同样，当指责“情绪化”的女性主义批判并企图削弱或剥夺其主体资格时，这一认识论本身也陷入了一种情绪化。无疑，和其他批判思潮相比较，女性主义认识论确实遭到了更多阻碍，但这也促使它作了更多的反思和洞察，其所进行的审视及运用的方法也具有更强的贯穿性，特别是它在与后殖民文化批评等思潮的结合中得到了拓展，使知识、科学与政治的关系更清晰起来。著名的女性主义生物学家唐娜·哈拉威曾坚决否认对性别的理解可以独立于种族、阶级和政治，即使是在自然科学领域中。她指出的一个事实是，20世纪生物学在对灵长类动物的研究中对“自然”的建构和对性别的建构一样，都深受当时种族政治和殖民主义政治的影响。在其所著《灵长类的看法》一书中，哈拉威提出科学及其研究其实也是“叙事”，即作为一种科学的“叙事”，它依赖于作者在“科学、种族和性别的特殊认知结构和政治结构中的位置”。(章梅芳、刘兵编，第73页)女性主义认识论在此显现了它的一个核心观点：科学知识及认识论研究都与权力密切相关，且是政治的，或与政治有复杂多样的关联。
显然，“叙事”的发现不仅打破了科学的神话，也打破了认知主体的神话。正是在这两个神话破灭的基础上，妇女作为平等的知识构建主体和批判主体的身份才可能得到确立。女性主义认识论在此批判和探讨中不仅获得了认知与政治、权力及性别关系的经验，并探寻到了认知主体确立的路径：要获取批判传统认识论的合法性，女性作为认知主体就应进行“自我赋权”，即女性应充分意识、承认和实施自己的认知权利，其中包括清除对这一权利获取的阻碍。也就是说，女性主义认识论探究的合法性正是在对传统认识论的批判之中实现的，这同时也显示了女性认知主体性的确立。如同其他发起批判的任何主体一样，这里并不因其与性别或妇女有关，而须另外附加条件。
目前，相对于主流学术界，女性主义认识论在总体上仍然还处于学术的边缘，甚至是处于多学科的间隙之中。但正是这种边缘化的“他者”位置或相对于传统学术的“陌生人”身份，使女性主义认识论可能成为一种颠覆性的批判力量，或可从边缘对学术产生其独特的影响并作出贡献。
女性主义认识论在其演进中展现的第二个问题是：有认知优势主体存在吗？或对于批判及消除知识领域中的不平等现象而言，妇女是优势主体吗？
在世界范围内，女性主义发展尽管已拥有足够完整的历史，但它从来就不是一个统一体，而且其本身也一直在抵制被简单划分和归类，女性主义认识论亦是如此。这意味着，女性主义认识论从其产生起就一直存在着多种不同的观点和派别，与之相关联的思想和理论更是多种多样。其中，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在不同阶段上对女性主义认识论的影响尤为突出，由此也形成了女性主义认识论的三个主要派别，即女性主义立场理论、女性主义经验论和后现代女性主义认识论。
女性主义认识论在理论上主要借鉴的是马克思主义，其中以女性主义立场(feminist standpoint)理论为突出代表。为女性主义立场理论命名的是美国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哲学家南希·哈萨克(Nancy Hartsock)。哈萨克认为，马克思是从对工人的劳动及其劳动组织研究中提出“无产阶级立场”概念的，其依据是工人从事劳动特有的环境和方式，正是这些决定了工人具有与其他群体不同的立场。(McCann and Kim，pp.292-307)如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论及当“中间阶级”转入到无产阶级队伍中来时，就是“离开自己原来的立场，而站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83页)因此，将女性主义认识论、特别是女性主义立场理论称之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有一定根据的。(哈丁，第202页)女性主义立场理论认为，在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虽无明确的性别视角，但还是有将性别解放归结为阶级解放的不足，亦称“性别盲”(gender-blind)。尽管如此，马克思主义的“立场理论”仍被女性主义所借鉴，成为女性主义立场理论的直接思想资源。无产阶级“立场”转换为女性的“立场”——无产阶级因从事雇佣劳动、遭受压迫而具有推进革命、争取阶级解放的立场，妇女因从事无酬的“关怀”劳动、遭受压迫而具有反对性别歧视、争取性别解放的立场。“关怀”劳动主要指“照料”性质的劳动，包括生殖、哺育、日常家务等等；这些劳动长期以来一直由女性承担，然而却既无劳酬、也不纳入社会劳动范围，并被忽视、被贬低。基于妇女从事的这些劳动，她们也就形成与男性有所区别的“立场”。这决定了她们在批判传统知识论、争取平等知识创造权方面，亦具有某些优势并可作出特殊贡献——相对于缺乏这些经验与感受的群体而言。
