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后现代心理学影响下的心理治疗与咨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心理治疗论文,后现代论文,心理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后现代心理学是西方心理学发展中出现的一个新的取向。它强调心理现象的建构特性和心理学知识的文化相对性，这一取向贯彻到心理治疗与咨询领域，导致了许多变革。在本文中，我们从后现代主义心理学对治疗和咨询产生影响的一些主张谈起，分析后现代条件下的心理治疗和咨询同传统治疗和咨询的不同之处，并探讨后现代心理学的原理对于统合心理治疗和咨询领域可能产生的积极影响。
1 后现代心理学的几点主张
任何一种新兴的取向都有它负性特征(negative identity)和正性特征(positive identity)。负性特征表现在反对什么，以使自己区别于其它取向；正性特征表现在主张什么，以阐明自身的基本观点。在后现代心理学那里，负性特征在于对现代主义心理学的批评和反叛。现代主义心理学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几乎包含了除后现代心理学之外所有的心理学理论与流派。作为西方主流心理学的行为主义和认知心理学无疑从属于现代主义的范畴，除此之外，精神分析、人本主义心理学等非主流心理学也是现代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后现代主义的角度来看，这些心理学理论和流派都具有这样一些特征：(1)基础主义，即认为心理学的知识是以作为“精神实在”的心理现象为基础的，心理学的知识是这些实在(reality)的描述和表征。如认知心理学假定了存在着一个内在的认知过程作为它研究的基础，精神分析认为存在着一个无意识的心理过程作为它探索的对象等等。(2)本质主义，即认为人存在着一个稳定的本质特征。在行为主义那里，人的本质是由环境决定的；在精神分析那里，人的本质是遗传和早期经验决定的；而在人本主义那里，人的本质是潜能的自我实现。种种观点尽管在本质的性质上差别极大，但是都假定了这样一种内在本质的存在。(3)个体主义。现代心理学的各个流派几乎都把关注的焦点放在个体身上。后现代心理学家格根曾经指出：“个体中心的效应是双重的，其一是个体的心灵成为主要的研究对象，其二是人类心灵的知识被理解为科学研究者个体心灵的成就。”[1]社会水平上的分析，文化的影响被忽略了。(4)科学主义，即认为通过科学的方法，能发现有关心灵或行为真实的、客观的知识，并通过知识的积累，最终确立心理学作为科学的统一理论体系。后现代心理学家对这些观点则持批判的态度。
从反对基础主义的观点出发，后现代心理学认为所有的知识，包括心理学的知识，都是一种社会建构。在心理学的所谓“科学知识”的背后并没有一个心理的“实在”作为基础。知识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发明”的，而不是通过客观方法“发现”的。依照心理学中的基础主义观点，心理现象的分类是以心理的实在作为基础的，认知、情感、意志、态度、人格等实实在在的存在着，成为我们对心理现象分类的根据和理由。然而，“在后现代主义和社会建构论看来，由于所有的知识都是通过语词而社会建构的结果，语词的意义又随着群体和时间的不同而不同，即语词的意义依赖于社会过程，因而我们不可能达到对世界的客观理解。知识只不过是以语言形式表述的社会一致意见。”[2]就心理治疗和咨询领域来说，每一种理论只不过是特定文化历史条件下的建构。这些理论并非“真理”，而是“叙事(narrative)”，说得更露骨一点，是各自所说的“故事”。
