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知幾论叙事与信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信史论文,刘知幾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14)04－0160－05 叙事是古代史学的基本特征，所以章学诚说“叙事实出史学”[1](P612)。史书之叙事历来为史家所重视。刘向、扬雄、班彪、班固等推崇司马迁“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有良史之才[2](P2738)。范晔论及司马迁、班固时指出：“议者咸称二子有良史之才。迁文直而事核，固文赡而事详。”[3](P1386)可见，“善叙事”是良史必备的能力与素质。刘知幾《史通》是一部划时代的史学理论著作，对历史撰述的理论、方法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就史家叙事而言，刘知幾在刘向、扬雄、班氏父子等“善叙事”说的基础上，批判地总结了以往史家的书事之道、行文之方，形成了系统的历史叙事理论，而叙事风格与史书如实传真之关系，则是其所探讨的核心问题①。许冠三曾指出：“(刘)知幾史学理论之本核，端在实录直书四字。”[4](P3)并从史料学、撰述论、史评说等方面对其实录史学进行阐发。施丁则认为，许冠三有关刘知幾实录史学的认识尚有不足，其实录论不仅表现在史料采撰、史书撰述、史学批评这些方面，还反映在文史用笔、史义申明、史家修养等方面[5]。这里所说的文史用笔，就是关于历史撰述的文字表述。施丁将其从历史撰述论中独立出来，说明他充分认识到了史笔论在刘知幾实录史学中的重要意义。只是他仅阐述了在文史分途的情况下刘知幾对史家叙事行文的要求，并未深究史笔论与其追求的信史之关系。我们认为，刘知幾的实录史学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求历史之真，二是传历史之真。只有具备这两个方面的史学著作，才是他孜孜以求的信史。其有关史料采撰、史书撰述原则、史家修养等方面的探讨，旨在求历史之真；而有关书事行文方面的要求，旨在传历史之真。在他看来，简洁含蓄、文质相称的叙事风格能够恰当地反映历史真实，而妄加修饰、华而不实则会造成记载失实，难以为实录。因此历史撰述讲求叙事之美，应以传历史之真为指归。从信史的角度探讨叙事问题，这是刘知幾对以往历史叙事理论的发展与贡献。 一、叙事之美与如实传真 刘知幾曾指出：“夫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先。”[6](P165)这是在理论上明确提出国史之美在于叙事是否恰当、精到。在他看来，理想的叙事应是文约事丰。所谓“文约而事丰，此述作之尤美者也”[6](P168)。他曾推崇《左传》为历史叙事之典范、楷模，这是因为“其言简而要，其事详而博，信圣人之羽翮，而述者之冠冕也”[6](P11)。所谓“简而要”是指《左传》善于表述，做到了“文约”；“详而博”则表明《左传》善于书事，在文约的基础上达到了“事丰”。所以他说：“盖文虽缺略，理甚昭著，此丘明之体也。”[6](P223)刘知幾强调叙事之美在于文约事丰，主要是针对魏晋以来“世重文藻，词宗淫丽，于是沮诵失路，灵均当轴”这种文人修史风气[6](P250)。