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缅公路危机与中英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英论文,危机论文,公路论文,关系论文,滇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日本为尽快结束对华战争，加强了对中国的全面封锁。1940年6月，日本以武力为要挟， 向英国提出了封闭由英方控制而对中国抗战极为重要的滇缅公路的要求，为此，在英、日、中之间引发了一场长达三个多月的军事和外交危机。本文将通过对滇缅公路危机中英国所扮演的角色的论述，从一个侧面揭示抗日战争时期的中英关系。
一
“七七事变”以后，日本从海上、陆上开始对中国进行经济和军事封锁。1939年二战爆发后，日本妄图尽早结束对华战争，迅速实行南进的愿望增强，对中国的封锁也日益加剧。此时，除了极其有限的空运补给外，外国援华物资进入中国的渠道有三条：一是从苏联进入新疆的西北公路，二是从法属越南通往云南的滇越铁路，三是由英属缅甸进入云南的滇缅公路。 后两条通道承担着外国物资输入中国的主要任务。 1940年6月下旬，在德国闪电战的攻击下，法国迅速败降， 日本则趁火打劫，对法国在远东的殖民地进行军事威胁。在日本的压力下，法国投降派贝当政府与日本签署协定，封闭了滇越铁路。这使得滇缅公路在运送外来物资支援中国抗战方面的重要性更加显现出来。
滇缅公路从云南昆明延伸至缅甸的畹町，全长959公里，1938 年11月全线修通，此后每月由此输入中国的物资多达4000吨。（注：萨本仁、潘兴明：《20世纪的中英关系》，第22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年版。）滇越铁路关闭后，滇缅公路的作用“不仅在于为中国抗战提供实际援助，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能鼓舞中国军民的士气。”（注：彼得·劳：《大不列颠与太平洋战争的起源：英国东亚政策研究1937—1941》（Peter Lowe,Great Britai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Pacific War,A Study of British Policy in East Asia 1937—1941），牛津1977年版，第139页。）
滇越铁路封闭后，英国控制的滇缅公路能否继续通畅，备受各方关注。实际上，滇缅公路的通畅，既对中国的抗战有利，也符合英国传统的对华政策。从抗日战争爆发后英国的对华政策来看，尽管英国在中日战争中保持“中立”，对中国的军事、经济援助也不多，但英国是西方列强中在华利益最多的国家，而且作为华盛顿会议上《九国公约》的缔结国之一，英国在法律和道义上理应对中国的抗战表示支持。早在1938年5月，政治家丘吉尔在一次名为《武装、 立场和契约》的演讲中说：“在远东，人数众多还没有组织起来的中国人民正受到残酷的蹂躏。但是勤劳、智慧、勇敢的中国人民，尽管没有武器，但仍聚集起来抵抗残酷的日本侵略者。我们相信中国人民绝不会被征服。”（注：李世安：《太平洋战争时期的中英关系》，第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年版。）1940年5月，针对英国将在远东与日本妥协的传言， 英国外长艾登向中国政府发表如下声明：“盛传敝政府有意与日本成立一种对于贵国不利之交易，此种谣传，完全无稽。英国对华政策固未有任何变更，敝政府亦未曾与日本成立对于贵国不利之协定，将来亦不致有此种协定。贵国为自由独立而战，敝国完全同情。”（注：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 第三编：战时外交——中英关系》，第76～77页，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1年版。）5月17日， 国民政府特使宋子文在华盛顿会晤英国驻美大使时也被告知：“英政府决不致再封滇缅公路，……日政府明了英国立场，亦不致有此项请求。”（注：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 第三编：战时外交——中英关系》，第78页，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1年版。）可见，在多种场合，英国都明确了同情与支持中国抗战、不与日本妥协的立场。
不料，到了6月20日， 日本外相有田八郎却向英国驻日大使克莱琪正式提出了封闭滇缅公路的要求。陆军部官员还威胁说：“英国行将灭亡，已不在日本心目之中。日本外务省软弱无能，不能代表日本的实力，只有日本陆军才真正代表日本的实际力量，英国必须尊重日本的要求。”（注：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重光葵外交回忆录》，第176页， 知识出版社1982年版。）
