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文学“慷慨”内涵探因及其审美特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建安论文,慷慨论文,内涵论文,特色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篇中论述建安文学时指出：“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慨而多气也。”“慷慨”成了建安文学的重要和主要特征。如何理解建安文学的“慷慨”，建安文学“慷慨”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如何看待其审美价值，本文试就诸方面作一探讨，以求教方家。
一、建安文学“慷慨”内涵产生的复杂原因
慷慨者，意气激昂、性格豪爽、无所吝惜、悲叹失意、竭诚大方……这些均有解释，但“慷慨”的根本内涵是什么？还是许慎在《说文解字》里解释得确切：“壮士不得志于心也。”这里有两个重要条件，一是壮士，二是不得志，这两者的碰撞，于是产生了情，产生了气，抑郁不平，仰天长啸，如鲠在喉，不吐不快，于是“慷慨”就产生了。可见“慷慨”是现实社会的折射，是情感的宣泄。从发音的角度看，“慷慨”是双声联绵词，发音短促，易于抒发抑郁不平之气，这些大概就是建安文人“雅好慷慨”的原因。
建安文人，大都有对远大理想的不懈追求，有立身处世、报国建功的雄心壮志，他们写诗作文，抒发了这种实现人生价值的政治热情。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不戚年往，忧世不治”，以天下为己任。曹丕是“唯立德扬名，可以不朽”。曹植是“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陈琳是“建功不及时，钟鼎何所铭”，“庶几及君在，立德垂功名”。王粲是“虽无铅刀用，庶几奋薄身”，“被羽在先登，甘心除国疾”。刘桢是“何时当来仪，将须圣明君”。政治热情的普遍高扬，形成了势不可挡的潮流，洋溢着奋发向上的激情。这是壮志们共有的心理特征和理想追求，但是，都“不得志于心也”。曹操到去世也没有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慷当以慨，忧思难忘”，“我愿何时随，此叹亦难处”；曹丕虽然登上了皇帝的宝座，但也无大的建树；曹植在豆萁相煎中郁郁而死；建安七子有的死于非命，有的死于瘟疫，从天而终的微乎其微。动荡变乱残酷黑暗的现实让人朝不保夕，名教崩毁伦理失序的社会令人迷茫绝望。追求的执著与行动的束缚构成了尖锐矛盾，美好的希望与现实的处境形成了巨大反差，外在信念与人生目标的失落感、生存境遇的忧患和生命意义的怅惘，使抑郁不平之气充满了内心，“壮士不得志于心也”，“慷慨”涌上了心头。这就是建安文学“慷慨”产生的真正原因之一。
宗白华先生在《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一文中写道：“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于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六朝是一个崇尚个性风采的年代，壮士们突破了传统礼教对个性的束缚，冲破了“发乎情，止乎礼义”的桎梏，摆脱了“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传统影响，在社会活动和文化生活中，纵任个性，鄙弃名教，可以把自己的感情自由自在地、毫无阻挡地直接宣泄出来。明朝的李贽在《杂说》中说得好：“且夫世之真能文者，比其初皆非有意于为文也。其胸中有如许无状可怪之事，其喉间又时时有如许欲吐而不敢吐之物，其口头又时时有许多欲语而莫可以告语之处，蓄极积久，势不能遏。一旦见景生情，触目兴叹，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垒快，诉心中之不平，感数奇于千载。既已喷玉唾珠，昭回云汉，为章于天矣，遂亦自负，发狂大叫，流涕恸哭，不能自止。”这段话阐述了文章是情感的结晶，实际上，我们也可借这段话说明建安文学的“慷慨”亦是情感的产物，是人的思想感情的一种体现，尤其是在冲破了礼教束缚的前提下，“慷慨”这种情感之流便不可遏制。如三曹之中的曹植，运用“慷慨”一词达9次之多，“怀此王佐才，慷慨独不群”（《薤露行》），写胸怀经世治国大才，却无人赏识的悲壮激愤之情；“慷慨对嘉宾，凄怆内伤悲”（《情诗》），写饯行时的悲愤激动之意；“秦筝何慷慨，齐瑟和且柔”（《箜篌引》），写筝声的慷慨激越；“弦急悲声发，聆我慷慨言”（《杂诗其六》），写歌声的激昂……“慷慨”用得如此挥洒自如，无遮无拦，情感抒发得如此淋漓尽致，自由自在，在此之前，很少有人达到这样的极致，这是内心情感的真实流露，唯有此，才能“慷慨”起来。