在他看来，文士既不达史体，又无诠综之识，他们撰史“远弃史、班，近宗徐、庾”[6](P82)，唯以文饰是务。“其立言也，或虚加练饰，轻事雕彩；或体兼赋颂，词类俳优。文非文，史非史。”[6](P180)严重地损害了史学的实录品格。因此，有必要对文人之文与史家之文予以区分。他指出，上古之时诗歌、文章皆不虚美不隐恶，与史无别，因而“文之将史，其流一焉，固可以方驾南、董，俱称良直者矣”。但“爰洎中叶，文体大变，树理者多以诡妄为本，饰辞者务以淫丽为宗”[6](P123)。从此“文之与史，较然异辙”[6](P250)。即文士之文(文笔)与史家之文(史笔)截然两途。在这种情况下，若以文士之文撰述历史，难以成为信史。“夫史之叙事也，当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若斯而已可也。必令同文举之含异，等公干之有逸，如子云之含章，类长卿之飞藻，此乃绮扬绣合，雕章缛彩，欲称实录，其可得乎？”[6](P205)这里所说的“辩而不华，质而不俚”，是沿用刘向、班固等赞美司马迁《史记》善叙事之词。刘知幾认为这是史家之文，以之叙事能真实地反映历史实际。而“绮扬绣合，雕章缛彩”，乃是文士之文。“以徐公文体，而施诸史传，亦犹灞上儿戏，异乎真将军。”[6](P250)这是说以徐陵、庾信为代表的浮华之文撰述历史，难以做到如实传真。基于这种认识，刘知幾要求史家叙事做到文约而事丰，摒弃那种“喻过其体，词没其义，繁华而失实，流宕而忘返”[6](P124)的文士文风。刘祥《宋书序录》曾指责何法盛、王隐、徐广所撰之晋史缺乏飞扬的文采，被刘知幾讥讽为鉴识不明。他说：“刘祥撰《宋书序录》，历说诸家晋史，其略云：‘法盛《中兴》，荒庄少气，王隐、徐广，沦溺罕华。’”“以此诋诃，知其妄施弹射矣。”[6](P205)不难看出，刘祥之所以被刘知幾所批评，是因为他以“徐公文体”为标准来要求史家，偏离了“文约而事丰”这一史家叙事之道。 刘知幾认为，史家叙事要做到“文约而事丰”，则在文字表述上应当“尚简”与“用晦”。所谓尚简，就是推崇严简峻洁，反对繁琐，以体现国史简洁之美。刘知幾指出：“夫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而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简之时义大矣哉！”[6](P168)而简洁之法，在于扼要。“夫叙事者，或虚益散辞，广加散闲说，必取其所要，不过一言一句耳。”[6](P170)故而一要讲求叙事的表现方法，二要省字、省句。在刘知幾看来，“叙事之体，其别有四：有直纪其才行者，有唯书其事迹者，有因言语而可知者，有假赞论而自见者”。但记述一事只需根据具体情况选择最合适的一种方法即可，若兼而用之则违背了尚简原则。“然则才行、事迹、言语、赞论，凡此四者，皆不相须。若兼而毕书，则其费尤广。”[6](P168－169)可是，从司马迁《史记》到唐初所撰诸史，多兼书之弊，或既述才行又彰事迹，或既书事迹又载言语，或纪传已书又以论赞重述前事。如“假赞论而自见”，本是为了使叙事简洁。“史之有论也，盖欲事无重出，文省可知。”然而自范晔以来，史家所撰，每卷有论，论后续以赞，颇为繁琐。刘知幾批评道：“苟撰史若斯，难以议夫简要者矣。”[6](P82－83)可见，刘知幾关注叙事表现方法，旨在避免史书记事繁琐重复。而他倡导省字、省句，则是要求删除烦字、冗句，以求史文峻洁。