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世纪之交陈独秀的思想来源与文化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纪之交论文,陈独秀论文,来源论文,思想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6,K2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02)04-0114-05
陈独秀是一位个性鲜明、特立独行且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在19世纪20世纪之交，他的思想观念及行为方式与同时代的青年人相比，每每处在时代的潮头，他本可以走“举人、进士、状元郎”的老路，却踏上一条“康党、乱党、共产党”的新途。然而，一个人的思想与行为方式的转变都有其内在的合理性，问题是如何才能求得对“合理性”的合理解读。本文将着重探讨陈独秀在世纪之交的思想来源及其对文化观念的选择。
一、青少年陈独秀所处的时间与空间
“非常之世，必有非常之人走着非常之路，做着非常之事，以达到个人的欲望和目的，并对社会发展起着新的促进作用。”[1]这是历史学家夏东元先生在为盛宣怀作传时确立的一个视点，它说明了人的生活舞台（时势）对人所产生的重大影响。本文亦以此作为考察陈独秀早年心路历程的切入点。
在时间上，至1879年陈独秀出生，洋务运动进行了近20年。其间，“曾（国藩）、李（鸿章）当国，相继提倡西洋制械练兵之术，于是‘洋务’、‘西学’之名词发现于朝野。”[2]陈独秀的青少年期是19世纪的最后20年。其间，中法战争和中日战争相继爆发。中法战争对那时仅五六岁的陈独秀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甲午战争则不然，因蕞尔小国日本大胜我泱泱中华帝国，梁启超称其为“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忧国之士汗且喘走，天下议论其事，而且讲求新法杂
然矣”[3]。是年陈独秀15岁，在大哥的严督之下，学作八股文、读《昭明文选》。陈独秀后来回忆道：“甲午之役，军破国削，举国上中社会，大梦初觉。稍有知识者，多承认富强之策，虽圣人所不废。”[4]陈氏可算是“中等社会”里一个“稍有知识者”，对甲午一役不可能一无所知。可以推论，甲午一役是陈氏平生首次感受到国耻的刺激。此后，历史便进入了“近代中国思想转变的关键时期”，而陈独秀正面临着做“康党”还是“举人”的重大抉择。
空间上，在中国的文化图谱上沿海与内地自16世纪就开始出现反差。鸦片战争以后，沿海与内地的反差逐渐加快。“西方人首先在中国沿海建立据点，后来又扩展到长江沿岸。在这些据点及周围地区，逐渐发展出一种文化：它在经济基础上是商业超过农业；在行政和社会管理方面是现代性多于传统性；其思想倾向是西方的（基督教）压倒中国的（儒学）；它在全球倾向和事务方面更是外向而非内向。中国文化的重心仍然牢固地植根于内地，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沿海日益重要地成为内陆变革的促进因素，就像细菌学上的‘酵母’一样。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些重要人物都是新的河海文化的产物。”[5]近代中国早期的改革者绝大多数出自沿海或沿江地区，如容闳、郑观应、马建忠、黄遵宪、伍廷芳等，他们均未执著地去追求前途未卜的进士头衔。陈独秀的家乡地处长江下游，大致可定位在（至少接近）沿海沿江地区。