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社会主义思潮发展的四个阶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潮论文,四个阶段论文,市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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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世纪20－30年代，西方经济学界发生了一场关于社会主义的大论战，市场社会主义思潮正是在这场大论战中逐步形成的，其具体标志是兰格模式的提出。
奥地利经济学家维塞尔、意大利福利经济学家帕累托和数理经济学家巴罗内是市场社会主义思潮的理论先驱。他们在抽象分析基础上创造了社会主义资源配置理论。维塞尔认为经济财富的价值不取决于社会关系和经济组织，而取决于财富的效用。社会主义国家财富具有自然价值属性，起计算工具作用。帕累托根据均衡原理，假设社会主义计划在理论上可达到恰好和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竞争所导致的完全相同的经济均衡，这就隐含了资源配置效率或形式不取决于社会制度性质的思想萌芽。巴罗内发展了帕累托假设，认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竞争经济的最大平衡都遵循两个相同的基本前提，即最低限度的生产费用和价格与生产费用相同。他还把数学方法用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建立了均衡状态方程，并主张在广泛的社会范围内反复试验的“试错法”找出求解方程组的系数。先驱们的理论构想为社会主义大论战提供了思想材料。
1920年，奥地利经济学家米塞斯发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计算》，挑起了社会主义大论战。论战的第一个回合是米塞斯同美国经济学家泰勒的论战。米塞斯认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缺陷是不存在资源配置至关重要的生产资料市场及其市场价格，因而不能对生产要素规定正确价格，从而失去合理配置资源的客观依据；并进而认为社会主义与市场不能兼容，“市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核心，是资本主义本质，只有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它才是可行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它是不能被人为地仿制的”，要么是社会主义，要么是市场经济，“二者必居其一”。[①]泰勒于1928年在美国经济学年会上发表了名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指导》的著名演说，提出了同米塞斯不同的观点，并具体地论述了巴罗内的“试错法”。他认为根据商品实际供求状况，不断地调整价格，直到找到供给与需求平衡的均衡价值为止。
30年代中期，社会主义反对派罗宾斯、哈耶克分别撰写《大萧条》和《问题的性质和历史》，把论战推向第二个回合。他们俩同米塞斯不同，在理论逻辑上并不否认社会主义条件下实现资源配置的可能性，而是转而否认社会主义经济核算“试错法”在实践中的可行性。美国经济学家勒纳和旅美波兰经济学家兰格分别发表《经济理论与社会主义》和《勒纳的社会主义经济学笔记》，对社会主义反对派作了有力的批判。兰格在文章中提出了著名的兰格模式。其主要特点是：（1）生产资料公有制。但小型工业和农业保留私有制；（2）不完全市场体系。存在消费品市场，劳动服务市场，但不存在生产资料市场和资金市场；（3）多重决策体系，即中央计划决策、企业决策和家庭决策的三层决策体系；（4）双重价格定价体系。消费品和劳动力价格通过市场来定价，生产资料价格则由中央计划机关采用试错法模拟完全竞争市场竞争来定价。兰格模式又称“竞争解决社会主义”，它的提出有重大的理论价值：
第一，市场与公有制兼容。兰格认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资源配置是同资本主义纯粹竞争市场上的实际行为完全相同，按边际成本价格决定生产规模，按最低成本组合生产要素。“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事实本身不决定分配消费品和分配人民各种职业的制度，也不决定指导商品生产的原则。”[②]这就暗示了市场机制是可以同所有制相分离的独立的中性的资源配置工具的观点，是对市场与社会主义不相容教条的否定。
第二，计划与市场相并存。兰格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与市场结合的经济，中央计划部门运用市场价格行使市场功能，中央银行是模拟市场，负责投资，制定利率，分配资金。这打破了市场与计划相对立的论点。
