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生问题中的结构性矛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结构性论文,中国论文,民生论文,矛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民生需求量大，民生问题十分繁多、复杂，“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历史的、今天的和未来的”，“不同阶层和群体的”，“不同区域的”，“城市和乡村的”，“生存、发展和享受之不同层面的”等等。各种民生问题互相交织和联系，常常使人不知如何看待和解决。科学地研究和思考中国的民生问题，找到解决中国民生问题的门径和方法，必须寻找一个切入点，这就是民生问题中的结构性矛盾。
一、对民生问题结构性矛盾的理性认识
所谓结构是指事物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搭配和排列，以及由此发生的关系、联系和生成的模式。所谓民生问题的结构性矛盾是指各种民生问题自身或相互关联中的矛盾。
民生问题的结构性矛盾源于民生问题存在和发生的客观现实。对民生问题的结构性矛盾进行分析和探讨，依据的是唯物辩证法的思路和理念。如果用形而上学的方法看中国的民生问题，就会把各种民生问题看成是孤立的、静止的问题。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曾经猛烈地批评了“是就是，不是就不是；除此以外，都是鬼话”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他说：“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而是一切都在运动、变化、产生和消失。”“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看到一个一个的事物，忘了它们互相间的联系；看到它们的存在，忘了它们的产生和消失；看到它们的静止，忘了它们的运动；因为它只见树木，不见森林。”①中国民生问题正是由各种具体的民生问题相互交织和联系构成的总画面。我们必须从它的结构入手，才能从总体上把握它的特征和内部联系，高屋建瓴地分析和认识问题。但这还不够，正如恩格斯所说的，这种“观点虽然正确地把握了现象的总画面的一般性质，却不足以说明构成这个总画面的各个细节；而我们要是不知道这些细节，就看不清总画面。为了认识这些细节，我们不得不把它们从自然的或历史的联系中抽出来，从它们的特性、它们的特殊的原因和结果等等方面来逐个地加以研究”②。
基于上述认识，我们应该将中国民生问题中的结构性矛盾作为研究的切入点。首先把握民生问题结构的总体特征，分析民生问题系统中各类民生问题、各个层次民生问题的相互关联，对中国民生问题进行宏观把握，然后再逐一解析那些具体的民生问题。
二、民生问题中结构性矛盾产生的动态性逻辑
民生的实现过程就是人类使用所创造的部分财富满足自身生存、发展和再生产的需求的过程。这个过程一般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民生资源的获取过程，即社会成员依据自身的劳动知识、技能、水平及其享有的经济社会权利和社会声望等要素，按照社会财富的分享“规则”，获得满足自身民生需求资源的基本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由于不同社会成员获取民生资源的能力差异，不同社会群体乃至不同社会成员之间获取的民生资源呈现差别化的状态。二是民生资源的消费过程，即社会成员使用已经获取的民生资源，通过各种方式进行产品及服务消费，以满足自身生存、发展及再生产的过程。中国民生问题中的结构性矛盾正是在这两个过程中产生的，并由具体的民生问题上升为一种结构性的矛盾状态。可以说，民生问题中的结构性矛盾是一个动态性的结果，它反映了整个民生实现过程的结构性失衡。
(一)民生资源的获取过程及其结构性失衡
在民生资源的获取过程中，社会成员获取民生资源的多少，虽然可以用“获取能力”来表述，但是我们认为用“获取资本”来表述更为确切，“资本”比“能力”的诠释会更好一些。
“获取资本”是民生主体获取民生资源能力的一种体现，资本的差异性决定了获取能力的强弱，由此直接导致资源获取的多少以及民生满足的程度。民生“获取资本”有三个方面的内涵，即“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权利资本”。“人力资本”是通过教育、培训、保健、劳动力迁移、就业信息等获得的凝结在劳动者身上的技能、学识、健康状况和水平的总和。由于这种知识与技能可以为其所有者带来工资等收益，因而形成了一种特定的资本内涵，并参与社会生产财富的分配。“社会资本”是指个体或团体之间的关联——社会网络、互惠性规范和由此产生的信任，是人们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位置给他们带来的资源。社会资本通过个人与组织、个人与他人之间的联系可以给其带来收益。“权利资本”是指社会成员根据国家的制度性规定，应当享有的获取民生资源的权利，社会成员可以通过要求权利实现，获取国家应予的民生资源，如最低生活保障、社会医疗及养老保险中的国家支付部分等③。与“获取资本”相对应的民生资源的获取方式也可以分为三种：一是通过劳动参与市场分配，即劳动获取；二是通过社会网络、社会声望、社会地位获得的社会支持，即社会获取；三是依据法律法规进行制度性获取，即权利获取。
