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流失海外的满文档案文献及其追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满文论文,中国论文,文献论文,海外论文,档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章编号：1005-9652(2010)06-0038-05 中图分类号：G275.1 文献标识码：B
我国是满族的发源地，在清一代形成了大量的满文档案文献。虽然这些满文档案文献几经磨难，丢失和损毁不少，却也还有大量的满文档案文献保留了下来。我国虽是满文档案的主要收藏地，但也有部分满文档案文献流失到了海外。
一、中国流失海外的满文档案文献
在日本、美国、俄罗斯、德国、英国等国家都保存有一定数量的满文档案文献，虽然这些档案文献与我国保存的满文档案文献相比较，数量是十分有限的，但是作为满文档案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价值和作用却是不可忽视的。
1.日本保存的满文档案文献
日本自古代奈良、平安朝(710-1185年)就开始从中国输入大量书籍，这一传统一直保留下来。到江户时代(1603-1607年)通过长崎港口，流入大量的书籍。这一时期正是满语文在中国最盛行的时期。而在此后的多年时间里，日本的一些学者和机构从未间断过对满文文献的搜集，甚至在20世纪80年代还不断有满文文献入藏。[1]
目前在日本，满文档案主要收藏在东洋文库和天理图书馆。
东京的东洋文库，是广泛地收集和收藏着有关亚洲各地区的人文科学类图书资料的专门图书馆，同时也是这个领域的研究机构。在这个东洋文库里，藏有日本最大规模的满文书籍。这些满文书籍，几乎全部都是清代和1920年到1930年收集起来的。
东洋文库的满文书籍目录，是在1964年发行的。这是美国华盛顿大学的N·Poppe教授等人用英文写的，题名为《东洋文库满蒙文书籍目录》(以下简称《目录》)，系由满文书籍部分和蒙文书籍部分所组成。
在东洋文库所藏的满文书籍的特征之一是，档案的类目比较多。根据《目录》来看，作为被分在“档案”的类目中的有33件，在“谕旨和奏议”的类目中，有上谕和奏折的档案9件，在“传记和家谱”的类目中，也有可以说是属于档案类目的家谱16件。而且这些家谱的大部分，是把一家的关系图记载在一张大型的纸上，这样的纸大致到数十张归纳为一帙。在《目录》中，是把一帙作为一件来处理的，为对各帙查找方便起见，对记载于各帙上的题签，可作为标题来看待。所以，若是把一张家系图作为一件来处理的话，那么其数量便可达到数百件以上了。[2]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东洋文库的汉籍分类里，有Ⅰ经，Ⅱ史，Ⅲ子，Ⅳ集，Ⅴ丛书，Ⅵ普通别置，……Ⅺ特别别置等类，在Ⅵ普通别置和Ⅺ特别别置类的罕见书中，也含有满蒙语的文献。在包贝氏的调查和所编的蒙古文、满文文献目录中，这一部分被漏掉了。这部分满文文献从形式上说，多是些册子、卷子和箱装品等，是十分宝贵的。例如，《满汉合璧清内府一统舆地秘图》(二种)、《嘉庆元年贵妃册封皇后档》、《乾隆四十一年册封诚殡顺妃档》、《县君格格下嫁新档》、《乾隆二十六年正月至六月掌仪司堂抄》、《乾隆五十年郡主格格下嫁初定成婚》、《满洲旗勋旧世管世袭佐领家谱》(二种)、《正红满洲旗光绪十九年至二十九年分世管佐领家谱》、《正黄旗满洲佐领家谱》、《大清皇帝功德碑》(朝鲜三田渡碑)等等。
还有，东洋文库原来汉籍门类中的“Ⅷ满洲本”的一部分，同“VI普通别置本”是一同放置在旧馆三楼的一个屋子里，包贝氏调查及编目时也将其遗漏了。这部分满文文献为：《热河考》、《奉天诰命》(正黄旗蒙古前锋校加一级花沙布之本身妻氏)、《黑龙江佐领索其那承袭世管佐领执照》、《黑龙江镶蓝旗达呼尔佐领古鲁莫宝承袭世管佐领执照》、《盛京镶蓝旗新满洲佐领雅尔球承袭世管佐领执照》、《盛京正黄旗新满洲佐领阿西特乌承袭世管佐领执照》、《诰命》(苏尔休，惠彦)，以及被编入“特别别置本”的《御制避暑山庄记》。[3]
东洋文库满文文献的突出特色是，档案类占了很大数量。前述包贝氏编制的满文书目录的7文书类、8圣训与奏折类，几乎都是档案。而最大宗的档案要数《镶红旗档》，这是镶红旗满洲都统衙门的档案，自雍正元年(1723)至民国十四年(1925)，达2400余件。