第三，效率与平等相一致。兰格认为，社会主义取消私有制经济固有的分配方式，创造了比资本主义更公平的消费财富分配，从而保证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制度取得更大的效用。“最优收入分配必须使不同产业和职业中劳动服务的边际产值之差等于在那些产业或职业中工作的边际反效用之差”，[③]这种差别具体体现在工资和社会分红的关系上。工资由市场关系决定，同劳动者自由选择的产业部门或职业部门边际产值和边际效应高低密切相关，反映了市场的效率原则。社会分红由生产资料公有制关系决定，反映了社会主义平等原则，这意味着效率与平等是相一致的。
兰格模式是一个“模拟市场社会主义”，带有计划经济的特征。但它毕竟是早期的市场社会主义，是市场社会主义思潮形成的标志。兰格的市场同所有制相分离的观点，实现了用“经济模式分析取代对实际经济制度的描述”，[④]为各国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理论的确立奠定了理论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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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末期是市场社会主义思潮在东西方各国分别确立的时期。不同国家有不同的理论流派和不同的模式理论。60年代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和匈牙利的新经济体制被认为是市场社会主义的变体，西方比较经济学派明确提出“经济机制中性论”的理论。
英、美等西方国家的右翼市场社会主义思潮，是以新古典主义，凯恩斯主义和福利经济学为理论支柱，依据资本主义发展的经验，崇拜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英国经济学家米德于1968年和1972年先后在《经济学家》杂志上发表《新工业国是不可避免的吗？》和《工人管理企业理论和利润分享理论》两篇文章，提出“自由劳动模式”。在这个模式里，保留了私人资本主义所有制。私人利益是经济发展的动力，自发市场机制应当对社会生产发挥调节作用。但经济合理运行需要国家大量干预。国家对国营经济部门进行管理。合理地分配收入，建立国家信息系统和制定合理计划。国家调节市场的目的是保证消费者的最大满足。米德的自由劳动模式实际上是直接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推断出来的市场社会主义，完全照搬资本主义调节机制。美国经济学家杨克于1979年出版《自由市场中的社会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在反经济危机和宏观经济效率上同社会主义不分上下，但在收入分配上比社会主义逊色。为了克服这个弱点，杨克提出“实用社会主义模式”。杨克假设存在形式上的公有制，由“集体财产管理局”管理生产资料，从社会资本而得到的收入，作为“社会分红”，在全体社会成员之间公平分配。“集体财产管理局”的官员像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经理一样，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并且同总利润直接挂钩。此外，经济运行调节机制同资本主义完全相同。
苏联东欧左翼市场社会主义思潮，是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为指导，根据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经验教训，形成了新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观。主张在计划经济的框架中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南斯拉夫市场社会主义影响最大。1973年卡德尔发表他的重要讲话稿《公有制在当代社会主义实践中的矛盾》，对废除市场的苏联模式进行深刻的批判，完善了“自治模式”理论。卡德尔认为自治计划是体现劳动者意志的宏观计划。劳动者直接管理生产资料，制定企业生产计划和决定劳动成果的分配。自治计划也是间接协调计划，它主要靠自治协议、社会契约和价格手段，对市场进行指导和调节。南斯拉夫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在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以工人自治为核心的自治社会主义。波兰经济学家布鲁斯于1961年写成《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市场》一书，提出“有调节的市场机制的计划经济模式”。布鲁斯从社会主义分工和价值规律的内在联系出发，认为商品货币关系是社会主义资源分配的积极工具。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是有调节的市场机制，它同完全自由市场机制有别。企业有选择的自由，追求最大限度的利润，但企业不能根据市场反应随机确定价格，价格只能由国家制定，并通过它调节市场。