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葡萄牙语政治理论图书的翻译、出版与发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葡萄牙语论文,政治理论论文,新中国论文,图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将新中国取得民族独立、摆脱西方列强殖民统治的智慧结晶——毛泽东著作等政治理论图书，翻译成为包含葡萄牙语在内的非通用语种图书出版和发行，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对外文化工作的一个头等重要任务。但在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没有能力自己培养语言翻译人才，必须通过与外国的专业翻译人士、专业机构合作才能实现这一目标。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20世纪新中国非通用语种图书的翻译出版，差不多就是今天国家对外文化资助出版工程的滥觞，当时对外国出版机构的寻找、翻译人员的遴选、翻译出版书目的选择，甚至是中外出版理念的碰撞历程，对于今天中国出版“走出去”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此外，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中国葡萄牙语书刊海外发行网从建立到解体的历史，对于处于全面走向世界关键时刻的中国出版，同样具有深刻的启示作用。 在巴黎组织翻译与出版 毛泽东著作等政治理论图书在葡萄牙语地区翻译出版的历史，是新中国书刊翻译出版的一个缩影。葡萄牙语是继英语和西班牙语之后世界上广泛使用的语种之一，全世界有2亿多人口使用葡萄牙语。把葡萄牙语作为官方语言或者通用语言的国家和地区，有葡萄牙、巴西、安哥拉、莫桑比克、几内亚比绍、佛得角、圣多美和普林西比、赤道几内亚、东帝汶，以及中国的澳门。南美洲巴西所使用的葡萄牙语与欧洲本土的略有不同，又称葡萄牙(巴西)语，简称葡巴语。 新中国第一批葡萄牙文出版物的翻译出版工作，不是在葡萄牙、巴西等葡萄牙语文化区的国家，而是在法国巴黎进行的。这里有一个大的历史背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成立后长达20年的时间里，一直受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的全面封锁，大多数葡萄牙语国家没有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再加上在20世纪的六七十年代中苏关系紧张，中国因此面临来自两大阵营的压力。在这种严峻的国际形势下，1964年法国成为第一个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西方国家，极大地缓解了中国的国际关系，而且也为中国突破两大阵营的“封锁”创造了条件。法国巴黎作为当时西方世界的文化高地，各种人才聚集于此，因此在法国巴黎组织葡萄牙语图书的翻译、出版就成为最佳选择。 1963年4月，时任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副主任兼外文出版社社长的罗俊率代表团访问欧洲以及西亚、非洲等国家，在选择外文出版发行据点时，曾与法国的著名出版社——伽利玛出版社(Groupe Gallimard)有过接触。因为罗摩夫人(Mrs.Romo)支持新中国的图书出版事业，而且与伽利玛出版社关系密切，所以中国驻瑞士使馆建议由罗摩夫人出面组织一个出版社，翻译出版中国图书。罗摩夫人在当时并没有与罗俊社长正式见面，只是派出了自己的代表前来商谈细节。双方议定由罗摩夫人出面，在巴黎注册一个法国哲学社会出版社，专门翻译出版新中国的葡萄牙语(部分西班牙语)图书，并对广大葡萄牙语国家发行。 法国哲学社会出版社正式运营的时间，应该是从1963年8月开始，一直到1967年因国内“文革”爆发而终止，前后持续大约4年时间。表1是中国资助法国哲学社会出版社翻译出版的葡萄牙语、西班牙语图书目录一览表。