天理图书馆的满文文献，于1955年5月，经天理大学教授河合忠信、山崎忠整理，形成《满文书籍集》的书影式目录，内分哲学、礼制、宗教、法律、军事、自然科学、语学、文学等八类，共收录138件满文文献。由于它是书影，未能包括全部馆藏。至1984年，中国中央民族学院赵展先生作为日本国际交流基金资助的访问学者，与京都大学教授河内良弘先生一起，再度编纂《天理图书馆藏满文书籍目录》。这个新目录，除收录该馆满文部藏书外，还收录了该馆其他部门、天理大学人文研究室、天理大学古代研究所收藏的满文书籍，总数达314部。该书目共分10大门类：1.政治，2.军事，3.哲学，4.宗教，5.语言，又分为4个子目：①辞书，②单语与解释，③音韵，④语法读本，6.文学，7.历史，8.地理，9.天文历法，10.书目。该书目的编纂体例为：每部书都要按下列顺序标记11项内容：1.罗马注音的满语书名；2.汉文书名；3.注明是满文或是满汉合璧；4.著者、译者、编者；5.注明版本性质，即殿版、版本、抄本、影印本的区分；6.出版者；7.刊年；8.峡册数；9.本的长宽尺寸；10.备注；11.分类号码。此外，该书目还附有满文索引、汉字索引、洋书索引三种。所以，该目录是编纂最科学、最详备、查找最方便的一本目录书。
天理图书馆所藏满文图书内容丰富不必细说，唯有关西北疆域的几部书，颇应引起重视。这就是：1.嘉庆二年(1797)满汉合璧抄本《塔尔巴哈台事宜上谕》，1帙3册。(按：该书目所标记的“嘉庆二年”可能有误，笔者由河内先生引导，于1994年12月间，曾匆匆浏览该馆满文藏书，注意到该书内贴有“塔尔巴哈台事宜上谕，嘉庆二年至十年”字样，且“十年”旁又有铅笔注为“二十四年”字样。未及细审内容，仅存疑。)2.《钦定续纂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1帙12册。3.《钦定续编外藩蒙古回部王公传》，1帙12册。4.嘉庆元年至二十五年(1796-1820)松和等撰《塔尔巴哈台奏稿》，满汉合璧，写本，1帙6册。5.《吐鲁番事宜清汉奏档》，满汉合璧，写本，1帙5册。6.《奏折稿》，满汉合璧，写本，1帙4册，系系道光十九至二十三年(1836-1843)固庆任科布多参赞大臣时的奏折。7.《塔尔巴哈台奏折》，满汉合璧，写本，1帙2册，咸丰二年(1852)札伊撰。8.咸丰四至五年(1854-1855)《伊犁奏折稿》，满汉合璧，写本，6册。9.咸丰七至十年(1857-1860)《伊犁奏折》，满汉合璧，写本，2帙18册。令人惊奇的是，有关塔尔巴哈台的三部极为珍贵的抄本和写本，该馆在内页上所注明的收藏时间，竟然都是近在1985年4月的事。我们虽然不知道从何处购得，但不能不感叹日本学界收购图书的能力和毅力，从1905年内藤湖南在盛京晒制档册至今，毫无松懈。[4]
除了东洋文库、天理图书馆，日本的一些大学和图书馆，也都有零星收藏。
在恭仁山庄书库中，特别令人注目的是，还保存有不少档案类的满文资料，如满汉合璧的道光、咸丰年间的奏折档，从康熙到乾隆年间的满文题本等。其他如广岛大学，设有浦文库，是浦廉一教授所捐，其中“满洲语、蒙古语”分类有52份资料，满汉合璧的《凉州镶红旗满洲造送光绪三十二年官兵闲散等三代数目册籍》、《驻防青州正红旗晋祥荣芳佐领下点检另户男丁数目册》。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也藏有一部分自雍正朝至嘉庆朝的卖契、典房契、执照等满文文书及一些满文书籍，如《巫人诵念全录》等。[5]
2.美国保存的满文档案文献
美国是收藏中国古籍文献较多的国家之一。清同治八年(1869年)，清廷将明清刻本十种，共计993册赠送美国国会图书馆，这些典籍成为美国东方文库的原始藏书。其后，美国驻华公使及清廷陆续赠书，使该馆中国古籍文献日渐充实，其所藏中文书籍约65万册，其中线状古籍30万册。其中满文文献资料400多种。在美国先后有八十多家图书馆收藏有中文文献，部分收藏有包括满文文献在内的中国少数民族语文文献，如哈佛燕京图书馆、芝加哥大学东亚图书馆、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等。[6]
现在主要对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的满文档案文献进行介绍：