匈牙利“改革之父”卡达尔于1965年在工人党中央委员会上作《全面审查经济管理制度》报告，提出了同布鲁斯相似的观点。1968年匈牙利实行新经济体制改革，实行以金融调节和种种刺激作为中央计划的手段来代替命令和对生产商品进行实物分配的体制，形成了“分层决策的社会主义”。捷克斯洛伐克经济学家锡克于1964年和1965年先后发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货币关系》和《社会主义的计划与市场》，提出“竞争性市场经济模式”。锡克从信息和利益角度，对社会主义市场的必要性作了最深刻的探讨。社会主义市场的外部形式是“经济上的买卖”，其内在实质是借助于货币和价格按比例进行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交换，实现“所耗的劳动同社会需要之间的矛盾得到解决”[⑤]中央计划作为宏观收入分配计划，主要注重积累与消费的比例，经济结构平衡和利润合理分配。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由自由市场机制决定，并准许资金在各部门和企业之间自由流动。为了创造公平自由竞争环境，锡克坚决地反对垄断。苏联的列昂节夫、康尼克、别尔曼、彼德拉科夫、利别尔曼和利希奇金，主张“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论”。他们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在统一的经济机制内实现计划与市场的结合，并把利润作为衡量企业的综合指标。这些观点显然是市场社会主义的观点，它们在苏联遭到严厉批判，被斥责为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经济理论。
在左、右两翼之间，还存在其他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理论。1958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教授沃德在《美国经济评论》杂志上发表《伊利里亚：市场工联主义》，提出“市场工联主义模式”理论。这个模式有两个主要特点：一是作为人的主要动机的各人物质利益的作用同资本主义自由放任不同，工人同时就是经理，他们对利润和工资感兴趣；二是把市场作为分配资源的手段。1970年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范尼克出版《工人管理的市场经济的一般理论》，提出同沃德模式相似的“工人管理模式”。在这个模式里，企业或企业集团的工作人员控制和管理企业，但劳动者集团对其使用的生产资料并没有所有权。经济是完全分散经营的市场经济，就业自由，收入分享。匈牙利里斯卡的思想也可划入两翼之间的中间派。里斯卡在60年代末发表的名为《依科诺斯塔特》的论战文章中提出“计划市场竞争模式”。这种模式主张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其运行机制是自由市场为主的竞争机制，实行以世界市场价格为基础的竞争价格。
市场社会主义的两翼发展并不妨碍形成新的共识，这就是“经济运行机制中性论。”它是指在现实世界中，既没有完全的计划经济，也没有十足的市场经济，计划和市场不是划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经济制度的标志。美国著名比较经济学家、马萨诸塞大学教授霍尔索夫斯基明确指出，“供求市场力量自发作用不是资本主义配置模式的必要特征，这是一个普遍接受的观点”。[⑥]反而言之，市场机制的运用同社会主义准则相一致，“市场社会主义在获得市场优点的同时避免了资本主义的缺点。”[⑦]经济机制中性论的观点为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大发展提供了理论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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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社会主义思潮在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进入理论大发展时期，它实现了重大的理论突破，但也付出了同自由主义合流的巨大代价。
苏联东欧在80年代相继进入全面的加速改革时期，经济机制的彻底变革成为最关键的问题。围绕这个问题，市场社会主义思潮在苏联东欧沿着纵深方向发展，并获得社会的普遍承认。西伯利亚学派的兴起就是市场社会主义思潮深入发展的标志之一。70年代末，苏联大批拥护改革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以阿甘别吉扬和扎斯拉斯卡娅为领袖，聚集在《经济和工业生产组织》杂志周围，批判和分析苏联的经济体制，形成了西伯利亚学派。他们继承了60年代市场社会主义的思想，但又不能重复60年代的设想。他们认为商品货币关系是高度分工的社会生产力的固有特征，市场是计划经济的必然属性，离开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机制的社会主义是不可想象的，经济集中控制，指令管理和行政体制与社会主义毫无共同之处。企业必须是独立的商品生产者，拥有高度自主权。西伯利亚学派的兴起，解除了苏联对市场社会主义的围攻，他们的观点逐渐成为苏联经济学的主流观点。但正是这个时候，苏联解体了，西伯利亚学派的新设想只好付诸东流。
