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邓小平的大局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局观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如果仔细研读邓小平的著作，就不难发现，邓小平对“大局”一词使用的频率和范围相当之高、之广。可以说，“大局”是邓小平理论中的一个重要范畴；大局观是邓小平理论中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重要内容，它贯穿于邓小平理论的许多方面。全面准确地体认和把握邓小平的大局观，不仅有助于邓小平理论学习和研究的深化，而且对于我们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各项事业，也极具指导意义。
一
何谓大局？一般辞书上的解释是整个的局面、整个的局势。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局也就是全局。大局观也就是一种把握整体和关键的战略思想。
邓小平作为无产阶级大政治家，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无论是领导地方，还是任职中央；无论是担当方面，还是主持方面，都时时处处从大局出发，以大局为重，顾全大局。他之所以能够如此，就在于他有着明晰的大局观，对于大局的认识和把握，是极其全面和深刻的。对此，我们可以试作如下梳理和体认：
首先，从大局的基本内涵上说，第一，大局是指在纷纭复杂的事物和千头万绪的工作中，带有根本性、决定性和整体性的方面。它在空间上涉及面广，乃至覆盖问题的全部；在时间上跨度大，是长远的而非暂时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局具有惟一性。绝对性和不可动摇性。1985年6月，邓小平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指出：“先把经济搞上去，一切都好办。现在就是要硬着头皮把经济搞上去，就这么一个大局，一切都要服从这个大局。”（《邓小平文选》，第3卷，12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同年3月，邓小平在全国科技会议上描绘中国经济发展蓝图时说：“第一步，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就是不穷不富，日子比较好过的水平。第二步，再用三五十年的时间，在经济上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使人民生活比较富裕。这是大局。”（同上书，第109页。）第二，大局又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大局，是一定时间和空间内的大局。它会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变迁和时势的迁易而变化。因此，大局又具有相对性、时空局限性和可变性。
其次，就大局的具体体现而言，第一，从现时代的世界和中国来看，邓小平将大局分为“国际大局”和“国内大局”。国际大局是和平与发展。1984年10月，他同缅甸总统吴山友谈话时指出：“国际上有两大问题非常突出，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南北问题。还有其他许多问题，但都不像这两个问题关系全局，带有全球性、战略性的意义。”（同上书，第96页。）1985年3月，邓小平进一步明确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同上书，第105页。）而国内大局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特别是经济建设。早在1975年3月，邓小平就在《全党讲大局，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讲话中提出：“现在有一个大局，全党要多讲。大局是什么？三届人大一次会议和四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都讲了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两步设想：第一步到一九八零年，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到二十世纪末，也就是说，从现在算起还有二十五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全党全国都要为实现这个伟大目标而奋斗。这就是大局。”（《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国际大局”和“国内大局”的提出和划分，反映了邓小平的宏观经济发展战略思想。
第二，从国家建设和发展的关系上说，政治和社会的稳定是大局。1985年，邓小平就指出：“一个目标，就是要有一个安定的政治环境。不安定，政治动乱，就不可能从事社会主义建设，一切都谈不上。治理国家，这是一个大道理，要管许多小道理。那些小道理或许有道理，但是没有这个大道理就不行”。（《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24页。）1989年，邓小平又反复强调：“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同上书，第284、286页。）他在谈到自己退休时说得更清楚：“现在我八十五岁了，到了这个年龄，该有自觉性。主要是大局的问题，如果个人的因素影响到局势的稳定，影响到事情的健康发展，解决起来就会发生困难。”（同上书，第311页。）