如他指出，《汉书·张苍传》所载“年老，口中无齿”之“年”与“口中”等为烦字，需删去；《谷梁传》所载“郗克眇，季孙行父秃，孙良夫跛，齐使跛者逆跛者，秃者逆秃者，眇者逆眇者”，则是烦句，应删去“跛者”以下句，以“各以其类逆”代之。对于省字，他要求做到“加以一字太详，减其一字太略，求诸折中，简要合理”[6](P170)。这是试图通过修辞技巧达到尚简目的。所谓“用晦”，是指叙事婉约，言已尽而意无穷，以别于繁词缛说，理尽于篇中。一是“省字约文，事溢于句外”。如《尚书》以“帝乃殂落，百姓如丧考妣”一句话，就写出了帝舜的盛德与民众对他的爱戴之情，其“文如阔略，而语实周瞻”。二是“言近而旨远，辞浅而义深，虽发语已殚，而含义未尽。使夫读者望表而知里，扪毛而辨骨，睹一事于句中，反三隅于字外”。这是对用晦的更高要求，主要通过“略小存大，举重明轻，一言而巨细咸该，片语而洪纤靡漏”这种“用晦之道”以达到这一目标。如《史记》记楚汉之争，云“汉兵败绩，睢水为之不流”。虽未细述汉兵之败，但“睢水为之不流”一言已将其溃逃败亡之惨状显露无遗。记翟公失势时，云“翟公之门，可张雀罗”，只言片语尽现世态炎凉、人情冷暖。凡此等等，皆辞浅而旨深、文约而义富，意在言外[6](P173－174)。可见，刘知幾主张“用晦”，意在使简洁的叙事具有深沉感、含蓄美，避免浅俗、鄙野。在他看来，史家行文若能尚简、用晦，则所撰之史则典雅而不华丽，质朴而不粗野，以简驭繁、含蓄隽永。“至若书功过，记善恶，文而不丽，质而非野，使人味其滋旨，怀其德音，三复忘疲，百遍无斁。”[6](P165) 刘知幾倡导“尚简”“用晦”，旨在使史家叙事具有简洁含蓄之美，即“其言简而要”。但历史叙事要达到理想的境界，还应在此基础上做到“其事详而博”。所以，在“尚简”“用晦”的同时，还须讲求书事之道。为此，刘知幾对史家在书事方面也提出了要求：第一，举宏纲存大体，不必丝毫必录、琐细无遗；第二，折中均平，繁简得当；第三，首尾完备，前后呼应，融贯圆通。所谓举宏纲存大体，是对史书叙事在内容方面的要求。在刘知幾看来，荀悦所说的著功勋、表贤能、彰法式、达道义、通古今等五志，加上叙沿革、明罪恶、旌怪异等三科，“则史氏所载，庶几无缺。求诸笔削，何莫由斯？”[6](P229)这里所说的五志、三科就是书事之宏纲、大体。凡与此有关的应予以记述，其余的则可略而不载。而折中均平则是就叙事之详略、取舍方面而言的。刘知幾指出：“夫记事之体，欲简而且详，疏而不漏。若烦则尽取，省则多捐，此乃忘折中之宜，失均平之理。”[6](P233)学者曾以文字的多寡论《左传》《史记》《汉书》之优劣。有感于此，他指出：“夫论史之烦省者，但当要其事有妄载，苦于榛芜，言有缺书，伤于简略，斯则可矣。必量世事之厚薄，限篇第以多少，理则不然。”[6](P265)可见，在刘知幾看来，判断史书繁简的标准是剪裁是否合理、记事是否完备，只要不妄载、不缺漏，就是繁简适宜。首尾完备是对叙事在完整性、系统性方面的要求。刘知幾指出：“书事之法，其理宜明。使读者求一家之兴废，则前后相会，讨一人之出入，则始末可寻。”[6](P408)因此，他提出史家记事“或先经张本，或后传终言，分布虽疏，错综逾密”，不能“隔卷异篇，遽相矛盾”“连行接句，顿成乖角”[6](P159)。 在刘知幾看来，史家在“尚简”“用晦”的基础上若能达到书事之道的要求，则其叙事“言虽简略，理皆要害，故能疏而不遗，俭而无阙”[6](P175)。而所撰之史必定“文约而事丰”，从而真实地将客观历史表述出来。当然，能否达到这一目标，后来的史家有不同的认识。顾炎武就不赞成“尚简”说，他提出“辞主乎达，不论其繁与简也”[7](P686)。