通过表1的书目可以发现，自1963年8月至1966年12月，中国共资助31种图书的翻译出版。其中由法国伽利玛出版社出版的有6种，法国哲学社会出版社出版的有12种，由外文出版社的安哥拉籍专家阿桑特翻译、最后由罗摩夫人审校后寄回国内出版的有11种，2种因国内政治运动(1957年“反右”、1966年“文革”)而停止翻译出版(其中译稿《耕耘记》寄回国内，后由外文出版社出版)。已出版的31种葡萄牙、西班牙语图书的翻译组织者、校订者均为罗摩夫人。 今天看来，法国哲学社会出版社的历史贡献有如下三点： 第一，在4年时间里提高了新中国葡萄牙语图书翻译出版的能力。根据笔者统计，在1949年至1963年的14年间，外文出版社作为中国外文图书出版发行的唯一阵地，却没有出版过一本葡萄牙语图书，只有外文局系统出版机构出版过《人民画报》葡萄牙文版(1953年开始出版)、《中国建设》葡萄牙文版(1960年开始出版)、《北京周报》葡萄牙文版(1963年开始出版)等几种期刊。但此后，外文出版社出版葡萄牙语图书，却从1964年的5种迅速提高到1965年的13种，以后一直到1969年保持年均两位数的出版数量。截至1979年，外文出版社翻译出版了190种葡萄牙语图书，对外印刷发行册数合计1，440，869册②。这些都得益于在巴黎这个当时的世界文化中心，资助了一家专业出版机构的做法。与法国哲学社会出版社的合作，使新中国葡萄牙语图书的翻译、出版、发行能力得到迅速提升。 第二，借助法国伽利玛出版社面向全世界发行5种图书，这是新中国与西方知名出版机构的第一次合作。伽利玛出版社，由著名出版家加斯东·伽利玛(Gaston Gallimard)创办于1911年，曾经出版过蜚声世界的“七星文库”，以出版大众文学出版物见长。历史上，法国共有18位作者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其中有6位是伽利玛出版社的作者。伽利玛出版社出版的书还获得过27次龚古尔奖、18次法兰西学院小说大奖、12次联合奖等大奖，被称为“法国文学的同义词”，在西方世界享有很高的知名度③。 通过伽利玛出版社发行的图书分别是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葡萄牙语、西班牙语)、毛泽东的《论文学与艺术》(葡萄牙语、西班牙语)、《路易·安娜·斯特朗通信集(第一集)》(葡萄牙语、西班牙语合集)、《毛泽东军事文选》(葡萄牙语)、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葡萄牙语)。这些政治理论特色鲜明的图书，使新中国的影响与知名度迅速扩大。 第三，巴黎的窗口作用得到了初步体现。笔者在整理大量档案后发现，正是从1963年开始，新中国以“国际书店”名义在法国巴黎设立了第一个专门管理中国图书翻译出版和发行业务的法国办事处，不仅翻译出版中国图书，还为新中国购买各种必备的文献资料。 这里有一个细节，就是在与法国哲学社会出版社的合作过程中，法国办事处经常给中国寄来各种葡萄牙文资料，其中还包括词典等工具书。在1965年法国办事处寄回中国的经费细目中，有资料费139法郎、词典等费用63法郎的记载。这表明如果不是由于当时国内关于葡萄牙语、西班牙语相关翻译资料、文献书籍极其匮乏，当时的相关部门是不会动用宝贵的外汇，千里迢迢地从巴黎向国内寄送这些翻译出版必备的工具书的。这也从另外一个方面说明，新中国对外翻译出版事业是在一个十分艰难的历史环境下起步的④。 笔者统计1963年至1966年中国资助法国哲学社会出版社的经费细目，详见表2。
