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近年长篇小说创作主体立场处理问题的偏失，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偏失论文,长篇小说论文,主体论文,近年论文,立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主体立场对于创作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文学作品的观照视野、精神深度、情感重心直到艺术形式的建构等等，无不与创作主体的价值立场密切相关。然而，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对主体立场的处理始终不尽如人意，不少曾名噪一时的文学作品，只因过于坚执隐含着局限与偏失的主体立场，结果造成了文本价值蕴涵的难以弥补的损伤和遗憾，以致事过境迁，这些作品就光采顿减。90年代以来，中国作家的价值立场本身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对于主体立场的处理同样存在着种种固有的和新生的失误。在长篇小说这种主体立场的作用相当隐蔽曲折的文学门类，近年也由于时代性的迷误，招致了不少本来可以避免的弊病和局限，从而抑制了更有份量的大作品的诞生。本文正试图从一批近年来在文坛颇具影响的作品入手，对长篇小说创作中处理主体价值立场问题所存在的偏失，作一番清理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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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长篇小说创作主体价值立场处理的问题上，主要存在四个方面的偏失和不足。
第一，重人格姿态，轻精神厚度。
在思想文化界引起过激烈争论的作家和作品，几乎都存在这种偏差，我们不妨列举刻意追求终极价值的张承志、肆意张扬反崇高态度的王朔和具有尖锐讽刺精神的刘震云三位作家及其作品略作分析。
张承志的《金牧场》是80年代长篇小说中有着广泛影响、受到普遍赞誉的代表性作品，直到第4届“茅盾文学奖”之后的1998年， 还有评论家因其不减的艺术魅力和价值含量，而在长篇小说的民间评估中大加推崇。作品的M部分描写70年代初的知青生活和牧民的大迁徙，J部分反映青年学者对中国边疆历史文化的感情和在日本感受到的世界性的精神思潮，两条叙述线索和其中的回忆、独白，概括了从60年代到80年代的种种最重大的事件及作者对它们的思考，小说在此基础上所表现的奋斗的艰难、人生的苍凉，所张扬的九死不悔地追求理想的“金牧场”的英雄主义、浪漫主义精神，显得极具人类精神文化层面的厚度和力度。不过，这部作品两条线索并列推进，确实存在着芜杂和人工拼合的痕迹，因而从艺术结构上看并不特别成功。90年代中期，张承志出于放弃受结构主义影响的形式和保持创作主体精神人格纯度的考虑，重写《金牧场》为《金草地》，删除了J部分日本生活的情节和M部分知识青年生活的内容，只留下主人公蜕变为一名真正的牧民、皈依游牧文化精神的故事。这样，带有作者自传色彩的主人翁的人格形象得到了强化和突出，但作品历史文化蕴涵的深广度却被大大削弱，文本所张扬的理想主义的人类精神哲学意蕴，也随之无法避免地退出文本的艺术世界，仅仅成为一种思想背景。应该说，这其实是主体立场处理问题上重人格姿态轻精神厚度所导致的一种迷误，一次失败的改写。改写后的《金草地》关注者寥寥，即是它并不成功的一种表征。
王朔在小说创作中对主体价值立场和人格姿态的着意强化，也是文坛众所周知的。他有意夸张地张扬的主体立场，在世俗化、物欲化的时代思潮中，的确具有相当的普遍性。但是，从人性结构、人类生命价值体系的全局来看，王朔倾注全部才情去表现的，不过是其中一个很肤浅的层面、很窄小的维度、很短暂的过渡型的特征，这样，他的小说的精神文化厚度，必然受到极大的局限，其作品再怎么热闹一时，顺这样的思路进行创作，也无法“一不小心就弄出一部《红楼梦》”。