但从知人论世的角度来看，刘知幾倡导尚简主要是针对那种严重影响了历史著作真实性的繁琐叙事风格，旨在纠弊纠偏。魏晋以来，受绮靡文风的影响，史家叙事也形成了堆砌辞藻的不良风气。“其为文也，大抵编字不只，捶句皆双，修短取均，奇偶相配。故应以一言蔽之者，辄足为二言；应以三旬成文者，必分为四句。弥漫重沓，不知所裁。”有感于此，刘知幾要求“尚简”“用晦”。在他看来，只有“骈枝尽去”“尘垢都捐”，史书叙事才能显示简洁含蓄之美，从而真实地反映出客观历史[6](P174)。尽管刘知幾对尚简的要求在某些地方近乎苛刻，但其总的说来还是主张繁简适中、烦省合理。 二、力戒妄饰与从实而书 刘知幾深知“言之无文，行之不远”，因此赞同史家讲求文辞修饰。如赞美《左传》之叙事“或腴辞润简牍，或美句入咏歌，跌宕而不群，纵横而自得”[6](P451)。但他认为若因此“私徇笔端，苟炫文彩，嘉辞美句，寄诸简册”，则是不知“史书之大体，载削之指归”[6](P81－82)。然而，自文史分途以来，史家撰述一味地模仿文士绮丽文风，对史文曲加粉饰，所撰之史难以传信示后。“溺于烦富，则有发言失中，加字不惬，遂令后之觉者，难以取信。”[6](P158－159)故而刘知幾要求史家撰述在尚简、用晦的同时，力戒妄饰。 魏晋以来，史家撰述深受绮靡文风的影响，刻意追求文雅，华而不实。“自梁室云季，雕虫道长。平头上尾，尤忌于时；对语俪辞，盛行于俗。始自江外，被于洛中。而史之载言，亦同于此。”在刘知幾看来，这种意在雕饰辞藻的叙事风格严重影响了历史记述的真实性。他指出：“假有辨如郦叟，吃若周昌，子羽修饰而言，仲由率尔而对，莫不拘以文禁，一概而书，必求实录，多见其妄矣。”[6](P512－513)崔鸿、魏收、牛弘等所撰之史，“妄益文彩，虚加风物，援引《诗》《书》，宪章《史》《汉》，遂使沮渠、乞伏儒雅比于元封，拓拔、宇文德音同于正始”。刘知幾斥之为“华而失实，过莫大焉”[6](P151)。令狐德棻《北周书》变俚语为雅言，刻意修饰，多为论者所称赞。“世之议者，咸以北朝众作，周史为工。”刘知幾却批评道：“夫以枉饰虚言，都捐事实，便号以良直，师其楷模，是则董狐、南史，举目可求，班固、华峤比肩皆是者矣。”[6](P152)他指出，《北周书》博采古文、以成今说，虽文皆雅正，而事悉虚无，历史真实性受到严重的损害。“其书文而不实，雅而无检，真迹甚寡，客气尤烦……遂使周氏一代之史，多非实录者焉。”[6](P500－501) 史家追逐浮华文风、妄加修饰还表现为书事多比拟古代，行文好模仿五经、三史。刘知幾指出：“史臣撰录，亦同彼文章，假托古词，翻易今语。润色之滥，萌于此矣。”对这种叙事倾向，他坚决反对，指出“持彼往事，用为今说，置于文章则可，施于简策则否矣”[6](P178)。牛弘撰《周史》，“记宇文之言，而动遵经典，多依《史》《汉》”。他用讽刺的口吻写道：“此何异庄子述鲋鱼之对而辩类苏、张，贾生叙鵩鸟之辞而文同屈、宋，施于寓言则可，求诸实录则否矣。”[6](P510)并指出如此记言难以为信史。如牛弘“《周史》述太祖论梁元帝曰：‘萧绎可谓天之所废，谁能兴之者乎？’又宇文测为汾州，或谮之，太祖怒曰：‘何为间我骨肉，生此贝锦？’此并《六经》之言也。又曰：‘荣权吉士也，寡人与之言无二。’此则《三国志》之辞也。”他质问道：“岂是宇文之语耶？”[6](《杂说下》原注，P510)刘知幾还批评崔鸿、李百药等为求古雅妄改前史之文，违背历史真实。他指出：“裴景仁《秦记》称符坚方食，抚盘而诟；王劭《齐志》述洛干感恩，脱帽而谢。及彦鸾撰以新史，重规删其旧录，乃易‘抚盘’以‘推案’，变‘脱帽’为‘免冠’。夫近世通无案食，胡俗不饰冠冕，直以事不类古，改从雅言。