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世界舞蹈价值的选择_舞蹈论文

当代世界舞蹈价值的选择_舞蹈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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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当代世界的舞蹈价值抉择,不可不明晰的两个关键词是“当代世界”和“舞蹈价值”。当代世界是一个怎样的世界或者说是一个需要何种价值的世界?这对于舞蹈价值的抉择或者说确定舞蹈的价值取向是至关重要的。舞蹈价值曾经实现过哪些价值或者说它只能满足世界的哪些需要?这对于当代世界所希求于舞蹈的作为也是颇为重要的。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我还想在我的讨论中加上“中华民族”这一限定词,以使讨论的焦点集中在中华民族舞蹈在当代世界的价值抉择上。

1.中华民族的“当代世界”及其价值抉择。

众所周知,中华民族正在加速自己的现代化进程。这一进程要求在科技进步、经济发达、综合国力提高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精神文明水准——这意味着个体的人格完善和社会的民主程序都将得到提高。为了推进现代化进程而进行的诸多改革举措,不可避免地驱使着包括舞蹈在内的文化转型。有部分学者认为,进入90年代,中国的文化状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70年代后期开始的“新时期”文化正在走向终结,90年代以来深刻变化的文化被称为“后新时期”。在文化转型的“后新时期”,文化面临着社会市场化、审美泛俗化和文化价值多元化的挑战;这当然也是我们舞蹈价值抉择时不得不正视的“当代世界”。

我们注意到,社会市场化决定着社会文化的市场化,文化成为“消费文化”并由这一需求而导致了“文化工业”的出现。与社会文化市场化趋势相适应的是审美的泛俗化。这是“消费文化”和文化的大众传媒化带来的必然结局。与此同时,社会文化的市场化还消解着文化经典价值观念,文化价值多元化追求成为当代世界的“现实价值”。在多元的文化价值追求中,比较引人注目的是新保守主义、新实用主义和新启蒙主义。按照专家们的说法,所谓新保守主义,是在文化取向中利用过渡性有现代导向的权威,利用传统价值,促进中国发展;这一取向对西方文化采取较多的批判与否定态度,力图将国家、民族和国际性位置作为思考的中心。所谓新实用主义,是一种主张重视日常生活和个人满足的文化取向,它以个人欲望的满足为前提,对意识形态的理想精神和文化热情持冷淡和疏离的取向,使文化成为“实用”意义上的消费。所谓新启蒙主义,是知识分子对自身位置及话语权坚持的文化取向,它力图延续80年代以来文化中心的“现代性”精神,表现为一种“五四”以来激进价值的变体。[1]在我们看来,文化价值多元化就其本质而言并不在于消解了文化经典价值的观念,而是在一种多元的综合景观中重新组装并实现着文化的经典价值。

或许可以说,中国民族的“当代世界”是一个以“现代化”为标准的世界。但我们知道,中国的现代化运动,是在西方现代文明的挑战下引发的,是伴随着一场救亡图存的民族复兴运动而起步的。为了民族复兴,中国不能不以西方为参照来选择“现代化”;但作为救亡之民族主义运动的手段,中国又需通过激发民族热情和强化民族意识来获得现代化的动力,这又势必强化民族传统文化。一方面要选择西方,一方面又要强化东方,这构成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基本冲突;[2]这一基本冲突不能不反映到文化的价值抉择中。上述新保守主义与新启蒙主义之价值抉择的差异,正是这一基本冲突的体现。这其实意味着,中国文化“后新时期”的文化价值多元化,既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个时期的文化景观,也是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之可能性的文化价值抉择;这种多元化的文化价值追求并不消解中国“现代化”这一目标。借用“摸着石头过河”的比喻,“过河”是最根本的价值抉择,而“摸着石头”的多元化的价值追求是中介、是方法、是手段。

