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文学研究四代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古典文学论文,四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一个真正的学者来说，对自身及群体的反思、对学术史的回顾常成为他毕生事业中一部分无形的积累。对学术史的思考，正是学术发展的必要前提之一。予生也晚，对本世纪初的一批大师，只能从师长那儿略闻其风神咳唾，只能从他们的著作和传记文献中领略到一代学术的流风余韵。尽管他们生活的那个时代并不安宁，充满战乱和灾难，可对学术来说那毕竟是个洋溢着生机的时代。破除和建设共举，消解和改造并行，厚实的文化积累与自由的文化交流，使那个时代成为真正的学术繁荣的时代。
自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一辈大师作古，本世纪的学术接力棒已传递了四代人。第一代年至髦耋，包括已故更年长的一批老学者，大多是民国年间的教授，现在是社会和高校最为珍视的重点保护的对象。第二代年过花甲，大多是四、五十年代的大学生、研究生，现为教授和博士导师，是各院校系科支撑台面的人物。第三代，年在不惑、知天命间，大多是文革前的大学生，八十年代初的硕士博士，现为教授副教授不等，可以说是院校各学科的骨干力量，有的担任系以上的行政职务。第四代，年未届不惑，多为文革以后的大学生，八四年以后的硕士（博士顺延），现为教授讲师不等，是学科寄予希望的对象，有的担任系或教研室主任之职。以上四代人不仅在年龄上自然形成序列，在各学科之间，各自的生存境遇、学术道路、学术品格、治学方法也显出不同的特征。就古典文学而言，将上述四代学者作一番比较，会得出一个耐人寻味的结果。
第一代学者生于光宣民初之际，多半有家学背景，得接同光遗老清谈甚或得其品题，才名早著。到大学深造，又受学于前辈大师，接受严格的学术训练，国学基础丰实而兼通西学，故学业早成，年未而立即受聘为大学教授，薪水优厚，衣食无忧，得以潜心学问。他们的学术事业及成就基本是在三十年代打下基础。四十年代的战乱迁徙，影响到他们学术的正常发展，但积累的自然成熟，仍使不朽的著述不断产生。众所周知，钱钟书的《谈艺录》即完成于“侍亲率眷，兵罅偷生”（自序）之际，闻一多的唐诗研究也是在流转迁徙中逐步积累而成。建国后，这一代学者成为学校、研究院声望的标志，受到良好的待遇，但不幸在反右和文革中他们有的受到打击，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遭受种种非人的待遇。七六年以后，教育、科研恢复正常，这批老专家重新得到应有的尊重。各院校名望的竞争、重点学科和博士点的设置全依赖于这批学者，学科的规划、领导核心、学术团体的领袖人物也都由他们担任或组成：出于兴灭继绝的迫切需要，出版界也大力出版这一代老专家的全集、专著或论文集，重新确立起他们的学术地位和荣誉。然而，由于上述历史噩运的影响，这一代学者的著作是良莠不齐的。我们不能不遗憾地指出这一代学者水平相差不大而成就相差很大这一事实。
第一代学者都曾亲炙于名师，受过良好的学术训练，从知识积累和学术功力来说彼此差距并不大，但不同的生活经历赋予了他们不同的成就。除了政治上的穷通顺逆造成他们治学时间的差异，从而产生成果量的差异之外，学术观念差异造成的结果也不能忽视。共和国成立后，有些学者不能适应意识形态趋向的转变，干脆就不再发表著述。如已故广西师大教授冯振（振心）早年掌无锡国专教席，精于诸子学与诗学，著书多种。建国后移席广西师院（今师大），据说自觉不合时宜，遂不再发表学术著述，这种情况是常见的。这样，到他们晚年，他们的成果就基本停留在早期的水平。事实上有相当一批学者，甚至接连出版多部著作，水平都停留在几十年前。这显然是有某些原因促使他们中断了学术的连续性、或者说对现时学术成果的接受。