欲令学者何以考时俗之不同，察古今之有异？”[6](P179)刘知幾并不反对师范前人，但他要求效法先哲应貌异心同，即从精神实质上予以模拟，以提高史文的表现力，而不是貌同心异，在形式上亦步亦趋。在他看来，“假托古词，翻易今语”，则今语与古词貌同而心异，这是无识的表现。“世之述者，锐志于奇，喜编次古文，撰叙今事，而巍然自谓五经再生，三史重出，多见其无识者矣。”[6](P221) 从撰写信史角度出发，刘知幾要求史家叙事在言语记述方面应从实而书，做到言必近真，因俗随时。所谓言必近真，一是对方言世语不可妄加文饰或遗弃；二是记人之言，应若出其口。王劭《齐志》多记方言、世语，当时学者指责其鄙陋无文，刘知幾则大加赞赏。他表彰王劭黜饰崇真、志存实录，“足以知甿俗之有殊，验士风之不类”，反映了历史真实[6](P495)。北朝史家将少数民族质朴无文的语言，不是改为华语，就是遗弃。如崔鸿《十六国春秋》、魏收《魏书》、牛弘《周史》等“必讳彼夷音，变成华语”，而令狐德棻《北周书》则“缺而不载”。对此，刘知幾提出尖锐的批评。他指出：“自二京失守，四夷称制，夷夏相杂，音句尤媸。而彦鸾、伯起，务存隐讳；重规、德棻，志在文饰。遂使中国数百年内，其俗无得而言。”[6](P495－496)这是指责崔鸿、魏收、李百药、令狐德棻等对少数民族语言不能从实而书，以致人们难以真切地了解中原地区数百年的历史特点和社会变化。他还指出：“自杂种称制，充牣神州，事异诸华，言多丑俗。至如翼犍，道武原讳，黑獭，周文本名。而伯起革以他语，德棻缺而不载。”“此而不书，何以示后？”[6](P179－180)在这里，他批评魏收、令狐德棻等不以质朴的少数民族语言入史，难以取信后世。刘知幾要求记人之言如出其口，也是为了避免因妄加文饰而使记载失真。如“裴政《梁太清实录》称元帝使王琛聘魏，长孙俭谓宇文曰：‘王琛眼睛全不转。’公曰：‘瞎奴使痴人来，岂得怨我？’”他称赞道：“可谓真宇文之言，无愧于实录矣。”[6](《杂说下》原注，P510－511)而“《宋书》称武帝入关，以镇恶不伐，远方冯异；于渭滨游览，追思太公”。他则予以尖锐的批评：“夫以宋祖无学，愚智所委，安能援引古事，以酬答群臣者乎？斯不然矣。”[6](P510)他肯定《梁太清实录》而斥责《宋书》，是因为前者所记之言符合宇文氏文明未化之实际，若出其口，而后者将粗鄙无文的宋武帝酬答群臣之言虚加粉饰，失其真实。很明显，刘知幾提出记人之言若出其口，是要求史家撰述从言语方面反映历史真实。 所谓因俗随时，则是要求史家以反映时代特色的语言叙事，切忌盲目崇古。刘知幾指出：“三王各异礼，五帝不同乐，故《传》称因俗，《易》贵随时。况史书者，记事之言耳。夫事有贸迁，而言无变革，此所谓膠柱而调瑟，刻船以求剑也。”[6](P136)故而书事记言应因俗随时，否则必定会出现“周、秦言辞见于魏、晋之代，楚、汉应对行乎宋、齐之日”的现象，以致“伪修混沌，失彼天然，今古以之不纯，真伪由其相乱”[6](P150－151)。这是说，历史是不断变化的，记述历史之文也应随之变化，若机械地模拟古代，必定造成记载失真。此外刘知幾还认为，语言的变化反映着时代的变迁、社会风俗的变革。“夫三传之说，既不习于《尚书》；两汉之词，又多违于《战策》，足以验氓俗之递改，知岁时之不同。”[6](P150)史家若一味地追效昔人、示其稽古，则不仅有碍于真实地反映历史，而且将使后世之人无从了解社会历史的变化发展。“苟记言则约附五经，载语则依凭三史，是春秋之俗、战国之风，亘两仪而并存，经千载其如一，奚以今来古往，质文之屡变者哉？”