表2所列的项目，既有翻译费、设计费、纸张费和印刷费、发行费等与图书出版直接相关的费用，也有房租、装电话费、差旅费等办公费用，累计总额为161，462.02法郎，这对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相对贫穷的中国而言，应该是一笔不小的投入。在当时寸土寸金的巴黎，哲学社会出版社不仅有专门的办公室、专职秘书，还有一批相对固定的专职葡萄牙语、西班牙语翻译人员，表明当时这个出版机构在中国的资助下已经初具规模。如果不是因国内爆发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导致这个出版社在1967年停止运营，它应当可以在法国相对宽松的政治背景下，在人才资源最为集中的巴黎做大做强，成为一家具有中国背景、面向广大葡萄牙语地区翻译、出版和发行中国书刊的专业机构。但历史不能假设，新中国对外文化传播的历史，充满了太多的这种遗憾。 从文化政治到文化生意的发行变迁 中国出版的葡萄牙语书刊，主要是面向葡萄牙、巴西等葡萄牙语文化区。其发行历史自1953年开始至1990年彻底结束，前后大约持续了37年时间。这段历程以1979年改革开放为节点，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其特点可以简单概括为从文化政治到文化生意。这种转变又与国际政治形势的变化紧密相关，由此所带来的发行机构、发行手段、影响范围等方面的变化，可谓惊心动魄。 在第一个阶段里，新中国的葡萄牙语书刊发行主要以非贸易发行方式为主。所谓非贸易发行，就是将书刊视为宣传品进行无偿赠送、交换，并不要求代理商、发行商进行回款的一种书刊发行策略。非贸易发行政策在新中国书刊对外传播历史上，曾经长期占据主流地位。特别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当时主管对外工作的对外文化工作委员会甚至将非贸易发行作为打开海外市场的经验而推行：“由经济观点到完全服从政治要求的观点是对外发行的主要经验”“可靠的赠送应视为主要的发行方法之一”⑥。 在葡萄牙本土，从1953年开始，只有零星读者是中国葡萄牙文书刊的订户，中国书刊发行长期处于无法突破状态。这种长期低迷情况直到1974年4月25日，葡萄牙爆发“康乃馨革命”(
dos Cravos)之后才有了很大的改变。当时中国书刊在葡萄牙本土的发行网络迅速建立了起来。截至1977年年底的统计，仅3年时间，在葡萄牙本土经销中国葡萄牙文书刊的代理商就有20多家。中国葡萄牙文期刊、图书的读者订户一下超过了2，000人，各类图书、艺术画册、插画等艺术品发行量达到162，907册(张)，其中葡共(马列)经常一次性订阅《毛泽东选集》葡萄牙文版图书5，000册或者10，000册⑦。 在巴西等前葡萄牙殖民地，中国书刊的发行局面开局很早，最早可以追溯到1950年。当时主要是新中国出版的英文书刊进入了巴西，直到1955年之后，由中国组织翻译出版的西班牙语书刊逐渐丰富、增多后，在巴西的书刊发行网才迅速建立起来。中国书刊在巴西的主要经销机构是巴西共产党所办的胜利出版社、旗帜书店、法罗毕书店和文化交流社等党派机构。其中最主要的是胜利出版社和旗帜书店，分别在1950年11月、1951年初与外文出版社建立业务联系。 巴西从1822年就开始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但却一直沿袭葡萄牙殖民统治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政策，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巴西追随美国“冷战”政策，对于国内民主运动和左翼党派进行严厉的镇压。1945年恢复合法地位的巴西共产党，在1947年已经成为一个拥有20万党员的大党，是拉丁美洲最大的共产党组织。但此时它却被巴西的极右政府所取缔，共产党议员被赶出了议会，巴西共产党被迫处于地下状态⑧。 新中国书刊在20世纪50年代进入巴西的时候，正是巴西禁止共产主义阵营书刊进口的时期。尽管不允许进口，但政府却不限制本土印刷的共产主义出版物发行。