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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鲁迅研究的学术刊物来讨论“新儒学”的问题，也许是最合适不过的事情。自1995年第五期以来，《鲁迅研究月刊》开辟了“五四精神与中国文化”的专栏，研究儒学的历史作用、“新儒学”的兴起及其评价等问题，发表了不少很有见地的论文，其中既有像《给“儒学热”降点温》（陈漱渝）、《闲话孔夫子效益》（邵燕祥）那样尖锐泼辣、一针见血的激扬文字，也有像《“五四”·现代化·东方文明》（林非）那样冷静分析儒家学说对中国历史的正面、负面影响的理论文章，读了都能给人以启迪和深思。当然，作为受鲁迅思想熏陶的学者的文章，绝不会去盲目追随所谓的“儒家热”，对儒家学说对中国当代社会究竟能起什么作用的问题，基本上持否定态度，我认为这符合鲁迅本意，也是发扬光大鲁迅精神所必需的。
但是，鲁迅研究工作也许会同鲁迅一样，会感到一种“一箭入大海”的悲哀。尽管在这里声嘶力竭的喊“给‘儒学热’降点温”，可是“儒学热”并不会因为你发表了几篇文章、搞一次讨论就会降下温来，而是抱毫不理会的态度。1995年11月21日，上海以青年读者为主要对象、颇有影响的《青年报》，在头版头条发了一篇能叫“儒学热”大大升温的文章，消息以“国外学者研修儒家思想蔚然成风”为引题，说“1988年全世界几百名诺贝尔奖获得者一致签名通过学习儒家思想的倡议书。他们认为，现代科学发展是加快了，可科学家的道德素质、人文精神在滑波，如出国留学不归国，就是一例。所以他们认为21世纪人们要和谐相处，就不能不学2500年前的孔子儒家思想。”读了这段话和消息全文，我实在有很多疑惑，觉得有必要提出一些问题讨论。
“几百名”诺贝尔奖金得主，分散在世界各地，竟“一致签名通过”学习儒家思想的倡议书，这是一个何等的伟大的壮举，一定已在全世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可是笔者实在孤陋寡闻，竟在七年后才在《青年报》上得知这一重大新闻。我急切希望知道此事的背景材料，了解这次签名活动的全过程，并以一读《倡议书》全文为快，于是就向《青年报》总编辑写了信，盼能证实这条消息的真实性，我相信对于这样一件在中国儒学史、文化史以至世界思想史上都有重大意义的事，绝不会让它随便淹没的。可是时隔三月，未见该报的回复，我至今无法确认这条消息的真实性。
但是，如果真的有那么一份倡议书，那么我却不揣冒昧，不得不在此指出这几百位尊敬的诺贝尔奖金得主在这里犯了常识性错误，对中国的历史竟一无所知。因为中国历来是以儒家学说为指导思想的国家，从汉代开始，直至“五四”提出“打倒孔家店”口号，孔孟之道历来是中国统治者的法宝，谁敢冒犯了孔孟学说，便是大逆不道。 可是中国2500年以来从来没有“和谐相处”过，从孔子学说提出起，两千余年来，中国历史上充满了分裂、战争、残杀、欺诈、争权夺利、尔虞我诈，打开一部中国历史，其中的血腥味和伪善气至今还能觉到，绝少有“和谐相处”、其乐融融的年代。中国封建统治者的残酷性和虚伪性也是创下了世界纪录的，这在鲁迅、瞿秋白，甚至周作人的文章中多次论述过，为略有文化知识的人所熟知。用这样一个在中国也起不了“和谐相处”作用的儒家思想去指导21世纪的环球世界，岂非滑天下之大稽？
消息中说，美国哈佛大学开设孔子思想课，占8个学分， 这倒是可以相信的；儒家作为一门学问，可以在全世界作为大学的必修课或选修课，就像我们中国大学生也要学柏拉图、亚历士多德、康德的哲学一样。但要将儒学作为21世纪指导世界的“明灯”，那实在是叫人百思而不得其解了。儒家学说的片言只语自然不乏精辟之处，打开《论语》头三句话“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你能说是错的吗？当然不错。在《论语》中，这种充满智慧、精辟隽永的语言可谓比比皆是。但是，我们判断一个思想，一个学说，并不是看它的片言只语，而是看它的整个理论体系；并不是看它的外壳，而是看它的实质。如一些论家所指出的那样，儒家学说对中华民族的发展有过正面的影响，但应该指出：孔孟之道，特别是经过董仲舒、程颢、程颐、朱熹等人改造过的“理学”，其实质可用八个字概括，那就是“等级观念”、“中庸之道”，它是以承认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为前提，承认“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为特征的；在这种伦理道德观念的支配下，社会以“上尊下卑、长尊幼卑”、“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之类的教条来维持封建的正常秩序。