日本的无理要求提出后，英国开始面临着两难抉择：要么恪守在对华政策方面支持中国抗战的诺言，拒绝日本要求，而在远东冒着与日本发生冲突的危险；要么背弃传统的对华政策，置法律与道义上的责任于不顾，屈从日本压力，封闭滇缅公路，而以恶化中英关系为代价。英国将做出何种抉择，这成为日本、中国及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
此时，英国正处于极为严峻的国际形势之中。在欧洲，法国败降后，战火迅速蔓延到英国本土，在西北欧大多数国家已沦陷的情况下，英国正独自承担起与法西斯德国作战的任务，绝大部分兵力都投入了欧洲战场；而在远东，英国还要承担保卫新加坡、马来亚、香港、印度、缅甸等殖民地的义务，军事防御力量明显不足。日本在远东的攻势使英国极为不安，陷入欧洲战场的英国又没有充足的军事实力与日本对抗，更何况这样做会使英国面临东西两面作战的危险。
克莱琪充分认识到了英国的这种困难处境，因而在6月25 日致本国外交部的电报中极力主张对日妥协。他认为，英国在远东冒不必要的风险是不合时宜的，尽管英国的妥协会冒犯中国并可能遭致美国的批评，但对于避免与日本冲突这个主要目标来说，毕竟是次要的。“因此，我毫不怀疑自己的看法，即在某个更难接受的事实发生之前，我们必须同意日本的要求并且迅速照办。”（注：彼得·劳：《大不列颠与太平洋战争的起源：英国东亚政策研究1937—1941》（Peter Lowe,Great Britai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Pacific War,A Study of British Policy in East Asia 1937—1941），牛津1977年版，第141页。）
外交部认为克莱琪的想法过于简单，因为他低估了英国的妥协对于中国，更重要的是对于美国的影响力。在做出决断之前，外交部决定首先寻求美国的支持。而中国政府在了解到英国处境困难、试图向美国求援后，立即训令驻美大使胡适全力争取美国政府对英国的声援。训令说：“我方切盼美方迅即有所表示，藉壮英国声势。美方似可坚持其物资有自由输运缅甸及中国之权，……美苟于此时作此表示，故敌不无忌惮，英方亦不致对敌屈服。”（注：吴训义：《丘吉尔与战时英国1939 —1945》，第9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然而，从美国的态度来看，抗日战争爆发后，美国确实在经济、军事和外交上给中国政府以大力支持。比如1940年3月，美国政府向中国提供2000万美元的贷款， 同时发表不承认汪伪政权的声明，致使日美关系日益紧张。但美国在远东没有多少实际利益，国内反对参战的孤立主义盛行，再加上罗斯福总统正处于大选前夕，他试图以美国的和平与中立来赢得选民支持。尽管美国对日本的举动也深为不满，但上述因素促使美国决定在滇缅公路危机中采取一种静观其变的中间立场。
6月28日，英国驻美大使洛西恩会晤美国国务卿赫尔， 要求美国明确对滇缅公路危机的态度。赫尔则表示，美国虽然无力在远东给英国以军事支持，但也不希望英国牺牲第三国的利益向日本做出妥协。赫尔提出的办法是：“既不向日本做出重大让步，也不采取任何反对它的行动，惹它发动战争。……日本还不准备打仗，只要英国继续顶住德国，美国舰队留在太平洋，日本就将继续蚕食它所能吃掉的东西，而不致冒发动一场大战的危险。”（注：徐蓝：《英国与中日战争1931—1941》，第345页，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
根据美国的态度以及从对华政策的传统立场出发， 英国外交部于6月29日草拟了一份交给战时内阁的备忘录。该备忘录称：现在除了西北公路以外，封闭滇缅公路将切断通往中国的最后国际通道。封闭这条公路的政治影响可能远远大于实际的经济影响，蒋介石可能被迫与日妥协或者投靠苏联。而且，英国的行动将对美国舆论产生相反的影响，并减少对日本禁运出口战争物资的可能性。（注：卢埃琳·伍德沃德：《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英国外交政策》（Llewellyn Woodward,British Foreign Policy in the Second World War），第二卷，伦敦1971年版，第96页。）基于以上的考虑，外交部建议政府拒绝日本封闭滇缅公路的要求。