2.舞蹈价值的多维综合结构及其现实价值。

在中华民族的当代世界的文化景观中谈舞蹈价值,不能不谈其价值的现实性(效应),也不能不谈其价值的可能性(潜能);现实价值追求的描述和可能价值趋向的阐述对于舞蹈的发展而言都是必要的和重要的。在我看来,舞蹈价值首先是一个多维综合结构,就其已经实现的历史价值来看,舞蹈就有沟通神灵的价值,有康复疾病的价值,有劳动传授的价值,有战争操演的价值,有纪功颂德的价值,有规范伦理的价值,有美色娱人的价值,有纵情自娱的价值,有欢庆盛典的价值,有形体美育的价值,有社会交际的价值,有审美教育的价值……舞蹈这诸多的价值,就人的个体而言,可以有作用于生理的价值和心理的价值之分,也即舞蹈的“医术”价值和“艺术”价值;就人类社会而言,可以有本体的价值和社会的价值之分,也即舞蹈的自我价值和属它价值。我们注意到,在舞蹈价值的历史演进中,一些价值消散了,一些价值又在发生;这说明就历史进程而言,舞蹈价值还有历史与现实之分;并且在舞蹈的历史价值与现实价值的效应之外,还隐匿着未来价值的潜能。

我们想把讨论的问题稍稍集中一些。根据我们讨论的需要,我们主要是谈舞蹈的现实价值(包括现实价值的未来趋向)。在此前提下,我们又着眼于“形而上”来谈舞蹈艺术的精神价值而不是“形而下”的舞蹈医术的肉体价值。作为艺术活动的舞蹈,我们舞蹈正在追求和已经实现着的价值是怎样的呢?在我看来,主要有四个方面,即节日庆典的价值、民俗陈列的价值、时尚包装的价值和个性探索的价值等。

所谓节日庆典的价值,一是体现在法定政治性节日的庆典中,如建军、建国、建党等。这以总政歌舞团的一系列创作《军魂》、《国魂》、《伟大的长征》为代表;二是体现在春节等传统节日中,舞蹈每每加盟于这类综合艺术形式;三是体现在各种人为的经济性节日中,如风筝节、荔枝节、丝绸节、环保节等等。所谓民俗陈列的价值,主要是各地风情习俗的舞蹈陈列,这类舞蹈以《黄河儿女情》到《太湖鱼米乡》,从关东“黑土地”到岭南“红背带”……通过民俗的陈列来呈现传统的伦理是这类舞蹈重要的价值取向。所谓时尚包装的价值,本身也体现为舞蹈价值的一种时尚——从大型运动会的文体表演到小型演唱会的舞蹈陪伴,从歌舞厅的红男绿女到音乐剧的歌莺舞燕……无所不见舞蹈在包装时尚;舞蹈通过包装时尚使自身也成为“时尚”,当然这是“通俗”而非“附雅”的时尚。所谓个性求索的价值,发生在一些看来挚着而深沉的前卫舞者身上。但当下大多数舞者的个性求索,很难成为当代世界一种有意义的价值。原因之一在于他们往往以对美国现代舞形态的追随(或许还有法国)作为个性求索的出路;另一原因在于他们往往以社会的负面价值(如物欲化、冷漠化、躁动化、粗俗化)标示为自己求索的个性。

3.从“纯粹风格”到“有效表现”的舞蹈本体价值。

上述舞蹈的现实价值作为一种精神活动的追求,总是一方面与个体的需求、目的相联系因而带有个体特征,一方面又与社会历史的必然性相联系而带有社会特征。作为舞者的个体的需求往往以舞蹈本体价值的探求为出发点,而舞蹈作为文化现象与社会历史的必然联系又使其不断向属它价值深化。多年来,出于种种不同的需要和动机,人们对舞蹈价值往往产生片面的解释:或抓住其社会伦理教化和政治宣传的功能而将其视为一种纯粹工具,或抓住其审美愉悦特征而对其提出唯美主义和娱乐主义要求,或仅仅将反映生活的本来面貌作为舞蹈的任务,或抛开接受者而只强调舞蹈舒泄舞者主观情感的作用。[3]事实上,在舞蹈价值的多维综合结构中,我们以往较多关注的是舞蹈的属它价值而非舞蹈的本体价值。由于舞蹈多年来被多样的属它价值扯拽着,自身本体的价值迷失了。这使我们看到许多“舞蹈”表演,其间的价值追求什么都有——经济攫取,道德宣教,文化卖弄、精神自慰等等,唯独迷失了舞蹈自身的独特艺术品性。