中国民生问题的结构性矛盾产生的重要原因，在于民生资源的上述三种获取方式的特殊性以及彼此之间的结构失调。“劳动获取”是民生资源最主要的获取方式，劳动者通过劳动获得相应的劳动报酬，用于自身及家庭的生存和发展。但是从中国经济领域各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情况看，存在明显的“强资本、弱劳动”，以及由于种种原因产生的分配不公平、不合理现象，使得一些人，特别是那些自身技能较弱的劳动者获取的劳动报酬过低，造成了普通劳动者民生资源缺乏，民生问题突出的现象。“社会获取”是民生资源获取的又一个方面。中国是一个“关系型”社会，民生资源的社会获取是中国的特色。社会成员拥有不同的家庭关系、亲友关系、同乡关系、同学关系、师生关系等，而且社会声望、社会地位也会带来相应的社会关系。上述这些社会关系都可以用来获取额外的民生资源，也可以用来降低民生成本。在现实社会中，人们占有社会关系的资源不同，对于民生资源的获取能力也会不同。离开了“关系”人们的生活“寸步难行”，因此社会关系常常对民生资源整体的公平获取造成极大的干扰。“权利获取”是一种公共领域民生资源的获取方式，其民生资源既具有民生性又具有公共性。“权利获取”是在社会合意下赋予部分社会群体特定民生资源的一种方式，目的在于弥补劳动获取的不足。在中国，由于公民权利赋予的差别性以及权利保障机制的不健全，民众对民生资源的权利获取出现结构性差异，不仅没有起到调节社会民生资源获取差异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反而成为民生资源差别化的推动者。总之，在中国，民生资源获取过程的结构性失衡，是导致民生资源拥有差异的主要原因，它成为中国民生问题中结构性矛盾产生的重要根源。
(二)民生资源的消费过程及其结构性失衡
改善民生不仅是一个社会学问题，也是一个经济学概念。从经济学的意义上讲，改善民生的主要途径是扩大消费，提高消费质量。消费需求的不断扩大，消费水平和消费质量的不断提高，才意味着百姓民生质量的改善④。
公共物品理论认为，满足民生需求的物品可以归为两个领域——私人物品领域和公共物品领域，私人物品的供给由市场解决，公共物品、准公共物品的供给由政府解决⑤。由此，民生资源的消费路径基本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市场性的商品及服务性消费(简称“市场性消费”)，即人们通过市场购买生活用品、享受生活服务，来满足自身的民生需求；二是公共产品和服务性消费(简称“公共性消费”)，即人们通过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及服务(含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来满足自身的部分民生需求。在以上两种消费中，市场性消费满足了人们日常及大部分的民生需求。但是，市场性消费受市场价格的影响很大，市场价格变动会对民生资源的消费产生影响，对于获取民生资源较少的群体而言，物价的上涨将增加生活成本，造成民生资源的消费性“短缺”。公共性消费的目的在于降低民生资源的消费成本，增大消费的经济性，减少民生问题中市场性消费的风险，以此达到平衡民生需求的作用。
在中国，民生资源的消费过程同样处于结构性失调的状态。在私人物品领域主要表现为个人收入与物价上涨之间的矛盾。在公共物品领域则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公共产品及服务较少，涉及范围窄，供给力度不够，对于部分低收入者来说，难以弥补市场性消费带来的价格风险。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覆盖面较小，政府对公共卫生、交通、环境等诸多民生领域的投入相对较少等。二是基本公共产品及服务供给的不均衡，造成公共资源分布的差异性，引发一些群体及地区间享受公共产品及服务的机会性差别。如我国城乡之间以及东西部地区之间社会保障水平的差异等。三是市场性消费和公共性消费之间存在矛盾，进一步突出了民生问题中的结构性矛盾。一般而言，公共产品及服务大多涉及与民生密切相关的基本生活消费，与单纯的市场性消费不存在过多的冲突，但在某些民生领域，由于民间资本的引入，也会产生公共性消费与市场性消费相互冲突的现象。
总的看来，我国民生问题结构性矛盾的产生，与民生实现过程密切相关。无论是民生资源的获取过程，还是民生资源的消费过程，其内部的结构性矛盾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社会成员对民生资源的合理性获得以及合理性消费，客观上造成了社会成员对民生资源占有的相对“过剩”与“不足”，并在一定条件下促成了结构性矛盾的产生。
(三)民生资源结构性失衡的社会根源