刘震云的《故乡相处流传》描写了四个历史时期的故事，即曹操和袁绍争夺延津之战、 明初的大迁徙、 慈禧和陈玉成争夺延津之战、 1958年的大跃进，并将其归结为权势家利用草民之愚以遂私愿的历史循环。《故乡天下黄花》也描写几代人你死我活的争斗不过为了一个小小的村长交椅。在这里，作者对权势斗争的灰暗和单调的剖析确实相当犀利，其冷峻宁静中所透露的讽刺力量也能直逼人的肺腑，但是，过分地强化自我对历史和世事的价值归纳，结果反而削减了对历史丰富的感性内容和繁杂的可能性的耐心描写，读起来痛快固然痛快，却令人感到有深度而乏厚度，单调而又单薄。显然，这是创作主体价值立场处理问题上重人格姿态而轻精神厚度导致失误的又一个明显的例证。
近年长篇小说创作处理主体立场方面的第二个偏失，是重心灵体验，轻理性反思精神。
这种不足在知青题材长篇小说中表现得最为典型。梁晓声从80年代的《血城》到90年代的《年轮》，一以贯之地讴歌兵团知青的真诚和集团情义，并将它们作为穿越人生患难、抑制人性堕落的法宝，作为一种理想人格来加以推崇。应该说，这种真诚处世、重情重义的品质，确实是一代知青无比珍爱、广泛认同的价值取向，是他们充满曲折和迷失的青春岁月里所幸存的最美好的精神侧面。但是，凭这种情感、这种道德品质驾驭无比复杂的社会和变幻莫测的人生，实质上隐藏着诸多的危险和歧途，事实上也导致了从红卫兵到知青的这一代人许多无法弥补的历史性错误和人生缺憾，刻薄一点说，它反映的不过是一代知青在人生价值一无所有的处境下相依为命的生命状态，是人生几乎面临灭顶之灾时的一种救命的稻草。仅仅凭群体性的心灵体验就以之为人类生命价值的制高点，其实是“见树不见林”，甚至可以说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必然会导致对整个宇宙人生观照时的偏激和执拗。惜乎梁晓声对这种主体立场本身缺乏深刻的理性反思精神，他的长篇小说从本质上看就只能是一种青春体验、道德激情的产物，感人至深却缺乏历史的纵深感、沧桑感。
邓贤的长篇纪实文学《中国知青梦》直面事实、纵观全局，以饱蘸血泪的笔触，深刻剖析知青上山下乡的历史性悲剧，满怀决绝地否定了从城市流向乡村的人类文明发展趋向。但是，作者灌注全书的悲怆基调之中，是否又隐含着城里人血统的优越感和对城乡人等级差别的认可态度呢？这种对人类生存的乡土空间的不公平态度，同样是作者在价值立场选择时重集团生命价值状态而对主体立场本身缺乏怀疑反思精神所造成的，它导致了作品在人类生命本源意义上悲天悯人情怀的匮乏，结果当然也会影响作品人文内涵的气度和历史理性的深度。
当代中国作家学贯中西，具有人类生命哲学深厚修养者为数甚少，其作品多半是个人或群体性的现实生命体验的自传，在这样的情况下，选择主体立场时既重心灵体验又对所选择的立场本身具备理性反思精神，就显得尤为重要，可惜当今作家在这方面缺乏充分的自觉性，往往以自我体验的痛切真实代替文化人格的深厚稳健性，结果作品推出后，总会引起众说纷纭的争论，就是在有着相似人生经历的“同类人”内部，也难以获得广泛的、一致的认同。不能不说，这类作品所展示的不过是一种片面的深刻。
对策略意识的过分推崇，是近年长篇小说创作主体立场处理问题的又一个偏失。
90年代的中国正处于社会和文化的过渡转型时期，各种思想文化立场，各类价值规范皆呈不成熟、不定型状态，这就为主体价值立场的成功选择带来了难度，而且，当今中国社会人文环境的宽松度显然也不如人意，这又使得作家难以充分自由和坦诚地表白自我的主体立场。于是，一些作家采取了以状态描述代替价值判断的策略，完全回避主体立场的显示，或用隐晦、扭曲的形式来暗示主体的价值立场。