依照现代主义的观点，语言是实在世界的符号表征，公开的语言表达着内在的思维和情感。后现代主义反对这种观点，认为语言作为能指(signifiers)，其与实在的关系是武断的、任意的。语言并非一个中性的工具，表征世界、表达思维。相反，语言规定思维，对认识过程施加了种种限制。语言中的种种规则和范畴规定了人们的认识方式。情感、意志、认知、人格等并非精神的实在或实体，而是一些语言范畴。在社会的交往和互动的过程中，你必须使用这些语言范畴才能达到交流的目的，否则就无法为他人理解。因此，语言并非表达思维内容的中性工具。“我们用以理解这个世界和我们自己的术语和形式都是一些人为的社会产品，是置根于历史和文化的人际交流的产物。”[3]当然，把语言看作人际交流的产物并不是说社会交往中的人们可以在语言的含义上达成一致，实际上，同一语言社区的人们在语词的意义上时时在争论着、协商着，语言的意义始终是开放的。例如“人格”这一术语，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意义与之对应。在不同的心理学家那里，人格这一术语被建构出不同的意义。
从反对本质主义的观点出发，后现代心理学认为人并不存在一个作为本质的“自我”。传统心理学认为，在千变万化的行为背后存在着一个作为人的“自我”的稳定心理结构，它是各种心理过程的中心。当自我中存在着冲突的力量，且长时间无法解决时，病态心理和行为就产生了。心理治疗和咨询的作用就在于帮助患者解决冲突，重新整合自我，使之处在理性的控制之下。后现代心理学认为，有关“自我”的假设本身就是不成立的。所谓的“自我”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通过语言建构出来的。在反对神学权威的过程中，西方文化建构了一个独立的、稳定的、个体性的自我的存在。在这种传统中，自我是人类理性的代表，是挑战神学权威的化身。20世纪的心理学把这样一个建构的概念实体化，提出了无数“自我”或“人格”理论。但从后现代的观点来看，自我本身就是人们从行为中推论出来的，然后又用于解释这种行为。在人的内部根本就不存在这样一个本质化的自我或人格。这样一些概念都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后现代心理学的这一观点一方面有助于克服心理学中的个体主义倾向，使得心理学家易于在社会的水平上和人际关系的层次上分析自我或人格的含义，另一方面，也冲击了传统的治疗和咨询领域。因为这些领域恰恰是建立在理性、自主、稳定、内在的自我假设的基础之上的。
后现代心理学力主把心理学的知识建立在社会文化的基础之上。既然认知、情绪、人格和自我等心理现象都是特定社会和特定时代的语言建构物，而语言是文化的、历史的，因而我们对于心理现象的理解是受时间、地域、历史和文化等制约的。这意味着，我们理解世界的方式，认识我们自身时所使用的概念和范畴，都是文化地、历史地给予的。我们只能在社会文化划定的圈子里从事认识活动，不可能超越历史和文化。因此，心理学无法回避文化。同时，文化是多元的和多样性的，在西方主流文化之外还存在着多种弱势文化。传统的治疗和咨询大多反映了主流文化的要求。“尽管这些咨询的目标或许适合于许多来自于欧美背景的白人群体的患者，但是这些目标经常与非西方的患者对待心理健康的方式产生冲突。与心理健康的欧美观点相比，来自于亚裔美国人、南美人、非裔美国人和土著美国人背景的患者在心理健康方面建构了极为不同的观念。”[4]因此，在后现代的景观下，咨询和治疗既必须考虑文化的因素，又必须关注文化的多元性和多样性问题。
2 后现代条件下的心理治疗与咨询
在后现代心理学的影响下，心理治疗和咨询出现了一些新的理论模型，如家庭疗法、叙事疗法、互动疗法等等。这些治疗和咨询方法虽然各自侧重点不同，但也有一些共同的方面使它们区别于传统或“现代主义”的方法。这表现在：
2.1 社会建构主义的认识论基础