这里面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可能都有，但其客观结果就是造成了成就的差异，因为尽管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在若干年来的运用中常流于教条化、庸俗化，但它毕竟给学者一种系统的新颖的世界观和历史发展观，使我们的学术方法超越经验层面而深入到逻辑层面，聚碎片而为板块。游国恩等四先生的《中国文学史》、程千帆、吴新雷二先生的《两宋文学史》，这些代表着第一代学者水准的著作，无疑是获益于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乃至更新的科学理论的。
不过，应该特别指出的是，拒绝接受新的学术方法甚至自觉退却于学术潮流之外，对学者本身来说是无须加以指责的：这起码体现了一种主体的能动选择，是学者保持其主体性的反映。依据自己的价值尺度和事实求是的态度决定自己的学术行为，正是学者必须具备的基本品格之一。不能为己认同，就拒不接受；不能畅所欲言，就保持沉默。无论是在评《红楼梦》、评《水浒》，还是评法批儒的运动中，都有一批老专家在沉默中度过了喧嚣的岁月，令人在惋惜中肃然起敬。而那些随波逐流、一时嚣之尘上的学者，随着岁月的流逝，却只能教后人在鄙薄之余产生一点怜悯。事实表明，第一代学者群体的学术品格就象其成就一样，显出巨大的差异。同是学出名门的学者，同是名牌大学的教授，学术品格之高下却判如云泥。这正是第一代学者特有的现象，它同时也是造成成就差异的部分原因。
从学术风格上说，第一代学者因受过全面的学术训练，学问路数也异彩纷呈。既有唐圭璋、姜亮夫、钱仲联这样擅长考据的，也有朱东润、钱钟书、林庚这样擅长义理、批评的，还有象郭绍虞、夏承焘、任二北、程千帆这样论考结合的。他们共同的特点是学问贯通，不守一隅，有良好的史学、文献学素养，谙于书画，兼擅辞章，对文学本身有较高的鉴赏力和艺术修养，所以群体的成就在考据、义理、批评各方面比较平均。但就个人而言，这一代学者一般比较缺乏学科建设的意识，各人的学术方向或课题纯凭兴趣决定。有些学者一辈子述而不作，更多的留意一个自己喜欢的课题（一个作家或一部书），在兴之所至的自由阅读中随机性地采集资料，水到渠成地形成著作。有些学者一辈子也未能完成一部书或一个作家的研究，故世后留下遗稿，还须由学生或子女整理出版。当然，这种“十年磨一剑”的专致功夫和不轻易出手的谨慎态度都是令人敬重的，但这对学科发展和个人成就却有所妨碍。自娱性、随机性的学术活动就象一个食性不规则的婴孩，营养和成长必然是不健全的，最终只能造成成果的重复和课题覆盖面的残缺，一些问题集中了许多学者皓首穷经，而更多的问题却无人问津。在这种情况下，部门艺术的研究可能成绩斐然，但文学史研究的水平却不可能很高，名作家论汇编式的单一文学史模式，正是这种学术风气的产物。
七十年代后期恢复学术活动以来，第一代学者成为保存学术血脉、抢救学术遗产的对象，他们自己也同样有着挽回损失的急切愿望，整理旧稿，创立新说，希望在有生之年将比生所学形诸文字，甚至怀着加我以年而学《易》的热忱。可是有为之年毕竟已过，旧稿固然可以整理，可是二十年黄金岁月终究是追不回来了。而且八十年代的学术发展对他们的年龄来说显然是太快了，他们的知识结构稍形落伍。由于年事已高，接受与交流不便，他们中除极少数人还孜孜以学，保持学术生命力外，多数人对新东西，对学术发展都已很隔膜。
第二代学者成长于四十年代的战乱中，五十年代进大学学习，多数人没有家学背景，靠高等教育积累起知识基础。他们的运气和道路很不相同。极少数运气好的受教于第一代学者乃至更早的学者如王大隆、刘永济、罗根泽、胡小石、晚年的陈寅恪先生等名师，受到严格的学术训练；或给一些杰出学者当助教，获得学术上的沾溉熏陶，打下扎实的学问底子。但大多数人运气都不好，读个大学，分配个工作，以后就全靠自己趟水过河，摸索着做了几十年学问。而两者共同的不幸，就是正当他们跨上学术之路、起步未稳时，反右、四清、文革、五七干校一连串的运动把他们搞得晕头转向。时间被剥夺，虔诚被利用，思想和体能的双重摧残，造成无数人的早衰。生理年龄与学术年龄的不成比例是这一代学者突出的特征。在五十年代后期六十年代初发芽的学术种子尚未长成幼苗就被扼杀。当第二代学者在七十年代末重新开始正常的学术研究时，追回失去的学术青春，急于出成果的意念尤为强烈，他们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他们的精神更令人感动，可是群体的结局却令人遗憾，让人叹惋！