王蒙立意反映新中国第一代革命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的“季节系列”长篇小说就是如此。在这部他个人思想和创作总结式的系列长篇小说中，王蒙出于种种主观和客观的考虑，倾注全力去从事的，是对主人公那一代人生存和精神状态准确细致而血肉丰满的刻画，从特定的价值立场进行剖析和评判的工作，却被他有意地省略了，即使是无法抑制的情感倾向，作者也故意用调侃和反讽的笔调，把它们弄得恍恍惚惚，让人读来觉得亦此亦彼、似是而非。王蒙这种机智与无奈相交融、用心良苦的策略，自然有其特定历史文化环境中的合理性，文本也确实由此呈现出一种复调效果和智慧风貌，但是，由于主体立场的消隐，王蒙已出版的《恋爱的季节》、《失态的季节》所呈现的生存景观，就无法获得确凿的价值定位，结果，作品的艺术画卷虽然异彩纷呈，极富信息量和启发性，读者心灵的震憾感和“被击中”（王蒙语）感却难以强烈得起来，作品的认识价值当然也就无形中消淡了许多。“季节系列”的第三部《踌躇的季节》立足90年代，在倾诉委屈、揭示回避主体立场选择的心灵缘由方面，露出了内心的真实，结果，它虽然不如《恋爱的季节》和《失态的季节》那样格局开阔，在精神的深度和力度方面倒更胜一筹。
贾平凹的《废都》更为以策略方式对待主体立场选择问题留下了惨痛的教训和负面的镜鉴。平心而论，《废都》笔墨的酣畅饱满、运思的缜密灵动，在当今文坛都属一流水平，对现实的批判也是切中肯綮、入木三分的。问题的关键在于，这部小说在价值判断方面采取的是“以毒攻毒”的策略，这样，创作者的主体立场就缺乏正大的气度，而散发着“邪”气、俗气，如果读者能透过这种邪气、俗气探索深层意蕴，自能领悟到有关“世纪末”中国的诸多问题和作者的苦衷、作者孱弱然而顽强的批判意识，但广大普通的读者只能就事论事，难以去细细品味文本的深层题旨，这样，《废都》作为策略显示的主体立场精神品格的“邪”气，就只能导致不良的社会后果，乃至给人留下讽一劝百的印象。已有《废都》的前车之鉴，作家们如果还在主体立场、精神品格方面玩手段、玩策略，以致再一次出现“废都废人废作家”的局面，那就只能说是咎由自取。
近年长篇小说创作在处理主体立场问题上，还存在着忽视艺术特殊规范的偏失。
当下文坛存在不少有思想家气质的长篇小说创作者，他们往往着力追求主体价值立场与整个时代思想发展的对应性，追求作品在整个思想文化界的意义和影响。这种趋向本身当然无可厚非。问题在于，由于把握失度，这种努力又导致了处理主体立场的另一个偏失，就是轻视和忽略了艺术的特殊规律，忽视了对文学作品来说，具有思想文化意义的主题意蕴，只能通过符合艺术特殊规范的方式来表达，结果反而使作品的文学价值受到了令人扼腕叹惜的损伤。
张贤亮的《我的菩提树》立意再现那个特殊年代中国社会的原始真实，力求以饱含血泪的、活生生的事实，告诫国人千万不能再走“老虎豹子向往的那条通往蛮荒去的山道”，作者采用“原始日记”阐发的方式，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收到了言之凿凿的“信史”的效果。但是，由于作者“不想远离政治而在艺术上攀什么高峰”，没有认真开掘生活素材所包含的巨大的艺术创造潜能，结果，这部长篇随笔式的作品虽然细部极具艺术性，从总体上来说却称不上是真正的艺术品，而且最终影响了思想传达的效果。
无独有偶。老鬼继《血色黄昏》之后推出的《血与铁》同样追求“裸体的真实”，作品以毫无遮掩的切身经历的事实，揭示了新中国的教育和社会文化为什么会培养出一代红卫兵这样一个重大深刻的思想主题，小说所体现的求真精神和自我批判意识，使它成为知青文学迈向一个新境界的醒目标志。但是，作者拘泥于第一手材料的剖析披露，使《血与铁》作为红卫兵一代的精神史资料显得极为珍贵，作为艺术品的价值却相形逊色。
作者们既然是以作家的文化身份从事精神文化创造的，那么，忽视艺术特殊规范就是一种必然带来局限和遗憾的不应有的偏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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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的中国作家特别地关注主体立场，而且长期以来为此吃尽了苦头，那么，在即将跨入新世纪的时刻，他们力图以崭新的姿态，从事作为时代精神文化代表的长篇小说的创作，为什么在主体立场的处理问题上仍然存在如此广泛而严重的偏失呢？这实在是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笔者认为，这个问题的背后，至少隐藏着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矛盾尖锐的社会环境和急剧动荡的时代局势，造成了作家们从容心态的匮乏，使他们始终未能充分地去消化和理解所面临问题的全部内涵，未能透彻地去参悟和把握思想与艺术的真正底蕴。