7月1日，国民政府驻英大使郭泰祺为滇缅公路一事紧急访问了英国外务次长巴特勒，“重申缅运与我抗战及英利害关系之重大，在道义及现实政治各方面而论，万不可不维持”，而且“英方愈决心，日本愈不敢犯”，力主英国拒绝日方要求。巴特勒在答复中明确了不妥协的立场，他说：“与一自由独立之国家之交通线，因第三者要求而切断，现英国政府系构成于广大基础上，不致卖中国而自毁立场。”（注：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 第三编：战时外交——中英关系》，第113页，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1年版。 ）当天晚上，战时内阁讨论并接受了外交部的建议，同时要求克莱琪将英国政府的决定通知日本。
克莱琪显然不满于政府的决定，他在7月2日致外交部的电报中怒气冲冲地说：“我觉得我有权质问英王陛下的政府是否真的准备在这个问题上冒同日本进入战争状态的危险？……尽管这是英王陛下政府决定的问题，但如果我不强调这种风险是相当大的，……那就是我的失职。”（注：彼得·劳：《大不列颠与太平洋战争的起源：英国东亚政策研究1937—1941》（Peter Lowe,Great Britai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Pacific War,A Study of British Policy in East Asia 1937—1941），牛津1977年版，第143页。 ）政府没有理会克莱琪的不满情绪，克莱琪极不情愿地将政府决定通知日本，日本人被激怒了。7月4日，陆军部官员扬言说，英国拒绝封闭滇缅公路肯定会引起战争。与此同时，6月下旬集结在毗连九龙租借地边界上的5000名日军紧急操练起来。 日本的备战迹象使克莱琪极为忧虑，他向政府紧急报告了日本的反应，并恳请政府重新考虑原有的决定。滇缅公路危机的发展由此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
二
日本的强烈反应并没有能改变内阁大多数人的看法，他们普遍认为，要维持英国在远东地区，尤其是在中国的声望，英国就不能对日本妥协，而日本在英国表态后所做出的不满姿态只不过是在虚张声势而已。
当7月4日内阁召开会议再一次讨论滇缅公路问题时，印度事务大臣埃默里表态说：“关于滇缅公路问题，我在内阁中采取了反对与日本妥协的强硬路线，因为我相信这只会引出新的要求，而且恰恰我们处于一种困境之中，我们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向全世界做出一种勇敢的姿态并且拒绝任何威胁。”（注：彼得·劳：《大不列颠与太平洋战争的起源：英国东亚政策研究1937—1941》（Peter Lowe,Great Britai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Pacific War,A Study of British Policy in East Asia 1937—1941），牛津1977年版，第142页。）外交大臣哈里法克斯表示支持，他认为日本目前的姿态只不过是在虚张声势吓唬人，英国不必太紧张；而且退一步说，即使英国迫于压力接受日方要求，也应该试试看日本人准备把要求提高到什么程度。
首相丘吉尔则仔细分析了与日本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在他看来，一旦真的与日本冲突，所有的重担将可能全部落在英国的肩上，而不是落在它应该落的地方——美国的肩上。为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英国在进行任何决策前，都必须了解美国的态度。7月5日，洛西恩奉命访问赫尔，赫尔建议英国对日本采取拖延战略，而不要正式下达命令封闭对中国抗战至关重要的滇缅公路；同时他希望英国能同日本谈判，以寻求从总体上解决远东问题的可能性。
根据内阁大多数人的意见及美国的态度，政府又一次做出了拒绝日本要求的决定。7月6日，克莱琪代表英国政府对日本方面封闭滇缅公路的要求做出正式答复，内容是：通过滇缅公路输入中国的战略物资为数甚少，不足以影响战局；滇缅公路是一条合法的贸易通道，英国不能采取对印度和缅甸人民之义务的行动；更何况依据严格意义上的中立原则，切断对中国的物资供应，也会导致切断对日本的物资供应，英国政府无意这么做。基于以上理由，英国政府不能同意日方提出的封闭滇缅公路的要求，但希望看到中日冲突能以“一种双方能够接受的公正和公平的和平”结束，英国将全力促成这个目标的实现，甚至准备为此满足日本的经济需要。（注：卢埃琳·伍德沃德：《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英国外交政策》（Llewellyn Woodward,British Foreign Policy in the Second World War），第二卷，伦敦1971年版，第97～98页。）