安庆不仅是太平军活动的“老区”，同时也是中国近代工业的发祥地之一。1861年曾国藩率湘军攻下安庆，同年秋冬之交创办的“安庆内军械所”是中国第一家综合性的军火试验厂，次年中国人自行设计的一艘小火轮在波浪翻滚的安庆江面试航成功[6]。在陈独秀看来，与邻省的南京相比，安庆不过是“山城小市”，但安庆毕竟是一省之都，是政治中心，又地处长江之滨，交通便捷，信息较内地城市要畅通得多。安庆人对“西方的冲击”也是早有感受的，尤其是在进入了19世纪的最后几年里，而此间正是陈独秀开始涉世、渴求新知之时。
二、从《扬子江形势论略》看《时务报》对陈独秀的影响
《扬子江形势论略》（简称《论略》）是1897年底陈独秀撰写并印发的文章，也是迄今所见到的陈独秀最早的作品。18岁的陈独秀的这篇文章并不是泛泛地谈论变法救亡，而是专注于长江筹防，俨然一位胸怀韬略又富有实战经验的大将军。他在《论略》结尾处道出了自己的心声：“近时敌鼾卧榻，谋堕神州。俄营满蒙，法伺黔滇，德人染指青齐，日本觊觎闽越，英据香澳，且急急欲垄断长江，以通川藏印度之道路，管辖东南七省之利权，万一不测，则工商裹足，漕运税饷在在艰难，上而天府之运输，下而小民之生计，何以措之。时事日非，不堪设想，爰采旧闻旅话暨白人所论，管蠡所及，集成一篇，略述沿江形势，举办诸端，是引领于我国政府也。”[7]
这段文字的确令人称奇，因为他对最新的国际形势、列强的对华政策竟了如指掌。然而，更令人称奇的是文中他对长江流域地理与军事的谙熟程度。只有7000余字的《论略》却能“广征博引，纵论长江上自荆襄，下至吴淞口的形势。对江水的流向、缓急、深浅和江面的宽狭、江中沙堵的分布、南北两岸各处城镇的战略地位，都作了极为详细的论述，并参照历代战争的得失，提出了对加强长江防务的具体方案。……（他）对长江水文及两岸的地貌了解得如此细致入微，并进而提出了他对建设江防的方案。好像他对长江及其南北两岸做过实地考察似的”[8]。18岁的陈独秀最远也只到过一次南京，且先前未上过新式学堂，能作如此鸿文，的确使人感到“惊异”。“惊异”使人生疑。《论略》中的材料到底从何处获得的呢？作者并没有像今人写论文那样提供确切的出处，只是含糊地讲了一句“爰采旧闻旅话暨白人所论”。在他晚年写的自传中也只字未提早年的这一杰作。这样“爰采旧闻旅话暨白人所论”就成了“破译”该案的重要线索。
陈独秀在自传中对1897年夏天赴南京赶考写得特别详细。在考场上，陈独秀对那位从徐州来的大胖子“看呆了一两个钟头”，由此引发了许多联想。“最后感觉到梁启超那班人们在《时务报》上说的话是有些道理呀！这便是我由选学妖孽转变到康、梁派之最大动机。一两个钟头的冥想，决定了我个人往后十几年的行动。”[9]陈独秀在回忆这一幕时几乎有种刻骨铭心的感觉。陈独秀的这段自述透露出这样的信息：在此之前，他已经是《时务报》的读者，正是因为先前阅读《时务报》，才使他在那“一两个钟头”里“改宗”有了一个合理的解释。问题是他是怎样读到《时务报》的，《时务报》对他产生了哪些影响。
考察陈独秀能否读到《时务报》，答案是肯定的。翻开《时务报》，在封底该报代销点的名册上“安庆”二字赫然在目。安徽全省共有《时务报》的代销点9处，其中安庆有4处。据该报第50册（农历1897年底出版）公布的统计资料，安徽全省共代销《时务报》25628册[10]。陈独秀在《新青年》时期，曾多次谈到读《时务报》的感受。如，“前读康先生及其徒梁任公之文章，始恍然于域外之政教学术，粲然可观，茅塞顿开，觉昨非而今是。吾辈今日得稍有世界知识，其源泉乃康、梁二先生之赐。”[11]又，“康门诸贤……以时务知新主义，号召国中。……吾辈后生小子……恒于广座为康先生辩护，乡里瞀儒，以此指吾辈康党，为孔教罪人，侧目而远之。”[12]