社会学在研究一种社会现象时，不仅需要对社会现象进行符合逻辑的过程性思考，还需要将之与社会存在、社会变迁相联系，从其产生的社会原因的角度来分析。这种阐释不仅可以验证逻辑性思考的适用性，更主要的是将逻辑性思考转换为对社会现象产生原因的理解。从这样的视角出发，我们依据上述民生问题结构性矛盾产生的逻辑，从社会制度、社会供给、社会机会三个主要方面进行如下分析：
1.社会制度：身份差异与区别对待
民生问题的结构性矛盾有其制度根源。社会福利的制度性准入差异必然产生结构性矛盾。以传统的户籍制度为例，中国的户籍制度将人群划分为非农业与农业户口两类，两类人员在就业、医疗、社保、住房等许多方面的福利供给都有很大差异，在此背景下产生的民生问题必然有成为结构性矛盾的趋势。再以传统的退休制度为例，政府公务员、事业单位、企业职工之间存在较大的身份性差别，干部与工人之间的退休待遇相差悬殊，这种制度安排也必然导致社会养老问题的结构性矛盾。在任何一个社会，身份性差别总是不可避免的，不同社会成员的社会地位、社会声誉是不同的，这与他们的社会分工、社会职责有密切的关系。然而在中国，较为独特的是，社会身份的差别会产生各种社会福利的制度性准入差异，也即身份性差异的区别对待，这使得不同社会群体因其身份差异，在社会待遇方面会有所不同，由此人为地将民生问题复杂化和结构化，为民生问题结构性矛盾的产生埋下了“隐患”。
2.社会供给：碎片化与供给错位
在任何社会，基本的民生问题应该主要由社会供给来解决，中国目前社会供给的主要问题不仅仅是总量偏少，还有供给“碎片化”和供给“错位”的问题。就供给“碎片化”来说，我国地方政府主要承担民生资源的公共性供给，基本公共服务是公共性供给的主要内容。但是由于各省市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状况差别较大，民生资源的公共性供给存在明显的“碎片化”，城乡之间、东西部地区之间以及各地方行政区域之间，民生资源的公共供给在范围及标准方面均有较大差异，能够实现社会保障资源省级统筹的寥寥无几。这种供给的“碎片化”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民生问题的结构化，容易引发结构性矛盾。
“供给错位”也是造成民生问题结构性矛盾的重要原因。我们知道，民生资源的社会供给基本可分为市场性供给和公共性供给两种，前者是依靠市场自身的调节实现对民生需求的有效供给，后者主要是政府对民众基本生活需求以及市场无效供给的部分，采用提供公共服务的方式满足民众民生需求。两者之间定位不同，供给对象、供给范畴也不同，如果两种供给出现错位，就会在一定范围内导致民生问题结构性矛盾的产生。以机构养老为例，我国的机构养老分为国办和民营两种，前者具有公共性供给的成分，后者则基本上依靠市场调节。目前，国内国办养老机构人员爆满，一床难求，常年排队，而民间养老机构则存在虚位以待、床位资源浪费的现象。以上现象产生的原因就是“供给错位”。在过去养老机构奇缺的年代，政府通过公共性服务的方式大力发展机构养老，思路是正确的，但是在市场性供给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如何调整自身定位，就成为国办养老机构必须考虑的问题。
3.社会机会：非竞争的不公平性
在民生资源的获取过程中，社会机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如果能够获得相应的社会机会，也就意味着拥有了获取相应民生资源的资格和条件。人们常说，在一个竞争的社会中平等的机会比平等的结果更为重要。当前影响中国民生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社会机会的不平等，这主要是由于社会资本对民生资源获取过程的过分参与所致。我国是一个“熟人社会”，人们拥有不同的社会网络，也就占据了不同的社会资源，在这种情况下，社会资源的使用会在很大程度上破坏社会机会的公平性，导致出现非竞争的不公平状况。以大学生就业为例，大学生就业中社会资本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人力资本的作用，学生背后的各种社会关系对其就业有着重要影响，依靠亲属或熟人关系找到比较好的工作的例子比比皆是。而农村大学生祖祖辈辈扎根在乡村，要想在城市谋到一份满意的工作很不容易且明显地处于不利地位。目前，在北京、广州等地“蚁族区”中的居民，多数为外地毕业生，他们在当地没有更多的社会网络资源，他们的社会机会受到一定的“剥夺”。事实上，由社会资本引发的非竞争性的机会差异，给社会民生问题带来了普遍的影响，孩子入幼儿园需要找熟人、上学需要找熟人，家人上医院看病还要找熟人……在“熟人社会”的背景下，民生问题中的机会性结构矛盾悄然形成，民生问题正是在这种机会性差异中，将“可”与“否”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暴露无遗。
三、民生问题结构性矛盾的分类
我们以民生问题的结构性矛盾为切入点，找到了把握民生问题系统的宏观视角，同时，还有必要对民生问题的结构性矛盾进行分门别类的思考。使用不同的方法可以有不同的分类，而多视角的分类则可以加深我们对各种矛盾的特殊性和引发矛盾的各种深层次原因的认识。中国民生问题的结构性矛盾十分复杂，有时间和空间维度上的、人的需求序列上的结构性矛盾，还有各种民生问题之间的结构性矛盾。