英方的答复再次激怒了日本人，陆军部一些军官为此发出了“立即向英国开战”的叫嚣，并得到了军国主义分子的积极响应。外相有田八郎对克莱琪态度强硬地说：“帝国政府极不满意英国政府的回答，担心推迟解决本问题将引起国民情感的变化，并对日英两国友好关系产生严重影响。”他还代表日本政府向克莱琪下了最后通谍：“我方要求英国政府在一周或10天之内解决此问题。”（注：徐蓝：《英国与中日战争1931—1941》，第349页，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
日方如此强烈的反应，尤其是最后通谍的下达，使克莱琪的忧虑到了极点。他认识到，如果英方再不做出让步，英日之间的冲突将立即爆发；英国在远东虚弱的防务力量无法与日本对抗，此时，为保全自己，牺牲中国利益而与日本妥协已成为英国唯一的选择。但为了使英国不致过于丢面子，也为了减少内阁中异己力量的反对，克莱琪想出了一个折衷的办法。7月7日，克莱琪向外交部提交报告，分析了英国当前所面临的严峻形势，并建议暂时封闭滇缅公路三个月。外交部讨论并基本同意了克莱琪的建议，随后将此提交内阁讨论。
英国方面态度的软化令中国政府极为不安。7月8日，郭泰祺大使紧急拜访英外务次长巴特勒，询问英国对日本的最后通谍将如何答复。巴特勒只是一味敷衍说：“英国处境极端困难，不愿与日本正面冲突，其他有关之国，应分担责任。”（注：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 第三编：战时外交——中英关系》，第114页，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1年版。）显然，英国政府正准备背弃对华政策方面的原有立场，在武力威胁面前寻求与日本的妥协。
7月10日，内阁就克莱琪的建议进行讨论并以多数通过， 从而做出了暂时封闭滇缅公路三个月的决定。日方的最后通谍使那些持强硬立场的阁员认识到，战争已迫在眉睫，英国如仅仅考虑中国利益而卷入一场战争是不值得的，适时让步是一明智的选择。但在决定正式宣布以前，英国还有必要得到美国的支持。于是在次日，洛西恩奉命向美国通报了内阁的决定。赫尔对英国的困难处境表示理解，同时指出，作为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如果英国对日妥协，美国将有点遗憾，但不表示异议，因为美国在远东无力给英国以实际的军事支持。美国的理解态度坚定了英国政府对日让步的想法。
中国方面在了解到英国内阁的初步决定后，立即与英国政府进行了严正交涉。7月12日，郭泰祺大使拜访外长哈里法克斯， 重申滇缅公路的通畅对于支援中国抗战的重要性，并分析了封闭该公路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哈里法克斯则答复说：“目前，英国人民正为生存而战，（德国）对英国本土的攻击随时都会发生。我相信，蒋介石委员长不会不理解英国的处境，即在目前情况下，如果能避免树敌，我们就不会去增加自己的敌人。”（注：彼得·劳：《大不列颠与太平洋战争的起源：英国东亚政策研究1937—1941》（Peter Lowe,Great Britai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Pacific War,A Study of British Policy in East Asia 1937—1941），牛津1977年版，第152页。 ）这实际上是回绝了中方继续保持滇缅公路通畅的要求。
7月17日，在美国的默许下，英国政府不顾来自中国的强烈反对，与日本达成了《英日关于封闭滇缅公路的协定》，规定“英国政府，本年7月18日以后三个月间，禁止武器、弹药及铁路材料通过缅甸运输。 ……日本官员为使本禁运有效起见，关于应采取的措施，与英国官员保持密切联系。”（注：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组：《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1840—1949》（第二分册下卷），第145～14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英日之间关于该协定的秘密备忘录还规定：“此段时间结束后，英国可以自由决定是否延长这种封闭。”（注：彼得·劳：《大不列颠与太平洋战争的起源：英国东亚政策研究 1937 —1941》（Peter Lowe,Great Britai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Pacific War,A Study of British Policy in East Asia 1937—1941），牛津1977年版，第150页。）但备忘录只向美国作了通报。