读了梁启超的文字便有“茅塞顿开”、“昨非而今是”之感，这不独是陈独秀，在世纪之交，新潮的青年人概莫能外。其间对陈独秀产生影响的莫过于梁启超在《时务报》初期所作的《变法通议》（为一组系列文章），其主要内容是讨论变革中国的教育制度。对于科举制度的弊端，梁氏在文中条分缕析，这为陈独秀在南京科场上的异动打下了思想基础。所以说，陈氏的“异动”也是合理的。不宁惟是，当绝意于举业的陈独秀从南京回到安庆后，自然面临着人生之路的选择：今后干什么？从时间上来推论，正是在1897年下半年他将精力投入到了《论略》的资料搜集、写作及刊印上。
陈独秀所作的《论略》正是得益于阅读《时务报》。披阅《时务报》，可发现1897年上半年《时务报》连载两篇文章，一是《扬子江筹防刍议》（第21-22、24-26册连载），二是《查阅沿江炮台禀》（第28-30册连载）。两篇文章的作者分别为雷诺、来春石泰与骆博凯，均为德国人，他们奉两江总督之命，在1896年对吴淞口至南京沿江进行实地考察后写成考察报告，内容当然非常详尽。将《时务报》上的这两篇文章与陈独秀写的《论略》对照，不难发现《论略》中的不少材料、尤其是有关长江防务的方案均来自《时务报》上的文字。
以上考证，不只是为了揭示《论略》的资料来源，更不是要得出陈独秀作《论略》不过是借用了他人的材料，而是要说明的确是《时务报》“决定了我个人往后十几年的行动”。1897年前后，当同龄人还在捧读四书五经的时候，陈独秀却成了康、梁的信徒。更为可贵的是，陈独秀在成为梁启超的信徒后，不只是坐而言，而是起而行，为国运民瘼献计献策，并将自己的主张刻印散发，广泛传播，以唤起国人救亡意识。陈独秀作为传媒人的生涯实际上可追溯到此时。此种行为方式也是仿效了他所推崇的梁启超。
三、留日时期陈独秀的文化接受与行为取向
戊戌政变后，梁启超在日本创办了《清议报》，在异国遥领世纪之交中国的思想界，向国内青年大量输入域外的新知新学，国内学子由此眼界大开，并吸引了一批青年人东渡日本求学。因此可以说，戊戌后的中国朝政虽然极度黑暗，但思想文化界正进入一个活跃期。
在政潮汹涌的1898年，很难发现陈独秀弃绝举业后的所思所想。只知道他随继父去了东北沈阳，在衙门里当差，做点文书工作，其间为母亲奔丧回故里一次。“辛苦归闾里，母已长弃捐。无言执兄手，泪湿雍门弦。”[13]1900年前后，义和团运动爆发，他在东北“曾目睹……中国人坐火车者，虽已买票，常于黑夜风雨中无故被俄兵乘醉逐下，或打死于车中，华官不敢过问，沿铁道居民时被淫虐者更言不胜言”[14]。耳闻目睹，使陈独秀更进一步感受到国家积弱不振，面临着瓜分豆剖的危险。“我越思越想，悲从中来。我们中国何以不如外国，要被外国欺负，此中必有缘故。我便去到各国，查看一番。”[15]再也不愿照旧走生活老路的青年陈独秀，决心告别妻儿，并于1901年11月加入了自费留日的行列，次年春（约3月）回到安庆。
反映陈独秀在东京数月留学生活对其产生了何种影响的资料并不多，但有两点理应加以关注。一、初次出国的陈独秀不免会带有一种好奇心来观察数年前曾打败中国的东洋小国。日本何以小而强，中国何以大而弱，中日从国家制度到民间生活，有什么异同。二、留学生群体对他的影响。初到日本的陈独秀因言语不通等缘故，主要生活在华人圈子里，先期抵日的中国人的言行对他会有一定的示范作用。其间陈独秀曾参加过东京留日学生成立的“励志社”的一些活动。阅读报刊是陈独秀接受新知的主要渠道，当时的中文报刊主要有《清议报》、《开智录》、《译书汇编》、《国民报》等。这些刊物的主要内容是宣传近代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唤起国人救亡意识，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清议报》，陈独秀在阅读这些报刊时，不免有种先睹为快之感，更希望国内的乡亲也能分享到这些宝贵的精神食粮。他日办报的动机也许此时正在萌生。