由于此时中国自己还不能翻译出版葡萄牙文版图书，因此巴西共产党的胜利出版社就自己组织翻译力量，参照英文版翻译出版葡萄牙文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刘少奇的《论党内的斗争》等政治理论读物。这应该是新中国最早的葡萄牙文版出版物。在翻译出版的同时，旗帜书店还能够平均每期发行中国的西班牙文版《中国画报》2，500多册，图书200多种。遗憾的是，巴西共产党所创办的旗帜书店在1957年被当局查封，所经销的大量中国书刊被没收。 由于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的影响，巴西人民要求摆脱美国、欧洲垄断资本的控制，维护民族权益，要求同社会主义国家建立联系的呼声日益强烈。在1961年的大选中，倾向社会主义的夸德罗斯政府上台，同年，巴西副总统古拉特还访问了中国⑨。尽管夸德罗斯政府仅仅执政7个月时间，但这对于在巴西建立中国书刊发行网，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1964年巴西军政府再次上台，解散了大批工人、农民和学生组织，逮捕数万名工会人士、共产党人和左派人士。巴西军政府的高压政策迫使一些党派书店不断改头换面，继续维持中国书刊的发行。虽然形势起伏不定，但发行规模、数量和影响却一直很可观。 真正使中国葡萄牙书刊发行网发生巨变的原因，是1979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书刊对外发行政策的变化：一是不再大规模进行非贸易发行，二是开始逐步提高书价，与葡萄牙、巴西等国的书刊贸易改为美元结算，并开始向各个经销商索要书款。这种变化的结果是惊心动魄的，它直接导致了中国在葡萄牙、巴西等地历经30年时间建立起来的书刊发行网彻底解体。 在葡萄牙，1974年之后建立起来的20多家经销商普遍不再经销中国葡萄牙文图书，只有2—3家依旧与中国保持着往来，依靠非贸易发行建立的葡萄牙发行网络基本瘫痪。1984年、1985年、1986年3年间，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的拉美处负责同志，三次奔赴葡萄牙，走访多家书刊经销商，请其试销或者代销中国的葡萄牙文书刊，希望重新组建和恢复起发行网络，但都没有成功。 在葡萄牙本土，此间值得一提的有3家图书公司。一是电子书籍有限公司(Electroliber，LDA)。这是葡萄牙一家专业发行期刊的公司，曾经主动要求发行《北京周报》英文版、《中国画报》法文版，以及中国新创刊的《对外贸易》法文版，但是发行量都很不理想。它自从1986年第4期开始经销《北京周报》英文版，一直到1987年第2期，总共发行52期，每期实际发行量最高为10册，有时只能实际销售1—2册；法文版《中国画报》要好一些，从1987年第1期到1988年10期，先后在葡萄牙发行了22期，最高一期发行15册，最低一期为4册，绝大部分在6—8册之间；中国《对外贸易》法文版的发行从1987年1期开始至1988年10期结束，总共发行了22期，最高一期为15册，曾经有6期1册也没有销售出去。 第二家是葡萄牙欧美发行社(Publicacoes Europa-America)，该公司成立于1945年，拥有11家零售书店和一个印刷厂，是葡萄牙较有实力的一家文化机构。1987年在国图公司的邀请下，其创始人佛朗西斯科·利翁·卡斯特罗先生曾访问中国，双方商定在1988年举办葡萄牙首届中国出版物展。书展举办得非常成功，葡萄牙总统夫人、前澳门总督以及中国驻葡萄牙大使均出席了展览会。葡萄牙广播电台也进行了采访。但书店中文书刊发行依然不理想，1986年发行图书3，014册，1987年发行1，365册，而1988年仅有46册。 如果电子书籍有限公司是因为在葡萄牙发行中国出版的英文、法文刊物，造成发行效果不理想，情有可原的话，但是第三家贝尔特兰公司(Bertrand)发行葡萄牙语刊物，而发行局面却依然没有打开，就着实令人深思了。贝尔特兰公司成立于1732年，是葡萄牙出版社和书店业务最大的一家，属于美国通用电话电报公司在葡萄牙的子公司。