建安文学的“慷慨”，与我们民族传统的思维模式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整体思维是我们民族传统的思维模式，是一种重整体、重体悟，以经验为基础的直观思维。对事物进行整体的观照，从整体上认识事物，分析现象，凭直观感觉方法思考问题，因而表现出模糊性和非逻辑性的特点。《易·系辞上传》说：“《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它又说：“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对照这两段话，可知“天地之道”就是“幽明之故”，就是“天下之赜”，这些“道”“故”“赜”都是指天地万物与人整体贯通的原理与规律。这是通过直观、领悟而得出的结论。儒家、道家都主张以直观、经验为基础去领悟宇宙之系统、把握人生之整体。儒家孔子的“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矣”（《论语·述而》）；孟子的“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矣。此天之所与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孟子·告子章句上》）。道家老子的“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老子》）。上述整体思维模式，重体悟，重直观，建安文人深受其影响。“观其时文，雅好慷慨”，“慷慨”到底指什么？为什么雅好“慷慨”，刘勰没有给出具体的答案，这恐怕是其依靠直观、体验、领悟而总结出的一种文学现象。建安文人多习用“慷慨”一词，也主要通过对思维对象的直观认识，以非逻辑、非理性的形式，来阐述自己的感受与认识。曹操的“慨当以慷，忧思难忘”“慷慨守志，已徼其主”，曹植的“慷慨有余音，要妙悲且清”，陈琳的“收念还寝房，慷慨咏坟经”等等，这些诗文中的“慷慨”，是直观与体悟的统一，其中的意蕴，只能靠后人根据我们民族传统的思维模式，去细细体会，才能知道其中的三昧。
二、建安文学“慷慨”内涵的美学特色
作为建安文学中的“慷慨”，可以从各个方面研究其丰富的美学内涵，既有大江东去的激昂，又有晓风残月的阴柔，可谓是味之无极。
慷慨与豪放。将慷慨与豪放联系在一起，一般人都会有这种想象。有阳刚之气，有劲健之美，如骁将猛士跃马驰骋沙场。建安文学中的“慷慨”，确有这种特点。曹操跃马中原，力挽狂澜，气雄力坚，激昂雄浑。“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吞吐宇宙之象令人震撼；“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似金鼓镗鎝，令人精神振爽，“明明如月，何时可辍”，可上九天揽月的气势，给人以极大的鼓舞。曹丕博通经史，又善骑射，大有“救民涂炭”之志。曹植怀抱“戮力上国，流惠下民”的豪情，“捐驱赴国难，视死忽如归”，骨气奇高，气势恢宏。建安七子中也不乏充满踔厉风发的豪情壮志。政治理想的高扬，将慷慨与豪放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
慷慨与悲凉。慷慨与悲凉看起来很矛盾，但在建安文学中却是有机统一的。前人用慷慨悲凉来概括建安文学，确为中的之论。建安文学“慷慨”中的悲凉来源于建安特定的社会状况、生命意识的觉醒、豆萁相煎的残酷和人们的审悲快感。建安时期，正是社会大动荡、大分裂、大改组的年代，战争连年不断，百姓生灵涂炭。“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曹操《短歌行》），“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王粲《七哀诗》），“旧土人民死丧略尽，国中终日行，不见所识，使吾凄怆伤怀”（曹操《军谯令》），甚至“垣墙皆顿擗，荆棘上参天”（曹植《送应氏》）……这种黑暗痛苦的社会现实，使人充满了悲凉之感。人生的短暂，也是慷慨中产生悲凉的又一因素。当时疾疫流行，互相残杀，人多短寿。如曹丕享年40岁，曹植享年41岁，王粲、徐干、应玚、刘桢、陈琳皆死于建安二十一、二年的疾疫，孔融、杨修、丁仪先后被曹操、曹丕所杀，面对短促而又多艰的人生，建安壮士既有生命的觉醒，又有无可奈何的哀叹。“天地无终极，人生若朝露”（曹植《送应氏》），“人活一世间，忽若风吹尘”（曹植《薤露行》），“人生一世间，忽若暮春草”（徐干《室思》）。生命的短促，人生的无常，与生命意识的觉醒产生了强烈的碰撞，慷慨中充满了悲凉之感。建安时期的萁豆相煎、兄弟残杀，也是令人发指的。