陈独秀回到安庆后，以他在东京的生活感受，积极尝试新的救国之途：办报、结社、演说。此三项启蒙之策早在维新运动期间梁启超就曾积极鼓吹。但当时风气未开，呼应者多在一些商都大埠。经历过闯关东、下东洋的陈独秀，较当年写作《论略》时要成熟许多。他开始寻找同道者，推动乡里的启蒙活动。陈独秀经由南京到安庆，一路寻访青年志士，切磋救亡之策。回到安庆后即与几位青年创设藏书楼，传播他从日本带回的书刊，并聚众演讲。同时他还打算创办一份刊物《爱国新报》（后未办成）。其宗旨是“探讨本国致弱之源，及对外国争强之道，依时立论，务求唤起同胞爱国之精神”[16]。这样的办报宗旨在20世纪初几乎是一种统一的“口径”，主要是受梁启超《清议报》的影响，欲步其后尘。陈独秀在安庆的所为，是想为自己争取到更多的听众、读者，扩大新思想的社会基础。其间，初显其组织、筹划才能，可以说他由此踏上了自己的政治人生之路。陈独秀的所为也因此而受到当局的忌恨，于是他再次东渡日本。
陈独秀第二次留日的时间也很短暂（1902年9月至1903年4月）。20世纪初留日的中国学生人数增加很快，其思想、活动及对国内政治与思想的影响越来越大。1902年4月由章太炎、秦力山等发起，孙中山、梁启超列名赞成的“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相继在东京、横滨举行。这标志着孙中山倡导的“革命排满”在留日的中国人中间已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认同，“排满”活动也由地下转入公开。7月28日留日学生因与清驻日公使在自费生能否入军校问题上发生冲突，导致吴稚晖欲投河自杀、胡汉民率数人退学抗议的严重事件，在国内外引起不小震动。凡此表明，留学界已不像陈独秀第一次来日本时那样风平浪静了。
陈独秀抵日后入东京成城学校学习军事。同年冬，张继、秦毓鎏等在东京发起成立了“以民族主义为宗旨，以破坏主义为目的”的“青年会”[17]。陈独秀亦加入了这一组织。1902年11月上海的南洋公学发生了退学风潮，旋即在蔡元培领导的中国教育会的帮助下成立了爱国学社，国内学界风潮随后涌动。在日本的梁启超则在《新民丛报》上发表《论南洋公学学生退学事件》和《答某君问办理南洋公学善后事宜》。梁在报上批评该校总办人非其才，难辞其咎：“中国今日举国中未有能知教育者……惟有虚心勿自尊大，而常以爱学生为目的，则虽不能完备，而可望有渐趋完备之一日。若欲仇视民权自由之论，运手段以压制之，吾敢信其虽总办易十人，而学生不能安如故也。”[18]也许是受到南洋公学学生的示范或梁文的启发，陈独秀等很快便导演了一幕活报剧。1903年3月底，鉴于清政府委派的管理留日学生的学监姚煜作风卑劣，阻挠学生学习军事，陈独秀约张继、邹容等闯入姚宅，“由张继抱腰，邹容捧头，陈独秀挥剪，稍稍发抒割发代首之恨”[19]。陈独秀等涉案的三人因此而被遣送回国。陈独秀第二次留学的时间虽短，但却进一步促使他成为一名思想与行动上的革命青年，一名较为执着的民主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