之后，随着后殖民批判和非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视角的引入，性别和种族、阶级、文化、地域等进一步联系了起来，优势认知群体问题扩展演进为“弱者”或“边缘群体”可否成为知识创造的“优势主体”及提供特殊贡献的问题。传统认识论是欧洲男性白人精英的认识论，它根本否定“弱者”的平等参与及可为知识增长提供有益的资源。“弱者”包括妇女群体、草根阶层、有色人种、殖民地或第三世界居民等。“弱者”长期处于知识创建之外，成为“局外人”、“陌生人”，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经验对知识的创造无用。目前的主流知识体系是单向度、有缺憾的。因此，建立在“弱者”特定经验上的知识尤为宝贵，其在认知内容和方式上都是无可取代、不可缺少的。如女权主义立场理论认为，要对制度化权力失衡的问题进行反思与批判，就必须从边缘的、弱者的立场出发，这是处于主流地位的人根本无法感受的。这些边缘或弱者的“立场”不只是对传统认识论作出批判及提出自身的诉求，同时也意味着一种从“他者”的角度创建知识的新模式，与传统上以欧美白人男性精英为中心的知识主体创建模式形成了很大反差。印度裔女性主义研究者乌玛·娜若嫣(Uma Narayan)的看法颇具概括性：“在最一般的层面上，女性主义认识论类似于很多受压迫群体为了寻找回她们自己经验的价值而作出的努力。”(McCann and Kim，p.309)
然而，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立场理论遭到另一些女权主义、特别是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反对。有“后马克思主义旗手”之称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查塔尔·墨菲，在断然否定工人阶级是具有认知“优势”的群体的同时，对妇女也作了同样的否定。墨菲是从对统一性、整体性主体的否定着手的，明确表达了后现代主义对本质主义的批判。(参见麦克拉肯主编，第618页)这意味着，本质上完全相同的妇女就像本质上完全相同的工人阶级一样并不存在。异质的个体的主体实际上都是偶然的、不稳定的，往往只是暂时附着在社会关系的某交叉点上，其间还受到身份鉴别的特定形式的牵制。所以，必须对妇女的“本质身份”进行解构，不再把妇女当作是一种同质性的存在整体，这将是“理解社会关系之多样性的必要条件”。由此，女性才可能成为一种“多元体”。并且，“多元体”也是在不同话语中被构建的，不同话语间也不存在某种先验必然的联系，这就使每个社会成员、包括每个妇女都处在并不稳定的话语框架之中，所以也就不能获得完整的、永久不变的某种性别身份、阶级身份或种族身份。在本质主义的统一主体被解构掉之后，是否有“优势”主体存在的问题随之湮灭了。但是，接踵而来的问题是：既然妇女都被解构了，争取性别平等的运动还怎么继续？从性别视域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还怎么继续？
据墨菲的看法，本质主义的身份解构其实并不意味着“妇女”这一范畴从此消失或不可运用了，更不是对女性主义釜底抽薪。在目前状况下，仍然可用“劳动阶级”、“妇女”、“男性”、“黑人”等其他一些有意义的概念来称呼某些群体，但这并不表明这些群体成员间具有完全相同的本质：他们之间如维特根斯坦曾说过的，仅仅只是一种“家族类似”的情况。(参见墨菲，第103页)对性别平等的理论探讨和实际运动也将继续，但问题将集中在：“‘妇女’是如何在不同的对话过程中被构造为一个范畴的？性别差异如何在社会关系中造成了特定的差别？而且，依附关系是如何通过这样一种差别被建构起来的？”(墨菲，第104页)可见，墨菲强调的是：女权主义作为批判父权制和资本主义的重要力量，将与从种族、民族、阶级等角度出发的民主运动建立起更密切的平等连接。在当前的西方社会，妇女、有色人种、工人群体、残障人士等等，都从各自角度提出了建构平等言说空间的诉求，民主政治因此显现出多样性和异质性；而各方之间是相互不可取代的，也不存在谁主要谁次要、谁主导谁被主导的二元框架。墨菲还指出，虽然这多个方面的连接是必要的，但绝不可期望就此可整合为一个统一性“总体”。(参见拉克劳、墨菲，第114页)显然，这与传统的把工人阶级置于社会运动最重要位置上、其他的社会运动则整合到工人阶级运动中去的看法大相径庭，但似乎更符合当前西方社会的实际，且有助于现实民主政治的推进。