相对第一代学者的水平均齐而言，第二代学者水平差异很大，上者师从名家，直接继承前辈文史哲结合的传统，有良好的史学、文献学基础，无论在学养还是在操作上，“前辈典型犹有存焉”（借用《四库提要》评大历十才子语）；次者信守师说，数典知祖，启发后学，可保斯文不坠；下焉者则如盲人骑瞎马，半辈子摸爬滚打，不知学问之门径何在。就总体情况而言，这一代学者素质欠佳，上者究为少数，中下者滔滔皆是，大多数人没有受过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训练，因历史原因又缺乏足够时间的知识积累，思想方法单一，习惯于决定论的线性因果律和二元论的思维模式而不自觉，并且还缺少形式逻辑方面的基本功，许多人对中国以外的东西所知甚少，在艺术方面缺乏必要的素养和良好的鉴赏力。与上代学者相比，他们的知识面显得狭窄，绝大多数人顶多是部门艺术或断代研究的专门家，极少通才。由于长期受僵化教条的索缚，当八十年代初西方现代思潮急剧涌入时，感觉冲击最大的就是他们。同时，他们对所谓“新方法”最敏感，无论是在学术会议还是在书刊的论争中，谈论“新方法”的可行性与功过，谈论宏观与微观等问题最多的正是他们。对于年届花甲的第二代学者来说，学习新东西，紧跟理论潮流已有些力不从心了，而在旧学方面又深感功力远不能和老一辈相比，于是他们就有一种处在新旧夹缝中的强烈感觉。尽管如此，长久被禁锢的经验告诉他们，学术需要思维变革，所以在他们的学术观念中总摆脱不了新旧的情结，其学术取向明显流露出求新的焦虑。而这“新”又由于缺乏必要的可操作的规定性，以致被赋予一种极空洞抽象的含义，最终使他们求新的努力变得无实际意义。
事实上，第二代学者的成就与贡献主要在传统方式的研究中。古籍校理与考订、作家生平考索，研究资料汇编，是他们成果中最引人瞩目的部分。与上代学者相比，他们已有一定的学科建设的意识，有改变前辈小生产方式、推动学术社会化的要求，有组织、有计划的对文本的整理和基础资料的编纂实际上是在他们手中蓬勃展开的，我们在唐代文学研究的资料整理和学科建设工作中已看到他们孜孜不倦的努力。正是由傅璇琮、周勋初、陈伯海、吴汝煜等先生主持的一系列基础建设工作，为近十年的唐代文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而也使整个唐代文学研究在短时期内跃上一个新的水平。可以预见，规模化的基础研究和自觉的学科建设工作将成为他们这一代学者将来为人称道的主要业绩。
由于实际水平的差异，第二代学者的成就差异也最为明显。仅以唐代文学研究而言，支撑着这一事业的中坚——一批最优秀的学者都属于第二代学者，文史兼长、功力深厚，或寓感悟于考辩之中，或注心思于形而上者，以不同方式、不同风格的成果对唐代文学研究作出了贡献，发覆之多世所公认。可是从第二代学者总体来看，优秀的学者在古典文学的各个研究领域里都是屈指可数的，而他们的成果与一般学者成果的水平差异更是大得惊人。第二代的学术总体上不仅因思想的贫乏而缺乏独创性，更因学者素质的低下而缺乏规范性。一味的闭门造车，同时又一味的趋时合辙（跟形势、赶风头），缺乏独立的学术精神，无休止的陈词老调，使许多著作成为无聊的低层次重复。总而言之，对第二代学者的许多人来说，他们的学术活动更象是写作，而不是研究。这是由他们这一代人总体上缺乏学术训练而导致的结果。