记得在80年代初,我们舞蹈界发生了“舞蹈要有舞蹈”的呼喊;80年代末期,又正儿八经地讨论起“舞蹈本体”的问题——这都意味着对舞蹈本体价值的关注。可以说,我们整个新时期的舞蹈创作,在实现舞蹈种种属它价值的同时,还是关心舞蹈自身的本体价值的;这似乎也说明,舞蹈的本体价值在实现其属它价值时往往容易被冲淡。事实上,舞蹈本性价值的迷失会影响到舞蹈属它价值的实现。这是因为,舞蹈的本体价值,是舞蹈作为一种独特的艺术语言的价值;而语言的价值在于它的交流和沟通,在于它的有效传达和理解。应当说,我们大部分舞蹈编导由于缺乏系统学习和深入钻研,往往急于为完成舞蹈的某种属他价值而创作,其中虽也有因编导良好的直觉和深厚的功力而实现舞蹈的本体价值;但就总体而言是令人遗憾的。

北京舞蹈学院作为一所综合性舞蹈高等学府,自80年代中期以来在编导教学中有了长足的进展,人才与作品都颇为引人注目。这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关注舞蹈的本体价值并将其作为舞蹈文化建设的重要方面。学院的优势,原本是对舞蹈“纯粹风格”本体价值的占有;这种“本体”是从外在世界割裂出来的本体,是以自身的“纯粹风格”陈列于外在世界的本体。在这一本体价值的追求方向上,学院树立了一种新的本体价值观,这就是努力实现舞蹈自身的“有效表现”。于是,我们研究动作风格的心态对应,研究动作组合的视觉语义,研究动作动机的发展变化,研究动作织体的构成关系等等。我们强调“舞蹈大师”首先应是“舞蹈动作语言大师”,这个“大师”是在自身独特的语言运用与传达、在自身独特的语言观察与运思中起程的;当然,由此启程的“大师”还不能不审度在独特语言中所蕴含的人生格调、人生品位和人生境界。

4.舞蹈属它价值与“中华性”的舞蹈价值抉择。

在当代世界舞蹈价值抉择的讨论中强调舞蹈的本体价值,并非要对舞蹈的属它价值漠视和撇弃,而是说应当使舞蹈的本体价值在属它价值的实现中发挥作用,从而使舞蹈的属它价值真正成为“舞蹈的”属它价值。玛莎·格雷姆“舞蹈完成‘交流’这一功能的责任就属于我们今天这些舞者”以及多丽丝·韩芙莉“艺术作品不可少的特质是对于时代观点的坚持”的名言都说明舞蹈属它价值作为“舞蹈价值”价位的决定性意义。我曾在自己那篇获“全国舞蹈研究论文奖”一等奖的论文中谈到:“对一个舞蹈作品进行价值评估,可以有这样几个层面:一是技术层面,即看舞者的技术能力和编导的编舞技法是否纯熟和练达;二是艺术层面,也就是要看舞蹈中技术的运用是否完全服从于艺术形象的塑造;三是文化层面,这就要看舞蹈形象是否负载了一定的文化内涵以及这一内涵的涵盖面和辐射力如何?四是生命层面,在这一层面上,作为人类生命演进过程中历史遗存物的‘文化’对当下活生生的生命发展意味如何,成为至关重要的问题。换句话来说,不是活生生的人为着文化陈迹而活着,而是以舞者的生命意识去创造‘生之灵光’的文化。”[4]这其实意味着,舞蹈价值的构成,不仅是多维综合的,而且正如人的需求一样,是有层次之分的。也就是说,作为舞蹈本体价值的“有效表达”,应渐次深入到动态艺术形象的“丰满完美”,深入到形象文化内涵的“历史深度”,深入到内涵对于当代社会的“现实价值”。