在华盛顿美国国会图书馆(Library of Congress)中，保存着以汉文古籍为核心的众多中国问题资料。其中的满文文献，包括刊本、抄本、文书3类，共计近400件。这是美国满文资料收藏品种最大的部分。也可与伦敦大英图书馆(British Library)、法国国民图书馆(Bibliothèque Nationale)、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等机构的收藏相媲美。近年来，以这些图书馆为首的世界各国文献机构，正陆续将其所收藏的满文文献目录发表于世。
美国国会图书馆所藏的清代文书，被称为《巴软德搜集品》(Barrett Collection)。是美国人巴软德氏从20世纪初到1920年代之间在北京收集的。至1931年为该馆收藏。此后直到进行调查的1997年为止的60年间，因为丝毫没有对其进行整理和分类，所以仍以当时(有可能是巴软德氏自己整理的)的状态保存着。文书上还标记有Manchu—Chinese Documents 2(Insert)4th year(CHIEN LUNG in 1740AD)的记注和贴着印有巴软德氏汉名橡皮章的黄色标签(第2号档案，此序号依据巴软德氏记录，下同)。
事实上，这批文书为该馆收藏之前，其来历存在着很多不明之处。但是，最近该馆负责中国部门(Chinese Section)的居密博士根据该馆保存的旧记录查明，《巴软德搜集品》在当时是因芝加哥斐尔特自然史博物馆(the Field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Chicago)拉斐尔(Barthold Laufer)博士的推荐而购入的。拉斐尔博士是当时美国为数不多的几位亚洲研究者之一，不否认他的推荐对这份资料的购入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只是，对巴软德氏与拉斐尔博士的关系以及为什么拉斐尔博士要推荐购入这批文书等问题，至今尚未搞清楚。
拉斐尔博士在向国会图书馆推荐这批文书时，曾做过详细的目录。但其记录长时间没有人知晓，后来还是被居密博士所发现。只是，这一目录存在许多没有根据实际数据而记录的、值得怀疑的内容，例如将文书总数记作114件等。
拉斐尔博士没有掌握实际数据，是因为这批文书里有许多文件将本来毫无关系的满、汉文档册合缀在一起，还有一些文件甚至是为了制成满汉合璧而将不同的满文题本和汉文题本随便粘贴在一处的“伪装”的东西。拉斐尔博士的数字没有将其统计进去。
例如，第8号档案虽是雍正五年(1727年)满文《ilan gusan niru，hontohoi urse juwen gaiha，edelehe talaha boigon iursei menggun i dangse慎刑司上三旗左领管领缺银两记录册》(8a)，但其中夹杂着被认为是内务府银库的乾隆五十年(1785年)十二月份汉文《黄册实存》(8b)。即，巴软德氏(还有拉斐尔博士)所分类的第8号档案里存在迥异的两类档册，而档案实际数量也因之增大。
最差的是题本类“伪装”：发件机关和日期迥异的满文题本、汉文题本，表里相反的粘贴在一起。想来是毫无档案基础知识的人所为。这些档册、题本中“伪装”的部分有将近50件。如前所述，据我们调查结果，美国国会图书馆所藏的清代文书总数目已升至163件。
这些欲做成满汉合璧的合缀，虽不清楚在什么地方，由什么人物制成的，但其中第5号档案：嘉庆十四年(1809年)满文《银库黄册》被篡改成《康熙二十四年黄册》(由汉字文化圈外受教育的人物，可能是欧美人执笔所作汉文题签)等。有试图使其编纂年代古老化的意图。从这种重视文书“古董价值”来分析，可能是为了贩卖好价钱而进行的加工。松村润教授与笔者二人在制作新目录时，充分重视这些被“加工”过的部分，并将其记录成新的档册、档案。
《巴软德搜集品》是有关内务府事务的文书，可能是在辛亥革命后的混乱时期，由巴软德氏从散落在北京街巷的物件中搜集到的。其中，74件八旗衙门向内务府提交的各类关于红白事件的档册，占了这批文书的相当数量。细目为：
正黄旗汉军12件(满文，乾隆三年～乾隆十三年)；
镶黄旗满洲蒙古25件(满文，雍正七年-乾隆九年，含无年月部分)；
镶黄旗汉军4件(汉文，乾隆三年～乾隆九年，汉五年月部分)；
镶白旗汉军1件(满文，乾隆二年)；
正红旗汉军12件(满文，乾隆二年～乾隆十五年，汉无年月部分)；
镶红旗满洲蒙古1件(满文，乾隆十四年)；
正蓝旗满洲蒙古6件(满文，雍正是年～乾隆十五年)；