第三，从国家发展的地区关系上看，沿海地区的先发展是现在的大局，内地的后发展是未来的大局。在中国的建设和发展战略问题上，邓小平的思想中有纵横两种战略的思考：纵向上就是著名的“三步走”战略，这是从整个国家总体战略目标来说的；横向上则是根据实际情况确定沿海地区优先发展，内地后发展，这是从整个国家总体战略目标的实现途径上而言的。但是，在贯彻实施过程中，曾出现了混乱现象，地区和地区之间“各顾各，相互打架，相互拆台”。这促成了邓小平进一步从大局的高度来阐释和明确这一问题。1988年9月，邓小平指出：“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同上书，第277-278页。）
第四，从两岸关系上说，中华民族的完全统一是“民族的大局”。1981年1月，邓小平就明确指出：“由于台湾问题迫使中美关系倒退的话，中国不会吞下去。中国肯定要做出相应的反应。我们说中美关系停滞不好，倒退更不好，但是一旦发生某种事情迫使我们的关系倒退的话，我们也只能正视现实。……这种话说多了并不好，但要明确一点，即在台湾问题上如果需要中美关系倒退的话，中国只能面对现实，不会像美国有些人所说的那样，中国出于反对苏联的战略会把台湾问题吞下去，这不可能。”（《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77页。）因为“这首先是个民族问题，民族的感情问题。凡是中华民族子孙，都希望中国统一，分裂状况是违背民族意志的。其次，只要台湾不同大陆统一，台湾作为中国领土的地位是没有保障的，不知道哪一天又被别人拿去了”。（《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0页。）这也正是大陆不作不使用武力承诺的原因所在。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坚持谋求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是始终没有放弃非和平方式的可能性，我们不能作这样的承诺。如果台湾当局永远不同我们谈判，怎么办？难道我们能够放弃国家统一？当然，绝不能轻易使用武力，因为我们精力要花在经济建设上，统一问题晚一些解决无伤大局。但是，不能排除使用武力，我们要记住这一点，我们的下一代要记住这一点。这是一种战略考虑。”（同上书，第86-87。）
可见，在邓小平思维里，大局是可以分层的，从不同的视角可以作不同的分解。但是，这些大局之间的关系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有章可循的。经济建设居于核心的地位，从根本上决定和影响着其他方面。和平与发展这个“国际大局”是经济建设这个“国内大局”的大前提和大环境，对我国经济建设的影响非常之大，甚至会使之中断。但这个大环境能否真正有利于我们，为我所用，能否真正赢得这个环境，关键还是靠我们自己的努力和争取，最根本的还是我们的经济建设这个国内大局抓得怎么样。1990年3月，邓小平在《国际形势和经济问题》的讲话中精辟地分析了国际形势后指出：“纵观全局，不管怎么变化，我们要真正扎扎实实地抓好这十年建设，不要耽搁。这十年时间能够实现第二个翻番，就是我们最了不起的胜利。”并说：“中国能不能顶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压力，坚持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关键就看能不能争得较快的增长速度，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同上书，第354、356页。）邓小平之所以认为稳定也是大局，就在于他看清了稳定对于经济建设的极端重要性。“稳定才能搞建设。道理很简单：中国人这么多，底子这么薄，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环境，没有稳定的社会秩序，什么事也干不成”。（同上书，第331页。）但是归根到底，“发展才是硬道理”，“只靠我们现在已经取得的稳定的政治环境还不够。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讲艰苦奋斗，都很必要，但只靠这些还是不够。最根本的因素，还是经济增长速度，而且要体现在人民的生活逐步地好起来。人民看到稳定带来的实在的好处，看到现行制度、政策的好处，这样才能真正稳定下来”。（同上书，第355页。）沿海地区先发展这个大局和内地后发展这个大局，是邓小平对经济建设这个国内大局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分解。在中国这样一个自然条件和经济基础等方面各地区都有很大差异的大国搞经济建设，齐头并进，同步发展是不可能的。不能同步，就得分先后，但先后都事关中国经济建设和发展战略的成功与否，因此都是大局。中华民族的完全统一，是几代中国人孜孜以求的目标，既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个重要标志，又对中国的经济建设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因此它是“民族的大局”。但是，“中国最终要统一。能否真正顺利地实现大陆和台湾的统一，一要看香港实行‘一国两制’的结果，二要看我们经济能不能真正发展。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同上书，第265页。）
二
在邓小平看来，仅仅明了什么是大局是远远不够的，而且必须懂得如何从大局出发，如何维护大局，如何服从和服务于大局。因此说，一切从大局出发，一切服从和服务于大局，是邓小平大局观的归结点。在这方面，邓小平不仅身体力行，率先垂范，而且谆谆告诫全党、全国人民，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留下了许多精辟的论述。