80年代英国的“市场联姻论”和“市场主导机制论”是市场社会主义思潮大发展过程中的重大理论突破。英国工党由于政治上的连年受挫，不得不走上理论更新之路。工党智囊机构费边社特邀社会知名学者和著名大学教授，组成“社会主义哲学”研究班，定期集会，把“市场社会主义”的空泛概念发展成为初成体系的理论学说。它由“市场联姻论”和“市场主导机制论”两大理论构成。“市场联姻论”居于理论基石地位。这个理论认为，资本主义完全脱离市场是不可能的；但市场彻底脱离资本主义则是极可能的，这种“分解”会把市场同社会主义“联姻”[⑧]在一起。“市场联姻论”清除了混淆社会主义目的和手段的传统理论妨碍。社会主义目的是防止强者对弱者的剥削，实现收入、福利、地位和权力等方面的较大平等，以满足人的基本需求。但传统的社会主义认识把生产资料公有，资源配置的中央计划等手段当成目的本身。社会主义被认为是通过计划实现较大平等，或通过工业国有化消灭剥削。埃斯特林指出：“这种传统认识并不具有逻辑依据。计划的实质并不意味着平等，国有化的内在市场也并不是消灭剥削。展开来讲，市场的内在实质也不会阻碍人们用它来实现社会主义的目的”[⑨]，更不会障碍人们“构想一种能够实现社会主义的目的甚至结合某种特定形式的社会主义手段的市场制度”[⑩]。因此，“市场联姻理论”是“经济机制中性论”的明确化，是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突破。“联姻理论”的逻辑结果就是“市场主导机制论”。埃斯特林从资源配置、现代工业物质文明和社会制度三个层次，由浅入深地对“市场主导机制论”作了全新的论证。从资源配置来看，如果将计划作为主要的经济机制，市场机制就会式微，而且会弱小到无所作为，中央计划体制必然会压制和损坏市场机制以及市场兴旺所赖以为根本的主要特征，即冒险精神、企业家精神和竞争精神。据此，埃斯特林主张“最好将市场作为主要机制，只是在有需要之时才用非市场机制对它进行补充”[11]。当非市场机制无所作为时，一个发育完好的市场制度可以作为依靠而予以运用。从物质文明来看，“在一个希望采取社会主义目标的复杂工业社会中，市场应成为交易机制的主导形式”[12]。它们与其他制度一起，能够以令人满意的方式为一个经济制度配置资源提供信息和刺激。从社会制度来看，市场和市场关系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普遍特征”[13]。因此，“市场主导机制论”是对市场和计划关系的新认识，是市场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理论的大突破。
市场社会主义同自由主义合流是80年代演变最值得注意的特点。市场社会主义出于对苏联东欧中央集权社会主义的反感，也出于对民主社会主义国家干预政策的反思，它逐渐转向自由主义。1979年锡克在西方出版《人道的经济民主》新著中“十分强调自由主义”[14]，初露同自由主义合流的端倪。到80年代中期，苏联东欧市场社会主义同自由主义合流倾向十分明显，里斯卡在匈牙利公开鼓吹自由放任的社会主义，波兰流行中央计划越小越好的观点。英国埃斯特林公开声称，市场社会主义“激进的重新取向”，“这意味着要对社会主义国家所特有的集权手段干涉经济的倾向加以抑制。也许更重要的是，这意味着我们对国家恰当角色的认识的改变。市场社会主义者对官僚权贵的意图和政府干涉的效率极不信任，这使他们激赞放任自由”[15]。从这里可以看出，市场社会主义同自由主义合流是以彻底否定传统社会主义为代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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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社会主义在90年代初以来的美、英、法等西方发达国家重新活跃起来，进入大反思的新时期，出现了开始远离自由主义，重构市场社会主义蓝图的新动向。
苏东剧变后，资产阶级自由派从意识形态出发，批判社会主义，认为计划经济是非理性的，毁灭自由。原苏联东欧国家为了向自由市场经济转轨，一味地赞扬自由放任市场机制，实行国有资产非国有化和私有化，劳动者遭受通货膨胀和失业之苦，丧失社会福利保障。在这种情况下，市场社会主义思潮开始远离自由主义，表现在理论上是把现代经济理论同真正的马克思理论相综合，革新马克思主义传统，批判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充分肯定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市场社会主义彻底打破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对比计划经济”的两极对比思维，主张根据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改革的经验，全面而辩证地总结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教训，按效率与平等相结合的原则重构市场社会主义蓝图。