在日常处事和待人接物的方式上，儒家主张中庸和平，反对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且不说这种主张的虚伪性，果真如此实施，也是对中华民族首创精神的严重扼杀。在中国封建社会中，以等级观念、中庸之道为核心的伦理道德具有决定性意义，封建王朝的更迭不断，但封建伦理道德体系却能完整地保留下来，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历史，就是靠孔孟之道、程朱理学维系下来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五四”运动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鲁迅则在《狂人日记》中指出中国四千年的历史是“吃人”的历史。所以，要靠儒家学说来指导全世界的人在21世纪和谐相处，那就只能让全世界倒退到封建社会去，而绝不可能指导现代社会的。
为了尽快地同世界接轨，加速现代化的实现，党的“十四大”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伟蓝图。而市场经济的实质是什么呢？据我的理解，市场经济即竞争经济，一切都在公平竞争的基础上发展。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人与人之间都是平等的，哪一天真正实现了公开、公平的市场竞争，那就是建成了市场经济体系，一部分人在竞争中获胜，脱颖而出，即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带动大家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既然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是公平、竞争，那么它恰恰是同孔孟之道的等级观念、中庸之道对立的，怎么可能指望儒家思想指导中华民族的现代化呢？更不可能指望儒家思想指导全世界人民“和谐相处”了。当前社会上出现的特权观念、以权谋私、营私舞弊等为老百姓深恶痛绝的腐败现象，并不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而恰恰是封建等级观念遗留下来的祸害；倘若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真正建成，那么这种腐败现象就会得到有效的监督和控制，不至于泛滥成灾。所以，只有割断了同封建伦理道德的脐带关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能真正建成，中华民族才能真正实现民族腾飞，而靠所谓的“新儒家”理论或是“儒家热”，是万万不行的。
《青年报》载文还说：“当别人（指外国人）把你的国粹（指儒学）当作法宝，当作教科书来学习时，你却渐渐让它失传、迷失了。”文章作者对此十分感叹。我觉得这里有三个问题需要辨正。第一，外国人是不是真的将儒学当作法宝？诺贝尔奖得主签名提倡儒学是不是确有其事？其它一些所谓外国的儒学热的报道会不会是我们一些善良的中国人一厢情愿，或自作多情式的臆想？这里我想提一件现在想来会叫人哑然失笑的事：“文革”初期，报纸上充满了世界人民热爱毛泽东思想、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报道，诸如苏联老布尔什维克偷偷学毛主席著作，意大利海员佩戴毛主席像章、非洲丛林里的战士学习毛主席的战略战术，全世界人民衷心欢呼“毛主席万岁”等等。当时我是个20出头的青年，读了这些报道都坚信不疑，甚至还感到非常激动；现在历史已前进了三十年，当报刊上将“毛泽东思想”换成了“儒家思想”，说外国人学习儒学“蔚然成风”，年长了30岁的我就不会贸然相信，而非得怀疑一番不可。第二，即使外国人真的说过儒学是“法宝”，是“教科书”，是不是就一定是好事情？对鲁迅略有研究的人都知道，鲁迅对外国人赞扬中国的旧文化极为反感，他以激愤的语言说：有些外国人“以中国人为劣种，只配悉照原来模样，因而故意称赞中国的旧物”（《坟·灯下漫笔》）；“现在听说又很有别国人在尊重中国的旧文化了，那里是真在尊重呢，不过是利用！”“以前，外国人所作的书籍，多是嘲骂中国的腐败；到了现在，不大嘲骂了，或者反而称赞中国的文化了。常听到他们说：‘我在中国住得很舒服呵！’这就是中国人已16经渐渐把自己的幸福送给外国人享受的证据。所以他们越赞美，我们中国将来的苦痛要愈深的！”（《集外集拾遗·老调子已经唱完》）鲁迅的话是多么触目惊心，多么需要让当代中国人深思啊！