(一)时间、空间维度上的结构性矛盾
中国当下的民生问题与以往的民生问题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认识今天和未来中国的民生问题离不开对过去中国民生问题的把握。过去老百姓最为关注的民生问题是“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在追求温饱的层面上，这和当时经济落后，人们普遍贫穷有关。如今中国经济发展了，人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民众最关心的民生问题则是收入分配、劳动就业、教育、医疗卫生、住房等问题，民生需求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事实上，今天中国的民生问题既有少量过去遗留的温饱问题，也有新生的比较突出的教育、医疗卫生、住房问题以及社会保障问题等。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的基本国情是底子薄，欠账多；人口多，需求大。所以思考民生问题时必须充分考虑历史和今天的客观情况，分析时间维度上的结构性矛盾。
此外，中国是一个国土面积辽阔的大国，不同区域的发展水平不同，其民生需求也会有很大差别。比如，从地理上说，中国通常可分为东、中、西部三大区域；依据产业性质和生活方式的不同，又有城市和农村之分。无论是改革开放前的中国，还是今天的中国，东、中、西部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都有比较大的差距，东部发达，中部和西部相对落后，因此国家才有西部大开发战略，中部开发战略。东、中、西部区域的这种差别，造成了民生需求的结构性差别。同时，在中国，城乡二元体制依然存在，城乡差别没有消失。农村和城市在生产、生活方式上的明显差异造成了不同层面和结构的民生问题。当前有大量的有关城乡差别的统计资料。如，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2012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4565元，农民人均纯收入7917元⑥，据此计算，城乡收入比为3.1∶1，如此之大的收入差距，正是民生问题结构性矛盾在空间维度上的突出表现。
(二)人的需求序列上的结构性矛盾
从个人角度说，人在社会生活中的需求是多方面、多层次的，也具有结构性。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认为，人的需求包括五大类，由低到高依次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⑦。可见，人的基本民生需求是物质、精神和心理需求的结构性搭配。最近有中国学者提出“民生问题呈现逐层递进关系可以分为关注生存、重视保障、促进发展三个结构层面”⑧，也就是说，人在不同状态下有不同的需求，首先是生存和保障，然后才是发展，各种需求不在一个层面，是有机的结合。从群体角度说，民生需求也有差异，结构性更明显。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里所说的群可以有多种划分，传统上按年龄、性别、文化程度、职业进行划分，今天和研究民生问题密切相关的是划分阶层、利益群体或利益集团，不同的阶层、利益群体和利益集团会有不同的民生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2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474⑨，已经超过了0.4的警戒线，这说明中国已经有了很大的贫富差距，由此必然造成民生需求中的结构性问题。
(三)各种民生问题之间的结构性矛盾
众所周知，在收入分配中，一次分配秩序混乱，不到位；二次分配力度不够，没有很好地起到调节分配的作用；三次分配不成熟，还没有成为社会分配的有效补充。此外，还有个人收入与国家、企业收入之间存在比例失调的问题，个人的收入增长远远低于GDP的增长幅度；有“强资本”与“弱劳动”之间的矛盾，资方说了算，劳方处于弱者地位；有垄断行业与一般行业收入差距引发的矛盾；有“公开收入”与“隐性收入”之间的矛盾，收入状况不透明，有的人隐性收入反而成为收入的主要部分。
在教育问题上，有教育资源供给和需求之间的矛盾，即普遍性的教育资源的提供与优质教育资源不能满足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现在人们希望获得优质教育，即要上“好学校”，“择校热”一直持续，于是“择校费”即教育乱收费现象随之而来。在教育大普及、大发展的今天，人们却感到“上学难”了。还有教育模式单一的问题，人们大都认为子女上普通高中、上大学才有出路，而职业学校、职业教育备受冷落。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结构比例失调，其结果是大学培养的“工程师”过剩，而职业学校培养出来的“技术工人”短缺，社会人才供求严重脱节。
