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视野下的市民文化空间透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透视论文,视野论文,市民论文,天地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608（2006）04 —0155—06
《天地》是上海在沦陷期间发行的一种具有文学色彩的文艺月刊，16开本，每期30余页。创刊于1943年10月，主编冯和仪（苏青）。苏青亲任编辑，并自办天地出版社办理出版发行。该杂志一创办，就取得不俗成绩。创刊号出版于10月10日，出版后马上就需要增添印数（首印3000册，又增印2000册），“至15日始有再版本应市，但不到两天，却又一扫而空，外埠书店闻风来购，经售处无以应命者仍比比皆是。”而读者反应方面，“在出版后短短的二十余天里，编者共计收到信247封，稿123件，皆为陌生读者诸君所投寄，特约稿件及友朋通讯概不计算在内。”[1] 《天地》是沦陷时期上海具有代表性的散文专刊之一，当年漫画家文亭为上海女作家画像，张爱玲的形象为“奇装炫人”，而苏青则是“辑务繁忙”，可谓风华一时。1945年抗战胜利，该刊于本年6月出版第21期后停刊。
在上海沦陷区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大批新文学作家纷纷西进或南下，市民“浮出”水面，成为文学的主要读者群。本文将《天地》置于1940年代市民文化背景上，重点考察《天地》中体现了怎样的市民文化空间，这种市民文化又具有怎样的特征。
一、《天地》的市民文化空间
1941年12月9日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侵沪日军占领先前由英、法、美等国控制的苏州河以南的上海租界区。从这时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的3年9个月，是上海的沦陷时期。这一时期，上海先后出版的文学期刊有40余种，其中在1942、1943年还一度呈现繁荣局面。这些刊物的主编柳雨生、吴易生、朱朴等人，都是有资深编辑经验之人。但是在《天地》杂志的广告上我们可以发现，当时吴易生主编的第一流散文月刊《人间》，每册也只不过8元，《天地》的定价则为25元。苏青作为初出文坛的女子，并且是初次担纲编辑刊物，就能取得如此骄人的成绩，应该是非常不简单的。《天地》第6期中，梁文若把《天地》与《古今》并举，认为是上海最好的两刊物之一，并称《古今》代表了时间，《天地》代表了空间。虽然可能有言过其实之嫌，但《天地》大受欢迎的状况可见一斑。苏青作为一个新锐女作家，在当时文学地位并非最高；她主编杂志，经验也并不比那些老一辈报人丰富，何以在当时能够如此受欢迎？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天地》市民文化的立场正契合了当时的政治环境与市民心理。
《天地》中体现的是1940年代上海沦陷区的市民文化，这个概念中的时间与空间都是对市民文化造成制约的因素。市民的生活场所是城市，城市是市民文化重要的生态环境。斯宾格勒说：“一种文化的每个青春期事实上就是一种新的城市类型和市民精神的青春时期”，“一切伟大的文化都是市镇文化”[2]。城市在市民文化的形成过程中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上海作为一个缺少历史的移民城市，在近代社会又得以充分发展，城市市民文化色彩相对突出。自1920年代中期后，上海完成了从单纯的商贸城市到工商并举的现代化都市的过渡。“大规模的工业生产和频繁的商贸交易促使大都会的成型和人口爆炸，造成城市的超常扩展和经济生活的千姿百态”[3]。作为一个繁华的国际性都市，随着本土商品经济的发展与西洋文化的大举入侵，上海市民社会得以充分发展。