滇缅公路的封闭，断绝了抗战最艰苦时期中国最重要的国际通道，切断了中国军民急需的各种物资供应。英国政府这种损人利己的举动，不但违背了国联曾多次做出的不得削弱中国抵抗力量的决议，而且使中英关系迅速恶化。中国的官方和民间对此都做出了强烈的反应。7 月15日，郭泰祺大使以国民政府名义向英国递交了书面抗议。次日，国民政府外交部发表声明，指出“英国政府业对日本之压力竟表示屈服，并接受其无理要求，……此种举动，不独极不友谊，且属违法；……英国政府再三宣称对华政策决不变更，而现在所采步骤，无论如何，断难认为与其所称之政策相符合。”（注：重庆《中央日报》，1940年7月17 日。）25日，《群众》杂志发表社论说：“英国对日寇这个助桀为虐的协定，不管以后是不是可以改变，但从当前看来，分明是在帮助日寇、迫胁中国投降的。……这种损人利己、背信弃义的行为，引起了全国民众的愤慨，引起了全世界有正义感的人士的愤慨！”（注：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组：《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1840—1949》（第二分册下卷），第135～13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英国在滇缅公路问题上的对日妥协，是“九·一八事变”、“卢沟桥事变”以来英国在远东对日本推行绥靖政策的又一延续。自30年代以来，英国对日本在远东的军事行动一直采取忍让与妥协态度，其根本原因在于：英国在远东的防卫力量比较虚弱；二战爆发后英国陷入欧洲战场而无力自拔；美国又始终不承诺在远东给英国以足够军事支持。这样，为确保远东殖民地的安全，英国只得拼命安抚日本。在这种远东政策总体目标下的英国对华政策因此表现出它的两面性：一方面，作为西方列强中在华利益最多的国家，英国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中国的抗战，以维护中国的独立与统一；另一方面，又力求与日本保持“友谊”，以图在日本全面侵华的新形势下，保全其在华投资的权益，乃至保全其在远东地区殖民地的安全。当英国追求的双重目标发生矛盾时，它必然陷入困境，滇缅公路危机就是这样引发的。在二者无法兼顾、非此即彼的选择面前，英国最终从自身现实利益出发，从避免与日本冲突这个远东政策的总体目标出发，不惜牺牲中国的权益，与日本达成了妥协。
然而，英国的这一次妥协行动，无疑助长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日本因此更不把英国放在眼中，并最后下定了南进的决心。正如当时的日本驻英大使重光葵所说：英国的行动，“对日本来说，是最大的也是最后的一次好机会。”（注：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重光葵外交回忆录》，第177页，知识出版社1982年版。）
三
滇缅公路封闭后，丘吉尔在议会下院对此进行解释，说英国的目的是“希望在此时间内，可以觅致一种公允之解决办法，使双方均可自由接受。”（注：重庆《中央日报》，1940年7月20日。）也就是说， 在滇缅公路封闭的三个月时间内，英国准备出面组织中日之间的停战谈判，进而缔结全面解决远东危机的远东和平协定。然而，无论从英国政府内部的意见还是从远东的战局形势来看，达成远东和平协定的希望都很渺茫。
对于英国是否该出面组织和谈问题，政府内部存在着两种意见。一种意见是以外交部为代表，主张通过对日妥协来达成和平协定。外交部的官员认为：“彻底打败日本只能由一个头等国家参加战争才能实现，由我们承担这项重任是不明智的”，为此，英国必须通过妥协来寻求和平协定的达成，而“要使日本坐到谈判桌前，需要特殊的诱因，这些诱因将是政治、经济，而且最可能是财政性质的。”（注：彼得·劳：《大不列颠与太平洋战争的起源：英国东亚政策研究1937 — 1941》（Peter Lowe,Great Britai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Pacific War,A Study of British Policy in East Asia 1937—1941），牛津1977年版，第157页。）另一种意见以丘吉尔和殖民部官员为代表， 他们反对任何和平协定的达成。虽然丘吉尔在议会中表示将致力于中日和谈，但那只不过是口头辞令而已，他的真实意图可以从7月20 日致哈里法克斯的电报中看出来。他说：“关于中日之间达成全面的、公允的和体面的和平一事，你是否认为我们不必操之过急？……这不仅无助于我们解决滇缅公路的难题，反而使它愈加糟糕。我认为，让日本人摆脱他们现在所纠缠的事，对我们是不利的。把这件事搁置一个来月，看一看情况如何，岂非善策？”（注：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二卷下部，第四分册，第959页，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 ）殖民部官员支持丘吉尔的看法，认为中日战争的延续会使日本无力南进，从而在一定时期内不会威胁到英国远东殖民地的安全。