无疑，女性主义认识所论及的问题与社会现实关系非常密切，显示了与传统欧美知识论在研究范围和研究方法上的巨大差别，并为认识论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则在资本全球化和激进多元民主政治的背景上，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其理论切入点尤应注意：对诉诸于物质劳动或经济主义的批判，即“抛弃经济的最终决定性”。墨菲与拉克劳将经济称之为“本质主义的最后堡垒”，并认为“经济不可能通过它本身并不具备的单一规律来构成统一主体”。(拉克劳、墨菲，第90页)这十分明确地否定了从经济(劳动或生产)上来证明工人阶级同质性及由此成为拥有革命领导权的主体的可能，同时也反对把经济作为社会结构及其变化的最根本原因。这一研究对于前所论及的女性主义认识论从阶级主体向性别主体的置换，不仅是极具针对性的批判，而且最终使同质化的统一“女性”主体瓦解掉了。值得注意的是，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这些观点并非只限于理论上的否定，它更是在后现代语境下对复杂的社会运动及工人、妇女等实际状况的概括。其目的也很明确：不仅要对当代社会有更准确的认知，还要在阶级对抗消退但剥削、对抗和斗争仍存在的时代里，将“反对男权至上主义、种族主义、性别歧视的斗争以及环境保护”(同上，第二版序言，第14页)与工人运动及多种形式的民主运动联系起来，解决好领导权问题。所以，这种对本质统一的主体的解构，在挑战和批判传统认识论的同时，也将推进女性主义民主政治目标的实现。
女性主义认识论演进中显现的第三个问题是：妇女的特殊经验对于知识构建有怎样的意义？或者说，广泛吸收来自妇女的、非欧美的、非白人男性精英的经验，是否可使认识达到更强的客观性？
前已论及的两个问题都与认知主体有关，探讨了妇女作为平等认知主体的理由，但在统一的女性优势认知主体是否存在的问题上人们看法不一。在此过程中，除了对传统知识论的批判外，也显示了女性主义认识论的某些目标追求，如设想在知识领域的不平等被清除后，就有可能获得更客观、更纯真的知识。依照这一思路，桑德拉·哈丁和南希·哈萨克等女性主义哲学家都对客观性问题作了较集中的探讨，由此也形成了女性主义认识论演进中的第三个问题。
在西方认识论史上，知识客观性问题从来就与对真理的追求紧密联系。自近代科学建立以来，确保知识客观性的方式不外是充分发挥理性、理智、科学方法、逻辑论证等的作用。为使知识不受主观臆想的干扰，还须保持中立态度，以致客观性被理解为就是中立性的最大化。在传统知识论的二元框架下，与客观性对应的是男性，男性气质也与理性、客观性、中立性相联系；女性和女性气质则被描绘为是感性的，或是感情用事、情绪化的，缺乏中立态度和逻辑能力等等，女性因而被认为是与客观性相悖的。在对科学史的考察中，哈丁指出：在笛卡尔时代，借以“向客观性飞跃的”的若干方式，“就是脱离女性气质的一种飞跃”，而“笛卡尔对世界的重构是以一种高傲的态度与女性体系实行分离”。(哈丁，第186页)传统认识论中包含的种种偏见和歧视，引发了女性主义对客观性、中立性的集中批判。吉纳维芙·劳埃德(Genevieve Lloyd)通过对哲学史的研究指出：把保持中立立场的困难仅归于女性是荒谬的，实际男性也面临同样的困难。(参见哈丁，第187页)问题是，当意识到有“立场”存在时，传统认识论采取了“性别象征意义”的做法——将困难归于性别的生物学差异，尤其是女性这一较低性别等级的生物学特质，而客观性、中立性则被“编码为男性气概”。对此，福克斯·凯勒认为，从人类历史看将“客观的”=“男性的”确实是一个“有效的等式”，它不仅可阻挡女性进入知识创造领域，更使男权地位得到巩固，也强化了父权制背景下各类规范的权威性。但是，客观性却被扭曲了，科学和知识也被扭曲了。(Keller，p.75)
可见，女性主义认识论对客观性的探讨十分专注，并在批判中始终抓住知识与权力的关系这一关键，因为男权中心主义通过知识、真理的名义，成了理解世界的方式，并且被强加给了世界本身。不难看出，这是一条“有权就有理”的路线，与客观性、中立性的主旨背道而驰。所以，清除客观性、中立性方面的谬误，绝非只是使女性获得平等的知识话语权，还是对客观性、中立性本身的厘清，直接关系到知识创造和科学的提升。早期开展研究的女性主义经验论，被哈丁称为是一种“辩解策略”(justificatory strategy)，目的是论证女性主义挑战传统认识论的合理性。女性主义经验论重视实践，认为性别歧视主要是受了偏见和成见的不良影响，或受一些虚假信念的误导而产生了“伪科学”(bad science)。只要能更严格地遵守现有科学原则和方法，就有可最终消除知识领域中的歧视。因此，女性主义经验论被认为并未挑战现有的科学规则、原理和知识评价体系，“还未真正促成一种明显的认识论的转型”，依据的仍是传统认识论。(参见麦克拉肯主编，第510页)无疑，女性主义经验论相对较为“保守”，但作为一种辩护策略所蕴含的优势却值得重视。