作为社会基层并推动上海社会向前发展的市民阶层。他们在历史发展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特征。上海在整个“乡土中国”的背景下，提前实现着现代化的转型，并在城市内形成一个稳固的很难受国家制约与时政干扰的市民文化结构。相对于发展缓慢的整个中国来讲，这种社会心理结构是一种异质，这种稳定的社会心理结构也很难被外来入侵所打断。所以当1940年代爆发太平洋战争，整个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时候，上海市民社会依然在惯性与历史的基础上向前发展。当时上海由于它的特殊地位成为“孤岛”，又一度沦陷。沦陷期间，日伪对文化传播进行了严密的控制，形成了低气压的战争空气。面对生存的巨大威胁，市民却具有巨大的生命力，他们的日常生活没有因为政局的混乱而中断，反而还能在朝不保夕的生活中寻求到柴米油盐的乐趣，从而形成了以日常生活为主题的，具有鲜明的消费性、世俗性与功利性的市民文化。重视物质，执着现在，以经济利益为出发点，一切以生存为第一要义。《天地》的创办给上海的市民阶层提供了一个文化空间，同时保存了当时这一原生态的市民文化现象。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当时的杂志多达几十种，但是具有鲜明的市民文化立场的只有《天地》一家。《天地》何以能够把握这一社会需要的契机，我认为与主编苏青的市民文化立场有很大关系。苏青本身就是一个具有市民生存观的作家，以市民身份为荣，不同于一直坚守文化立场的朱朴、柳雨生等编辑。对于当时的期刊杂志来讲，编辑的主导力量非常大。比如《良友》、《西风》等杂志，中途换过编辑，不同编辑原则导向下的杂志风格差异就很大。《天地》是苏青一手建立起来的，组稿、编发都是她亲力亲为，所以有鲜明的个人特色。在《发刊词》中苏青写到：“《天地》的作者处不限于文人，而所登文章也不限于纯文艺作品”；“执笔者不论是农工商学官也好，是农工商学官的太太也好，只要他们（或她们）肯投稿，便无不欢迎”；提倡“以凡人的眼光去写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此外，苏青还说自己“原是不学无术的人，初不知高深哲理为何物，亦不知圣贤性情为何如也，故只求大家以常人地位说常人的话。”看似自谦，其实不仅如此，苏青本身就是一个家庭主妇，她的理想充其量是：“有一个体贴的，负得起经济责任的丈夫，有几个干净的聪明的儿女，再加有公婆妯娌小姑也好，只要能合得来，此外还有朋友，可以自己动手做点心请他们吃，于料理家务之外可以写写文章。”[4] 这一世俗女人的理想，随着婚姻失败而终告破灭，苏青不得不以卖文为生。揭示都市人在战争岁月里物质与精神的困顿感受，是她编辑杂志的最初动因，而这些正是普通市民最为关切的。
苏青的这种世俗立场是她的《天地》为普通市民广泛接受的重要原因。同时，上海沦陷区特殊的时代氛围，给《天地》的受欢迎提供了广泛的社会基础。虽然上海并非战场，但是前线战报与日伪统治的恐怖气氛，时时提醒市民战争的存在，使日常生活的人们具有了强烈的生存危机感。战争对国家民族的命运造成了巨大的威胁，但是生活在沦陷的都市中的市民不能亲身感受战场的气氛，又无法言说政治。在个体生存也遭受显而易见的威胁之时，人们自然而然会重新关注太平岁月中被忽视被遗忘的生活的碎片。正如张爱玲所说：“人是生活于一个时代里的，可是这时代却在影子似的沉没下去，人觉得自己是被抛弃了。为要证实自己的存在，抓住一点真实的，最基本的东西。”[5] 于是，下层民众特别是都市市民，更容易陷入对世俗生活的流连与迷恋之中，人们试图在对世俗生活的津津乐道的体验中，消解对未来的恐惧。“由于家园沦陷，人们感伤、虚无、失败的情绪，与旧有的都市形态纠结在一处，暴露出都市人文化心理的新动向。”[6] 人们较少思考日常生活的精神意义，而是执着于从具体生活中发现俗世生活的乐趣。“在危机之后对日常生活的重新发现，应是主导上海沦陷区市民阅读心态的重要因素。”[7] 正因为如此，苏青在自己的杂志中较多传达了市民的物质理想、情感理想和人格理想。