两派之间争论不休，因而直到滇缅公路封闭了一个半月后，英国政府才极不情愿地出面组织中日间的和平谈判。遗憾的是，在当时情况下，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对于英国的和谈建议都反应冷淡。
郭泰祺大使代表中国政府明确回绝了英方的和谈建议，他说：“这是不可能的。中国政府对于日本侵略者的态度，如同英王陛下政府首相所表明的对希特勒的态度一样。自从1931年日本政府被陆军部控制以来，我们就没有过和谈的念头。我担心的是，任何和平协议的达成都将不可避免地以牺牲中国利益为代价。”（注：彼得·劳：《大不列颠与太平洋战争的起源：英国东亚政策研究1937—1941》（Peter Lowe,Great Britai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Pacific War,A Study of British Policy in East Asia 1937—1941），牛津1977年版，第152页。）从日本方面看，它在中国战场上只想速战速决，从未想到通过和谈结束战争。滇缅公路封闭后，日本在中国战场上发动了一轮新的攻势，9月初又与法属印度支那当局达成日军进驻其北部的协议， 南进意图已昭然若揭。这种情况下，日本更不愿意讨论和谈问题。当9 月中旬英国向日本提出缔结远东和平协定的建议时，外相松冈洋布推诿说：日本正努力同汪精卫政府达成一个协定，这将有助于中国的全面和平；同时，日本还在尽最大努力通过一个中国的中间人与蒋介石达成谅解。（注：卢埃琳·伍德沃德：《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英国外交政策》（Llewellyn Woodward,British Foreign Policy in the Second World War），第二卷，伦敦1971年版，第107页。 ）松冈没有明确日本将采取的任何有效步骤，甚至还指责英国未能给日本提供任何经济援助，日本方面的态度实际上是拒绝了英国的和谈要求。这样，英国在封闭滇缅公路时所宣称的将努力促成远东和平协定达成的计划正式宣告破产。
与此同时，远东及整个国际形势正发生着深刻的变化，这主要表现在日本加入了轴心国的阵营，欧、亚法西斯开始合流，英国成为日本的直接打击对象，这迫使英国不得不重新调整其远东政策，而滇缅公路的重开已成为新形势下的必然选择。
为从东西两面牵制英国，德国早就有意与日本结盟，但日本的反应一直不太积极。1940年上半年德国在欧洲战场上的暂时胜利，使日本对于结盟顿时热心起来，日本国内为此流传着“不要误了公共汽车”的说法。日本的意图是：在这场战争未决胜负之前与德国结盟，以使德国在战后能尊重日本在远东的势力范围，并与德国一同瓜分英、法等国在全球的殖民地。共同的野心使欧、亚法西斯国家一拍即合。1940年9 月27日，《德日意三国同盟条约》在柏林正式签订。根据条约规定，德日意三国协同作战，共同对敌。显然，与德国正处于交战状态的英国自然也是日本的敌人，成为日本的直接打击对象。次日，日本外务省便确定了直接针对英国的外交政策纲要，声称将“利用英国通过滇缅公路供应物资援助蒋介石为借口，还利用我们推说不能容忍在新加坡的英国武装力量威胁东方和平这种局面作为借口，日本要求所有的英国军队撤出太平洋，如果英国拒绝这项要求，就发动战争。”（注：斯米尔诺夫、伊扎采夫：《东京审判》，第387页，军事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可见， 日本下一步的目标就是在远东向英国宣战。
日本加入三国同盟及其对英国的军事威胁，使英国人又气又恼。克莱琪认为，日本的行动，无疑是“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刻，从背后刺了一刀”；外交部官员班纳特指出，三国盟约的订立，增强了英国对日采取强硬政策的必要性；丘吉尔更是大为恼火，声称将对日本采取同等的报复行动。此时，英国政府已认识到，在新形势下，远东的和平已难维持，与日交战已是早晚的事，因而决定对日采取强硬立场，而当务之急是重开滇缅公路，这一方面可以表明英国的不妥协态度，另一方面可以在未来与日交战时赢得中国的支持。在做出正式决定前，英国向美国表明了态度，并试图得到美国支持的保证。洛西恩奉命询问赫尔，一旦英国因重开滇缅公路而与日本发生冲突，美国将持何种态度。从美国的情况来看，三个法西斯国家结盟后，美国乃至整个世界已深切感受到战争的威胁，美国国内的民意开始发生变化，要求政府支持各国反法西斯斗争的呼声日益高涨，并对政府决策产生了重要影响，美国政府为此在多个场合表达了反对法西斯侵略的立场。针对英国的询问，赫尔答复说：美国一贯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并考虑增加对日禁运物资的范围，继续反对日本的侵略行动，同时强烈希望滇缅公路重开；一旦英日发生冲突，美国将利用尽可能的手段，特别是经济手段来支持英国。美国的表态使英国吃下了一颗定心丸，从而最终下定了重开滇缅公路的决心。