在20世纪这样一个矛盾异常尖锐复杂的历史时代，置身漩涡而又格外清醒敏感的知识分子，必然要时刻经受严峻的考验，从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激荡中的社会政治立场，到价值规范更易、生存依据紊乱状态中的道德人格立场，直到当今中国顺从生命欲望和探求文明品位两种倾向并存的时代大潮中的精神文化立场，知识分子在诸多层面都需要不停地进行判断和抉择；而且，这种选择经常严峻到需要付出鲜血与生命的代价；各种必须进行抉择的问题又总是反差极大，甚至大到了超过个人学养驾驭能力和心智承受能力的程度。结果，知识分子们往往已无可挽回地决定了自己的主体立场，却还来不及深入地理解它包含的一切。在这样的状态下，作家们又怎么可能深思熟虑并牢牢捕捉到具有本源意义的价值基点，又怎能全面地具备人类精神文化创造最深刻层面的思维能力呢？结果，主体精神的根柢处于悬浮状态，作家的生存体察呈散漫自在形态，所敏悟到的种种价值元素未能浓缩凝聚成一个有机的整体，真正勇敢而意向准确的反思自然难以长久存在，切切实实的精神厚度而非芜杂的信息填充同样无从谈起，机智好逞强者在可能的情况下，病急乱投医，以致出现种种偏失，当然也就显得顺理成章了。
意识形态的强大吸附作用，导致本世纪知识分子文化独立意识的贫弱，这是主体立场处理问题出现偏失的第二个原因。
20世纪中国从救亡到富强的历史道路，都是在极为紧张艰难的状况下走过来的，时代功利目的和民族整体利益的严苛需求，促成了意识形态话语的强大力量，富有历史责任心和民族使命感的中国知识分子都心甘情愿地被吸附于其中，能够自觉地从创造具有超越层面独立自足意义的作品这样的高度去确立主体立场者极为罕见，某些作家的文本话语表面上看来是对时尚话语的超越、突破或反叛，但实质上并未脱离时代的文化心理范式另辟思维层次与精神思路。结果，他们创造出来的作品难免大同小异，缺乏作为精神生命个体所应有的独一无二性，精神的包容度当然就较为薄弱。而且，这些作家还存在一种缺乏深思、盲目地信仰和乐观的文化心理，反思怀疑习惯的形成则极为艰难；由于尽心竭智于现实功利和当代得失，策略意识也作为正面的价值选择深植于知识分子的心中。所以，缺乏文化独立意识，势必导致主体立场处理问题的偏失，特别是当意识形态的具体内容本身出现错误，或意识形态话语不利于文化创造的侧面占主导地位时，偏失的出现就几成不可避免之事。近年来，走出意识形态阴影，努力呈现对于个体生命特性的体悟，倒是得到了作家们的广泛重视，但对这种特性在社会历史环境中的典型意义和普遍功用的剖析，则往往被置之一旁，结果个人生存感悟又缺乏一种时代理性的高度。对意识形态吸附作用反拨的这种矫枉过正，自然也会导致过分偏重人格姿态、当下体验等等现象的出现。
主体立场处理问题出现偏失的第三个根源，是本世纪各种价值立场背后的文化资源不够深厚，以致其文化支撑力不够雄健。20世纪的中国文化处于数千年未有的一大变局中，传统文化、当代政治文化和西方文化皆瑕瑜互见，于中国现实的发展有其不适用、不成功之处。这样，主体立场的频繁演变、跟着感觉走就变成合理的现象，但这种暂时的合理性必然导致深刻性、稳健性的匮乏，导致主体立场处理问题的种种偏失的出现。那么，如果始终坚守一种文化立场，小说文本的价值蕴涵又会如何呢？我们不妨以90年代影响极为广泛的两部长篇小说《白鹿原》和《曾国藩》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曾国藩》和《白鹿原》都是提炼传统文化优质作为思想文化依托来确立主体立场的。传统文化历时久远，包容深广，经过近百年的批判和扬弃，其优质和负值也能够被比较明晰地分辨，以它为思想文化基础并融入现代人的生命领悟，主体立场的深刻、稳健和充实性自然都比较充分，而且不会为转型期特定的社会文化所局囿。