第二代学者尽管已有相当明晰的学科建设意识，并且正积极地在这方面做务实的工作，但由于历史造成的学术经历、学术道路的扭曲，导致他们个人学术活动和学术成果呈随机性和零散状态的局面。首先应该肯定，第二代学者的首批重要成果是在不正常的学术环境中产生的。或被打成右派，靠边站，不能介入各种社会活动，便寂寞地读书度日；或被随意差遣应付各种任务，偶然涉及某些领域；或竟是在评《红楼梦》、《水浒》、评法批儒之类运动中应命承担某些课题。原本出于无奈的非正规性学术活动，由于学者本人的素质和努力最终却产生了有价值的学术成果。文革后第一批第二代学者的著作多半属于这类作品。这批学者的自强不息精神较之第一代学者的保持沉默更令人尊敬，其成果也更可贵。但同时我们也不能不指出，限于研究条件和知识准备，这种偶然性极强的研究活动除完成于少数优秀学者之手的项目外，大都没能达到时代应有的水平，甚至没能恢复第一代学者已臻的境地。这就学者本身来说无可指责，但当他们中的一部分人顺理成章地成为该学术领域的权威，成为学科带头人，并担负起重大科研项目的规划指导时，他们本身学养的不足与工作方法的陈旧就会影响到学术的发展。这种后果会日渐显露出来。
第二代学者的学术品格比较朴实，注重扎实的资料工作。尽管学术道路的扭曲使他们的成果零散而带有跳跃性，不易形成系统完整的学术体系，但近十年的重新积累和资历仍使他们大部分人成为各院校学科的领衔人物，不仅在学术团体中担任要职，在本单位行政工作中也起着实际负责的作用。地位和荣誉在给他们带来相对优越待遇的同时，也剥夺了他们的时间，繁杂的事务性工作极大地影响了正常的学术研究，使他们中的许多人正当有为之年却出现了学术生命的萎缩。
相对第一、二代学者而言，第三代学者的成分最为复杂。他们中有“老三届”知青，有文革前的大学毕业生，有文革间的工农兵大学生，其中多数人是文革后最早培养的硕士、博士，年龄跨度较大，彼此教育背景也很不一样。一般来说，他们被认为有较好的中等教育的基础（即所谓老三届）。而所受高等教育却不太正规、不太成熟，他们的学术道路可以说是殊途同归——大致是从文革以后开始的。应该说，这代学者的素质比较平均，也比较好，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在不同时期的艰难环境中通过竞争赢得机会的，尤其是七八年恢复研究生培养制度，获得这次机会的人都是同辈人中真正有实力、资质好的佼佼者，而不象第四代学者考研究生时在机遇上有很大偶然性（八一年以后许多素质好的学生因各种缘故并不读研究生）。坎坷的经历使他们对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倍加珍视，深感青春虚掷、时不我待的焦灼使他们付出超常的刻苦努力。在他们身上可以感受到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不仅是对学术，也是对国家、对民族。第三代学者的素质好不仅是指良好的基础，更指重建学术精神的意识，还有对人文科学来说比知识积累更重要的人生经验与阅历的积累。这一代人历经磨练，阅历丰富，对自我、人生与社会都有清醒的认识，怀有强烈的参与精神。他们对前辈学术的突破，首先不是在知识层面，而是在理解的深度上。所以作家研究成为他们主要的也是比较成功的研究方式，相当一批有深度的作家论和作家评传著作出自他们之手，对作品主题与艺术形象内涵的揭示也以他们的论著更富启发性。
由于教育背景的参差不齐和学术环境的优劣不等，第三代学者之间实际水平相差甚大，但奇怪的是其成就目前看上去却相差不大。不过形成这种局面还有一些原因，那就是这一代学者虽经过研究生阶段的学术训练，但毕竟是处在研究生培养的初级阶段，导师的经验和方式都还不够成熟。对于废学多年的他们来说，三年的知识积累并不算太充分，而社会对科学春天的急切呼唤却使他们应运而起，很快成为学术潮流中的弄潮儿，并在各研究领域形成声势。在短时期内产生学术成果最多的也是这个群体。由于匆匆披挂上阵，底蕴未厚，他们深知自己无力在传统学术方式上与先辈竞争，而只能在学风变革、方法创新上开辟蹊径，寻找出路，所以他们最关注的是研究方法的推陈出新。八十年代兴起的思想解放运动和随之而来的西方现代学术思潮的大量涌入适时地为他们提供了思想武器，使他们如入琼林玉府，俯拾皆宝，而创新也自然地成为他们突出的也是唯一的口号。对传统学术方法的敬而远之或视为陈旧，干脆拒绝，竭力追赶西方现代学术思潮，提倡新方法并付诸一定的实践，曾是第三代学者最突出的群体特征。