关于陈独秀发起成立“安徽爱国会”及1903年5月17日下午成立会上诸人的演说，上海的《苏报》有较为详尽的报道。陈独秀作为发起人首先开讲，“谓当今非提倡军人精神，断不足以立国。外患日亟，瓜分立至，吾辈恐有不足为牛马奴隶之一日。词情慷慨，满座唏嘘。”[20]5月28日，《苏报》还刊一有关安徽爱国会的附记：“诸君演说者，计20余人，演说毕由陈君由已（即陈独秀）提出爱国会会员名簿、宣言、宗旨，相同请书名于此，依次签名者126人，复投票公举7人担任会章程起草，再于次礼拜日会议公决。5点钟乃散会。”其后拟定的章程将宗旨定为：“本社（会）因外患日亟，结合士群为一团体，发爱国之思想，振尚武之精神，使人人能执干戈卫社稷，以为恢复国权基础。”[21]安徽爱国会这种结社组团的方式，已摆脱了传统社会秘密会党的程式，一开始便采用了现代民主社会的结社、结党方式，遵循自愿、民主、平等、纪律等原则。陈独秀发动的此次活动，作为全国拒俄运动的一部分，其活动方式与指导思想基本上是效法东京和上海青年学生先期展开的拒俄活动，空出“爱国”、“尚武”、“自救”，其流行的口号是“养成尚武精神，实行爱国主义”。
安徽爱国会不久即被安庆知府解散。陈独秀约于7月逃到上海，时值因《苏报》发表激进的“排满”言论进而引发“苏报案”。一个月后（1903年8月7日）原《苏报》主笔章士钊创办的《国民日日报》在沪问世，本有在安徽办报初衷的陈独秀遂加入该报编辑部。报馆内聚集一群富有斗争精神的知识青年，如张继、陈去病、苏曼殊、柳亚子、高旭、刘师培、金天翮等，他们在报上发表了不少文字犀利的诗文。该报是当时国内屈指可数的革命报刊，主旨是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张扬爱国主义，鼓吹反清革命。陈独秀在《国民日日报》发表的两篇诗作，均表现出一个热血青年的英雄主义气概：“英雄第一伤心事，不赴沙场为国亡”；“男子立身惟一剑，不知事败与功成。”[22]在《国民日日报》期间，陈独秀为助苏曼殊翻译雨果的《悲惨世界》花去了不少时间。该书以《惨世界》为名在《国民日日报》上连载，是为陈独秀接触法兰西文化之始。
《国民日日报》因清廷禁销，约于同年年底终刊。已步入政治人生不归之途的陈独秀至此已不能休止。沪上的办报实践，促使他尽早实现自办报刊的夙愿。1903年岁末陈独秀回到安庆后即着手筹办《安徽俗话报》。
四、《安徽俗话报》时期陈独秀的思想倾向
陈独秀本来想要办一份《爱国新报》，为何又更名为《安徽俗话报》呢？这与20世纪初“省际意识”的上升和白话报的涌现有关。省际意识至少可追溯到维新时期湖南成立的南学会，是地方对中央积弱不振的回应。梁启超对湘省于1898年初成立的南学会有如斯评价：“盖当时正德人侵夺胶州之时，列国分割中国之论大起，故湖南志士人人作亡后之图，思保湖南之独立。而独立之举，非可空言，必其人民习于政术，能有自治之实际然后可，故先为此会以讲习之，以为他日之基，且将因此而推诸于南部各省，则他日虽遇分割，而南支那犹可不亡，此会之所以名为南学会也。”[23]自1902年11月，黄兴、杨笃生等湖南籍的留学生在东京创办了《游学编译》后，其他省份的学生接踵而起办报刊，并在刊名上标明省份，如《湖北学生界》、《直说》（直隶省）、《浙江潮》、《江苏》等。此外，还有影响颇大的《新广东》、《新湖南》等小册子。这些刊物和小册子在内容上侧重于本省的历史、文化、省情，介绍本省的兴革，揭露列强对本省资源的觊觎，旨在唤醒本省民众的政治热情。至于白话报，早在1898年江苏就出现了《无锡白话报》，进入20世纪，《杭州白话报》、《苏州白话报》、《绍兴白话报》等相继问世，而影响较大的是上海的《中国白话报》。此时的陈独秀“想起我们安徽省，地面着实很大，念书的人也不见多，还是没有这种俗话报”。“只有用最浅近最好懂的俗话，写在纸上，做成一种俗话报，才算是顶好的法子。”[24]报名的更改，也反映了陈独秀审时度势的一面。