舞蹈价值的层次之分,与人的呈梯级状态的“需要层次”是有其对应性的。按人本主义心理学代表人物马斯洛的主张,人的需要层次自低而高的排列是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和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以及自我实现的需要。只有当较低一级的层次得到满足时,高一级的需要才会成为支配人性的力量。因此,一个舞蹈作品属它价值实现的层次正反映出舞者需求的层次,也即其人格所居的层次。对于“自我实现”层次上的人格,马斯洛提出了15项必要条件:1.准确地领悟现实;2.表现出对自我、他人和自然界的巨大宽容;3.自然、朴实、纯真的美德;4.注重社会问题而不注重自我;5.喜欢独处和隐静;6.独立自主;7.常新的鉴赏力;8.较常感受到神秘的高峰体验;9.对全人类的热爱;10.仅与少数人建立密切的关系;11.接受民主价值观;12.有很强的伦理观念;13.非敌意的幽默感;14.创造性;15.抵制文化适应。[5]之所以在谈及舞蹈价值的实现层次之时提及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是希望我们在讨论当代世界舞蹈价值的现实性之时,应考虑这一价值的实现层次并为追求更高层次的舞蹈价值而努力。我们应实现舞蹈本体价值与属它价值的统一;舞蹈对于属它价值的确定不仅应关注当代世界的需求,而且要把提高这一需求的层次作为未来世界需求的趋向。换言之,只有当我们的舞蹈拥抱世界时,世界才拥抱我们;只有当我们关注世界的价值时,世界才关注我们的价值。也正是在这种交流和交换中,我们舞蹈的价值抉择才会从既往的参照模式走向未来的理想预期,才能把我们所追求的价值的可能性变成现实性。

现在我们要回到“中华民族”在当代世界的舞蹈价值抉择的限定之中。作为一种当下的文化景观,不少学者认为要以“中华性”一词取代我们追随了多年的“现代性”。对于舞蹈而言,中华舞蹈在当代世界的价值抉择的主导趋向不是“现代性”而是“中华性”。这一主张诚如鲁迅先生《文化偏至论》所言:“外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不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也就是说,“中华性”并不放弃和否定“现代性”中有价值的目标和追求,而是要在对古典和现代性的双重继承中实现双重超越。关于“中华性”的要旨,学者们认为有三:其一,与现代性主要用西方的眼光看世界不同,中华性意味着多角度的审视,其中特别是要用中国的眼光看世界,强调在人类一般标准和尺度上的具体而特殊的文化创新。其二,与现代性预想的让中国完全化为西方、融入西方而达到普遍的人类性不同,中华性珍视自己作为人类一分子的文化资源,中国文化在未来的发展中将以突出中华性的方式来为人类性服务。其三,中华性具有一种容纳万有的胸怀,它严肃地直面各种现实问题,开放地探索自身文化最优的发展道路。[6]

我们不想纠缠于“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之类的话题。正如每一舞者都会站在自己的本位上来思考“舞蹈在当代世界的价值”,每一民族也会要求她的舞者们来思考其民族的舞蹈在当代世界的价值。无疑,上述“中华性”的主张将是我们舞蹈价值抉择不可回避的当代文化景观,是我们舞蹈在当代世界价值抉择的理想预期。在这样一个文化景观和理想预期面前,我们或许会看到自身现实价值效应的微弱和渺小;但只要我们有些认识并身体力行地、尽力而为地去做,我们将可能最大限度地实现我们舞蹈在当代世界的价值。我们应透过当代世界对舞蹈价值需求的表象,去审度这个世界的深层价值取向并从而让当代世界真正认识到舞蹈的价值。我想,这是一切有志有为的舞者的期盼。

注释:

[1]参阅王一川、张法《从“现代性”到“中华性”》

[2]参阅高力克《中国现代化思想史论》

[3]参阅李春青《文学价值学引论》

[4]参阅于平《雀之灵——由舞坛“杨丽萍现象”引发的思考》

[5]参阅白嶷岐、张学军《写作智慧论》

[6]参阅王一川,张法《从“现代性”到“中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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