首先，“从大局着眼”来观察和思考问题，是一切从大局出发，一切服从和服务于大局的前提和出发点。邓小平领导全党拨乱反正，重新确立了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以后，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要如何以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的贯彻实施，也就是如何选拔中青年干部的问题。在这一问题上，老干部的态度至关重要。1979年7月，邓小平在《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实现要靠组织路线来保证》一文中就指出：“庙只有那么大，菩萨只能要那么多，老的不退出来，新的进不去，这是很简单的道理。因此，老同志要有意识地退让。要从大处着眼，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不要一涉及到自己的具体问题就不通了。”（《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93页。）1981年初，邓小平又提出，一些老干部“要开明一点，要从大局着眼，要从我们事业的前途着眼”。（同上书，第265页。）同年7月，邓小平在谈到这一问题时进一步强调指出：“问题的关键是老同志带头，真正要开明，真正要从大局着眼”。（同上书，第385页。）这里讲的大局，无疑就是国家的经济建设和政治稳定，国家的长治久安。诚如邓小平在前文最后指出的那样：“中国的稳定，四个现代化的实现，要有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要有真正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性强的人来接班才能保证。”（同上书，第193页。）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以后，军队怎么办，也有一个观察问题的着眼点的问题。1985年6月，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谈到“裁减军队”问题时说：“这次军委会议开得很好，大家想到一块儿了。在这方面，我看没有不同意见。这说明我们军队的同志是从全局着眼，从国际大局和国内大局着眼来看问题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26页。）而对于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来说，从大局着眼尤为重要。1989年5月，他在与中央两位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我们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会、书记处的同志，都是管大事的人，考虑任何问题都要着眼于长远，着眼于大局。”“领导这么一个国家不容易呀！责任不同啊！最重要的问题是要胸襟开阔。要从大局看问题，放眼世界，放眼未来，也放眼当前，放眼一切方面。”（同上书，第298、300页。）
同时，邓小平也认为，从大局着眼，既不能被小局遮住双眼，也不能看不清暂时并不大，而实际上从长远看是关系大局的事情。80年代中期，针对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雇工问题，人们议论纷纷，有些人把问题看得相当严重。对此，邓小平多次指出，雇工问题既不是大局问题，也不会影响到大局，不能轻易动，一动反而会影响到大局。因为政策稳定是政治和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条件，如果一动，人们自然就会认为是现行政策的改变，从而影响到政治和社会稳定这个大局。1984年10月，邓小平就此谈到：“前些时候那个雇工问题，相当震动呀，大家担心得不得了。我的意见是放两年再看。那个能影响到我们的大局吗？如果你一动，群众就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同上书，第91页。）1987年4月，他再次就此问题指出：“现在我们国内人们议论雇工问题，我和好多同志谈过，犯不着在这个问题上表现我们在‘动’，可以再看几年。开始我说看两年，两年到了，我说再看看。现在雇工的大致上只是小企业和农村已经承包的农民，雇工人数同全国一亿多职工相比，数目很小。从全局看，这只不过是小小的一点。要动也容易，但是一动就好像政策又在变了。动还是要动，因为我们不搞两极分化。但是，在什么时候动，用什么方法动，要研究。动也就是制约一下。像这样的事情，我们要考虑到不要随便引起动荡甚至引起反复，这是从大局来看问题。”（同上书，第216页。）1983年10月，就理论界、文艺界出现的精神污染问题，当时党内有人并不太在意，邓小平则严肃指出：“不要以为有一点精神污染不算什么，值不得大惊小怪。有的现象可能短期内看不出多大坏处。但是如果我们不及时注意和采取坚定的措施加以制止，而任其自由泛滥，就会影响更多的人走上邪路，后果就可能非常严重。从长远来看，这个问题关系到我们的事业将由什么样的一代人来接班，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同上书，第45页。）
其次，在实际工作中正确处理大局和小局、全局和局部、大道理和小道理的关系，是一切从大局出发，一切服从和服务于大局的根本体现。从大局着眼，最终还得落实到行动上。因为任何工作和问题的处理，都有一个大局和小局、全局和局部、大道理和小道理的关系问题。是不是从大局着眼，从大局出发，根本的还是看这一点。长期以来，邓小平不仅始终坚持这一点，而且从很多方面来阐明这一问题。早在1954年1月，邓小平就指出：“我们的一切工作都会涉及全局与局部的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集中统一与因地制宜的关系。大道理与小道理必须弄清楚。全体和局部缺一不可，全体是由局部组成的，如果只有全体，没有局部，则全体也就不成其为全体了。另一方面，全体和局部、中央和地方、集中统一和因地制宜，以什么为主导呢？如果把局部、地方、因地制宜作主导，那就要犯原则错误。一定要以中央、全体，集中统一作主导”，“如果两者之间发生矛盾，地方应服从中央，局部应服从全体，因地制宜应服从集中统一”。