作为后辈的局外人，回忆起当时的情形，我觉得八十年代中期主要由第三代学者煽起的方法论热潮确乎有点拿来主义的味道。在主观方面，限于自己的知识积累，他们的研究领域范围一般较窄，在部门艺术中往往还有历史时代的侧重；在客观方面，当时的文化输入还处在既无计划，也不成系统的初级阶段，翻译、评价西方学术理论都呈随机状态，拿到什么引进什么。而第三代学者饥不择食，经常是看到什么理论或觉得什么有用就把它作为普遍适用的有效原则加以提倡。当时报刊上不时可以看到“应运用××理论研究××问题”（比如用接受美学研究陶诗之类）式的论纲，可是提倡的人几乎都没有贯彻自己的主张，把问题研究出来。他们只在岸边鼓噪呐喊，一大串的“学”和“理论”也都停留在港口上，没有划到河里去。所以关于“新方法”的论争最终就成了空对空导弹，始终打不到实处。现在回过头来看，当时关于新方法可行性的讨论，不仅“新方法”概念本身含混不清，而且以新旧来判断方法的价值，根本就缺乏正确的思想方法。
由于第三代学者对方法问题从根本上缺乏清楚的认识，因而他们虽重视方法，追求方法论的突破，却并未真正理解方法的意义，从而也未能进行方法的有效尝试。确实，他们没能解决方法的问题，也没能在他们所说的“方法”的实践上取得引人注目的成绩。他们更多地是在局部的研究中运用了一些新的理论学说，而这又是群体共同的趋向，于是就不容易显示出个体成就的卓著。另外，知识和能力准备的不足，还促使第三代学者在选题和角度上有意识地回避传统学术领域和热点问题，试图以新课题与新角度出奇制胜。这在主观上适应了学者个体扬长避短的策略需要，客观上也符合学术发展“若无新变，不能代雄”的历史趋势，无疑是很可取的。但它作为群体趋向却只会造成百花齐放，人名一枝的格局，学者之间因成果缺乏可比性而难形成就高下，最终形成学者水平不均齐、成就却大致均齐的奇特现象。人们评价或比较第三代学者往往着眼于才气、悟性、研究能力等主体方面的素质，因由盖在于此。
就学术品格而言，第三代学者有较强的独立精神，有学科建设意识，在前辈的零散成果上将自己的研究系统化、序列化是他们的自觉追求。而且，在他们的研究中，清楚地显示出学术理念的转型——由逻辑向历史回归。他们清醒地看到前两代学者文学史研究以点带面，以作家评论取代历史描述的缺陷，希望通过对本文的细读揭示文学史运动的轨迹，使点与点之间的联系由直线式的逻辑推衍变成曲线式的事实描述。无论在作家研究还是在文学史研究中，第三代学者的学术趋向都显示出这种“深描”的意识。赵昌平对唐诗历史进程的细致清理，杨海明对宋词流变的全景式观照，虽然操作方式和着眼点并不一样，却体现了同样的历史眼光和历史方法。不能否认，前两代学者也很重视历史方法，但一般只停留在社会学、传记学、文献学的表层，一到解释、叙述文学史的发展就不知不觉滑到逻辑方法上去。只有第三代学者才深入到文学史运动过程的内部，把历史方法贯彻到艺术表现历史的事实描述中。这种学风的转型直接影响到第四代学者的学术观念，唤起他们清理事实、重写历史的冲动。从这一点上说，第三代学者整体对新时期学术的贡献与影响是最大的。他们重视本文细读，重视学习新的理论学说，善于理解、体谅古代作家。这都是第三代学者的长处。但他们总体较少从事考据和搜集资料等学科建设的基础工作（象陈尚君那样的学者究为少数，故尤为可贵），从而使他们的成果有时稍显得仓促，开拓之功多而积累之功少。
第三代学者如今都是各单位的学术骨干，学问也在日渐成熟，本来他们应该有较醒目的建树。不幸的是，蓬勃发展的市场经济给他们的学术事业以最严酷的威胁。有一些学者堕入商品经济的旋涡中，学术成果量大为减少。
最后，我们来看看第四代学者的情况。尽管他们的学术资历尚浅，无论个人还是群体成果积累尚有限，但这批学者及其成果在各研究领域已是不容忽视的存在。第四代学者基本上以七七年恢复高考招生制度后的前三届本科生、号称“新三届”为主体，大部分人八二年以后陆续师从第一代或第二代学者深造，受过比较系统的学术训练。这批学者在文革期间接受的中学教育极不正规，尤其欠缺良好的艺术熏陶，先天素质并不太好。但他们同样由于珍惜高考制度恢复的幸运而发奋读书，经过不同阶段的深造，形成了较前两代学者为正常的知识积累。尽管在艺术修养和鉴赏力方面他们显得薄弱，但他们从大学时代起就开始接受西方现代学术思潮，视野比较开阔，较少思维定势，系统论和多元论的思维方式是他们基本的学术理念，而追求操作的规范和表述的准确则是他们自觉的学术态度。因为思维方式的改变，他们的研究逐渐扬弃正统《文学概论》的范畴体系，引入一批更明确、更具可操作性的概念，并根据问题的性质确立理论模型和研究角度、操作方式。总之，他们这一代学者对自己的学术方式有高度的自觉意识，他们更注意确定自己研究的逻辑起点与理论目标，他们的学术活动从一开始就纳入规范化的要求和有计划的程序中。