曾国藩和白嘉轩两个人物形象，正是创作主体立场艺术化、人格化的体现，他们所拥有的高度的典型性，也意味着创作者主体立场选择相当程度的成功。但是，这里同样存在着需要审思之处。首先，传统文化是一个异常丰富复杂的存在，作者所认同的优质到底是不是准确无误，不仅需要有转型期生存状况的映照，而且还需要进行转型后是否具有存在合理性和适应性的预测性检验。其次，张扬传统文化价值因素的合理性，也许又会导致漠视和贬低20世纪特殊社会运行规则必要性和历史必然性现象的产生，从而体现出作家对当代生命现实的一定程度的失察和缺乏尊重。《白鹿原》关于鏊子的比喻性主题阐析之所以受到批评，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由此可见，不管是频繁改换文化支撑还是固守某种文化基础，作家的主体立场总会引起争议、受到质疑，在进退失据的状况下，他们能选择出一种立场已经难能可贵，对于精神厚度的考虑、对于已确立立场的辩证批判、对于思想立场的艺术化等等问题，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只能退居其次，甚至被置之脑后了。
20世纪中国文学本身不够发达，审美传统不够成熟，当代作家对审美参照物又缺乏批判性审视的精神，结果一次次重蹈覆辙，这也是长篇小说创作主体立场处理问题出现偏失的一个原因。
本世纪的中国新文学是批判、打倒封建时代的文学，按照新时代的功利需要发展起来的，在近一个世纪的行程中，新文学走过了相当曲折坎坷的道路，几乎在每前进一步、取得一些成效的同时，都留下了遗憾、显示出局限，这些遗憾和局限却始终没有得到系统深入的清理与反思。这样一来，从题材领域来看，现实生活题材作品往往是有生活热度而文化深度欠缺，历史小说精致深沉却总散发着迂腐气，形而上感悟类小说人物和情境的鲜活度、可触摸感受到忽略，形式探索类作品的精神内蕴则往往故作玄奥而实质单薄；从审美价值取向看，无论是对政治功利化、大众化还是民族气派、现代性的追求，作家们总是把目标仅仅停留在具体文本的技术操作上，缺乏更深层次的思考和探索；从作家精神心理看，对五四新文学和革命文学的辩证性观照和超越意识总是没有成为群体的自觉。而且，受新文化营养哺育熏陶而成长起来的当代作家，对审美参照物缺乏批判意识，缺乏改变现状的精神自觉性，结果，从思维路向的选择、审美格局的建构到主题与情感的抑扬等等，他们就都是一次次地重入陷阱、重蹈覆辙。
当今作家主体立场处理问题出现偏失，还存在着一个心理原因，就是这些作家多半心态太好，存在自恋情结，却缺乏自审意识。无论选择什么，刚刚有一点念头，他们就会膨胀为要开创中国文学的新局面了，迫不及待地把并未成熟的东西展示，结果一次次地做成“夹生饭”。与此相应的，是对其他作家的追求，总存在一种对立、排斥的心态，缺乏包容的气度、以致他们的作品从总体文化格局看并不具备多个价值支撑点，气度的稳健度，深厚度自然也就不如作家自我估价那样状态良好。而且，作家们往往不愿意承认这种自我神圣化及其所隐含的惨痛损失，而总是以创作路数各有优长相掩盖，缺乏诚恳深入地借鉴同代作家的精神，结果就出现了一代作家创作主体立场五花八门却普遍偏失的现象。
当代中国从生活震荡的雄浑深刻程度、精神心理的自由程度、文化资源贮藏的丰厚程度，到优秀作家的智力潜能、知识修炼、经验积累等等，都具备产生划时代大作品的基础，纵览全局者也屡屡发出乐观的预期和急切的呼吁，然而，中国文坛始终难以真正地骄傲自豪，我认为，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是种种因素导致了作家人格结构的缺陷，各种主观和客观的限制，围绕作家人格这个枢纽转动起来，就产生负面的作用力。主体价值立场处理问题的偏失，正是作家人格缺陷所导致的一个痼疾。在人类即将迈入21世纪的时刻，中国作家如果还缺乏克服这种痼疾、重建精神人格的高度自觉性，那么，中国文学就无法出现广阔的新天地，中国作家就有可能辜负伟大时代的殷切期望。这是一切怀有推动中国文学事业发展的雄心壮志的作家都应深自警惕的！
收稿日期：1998—12—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