它在整个葡萄牙有10个分部，面向全葡萄牙2，500家书刊零售店供货，在葡萄牙铁路干线上还有20个零售书摊。在1974年10月与中国建立书刊贸易关系后，它曾经订购一些书刊，但数量不大。直到1982年1月签署独家经销《中国建设》葡萄牙文版协议后，情况才有所变化。根据协议，它每期批发2，000册，运费、海关费用由中国负担，并享受60%的折扣，折合美元结算。试行到1982年8月之后，贝尔特兰提出将期发量降低到每期1，000册；到1982年11月，再次降低到500册，发行仍然不理想，只得取消它的独家经销资格，改为一般代理商。一年后的1983年11月，订货量再次降低到每期250册，仍然大量退货。1986年第6期降低到每期订货150册，依然难以销售，最终在1987年年底终止合作。 从国图公司给予葡萄牙贝尔特兰公司的优惠力度看，不可谓不大。而且该公司是主动通过我驻葡萄牙使馆联系，要求发行中国书刊的一家专业机构，发行态度与积极性应该不存在疑问，但销售一直不理想，市场反应冷淡，这里存在的问题确实值得今天再次探讨。表3是贝尔特兰公司1984年至1987年的实际销售册数。
将表3的数据整理成下图：
《中国建设》葡文版1984年1期至1987年9期在葡萄牙全境订购、退货、实际发行对比图 根据表3，经简单计算后可知：在每期订量为250册时，《中国建设》葡萄牙文版的期平均发行量为87.55册；在订量为150册时，期平均发行量为31.38册，实际发行量下降明显。参看上面的对比图，可以更直观地看出，《中国建设》葡萄牙文版在这一时期的订购和销售数量，一直呈下降趋势。《中国建设》葡萄牙文版发行情况的变化，是中国葡萄牙语图书在葡萄牙销售情况的一个缩影，反映了中国葡萄牙语图书发行的实际情况。 葡萄牙电子书籍有限公司、欧美发行社以及当时实力最强的贝尔特兰公司，三家公司都在1984年至1988年对中国出版的英文、法文、葡萄牙文出版物进行过大规模的发行实践，但最终都没有成功。这说明，葡萄牙本土的读者对于一个完全异于自己文化的中国书刊的认可度和接受度很低，中国书刊处于读者小众化、边缘化地位，无法进入读者理解与欣赏的范围之内，更谈不上进行购买和消费了。因此对于这样一个边缘化的文化产品，是无法以商业化、产业化的手段来大规模运作的。 在巴西，随着中国改变非贸易书刊发行政策，也遇到了与葡萄牙相同的情况。在巴西军政府高压政策下没有解体的巴西书刊发行网，在1979年之后则彻底瘫痪。 巴西共产党创办的党派书店，对于中国改变非贸易发行的政策十分不理解，甚至无法接受中国的贸易发行政策，导致一些长期从事中国图书经销的党派书店，将此前的欠款一拖再拖，不及时结账，最后逐渐中断了与中方的往来。巴西的欧米茄出版社在1979年3月向中方提出，要翻印葡萄牙文版《毛泽东选集》，在巴西多个城市进行发行。中国方面提供了样刊之后，欧米茄出版社在1980年寄回了他们翻印的葡萄牙文版《毛泽东选集》的第三、四卷样本。1983年欧米茄出版社还将外文出版社的十几种西班牙文儿童图书翻译成为葡巴文出版，获得了较好的市场反馈。但是该家公司从没有付过中国款项，按照贸易书刊政策，中国在1988年便不再给予其书刊发行权，彻底中断往来。 类似的党派机构，还有巴西荷花图书进出口公司(J.C.Amaral Guimaraes Livros e Edicoes Litda)。该机构为巴西共产党所创办，1986年与中国建立书刊经销联系之后，曾经代销6，000多册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图书。在1987年巴西举办第三届里约热内卢书展时，国图公司还按照贸易条件支持其图书4，000册、艺术品800套，此外还有免费图书1，000册和少量艺术品。但书展结束后，这家公司以种种理由拖欠款项，因此，国图公司1989年便取消了这家公司的代理商资格，不再与其发生业务关系。 此间国图公司拉美部的负责同志，还在巴西物色到一家具有一定实力的专业机构——依伯勒克斯书刊公司(Distribuidora de Livros e Material de Escritorio Ltda)，并与之建立联系。该公司是巴西较大的书刊发行商之一，在巴西全境内有600多家销售网点。