作为学术界的小字辈，“新方法”的提倡自然轮不到他们，于是他们成了热烈的响应者并将其付之实践。不过比起第三代学者来，他们对新方法远没有那么热衷，对方法问题也远不是看得那么重。对困扰第三代包括第二代学者很久的方法新旧、宏观微观之类的问题，他们的态度一般是超然的，因为他们明白再新再好的方法都有它效用的限度。这样，他们对方法的着眼点就是它的有效性而不是其他，他们的学术实践也相应地反映出对方法的有效性选择。第四代学者在研究方式、方法上的多样性重新再现了第一代学者的多元化格局，不是简单重复，而是有超越意义的升华，这使许多老辈学者在抱恨之余稍感欣慰。
第四代学者能力比较全面，群体素质也比较平均。他们重视基础性的文献整理和考据工作，力求将自己的研究建立在扎实的资料和文献基础上。他们普遍重视历史方法，有强烈的清理历史事实的意识，他们不再满足于象第三代学者那样描述现象的事实，而要深入到现象内部揭示结构的事实。不仅描绘出文学史发展的过程，还要揭示其间蕴含着的范式演变，他们有明确的知识增长和学术积累的意识。与第二三代学者相比，他们更注重看问题的深度，而不是理论或方法的新颖。所以他们的研究方式常是立体化的，从文本考订注释、传记研究直到风格、流派研究、专门性很强。综而言之，规范化、多元化、结构化三点可以概括第四代学者的学术理念。
第四代学者教育背景相近，素质较全面，又有共同的学术理念和对学科建设的关注，所以总体水平比较平均，成就也比较平均。他们应该说是很有希望的一代。可是现行学术评估体系和社会分配制度对他们的成长却极为不利。众所周知，在现行分配制度下，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的待遇（比如住房之类）都是与职称挂钩的，因此对第四代乃至更年轻的学者来说，现实的选择就只能是评上职称再做学问，而不是做好学问评职称。可说到评职称，现行评审制度又是并不鼓励学术性的。看字数、看专著，而不是看论文，看学术纯度，这种学术评估的导向必然鼓励学者专注于写书而不是研究。实际上，专著的单位含金量是远不能和论文相比的。但为评职称只好拼命写书，而且迎合市场需要，专写题目吸引人的书，不管题目与自己的能力是否相称。第四代学者一些急就章式的肤浅著作就是这样产生的。这种未进入学术史流程中、不是靠积累而仅是凭灵感攒出来的浮光掠影之作，恰如友人陈尚君所说，是将一块好地滥耕一气，弄得别人都无法再种东西。出版界对此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随着文化热的兴起，出版界看准市场需求推出各种丛书。学者们慑于出版学术著作之难，只能被出版社牵着鼻子走，在缺乏准备的情况下，轻率地搞那些定货加工式的短平快项目。第四代学者对学术总体上缺乏前辈学者那种责任感和使命感，而付之以一种平易的职业化的态度。职业化的态度倒可以培养出严格意义上的学者，只不过，当学者不顾职业道德而成为投机者时，学术的前途就不待卜而后知了，这种前景似乎已凭轼可瞻。
通观四代学人可以看到，他们的学术环境、学术道路各不相同，可是命运却是共通的。政治运动、社会分配制度、学术体制在不同程度的、分别的影响或制约着几代人。当然，随着社会的改革开放，学术环境在朝着良性的方向发展。一种选择权已由社会逐步移交给了学者本人：你可以选择学术或其他。
冷静的审视，会唤起我们对群体及自身命运的思索、警觉，保持清楚的学术理念，审慎地选择学术道路，使我们在未能改善学术环境的情况下先改善我们自身。唯有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学术清纯的品格。
是有望于四代人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