[6](P153)因此，他坚决反对“怯书今语，勇效昔言”，刻意模拟五经、三史的叙事方法。 论及《史通》之撰述宗旨时，刘知幾指出：“若《史通》之为书也，盖伤当时载笔之士，其义不纯。思欲辨其指归，殚其体统。”[6](P291)从叙事方面来看，所谓“辨其指归，殚其体统”主要是慎辨文士之文与史家之文之别，倡导“其言简而要，其事详而博”这种文质相称的叙事风格，摒弃妄加文饰的浮华文风，从而使史家叙事做到如实传真。刘知幾对史家之文的强调，也彰显了文史分途之后史家自觉的史学意识。 三、余论 刘知幾要求慎辨文人之文与史家之文，其实质是如何处理历史著作的文学性问题。而这一问题在当代西方的后现代主义史学中，则被作为历史哲学问题来讨论。海登·怀特指出：“只要史学家继续使用基于日常经验的言说和写作，他们对于过去现象的表现以及对这些现象所作的思考仍然会是‘文学性的’，即‘诗性’和‘修辞性的’，其方式完全不同于任何公认的明显是‘科学的’话语。”[8](P1)于是，历史叙述的“诗性”即历史著作的撰述风格和语言模式成为其史学理论研究的核心。这种讨论历史写作的理论被称为叙事主义历史哲学。后现代主义史家认为，史家在撰写历史著作时，与文学创作一样使用日常语言，而这种语言不是透明的中介。为使陌生的变为熟悉的、深奥的变成易懂的，史家必定要采用隐喻、转喻、提喻、反讽等修辞技巧，这也是史家叙事所使用的唯一手段。而为了使叙述的故事具有完整性，史家还需要进行情节设置，即根据自己的性格偏好将历史事实按照浪漫剧、喜剧、悲剧、讽刺剧等不同模式编织出不同类型的故事。因此，历史叙事的特征是一种以叙事性散文为形式的言辞结构，与文学创作无别，历史著作则是一种文学制品。海登·怀特《元史学》就是以汇通史学与文学为目标。基于对历史撰述“诗性”的这种认识，后现代主义史家认为，历史实在本是混沌一片，是历史学家将叙事的结构、故事、意义施加于过去之上，因而历史叙事是虚构，不可能有如实直书，历史著作只能像文学作品一样隐喻地反映过去②。 在后现代史家看来，诗性比喻是历史叙事的深层结构，无此，历史撰述无法进行或达到目的。因此，历史学家只能书写文学文本，难以再现历史真实。从史学即文学这一观念出发，他们否定历史知识具有客观性，从而动摇了历史学存在的基础。若将刘知幾与后现代主义在历史叙事的文学性这个问题上的有关认识作一比较，可以发现他们的认识虽有相似之处，但更多的是差异。二者都注意到了历史叙事行文风格不仅仅是历史著作的表现形式，还影响到其内容。但刘知幾并没有像后现代主义史家那样将历史著作视为文学作品，从而否认历史知识的客观性，而是认为只要对历史叙事的文学性加以适当的约束，力戒妄加修饰，历史著作就能如实传真。他坚决反对文人修史，就是因为文人过分追求历史叙事的文学性，损害了历史著作的真实性。从刘知幾的有关认识来看，后现代主义史家因历史叙事的文学性而将历史撰述等同于文学创作，从而解构了历史知识的客观性，是极为偏颇的。同时，刘知幾的有关认识，为史家在后现代主义历史叙事学笼罩之下深入理解与研究历史叙事提供了思想资源。 收稿日期：2014－02－01 注释： ①刘知幾的文史观、文辞观或叙事理论，不少学者进行过讨论。但对于其有关叙事与信史关系的认识，则只有许冠三《刘知幾的实录史学》一书略有涉及，本文拟在其基础上对这一问题做进一步探讨。 ②参考彭刚《叙事的转向——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的考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