1988年建立代销关系后，它曾一次批发葡萄牙文《中国建设》5，000册，订购图书2，100册，1989年图书订购增加到2，750册。但不久也遇到中国图书在葡萄牙所遇到的同样问题，书刊实际发行数量很小，造成大批退货。1989年开始每期减到2，500册，此后逐步减少，直到1990年彻底结束往来。 这个时期，一些华人华侨在巴西创办的书店，特别是一些具有市场经营能力的文化机构开始与国图公司建立合作关系，并逐渐成为发行主体。如在1984年中国举办巴西圣保罗书展时，国图公司与光明书店建立了书刊代理关系。该书店主要经营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的中文图书。自此开始，有一批华人文化机构专门从事中国书刊发行工作，但主要以销售中国书画艺术品为主，帮助介绍中国葡萄牙文版的刊物订户等等。过去巴西党派书店所经销的毛泽东著作等时政图书，鲜有人问津。 在华人书店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巴西文昌书局。该书局创办于1964年，创办者是来自中国福建的华侨何德光。为了丰富侨民的业余生活，他从中国香港进了一批中文图书，在圣保罗办起了中文书店，一直惨淡经营了20多年。后来何德光的儿子何安，于1983年从他父亲手里接下这家书店。由于书店盈利低，因此何安扩大经营品种，在80年代初主要以出租、出售中国港台电视连续剧等影视录像带为主，并将“文昌书局”改名为“文昌影视书局”。现在，录像带发展为光盘，而且片源来自中国各地，内容也更加丰富，“影视”这一块已经成为书店的主要盈利点。该书店位于巴西最大城市圣保罗最著名的商业中心——自由区，被称为“南美华侨华人的精神家园”。书店的面积很大，上下两层共有500平方米，楼上是库房，楼下对外营业。书店装修简单，玻璃大门，四白落地，朴素大方。书架靠墙而立，摆满了各类图书。虽然主要靠影视部分盈利，但书籍还是占了文昌书局三分之二的营业面积。书局中有相当一部分介绍中华文化、医药、武术和生活常识的图书，也有许多中国文学名著和经典武侠作品，甚至还有为数不少的现代言情小说袖珍读本，总数在10，000册以上。文昌书局在圣保罗已相当有名，不少华侨华人养成了定期光顾该书局的习惯，甚至有不少巴西人也慕名而来，在书店购买学习中文的教科书、字典以及一些介绍中国文化的外文书籍。书局经常从中国国际图书进出口总公司以及福建老家的一些出版社进口书籍，受到当地华侨华人的欢迎。近些年来文昌书局多次与中国国内一些发行出版机构合作，它也是“全球百家华文书店中国图书联展”的参与者之一，先后参与了多次书展，广开供销门路。 在1979年之后，中国书刊进入巴西主要以书展的方式进行，1979年之前的发行规模、发行数量已经成为历史。 启示与借鉴 通过对中国在1963年8月至1966年12月间资助法国哲学社会出版社翻译出版新中国葡萄牙语图书，以及中国书刊在葡萄牙、巴西发行网络30多年巨大变迁历程的梳理，可以在如下三个方面进行深刻反思： 第一，中国书刊的翻译出版，本土化是必由之路。在20世纪60年代，在国力并不富裕的情况下，中国资助西方专业人士、机构翻译出版中国图书，这是在当时国际政治大环境不利、而国内人才又极度短缺的时代背景下所采取的不得已而为之的做法，但这却无意中成为21世纪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必须实施的一个关键环节——本土化策略的先导。中国文化要取得更大的世界影响力，必须更多地采取本土化的策略，其中就包括将中文图书、期刊、报纸以及影视作品大量翻译成为各种本土化语言，而这种翻译与出版最为有效的方法就是通过当地的文化出版机构来承担和实施。只有这样，才能取得事半功倍的传播效果。外文出版社的外文出版能力最高时达到44种，其中既有英语、法语、西班牙语等通用语，也有一些像瑞典语、希腊语、斯瓦希里语等非通用语，这些都是通过资助当地专业人士、或者专业出版机构进行翻译出版才得以实现的。 第二，在非通用语的翻译出版过程中，中国出版业最早进行了中外文化机制的碰撞，触及到文化机制改革的深层次问题。