曹植尽管有“七步八斗”之才，但在权力之争中，即使是一母同胞，也毫无骨肉之情。曹丕令其三次变更爵位，六次迁徙，生离之悲、忧生之悲、死别之悲，时时萦绕在诗人心头，充满了悲凄之感。上述种种现象，使建安文人的笔下不免不厌其烦地用上了“悲”字，曹操《苦塞行》：“树木何萧瑟，北风声正悲”；阮瑀《诗》：“临川多悲风”；曹植《杂诗》：“高台多悲风”“江介多悲风”“弦急悲风发”；曹植《赠徐干诗》：“慷慨有悲心，兴文自成篇”，《情诗》：“慷慨对嘉宾，凄怆内伤悲”；《弃妇诗》：“慷慨有余音，要妙悲且清”。建康文人还常常写一些引起时光流逝、人生短促的萧索之感的意象，如秋风、飞蓬、鸣蝉、飞鸟、白露等。正如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所谈到：“‘慷慨’就因当天下大乱之际，亲戚朋友死于乱者特多，于是为文就不免带着悲凉，激昂和‘慷慨’了。”这些“悲”字，并非仅言悲哀，而是泛指强烈的情感。但建安文学中的悲凉，不是一种绝望，从审美心理学的角度看，而是一种审悲快感的体现。朱光潜先生在《悲剧心理学》一书中指出：“悲剧快感主要是一种审美快感，或者说是对痛苦现实的美丽外形所感到的日神精神的欢乐。”“一切活动都可以看作生命力的表现，这种表现的成功或失败就决定伴随着这些活动产生的情调的性质。当生命力成功地找到正当发泄的途径时，便产生快感。所以，任何一种情绪，甚至痛苦的情绪，只要能得到自由的表现，就都能够最终成为快乐。”“悲剧快感是怜悯和恐惧中积极的快感加上形式美的快感，再加上由于情绪的缓和或表现将痛苦变为怜悯和恐惧而得到的快感，最后得出的总和。”建安文学的悲凉，是惧生命易尽，忽功业未成，求不朽之名而产生的，这是一种心灵的慰藉、精神的解脱、情感的满足和快乐。尽管这是暂时的，但毕竟是在悲凉中带有慷慨，表现了新的审美心理意识。人们尽情宣泄心中的悲愤，抒发真挚的感情，从内心得到快感，也令读者受到感染。
慷慨与含蓄。慷慨与含蓄，似乎是风马牛不相及，但在建安文学中也是有机地统一起来。人们最初使用“慷慨”，只是作为一个词语，从常理来讲，词语与体验之间存在着鸿沟，语言是一般性的，概括性的，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说：“语言实质上只表达普遍的东西，但人们所想的却是特殊的、个别的东西，因此，不能用语言来表达人们所想的东西。”审美体验的丰富性、无限性，是普通语言无论如何也无法穷尽的。《周易·系辞上传》云：“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当时人们就感到语言难以穷尽其意。刘勰在《隐秀》篇中指出：“隐也者，文外之重旨也；秀也者，篇中之独拔者也。”所谓“隐”，也就是文章言辞之外包孕着的隐秘意蕴，它非语言所能穷尽。钟嵘在《诗品》中，也提倡使诗歌“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这些都体现了中国古代美学重视委婉曲折、含蕴内向的特点。建安文学中的“慷慨”，可以说也具备了这种韵外之致，“近而不浮，远而不尽。”古人评价曹操：“魏武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曹丕是“有文士气，一变乃父悲壮之习矣。要其便娟婉约，能移人情。”钟嵘在《诗品》里评价曹植，“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这些评价都带有含蓄之意。即使是刘勰讲的“观其时文，雅好慷慨”，仅“雅好慷慨”，就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探讨余地。就建安诗文而言，总体的“慷慨”之中，不乏含蓄之意。曹操慨叹人才难得，用恋爱之辞表达对贤士思渴之情，“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唯君故，沉吟至今”，极显委婉含蓄。曹丕写思妇怀夫之情，是“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辜限河梁？”情思委曲，深婉感人。曹植写环境严酷，是“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工于其调，令人深思。刘桢在《赠从弟》诗中写道：“岂不罹凝寒，松柏有本性”，壮气与婉情同在，慷慨与含蓄并举，王粲在《七哀诗》的结尾用“南登灞陵岸，回首望长安”，婉转地表达了思念贤君明主、渴望建功立业之情。这些词语形成了一定的特色，令人回味、深思。
从中国文学发展的轨迹看，“慷慨”是建安文学的个性，含蓄是中国诗歌的共性，共性存在于个性之中，个性之中包含了共性，个性与共性的统一，慷慨与含蓄的结合，铸成了建安文学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