镶蓝旗满洲蒙古5件(满文，雍正三年～雍正十一年)；
镶蓝旗汉军7件(汉文，乾隆四年～乾隆五年)。
所谓《红白事件档》的文书形式，不但各衙门之间有所不同，有意思的是就连同样的八旗“汉军”也分成使用满文文书衙门(正黄旗、镶白旗)和使用汉文文书衙门(镶黄旗、镶蓝旗)两类。以镶黄旗为例，在镶黄旗满洲衙门把从镶黄旗蒙古来的文书(这一过程中已经被制作成文书状)与本衙门文书一道(骑缝处有“镶黄旗满洲都统之印”)提交到内务府。众所周知，《红白事件档》虽是面对旗人庆吊而赏赐银两的记录，但却依然不失为了解18世纪前半期清初旗人生活的珍贵史料。
从雍正末年到嘉庆年间的银库黄册类、康熙二十年(1681年)到光绪年间的武备院黄册等各官署的档册也非常重要。还有，有关宫廷修造诸费用的支出记录(年代最久远的是康熙十二年)，可以说是了解当时宫廷修造实际情况的珍贵史料。此外，有关道光年间圆明园包衣三旗护军营教养兵的档案11件，作为已搜集的史料也颇有意思。
《巴软德搜集品》的目录，于1998年以《美国国会图书馆所藏〈巴软德搜集品〉目录》为题发表在了东洋文库杂志《东洋学报》上。第二年，它与满文刊本、抄本目录合编在一起，以《美国国会图书馆所藏满洲语文献目录》为题出版。[7]
3.俄罗斯保存的满文档案文献
俄罗斯收藏的满文档案文献主要保存在萨尔特科夫—谢德林国立公共档案馆和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
(1)萨尔特科夫—谢德林国立公共档案馆
以萨尔特科夫—谢德林(M.E.Caлтыков—Щедpин)命名的国立公共图书馆收藏着一批清代的满文写本和刻本、达斡尔和满—达斡尔写本，以及一些双语和多语种文献。[8]其中《清文五朝圣训》、《清文明洪武要训》、《皇清开国方略》、《平定准噶尔方略》、《理藩院则例》、《三合吏治辑要》、《八旗通志初集》、《上谕八旗》等都具有档案的性质。
(2)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是中国境外满文抄本珍藏最丰富的场所。这批珍贵的文物分别保管在研究所的抄本室和档案资料室里。圣彼得堡收藏的满文抄本和满文木刻本达六百多件。随着俄中两国关系的发展，从17世纪起，俄国的学者们就开始研究满洲语新疆一带的中国各族人民的文化。俄国学者在对这些地区人民生活的长期考察过程中搜集了大量的满文资料，并在他们的满族助手下记录了许多民歌、民间故事、民谣和满族风俗、传统方面的资料。[9]其中有很多的文献具有档案的性质。如圣彼得堡分所珍藏的emu ordai gisun sarkiyan(《百二老人语录》)，为松筠在1789年纪录。值得一提的是研究所中还有收藏着一部分满文报纸，主要是1925年在海拉尔出版的ice donjin afaha满文报纸，共13份，对东北地区20世纪初满族历史研究很有意义。
4.德国保存的满文档案文献
尽管德国的满文图书文献还没有像英、法国家那样系统整理出版的书目，但笔者从山东大学关德栋教授处得知，仅在柏林城市图书馆中，关先生就查找到了五十余种现已出版的各种满文书目中所未见的满文图书。据关先生介绍说，这还是很不全面的。因为受时间、经费等诸方面因素的制约，很有可能还会漏掉一些罕见书籍。此外，私人藏书也是不可忽视的。据德国科隆大学嵇穆(Matin·Gimm)教授介绍，他自己就藏有包括满文《大藏经》、康熙《起居注》在内的很多珍贵满文文献，还有很多满文文物和民间文学书籍。[10]
二、中国流失海外满文档案文献的追索
中国的满文档案研究要想更加深入和全面的开展，就应该通过各种手段加强对流失海外满文档案文献的追索工作。
1.收回流失海外满文档案文献的重要意义
(1)档案文献是一种具有原始记录作用的固化信息，对国家、社会组织或个人存在一定的有益性、有用性，在文化记忆、社会记忆和个人记忆的构建和创新中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流失国外的满文档案文献具有同样的重要价值，为了维护祖国历史的完整性，我们应该收回。
(2)从档案学角度来讲，流失国外的满文档案文献同样是我国珍贵历史档案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流失国外的满文档案文献和保存在国内的满文档案文献是一个系统的大全宗，是一个整体，从便于为社会提供利用的角度来讲，收回流失国外满文档案文献具有重要意义。