当然，滇缅公路封闭，特别是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后，来自中国政府的强烈要求及其压力也是促成滇缅公路重开的一个重要因素。
早在7月28日，蒋介石就代表中国政府致电英国首相丘吉尔， 内称：“余深信在阁下总理任内，中国利益决不致被牺牲，因阁下对我人抗战之真谤，较任何人尤为明晰。……惟有中国战胜并保持其独立，英国远东利益方能保存。故余迫切声请阁下，为贵我双方利益计，从速恢复缅甸运输路线。”（注：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 第三编：战时外交——中英关系》，第116页， 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1年版。）9月13日， 郭泰祺大使再访英国外务次长贾德干，“促请重开滇缅公路”；贾德干答复说：“日本态度益使英感觉改善英日关系之困难，同时亦即促中英接近之合作”，一旦欧洲战局有所缓解，则“缅路亦可望重开也。”（注：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
第三编：战时外交——中英关系》， 第117页，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1年版。）而在三国同盟订立、 英日冲突无法避免时，英国最终做出了顺应中方要求的决定。
10月3日， 战时内阁通过一项决定：滇缅公路封闭三个月期满后将重新开放，同时将这一决定分别电告了美国和中国。10月8日， 丘吉尔在议会下院报告战争局势时，宣布了该决定。丘吉尔称：“三个月前，吾人被请封滇缅路。当时吾人允其所请，盖吾人愿以机会给予中日两国政府，藉使两国对其长期而残忍之斗争，获得公正而平等之解决。不幸此目的并未达成，反之日本征服中国民族之长期战争，仍在进行之中，且更因而引起种种祸端。……在此种情形下，英国政府仍履行此项协定至期满之日为止。10月18日以后，英政府则认为此约已无续订之必要。”（注：重庆《中央日报》，1940年10月10日。）当天，克莱琪将该决定向日本政府作了通报，日本表示强烈抗议。10月18日，滇缅公路在封闭了三个月以后重新开放，滇缅公路危机就此结束。日本随即对滇缅公路进行轰炸，英国与日本在远东正式交战。
英国重开滇缅公路的举动，受到中国方面的热烈欢迎。10月9日，蒋介石在给丘吉尔的信中表示：“顷读阁下在国会演词，指斥三月以来，日本对华暴行有增无已，中国民族痛苦日深，因而决定恢复滇缅路之一切运输，中正闻之，欣慰无量。”（注：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
第三编：战时外交——中英关系》， 第118页，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1年版。 ）《中央日报》在滇缅公路重开的当天发表社论说：“英国开放滇缅路，足见英国当局对于目前欧亚两洲战事的性质，已有极明确之认识。……今天我们趁着英国正式开放滇缅路的机会，……表示欣慰。”（注：重庆《中央日报》，1940年10月18日。）
作为英国方面一种亡羊补牢的举动，滇缅公路的重开，有利于中国的抗战，同时也使得本已恶化的中英关系开始走出低谷，并向正常、良好的方向发展。当然，这种决定的做出，是在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英日战争无法避免的情况下，英国调整远东政策的一种必然结果。
滇缅公路危机是二战期间远东地区英、日、中之间的一次军事和外交冲突，也是严重影响到中英关系正常发展的一次恶性事件。英国在处理这场危机时，总是从自身利益出发，并充分听取美国的意见，而极少顾及，甚至完全不顾中国的权益。英国的这种作法充分体现了一种以自我利益为中心而极少讲求道义的现实主义外交原则，这种外交原则一直贯穿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英国对华政策中，因而也决定了这一时期的中英关系难以有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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