（《邓小平文选》，2版，第1卷，198-19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980年12月，针对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比例失调和不平衡问题，中共中央决定进行经济调整，但是为什么要调整？怎样调整？在一段时间里党内思想也不统一。对此，邓小平从经济建设这个大局的高度指出：“为什么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过程中，会出现调整或部分后退的问题呢？这是因为，如果不调整，该退的不退或不退够，我们的经济就不能稳步前进”，所以，“为了使国民经济各种比例关系逐步协调，使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某些建设项目要下马，某些企业要关、停、并、转，或者减少生产任务”。只有如此，“才能取得全局的稳定和主动，才能使整个经济转上健全发展的轨道”。（《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55、359、355页。）1989年5月，他在同中央两位负责同志谈话时也强调：“许多小局必须服从大局，关键是这个问题。”（《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8页。）
当然，邓小平把正确处理大局和小局、全局和局部、大道理和小道理的关系归结为一切从大局出发，一切服从和服务于大局，也不是主张全然不顾小局和局部，“而是因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归根结底，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是统一的，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是统一的，暂时利益和长远利益是统一的”，“如果相反，违反集体利益而追求个人利益，违反整体利益而追求局部利益，违反长远利益而追求暂时利益，那末，结果势必两头都受损失”。（《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75-176页。）因此，只有先顾全大局，才能从根本上保全乃至发展壮大小局和局部。邓小平在《军队要服从整个国家建设大局》的讲话中指出：“大家都要从大局出发，照顾大局，千方百计使我们国家经济发展起来。发展起来就好办了。大局好起来了，国力大大增强了，再搞一些原子弹、导弹，更新一些装备，空中的也好，海上的也好，陆上的也好，到那个时候就容易了。”（《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99-100页。）
再次，倡导勇于牺牲小局和局部，自觉服从大局的精神，反对小局不顾大局、局部干扰全局、小道理违背大道理的思想和行为，也是在实际工作中坚持一切从大局出发，一切服从和服务于大局的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环。真正实现一切从大局出发，一切服从和服务于大局，仅靠命令是远远不够的，从根本上说，还是靠心悦诚服后的自觉，靠榜样的力量和精神的力量。诚然，对不顾大局、干扰大局的现象也必须坚决反对。1977年底，邓小平就整顿军队问题指出：“要提倡顾全大局。有些事从局部看可行，从大局看不可行；有些事从局部看不可行，从大局看可行。归根到底要顾全大局。”（《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82页。）1980年1月，邓小平在谈到文艺工作与稳定这个大局的关系时指出：“文艺工作对人民特别是青年的思想倾向有很大影响，对社会的安定团结有很大影响。我们衷心地希望，文艺界所有的同志，以及从事教育、新闻、理论工作和其他意识形态工作的同志，都经常地、自觉地以大局为重，为提高人民和青年的社会主义觉悟奋斗不懈。”邓小平认为，安定团结的大局“不会妨碍百花齐放”，但“如果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可以不顾安定团结，那就是对于这个方针的误解和滥用”。（同上书，第256页。）同年12月，他再次提出：“要教育全党同志发扬大公无私、服从大局、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精神”。（同上书，第367页。）1984年11月，邓小平在《军队要服从整个国家建设大局》一文中指出：“现在需要的是全国党政军民一心一意地服从国家建设这个大局，照顾这个大局。这个问题，我们军队有自己的责任，不能妨碍这个大局，要紧密地配合这个大局，而且要在这个大局下面行动。”怎样配合，怎样行动，那就是“培养军队和地方两用人才”，这“也是个顾全大局的问题”。因为“军队培养两用人才，地方是欢迎的。这方面工作真正做好了，部队干部战士转业复员到地方就容易了”。（《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99、100页。）随后，他又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要求军队为了国家建设大局，“要忍耐几年”。（同上书，第128页。）1986年10月，邓小平在《悼伯承》一文中，从全局和大局的角度，对刘伯承元帅做了高度评价：“伯承同志党性坚强，突出表现在考虑问题从党的全局出发，事事顾全大局，服从大局。为了党的整体利益，他总是毫不犹豫地牺牲个人和局部的利益”，“堪称执行党的各项决议和中央战略方针的典范”。（同上书，第186页。）邓小平经常在各种场合反复强调大局观和全局观，其用意是十分深远的。
可见，作为邓小平大局观的归结点，一切从大局出发，一切服从和服务于大局，既是一个认识的问题，更是一个实践的问题，是认识和实践的统一。
三