在医疗卫生问题上，医疗资源配置与理想的金字塔形相去甚远，在现实中呈现为倒金字塔形。医疗资源配置城乡差距大，基层医院医疗设施薄弱，从业医务人员不足，患者从农村涌向城市，且又都涌向大医院，造成“看病难”。在医疗费用上，政府与企业(组织)、个人负担结构比例不合理，个人负担过重，政府投入不足，医院自劳自吃(以药补医)，最终负担还是转嫁到患者身上，造成“看病贵”。“看病难”和“看病贵”使医患关系更加紧张。
综上所述，大众关注的基本民生问题表面上是相互独立的，有各自的特殊性，实质上却是相互联系的。比如在就业问题中，一方面用人单位招工难，另一方面求职者找工作难。这种矛盾其实与人的素质有关，招工单位往往希望录用有一定技术技能、专业专长的人员，这样的人供不应求，而大量的求职者由于素质偏低，不具备一定的技术技能，只能出卖体力，因此产生供求之间的结构性矛盾。而这个问题又和教育问题紧密相联，教育模式单一，职业教育相对薄弱，不能适应社会需求培养人才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此，只有厘清民生问题之间的相互关联和结构性矛盾，再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才能找到问题的症结，得出科学的判断。
四、民生问题结构性矛盾的统筹解决
《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谈到坚持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时，特别提到“统筹”，即“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统筹”理念是科学发展观的一个组成部分。统筹即统一筹划，在科学发展观中它不仅是一种方法论，也是认识论。在统筹理念中，理论与实践，主观与客观，局部与整体，微观与宏观，历史、现实与未来是辩证统一的。
由于中国民生问题中客观存在着结构性矛盾，在分析和解决民生问题时，必须深入分析各种民生问题的内在联系，认识其复杂性，用统筹的方法解决民生问题。比如我们必须统筹收入分配中的一次分配、二次分配和三次分配，才能真正建立起合理的收入分配秩序和体系；我们必须统筹个人收入与国家、企业收入的关系，才能解决劳动者的收入分配问题，使人民分享改革的利益和实惠；我们必须统筹以大学生为主体的青年人求职、农民工进城找工作、下岗职工再就业三个方面的就业问题，才能真正缓解劳动就业中的矛盾；我们必须统筹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布局，才能使学校的人才培养和社会人才需求对口衔接；我们必须统筹医疗资源配置，才能使中小医院(特别是社区医院)得到真正的发展，使大中小医院各司其职，真正缓解目前的“看病难”问题等等。
用统筹的方法解决中国的民生问题要求我们不能“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应同时从具体的对策、政策和政策体系等几个方面着手，既要有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政策、法规，还应当形成中观、宏观的跨领域、跨地域、跨行业、跨群体的综合的政策体系和战略思维。总之，只有用统筹的方法，建立起系统的政策体系来解决民生问题，才能真正化解民生问题中的结构性矛盾。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0-61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0页。
③参见陈培秀《“权利资本”初论——“人的发展经济学”有待回答的一个论题》，《改革与战略》2009年第2期。
④参见卢嘉瑞《扩大居民消费是改善国计民生的头等大事》，《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
⑤参见刘太刚《公共物品理论的反思——兼论需求溢出理论下的民生政策思路》，《中国行政管理》2011年第9期。
⑥参见中国国家统计局《201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2013年2月22日。
⑦参见马斯洛《人类动机的理论》，许金声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⑧柳礼泉等：《我国民生问题的结构层面与关涉内容析论》，《岭南学刊》2010年第1期。
⑨2013年1月18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在介绍2012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时表示，2012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474。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网站，2013年1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