这个时期演变的鲜明特点是出现了五种不同类型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理论，它们在修正先前模式理论的基础上有许多重大突破。一是工人管理企业类型。工人有权监督企业，但不拥有企业的股票。德雷兹、弗洛巴依、韦斯科夫三人的模式理论是其主要代表。德雷兹的模式理论强调企业的工人必须同资本供给者签订合同，依据其若干协议共同管理企业。弗洛巴依的模式理论主张自治通过自治银行贷款，银行同工人一起分享企业的控制权。韦斯科夫的模式理论建议自治企业的资金主要来源于共同基金的股票，但共同基金不能凭他的股份拥有表决权。二是工人所有制类型。企业工作人员不仅有权监督企业，而且完全控制企业股票。阿兰·布兰德的工人股份合作制模式是其代表。这种模式主张劳动者集资成立银行，购买整个生产资料，然后平等入股，实行按股和按劳相结合的分配方式。三是经理管理企业类型，又称“社会资本”租赁制类型。自然资源和固定生产基金是形式上的公有制，但有偿地交给个人或集体支配。承租人然后作为私人企业家进行活动。罗默的“证券”模式和巴德汉的“公司相互控股促使企业贯彻最大化原则方案”是其代表。罗默主张将全国所有企业的资产以证券形式平等地分配给所有成年居民。证券可以在证券市场上互相交换和流通，但不能同货币交换。劳动者凭证券可获得本企业和其他企业的红利，红利的多少取决于企业经营的效益。在巴德汉的方案中，作为整体的公有企业被分成若干组，每一组里的企业同一主干银行保持固定联系，并组成共同理事会。银行负责本组企业的资本募集，并且监督它们的经营。同一组企业互相拥有股份，一个企业从其他企业分得红利并分给自己的工人。巴德汉方案是想建立一种利润分流和公司相互监督机制。四是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组织类型。企业所有权掌握在某些社会组织手中。布洛克、科思、罗杰斯和艾尔逊的模式理论是其代表。布洛克的“剥夺金融资本权力模式”建议通过各国的专门立法和国际协定对资本主义金融制度进行结构改革，消灭金融资本的剥削权力，促进经济民主化。企业则实行由政治权利来协调股东，企业工作人员和用方的共同管理。科恩和罗杰斯的“联合民主”模式理论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有各种居民组织和联合会，诸如环境保护委员会，消费者协会和工会，应给它们政治权力，以便对企业所有者施加有效影响。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艾尔逊的“市场社会化”模式，建议用税收所提供的资金建立信息渠道，保证所有企业获得经济信息，从而打破资本的垄断势力，最终导致取消资本市场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创造条件。五是混合经济类型。法国著名经济学家博卡拉认为未来社会主义像现今资本主义一样，是市场经济和非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混合经济。在这种经济中，所有制结构是社会所有制同集体所有制和私人所有制相结合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实行资本效益标准和社会效益标准相结合的管理制度，以保证效率与公平二者兼顾。
这个时期远离自由主义和重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作为一种理论动向，反映了市场社会主义新发展时期的特点。
注释：
①米塞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计算》，见《现代国外经济论文选》第9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65—67页。
[23]兰格：《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9—10，15页。
④见《国外社会科学情报》1983年第14期第34页。
⑤锡克：《社会主义的计划和市场》，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56页。
⑥霍尔索斯基：《经济体制分析与比较》，见经济出版社1988年版第83页。
⑦迪夸特罗：《市场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准则》，见《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13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64页。
⑧ ⑨ ⑩ [11] [12] [13] [15]埃斯特林、格兰德：《市场社会主义》，见经济日报出版社1993年版第1，2，6，14，107，144，2页。
[14]见《经济研究资料》1987年9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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