在20世纪60年代，中国资助葡萄牙语等非通用语图书的翻译出版时，让当时的中国出版界发现，除中国特有的图书出版体制之外，还存在着另外一种以资本为纽带的专业文化运营机制。在笔者梳理这段葡萄牙语图书出版历史的过程中，发现法国办事处往返国内最多的函件就是关于罗摩夫人的账目问题。正是在对待中国资助费用的使用问题上，中国方面与罗摩夫人发生了不小的摩擦，这反映了当时中国出版理念与西方社会的巨大差别，是中外文化观念的第一次碰撞。 显然，在20世纪60年代的政治环境下，中国方面是把毛泽东著作、与苏联关于国际共运论战的“九评”等图书的翻译出版，当作一件参与国际政治斗争的重大使命来完成。因此，在当时新中国财力还十分薄弱的情况下，无论从项目计划还是花费支出，都是自觉地全方位精打细算。而罗摩夫人方面，则显然是将翻译中国图书当作一件文化生意来做。无论是雇用秘书、租办公室，还是支付律师费，都是按照当时法国社会通行的规范所做。罗摩夫人将自己的旅游度假费用，也算作为中国工作的一部分来报销费用，是双方争论的焦点。其实，这是当时西方社会已经流行的带薪休假的做法，是一种社会福利，但这在20世纪60年代以提倡大公无私为整个社会主流价值观的中国是无法理解的。 罗摩夫人与中国斤斤计较、反复争论的带薪休假费用问题，是图书出版商业属性在中国文化界的最早呈现。而中国出版界在30多年后的2003年才开始大规模进行出版体制改革。而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在20世纪的六七十年代对外文化出版领域就已经开始了。由于对外文化出版工作的特殊性长时间不被业界广泛知晓，一些前期探索实践，甚至是花费巨资投入换回来的经验，并没有引起中国出版界的重视。对于21世纪的中国出版体制改革而言，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迟到的提醒和借鉴(11)。 第三，我国对外书刊发行政策从文化政治到文化生意的巨大变迁，导致中国书刊海外发行网的彻底解体，对这一问题迄今为止尚未进行深刻总结。本文仅仅以葡萄牙、巴西两个国家为例，对1979年前后中国书刊发行网所发生的历史巨变，进行了简单梳理，对其背后所蕴含的新中国对外书刊发行历史经验和教训的总结，以及未来中国出版进入世界出版领域后发展道路的探求，都还远远没有展开。对这些问题的深刻思考，还有待进一步开展。 ①表1中数据、资料均来源于中国外文局原始档案。书名以出版时间先后顺序排列，无出版时间的书名按推荐时间先后排序。原始档案中部分数据缺失，原因不详。 ②何明星：《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文图书出版发行编年史》(上、下)，学习出版社2013年版，第4—6页。 ③胡小跃：《伽利玛是怎样炼成的》，《书城》2009年第12期。 ④何明星：《法国哲学社会出版社与新中国葡萄牙语图书的翻译与出版》，《出版发行研究》2014年第8期。 ⑤表2中相关数据、资料均来源于中国外文局原始档案。 ⑥转引自武庭杰：《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40周年纪念文集——史论集》，第12页。 ⑦相关数据、资料均来源于中国外文局原始档案。 ⑧李春辉等主编：《拉丁美洲史稿》(下)，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413页。 ⑨李春辉等主编：《拉丁美洲史稿》(下)，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427页。 ⑩表3相关数据、资料均来源于中国外文局原始档案。 (11)何明星：《法国哲学社会出版社与新中国葡萄牙语图书的翻译与出版》，《出版发行研究》2014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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