从大局观的主要内容可以看出，作为邓小平理论中的一个特殊方面，大局观的实质是政治观，是邓小平政治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体现在：第一，大局观所阐明的基本内容都是我国现阶段最大和最重要的政治问题，关系到整个国家、民族和全中国人民的根本的、长远的和最大的利益。1979年3月，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中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并谓：“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要服从整体利益，暂时利益要服从长远利益，或者叫做小局服从大局，小道理服从大道理。”（《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3、175页。）1984年6月，邓小平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文中又说到：“我们的政治路线，是把四个现代化建设作为重点，坚持发展生力，始终扭住这个根本环节不放松，除非打起世界战争。即使打世界战争，打完了还搞建设。”（《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4页。）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时依然强调：“我们说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要长治久安，就要靠这一条。真正关系到大局的是这个事。”（同上书，第380页。）第二，大局观也是邓小平的战略思想的集中体现，是邓小平作为一个无产阶级大政治家宽广的政治视野、博大的胸怀、超凡的政治智慧和卓越的治国才能的集中体现。从大局着眼，抓大事，是邓小平治政的一个突出特点。大局、大事也就是国家的大政，而邓小平在讲大局、抓大事时，也常常直接把大局和战略联系起来。1954年1月，邓小平在《地方财政工作要有全局观念》的讲话中说：“毛主席曾经指出，我们党历来是重视战略的，部队的战士、伙夫都关心战略，只要把战略形势讲清楚，问题就好办了。毛主席的话说得很对。例如粮食的征购，只要把战略问题和全局问题摆开来，就可以得到解决。”所以，他告诫“财政部门要看到大事，要有战略观念”。（《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198页、200页。）邓小平晚年自认为无愧于党和人民的就是“胸襟宽阔”，“从来不搞小圈子”。他强调：“能容忍各方面、团结各方面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他希望新的中央领导集体也能如此，并把这视为他的“政治交代”。（《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9、301页。）
大局观既是一种思想观点，也是一种认识方法。其基本的理论来源和哲学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一切从大局出发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一种重要体现，二者是统一的，而非对立的。1954年1月，邓小平就指出：“照顾全局，从实际出发，这两个观点缺一不可。”（《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198页。）而一切从实际出发不等于也不应是从一切实际出发。否则，就会给损害大局、顾全小局以借口，从而违背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这一基本观点。正如邓小平1979年3月指出的那样，“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下，搞好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你不抓住四个现代化，不从这个实际出发，就是脱离马克思主义，就是空谈马克思主义”。（《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2-163页。）同时，作为一种认识问题的方法，大局观无疑是唯物辩证法关于以全面的、联系的方法和抓主要矛盾及矛盾的主要方面观点的具体化。邓小平还在坚持大别山斗争时就曾对只看到小局，看不到大局的现象，从认识方法上加以批评。他说：“我们有些共产党员，马列主义的思想方法太少，看见自己头上有一小块云，就认为天下都是云，凭直觉来看问题，凭自己脑袋上面有没有乌云来判断革命胜利或失败，这样，遇到困难就不会看到光明和胜利，就没有不悲观失望的。我们的力量是发展的，胜利不小，不过外线作战确实不如内线作战痛快、舒服。”（《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99-100页。）
邓小平对于大局观全面、深刻的论述，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从理论意义层面看，首先，大局观是邓小平理论中的一个重要范畴，对于邓小平理论体系的构建具有不可缺失的重要地位。任何一种具有完整体系的理论、学说，都会拥有自己的一些基本的和重要的范畴，形成自己独特的概念结构，用以诠释和说明该理论、学说的基本观点和主张。邓小平理论也是这样。在邓小平理论中，“改革”、“开放”、“发展”、“稳定”等无疑属基本范畴之列，但从使用的范围、频率和所说明的问题等方面来看，“大局”（全局、大道理）也应是其中的一个重要范畴。在三卷本的《邓小平文选》中，不仅每卷中都有将“大局”（全局）直接用于篇名的，而且在不少的篇章中都有“大局”（全局、大道理）出现，第二、三卷中更突出一些，大约有七八分之一的篇章，其中一些重要的篇章如《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和《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等中均有使用；有的篇章中出现的频率也相当高，如一篇1300字左右的《军队要服从整个国家建设大局》里，“大局”一词出现不下十多次。而用“大局”一词所说明的都是邓小平理论中基本的和重大的问题，以及与这些基本和重大的问题密切相关的问题。因此，这种使用和对问题的阐释方式，已成为邓小平理论中一个独具特色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诚然，在邓小平理论的概念结构中，“改革”、“开放”、“发展”、“稳定”等是第一层次的范畴，主要用于直接说明邓小平理论中的基本内容；而“大局”则是对邓小平理论基本内容的进一步阐释和说明，是一种再概括和再抽象，应属第二层次的范畴。如果将前者看作是基本范畴的话，那么可视后者为重要范畴。