二、《天地》的市民文化特征
《天地》属于小品文类型的杂志，其中设有随感录（即每期开篇的“谈天说地”）、小说、散文小品、书评（主要是读书随笔及文史随笔）、人物志、风俗考、掌故等栏目，主要撰稿人除了张爱玲、苏青等女作者，还有周作人等新文学的老作家，秦瘦鹃、予且等通俗作家，女性文学研究者谭正璧等，还有更多的就是一些才子型的小品文作家，也是当时华北、华东沦陷区最流行的散文作家，如周越然、周木斋、谢刚主、柳雨生、文载道、纪亢德、纪果庵等，另外还有少数身份特殊的权贵文人如周佛海、周幼海、陈公博、胡兰成、朱朴等。不同于《古今》“古墓般沉寂的旧的文字”，也不同于《万象》“万花筒般比较闹的新潮的文字”[8]，纵览《天地》，主要讲述世俗话题，文风有鲜明的不避俗世、爽直大胆的苏青风格，刊登“生育问题专辑”、“衣食住特辑”，大谈市民感兴趣的男人女人、柴米油盐。梁文若在《谈〈天地〉》（第6期）中也说：“《古今》上的文字大多是比较严肃的，《天地》上的文字大多是比较轻松的。各有所长，无分轩轾。”在这些文字中我们可以明显辨认出一些市民文化的特征。
《天地》从稿件内容到刊物运营都体现了鲜明的消费性。“无论就其敏感程度和准确程度上来说，大众消费方式的变革都是度量社会变革的寒暑表和风向仪。”[9] 上海市民社会的一大特征就是“疯狂狡诈地赚钱，奢华时髦地消费”。从20世纪初开始，新的消费时尚已经风靡上海，“消费已不再被视为仅仅是一种生活资料的消耗和个人的物质享受，而在更大程度上被视为一种实现自我价值的手段。”[9] 对于上海市民来说，消费就是一种生活。但是，沦陷区的上海物价飞涨、社会动荡，普通市民根本没有能力保持以前的消费水准。但是即使是在日常生活都受到威胁的情况下，上海市民依然保持着对消费的热爱。东方蝃蝀在《穿衣论》中写到穿衣对于上海市民来讲，是代表了身份地位的事情。所以他写自己小时候的理想是：“一件清清爽爽的蓝罩袍，一双大中华的跑鞋，夏天有白帆布的短裤，有衬衫，穿得跟同学们一样，好一同嬉戏。”这种物质化的理想在上海市民中是很普遍的。对于教师来说，他们在心态上多少要清高一点，但是在上海“尚钱”的风气之下，他们也毫不避讳地大方追求金钱。识因在《西席叹》中讲到了家庭教师的苦处：“近两年因为生活程度的高涨，普通人家已经无力请位家庭教师，即使请先生，每月报酬最多不过二三百元，又不像学校有食粮配给，这群教书匠纷纷改行，不是跑合，便去拉纤，甚至校中下了课，拉晚去登登三轮车，谁也不愿作这既费力又不讨好的清苦工作。”在中国别的城市，教师去蹬三轮，是很难想象的，古已有之的传统儒家思想使知识分子把尊严看得比物质更加重要，宁可饿死也不会去做苦力。然而在上海这种“重金”的市民文化氛围中，这却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在刊物的经营上，苏青办刊更多是出于赢利的目的。《天地》吃透了市民文化消费心理，完全依靠市场规则来运作。从发刊词就可以看出，苏青对于稿件文学方面的诉求并不严格，而是以满足市民精神需求、获得利润为最终目标。苏青颇为精明，一见《天地》第1期畅销，立即于第2期上登出广告：只要预交100元，就可以成为基本订户，可享受每期杂志八折优惠。以此来汇集周转资金。第3期苏青又花样翻新，举行命题征文。第4期（1944年元月号）则推出“新年特大号”，除增加篇幅外，更添铜版纸一页，用以刊登《天地》作家的照片。这些举措都有鲜明的市场导向，充分体现了刊物的消费性。