后现代的心理治疗和咨询是以社会建构论作为其认识论的基础的。依据社会建构论的观点，心理学知识不是“精神实在”的客观反映，而是心理学家的社会建构。把这样一种观点应用于临床领域，则后现代的心理治疗和咨询者认为所有的治疗和咨询理论都是特定文化历史条件下的社会建构，仅仅是一些“隐喻”(metaphor)，或者“叙事”(narrative)，而不是对心理问题的客观表征。传统上，每一种理论都认为自己是有关病理心理，或心理健康方面的客观真理，但从后现代的角度来看，所有的知识都是建构的，包括病理心理在内的心理过程也是语言建构的结果，“这一观点同大多数学派关于实在的观点是不一致的，特别是同临床心理学和精神病学所倡导的理论更是相矛盾的。的确，精神病学这个耗资巨大的事业正是因为它声称可以给予精神世界客观的表述。然而，心理健康咨询者最近已经开始解构精神病诊断和分类的客观效度和实用特性。这些学者指出，给某个人贴上标签总是代表着某种置根于社会的过程，而不经常是所谓的科学过程。”[5]从后现代的角度来看，临床专家并不占有有关患者的“病理心理”的客观知识。在传统的心理治疗和咨询中，临床专家经常假定患者存在着“否认”和“抗拒”现象。在后现代的临床专家那里，这些概念是站不住脚的。因为说患者否认或抗拒，说明临床专家发现了患者病理心理的客观存在，而患者要么没有发现，要么不能理性地对待。这种对病理心理客观存在的假定是后现代学者所不能接受的。
2.2 病理心理的定义
在传统的心理治疗和咨询中，病理心理被看作为客观存在的实体。例如，在精神分析的框架内，病理心理是“压抑的情结”；在理性——情绪疗法那里，是非理性的信念等等。尽管这些理论观点对病理心理的表述不同，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即都把病理心理看作是某种客观的范畴，实实在在存在于患者的内部或外部的某个地方。但是后现代心理治疗和咨询“不是把临床问题看作是客观的缺陷，而是理解为在临床专家与患者的对话中形成的主体间性的语言构造物。”[6]从后现代的角度来看，病理心理客观存在的假定是基础主义和本质主义的表现，包括病理心理在内的一切“实在”都是社会文化的语言建构。后现代学者认为，没有什么方法能确保我们达到对客观实在的理解，也没有哪一种临床方法能使临床专家接近患者的“真实病态”。因为根本就不存在这样一些独立于语言的客观实在，一切都是语言的建构。因此，所谓的病理心理并没有客观的意义，仅仅是一种语言的建构，是“叙事”而不是“实在”。
2.3 作为“叙事”的自我概念
“自我”是心理治疗和咨询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咨询专家怎样看待自我的组织，在自我方面使用什么样的隐喻，都会反映在与患者接触时所选择的方法上面。”[7]或许并非每一个临床专家都能清晰地表达自我概念的结构和知识，但是，他们的确是在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受到所接受的自我概念的指导。传统上，大部分治疗和咨询理论把自我看作是一个“精神实体”，认为“自我”影响着个人各种心理功能的正常进行。心理健康方面出现问题、病理心理的产生都与自我功能的失调有关。因此，临床专家的任务就是要使患者去掉自我的各种虚假、防御性的保护层，发现自己真实的自我，加强自我对行为的理性控制力量。但是，后现代心理治疗和咨询接受社会建构论的观点，认为自我并非精神实体，而是一种社会建构。在他们看来，自我乃是一种“叙事”的过程，是患者所说的“故事”。这并不意味着患者在说谎。因为患者正是通过这种叙事或故事的过程把零零碎碎的经验组成有意义的整体，并通过叙事的过程理解他的生活经验。因此，叙事和故事远非事件细节的陈述和罗列，而是产生生活意义的方式方法。当患者求助于治疗和咨询专家时，大多数情况下是他们已经无法把生活经验组合成连贯的整体，或者尽管他们有一个连贯、紧凑的“故事”，但是这个故事所反映的不是他们所希望的主题。在这种情况下，临床专家的任务是倾听患者的“故事”，从中发现患者组合经验、产生生活意义的方式方法，并帮助患者建构一个更为积极的“故事”，形成一个健康的“自我”。
2.4 共享的医患关系