第三，也是更重要一点，儒家文化究竟是不是中国的“国粹”？是不是中国古代文化中最优秀的精华？总有那么一些在担心，从总体上否定儒家思想，会导致民族虚无主义，会否定中华民族的全部历史和全部文化。其实这种担忧是不必要的。中华民族确实曾创造过辉煌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每一个炎黄子孙都为此而感到自豪。但正如前所述的那样，否定儒家学说的理论体系，并不是否定孔孟讲的每一句话，后人均可继承发扬；另一方面，还应该看到，中国古代文化中真正精华的部分，恰恰是超越的儒家学说，同封建伦理道德对立的。以性道德为例，孔孟之道主张男尊女卑、夫为妻纲，“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程朱理学则要求“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也就是说，青年男女要抑止自己追求美好爱情的愿望，要根据“天理”的要求，通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形式决定自己的婚姻选择，若在这个问题上“失节”，那么就是一辈子不可饶恕的罪名。请看，儒家学说的性道德，有哪一点是可取的呢？而中国古代文化中歌颂青年男女自由爱情的优秀篇章，都是同儒家教条中的性道德格格不入的。《西厢记》中崔莺莺和张生，互相愉悦的是彼此的容貌和才华，完全是一种出自内心的异性之间的自然吸引，没有考虑门第和财产，这是由当事人自由选择的爱情，而不是家长专横强制的结合，这种爱情显然是与封建礼教相违背的。《红楼梦》中的宝黛爱情，跳出了金榜题名才子和倾国倾城佳人的窠臼，追求建立在一定思想基础上的爱情，这更为儒家学说的性道德所不容，因而备遭摧残而成为爱情悲剧的千古绝唱。《西厢记》、《红楼梦》之所以成为中国古代文化中最令人骄傲的作品，其原因不正是因为它们所表达的主题恰恰同儒家伦理道德根本对立的吗？所以，我认为，从总体上否定儒家的理论体系，同肯定孔孟学说中的某些合理部分，肯定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是不矛盾的，对此不必杞人忧天。
《青年报》1995年11月21日一文虽然仅600余字， 可讨论的问题实在很多。如文中以“出国留学后不归国”作为道德素质，人文精神滑坡的根据，也似嫌根据不足。诺贝尔奖金得主中就有不少是留学后不归国的，中国血统的几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均是如此，这为大家所熟知。他们会以“留学后不归国”来证明学习儒家思想的必要性，实在令人怀疑。而且这一段话还违背了我国的留学生政策。我国政府曾明确宣布过：欢迎留学生学成后归国报效祖国，但如因种种原因不能回来的，也予以理解，并随时欢迎他们归国。如果将没有回国的留学生斥之为“道德素质、人文精神在滑坡”，这难道是那些留在国外的海外学子所能接受的吗？
对于儒家思想的评价，这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不是我这篇短文所能胜任的，我只能在此亮一亮自己的观点。我对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抱着极大的敬意，我是不相信这些人类的精华会犯这样的常识性错误的，所以对几百名科学家一致签名提倡学习儒学一事的真实性抱怀疑态度（不排斥个别诺贝尔奖得主提倡儒学）。如果真有那么一回事，那么我可以套用一句话：我爱科学家，但我更爱科学。敬请诸位大师原谅我的不敬，相信科学精神至上的诺贝尔奖金得主是能谅解我的“有话直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