市民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世俗性，《天地》中表现的上海市民文化是世俗的，而这种世俗正集中体现在“饮食男女”两项。正如张爱玲发表在《天地》第5期的《烬余录》中所说，人性“去掉了一切的浮文，剩下的仿佛只有饮食男女这两项。人类的文明努力要想跳出单纯的兽性生活的圈子，几千年来的努力竟是枉费精神么？事实是如此。”一般市民闲聊，话题总要落到男女才能结束，而闲聊之后的大快朵颐也是必不可少的。苏青特意在《天地》第20期做了“衣食住特辑”来充分讨论这一问题，而且不只在特辑当中，《天地》中处处充斥着这样的描写俗世乐趣的文章。从男人女人（苏青《谈男人》、张爱玲《谈女人》）到生活小趣事（苏红《烧肉记》），从风土人情（赵而昌《大上海的小掌故》）到民间风俗（王橘《野蛮结婚》），无所不包，无所不议。苏青在《谈男人》中讲到：“人人都说这个世界是男人的世界，只有男人在你争我夺，有了财还不够，还要得势，务必使自己高高在上，扬眉吐气。”然后话锋一转：“其实这些争夺的动机都是为女人而起。”讲男人必然离不开女人。如13期中正人的《从女人谈起》，谈到的都是女人的虚荣与弱点，比如“女人最怕老，而又最易老”，因此要隐瞒年龄。17期正人的《疏女经》更是笑谈文字，作者列举了在各种环境中疏远女人的方法，以保证男人不被骗到婚姻里。15期思德《写字间里的女性》选取写字间的女性来调侃，说她们工作能力差，又无心认真上进，工作时间不是捕风捉影，就是织毛线，赚了薪水就置办衣服首饰，工作的目的就是择偶，调侃她们的虚荣与无聊。在上海这个女性化的城市里，这些刚刚走上职场的女性还没有摆脱传统的观念，不管做什么工作，都是一个幌子，她们最重要的任务还是“女结婚员”。俗世的乐趣自然还有吃，《天地》中有苏复医师的《医者谈食》、苏青《谈宁波人的吃》，苏会祥的《留德时吃的回忆》，更不要说张爱玲在《烬余录》中津津有味大谈港战以后的吃。关于俗世，还有有心人的《衣食住》，何若的《暂住与久住》，许季木的《买东西》等等。
在以商品交换为基础的市民社会中，市民文化的特征必然是功利的，《天地》中正体现了这一点。上海的市民文化是俗世生活为基础的，因为“市民文化是一种商本文化，商品交换的原则与市场运作的规律使市民变得很实际，崇高和神圣在世俗的利益面前变得虚浮缥缈，赢利、赚钱是最实在的、第一位的。”[10] 由于对物质的看重，上海市民文化的实质就具有一定的功利性与庸俗性。在《天地》的文章中，就表现为主题上的反崇高与题材的日常琐屑。在《写字间里的女性》里，对于写字间女性，思德认为：“也许女人是天生的低能儿，写字间里就很少看见真正有才能的小姐，纵或偶然发现一位很能干的女性，同事淘里将要窃窃私议的说：‘你看，小姐做事简直像个男人。’命中注定：女子的才能是不如男子的。”这是普通市民对于职业女性的普遍看法。如果是个新文学作家，对于这样的题材处理往往要呼吁男女平等、个性独立，然而作者在分析了写字间女性的种种状况后，得出结论道：“无论如何，一个职业女性最后的归宿还是逃不了家庭。在社会上混一世的女人究竟是不多见的。娜拉走出了家庭之后，也许还是寻第二个家庭来存身。”由市民的传统认识开始，归结到市民的传统认识，消解了意义深度。从现实的角度考虑问题，正是市民社会现实浅显的特征。在《聪敏与愚拙》中，何之就谈到了市民的生存哲学，面对官员贪污、投机囤积等种种恶劣行径，一些“聪明人”往往慷慨激昂批评现状，但是他的骂不过是一种武器，其实“所不满的是自己不是官吏，无法贪污”。他们“一方面在骂官，一方面在捧官；或者是寓骂于捧，或者是寓捧于骂”。但是“弄巧是足以炫人的，但其危险性正等于玩火”；“而藏拙，则似乎从来没有遭受过重大的打击”。这正是市民在现实生活中悟出来的市民生活哲学，具有鲜明的实用特征。对于恋爱，新文学作家习惯于从精神角度来描写，认为恋爱是个性解放的表现，将其与精神的完整联系起来。但是市民作家予且在《我之恋爱观》中却写道：“我以为能谈恋爱的人，该在四十岁以上。这时候有几件东西可以帮他们的忙。一是地位，二是金钱，三是物质环境，四是他本身的经验。我又觉得环境最重要，金钱次之。”已经是赤裸裸的市民恋爱心态。在尚金的市民社会中，金钱的意义是非常大的。许季木在《钱的哲学》中讲到了世人对钱的一般看法：“除了好胃口、人的寿命、和笔者至刻下尚未想到的其他精神或物质的东西以外，钱差不多全能够买来。”然而一般人还会有一种奇怪的心理：“世人对于小数目是那样的认真，而有时对大数目却如此的疏忽”；“有时，穷汉比阔客用钱更豪爽，其原因之一或在此”。在战时的背景下，谈钱谈节俭，自然都是普通市民喜欢的话题。