陈独秀创办该报目的是为了启蒙，故其内容并无深奥的哲理，而是用浅显的语言让父老乡亲知道中国的处境，激励民众保家卫国。陈独秀在该报上发表的文章主要围绕两大主题：一是爱国救亡，二是积弱溯源。关于爱国救亡，相关的文章有《瓜分中国》、《说国家》、《亡国篇》、《论安徽的矿务》、《安徽煤矿》等。陈独秀在文中突出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号召国人奋起救亡。接着是分析中国积弱危亡的原因。他在《亡国篇》、《恶俗篇》中反复论证这样一个观点：“凡是一国的兴亡，都是随着国民性质的好歹转移。”他认为中国人天生有几种不好的性质，如“只知有家，不知有国”；“只知道听天命，不知道尽人力”。[25]陈独秀的这一思维路径明显是受了梁启超《新民说》的影响。
20世纪初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的《新民说》在中国思想界引起的反响无论怎么夸大都不为过。无数青年为之倾倒，如痴如醉。梁氏的命题是：“凡一国之能立于世界，必有国民独具之特质。上自道德法律，下至风俗习惯文学美术，皆有一种独立之精神。”[26]梁启超以他提出的一套新的人格理想与社会价值为尺度，对中国国民性的缺陷作了鞭辟入里的剖析。陈独秀从“国民性质”入手展开启蒙工作，正是受到梁启超的影响。这可视为其后他发动新文化运动的远因。
1902年底梁启超在《新小说》上提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27]这里所讲的“小说”除了指用白话写的通俗文学外，还包括戏曲和歌谣等。陈独秀在《安徽俗话报》上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唱戏一事，与一国的风俗教化，大有关系，万不能不当一件正经事做。”他倡导“排些开通民智的新戏唱起来，看戏的人都受它的感化，变成了有血性、有知识的好人”[28]。
陈独秀在《安徽俗话报》上的言论，充满了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民主主义思想，与同期其他进步刊物相比，思想内容相近，而无激进的排满言论，但不能由此得出此时的陈独秀只是一个梁启超的信徒，政治上仍是一个改良主义者的结论。因为，其一，《安徽俗话报》作为该省最早的新式刊物，且读者主要是下层民众，如果大谈“革命排满”，不仅缺少能与之沟通的受众，且为当局所不容。陈独秀在报上避而不谈“排满”，表明他能审时度势，这是一种政治上成熟的表现。其二，梁启超在世纪之交（1899年～1903年），其思想的激进程度不亚于革命党人，他也是一位忠诚的爱国主义者、民族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事实上，除孙中山等少数人外，20世纪初坚定的革命党人极为有限。由改良而转变为革命的青年学子，更多的是因为读了梁启超的文字。平心而论，1903年前后梁启超在进步青年中的知名度要大于孙中山。到了1905年同盟会成立后两派大论战时，梁启超才成为一个反对革命的角色。[29]
从青年陈独秀在世纪之交的文化选择来看，他有着强烈的忧国忧民意识和高度的政治责任感，思想上敢想，行动上敢为。在文化选择上，他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但并无邹容、章士钊那种与满人有着不共戴天之仇的激烈情绪。他是一个民主主义者，但平民百姓的民生始终是他思考问题的出发点，平民百姓也是他依靠的力量，创办俗话报的目的就是要唤醒最底层也是最广大的百姓。他推崇梁启超，但终未成为反对革命的君主立宪主义者。他具有一定的省际意识，但未成了地方独立主义者。凡此表明，陈独秀在政治人生之途上正日趋成熟，他注定要走一条特立独行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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