在后现代的心理治疗和咨询中，临床专家和患者的关系是合作的和共享的关系。在传统的心理治疗和咨询中，临床专家和患者的关系是独立的，临床专家握有专业知识，控制着治疗和咨询过程。在患者的眼中，临床专家知晓患者的“真正”病因，而自己需要做的仅仅是陈述症状，接受指导，听命于临床专家的建议。从后现代的角度来看。两者是不平衡的权力关系：临床专家站在科学的一方，以各种科学话语对患者作出诊断，提供建议；而患者则处在弱势，在代表科学的临床专家面前放弃了自己的权力，听任临床专家的控制和摆布。后现代的心理治疗和咨询专家改变了这种医患关系。从后现代的角度来看，一切都是社会的建构，包括患者病因的知识都是建构出来的，并非所谓的“真理”。因此，临床专家无任何特权可言。两者的关系是共享的、互动的，临床专家并非独立的观察者、判断者，而是参与性的观察者(participant-observer)，同患者紧密联系，组成一个医患互动的整体。在这个医患的整体中，临床专家并非控制者或负责人，他们也不会把一些专业范畴强加给患者，给患者贴上各种各样的标签，如“神经症的”、“人格分裂的”等等。他们所做的只是与患者一起重新建构生活的“故事”，完成一个更实用的“叙事”。
2.5 文化敏感的介入策略
从一定意义上讲，传统的心理治疗和咨询在文化问题上都是“迟钝”的。这并不是说它们排斥文化因素，而是说，文化被当作一个一般的环境因素置于可有可无的境地。既然文化是一般性的，每一个人的成长都受到文化的影响，那么这种影响可以忽略不记。所以传统的治疗和咨询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对文化因素缺乏“敏感”性，表现出治疗或介入策略上的“文化迟钝”。后现代的心理治疗和咨询接受多元文化论的观点，认为传统的心理治疗和咨询建筑在西方文化的基础上，反映的是欧美白人中心主义的价值观。例如在传统的治疗和咨询中，临床专家往往把建立自尊和自信，增强个人独立性作为治疗和咨询的目标。实际上，这一目标是建立在西方个体主义的价值观基础上的，对于强调集体主义价值观的社会来说，这一目标显然与患者的价值观相冲突。因此，这种介入策略对于集体主义社会的患者，或者对于西方社会中的少数民族的患者是无效的。后现代的心理治疗和咨询主张发展对文化敏感的介入策略，充分认识不同的价值、信念和世界观对不同患者的影响，尊重文化差异，摆脱种族中心主义的桎梏。
3 后现代条件下的心理治疗和咨询理论的整合
后现代心理学的整合观不同于各种现代主义的整合观。现代主义的整合观建立在实在论的基础之上。依据心理学中的实在论观点，各种心理现象、心理过程和状态都是实实在在地存在着，各种病理心理、心理冲突和心理问题也都确凿无疑地存在于患者内部的某个地方。作为主体的心理学研究者或临床专家必须采取客观的态度，不带任何偏见，排除各种主观因素的干扰。只有这样才能发现有关心理现象或病理心理的“客观真理”。这种观点构成了各种现代主义心理治疗和咨询理论模型的认识论基础。几乎每一种理论模型都认为通过自己独特的方法，可以确定病理心理的真正原因。换句话说，每一种治疗和咨询理论都把自己放在“客观真理”的位置上，认为可以客观地解释患者的病因，也可以客观地改变患者的行为。例如，人本主义倾向的心理治疗和咨询认为每一个人天生具有“自我实现”的潜能，患者也不例外。当这种客观存在的潜能得不到正常发挥，就会导致各种心理疾病。人本主义心理学的临床专家就是要协助患者“发现”这种潜能，帮助患者达到自我实现。精神分析的心理治疗和咨询则认为存在着各种潜意识冲突，通过自由联想法，精神分析的临床专家可以发现这种冲突，并能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法。不同的理论模型都认为自己掌握着治疗和咨询的“真理”，并认为其它各种理论模型是“伪科学”或“骗术”。因此，现代主义的心理治疗和咨询理论从本质上讲就是相互排斥的。“在现代主义的背景下，每一种咨询方法必然地维持着某种对其它方法的排他性。简单地说，每一种方法都意欲发现人类心理状态和心理痊愈的最重要的决定因素。每一种理论体系都把自己的真理看作是人类心理机能中最中心的部分，同时又贬低或者忽视竞争对手的理论。”[8]在现代主义的框架下，各种理论模型的整合是不可能的。