三、《天地》市民价值观的女性特征
《天地》的办刊在某种程度上迎合并反映了1940年代上海沦陷区的市民社会，但是通过对这些市民社会的特征进行分析，我们就会发现《天地》杂志中体现的市民社会和同时期文学中表现的市民社会还是有差别的，同二三十年代的市民文学更是大相径庭。后两类市民文学的主要作者都是男性，体现了以男性价值观念、道德判断为主导的市民文学观，而《天地》作为一个由女编辑自主编辑出版的杂志，更多体现了一种女性的市民价值观。
20世纪初是市民文学比较发达的时期，从谴责小说到黑幕小说，从鸳鸯蝴蝶派到礼拜六派，主要的创作者都是男性作家。而新文化运动开始之前，教育还不太普及，女性没有机会读书识字。在这种情况下，市民文学的主要读者群也是以男性为主，这就形成了男性意识形态的市民小说。关注政治黑幕、反映嫖娼宿妓、讽刺国家大事、描写武侠言情，是这一时期市民文学的主要内容。“他们对于人生也便是抱着这样的游戏态度的。他们对于国家大事乃至小小的琐故，全是以冷嘲的态度出之。他们没有一点的热情，没有一点的同情心。只是迎合着当时社会的一时的下流嗜好，在喋喋的闲谈着，在装小丑，说笑话，在写着大量的黑幕小说，以及鸳鸯蝴蝶派的小说来维持他们的花天酒地的颓废的生活。”[10]188 三四十年代以海派小说为代表的现代市民文学，也是以男性读者与男性作家为主导，将女性作为消费品或者欣赏对象，描写性爱或者男女情爱，虽然已经开始把女性作为独立的个体来描写她们的情感生活，但女性依然是在男性视角下被观望被审视的对象。1940年代与《天地》同时期的予且、丁谛等市民小说家，是反映市民社会、市民文化的代表，但他们的小说也有鲜明的以男性为中心的印迹。
在这种情况下，《天地》在表现市民文化时的女性视角便分外引人注意。在1940年代沦陷区的上海，《天地》曾被时人誉为《古今》的妇人版，可见其中女性意识的强烈。梁文若在《谈〈天地〉》中也曾讲到：“《天地》上尤多女性作家的作品，读起来更觉其亲切有味”。
苏青在创办《天地》伊始，就有意识地强调女性写作，希望有更多的女性作者撰稿。在《发刊词》中她写道：“我还要申述一个愿望，便是提倡女子写作，盖写文章以情感为主，而女子最重情感，此其宜于写作理由一；写文章无时间地点之限制，不妨碍女子的家庭工作，此理由二；写文章最忌虚伪，而女子因社会地位不高，不必多所顾忌，写来自较率真，此理由三；文章乃是笔谈，而女子顶爱道东家长，西家短的，正可在此大谈特谈，此理由四；还有最后也就是最大的一个理由，便是女子的负担较轻，著书非为稻粱谋，因此可以有感便写，无话拉倒，固不必如职业文人般，有勉强为之痛苦也。”分析这里苏青提倡的“女子写作”，非常有趣，没有文学使命感，亦没有妇女解放的神圣责任感。女子的主业还应该是家庭工作，写作这项副业之所以适合女性，是因为可以排遣“社会地位不高”的苦闷，又能获得婆婆妈妈式的满足；此外“最大的理由”，居然是“负担较轻，著书非为稻粱谋”。充满了市民情调的现实与机巧。所以，《天地》一度出现了充满了市民审美气息的女性话题的热潮。甚至从第11期到第14期的封面，都改为张爱玲设计。画面是天地之交，天上几片白云，大地上一个女性的仰天卧像，侧面温柔慈悲，如同地母，让人想到张爱玲在《谈女人》中讲到的应该让具有地母特性的女子来管理世界的见解（《天地》第6期）。