(3)从文化角度来讲，档案文献具有不可再生性，收回这些流失国外的满文档案文献，对促进文化传承、联结民族情感、弘扬民族精神、维护国家统一及社会稳定具有重要作用。同时，加强对流失海外满文档案文献的保护工作，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
(4)从政治角度来看，收回这些流失国外的满文档案文献是中国政治独立，走上繁荣的一种表现，是洗刷国耻的一种方式。
2.收回流失海外满文档案文献的档案学理论基础
(1)来源原则：来源原则是国际档案界对档案进行组织管理的基本原则，在收集散失档案和解决国际档案纠纷时，全宗的完整性必须受到应有的尊重。
(2)职能所有权原则：档案是职能主体在履行职能活动过程中产生的，它的所有权应该随着职能的转移而转移。
(3)历史连续性原则：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的历史都是连续的，维护历史的连续性是一个民族和国家应有的权利。这个原则规定，在一个国家的某一历史进程中产生的档案应该成为这个国家的档案资源，为这个国家所有。
3.收回流失海外满文档案文献的形式
回收满文档案文献原件，这是最佳形式；在客观条件不允许的情况下，对满文档案进行复制，先带回各种形式的复制件以便提供利用，也是一种办法，比如复印重要档案、扫描或者拍摄历史档案、进行录像以及合作出版等等。
4.流失海外满文档案文献的追索途径
(1)通过外交途径追回。“档案文化遗产的流失是一个国际性问题，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有历史档案受战争或文物走私等因素的影响而流失国外，将这些散失国外的历史档案收集回国是世界各国的共同愿望。一些国际组织早就议定和正在制定有关公约和协议支持和维护这一行为。为此，我国政府应和其他国家采取共同行动，依据相关国际公约和协议，通过外交途径追回流失海外的珍贵少数民族档案文献。”[11]
(2)回赠。顾名思义，即一些友好人士、爱国华侨愿意把他们收藏的满文家谱、满文地图等满文档案直接捐赠给祖国，用实际行动来支持流失海外满文档案文献的回流。个人收藏家特别是华人收藏家，让流失海外的珍贵满文档案文献文回归祖国，是他们的心愿并为此努力着。
(3)购买。流失海外的满文档案文献大多为档案馆、图书馆和博物馆等文化机构所保存。从目前来看，已有部分满文档案文献已经出版或者制作成缩微品向社会提供利用。为此，档案部门可以通过购买出版物或缩微品的方式进行满文档案文献的收集，以补充档案馆藏的空白与不足，满足社会各界对满文档案文献的利用需求。
(4)交换和复制档案原件。交换和复制档案原件是档案部门之间丰富馆藏、弥补馆藏档案缺乏的有效手段，也是收集流失海外少数民族档案文献的一种重要方式，目前许多档案机构都已经开始着手进行这一工作，在征集流失海外档案文献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
(5)合作出版。随着满文档案文献研究的国际化，满文档案文献已经得到了不同国家学者的关注和重视。各国之间共同开发出版档案出版物是一种开发并提供满文档案文献利用的重要方式，这样可以更有效地深入发掘满文档案文献的价值。
(6)法律追索。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政府先后加入了四项保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国际公约，即《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关于被盗或者非法出口文物的公约》和《武装冲突情况下保护文化财产公约》。其中，1989年加入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和1997年加入的《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关于被盗或者非法出口文物的公约》，是禁止和防止文物(含历史档案文献)非法出口和要求文物返还的重要公约，也是追索流失历史档案文献的主要法律依据。根据这些国际公约，我国政府对非法出口文物享有无可争辩的所有权，即使是公约生效前被盗和非法出口的文物，中国仍保留收回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