其次，大局观对邓小平理论中基本内容的进一步阐释，不仅凸显了这些问题的极端重要性，而且在相当程度上对各个方面内容的关系进行了整合，使邓小平理论内容的事实逻辑和认识逻辑更加统一，达到科学化。邓小平理论作为一个科学体系，不仅需要有各个部分的并列，而且尤为需要对各个部分的定位和排列组合，使各个部分的内容形成一个有着内在联系的有机整体。因此，这种定位和排列组合不仅要符合认识的逻辑，而且更要符合事实逻辑，达到二者的高度统一，即科学化。在这一点上，大局观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再次，邓小平的大局观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大局思想中居于承上启下的重要地位。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长期实践中，十分重视认识和把握大局，并以此教育广大干部。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等文章中，对何谓大局（全局），全局与局部的关系，如何照顾大局等都有精辟的论述，如他在谈到“战争的全局”时指出：“凡属带有要照顾各方面和各阶段的性质的，都是战争的全局”。（《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17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在谈到“照顾全局”时，毛泽东指出：“共产党员必须懂得以局部需要服从全局需要这一个道理。如果某项意见在局部的情形看来是可行的，而在全局的情形看来是不可行的，就应以局部服从全局。反之也是一样，在局部的情形看来是不可行的，而在全局的情形看来是可行的，也应以局部服从全局。这就是照顾全局的观点。”（《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25页。）在用人上，毛泽东也一直主张“五湖四海”。邓小平不仅把这些思想完全继承下来，而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深度和广度上大大地发展了，构成了邓小平理论的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重要方面。同时，由于邓小平特别注重对下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和高级干部进行大局观的教育和传启，现在，邓小平遗下的大局观又为以江泽民为核心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所继承和发展。1994年3月，江泽民在与军队的人大代表谈话时指出：“要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方针政策，回答和解决部队中出现的各种思想认识问题。要引导大家从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出发，讲理想、讲纪律、讲团结、讲大局，自觉以个人利益服从整体利益”。（《江泽民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120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
就实践意义层面而言，大局观本身就是邓小平领导改革开放，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经验总结。首先，这是邓小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高超的政治领导艺术的体现。领导一个如此广土众民的大国，在风云际会、纷纭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中搞改革，求发展，不迷失大方向，不偏离轨道，实属不易。驱散迷雾，层层剥离，分清问题的大小先后、轻重缓急，大局观的指导作用不言而喻。其次，正是以大局观为指导来解决国际国内的一切重大问题，才排除了国际国内的种种干扰和阻力，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不仅使我国的经济持续快速增长，而且还较好地保持了国家和社会的政治稳定，为全世界所瞩目。再次，邓小平用大局观来教育和武装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对于破除一些领导干部思想中的小局和局部观念，诸如本位主义、地方主义、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等；对于增强党性、加强全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对于提高全党的理论水平和执政水平，特别是对于提高党的高级干部正确把握形势、驾驭复杂局面的能力，无不具有重大和深远的指导意义。令人鼓舞的是，在近年来的“三讲”教育中，加强大局意识是其中的一个基本内容。通过学习，党的高级干部特别是省部级以上干部的大局意识有了极大的提高，在大局问题上形成了新的共识。这成为邓小平开创的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大业永不中辍的一个重要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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