但其后30多年间，从“妇女生活”出发提出认识论问题，成为女性主义认识论重要而具实效的命题。在与后殖民主义的结合中，女性主义认识论更是举一反三，揭示了“两个差异”对知识生产的重要性：一是由社会等级秩序造成的阶级、种族、性别等社会地位的差异，另一是由多元背景造成的不同文化地位的差异。“两种差异”提供了知识资源的多样化，与仅仅依据社会主流、男权至上、白人精英、欧洲中心主义的资源进行知识创造完全不同。受父权制及其文化限制，与妇女经验相关的生殖、哺育、无酬家务劳动、照料等工作长期都处于边缘，甚至根本不被看作是一定文化和历史的组成部分。对此，女性主义立场理论研究者多萝西·史密斯提出：女性的实际经验应当是女性主义认识论的“基础”；女性的生活不仅能提出有关她们自己的关键性问题，也能够提出男性及社会制度方面的问题；因此要对女性生活及其经验的认知价值作充分的肯定。而桑德拉·哈丁对此的评价更值得注意，她说：“从奴隶主的生活开始思考，并不与从奴隶的生活出发一样根据充分。对于解释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运作而言，从资产阶级生活出发的观点也不会像根据工人的生活得出的观点一样正确。在某些情况下，受剥削的社会地位有可能提供一种批判主流的机构体系和概念框架的视角。”(哈丁，第218页)为此，她特别提出了要肯定美国黑人血统史和劳工史的研究，认为应当感谢黑人提供的资源，因为这些资源使今天的人们能掌握有关奴隶制度和阶级社会的更多知识。(参见同上)以此类推，妇女的经验无疑也是社会和历史认知不可缺少的资源，若缺少这些经验，人类的知识生产也将是片面的。
诸如科学哲学、知识哲学、知识社会学等，其实都在自己的探讨中包含了某种关于知识的本质和条件的认识论假定、关于最成功的知识生产方式的历史学假定，以及以往关于生产最好知识的社群组织模式的假定，等等；并且，不同文化及不同的社群会推崇不同的思维模式，所以恐怕并没有一种知识模式可以解决多元文化背景下的知识生产的所有问题。为此，哈丁认为值得推荐的认识论是：“在理解我们自身以及人类周围的物质世界和社会领域的问题时，这些不同的地方性知识体系各有其独特的资源和局限性。”(同上，第219页)这就是说，既要充分吸取多种知识资源，又要看到每一种资源都有其局限性，虽然它是不可或缺的；在尽可能扩大知识生产资源的同时，还要通过多种资源间的互补，才有可能减少局限性，提高客观性。所以，将女性经验纳入作为知识的资源，不仅有益于女性在知识生产领域实行其平等话语权，也有益于知识客观性的提升。
但客观性问题并未就此解决。受科学史家库恩“范式”理论的刺激及“后库恩”时代的影响，且与后现代、后殖民研究的交融，女性主义认识论展示了客观性探讨的新局面——“客观性”本身成为一个必须探讨的问题，即不再像传统认识论那样问：怎样达到客观性，而是先问：什么是客观性；客观性本身成了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与客观性相关的方面很多，其中决定客观性及其最大化的应是价值中立，问题的关键是能否尽量减少价值偏向以到客观性的最大化。但后现代主义、后殖民女性主义认识论研究发现，标榜“价值中立”的科学及其知识体系，其实并非是“价值中立”的。它既与一定的历史文化相关，也与某些科学家组成的“科学共同体”相关。科学家们虽受过严格的科学训练，但作为个体仍受到社会、文化及利益关系的制约，必定表现出一定的价值取向，同时还受相应制度、规范的影响。因此，价值中立和客观性最大化是难以真正实现的，充其量能达到的只是一种“弱客观性”。提出客观性“强纲领”(参见章梅芳、刘兵编，第103-112页)的哈丁，也被指责为“大错特错”了(麦克拉肯主编，第607页)。“强纲领”虽力图含摄多种文化，但各种文化及相关知识其实都有一定局限，它们之间并不能达到完全平等与融合。从这一意义上讲，女性主义认识论对客观性的探索，更可能推进的是实现平等的知识话语权和科学话语权，客观性最大化则主要还是一种认识论的理想目标。
无需讳言，目前的知识探究还未走出传统认识论的语境，所以主流哲学家所讲述的认识论故事，依然“主要是倾向于与刻板化的西方白人男性个体的经验、问题和压抑行为有关”。(麦克拉肯主编，第599页)本文阐发的三个问题汇聚了女性主义在认识论理论上的独特思考，并使女性主义认识论的思想价值和社会意义得到展现，这表明其值得为中国哲学界和性别哲学研究所重视和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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