后现代主义心理学为心理治疗和咨询的整合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框架。在这种新的框架之中，理论概念的真理性不再是临床专家追求的目标。从后现代的观点来看，(1)后现代是多元的时代，后现代主义强调多元性和多样性，一元的、大一统的目标是现代主义的理想，同后现代主义格格不入。这说明各种理论模型都有其存在的理由。后现代的整合将是建立在共同基础上的多元化整合。(2)由于所有的知识都是社会建构的结果，因而各种各样的治疗和咨询理论都是一些“建构”或“叙事”，而不是所谓的“真理”。这就确立了各种理论模型的平等性，理论与理论之间既没有真假之分，也没有贵贱之别，从本质上讲，只不过是各自所说的“故事”。(3)既然各种理论模型只不过是带有“故事”特征的“叙事”，那么心理治疗和咨询理论的整合就不必要以所谓的客观真理为基础，而只需要确定心理治疗和咨询作为一种“叙事”同其它的叙事有那些区别，找出心理治疗和咨询的“叙事”在内容方面的共同特征，以作为整合各种理论模型的基础。
叙事在不同的学术领域表现出不同的特点。根据后现代主义心理学的观点，在内容方面，心理治疗和咨询作为一种叙事有这样一些典型特征：
第一，与所处社会的价值观相一致。心理治疗和咨询的发生和发展并不是一个累积“真理”的过程。实际上，它只不过是为社会服务的劝说性“叙事”。心理治疗和咨询作为一种劝说性的叙事必须同社会的价值规范保持一致，否则就很难达到说服的效果。传统上，心理治疗和咨询在实证主义科学观的影响下，强调治疗和咨询的“中立”性质，试图保持一种“价值中立”的态度。但实际上各种治疗和咨询的理论模型都与特定社会的文化风俗和价值规范是一致的，反映了特定社会的特征和要求。精神分析起源于19世纪的欧洲，当时的欧洲社会认为科学是发现真理的方法，人们崇信科学；在社会生活中，多种社会禁忌的存在又使人们普遍感到压抑和悲观。精神分析恰恰结合了这两点。在科学的旗号下探讨被压抑的潜意识。精神分析传到北美以后，理论模型产生了明显的变化，因为北美社会强调社会的竞争和对环境的适应，所以精神分析成为强调适应环境要求的自我心理学(ego psychology)。精神分析的这种变革是文化背景转变的结果。如果不能与社会的价值规范保持一致，则治疗和咨询的劝说效果就难以体现。我们不能设想与社会价值规范相矛盾的劝说能为患者所接受。
第二，心理治疗和咨询作为一种叙事，它所依赖的不是客观真理，而是依赖于它的修辞和说服力。所以，从本质上讲，它不属于科学的范畴。它更多的带有艺术的色彩，即劝说的艺术。但是，在这个崇尚科学的时代，科学作为一种强势话语是任何其它的话语所不能比拟的。如果把心理治疗和咨询作为非科学的艺术，则其疗效就会大打折扣。患者的科学崇拜情结使他对艺术性的叙事产生抵触情绪。所以，心理治疗和咨询必须使自己保持在科学的范畴里，以便于可以对患者产生足够的吸引力。但是在另一方面，科学意味着能证伪自身，根据科学哲学家波普(popper,K)的观点，只有能被证伪的理论才是科学的理论。所以，任何一种治疗和咨询理论为使自己成为科学的，就必须能以某种方式证伪自己。但是，如果哪一种理论证伪了自己，它的疗效也就终结了。任何患者都不会接受一种已被证明为谬误的理论的劝说。因此，现代的各种治疗和咨询模型都发展了一套防御机制，使自身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被证伪。其结果是，以波普的标准来衡量，这些理论模型都是非科学的。这是一种矛盾，但这恰恰是作为叙事的心理治疗和咨询的特点：即科学的外貌，本质上却是艺术。
第三，心理治疗和咨询作为一种叙事依赖于它的劝说和说服的力量。但是，许多其他的叙事也具有同样说服力，如宗教等等。在一些情况下，宗教的劝说和说服力量如此之大，人们可以为之献出自己的生命。那么，心理治疗和咨询的叙事同宗教的叙事有什么区别呢？明显的区别在于，宗教叙事说服和劝说人们皈依教门，产生对宗教的终身依赖；而心理治疗和咨询的叙事则在于劝说和说服人们自信、自立、自主，最终的目标是结束治疗和咨询的过程，并不让患者产生对临床专家的任何依赖。这是心理治疗和咨询区别宗教等其他叙事的根本特点。
依据后现代心理学家的观点，心理治疗和咨询这种叙事的上述特征可以作为整合各种理论模型的基础。各种理论模型尽管在外部特征存在明显的不同，但在叙事的内容上，都呈现出上述特点。多元化的整合可以此为基础，达到对各种理论模型的弥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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