《天地》在市民文化的题材选择上就有鲜明的女性特征。比如谈穿衣（东方蝃蝀《穿衣论》、有心人《衣食住》、炎樱《女装，女色》）、谈婚姻、生育与男女关系（竹堂《女人的禁忌》、苏青《谈婚姻及其他》、散淡的人《出妻表》）、谈日常生活（张爱玲《谈跳舞》、胡兰成《瓜子壳》、禾任《买大饼油条有感》），都是女性感兴趣的日常话题。市民社会中的女性群体生活环境主要是家庭，即使一些女性接受过教育，但真正在社会上抛头露面的还是少数。她们相对闭塞的生活以及女人喜好八卦的天性，造成了她们对大人物和名流的认同以及窥探他人生活的强烈兴趣。苏青在办刊时就体现了这种心理。《天地》不是流行刊物，不会以叫卖明星秘闻花边消息来哗众取宠，作为一个俗中有雅的文学刊物，苏青将上至文坛、政坛的显赫人物，下至崭露头角的作家都网罗进来，如有周作人、陈公博、周佛海父子、胡兰成、谭正璧、秦瘦鹃、朱朴、纪果庵、周越然、文载道、柳雨生、徐一士、张爱玲、施济美等。除此以外，还提倡写传记与回忆录，经常编发一些写名人印象的稿子，以满足市民读者对名人生活普遍的“窥私欲”。如在第1期即编发周杨淑慧的《我与佛海》回忆两人婚恋过程的文字，并加按语道：“过去的事，本来不愿公开，因为冯和仪女士，再三劝说，每月催促，而且指定题目，不便坚拒，只好简单写出。”除此以外，还有谭惟翰的《记予且》、秦瘦鹃的《怀毛富刚——一个中国化的日耳曼学者》、实斋的《闲话陶元德》、班公的《袁俊与陈铨》、周佛海的《忆亡弟》、晓晖的《弘一法师在厦门》、柳雨生的《我的朋友胡适之》、张爱玲的《我看苏青》等等，既不降低杂志的文学品格和文艺含量，又在女性市民感兴趣的范围之内，闲说趣事，时人论旧，两全其美。
在文章的写作上，《天地》也具有显著的女性特征。在苏青的大力提倡下，《天地》的杂志风格更有一种女性的温情与贴心。不同于同时期的比较正统严肃的出版物，它们“对于普通人喜怒哀乐，往往采取的是居高临下的观照，缺少那种推心置腹的沟通与将心比心的同情”；《天地》却“努力尝试将世俗生活的合理性、艺术化的思想渗透到所刊出的文章当中”[10]37。比如撰稿人中最为有名的是苏青与张爱玲，她们本身的个性中都具有鲜明的市民气质，这种气质与她们的女性身份融合起来，创作的文字就有了显著的女性特征。苏青一直是以大胆写作女性话题闻名的。在自己的《天地》中，苏青也正像是给自己创造了一个发表的“天地”，基本期期都有文章，谈言语不通，谈女人，谈孩子，谈婚姻，谈吃，谈消夏，也谈自己的书。正如当代作家王安忆的评价：“苏青的文字，在那报业兴隆的年头，可说是沧海一粟，在长篇正文的边角里，开辟了一个小论坛，谈着些穿衣吃饭，伺夫育儿，带有妇女乐园的意思。她快人快语的，倒也不说风月，只说些过日子的实惠，做人的芯子里的话。”[11] 张爱玲也是热爱俗世，又有强烈的女性意识的作家，所以其文章发在《天地》上也是恰如其分。自第2期开始，几乎每期都有张爱玲的文章，像《封锁》、《公寓生活记趣》、《道路以目》、《烬余录》、《谈女人》、《童言无忌》、《谈跳舞》等等，以散文居多，谈论生活琐事，孜孜不倦地寻找生活里的乐趣，从女性的价值观出发谈天说地。其他作家也在很大程度上都受到整个刊物风格的影响，“很多学富五车、腹笥深厚的文士，似乎都在尽可能地放下架子，写那些比较贴近世俗生活的作品”[1]315 即使是男性作家，也尽量在写作时向女性感兴趣的话题靠拢。当东方蝃蝀在《穿衣论》中发表自己对时装的看法与对女性装束的评价时，我们就会发现《天地》的女性特征也同样渗透到了男作家的创作中。
沦陷区的期刊由于很多都有日伪背景，所以很难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即使进入，如何对其进行评价也是一个尴尬的论题。但我们应该看到，《天地》虽然在出版上得到过日伪要员的支持，撰稿人中也有一部分人身份特殊，但是总体而言，是由苏青自主编辑出版的具有女性价值观念的体现了市民文化的小品文杂志。在当时日伪粉饰太平，扩大宣传，竭力扶植“和平文学”的情况下，《天地》以商业的目的办刊写稿以求维持生计，以贴近生活的市民立场争取到了相当大的读者群，客观上起到了抵制日伪宣传的作用。同时，《天地》作为一个由女编辑自主编辑的杂志，它在市民文化中体现出了鲜明的女性特征，这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也是值得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